夜读知堂之一狱中的周作人
深山夜读 发布于： 2008-09-09 21:27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买来很久了，一直断断续续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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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十卷，第一卷名为《中国气味》，是周作人关于思想、社会、时事的一些随感、杂谈与评论，很多都是早期的作品，关于日本的新村运动，关于宗教，关于对政府的批评，尤其是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占了相当比重。此类文章很多都是对当时事件的评论，大多已经时过境迁，而且已经从鲁迅那儿了解过太多，所以，并不太吸引人，有不少都是匆匆翻过的，并没有认真读。
但即是如此，也发现了一些很耐人寻味的东西。周作人和鲁迅的文章，历来都被大家视作一激烈一平和的截然不同的风格，从总体来看，这似乎并没有问题。但周作人早期的很多杂文，与鲁迅的风格实在很难分得开。读第一卷中的很多文章，那种犀利的文风，甚至很多遣词造句，都会让人想到鲁迅，让人觉得，兄弟两的起点，实在是很一致的。不过是随着岁月的变迁，一个向外，变成匕首与投枪，一个向内，变成苦读的学者而已。
关于周作人后来做汉奸，历史已经有定论，自是不容置疑。关于他如何会做汉奸，也有不少已成共识的原因。比如他酷爱日本文化，娶了日本老婆，他性格软弱，不能吃苦，舍不得离开北平舒适的生活，再比如日本人胁迫他等等。在读他当年的文章时，我也注意到另外的一些不同的因素。
与鲁迅一样，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周作人是一贯持批判态度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比鲁迅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是谴责国人对于杀革命党人的冷漠，鲁迅有《药》，周作人则说：
“这实在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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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国民族的十足野蛮堕落的恶根性来了。我常说中国人的天性是最好淫杀，最凶残而又最卑怯的……我承认中国民族是亡有余辜，这实在是一个奴性的族类……”
“我读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
这与鲁迅作品中流露的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是截然不同的。对于批判自己，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爱之深，恨之切"，这样的爱恨之间，是不是一定有因果，究竟如何，很难说得清楚。象尼采就很厌恶德国人，艾森豪威尔也德裔，在二战时对德国战俘比谁都严酷。古人说，人难有自知之明，其实对于自己，人往往看得是十分清楚的。当一个人在自己的民族性里看到太多的丑恶，恨之太切，爱的基础恐怕也会悄然动摇。
1935 年3月，周作人写过包括《岳飞与秦桧》、《英雄崇拜》等在内的一系列文章，公开为秦桧鸣不平，认为秦桧的主张讲和，是当时国力弱小的南宋，最好的应敌办法。而主战，除了对国家造成伤害之外，毫无用处。在他的文章里，反复引用了清代哲学家颜习斋的一段话并加以评论，我觉得充分代表了他那一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颜习斋曰，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槐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
周作人评论道，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亦足以误国殃民，不可不知也。但是事功与道德具备的英雄从那里去找呢？我实在缺乏历史知识，一时想不起来。
不知当时，有没有人对他这种观点加以驳斥。今天，我们占了几十年光阴的便宜，再回过头来看他的文章，能感觉到他当时的内心的思想斗争，觉得他在力图从他所熟悉的历史上寻找心理支持。周作人作为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同样有着“齐天下”的大志。也许在他看来，日本人的统治是他的机会，他是可以借此机会做些事功的。
周作人后来被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著名学者黄裳曾去监狱访问过他，写过一篇著名的通讯《老虎桥边看“知堂”》。在文章的最后，周作人回到监狱，黄裳去看了他的狱中生活：
这是一个小院子，里边孤零零地一所红砖房，其中是一间间的小房间，从门口上面的一小块铁丝网窗中可以望进去。房子极小，可是横躺竖卧的有五个人……知堂刚刚回来，在里面一角的席地上，脱下了他的小褂小心地挂在墙上，赤了膊赤了脚在席地上爬，躺下去了。旁边放着一个花露水瓶子。
这副景象，实在够惨的，让人心生寒意。我读黄裳的这一篇著名的通讯，很不喜欢他的有些极刻薄让人不舒服的议论，但其实黄裳自己，是非常喜欢周作人的，文章里却也充满了痛惜之意。之所以能在当时成为名作，也许正切合了大部分人对周作人复杂的感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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