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的想象

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 作者： 陆晔　　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关键词： 社会转型 新闻从业者 专业主义 话语建构┊阅读：4019次┊ （本文作者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潘忠党：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传播系教授） 摘要 专业主义正在日益成为中国大陆新闻界和新闻与传播教育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它的内涵是什么？它在中国新闻改革中正在如何形成？它的形成过程如何反映出中国新闻改革中的各种矛盾和张力？这些是本文力图回答的问题。本文强调，专业主义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强调的是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工作的普适性特征；它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与市场导向的媒体（及新闻）和作为宣传工具的媒体相区别的、以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为基石的意识形态；它还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是与市场控制与政治控制相抗衡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我们从新闻从业者如何期待及建构专业名望入手，分析三种实证资料，包括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阅读新闻工作者的自述，以考察在改革中的专业主义话语实践。我们显示，专业主义在中国有多个传统的渊源，面临各种力量的制约，在实践中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专业主义的话语建构有正式与非正式成名场域的区分和相互渗透，有以强制和“相互收编”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式对权力的行使，有组织、行业和体制内外的互动。这种专业主义话语的建构是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向面。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力图显示，专业主义的话语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具有解放的作用，预示着更加深层的变革。 作者说明：本文所分析的实证资料来自历时一年多的田野考察。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批研究生，于2000年上半年，接受了执行田野调查的 培训 焊锡培训资料ppt免费下载焊接培训教程 ppt 下载特设培训下载班长管理培训下载培训时间表下载 ，并深入媒体，进行了3－6个月的参与观察，他们还执行了部分对基层和中层新闻工作者的深入访谈。没有他们的参与和贡献，本文不可能完成。我们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文中若有任何失实或错误，与他们无干，都是我们的责任。本文资料部分来自“中国新闻改革”研究项目，这项研究得到香港特区政府大学资助委员会给潘忠党、陈韬文等的资助，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给陆晔提供的博士后研究资助。陈韬文教授在资料搜集和论文的观点形成过程中是我们的合作者。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如何考察20余年中国新闻改革这一历史的动态？其中一个取向是分析具有解放意义的关键概念（包括关键词和理念）与改革实践之间的历史勾联（articulation），也就是考察“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张力、妥协、渗透、和整合及其历史表现。 [1] 采取这样的分析角度，有学者显示，“信息”、“传播”、“受众”等西方传播学概念在80年代初的引入，在新闻改革中起到了理念和话语层面的解放作用，激发并合理化了很多改革实践（李，1995； Zhang，2000）。改革既反映在话语之中，又受话语的羁绊。当前，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正成为新的话题，它如何在新闻实践中得到阐述（郭，1999）， [2] 也就成了我们理解当前中国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闻工作是门职业（occupation），其内容就是新闻信息的采集、整理、加工和扩散。说它是专业（profession）是指从事新闻工作必需的专业技能、行为规范和评判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而这些又必须通过专门的训练而获取，并为新闻从业者所共享。因此，业界的人士常以“专业”或“业余”（amateur）来评判新闻产品，并赋予前者以褒义。“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的概念则远远超出了职业的基本社会学特征。在此基础上，它还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专业主义”是一种模式，即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模式；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即不同于政治权力和自由市场的一套理念和信念（Freidson，1994)； [3] 它还是一套话语，阐述的是媒体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角色及专业操守。它在西方的产生，有着特定的语境，其中包括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独立、自主的传媒，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liberal democracy）和服务行业的专业化（Macdonald，1995)。它是商业媒体赢利（business interests）和服务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s）这两个动因之间的矛盾和张力的产物。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成为显要议题，这本身就是社会变革的一个标志，它反映了新闻改革面临新的挑战，其核心就是新闻工作者如何应对商业赢利与服务公众利益之间的张力、如何应对政党与媒介之间的关系。 作为模式和意识形态的“专业主义”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但是，新闻改革已经涉及到了很多符合专业主义的内容，其中包括反对“假、大、空”，以事实说话；强调贴近生活，提高媒介的服务性；反对“有偿新闻”，提倡新闻业的职业伦理；呼唤“舆论监督”以及内容采编和媒体经营的分别管理等等。可以说，经过20年的新闻改革，建立新闻专业的信念、伦理和规范，早已成为新闻改革过程的新闻实践的重要内容，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已经呼之欲出。只是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之发展有自己的特征，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条件，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新闻和传媒体制。因此，考察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在中国正在如何形成首先具有认识新现象这一理论意义。其次，在西方社会，“专业主义”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一部分，具有服务于既定体制（the establishment）的功能和保守趋向（Hackett & Zhao，1998；Tuchman，1978； Said ，1994）；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却成为重构媒介和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与功能、改变新闻从业者群体结构的重要象征资源，具有“解放”的作用（Lee ，2000a）。 本文从一个角度切入，探讨新闻从业者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建构和表述他们的专业理念。我们将这个角度称为“成名的想象”。这里所谓的“成名”，即成为著名的新闻从业者，或者是获取专业或职业的名望（fame）。这种名望包含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对新闻从业者的角色的期待，以及评判新闻从业者及其成就的标准和价值观念。这里所说的“想象”，就是通过话语和实践对这些理念的表述。“成名的想象”因此是一种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即新闻从业者将专业理念沉淀于新闻实践，并通过社会实践加以阐述；它是理念与实践活动、个体与同行的群体、个人与社会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之间的一个结合点。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可以考察新闻改革过程中理念与实践的勾联。同时，由于中国新闻从业者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之一部分，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的角色转变就成为我们考察的一个重要底色；又由于“专业主义”之形成在西方社会也是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变化的过程（Jacoby，1987； Larson，1977），因此，我们的考察也就具有了反映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角色转变这一更普遍的意义。 专业名望：象征体系及其历史的继承 1. 成名想象与专业主义 西方社会学界对专业化（profssionalization）的研究显示，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职业，其职业角色通过职业理念和精神的内化而形成，它强调个体在从业过程中的社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专业化程度较低的职业，其职业行为更多地由外部控制而非来自内部压力（Vollmer & Mills，1966）。这种研究应用一些社会学的标准，考察一个职业是否已经形成为专业。这些标准就是专业主义的具体表现。在行业层面，它们包括（1）专业知识的积累，（2）获取专业知识和技能必需的系统训练，（3）专业实践的资格认可，（4）彰显专业精神的范例，以及（5）确认这些范例的行业内部机制和行业组织的自律等（Wilensky，1964）。 [4] 落实到个体，这些标准就是一系列内化了的专业信念、价值观、行为标准和从业实践的规范。专业化就是进入这一行业的个体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实现这种内化。这个过程包括在校的专业训练和在岗的实践，执行社会化过程的实体包括专业训练的老师、行业内的典范、专业组织以及传媒组织（Beam，1990; McLeod & Hawley, 1964; Splichal & Sparks, 1994; Johnstone, Slawski, & Bowman, 1976; Weaver & Wilhoit, 1996; Windahl & Rosengren, 1978）。 采用这样的研究取向，西方学者对新闻业是否已成专业常有不同的结论。认为新闻业尚不成为专业的学者们指出，新闻工作者不需要象医生和律师那样要领取从业执照；新闻行业的自律不如医疗和法律等行业那么强烈，机制也不那么完善（Johnstone et al., 1976，pp. 97-112）。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从事新闻工作需要高度的专业技能，获取这些技能需要——或者说越来越需要——专业的训练，并且整个新闻行业有它的道德标准和职业信条，并有专业组织阐述和执行这样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在西方，新闻业已经形成了阐述这些专业特征和理念的一套话语，并且有相对独立于商业和政治利益的专业规范机制。因此，学者们一般认为，新闻业是正在走向专业化的行业，新闻从业者也因此被当作“专业传播者”（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s）来研究（Ettema, Whitney, & Wackman，1987；Tunstall，2001）。 西方新闻工作专业主义的核心是决定专业特征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3）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4）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5）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 [5] 这些原则的形成并得到实践是个历史的过程。在美国，报业经历了从独立前的政论报纸、19世纪30年代前的政党报纸到大众化商业报纸（媒体）的发展，媒体由此逐渐获取了独立的经济实力。与此相应的是民主政体对新闻及言论的发表与流通自由的要求和保障，以及实证科学原则在社会各方面的普遍渗透。在这样的环境下，专业主义逐步发展成诠释、衡量和评判新闻工作的主导话语，它整合了三个领域的理念，即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新闻从业者的行为准则（Schudson ，1978；Gans, 1980；陆，1994)。 [6] 在这样的语境内，新闻媒体具有独立发现和报道事实的使命，新闻从业者享受自主的专业人格。这些理念在中国介绍的一些早期美国新闻学著作中就有体现。比如，美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也是中国最早翻译出版的西方实用新闻学著作——休曼的《实用新闻学》（1903年出版，1913年出中文版）称：“报纸者制造文明之利器也，以观察世界之情形为事者也。”（休曼，1913，p. 176）。尽管商业媒体以赢利为目的，但对新闻从业者来说，“新闻事业不仅仅是一门职业而已，它还是一种召唤，就象人们感到宗教神职对他们是一种召唤一样” （海敦，1980，p. <3）。当代传播学者认为，专业主义的话语具有整合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社区（professional community）的作用，并通过新闻从业者的实践和他们对于自己的实践的集体解说而不断再生、不断丰富。历史上和当代的著名新闻从业者，与新闻业中的某些“热点时刻”（hot moments）一道，共同成为凝聚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范例，成为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Zelizer，1993）。 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名望是一个叙述专业主义的象征体系。它源自新闻从业者的实践和产品，又不局限于实践和产品。与各种社会实践一样，新闻实践，如布尔迪厄（Bourdieu，1990）所说，是“临场发挥的表演”（improvisatory performances），其元素是行为者对场景的诠释和在具体场景下策略的选择。这些实践又成为其他人面对的“社会事实”，被他们所诠释，构成他们行为的条件。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名望在这种互为条件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表述了社会对新闻实践的“评估式诠释”（evaluative interpretations），体现了一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共享的价值观念、评判标准和参照框架（frames of references），反映了新闻这一行业对这些理念的集体认可和推动。因此，专业成名的想象是集体的活动，由具有象征意义的实践所构成，并通过话语而建构（Fairclough，1992）。当我们说专业化是个历史的过程时，也就是在说专业主义的话语建构是历史的动态，由许多新闻从业者成名、职业群体对这名望不断诠释、新一代从业者发扬光大这名望所代表的精神和理念这样一系列活动所构成的。 2. 成名想象中的传统继承 新闻作为职业在中国的产生与演变有自己的特征，其中不乏与西方的专业主义相吻合的成份。早在60多年前，《大公报》总编张季鸾的“四不”原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就以中国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媒体必须独立、自主和中立的理念。当《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命名为“最佳外语报纸”时，张代表报社同仁又一次表达了他的办报理念。他说，他和他的同仁们办报不是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野心，也不是为了成名，而只是为了事实和真理。在这三个诱惑中，他特别强调警惕“成名”的诱惑，因为新闻从业者总是希望自己有读者（方、张，1994）。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张是在说，名望会将新闻从业者置于“他人目光的囚禁之中”（Braudy，1986），令他（她）失去自己应有的独立和中立的观察立场。 但是，不可避免地，中国新闻业有自己的“名记者”或“名报人”，为新闻从业者的成名想象勾勒了一个话语场域（discursive field）。这是个多向面的空间，其构成因素中就有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演变的维度。中国近代报刊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相伴而生。早期的著名报人，包括王韬、黄远生、梁启超等，多是因变法失败或不事科举而走上了以办报参与社会变革的道路。办报成为知识分子实践传统的“士大夫”理想的新途径，也是他们获取社会名望的新途径（Yu，1993；方、张，1994）。办报者继承的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议政传统，怀有主持公理、指斥时弊的理想。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国人办报的高潮，都和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密切相关（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因此，驰骋报坛的往往是如王韬、梁启超等报刊评论家，连民国初年以新闻报道著称的最负盛名的新闻写作里手黄远生，其“远生通讯”的巨大魅力，“恰恰在于它那强烈的政论色彩”（宁，1996, p. 1）。被后人誉为中国新闻界全才的邵飘萍，更是主张报纸应为改革社会政治之利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的民意之前”；报纸虽须独立，但不可忽略乃至放弃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他手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的“铁肩辣手”四字，至今仍是讨论新闻从业者社会角色的经典表述之一。 [7] 这一传统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大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起伏跌宕，无不与报刊密切相关。晚清以降，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都直接介入了报刊的编辑出版（陈，1997；《新闻界人物》编辑委员会，1983－1989）。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无论是著名的报刊还是著名的记者，其社会影响和贡献首先是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思想启蒙，其次是针砭时弊、自由议政的舆论监督，作为最基本的新闻职业的功能——报道新闻、传递信息——则在最次。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是最末一代封建士大夫（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和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和学人（如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周作人等）（许，1997），其精神轨迹一脉相传，就是以报刊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推动社会进步。 尽管如此，当时的新闻业毕竟在国家权力体制外运作，早期的报人和以报刊为思想启蒙阵地的文人也因此带有了在“社会”这一场域活动的特征。 [8] 作为“公共领域”的雏形，独立新闻业的发展推动了对西方新闻理念的引进。前面所引述的张季孪和《大公报》，以及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中国新闻教育方面的深厚影响，都以不同形式体现了这个“西学东渐”的传统。 [9] 这个西学的传统，即便是在“党的新闻事业”体系建立之后，虽然只剩下表述新闻价值观和新闻作为事实或对事实的报道这样的碎片，仍然渗透在新闻教育中。 [10]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部分继承了启蒙的传统，但在制度上彻底改变了传媒与国家（state）的结构关系，将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收编（co-opt）进了党－国的体制，将他们定位成党的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宣扬者。 [11] 传媒不再外在于国家的权力系统，而是其中的构成部分；传媒不再从事思想启蒙，而是灌输主导意识形态，并且执行政治的指令；新闻从业者不仅是文人和信息流通的“把关人”，更重要的是党的宣传工作者（Liu，1971）。这是来自前苏联、并在革命过程中被“中国化”了的“党报”传统。这一传统培养了以邓拓为代表的一批“著名新闻工作者”（Cheek，1997）。他们将知识分子传统的“使命感”转换为“党的宣传工作者”的忠诚，精益求精地从事宣传事业。即便是在以改革为核心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们也仍然在此框架内重新审视自身的职业角色，确认“著名新闻工作者”。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闻界最重要的几个事件和最著名的一批新闻工作者，无不凸显新闻从业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国家的命运、前途和未来的深切关注，反映他们通过自己的专业实践阐述党的政策这一取向（新华社评论，2000年11月7日）。比如，1978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2]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全文转发当时任《辽宁日报》记者的范敬宜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报道“莫把开头当过头”，1985年《中国青年报》对大兴安岭火灾的深度报道“红色的警号”、“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人民日报》的综合报道“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以及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采写邓小平南巡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等，都是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和宣传效果高度结合的突出案例。 [13] 随着改革的深入，尤其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西方以客观性法则为基础的“把关人”理念，也随着媒介环境（包括新闻教育）的逐步开放而以新的力量进入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视野。在80年代初、中期进入大学校门的新闻专业学生，更是直接感受到了西方新闻职业理念的影响。到了90年代，他们中相当一部分进入了主流媒体的中层管理部门，其余大多数也是各媒体的业务骨干。通过自己的改革实践及表述，他们大大拓宽了新闻从业者建构专业形象和名望的话语空间。比如，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总制片人时间就自诩为“是最早受到国际传媒影响的老师培养的学生”，虽然说这种影响是有限的。 [14] 甚至，一些被业界视为最接近西方专业主义理念的新闻实践活动，几乎就是对海外同行的模仿：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的编导认为美国CBS的《60分钟》对其影响是很大的。同样，上海电视台的《新闻观察》在开播前，制片人和栏目主要编导也是大量研究了国外的同类节目，特别是《60分钟》，发现西方的新闻理念中规律性的东西在中国媒体实践中的意义（陆、黎，1998；蒋、孙，2000）。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媒体的冲击也影响到从业者的专业认同。2000年，被业内同人视作“最具有使命感”的电视编导夏骏辞去央视《新闻调查》制片人一职，下海出任民营的北京银汉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夏骏自称是“早起赶路的人”。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解读到他对市场经济造就更广阔的媒体发展空间的可能性的强烈期待，也可感受到他自视为中国媒体改革先行者的自豪。 [15] 3. 成名想象的话语空间 在中国传媒改革的历程中，中国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历史使命感、党的宣传工作的要求，以及西方的新闻专业理念和商海的诱惑，构成了中国新闻从业者内部错综复杂的内心冲动。同时，短短二十年间，从媒介改革实践活动中呈现出来的历史时空脉络已经有了明显的质的变异，处在历史脉络的不同坐标上的新闻从业者，其价值取向和对职业生涯的自我期许也已然大不相同。 这些多元、多变，不同类型的“名记”或“大腕儿”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以不同方式得到认可。这一方面反映了改革时期新闻专业话语的杂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转型这个特殊历史阶段相当可塑的话语空间。理论上来说，这个话语场域由几对相互对应（或对立）的概念构成。 [16] 表一是对这个话语场域的抽象总结。这种抽象当然省略了很多在实践中的变异，但是，我们从中仍可以看到各种已存话语体系的相互混杂。首先，这几对概念虽各自源于不同的传统，但是每一个概念都揉合了不同传统的元素。其次，在特定的话语场景，这些概念会有不同的组合，并与特定的新闻从业实践形成某种形态的历史勾联。 [17] 比如，所谓“人民的代言人”可以表现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为民请命，党的新闻工作的特性——群众路线，市场运作的要求——服务于消费者。尽管如此，话语场域的这些向面却构成复杂多变的现实背后的“元结构”，这些基本的“定位概念”也就是专业主义话语的基因或“基模”。 表一、 改革时期中国建构新闻专业名望的话语场域之构成 主要的向面 定位概念 新闻从业者的角色 党的宣传工作者 人民的代言人 新闻工作的性质 教育、启蒙 公众服务 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 社会整合、思想教育 信息的扩散、事实的呈现 新闻工作的行为原则 事实、真理 事实、客观 合理性的来源 党－国体制 市场经济 典型名称 著名新闻工作者、著名报人 “大腕儿” 多种元素的揉合，使新闻实践的话语有可能根据不同语境在不同体系之间变换（潘，1996）。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语境下强调不同的元素，可以使话语体系与具体行为场景结合为不同的形态，形成所谓“理念与实践结合的历史多样化”。这种多样化，一方面反映了改革实践的多彩多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改革话语缺乏内在统一。因此，中国新闻改革以及新闻专业主义所发生的历史场景不具备意识形态的单一性。 不同的“著名新闻从业者”，代表了不尽相同的新闻专业理念，即便是同一个著名新闻工作者，比如夏骏，也集合了不同的话语成份。在具体的新闻实践当中，与上述的话语场域所勾联的是三种现实力量（图一）。 图一、 新闻专业成名想象的实践空间 新闻专业理念 政治宣传体制 商业传媒体制 这三种力量，既发生在话语场域，即由上述基本概念的不同组合而构成的三个内部相对一致的话语体系，又有社会实体的意义，包括传媒体制、传媒运作中资源配置和流通渠道、具有不同教育背景的新闻从业者及其实践、以及他们互动的实践。它们相互冲突、渗透和调和，构成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专业实践的历史场景。在这样的场景内，新闻从业者选择自己的实践活动，评估各自的实践活动，并正当化（legitimation）这些实践活动。因此，专业成名的想象，也是不同的权力（power）相互抵触、讨价还价（bargain）和调适的过程，形成改革过程中的微观机制（micromechanism, Tsou, 2000）。 [18] 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些机制：“正式”与“非正式”同行认可方式的相互渗透，体制内上与下的相互收编，和组织、行业及体制内外的互动。这些探讨所引用的实证资料来自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各种文献。我们将这三种实证资料都作为广义的“文本”，即勾联论述和行为、个人实践与传媒体制、个体与专业群体的具有内部结构的系统， [19] 以考察置于具体的语境和行为情境的新闻改革实践者的言与行，探寻这种话语实践在动态中相对稳定的关系。 同行认可：“正式”与“非正式”方式的相互渗透 我们讲的专业成名，具体指的是在业内得到认可。这种认可的方式多种多样，简单来说有获得全国性的新闻奖， [20] 在同行们（professional peers）中享有“大腕儿”或“名记”的口碑，在行业报刊或专业人士的著作中常被提起等。 [21] 各种方式的认可进一步抽象化为两类：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由于中国新闻业的专业协会，如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是官办的，由它所主办的各种重要新闻评奖因此属于正式的认可方式，荣获各种专业奖励，自然更多地表达官方的新闻专业话语。其它的方式就在不同程度上比较非官方，尤以“口碑”最为“民间化”。这种非官方或非正式的认可方式，经常会带有更加浓重的“异类”（alternative）话语的成份，有时还有意识形态抗拒（ideological resistance）的取向。 这种二分法有简单化的倾向，因为不仅官方或非官方的话语相互渗透，而且经常地，正式和非正式的专业认可会重叠。比如，孙玉胜1994年成为当年最年轻的“韬奋新闻奖”获得者，标志着官方对他的专业成就的认可。同时，他也是业内公认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具有开拓精神，领导创办了中央电视台颇有影响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等栏目。同样，没有官方专业奖的标志，不等于说没有得到正式的承认。比如，光线传播的总裁王长田，在短短三年内成为电视业内颇为著名的人物，其标志之一是刘勇在其所著的《媒体中国》开篇就描写了他（刘，2000）。但是，王没有得过新闻奖，虽然他当年在北京电视台策划《北京特快》时显示了自己在体制内的价值。他的成名不仅在于被同行所称道，而且在于他的公司生产的电视节目，《娱乐现场》、《海外娱乐现场》已经在200多家有线电视台被播放，而这些电视台目前自然都是在现有的新闻体制之内的。反映这种相互渗透，2000年底，自称是“中国最新锐时事生活周刊”的《新周刊》，举办了首次民间的 “中国电视节目榜”评选。在这次号称“ 尽管有这些渗透和重叠，正式和非正式的区分还是很有意义的。1985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当代十大名记者》（陆，1985）。这十佳中领衔的就是当时的新华社社长穆青。他的成就首先在于他自抗日战争开始，写了一系列影响很大的通讯和特写。这些新闻作品具有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们以动人的文学笔法，宣传了党的政策，树立了党所需要的革命者形象，其中最著名的是焦裕禄。 [22] 这种以抓住宣传政策为“主题”，写出有影响作品而成名的新闻工作者还有原《辽宁日报》记者，后来先后成为《经济日报》和《人民日报》总编的范敬宜，《人民日报》记者和经济部主任艾丰，原《科技日报》记者郭梅尼，以及后来成为新华社社长的郭超人等。郭超人在临逝世前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将之命名为《喉舌论》，集中反映了“忠诚的党的新闻战士”这个成名的传统（郭，1997）。 到了改革深化的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这个传统出现了一些变化。虽然，这个传统的底蕴——中国知识分子忧国优民、启迪民智的使命感——长绵不衰，但是，“政治宣传”的色彩在减弱，或者说，文人的使命感进一步浮出表面，并逐渐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服务消费者”或“客户”的意识以及自己创业的意识相结合。胡舒立在《中华工商时报》的崛起代表了这种新型“名记”中的一类。胡自己说，她在《中华工商时报》得到了当时的总编，也是在全国具有改革声誉的老报人，丁望的扶持。丁不仅将她作为一位财经记者使用，而且给她自主，开辟署名专栏。通过这个署名专栏，胡成为业内名气很大的“大腕儿”，也成为财经官员们认可的名牌记者。倚靠自己的名望，胡办起了《财经》双周刊，并且又受聘成为凤凰卫视的财经频道总监。她已经不仅仅将自己看作是一名记者，而且是创业者。但是，在她身上，那种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入世精神仍然非常突出，表现之一是她关注新闻界的动向，尤其关注资本的运行，希望自己的写作和杂志能够影响资本运行的文化和制度环境。 [23] 另外一位类似的案例是南方某报一位部副主任。虽然他的名气远没有胡舒立那么大，但他有相似的成名途径。他自学成才，熟悉了IT的发展和产业，于是办起了一份每周一期的IT专版，并在专版上开辟有自己的署名专栏。这署名专栏提高了他在新闻业内和IT业内的名声，使得他经常得到IT公司老板的邀请，试用IT产品，并写评论。 [24] 《南风窗》主编秦朔又有所不同，他的署名专栏“窗下人语”以常常触及社会敏感问题著称，特别是1998年的《标致?乙烯纪念碑》一文促成广州市人大通过了确立重大市政工程责任人制度的提案，《南风窗》也因此被称做“中国第一政经”杂志（金，2001；朱，2000）。一方面，秦获得过不少官方的奖励，如“广州市十佳青年”、“广东省先进工作者”——人们通常称的“劳模”，反映出比行业的官方认可更加宽泛的知名场域， [25] 另一方面，秦朔认为中国老话里“三十而立”的“立”，“其核心应该是一种精神与思想的自由”，靠自己的影响力吃饭。他推崇如传媒大亨默多克和好莱坞经纪人奥维兹那样的人，认为他们最有文化影响力；他心目中最优秀的文化人，是当年商务印书馆总编张元济那样的管理者，他的努力使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集团，很多文化名人，都是从商务印书馆起步的（金，2001；朱，2000）。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式与非正式的成名场域、文人追求和市场导向奇妙地融为一体。 与秦朔类似，某市电台一位听众热线电话节目的著名主持人也是该市和全国的“先进工作者”，但他没有秦的那种“文人”情结。他将自己看做替党“补台”的人，也是为民众说话的人。在他那里，他的使命就是“为民解忧，不为党添乱”，因为，在他看来，法制的不健全导致很多问题没有正常的渠道得以解决，所以才有听众热线电话这样的节目，才有将问题在这个节目上“曝光”的需要。他认为这是媒体实行“舆论监督”的方式。由于持有这种理念，因此，他工作中的困扰也不同于胡舒立等人。他的一个困扰是很多听众对于媒体有错误的期望，把媒体当作了政府职能部门。他的另一个困扰是有时听众致电媒体反映问题，但是投诉者和被投诉的官员或部门各自都有正当的理由，出现所谓“两方都正确”的局面。 [26] “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分还有其它的意义。有些“名记者、编辑”在官方或非官方各自的场域内得到专业认可，却未必可以相互转换。比如《人民日报》评论部的李德民，1995年获得了韬奋新闻奖。在党报体制下，评论写作者大多是“无名”的。李是1990年《人民日报》社论“稳定压倒一切”的起草者，这篇社论对于89之后的舆论导向起了巨大影响。他还起草过其它重要的《人民日报》社论。他的成就得到专业协会的认可时，他仍然在业内没有形成口碑，没有成为名人。他自己认识到这一点，感慨说，他很羡慕那些在“前台”的人，但是，作为党报的评论作者，他又必须呆在“后台”，默默无闻。他只能安慰自己说，作为党员，能为最高级别的党报写社论，这默默无闻不仅应当而且值（李，1995）。韬奋新闻奖获得者中有不少这样的人。比如，1993年首届韬奋奖获得者、天津《今晚报》副总编陈礼章感叹自己的工作是“为人作嫁衣裳”（ 陈，1993，p. 20）。以奖励编辑、通联、评论员等新闻界通称的“内勤”的韬奋奖的建立，就是在所谓“外勤”记者成名机会增多的市场经济背景下，为从事“内勤”的媒介从业者提供获得最高荣誉的机会（ 李，1993，p. 391）。 当然，也有很多人在业内享有“大腕儿”的口碑，却进不了官方认可的成名渠道。刘勇在他的书中描述了很多非常“能折腾”的各地新闻界名人，各自都有特色，但不一定都正式得过奖。其中有的是因为自己的新闻作品而成名，有的是因为自己的市场活动而成名，有些二者兼有。比如，原新华社广东分社的王志纲就是这么一位“大腕儿”。他能写，成名早期发表过非常有影响的新华社重头报道，接着，他就开始拓宽自己的活动天地，主办过电视节目，经常被商家老板请去做咨询和策划，刘称他为“广东新闻界的全才”。但除了早年受新华社社长穆青的青睐外，王没有能够以更正式的方式显示他通过专业认可机制而获得的专业声望。新闻界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名人”，虽然“名气”扩散的范围不同。我们在实地调查中，不时会遇到一些被称为某地“名记”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中有些有自己独特的识别标志，比如有自己署名的书出版，自己掌握一个栏目或刊物，自己有车或者掌握着所在的小单位（部、栏目、节目组等）的车，与不少商家老板或政府官员很熟，有的会常常应约去给他们“咨询”，有的会应约撰写“传记”等。 [27] 这些“名记”们所代表的话语就比较复杂，难成系统，但是，他们相同之处是或者因为某方面的开创或而在业内被认可，或者因为自己以及所在媒体单位在市场上的运作成功而知名。 我们也不能仅仅局限于那些满足了上述“成名”的操作化标准的几个人。更多的新闻从业者并没有身带那些标记，但是，他们仍然表现出自己的职业理念，构成那些少数“名记”的基础。比如，在颇有市场的某都市报，记者队伍年轻，竞争很强。一位已经出版过两本书的女记者报怨，因为忙，自己没有时间给年仅四岁的女儿做饭。她认为自己应聘做了新闻工作后找到了职业的“感觉”，她说这感觉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即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高度的专业技能。 [28] 这是相当普遍的新闻工作的职业理念。比如，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充盈着使命感，他们的各期节目清楚表达了这一点；同时，他们也特别强调业务训练，内部有节目评点、评奖制度（夏、王，1999）。 在讨论同行认可对于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名望的话语建构时，媒体的市场影响力不可忽视，市场与党的新闻事业体制是新闻从业者实践的两个不同的正当性基础（潘，1996）。一项地方性的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的调查显示，近25%的被访者把业内同行的评价即所谓“口碑”看成是自己制作的节目质量的评价标准，只有不到5%的被访者认为获奖与否才是节目质量的评价标准，另有近半数被访者则将收视率放在首位（陆、陈、杨，2000）。由此可见官方评价、非官方的圈内口碑和市场影响力之于新闻从业者的自我认同的不同意义。从另一个角度看，官方评奖机制的明显缺憾也是业内人所周知的。一位某省级机关报的上层领导就曾在非正式的场合抱怨中国新闻奖的一等奖不是比谁的新闻作品好，而是比谁能采访到最高级别的重大活动，“那些奖项都是为中央级媒体准备的”，三等奖是搞平衡，照顾，“只有二等奖还稍微有点真本事”；但在他谈论自己的某个能干的下属时，又会说“他可是得过中国新闻奖的”。 [29] 这种正式与非正式专业认可的不同，清晰地表现出成名认可背后的专业理念不同，也构成不同的新闻专业话语。2000年11月8日，中国的第一个“记者节”就是一个集中体现这些区别的“热点时刻”。 [30] 这个节日的建立，不仅表示在20世纪结束时，有着5000多家新闻媒体、55万名从业者的中国新闻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个人数庞大的显在行业，而且表明党和政府对这个行业的高度重视。记者节的确立是官方行为，或者说是行业的要求通过官方渠道而实现。记者节的庆祝也因此具有官方和不那么官方的不同场景。在官办的庆祝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出场，鼓励新闻工作者要“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共进”。曾历任官方传媒主管和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的吴冷西与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则分别代表两代新闻工作者，表达他们对这个“创造激情和被激情创造”的职业的热爱，宣布要“用新鲜的感觉抚摸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北京晨报》, 2000）。拨开煽情的词汇，他们所表达的主调是“忠诚的党的新闻工作者”这样的角色及其应当承担的责任。 这却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业界自己对这一节日的话语阐述。《南方周末》在这一天的专版特别有意义，它醒目地强调了编者眼中媒体的社会功能——“给弱者以关怀，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以及记者的社会角色——“当我们把真相告诉公众，我们不仅表达了记者的愤怒，我们更表达了社会的良知。”（《南方周末》, 2000）。《南方周末》的评论，体现了中国新闻从业者所理解的西方新闻专业理念中“观察者”和“倡导者”这两个角色的矛盾（Johnstone et al., 1976, pp. 113-132.），以及中国知识分子从事新闻事业的使命感： “记者在大多数时候，他的主要使命是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新闻就是记者所记下的历史。但是，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记者的使命还不止于此，他的记录，会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时，记者的记录，本身就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有多少记者担当着这样的使命！他们用自己的职业行为，推动了历史。只要贫困、饥饿、蒙昧、灾难等人类所有的苦难没有结束，人类历史前进的脚步没有结束，这样的使命就不会结束。” 在《南方周末》的版面上，中国记者的光荣先驱是黄远生、范长江、邵飘萍、邹韬奋、徐铸成和储安平；今天最值得被记住的记者，是为农民请命、最早就包产到户问题直接倾听农民心声、为中央制订有关政策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第一手资料的新华社记者，是用相机推动“希望工程”进程的《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解海龙，是被很多老百姓看作“焦青天”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还有那些并不在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名册上的普通记者，如帮着老百姓讨公道的《海口晚报》记者寒冰和《新晚报》记者金炎。选择这些人作为新闻从业者的范例，表达了至少一部分新闻从业者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职责和中国文人匡时济世的传统的继承。 更为突出的是《南方周末》在专版上对储安平的推崇。储安平被认为是“以西方的新闻观点来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的新闻工作者。他主办的“……《观察》这本刊物在多方面，可以看作西方新闻理论在中国的一个成功事例”（谢，1994, p. 153）。但是，储的悲剧是，他是个执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由报界成为独立的报人，“终身的理想是想通过言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甚至忘了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他过分早熟的对自由与民主观念，给他带来了终身的不幸”（谢，1998）。《南方周末》在这个行业的庆典上将储安平和其他几位成名于1949年以前的新闻界前辈视为中国记者光荣的先驱，无疑是对于新闻职业理想的选择性表达，因为，“每个行业都有追溯和推崇先贤英雄的传统，作为整合行业内部成员的重要手段。这些人身上，往往集中着一个行业的理想和规范……显然，《南方周末》更具有职业的自觉诉求，并把相对于国家权力的独立和对真相、真理的追求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施，2000，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另加的）。 这些分析显示，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成名有不同的场域。场域的这种分化使得专业成名过程具有了很大的弹性。虽然党的新闻事业的原则、市场运作的规律和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理念这三者之间有矛盾和张力，但由于场域的分化，它们各自不同程度地相互渗透。其结果是，改革过程中建构专业主义有着复杂的话语资源。在新闻实践中，这三股力量虽然经常相互冲突，但并不直接地不可调和，更准确地说，在改革的宏观层次，它们之间的不可调和不被允许。更多地，这三者之间的某种调和是改革型的“非常规”实践的必要条件（潘，2000a），也是新闻从业者策略性选择的重要考虑。与此相对应，“正式”与“非正式”的专业名望认可也成为改革时期专业成名的互补的场域。 相互“收编”：权力的机制 上面所讲的是专业认可的方式以及专业成名的场域。我们的分析隐含了这两个场域的某种“水平”（horizontal）结构的意念。其实，它们之间也有“纵向等级”（vertical hierarchy）的向面，也就是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hip）的向面。其根本原因在于新闻改革在党的领导下展开，宣传体制的基本原则受到以政治权力控制（包括行政和意识形态）为手段的坚决维护。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改革是“鸟笼”内的“制度创新”（潘，1997；陈，1999；Pan，2000a, 2000b），相对应的是，正式的成名场域比非正式的更具有“正当性”（legitimate），正式的“认可”是官方的控制手段。 但是，既然有上面所说的横向相互渗透，纵向控制（control）也就不是单向面的，而是由“强制”（coercion）和“收编”（co-opt）这两个方面构成的。 [31] 所谓“收编”，是这样一个过程，即权力中心将“另类”（alternative）话语和实践纳入主导意识形态和权力体系，使之正当化（legitimate）和常规化（routinized），并以此将之驯化为现存体制之一部分。早在1994年，美国传播学者朱迪（Judy Polumbaum）就指出，中国媒体的宏观控制在发展法制和专业自律两种机制。这两种机制具有双重作用：强化控制和限制对媒体的随意干涉（Polumbaum，1994）。她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暗指了图一所表示的三种力量在党的新闻控制主导下的相互钳制。新闻从业者专业成名浸淫于这样的权力过程之中。同时，因为专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控制的模式（Freidson, 1994; Larson, 1977），建构专业主义话语的过程也无可避免地涉及权力关系的建构。我们在这一节，通过“相互收编”这个理论概念，对上一节的讨论作出理论诠释，并以此展示“正式”与“非正式”成名方式相互渗透背后的体制根源。 官方“收编”新闻从业者的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建立主导框架，鼓励新闻从业者在这个框架内“成名”，并且力图通过各种官办的专业奖励阐释这个话语框架。凡在70年代末进入新闻专业学习的人都会记得，当时新闻专业的方针是培养“忠诚的党的新闻战士”。今天，这一点并没有根本改变，我们从江泽民“重提‘政治家办报’”的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江，1996）。在这个大框架内，官方不仅鼓励新闻从业者“提高业务”，并且“成名”，而且号召各新闻单位“培养”自己的“名记者和名编辑”。比如，长期直接领导新闻界的胡乔木就在1991年的一个讲话中，敦促新华社培养自己的“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并举出范长江作为典范（胡，1991/1997）。作为话语中的一个符号，范长江因此被赋予了官方的期望和要求。同时，由于范是通过自己的新闻作品和实践、借助“中立”的《大公报》而成名，他也成为具有多重“意义阐释”的符号，容易为新闻实践者们所接受，成为新闻界“非官方”的光荣先驱。 [32] 这种对同一象征符号的共享，使得当官方在使用范长江这个象征符号时，有可能“不经意”地将自己的宣传话语表述成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 反映这种官方将新闻实践“收编”在体制内的努力，前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在1984年的一个讲话中，要求新华社不仅注意培养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而且要注意收收优秀新闻工作者入党。郭将此提高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层面，同时，他也有很实际的考虑。他认为，拥有一批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是新华社成为国际性大通讯社的必要条件，而吸收优秀新闻工作者入党是为他们的工作创造条件，因为，新闻工作要求记者接触到各种和各层面的人、信息和事件，游离在党外会令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遇到很多限制（郭，1984/1997）。这也就是说，新闻从业者的成名路程必然要被纳入已有的新闻体制，他们必须成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the 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Cheek, 1997; Hamrin & Cheek, 1986; Goldman, Hamrin & Cheek, 1987）。 分析胡、郭的言论以及他们的依据，我们可以看到新闻从业者“成名想象”中官方话语的清晰的外延，即是否为“我们自己的著名新闻工作者”。所谓“我们自己的”，首先是“党的”，其次是民族的。郭在讲话中强调了这两点。胡乔木也认为，只有有了“自己的”名记者，才可以夺得国内新闻事件的优先报道权。同样，吴冷西也在1993年范长江新闻奖的颁发仪式上号召建立“我们自己的新闻队伍”，并称范是“共产主义新闻战士”（吴，1993）。在官方的成名话语中，甚至20年代的邵飘萍也被涂上了“共产主义”的色彩，因为毛泽东曾听过他的课，还因为他被认为是地下共产党员（华，1998）。成为“我们自己的”新闻工作者不仅仅是官员们的号召，而且被新闻从业者——尤其是那些在级别较高的“喉舌”媒体工作的从业者——落实在实践中。比如，孙玉胜在他获“韬奋新闻奖”时著文引述江泽民的话，说新闻工作者应当时刻记住不给党“惹祸”，不影响“稳定”，要忠实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孙，1994）。这与前面谈到的某电台主持人“给党补台”的说法同出一辙，反映了新闻从业者内化服务、服从于宣传体制这一观念后所体现的自觉态度。 这样的话语在新闻从业者谈论“批评报道”或“调查新闻”时尤为突出（孙，2000）。这绝不仅仅是冠冕堂皇的说法，或策略的话语，而是媒体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新闻从业者维持和拓展实践空间的重要一环。话语是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实地考察中，我们感受到，很多新闻从业者虽然反感无时不在、主观意志很强的干涉，但他们也清楚，新闻工作的现实条件是，党在议程设置上具有最高权威。如果要获得“社会反响”，包括“社会效果”和“市场效果”（即捕获受众），新闻报道必须抓住党所要解决的重大政策问题，而这些也往往是社会最为关心的议题（孙，2000；pp. 166-176；夏，1999，pp. 343-366）。中央电视台的一位中层主管认为《焦点访谈》的成功是因为抓住了宣传需要与受众需求的最佳结合点，他将之概括为选题“领导重视、群众关心、（具有）普遍意义”。 [33] 因此，新闻工作者的成名无法避免“政治宣传”的要素。 官方“收编”新闻工作者及其实践还表现在前面所说的建立各种专业奖励。无论是操办这些评奖的专业团体之构成和评奖之机制都说明，专业评奖其实是控制的手段。首先，历届记协的主席都是高层的宣传主管（如胡乔木、吴冷西）或中央级媒体的主管（如范长江、邓拓、曾涛、邵华泽），这些人都是部级官员。这种党政官员出任专业协会领导的现象其实是体制内的必然。其次，各种奖励的评奖委员会都由主要“喉舌”媒体的主管和新闻界受官方认可的著名学者组成。再次，在各次评奖的条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正确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都被列为最重要的标准。 [34] 到目前为止，尚没有民营的媒体内容生产者可以送作品参加这些评奖，虽然有些更贴近市场的媒体（如晚报、都市报、服务性电视或电台节目）获奖。这些构成了“正式”专业认可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即官方的专业话语的基础支撑。 [35] 更为直接的“收编”的方式是提拔新闻工作者，任命他们为宣传或政府部门的主管。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不必一一列举。这些人当中，有很多又会在党或政府的主管部门之间流动，或者在主管部门与媒体之间流动。 [36] 媒体的专业人才从事宏观管理，当然会比非专业人才能更加管到点子上。这种做法，一方面促使媒体宏观管理更加专业化，另一方面也将新闻工作变成进入政治权力的等级体系（political power hierarchy）的重要途径。这种做法并不是改革中的创新。邓拓的人生历程清楚表明，这个策略由来已久，它历来是建立和巩固宣传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顾、成，1991）。 [37] 从建国初年到文革，正是通过这类策略，如我们前面所说，新闻媒体被完全纳入了党－国权力体系。但是，90年代的新闻改革已经开始为媒体挤出了一点“社会”的空间，这就是市场所支持的、相对“外在”于政治权力等级体系的场域。无论这个场域多么局促、脆弱，“外在”是它最突出的特征，并因此具有深远的社会变革意义。 [38]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吸引专业人士进入党－国的权力体系就具有了以已有的体制收编这“外在”场域的特征，它是防止“外在”场域脱轨、赋予它“依附”或“从属”特征的控制策略。也就是说，现在优秀新闻从业者“做官”与50－60年代相比，有着不同的历史和社会学含义。 虽然“收编”是社会控制的手段，但毕竟与“强制”不同。 [39] “收编”本身不具有强制性，它诉诸诱惑与常规。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在党－国权力体系内的进阶，是获取更开阔的实现自己专业理念——无论这理念的内容如何——的极具诱惑力的途径。这种“进阶”也是目前的体制对新闻从业者的重要奖赏，是专业认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抱负远大的新闻工作者，这种“进阶”甚至是在改革的现实中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他们可能会自觉地“进入体制”。 [40] 有了这种人才在控制机构与媒体之间的流动，管理媒体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