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晚清福建船政与台湾经济近代化

null再论晚清福建船政 与台湾经济近代化再论晚清福建船政 与台湾经济近代化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 中国古代史教研室 徐心希 null 前几年本人写过《略论晚清福建船政与台湾近代化》，曾经刊载于《福州社会科学》，后正式发表于《台湾研究》2006年第3期，并被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06年第6期全文收录。时值船政创办145周年，再谈谈这几年的新看法。 晚清同治、光绪时期，内忧外患加剧，但又是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历史阶段，发生诸多与福建及我国东南诸省的经济近代化步伐紧密相关的事件，笔者以为其中重要者，莫如福州马尾船政局对台湾经济近代化的强力推动，尽管福建船政存在不足半个世纪。前文已经有所论证，本文拟在更广泛搜集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就这一观点再作剖析。 一、确保台湾与船政乃清朝战略之重 通过开发后山促使社会稳定 一、确保台湾与船政乃清朝战略之重 通过开发后山促使社会稳定 对于台湾在我国东南区域乃至全国政局所占地位之重，朝野上下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在同光之际塞防与海防之争中，光绪元年（1875）四月，清廷采纳左宗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原则，一面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收复失地；一面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在创建中国近代海防和福建船政的同时，清廷的治台政策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从“防台以靖海疆”变为“保台以御外侮”；从抑制台地的发展到全面开发和经营台湾。当时，办理台湾事务钦差大臣兼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在奏折中首先提出：筹划台湾“非为台湾一战计，实为海疆全局计”。 晚清台湾原住民晚清台湾原住民null 福建巡抚丁日昌亦认为：“台湾有备，沿海可以无忧；台湾不安，则全局殆为震动”。“台湾为东南七省尾闾，上达津沽，下连闽浙；台事果能整顿，则外人视之有若猛虎在山，不敢肆其恫吓”。总理衙门大臣奕訢等人亦意识到，“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从此，朝廷上下对台湾战略地位上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中法马江海战之后，中国十几年的海防建设遭到沉重打击，人们痛定思痛，于是政界军界再次掀起了海疆防御的大讨论，各地督抚纷纷陈奏。李鸿章认为，中国海疆辽阔，局势太涣，主张设立海部或海防衙门，综理其事，以筹全局而专责成，下辖水师四镇，“平时分防汛地，建威销萌；有事合力通筹，声势联络”。 null 左宗棠则主张设立海防全政大臣，建立十支海军，以夺取制海权，并在病逝前一月上言：“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湾，以资震慑”。同年九月，清廷先是批准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接着又明谕：“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3]并从财政和人事上积极支持首任巡抚刘铭传筹建台湾省。这两大举措，一方面说明清廷对台湾在整个东南海防的战略地位有了更深一层的体认，即欲守中土，必固海防，欲固海防，必保台湾；另一方面也将中国的海防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重要措施就是加紧调派巡台大使，加强对台湾开发与管理事务的巡查和督导。认识趋于统一，关键是台湾社会必须稳定，才能促使经济发展。 null 据史料记载，自嘉庆十一年（1806）至光绪九年（1883），在77年之间由闽省出发巡台大员共计31人次，他们是：许文谟（两次）、赛冲阿、方维甸、王得禄（两次）、王绍兰、罗斯举、许松年（两次）、孙尔准（两次）、陈化成（两次）、刘起龙、马济胜、程祖洛、刘韵珂、李成谋、江长贵、沈葆桢（两次）、王凯泰、丁日昌（两次）、吴赞诚（两次）、勒方锜、岑毓英、张兆栋。以上大员均为“从二品”以上官职。其中，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奉清廷谕令作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于同治十三年（1874）率领福建船政自制的舰船赴台巡察。 null 他在迫使侵台日寇“遵约撤兵”之后，在台湾实行开禁、抚番、开路、招垦、开府、开矿等方略，取得的成绩最为显著，在台湾开发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闽省大员巡台，概以闽浙总督、福建巡抚、水师提督等身份居多；以船政大臣身份巡台，在闽省大员巡台史上只有沈葆桢和吴赞诚两人。且两次巡台的闽省大员也仅有七位。台湾岛孤悬海中，气蒸瘴湿，环境险恶，福建官场一直把巡视台湾视为畏途，尤其是后山地区，长期疏于治理。直至杰出的船政大臣吴赞诚入台，才扭转这种被动局面。 null 光绪三年（1877）夏，船政大臣吴赞诚奉诏赴台湾筹办防务。台湾后山、卑南一带（今属台东地区，农业、渔业资源丰富），深阻悬崖，交通信息不畅，内地官员从未抵达当地，生番时时袭扰。吴赞诚渡台抚番，招垦开路，凡安内御外诸事，皆身体力行。他取道恒春，直达卑南，历牡丹社、红土莰、大猫狸诸险，车辆和骑兵均不通达，而山谷陡绝，俯临大海。往返600余里，以宣传朝廷威德，感化台湾土著民众。一日被两大溪阻隔，山水骤发，绝粮3日，挖山芋充饥。雨停后编葛藤牵竹筏而渡溪，继设悬桥，以通文报。番社出迎，分别犒劳。社酋目睹朝廷旌麾，皆俯伏听命。 null 时值盛暑，白天烈日曝晒，沙热如火，夜晚身披毒雾，宿于茅茨之上，热湿上蒸，疫疬交侵，海风瘴气，与人相搏。等到返回恒春，随行吏卒死亡过半，存者皆病。吴赞诚也卧病月余，身染瘴气，扶疾返回福州署中就医。此次巡台，大大密切了台岛与大陆的关系，使台湾“生番化外之地”得以归化。直隶总督李鸿章于光绪三年（1877）八月十五日《复吴春帆京卿》的信稿中盛赞：“瘴乡盛暑，执事乃不辞劳瘁，入山周巡，从者半多物故，尊体幸获康全，殆由精诚感召，天神呵护。” null 吴赞诚在《初到台湾勘阅炮台防勇情形，恭折仰启圣鉴》中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臣于（光绪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乘坐“海镜”轮船渡台，于二十八日在旗后登岸。当即勘阅南北两座炮台，现有道员方勋拨勇两哨驻守。规模已具，炮未配齐。他对旗后港口颇感满意，以为港口极窄，两崖壁立；港外涌浪甚大，轮船骤难驶入；有险可凭。经过凤山旧城时见方勋的两营兵马队伍颇为严整。五月初一抵达台湾府城（今台南）接见镇、道以下各官。自率芒社惩创之后，各处番情均尚帖服。就是彰化民风强悍，已经派方勋部三哨兵勇前往弹压。在凤山、台湾两地，早稻已经收割，收成丰捻。在安平检阅炮台，发现士兵操作尚未精熟。驻守安平之福锐新中营、镇海左营较为优秀。唯有南路恒春甫设县治，城工未毕，防勇无多。尤以恒春至卑南新开之路，绕山沿海，荒僻难行。卑南至璞石阁、水尾，为后山最要之区，现议筹办抚垦。总兵吴光亮已提前沿此路拔营进扎。其后路由厦门增援，暂留驻安平。 null 光绪三年（1877）五月十一日吴赞诚再次向朝廷报告台湾后山与卑南情况。他 汇报 关于vocs治理的情况汇报每日工作汇报下载教师国培汇报文档下载思想汇报Word下载qcc成果汇报ppt免费下载 自恒春县城东北经射麻里、万里得、八瑶、阿眉等社，沿途差强劳顿，仅越小岭三重。均系民番杂居地区。出八瑶湾，北至知本社140余里中，均为一线海滩，环绕山脚。巴郎卫一带有土人林赞承垦，形成村落。振字中营驻扎其间。然而危机四伏，吴赞城去时石路尚可通行，回程则道路已毁，只能“弃舆步行，前挽后推，蹑足于嶙峥危石之尖，凡数百步乃过。”吴赞诚历数在后山之艰辛，“对于卑南八社头目及觅仔爻、阿眉社番目、保桑庄客民、董事人等，以次来谒。该社设有义塾，已故番目陈安生之子年七、八岁，能背诵故抚臣王凯泰所刊《训番俚言》，琅琅可听。后山一带，共设义塾十六处。 null 已经遣人赴厦门、汕头招垦，秋后风平浪静之时可用轮船运载入台。所需耕牛、农具，已由台湾道夏献纶筹款购置。此路极为荒僻，白数十里绝无人烟，虽节节扎营驻防，而商贾行人尚无食宿之地。”吴赞城建议朝廷，后山地区自南达北300里沃野平畴，开垦若有成效，则米谷、糖、油桐、茶、棉子之利出产日多，销路必畅；居民云集，百物以水运为佳。[4]光绪四年（1878）夏，吴赞诚奉旨署理福建巡抚。早在是年三四月间，台湾发生台番加礼宛社、巾老耶社戕官害民的抗清叛乱。造成台湾番社与官府关系日趋恶化。接连发生的一系列戕官叛乱，对后山北路威胁日增。于是，福建巡抚吴赞诚上奏：“若不予以惩创，何以缉凶顽而靖边圉！”九月，力疾渡海督师。 null 同年九月十五日，吴赞诚搭乘福建船政所属威远练船抵达台湾花莲港，连日会同孙开华、吴光亮等亲自前往加礼宛等处查勘，并遣通事传各社番目到营，“谨宣布朝廷宽大之仁，务使海岛群生同被声教，毋令失所。”对生番顽抗者，入其巢穴，全力督剿，连战皆捷。番事平，亲往各社，抚辑有加。这次抚番中七脚川合社一心，始终出力协助清军，吴赞诚当场予以奖赏，以银、帛犒赏之；薄薄社因性尚驯良，也给予奖励；里漏等社，由于意向不明，心存观望，因此予以严切训示，晓以利害。他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奖惩分明，有张有弛。鉴于奇莱平原上，民番耕地彼此参错，难于辨别，容易发生纠葛，为了避免日后发生争端，吴赞诚令宜兰知县邱峻南与吴光亮逐段勘明，划清地界，令民番照界各自耕种，永不侵越，以杜后衅。 null 吴赞诚还令稳练耐劳的福建省寿宁知县吴凤笙募练一营驻扎花莲港，兼办北路招抚局事务。为察番情，求民瘼，练军队，建垒堡，筹耕垦，通商务，吴赞诚由海路自花莲港至岐莱，复归旆台北、鸡笼。遂由淡水陆行，经竹堑、彰化、嘉义，以达台南。巡防阅兵，筑建垒堡，访求民间利弊，措置一一精妥，足迹几遍台岛全境。历月余始回福建。其间正如他在奏折中所言：“省垣重洋远隔，遥制无从，恐台事益难归束。臣自七月以来，两足积受湿热，忽然肿溃，步履甚艰。顾以甫经任事，百务纷集，不得不强起清釐；竭数旬之力，甫有端绪。因与督臣商定，将巡抚、船政两署公事赶为料理；于九月初一日启程东渡，先赴鸡笼、艋舺一带择要驻扎，就近调度。”足见其政事勤勉，出以公心。 null 组织九月五日至八日的围剿战役，大获全胜。歼灭衅事生番200余名。十月十四日，吴赞诚授光禄寺卿，仍署福建巡抚，兼督办船政大臣。多方劳累的他不幸身患中风，半身不遂。只好从台湾事务中脱身，静心养病。然而他在台湾采取安抚与清剿相并重的“抚番”政策，后被台湾巡抚刘铭传承继。光绪十四年（1888）的后山一带番社叛乱中，刘铭传就是采取了吴赞诚的策略，刘称之为“示威怀德”。 正是在吴赞诚等大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台湾汉番矛盾渐趋平和，社会逐渐安定，后山渐行开发，经济显著发展。福建船政为争取与保持台湾安定局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二、福建船政对台湾经济 的促进作用二、福建船政对台湾经济 的促进作用1、沈葆桢建言开拓后山发展台湾农业 奉旨巡台归来，沈葆桢立即上书朝廷，呼吁立即开发后山地区，促进台湾农业经济发展。在《台地后山请开旧禁折》（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中他说：臣等思当兹开辟后山，百凡以便民为急，不得不因时变通，合无再恳天恩，饬地方官将铁、竹两项悉弛旧禁，以断胥役勒索之路，以济闾阎日用之需。 2、同光时期福建船政 促进台湾重点产业发展2、同光时期福建船政 促进台湾重点产业发展这个时期是福建船政的创建与发展时期，也是台湾农业中几项支柱产业的兴盛时期。 其一表现在制糖业。台湾种植甘蔗及蔗糖加工有悠久的历史。清朝康、雍、乾时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蓝鼎元奉旨巡台时就看到漫山遍野的蔗林。开港之前，台湾蔗糖主要销往内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与英、法、俄签订《天津条约》，开放台南等港口。台湾开港之后，加之后山开发，广泛种植甘蔗，台糖大量销往国外市场。时值国际市场上蔗糖短缺，糖价攀升，需求极旺，因而刺激了台湾的蔗糖业。随着福建船政运力的增加，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绪十年（1884）正是台湾蔗糖外销的黄金时段。 null 10年间年平均外销额达46万担，最高年份是75万担。如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5《赋役》所记述，台湾的制糖业与大陆情况不同，台湾的制糖业一开始便作为商品而进行生产，所以受市场因素的影响较大，台湾的制糖业开参予国际与国内市场竞争风气之先。17世纪20年代初，荷兰殖民者在台湾大力推行甘蔗的种植与糖业生产，17世纪30年代开始，台湾的糖开始向外输出，17世纪中叶，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继续推行发展糖业生产的政策，糖成为郑成功筹集军费的重要经济来源，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台湾的甘蔗种植业继续增长，据乾隆年间所修方志统计，雍正时散布于台湾各地的糖车计有350部，乾隆年间增长到了379部。可见乾隆之前，台湾制糖业的生产规模与发展速度比大陆快速许多。 null 雍正年间，台湾的糖大量输人江南与福建省，对台湾输入大陆的糖所征的税成为政府一大重要地方性税收。巡抚毛文铨在给雍正的奏折中，对江浙的糖税来源情况作了特别的解释，明确指出江浙的糖税是台湾输入糖所征之税的款项：“查糖税者，系江浙客民赴台湾买糖，装往各该地方销卖，过关输税之项。” 同折也指出，福建的情形类似：“各省商民往台湾贩卖黑糖白糖斤，仍回各省货卖，由厦门挂号，按船收取，名日验规。故每船厂一只，纳银一十六两二钱，非照糖斤上税。” null 台湾的小制糖厂时称“廍”，台湾的糖廊与广东的一样，一般设在蔗田附近，所谓“各就田园设厂”，是糖业集中生产的地方。郁永和对康熙年间的糖廊作了这样的描述：“蔗田万顷碧萋萋，一望葱茏路欲迷，捆载都来糖廍里，只留蔗叶饷群犀。”[9]诗歌形象地记载了甘蔗收获后集中到糖廊开榨的情况。 清人丁日昌《百兰山馆政书》对糖廍中工人的雇工身份作了比较肯定的说明：“所谓蔗车糖廍者，同业异名，系各就田园设厂，雇工营作。”可证台湾的糖廊生产规模已经超越大陆的小糖寮，发展成为手工工场。而这种手工工场生产效率更高，市场竞争性更强，发展潜力更大。在台湾，乾隆年间后至甲午中日战争前，台湾糖业的发展规模虽如大陆糖业生产一样，仍以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场的形式进行生产， null 但是如《台湾通史》“农业志”所记：“熬糖之厂，谓之廍。一曰公司廍，合股而设者也。二曰头家廍，业者所设者也。三曰牛犇廍，蔗农合设者也。每彝出牛三，为园九甲，一廍凡九彝，以六彝运蔗，三彝碾蔗，照园轮流，通力合作。其法甚善，各乡莫不设之。”连横所记载此材料反映的是晚清至民国初年的事实，从此材料可以看到台湾的糖业生产规模，台湾制糖的廍起码每廍有牛九彝即27头牛，比康熙年间每廍18头牛要多，比同期的大陆省份包括福建的糖厂要大，廍中从业人员也应随之增加，显然糖业的生产规模相当可观。船政局轮船如“万年清”号等往返闽台两地搭载货物之中大量就是台糖，可以证明此时台湾糖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null 其二是制茶业。台湾茶叶的种植和加工受福建影响极大。福建种茶与加工很早，但传入台湾较晚。嘉庆年间在淡水河及其支流的大科崁、新店、基隆三溪流域由福建来的茶农指导开垦茶园；道光时台湾才有茶叶加工，而后才有茶叶出口。直至同治四年（1865）宝顺洋行的约翰·多德为研究樟脑产地实况来台湾考察，发现台湾的山地自然条件与福建相似，并着手实验。他于同治五年（1866）从福建泉州安溪运来茶苗，鼓励台湾茶农植茶加工。同治六年（1867）收购和加工精制茶叶，贩运澳门出售。首次入欧的台湾乌龙茶以其芬香馥郁深受欧美青睐，多德备受鼓舞就在艋舺开设茶馆，从事茶叶的精制加工业。但此时台湾茶叶种植仍局限于台北地区，为了将其推广至台湾全岛，光绪五年（1876）台湾道夏献纶曾致函台湾知府：“台南宜于种茶，……现拟于淡水购茶子十万，崇安、福宁各购茶子十万，均交南路试种；所有福宁、崇安两处茶子”，“迅速选购，交轮船寄台”。 null 光绪十三年台湾建省之后，巡抚刘铭传整顿岛内茶叶的栽培与加工，一方面保护与奖励茶农的经营，另一方面将大稻埕的茶行建成台湾茶叶的集散市场，以纠以往时弊。刘铭传还创立“永和兴”茶郊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以此希冀重振台茶市场。在福建船政的支持下，吸收了来自闽东、闽南的优良品种与先进技术，奠定了近代台湾茶叶发展的基础。日本割台后统计产茶人员约30万人左右，因而该行业吸纳劳力最多。岛内缺乏劳力，许多采茶工系福建茶区乘坐福建船政局轮船渡海入台。光绪十六年淡水海关报告说：“该年台湾尝试种桑养蚕，但因劳工均为茶叶吸收，无法发展。”如果没有福建船政局不断扩大的运输能力解决岛内劳力不足问题，则台湾茶业也不可能迅速发展。台湾茶业以生产乌龙茶为主。现有栽培的茶树品种，除适制红茶的阿萨姆种引自印度与近代台湾新选育的台茶1-17号外，其余品种均来自福建。据连横《台湾通史》记载：“清嘉庆年间，有柯朝者，归自福建，始以武夷之茶植于桀鱼坑（今台北县瑞芳镇），发育甚佳，继以茶籽二斗播之，收成亦丰，遂互相传植”。这就是文山包种茶名闻遐迩的开端。 null 台湾乌龙茶的制茶技术与技术人员均来自福建。台湾植茶、制茶的茶农，大部分是福建安溪等地移民。安溪人移民到哪里就把植茶、制茶工艺传播到哪里。台湾乌龙茶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台湾早期的制茶技术都是延聘福建的制茶师傅来台传授。据林馥泉的《乌龙茶及包种茶制造学》记载：包种茶是清嘉庆年间，由福建泉州府安溪人士王义程所创制，并由其在台北县茶区倡导及传授制法。清光绪十一年福建安溪人王水锦、魏静两人到台湾，在台北县七星区南港大坑开垦茶园，从事包种茶制造，并将技术传授乡人。同治七年都德洋行在台北板桥设立乌龙茶精制厂，由厦门聘请茶师到台湾进行精制加工，开创台湾乌龙茶就地精制加工与直接出口的先例。光绪初年，由福州引进茉莉花苗木，栽植于台北市近郊。乃台湾栽植茉莉花之始。 null 光绪七年（1881），台湾乌龙茶出口受国际茶叶不景气的影响，茶叶生产陷于困境。当时台北茶商便将台北大稻埕一带积压的乌龙茶，经船政运往福州，以茉莉花加以窨制，称之为“花香茶”。此为台湾窨制花茶之始。以后包种茶窨花就以当地栽培的茉莉花作为窨制包种花香茶之花源。福建船政的轮船多次运送原料茶叶以及技术人员往返于海峡两岸，在茶叶史上传为一段佳话。 三、福建船政与台湾 经济的互动效应 三、福建船政与台湾 经济的互动效应 1、架设海底电报通讯线路 福建船政的兴办首先加强了闽台两地之间的信息沟通、经济互补与商贸交流。船政局所修造的轮船，许多是用于闽台两地之间的旅客与商品的运输，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以往木船为主的格局，也提高了人员与货物的安全系数。台湾与福建的海底电报线也是由沈葆桢力主架设的。同治十三年（1874）牡丹之役，钦差大臣沈葆桢驻军台南，痛感闽台军讯不畅，奏请架设电线，以速军情。由丹麦商人德勒耶揽办。 null 光绪三年（1877），巡抚丁日昌决定由台南府城至凤山旗后先行开通电信业务。饬令游击沈国先率领福州船政电报学堂毕业生苏汝灼等技术人员，于当年七月十日从郡城台南动工，九月五日全线竣工。光绪十年（1884）法军登陆台岛，刘铭传迁怒于因南北电报线未通而贻误战机。为此，光诸十二年（1886）该工程由通商局李彤恩与上海德国泰东洋行立约揽办。共计两条线路，一自台北郡治分歧而至沪尾、基隆；一至台南，与旧线连接，共计线路总长800里，并在途经的新竹、苗栗、彰化、云林、嘉义各设电报局办理。至光绪十四年（1888）四月竣工，张维卿以候补道身份出任总办，这是当时中国国内最长的电报线路。其间，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又自淡水埋设海底电线至福州芭蕉岛（即川石），而安平也埋设海底线路通至澎湖。 2、扩大闽台两地民用运输 2、扩大闽台两地民用运输 福建船政局在促进闽台经济交流、尤其是两岸民用运输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船政局的轮船对于两岸国计民生方面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有代表性的如运输台湾大米以解决福建及内地诸省缺粮问题。有关文献记载：“采办京米委员前赴台湾购米，俟购有成数，饬万年清前往装运。” 可见运载粮食成为船政局的一项经常性的主要任务。光绪四年直隶发生灾荒，严重缺粮，总署即命福建船政局轮船赴东北购粮转运河北。船政局旋令永保、海镜、琛航三船赴沪，顺便为招商局运米赴津，“抵津后或拨赴奉省转运，或仍赴上海轮装，均由李鸿章酌核分遣” 。此外，每年台湾还必须向福建运送大量的军米（兵眷米谷），以解决驻闽清军的军粮与家属的口粮供应问题。运粮任务也多由永保、海镜、琛航、万年清等轮船承担。台湾海峡风急浪高，无论是外籍商轮，还是国内、省内船只海上遇难，船政局轮船均星夜驰往目的地鼎力相救。 null 船政大臣吴赞诚总结了船政局轮船在加强闽台经济交流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臣维船政与海防相为表里，海防持久而不敝，船政亦宜日起而有功。同治十三年，台防事兴，护送兵勇，转运军装，接济粮食，均由轮船自达重洋，克期而集”；“总兵孙开华、吴光亮诸军，前年克阿棉纳纳，去年克加礼苑等，济师穷域，舍轮船无以应征调之机”；“去年晋豫旱灾，待酌孔亟，臣派海镜、永保、琛航三船会同招商局各艘，分赴金陵、上海、牛庄接装米麦，大帮赈务，得以应手。近年省厦洋面华商遇险，无不派船拖带；即外洋船只遭风搁浅者，亦往往仓卒乞援，臣立饬拔碇前往，或保其全船，或拯其人口，佥以化险为夷。” 四、福建船政加速台湾经济 的近代化步伐四、福建船政加速台湾经济 的近代化步伐1、官煤的开发和管理 能源方面，台湾盛产优质煤炭，曾遭英法商人觊觎。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根据李鸿章、沈葆桢等人的建议，在台湾基隆设立西式煤厂，招募洋人，购入先进的采煤器械，用洋法开采台湾煤矿。台湾官煤厂遂跻身于当时全国最先进的官办煤矿行列，所产煤炭不仅供应福建船政局造船炼铁之需，还远销上海、香港及国外。 null 煤为矿产大宗，台湾多有，而基隆最盛。当是时，基隆、沪尾已为通商之口，轮船出入，用煤日多，或运至福州、厦门，每年出产多至三四十万担，少亦十余万担。其煤三等：上曰角煤，担值钱二百；次中煤，稍降；又次煤粉，最贱，仅得五六十文。此为在山之价。若运出市上，则视路之远近而差，照例每担征税五厘，唯船政局采用者豁免，而煤户亦无税。”“八年二月，台湾道刘璈禀请督抚，略曰：‘台北煤务为台湾漏巵，中外疑议，已非一日。职道履任以来，亟思设法整顿，以期除弊兴利。盖以煤务事属创办，职道又未亲履其地，远观悬揣，漫议章程，失刻失疏，均虞未协。然屡奉钧批，又不敢以月耗巨帑，责归台防之事，置诸后图。从前张升道深知其难，请由船政主办，实由于此。 福建船政开发的基隆煤矿第一口矿井“清国井”遗址福建船政开发的基隆煤矿第一口矿井“清国井”遗址null 1868年，福建船政局派煤铁监工都逢（法国人）去台湾，调查基隆煤矿的储藏和开采情况，提出了用近代机器和运输工具采煤的报告。1877年我国第一座近代化煤矿--基隆煤矿建成，至1881年全年产量达5.4万吨，主要供应马尾福建船政局，并且成为福建船政局及其轮船用煤的主要来源。基隆煤矿的开发促进了基隆市的发展，奠定了早期基隆港街市地域商业活动得以繁荣之产业基础，也塑造了基隆市特有的山城煤矿之文化风格。至今基隆煤矿第一口矿井“清国井”遗址尚存 ，成为了今人追忆先贤、凭吊历史的重要古迹。 null于是妥定章程八条，竭力整饬。时有毕德卫洋行揽销总炭，船局以为不可，乃于上海自设台湾煤务分局，又于汕头、香港、厦门托商代售，统计每年出煤一百四五十万石，可得二十余万圆，而局费不过数万圆，入多出少，渐有起色。此后复归官办。及邵友濂至，遂裁撤之。” null 为了确保台湾煤炭产业向福建船政各船舰供煤，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初五日，沈葆桢专门为台湾煤炭出口而上“台煤减税片”。文中提出台煤缺乏竞争力，就是税负太重：“臣等伏思台地之病，病于土旷；土旷之病，由于人稀。重洋远隔，必利市三倍，而后内地食力之众不召而来。垦田之利微，不若煤矿之利巨；垦田之利缓，不若煤矿之利速。全台之利，以煤矿为始基，而煤矿之利，又以畅销为出路。……自埃及红海开通以后，洋船无须绕过金山，金山之煤遂稀，其价亦日昂；而台煤仍不畅销者，以东洋之煤成本较轻，独擅其利故也。今欲分东洋之利，必将台煤减税，以广招徕，洋商计较锱铢，闻风而至；以后税则虽减，而总计税入，仍不至悬殊，于民间生计，当有起色。至船局所用台煤，向系免税，不在定则之内。今拟请将出口台煤每吨减为税银一钱， null 随着福建船政局规模不断扩大，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多，台湾解禁后又能提供给福建船政大量优质烟煤。两者相得益彰。沈葆桢、丁日昌加大台湾对外开放的规模，相继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立招垦局，由清政府提供路费，贷给资金，向大陆各省广招移民入台屯垦山地。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结束，在沈葆桢的极力呼吁下朝廷下诏同意台湾单独正式建省。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军事、行政、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多方进行改革和建设。台湾在东南七省中后来居上，至甲午战争前夕，己经跻身于全国最先进的省份行列，令世人刮目相看。 null 马江海战之后，为加强台湾海防，裴荫森遵旨派出福建船政局属下之伏波轮船东渡，到台备用。船政原有五艘货轮，其中由于海镜、康济早年先后派驻北洋，永保、琛航两船上年秋季驻泊马江，均为法舰炮火击毁。仅剩下万年清一船已经于光绪七年九月派驻台湾以供差遣。中法战端骤起，该船藏匿于台湾沪尾内港，稍加整顿，即可转输。从保卫台湾与福建海口出发，裴荫森力主近海防御。光绪十一年五月（1885年7月）由船政大臣裴荫森拟稿，左宗棠、穆图善等大臣联名上奏的加急奏折《恳准拨款试造钢甲兵船折》里，首先开宗明义，指出中法战争期间法国舰队之所以能横行海上，肆无忌惮，关键原因在于福建海军缺乏制敌利器铁甲舰。又因台湾基隆煤矿主要担负向福建船政局提供传播制造和军舰用煤，所以裴荫森对基隆煤矿也特别关注。 　null 法国人对该矿造成极大破坏，为了早日恢复生产，解决船政用煤问题，裴荫森殚心竭虑，主张官商合办，即两江总督、福建船政与台湾官方各出资2万两白银，再招商股6万两，尽快恢复产煤。刘铭传曾上奏“官办基隆煤矿片”（十三年十二月），内陈：“臣因煤炭系为船厂、机局、兵轮要需，不能废弃不办，商同江督曾国荃、署船政臣裴荫森并台湾各凑本银二万两，委派补用知府张士瑜招集商股六万两，合成本银十二万两，于本年正月开局试办。如有成效，再行广招商股，收回官本，以期官商轮船来往，不至有乏煤之患。自春至冬，经张士瑜添购机器，雇用洋师，抽去矿中积水，规模已具，每日可出煤百吨。核计出售价值，局用仅可勉支，毫无利息。” 2、铁路与航运2、铁路与航运 台湾孤悬海外，防卫之重要性尤其突出。以有力的交通、通讯保障来防范西方列强的觊觎之心，这是台湾建省前后历任巡抚所达成的共识。在这方面福建船政发挥了积极作用。 1874年，日本占领琉球群岛后开始武装侵扰台湾，随后西班牙也扬言要从它占领的菲律宾群岛进攻台湾。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台湾的防务起用洋务派丁日昌为福建巡抚。1876年，丁日昌到台湾视察后即上奏朝廷，强调了建筑铁路的重要性。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船政大臣沈葆桢等重臣也认为台湾修建铁路“功用最大”，“无事时运货便商，有事时调兵通信”；总理衙门也认为在台湾举办铁路是“经理全台一大关键”。 null 1887年春，刘铭传正式主持修建台湾铁路，选定临时省城台北西约8公里的大稻埕作为铁路枢纽，往东北到基隆，往南经过彰化（计划中的新省城）直到原先的旧省城台南府。由于筑路器材主要购自英、德两国，工程设计也聘用英籍工程师，所以铁路采用的是英国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1887年3月，从大稻埕到基隆段开始建筑，几个月以后，往南的铁路也开始修建，台湾的第一条铁路终于破土动工了。1891年秋，台北基隆段完工；1893年，又完成了台北至新竹的线路。从基隆到新竹共设车站15处，开办了直达班车，使用命名为“腾云”、“御风”、“超尘”和“掣电”号4台机车牵引。 null 为筹台湾建省，经朝廷批准，台湾巡抚刘铭传和福建巡抚杨昌浚 协议 离婚协议模板下载合伙人协议 下载渠道分销协议免费下载敬业协议下载授课协议下载 组织协饷，“统计闽省库、厦海关所协四十四万，合之台地岁入百万两，专应防军月饷之需”。不过，由于情况的变化，这笔协饷也曾作过其它的用途，如当中有44万两被用在办理台澎海防，作为筹防购炮之用。此外，还有相当大的一笔协饷被用于修筑台湾铁路。在一段时间里，刘铭传本想把其中的一部分福建协饷节存起来，作为建造省城、办理分治的专项经费。可是，当原拟招集商股承修的台湾铁路因商人观望不前不得已改成官办时，刘铭传只好又把这笔钱挪作修筑台湾铁路之用。光绪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他在“台湾铁路改归官办折”中讲到，因工程浩大，拟将闽省协济银104万两挪抵车路应用。根据史料分析，光绪十四年秋季以后拨解的104万两福建协饷中，至少有一部分被用于修筑台湾铁路，也正是福建协饷的协济才促成了台湾铁路建造工程的顺利进行。 null 福建协饷在建省初期的台湾财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5年中，它是台湾财政收入的一个大项，对台湾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载，台湾建省后最初几年的财政收入每年都在200万两左右。在有数字的4年中，福建协饷占当年台湾财政收入的比重大约是17.8%、 18.4%、19.3%、17.2%，即分别占到六分之一以上。据史料所载，刘铭传治台期间，台湾建省有不少重大建设的费用均与福建协饷有关。除了前述的修建基隆、新竹间铁路外，福建协饷还用于架设连接台湾与大陆的水陆电线，清赋，兴办台北机器局等。 null 光绪七年（1881）福建巡抚岑毓英为解决海峡两岸信息交通问题延请福建船政大臣派拨琛航、永保二轮循环往返于两岸之间，以加速文报传递，并准搭载人货。其后又增派伏波、万年清二轮，缩短邮递日程。光绪十一年（1885）刘铭传以飞捷、威利、万年清三轮往返航行于台湾与大陆各重要港口。第二年六月，刘铭传又向民间募得资金40万元，另加官方投资10万元在台北大稻埕设立商务局，以32万两白银购买驾时、斯美二轮往来于上海、香港之间，还远航新加坡、西贡、吕宋等国际名港。[19]然而邵友濂继任台湾巡抚后由于经济业绩不佳而将该项官办的轮船业务停止。 3、进出口贸易 3、进出口贸易 咸丰八年（1858）“天津条约”开安平为通商口岸，第二年“北京条约”又开淡水为通商口岸；此后，因贸易量增大又开高雄为安平的附属口岸、基隆为淡水的附属口岸。同治元年（1862）在淡水设海关，次年于基隆设关。同治三年（1864）分别于安平、打狗设关，并置税务司。外国洋行始入台湾经商，输入商品以鸦片、棉布、麦粉、铅块为主，输出的以米、樟脑、茶、砂糖、木材、硫磺为主。贸易额逐年增多。以光绪十二年（1886）为例，输入265万元，输出153万元。当然，外贸经营大权，尤其是一些战略物资如樟脑等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茶叶是台湾的大宗出口商品，以光绪十七年为例，贸易额为864万两，其中外国贸易392万两，与大陆贸易472万两。 null 以贸易额计，比开港之初的59.2万两增长了14.6倍。胡传在1893年2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自设行省以来，增田赋、榷百货、采矿、蒸脑、淘金、开煤，岁入近二百万”。 [20]所以至甲午战争前夕，台湾已跻身于经济强省，其经济实力及人民的生活水平已足与苏杭一带当时经济最发达地区相媲美了。而这一切又均与福建船政有密切的联系。 综上所述，福建船政与晚清台湾经济息息相关。船政在促进台湾安定、尤其是后山开发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又在能源煤炭、通讯、交通运输、制糖业等产业方面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从严格意义上说，福建船政促进了晚清台湾经济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