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阶层的颠覆与重塑[wq]

又是一年“高考”时。回望过去的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高考承担了国家的“精英”甄选功能。对于出身底层的百姓来说，这几乎是他们实现向中层、上层社会流动的“独木桥”。 l9世纪的法国学者迪芒提出了“社会毛细管血现象”：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人人都有不断向上发展的希望和可能。1949年后的中国也不例外，每个人都在追寻身份的解放。但在前30年，个人的出身、血统等“先赋性因素”决定了一个人社会地位，阶层流动机制近乎“封闭”。 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教育水平、个人能力等“后致性因素”越来越成为决定社会地位的关键，阶层流动也趋于开放、频繁。但不可否认的是，户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就业制度与司法因素，依然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障碍。 1949年-1956年：阶层的颠覆与重塑 1951年的一个清晨,上海青帮老大黄金荣在上海“大世界”门前扫地。 古代中国是家国同构的农业社会，这种状态在1949年之前并无多大改观，家族、宗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熟人社会。这一切在1949年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阶层结构被彻底颠覆。这一重塑大约进行了七年时间。期间通过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国营化等运动，使得传统中国社会被改造成面目一新的新社会。 　　在新社会中，每个人都被登记造册，只有遵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那些人，才是国家主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凡是与“人民”定义不符的人，必将成为被改造的对象。过去的社会上层大都被打倒在地，只有少量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幸免，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明显下降。 　　原有的社会底层，虽然在政治身份上“翻身做主人”，但社会地位并无实质变化。向上流动，仍是他们的艰巨任务。农民想变为工人和干部，工人想变为干部，其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制度性樊篱。从军是一条重要渠道，但更多的社会流动是通过另一条通道：政治录用。要实现向上流动，要看三个条件：家庭出身、本人政治表现、上级领导赏识程度。 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   1958年的识字证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 1957年-1965年：二元体系的建构 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中国户籍制度的法律基础。这一法规条例从颁布至今从未有过任何修订。图为20世纪50年代的户口簿。 这八年当中，中国人只有两个身份：市民或者农民。《户口条例》将中国人分为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这种二元划分，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建立了一个高不可攀的壁垒，农民被牢牢固定在乡土社会，只有极少数农民的后代，可以通过升学或从军，变为城里人。它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消除。市民享有医疗、福利、教育等多项福利，农民却没有任何保障，九成农民在养活一成市民。 　　古代中国有四种士农工商主要职业。1949年之后，社会职业主要为工农兵学商。看似沿袭了古代的划分，但其内涵与外延却不同。“士”被摒弃，新的排序，并没有把当时形成的干部阶层容纳进去。每个人都被赋予一个身份，这种身份是政治身份，也是经济和社会身份。不同的身份的人，获取的利益、福利、社会地位不同。 　　当时社会身份大致是这么划分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就的各种政治身份、城乡分割造就的户籍身份、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干群身份和单位身份、“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社会阶层流动机制是与“所有制结构”、“单位制”、“行政制”等一系列制度相联系而构建起来，社会成员之间的流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家不会容许一个人游离于管理与控制之外。 那个时候，工人被尊称为老大哥。   1958年“反右”运动，知识分子——“士”阶层被被打倒 1966年-1977年：黑红十种人 “文革”期间城里干部被下放到乡村“五七干校”喂鸡.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原有的社会阶层被打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被提出，基因成为决定人们身份的唯一因素。当时有所谓的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后来又加上资本家和黑帮的子女，扩展为黑七类。 黑七类没有上升渠道，他们一生下来就是人民的敌人，在升学考试、入团入党、毕业分配、招工参军等方面受到严重歧视。 与黑五类相对的是红五类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后来也泛称他们的子女。这些人有先天的政治正确性，也称“自来红”。红五类在利益分配（升学、招工、晋级调资、分房、医疗等社会流动的机遇和福利）上，享有优先权；在政治参与（参军、提干、参选人民代表、从政为官）、接班人的培养（入队、入团、入党、选拔各种积极分子和入选干部后备队名单）上，享有优先权；在运动对象的选择上，享有豁免权。红五类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核心位置，甚至拥有对黑五类的合法伤害权。他们是游戏的参与者，也是裁判者。 批判黑五类的场景，那个时候很常见。   根正苗红的红五类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 。 1978年-1991年：新阶层的出现 1977年恢复高考，有人还带着孩子来报名高考。当年录取率仅为4.7%,被称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改革开放开始，社会利益日趋多元化，理论上可以促成了阶层的分化与流动。但是学者的分析显示，从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加，较低阶层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反而增高了。数据显示，1992年以后，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1.5倍。农家子弟只有考上大学或者招工，才能成为城里人。那个时候考大学和招工都要注明自己的出身，还要求历史清白，这使得很多优秀的人才只能长期呆在农村。 改革开放之后，许多早年下海的人成为私营企业主或者民营企业主，在正统的阶层建构中，这是一个新的阶层。在不断修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后，他们的地位在1992年被正式承认。 总体来说，1978年后，社会阶层流动逐步由“封闭”向相对“开放”转变。首先，社会阶层的流动率和“群际交往”正逐步扩大。其次，后致性因素逐渐取代了先赋性因素，从而逐步形成一种现代社会流动机制。 八十年代的中国的个体户。   　　1991年，蒋锡培被破例批准入党，第一个以私营企业家身份参加党代会。 1992年至今：八大阶层的形成 下海已经不再流行，相对的稳定的公务员职业成为很多人的首选。 著名作家杨继绳在《中国当代各阶层分析》一书中，介绍了农民、工人、流动民工、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社会有害阶层等八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综合成一个社会阶层整体结构模型。这种划分主要基于职业而非政治标准或者所有制。这些阶层之间也有流动，但从较低阶层流向较高阶层非常困难。 与前几十年相比，工人阶级已不再被人羡慕。许多国有企业被改制为私有企业，工人下岗不断，收入减少，政治地位下降。为此，国家启动“下岗再就业”工程，试图让工人阶级至少在经济地位上能得到些许恢复。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造就了一个新的阶层：农民工。他们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进城务工。年轻一代选择制造工厂或餐饮服务业，中年人则只能选择建筑工地，或者做小摊贩等小本经营。在种种制度的约束下，他们很少能成为城市的真正一员，他们是城市与乡村间的“候鸟群”。城市里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在他们的手下成型，但他们却从来不可能再走进这样的地方。 　　2009年，约1020万人报名高考。   　　刚刚走出矿井的挖煤工人。 在一个既定的社会结构中，向更高的社会阶层迈进，是每个人的梦想，也是权利。无数人的梦想与权利的实现，才能组成整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 绝对的平均主义已被证明是乌托邦，更现实的追求是机会的平等。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流动机会，乃政府份内之事。六十年来，依附于人身上的政治标签与经济标签正在逐步褪色，早年间形成的流动与上升壁垒也在逐步消除。对于仍然阻碍阶层自由流动的因素，比如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就业歧视等，必须尽快使其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