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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论坛 2011年第6期
收稿日期:2011-10-13
作者简介:廖美玉,文学博士,台湾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人文社会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唐代文学、中国古典诗学等。
①相关论著举要如下:王文进《南朝“山水诗”中“游览”与“行旅”的区分——以〈文选〉为主的观察》(载《东华人文学报》1999
年第1期),李建昆《论元和时期流贬文人之行旅诗》(载《国立中兴大学文史学报》1998年第29期),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出版)、《科举之路与宦海浮沉
─唐代文人的仕宦生涯》(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出版)、《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
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笔者亦撰有《漫游与漂泊──杜甫行
旅诗的两种类型》(载《台大中文学报》2010年第33期)。诸文有多面向的讨论,可参阅。
存在着不小的落差,值得进一步探究。
唐代国土统一,疆域辽阔,诗人走向四方的机
率,远大于任何前朝,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南宋严
羽《沧浪诗话》即指出 :“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
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5](P198)
概观唐诗人走向四方的缘由,大略可分数端 :一
是游宦与入幕,一是贬官与流放,一是出塞与征
戍,一是访友与览胜,一是漫游与漂泊,相关议题
已各有丰硕的研究成果。①本文则有感于杜甫针
对开边政策而提出的“焉用穷荒为”[3](P2252),对于以
连年征战来达到开疆拓土的目的,以中原子弟的
鲜血换来的“穷荒”,除了“屯田垦兵”MATCH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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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与社会问题,当诗人亲履穷荒而面对斯土斯
民时,如何响应当年的中原视域?即使是来自边
陲的朝廷官员,努力以京城观点执行朝政,一旦面
临贬谪偏远地区,仍不免出现强烈的失落感,如刘
禹锡《读张曲江集作·并引》所称:
世称张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
多徙五溪不毛之乡。及今读其文,自内职牧
浪迹穷荒:唐代诗人的边境书写与天下想象
廖 美 玉
(台湾逢甲大学 中国文学系,台湾 40724)
摘 要:在唐代统治者“开边”的大背景下,唐代诗人迈出了“浪迹穷荒”的步伐,并用诗歌展开了对边境的书
写和对天下的想象。而这一书写题旨的开拓,有很大的成分缘自浪诗人们浪迹异乡的生命经验,特别是在边城绝域、
殊风异俗的多重冲击下,产生传统与当下、故乡与他乡、自我与他者的多元交会。
关键词:开边;浪迹;边境;天下;家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1)06-0087-15
一、前言
唐诗之盛与唐代(618-907)的开放性空间观
念有很大关系,展现在国土与疆界的概念上,唐太
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即直言 :“自古皆贵中华,
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1](P216)除了重现汉朝在
西北边域的跨国交流外,也与东南海域的越洋活
动有关,如唐太宗贞观四年(630)日本派出遣唐
使,翌年唐朝派遣使节高表仁赴日,高宗咸亨二年
(671)又派遣郭务悰赴日,武则天圣历三年(700)
敕书所称 :“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
及坚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谓之‘八番’,其外
谓之‘绝域’。”[2](P6264) 此时日本犹为“绝域”,而杜
甫《壮游》诗已有“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
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3](P2358) 之憾,表达出到“绝
域”的向往。至文宗大和八年(834)敕令 :“岭南、
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
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
加率税。”[4](P976) 都可见唐朝在对外关系上的开放
与善意。而边境所涉及的跨国、跨种族与跨文化
等问题,是否造成政策上的善意与实质上的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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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门,有拘囚之
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有骚人风。嗟
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
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
良臣,识胡雏有相,羞凡器与同列,密启廷争。
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忮
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邪。不然,何
袁公一言明楚狱而锺祉四叶,以是相较,神可
诬乎。予读其文,因为诗以吊。①
在朝廷政策与身居要职者眼中,边陲成为拘
囚政治犯“放臣”的类监狱空间,历来研究者多侧
重在朝官亲履穷荒后的诗人心态。本文则聚焦
在这些被华人士族视为“非善地”的“不毛之乡”、
“遐陬”、“丑地”,如何浮上诗人书写地表?除了
“放臣”之外,还有哪些诗人走向异域穷荒?对当
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诗人的创作视域与思
维模式又有什么样的启发?如黄彻《 溪诗话》
所云:
书史蓄胸中,而气味入于冠裾;山川历
目前,而英灵助于文字。太史公南游北涉,信
非徒然。观杜老《壮游》云:“东下姑苏台,已
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放
荡齐赵间,西归到咸阳。”其豪气逸韵,可以想
见。序太白集者,称其隐岷山,居襄汉,南游
江淮,观云梦,去之齐鲁,之吴,之梁,北抵赵
魏燕晋,西涉岐邠,徙金陵,止浔阳,流夜郎,
泛洞庭,上巫峡。白自序亦曰:“偶乘扁舟,一
日千里,或遇胜景,终年不移。”其恣横采览,
非其狂也。使二公稳坐中书,何以垂不朽如
此哉。[6](P383)
黄彻已注意到李白、杜甫创作表现,绝非“稳
坐中书”者所得而能,李杜之所以不朽,乃以无远
弗届的山川游历,呈现出不受拘束的“豪气逸韵”、
“恣横采揽”,明显不同于汉魏六朝以至初唐的诗
作。特别是当诗人浪迹边境,面对无垠的绝漠与
穷海,以及徘徊国境边界的见闻,自然产生如泰
瑞·伊格顿在《理论之后》中所言:
同时处于一个位置之内与之外(占领一个
场域,却又在边界上迟疑的徘徊),往往能够滋
生最具创意的想法。那是个资源丰富的所在,
尽管并非永远是个毫无痛苦的地方。[7](P57)
徘徊边境不能远游而又不忍离弃,以痛苦
淬炼生命的纯度,其所开启凝视与回顾的多重
视域,理应意识到认同与意义的流动性,进而产
生对政治宰制与社会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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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疏离,因而重新思
考存在于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中的各种现象,成
为在时代氛围中预见未来发展趋势的观察者。
理论如此,事实上是否能够因而形塑出反庸俗、
反制约与去疆界的想象与书写,进而引发突破
传统拘限的家国观念乃至天下想象,乃至开启
新思维并发掘隐藏于主流论述之外的人性与文
化,值得关注。
二、君/民、华/夷对“开边”的不同视域
唐太宗李世民(627-649)在贞观二十二年
(648)撰成《帝范》十二篇,始《君体》而终《崇文》,
其《阅武第十一》论及用兵之道,云:
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
则人凋;邦国虽安,亟战则人殆。凋非保全
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
用,故农隙讲武,习威仪也。是以勾践轼蛙,
卒成霸业;徐偃弃武,遂以丧邦。何则?越
习其威,徐忘其备。孔子曰:不教人战,是谓
弃之。故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
机也。[8](P591-592)
唐太宗明确体认到兵甲的凶器本质,提出“不
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的用兵之机,理念是对
的。事实上,唐朝开国百年的拓边战争,先后对东
突厥、吐蕃、吐谷浑、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
高句丽、龟兹等展开用兵,造就了东至哥勿州(今
吉林通化)、西至安息州(今乌兹别克布哈拉)、南
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至玄阙州(今蒙古国北
部安加拉河流域),达到前所未有的辽阔疆域和属
国。[9] 而太宗显然居于主导地位,依司马光《资治
通鉴》记载,自贞观三年(629)至二十二年(648),
其中的十四年有出兵纪录。[1](P169-220)《贞观政要·任
贤》记载贞观四年(630)攻打突厥后“俘男女十
余万”。[10](P48) 至贞观五年(631)灭东突厥,设置
①见《全唐诗》第3974页。另依张九龄《南还以诗代书赠京师旧僚》所自云:“不谄词多忤,无容礼益卑。微生尚何有,远迹固其
宜”、“土风从楚别,山水入湘奇。……惜哉边地隔,不与故人窥。”(详见《全唐诗》第606页)刘禹锡所言未尽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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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州、裕州、化州、长州、定襄、云中等都督府,《两
京记》记载太宗于两仪殿宴归顺的顺州都督突利
可汗,席中太宗与淮安王、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
君臣同赋七言诗柏梁体,太宗出言即是“绝域降
附天下平” (《两仪殿赋柏梁体》)[3](P20),展现出征
服“绝域”的霸图。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
中如此形容太宗:
一个受到震惊的亚洲从他身上看到了一
个陌生的、史诗般的中国。决不向蛮族求和,
也不以重金去收买他们撤兵,太宗扭转形势,
战胜他们,使他们害怕中国。在突厥─蒙古
族入侵的 3 个世纪里,中国人民已经把胜利
的游牧民同化。[11](P130)
这样的形象,与《帝范》中的圣君典范显然
有着极大的落差。另一位盛世君王玄宗李隆基
(685-762)在位期间(712-756),边疆战争的范
围更大,李隆基在《春晚宴两相及礼官丽正殿学
士探得风字并序》中自述“静边陲”的治国理念
云:
垂拱岩廊,居海内之尊,处域中之大,然
后祖述尧典,宪章禹绩,敦睦九族,会同四
海。……乃命将士,擐介冑,砺矢石。审山川
之向背,应岁月之孤虚,所以静边陲也。……
戎狄称藩屏之臣。[3](P34)
明确提出以战士、军备、战略等武力方式,达
到戎狄称臣的防边措施,更以诗吟唱出“介冑清荒
外”的战果。特别是在西域暴发与吐蕃、大食(阿
拉伯)的战争,更凸显出以“属国”作为“藩屏”的
边防政策。惟就突厥人立场而言,自有其家国人
民,为唐效力既非本意,唐朝君王也未能实践天下
一家的平等观念,因此,立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
(732)的《阙特勤碑》即指出:
他们给予我们大量的金子、银子和丝绸。
汉人的话语始终甜蜜,汉人的物品始终精美。
利用甜蜜的话语和精美的物品进行欺骗,汉
人便以这种方式令远方的民族接近他们。当
一个部落如此接近他们居住之后,汉人便萌
生恶意。汉人不让真正聪明的人和真正勇敢
的人获得发展。如若有人犯了错误,汉人决
不赦免任何他人,从其直系亲属,直到氏族、
部落。你们这些突厥人啊,曾因受其甜蜜话
语和精美物品之惑,大批人遭到杀害。①
李世民所自豪的“绝域降附天下平”,李隆基
所歌咏的“介冑清荒外”,实已造成这些身处绝域
荒外的降附者的心灵创痛。汉人的甜蜜话语和精
美物品,迷惑了人民的心灵,也欺骗了他们的感
情。人民在高压统治下的大量死亡人数,加上真
正人才无法获得信任,也没有发展的机会,导致氏
族、部落的严重弱化,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与反抗。
终唐之世,为了持续“绝域降附天下平”、“介冑清
荒外”的优越感,对外战争的频繁,乃为历代少见。
而绝域荒外人民的心灵伤痛,也以不同的方
式出现在汉人身上,陈陶在《陇西行四首》中即
同时指出“纵饶夺得林胡塞,碛地桑麻种不生”
(其一)、“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其
二)[3](P8492),以中原百姓埋骨异域来开拓无法生
产的边地,是诗人始终无法理解的朝廷政策。如
张蠙《边情》所云:
穷荒始得静天骄,又说天兵拟渡辽。圣
主尚嫌蕃界近,将军莫恨汉庭遥。草枯朔野
春难发,冰结河源夏半销。惆怅临戎皆効国,
岂无人似霍嫖姚。[3](P8078)
界定国家范围的边地疆界,在“圣主尚嫌蕃界
近”的主观认知下,成了一道不断向外浮动的界线。
将士们与故乡的距离也愈来愈遥远,如无名氏《杂
诗》所吟唱的:“无定河边暮角声,赫连台畔旅人情。
函关归路千余里,一夕秋风白发生。” [3](P8863) 而将士
用命所得到的领土是“草枯朔野春难发,冰结河源
夏半销”,具体写出桑麻不生、节候不顺的异域穷荒
景象。秦韬玉《塞下》更写出:
到处人皆著战袍,麾旗风紧马蹄劳。黑
山霜重弓添硬,青冢沙平月更高。大野几重
开雪岭,长河无限旧云涛。风林关外皆唐土,
何日陈兵戍不毛。[3](P7659)
①阙特勤碑正文60行,分汉文和突厥文两部分,汉文由唐玄宗亲书,突厥文由毗伽可汗夜落纥特勤撰写,芮传明译,引文为南5-6。详
见突厥研究www.guoxue.com/study/oy/tujue/jteq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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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边界成了一个没有人民生活的地方,只
见枕戈待旦、随时备战的将士。全诗以“风林关外
皆唐土,何日陈兵戍不毛”作结,将士用命所要争
取的战果,是把无限辽阔的“不毛”之地变成“唐
土”,形成一幕有如“唐吉诃德”一般的反讽画面①,
完全脱离中原百姓的生活景况。秦韬玉在《边将》
中呈现的是没有赢家的边界思维:
剑光如电马如风,百捷长轻是掌中。无
定河边蕃将死,受降城外虏尘空。旗缝雁翅
如竿褭,箭捻雕翎逐隼雄。自指燕山最高石,
不知谁为勒殊功。[3](P7658)
唐朝在对外战争上大立声威,被征服者固然
惨遭毁灭,而百捷勒石的胜利者,又是为何而战?
引发了诗人更多的思考。何况还有更多无辜战骨
长埋荒外,如周朴《塞上行》所云:
秦筑长城在,连云碛气侵。风吹边草急,
角绝塞鸿沈。世世征人往,年年战骨深。辽
天望乡者,回首尽沾襟。[3](P7700)
为争夺绝域荒外而发动的频繁对外战争,晚唐
秦韬玉、周朴看到的,是得而复失的不毛唐土,是燕
然山上不知为谁而战的勒石,是“世世征人往,年年
战骨深”的异域游魂。相形之下,盛唐歌咏大唐声
威诸名作,如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所云:
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三春时有雁,
万里少行人。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当
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3](P1271)
就显得苍白而浮泛了。而与王维同时的杜甫,
在《送高三十五书记》中直言“崆峒小麦熟,且愿
休王师。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3](P2252) 以及高
适《燕歌行》的“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
雨”、“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3](P2217)
则是在盛唐“绝域降附天下平”、“介冑清荒外”的
朝廷氛围中,展现出高度的反省性。再以李商隐
《汉南书事》为例:
西师万众几时回,哀痛天书近已裁。文
吏何曾重刀笔,将军犹自舞轮台。几时拓土
成王道,从古穷兵是祸胎。陛下好生千万寿,
玉楼长御白云杯。[3](P6206)
穷兵黩武的历史教训,命丧边域的众多士兵,
仍然无法扼止“拓土成王道”的趋势,无数将士走
上开边拓土的不归路,君王的重用武将与哀痛天
书,乃成为一再上演的政治戏码。很显然地,比起
为“拓土”而“穷兵”的有为君王,李商隐宁可期待
一位优游的无为天子。
三、以“浪迹”取代“弃置”的失意者新选项
京城,是政治权力的核心,也是士子竞逐功名
与追寻理想的共同场域,得志兼善与衣锦还乡成
了成功士子的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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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另一方面,“士子不遇”
的弃置感,如牟宗三以魏晋名士为“人间之弃才”、
“无得无成”,成了汉魏以来文人共有的哀怨或荒
凉。②耐人寻味的是,当唐代大多数士子依然遵循
此一模式,或羁旅京城以求进身之阶,或混迹渔樵
以高尚其志,另有一些人在失意京城之后却又不
回乡,选择浪迹他方,以迥异于一般士子的行为模
式,为自己的人生寻找新的定位与意义。如岑参
《送陶铣弃举荆南觐省》所云:
明时不爱璧,浪迹东南游。何必世人识,
知君轻五侯。采兰渡汉水,问绢过荆州。异
国有归兴,去乡无客愁。天寒楚塞雨,月净襄
阳秋。坐见吾道远,令人看白头。[3](P2099-2100)
依“采兰”、“问绢”二句,陶父应是仕宦荆南。
而陶铣则是在“明时不爱璧”的失意下,主动放弃
科举而“浪迹东南游”。值得注意的是“去乡无客
愁”的正向书写,直到“异国有归兴”才赴荆南觐
省,显见唐代官宦的第二代有着相对宽广的成长
空间。又如钱起《送郭秀才制举下第南游》所云 :
“失志思浪迹,知君晦近名。出关尘渐远,过郢兴
弥清。山尽溪初广,人闲舟自行。探幽无旅思,莫
畏楚猿鸣。” [3](P2636) 失志后的浪迹,脱卸功名羁绊,
①西班牙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著、屠孟超译《唐吉轲德》(台北远流出版社2005年版),系反讽当时
流行的骑士小说,主角唐吉轲德被用来比喻脱离现实的人、不自量力的人或敢于冲击社会不合理现象的人。
②详见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版)第70页,又:牟宗三《魏晋玄学·晋名士及其玄学名理》(台中私立东海大
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5页指出:“名士境界之无得无成只是以天地之逸气而为人间之弃才。乃是风流飘荡而无着处,乃是软性之放
纵恣肆,而唯播弄其逸气以自娱。故名士之基本情调乃是虚无主义的。魏晋人之生命深处不自觉地皆有一荒凉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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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尘嚣,所适尽是溪广境幽,人闲兴清,无形中
解构了闻猿下泪的羁旅劳愁。相形之下,李中《送
人南游》所云:
浪迹天涯去,南荒必动情。草青虞帝庙,
云暗夜郎城。越鸟惊乡梦,蛮风解宿酲。早
思归故里,华发等闲生。[3](P8531)
以悬想浪迹天涯的蛮荒凄苦,召唤游子思归
的传统主题,字句虽工而终究显得苍白而缺乏深
刻性。
即令踏入仕途,仍须面对京官有限的情况,如
房玄龄等撰《晋书·庾峻传》引庾峻上疏所云:“设
官分职,则官寡而贤众”,[12](P1392) 一旦外放边鄙地
区或主动投身边塞幕府的基层官僚,自不免有许
多悲怨与感伤。以盛唐二大边塞诗人高适(706-
765)与岑参(715-770)为例,实际的边境生活经
历与豪迈的边塞诗风,尚且不约而同地以“绝域”、
“穷荒”形容边境地区。高适《送裴别将之安西》
诗云:
绝域眇难跻,悠然信马蹄。风尘经跋涉,
摇落怨暌携。地出流沙外,天长甲子西。少
年无不可,行矣莫凄凄。[3](P2230)
高适笔下的“绝域”,完全不同于中原人士的生
活体验,流传自古的天文地理知识,在此并不适用:
“地出流沙外,天长甲子西”,从地理景观来说,是广
漠无际而又瞬息万变的流沙;从天文气象来说,也
无法依据日出日落来辨识方位与时间。衡诸李白
《关山月》所描述的“明月出天山”[3](P1689),迥然不同
于张九龄《望月怀远》的“海上生明月”[3](P591)。如
此一个全然陌生的“他方”,高适认定只适合“无不
可”的少年,许自己一个探索“未知”的机会。至于
曾有二次远赴安西都护府任职的岑参,驻守焉耆、
龟兹、于阗、疏勒前后达六年,其《北庭作》诗云:
雁塞通盐泽,龙堆接醋沟。孤城天北畔,
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可
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3](P2090)
依唐前文献记载,雁塞、盐泽、龙堆、醋沟都划
归汉人不居的地区,如汉扬雄《法言.孝至》所云:
“龙堆以西,大漠以北,鸟夷兽夷,郡劳王师,汉家不
为也。”[13](P5) 初唐修《周书》,在《异域传序》中亦明
言:“是雁海龙堆,天所以绝夷夏也;炎方朔漠,地
所以限内外也。……虽禹迹之东渐西被,不过海及
流沙;王制之自北徂南,裁称穴居交趾。”[14](P883-884)
不论是天然地理环境或人为疆域界限,汉人与外族
各有其生存的空间。唐玄宗的开边政策,把国境
边界推向了“天北畔”与“海西头”的绝域,来自中
原的守边士卒,年年忍受着长达三个季节的冰天雪
地。而四十未封侯恰是“少年无不可”的结局,生
命就此荒凉在穷荒异域。
草长、花开、鸢飞、蝶舞,是中原士子诗文中常
见的生活记忆,鸟类更是恒常与家屋连结在一起,
如陶明明《停云》诗的“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
翮闲止,好声相和”、《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的“孟
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
庐”[15](P12,133),形塑出人与自然同得其所、同顺其时、
同遂其性、同安其居、同乐其生的和谐美好情境。
因此,一旦出现“鸟不飞”、“飞鸟断”等形容,通常
指向不适合人居住的意思。岑参《登北庭北楼呈
幕中诸公》直言“大荒无鸟飞” [3](P2024),高骈《塞上
寄家兄》也写出“万里胡天鸟不飞” [3](P6923),乃至于
鹄《送张司直入单于》的“碛冷唯逢雁,天春不见
花” [3](P3502)、杜牧《游边》的“黄沙连海路无尘,边草
长枯不见春” [3](P6013),都写出没有春天的边境,完全
背离鸟鸣花开的故园景象。不仅如此,边境生活
的战地氛围,尤非中原士子所得适应,以晚唐五代
李殷为例,当其不得志于京城而选择西行入边时,
诸多送行诗作满溢着中原与边境的对比,如刘驾
《送李殷游边》以“君居洞庭日,诗句满魏阙。如
何万里来,青桂看人折”表达对李殷怀才不遇的同
情,对“西去偶然诀”的李殷,仍提醒“荒城见羊马,
野馆具薇蕨” [3](P6782) 的边境景况。而曹邺《送进士
李殷下第游汾河》更直接指出“上国花照地,遣君
向西征”的自然景观之异,再以“边士不好礼,全
家住军城。城中鼓角严,旅客常夜惊” [3](P6879) 挑明
战地的戒严景象。是以薛能在《李殷游京西》中
直言“投刺皆羁旅,游边更苦辛” [3](P6489),文士的不
遇,比起“投刺”的无着落,“游边”的挑战性显然
更高。
因此,岑参对于选择“浪迹边境”的独孤渐,
乃有一番见解,《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
御》诗云:
轮台客舍春草满,颍阳归客肠堪断。穷
荒绝漠鸟不飞,万碛千山梦犹懒。怜君白面
一书生,读书千卷未成名。五侯贵门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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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亩山田身自耕。兴来浪迹无远近,及至辞
家忆乡信。无事垂鞭信马头,西南几欲穷天
尽。奉使三年独未归,边头词客旧来稀。借
问君来得几日,到家不觉换春衣。高斋清昼
卷帷幕,纱帽接 慵不著。中酒朝眠日色高,
弹棋夜半灯花落。冰片高堆金错盘,满堂凛
凛五月寒。桂林蒲萄新吐蔓,武城刺蜜未可
餐。军中置酒夜挝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
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知尔园林
压渭滨,夫人堂上泣罗裙。鱼龙川北盘溪雨,
鸟鼠山西洮水云。台中严公于我厚,别后新
诗满人口。自怜弃置天西头,因君为问相思
否。[3](P2054)
岑参对“穷荒绝漠”的刻画,是不见飞鸟的沙
砾地带,对于读书千卷而遭逢不偶的白面书生独
孤渐,在“五侯贵门”与“数亩山田”的常规选项之
外,以“浪迹无远近”、“垂鞭信马头”的姿态,走上
漫无目的底“他方”。而这个以系念家乡、漫长旅
途为代价的“他方”,又没有素所熟悉的“词客”,如
何吸引中原士子的到来?岑参在此碰触到“他方”
异于“家乡”的几个更深一层命题 :其一,摆落中
原官场的繁文缛节,中酒朝眠,弹棋夜半,丰足的
美馔,完全放任身体感官的满足 ;其二,“桂林蒲
萄新吐蔓,武城刺蜜未可餐”的异地物候,“鱼龙川
北盘溪雨,鸟鼠山西洮水云”的独特地景,提供完
全不同于故乡的生活体验 ;其三,酒筵与战鼓并
置的边城长夜,再加上善胡歌的将军,能汉语的蕃
王,强烈冲撞着传统的边疆战争与华夷之辨。此
外,岑参在这一首诗中,更以自己“奉使三年独未
归”、“自怜弃置天西头”的境遇,对照独孤渐的“兴
来浪迹无远近”、“西南几欲穷天尽”,映现出两种
完全不同的心态 :无目的性的“浪迹”,与边城基
层官吏的“弃置”,而浪迹穷荒所开启不同的视界,
必然影响了诗人认识自我与世界的方式。
四、绝漠与穷海:移动的国家版图
受困场屋、求仕无门固然是唐代诗人漫游四
方的重要因素之一 [16],进士及第而不甘沈沦小吏
下僚者,“赴边从戎”提供了另一种选项。岑参于
天宝八载(749)应高仙芝召,远赴安西幕府(在今
新疆库车)任职,沿途写下不少纪行诗作,从《初
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一驿过一驿,驿骑如
星流”、“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
四蹄皆血流。” [3](P2024-2025) 与中原完全不同的行旅
经历,更在《碛中作》写出不同于成长经验的时空
体验:
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
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3](P2106)
不断行走在一望无际而又渺无人烟的沙漠
地区,彷佛已到了天边。往昔用以判断时光流转
的鸟鸣蝶舞与花木荣枯,在此完全失去踪影,记
忆时间的工具就只剩下月圆月阙与日出日落。即
使是自然天象的日月书写,也完全不同于素所熟
习的“海上生明月”(张九龄《感遇》)、“山气日夕
佳”(陶渊明《饮酒》),而转变成“明月出天山”(李
白《关山月》),以及岑参《日没贺延碛作》所描摹
的“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面对日月景象的
陌生感,挑战着诗人的意志与豪情,一路走来,初
过陇山的“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以及《送李
副使赴碛西官军》的“功名祗向马上取,真是英雄
一丈夫” [3](P2055),《银山碛西馆》的“丈夫三十未富
贵,安能终日守笔砚” [3](P2056),到此也忍不住发出
“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 [3](P2102) 的丧志之语。
更大的挑战还在于面对“无知”的恐惧感,岑参在
《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中写下“寻河愁地尽,过
碛觉天低” [3](P2067),这种地尽天低的空间失落感,
不断冲击着诗人的存在感知,其《过碛》诗云:
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
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3](P2106)
刘勰论诗歌创作的生成,“感物吟志”[17](P173)
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在中原,即使是冬夜,岑参的
记忆仍然可感知“林晚栗初拆,枝寒梨已红。物幽
兴易惬,事胜趣弥浓”(《冬夜宿仙游寺南凉堂呈
谦道人》)[3](P2025) 的栗拆棃红,因而引发诗人的惬兴
浓趣。然而,当岑参身处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区,只
见黄沙连接着云天,连方向感都无法掌握,就只能
不断往前走向“地尽天还尽”的虚无。地理位置
与空间感知的改变,影响到诗人的天下想象,以岑
参《安西馆中思长安》为例:
家在日出处,朝来起东风。风从帝乡来,
不异家信通。绝域地欲尽,孤城天遂穷。弥
年但走马,终日随飘蓬。寂寞不得意,辛勤方
在公。胡尘净古塞,兵气屯边空。乡路眇天外,
归期如梦中。遥凭长房术,为缩天山东。[3](P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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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世界尽头的“绝域”,“家”与“帝乡”遂被
记忆成有如日出扶桑的东方海域传说,而“风”是
与家乡交通的惟一管道。“寂寞”四句呼应题目,
渺在天外的安西,对于京城“开边”政策的体会,
反而是期盼以费长房的缩地神术①,将辽阔的国土
限缩在天山以东。对岑参而言,“唯求缩却地,乡
路莫教赊”(《题井陉双溪李道士所居》)[3](P2102),家
乡的连结远比开边的意义更为实在。
诗人的浪迹穷荒,除了身不由己的贬官者外,
多属不得志的游幕僚佐,因贫而远赴四方。相对
于西北绝漠,东南穷海是唐代诗人另一个涉足的
绝域。汉高祖刘邦“威加海内”所构设的政治版图,
初盛唐帝王如太宗《帝京篇十首》序所称“忠良可
接,何必海上神仙乎” [3](P1),以及玄宗《送玄同真人
李抱朴谒灊山仙祠》的“蓬瀛海上遥” [3](P33),仍把
“海上”画归神仙居所。历来文人的海洋经验本就
极为欠缺,普遍对海洋存在着畏恶的心态,对海洋
的陌生感实不下于绝漠,诗人笔下的大海,大幅度
集中在朝宗于海的隐喻性,以及望洋兴叹的神往、
海外仙山的想象或鸥鸟忘机的闲情。检阅唐诗,
宋务光《海上作》对海域有比较丰富的描述,诗云:
旷哉潮汐池,大矣乾坤力。浩浩去无际,
沄沄深不测。崩腾翕众流,泱漭环中国。鳞
介错殊品,氛霞饶诡色。天波混莫分,岛树遥
难识。汉主探灵怪,秦王恣游陟。搜奇大壑东,
竦望成山北。方术徒相误,蓬莱安可得。吾
君略仙道,至化孚淳默。惊浪晏穷溟,飞航通
绝域。马韩底厥贡,龙伯修其职。粤我遘休明,
匪躬期正直。敢输鹰隼执,以间豺狼忒。海
路行已殚,輶轩未皇息。劳歌玄月暮,旅睇沧
浪极。魏阙渺云端,驰心附归冀。[3](P1078)
依宋务光的背景②,并无航海经验,本诗应属
咏史与想象之作,映现出中土士人的海洋世界观 :
环绕着中国,既与国境紧密相接,却又浩渺无际而
且深不可测,是一个“鳞介错殊品,氛霞饶诡色”
的异质空间,以秦王汉主大张旗鼓的恣游涉、探灵
怪,仍只停留在方士的幻术想象中,无助于人类对
大海的了解。而中土君王所意图发展的是王化职
贡与“飞航通绝域”的商业活动,更期待“海路行
已殚,輶轩未皇息”、“魏阙渺云端,驰心附归冀”,
把唐朝国境扩展到无远弗届的浩瀚大海。
事实上,由于南方是唐朝贬谪官员的主要场
所,东南海域的开发甚至不如西北沙漠,以致于诗
人笔下的海洋书写,在穷荒之外更增添了陌生与
畏恶。有流放南荒经验的宋之问,首先在《发藤州》
诗中写下“魑魅天边国,穷愁海上城” [3](P652),把天
边海上连结成鬼魅世界。而韩愈从韶州往潮州途
中所作《泷吏》,显然视海域为距离京城极为遥远
的险恶地区: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乐泷。险恶不可状,
船石相舂撞。往问泷头吏,潮州尚几里。行
当何时到,土风复何似。泷吏垂手笑,官何问
之愚。譬官居京邑,何由知东吴。东吴游宦乡,
官知自有由。潮州底处所,有罪乃窜流。侬
幸无负犯,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遽妄
问为。[3](P3825)
韩愈南行所费时间为六旬,与岑参西行的两
见月圆约莫相当,可见东南穷海与西北绝漠同为
远离京城的边陲。不同于沙碛地区的“马走碎石
中,四蹄皆血流”,滨海地区的险恶在于“船石相舂
撞”,而东南边陲的“未知”的情况显然远过于西
北,诗中特别藉由泷吏的戏言,点出居京邑者对穷
海地区的陌生,甚至在朝廷政策中使潮州沦为“有
罪乃窜流”的处所,显示东南穷海的开发犹在西北
绝漠之后。至于距离韶州尚有三千里路的潮州,
在泷吏口中仍是一个人类深感陌生的世界:
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
牙眼怖杀侬。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飓
风有时作,掀簸真差事。[3](P3825)
属于自然气象的恶溪、瘴毒、雷电与飓风,都
是人类所无法抗拒的巨大灾厄,连物种如鳄鱼者
都是牙眼狰狞,而“有海无天地”的独特空间性,
更是人类所无法接触。诗中更藉由“圣人于天下,
于物无不容”的常谈,翻转出“官无嫌此州,固罪
人所徙”的高论 [3](P3825),以边鄙小吏的质问,映现出
中央的傲慢与无知。
①葛洪《神仙传·壶公》载:“(费长)房有神术,能缩地脉,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复舒如旧也。”详见《丛书集成初编》
(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9页。
②《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78页附诗人小传云:“宋务光(一作宋先),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举进士及第,
调洛阳尉,迁右卫骑曹参军。神龙初,上封事直谏,不省。俄以监察御史巡察河南道,考最,进殿中右台御史。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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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文士不得志而游幕僚佐,选择西北荒
塞犹有建立边功的机会,选择浪迹穷海者特别值
得玩味。如元结在《送孟校书往南海》诗云:
吾闻近南海,乃是魑魅乡。忽见孟夫子,欢然
游此方。忽喜海风来,海帆又欲张。漂漂随所去,
不念归路长。君有失母儿,爱之似阿阳。始解随人
行,不欲离君傍。相劝早旋归,此言慎勿忘。[3](P2710)
南海系以中原为核心的地理海域概念。元结
在诗中首先沿用宋之问以东南海域为“魑魅”的见
解,当然无法理解孟云卿“欢然”乘船随风浪而远
扬的行为,因而只能以慈母亲情呼唤孟云卿的归
来。诗前有序,序中另以“知己在朝廷”、“何事不
可至”的宽慰语,对孟云卿一再叮咛 :“勿随长风,
乘兴蹈海 ;勿爱罗浮,往而不归”,甚至不惜动用
人际关系 :“南海幕府,有乐安任鸿,与次山最旧,
请任公为次山一白府主,趣资装云卿使北归,慎勿
令徘徊海上”(同上),几乎用尽一切手段,只为了
证明 :南海不是人才该去的地方。不得已而远游
南海,首要克服的就是心情的调适,如张登《送王
主簿游南海》诗云:
平生推久要,留滞共三年。明日东南路,
穷荒雾露天。旷怀常寄酒,素业不言钱。道
在贫非病,时来丑亦妍。过山乘蜡屐,涉海附
楼船。行矣无为恨,宗门有大贤。[3](P3525)
唐代主簿属初级文书佐吏,并非赴京士子的
职位选项。“不言钱”、“贫非病”的自信自重,都抵
不过长安居大不易的现实。对士子而言,“三年”
似乎是留滞京城的极限,返乡无助于“不言钱”、
“贫非病”的处境,因此,离开首善之地京城的下一
站通常是“穷荒”,两者的反差更是强烈冲击着士
人的生命体验。就诗人的“穷荒”书写而言,东南
海域的船行雾露,比起西北绝漠的马行沙碛,显然
更为陌生而诡谲难测。即使到了晚唐,马戴《送从
叔重赴海南从事》对海洋的认知依然是险恶而模
糊的,诗云:
又从连帅请,还作岭南行。穷海何时到,
孤帆累月程。乱蝉吟暮色,哀狖落秋声。晚
路潮波起,寒葭雾雨生。沙埋铜柱没,山簇瘴
云平。念此别离苦,其如宗从情。[3](P6444)
“从事”是地方首长自辟的僚属。偏远地区的
历练显然无助于重返京城,即使已是二度赴岭南,
南方瘴云雾雨的异常迷蒙气候,而“穷海何时到,
孤帆累月程”的不确定性航程,凸显出穷海经验的
个案性,并未能充实唐人对海域的认知。晚唐杜
牧在《见宋拾遗题名处感而成诗》中更以“窜逐穷
荒与死期,饿唯蒿藿病无医” [3](P5961) 二句,回应初唐
宋之问的“魑魅天边国,穷愁海上城”,可见终唐之
世,并未能改善国境边陲的生存条件。
五、越界与对话:国境内外与天下想象
国家疆域随着政策与战力而有伸有缩,边境
更随着国际关系而有开放或紧张的变化。身处国
境交界,除了个人离开京城核心与家园亲友后,必
须面对距离感所衍生的陌生感与边缘感之外,还
包括气候、物产、风俗、饮食乃至语言的不同而衍
生的障碍性,必然对人的认知与思维有所影响。
特别是当国境的“内”与“外”出现时,不可避免地
就出现“认同”与“否定”的异化,甚至是有/无、
优/劣的辩证。加斯东·巴舍拉在《空间诗学》
进行以“家屋”为对象的讨论时,也注意到“内与
外”的问题,并且透过几何学与哲学的方式作出如
下论述:
当我们陷在存有之内,我们应该不断努
力走出去;而当我们努力自外于存有时,我
们又应该不断努力走进它内部。这样,就存
有而言,所有的情况不过是迂回反复、循环不
已、来来回回的循环,不过是一连串的旅居、
是歌曲中无穷反复的副歌。[18](P315)
诗人选择离乡背井、浪迹穷荒,却又不断记忆
故园与京城 ;努力要摆脱既有思考模式、避免庸
俗,却又以惯性思维看待异域他者,成了一再重演
的对话。以岑参为例,边塞经历总计有六年,若进
一步探索岑参的边境生活,在《优钵罗花歌序》中
清楚写道:
天宝庚申岁,参忝大理评事,摄监察御
史,领伊西北庭度支副使。自公多暇,乃于府
庭内,栽树种药,为山凿池,婆娑乎其间,足以
寄傲。
天宝庚申应是“丙申”之误。即使是安史之
乱期间,岑参身处鸟不飞、花不开的西北绝漠,仍
着力于“栽树种药,为山凿池”的经营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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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此过着仿如陶渊明“倚南窗以寄傲”(《归去
来兮辞》)一般的幽栖生活。即使岑参在“府庭内”
的框限中,复制出原有的生活环境,使他虽身处异
域他乡而依然能够维持原有生活模式,而一旦与
“他者”的产生对话,自然就激发出有关政治、文
化、社会等多重向度的诠释与反思。因此,对于当
地特有的“优钵罗花”,岑参在序中写道:
参 尝 读 佛 经,闻 有 优 钵 罗 花,目 所 未
见。……交河小吏有献此花者,云得之于天
山之南,其状异于众草,势巃嵷如冠弁,嶷然
上耸,生不傍引,攒花中折,骈叶外包,异香腾
风,秀色媚景,因赏而叹曰:尔不生于中土,
僻在遐裔,使牡丹价重,芙蓉誉高,惜哉!夫
天地无私,阴阳无偏,各遂其生,自物厥性,岂
以偏地而不生乎?岂以无人而不芳乎?适此
花不遭小吏,终委诸山谷,亦何异怀才之士,
未会明主,摈于林薮邪! [3](P2062)
优钵罗花,又译作乌钵罗花、沤钵罗花、优钵
剌花、殟钵罗花,或意译作青莲花。[19](P1896) 交河原
属高昌郡、高昌国,安西都护府即设于此。岑参对
于“目所未见”的优钵罗花有精细描绘,从冠弁嶷
然不傍引的形态,到独特的香气与秀色,以及诗中
所云“夜掩朝开”的睡莲属性,使世人推誉的中原
花王牡丹、芙蓉相形失色,无形中解构了以中原为
判断依据的惯性思维。至于“不生于中土,僻在遐
裔”的感叹,则映现出岑参在“府庭内”的自我框
限。紧接着岑参又以“天地无私,阴阳无偏,各遂
其生,自物厥性,岂以偏地而不生乎?岂以无人而
不芳乎?”身处穷荒绝域的“他乡”,使岑参能够跳
脱定式思维,从自然法则中展现更为宽广辽阔的
视野。最后却仍归结到“异怀才之士,未会明主,
摈于林薮”的感士不遇模式。岑参在序文中反复
出现“跳脱惯性思维”与“自我框限”的辩证,恰巧
凸显出“自我/他者”的相互辩证,只是一种不断
反复的循环。相形之下,诗的表现反而趋于保守:
白山南,赤山北。其间有花人不识,绿茎
碧叶好颜色。叶六瓣,花九房。夜掩朝开多
异香,何不生彼中国兮生西方。移根在庭,
媚我公堂。耻与众草之为伍,何亭亭而独芳。
何不为人之所赏兮,深山穷谷委严霜。吾窃
悲阳关道路长,曾不得献于君王。[3](P2062)
由对优钵罗花的极力赞誉,导出“何不生彼中
国兮生西方”、“何不为人之所赏兮”的质问,把序
文所开启“天地无私”的广阔视野,再度拘限在“生
彼中国”与“为人所赏”的中土核心观点,因而以
“悲阳关道路长”、“不得献于君王”的悲感作结,并
未能藉此“他者”而激发出对生活模式、国家观念
乃至天想象的诠释与重塑。边塞诗名家岑参尚且
如此,其余赴边诗人的自我拘限度更高,以中唐吕
温(771-811)为例,贞元二十年随张荐以侍御史
之名出使吐蕃,所作诗即充满不适应感:
岂知羸卧穷荒外,日满深山犹闭门。(《吐
蕃别馆卧病寄朝中诸友》)[3](P4160)
清时令节千官会,绝域穷荒一病夫。遥
想满堂欢笑处,几人缘我向西隅。(《吐蕃别
馆中和日寄朝中僚旧》)[3](P4160)
三五穷荒月,还应照北堂。回身向暗卧,
不忍见圆光。(《吐蕃别馆月夜》)[3](P4164)
吐蕃为唐时藏族所建立的政权,吕温由中原远
赴异域,水土不服的生理反应自是难免,若以吕温
留在吐蕃一年多的时间来看,诗中一再出现“日满
深山犹闭门”、“回身向暗卧,不忍见圆光”的自我封
闭性,以及不断记忆“令节千官会”、“满堂欢笑处”
的京城胜境,而对当地的形容却只有“绝域穷荒”
四个字,甚至在《蕃中拘留岁余回至陇石先寄城中
亲故》中直陈“穷泉百死别,绝域再生归” [3](P4160),这
种身处“他方”而无所感发的现象,徒有“越界”之
名而无“对话”的意义,也反映了唐朝“开边”的不
对等国际关系。是以如杜甫《送杨六判官使西蕃》
所云“儒衣山鸟怪,汉节野童看” [3](P2406-2407),唐朝在
“开边”政策上并未能实质施以“教化”,太宗的“爱
之如一”终究只具宣示性意义。
相对地,在“开边”争战以外的更遥远“国家”,
鲜少有诗人亲临其地,却能藉由个别人物的往来
互动,想象出更丰富的天下图像。以日本国为例,
大和政权已多次向南朝与隋遣使,奈良、平安两时
期的二百六十多年间(630-895)即有多达十几次
的遣唐使,其中晁衡(又作朝衡,原名阿倍仲麻吕,
698-770)更是留唐四十多年,中进士,仕至秘书
监等职,与李白、王维等诗人交好。日本是唐朝所
接触的最遥远国家,唐代诗人对日本的认知,有许
多是透过与晁衡的赠别而呈现,储光羲在《洛中贻
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即指出“万国朝天中,东
隅道最长” [3](P1405)。王维在《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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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有更多的描述:
海东国,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
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历岁
方达,继旧好于行人;滔天无涯,贡方物于天
子。同仪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观,不
居蛮夷之邸。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彼以好来,
废关弛禁,上敷文教,虚至实归,故人民杂居,
往来如市。
不同于开边争战中被征服者的未开化状态,
也迥异于西北绝漠、东南穷海的蛮荒景象,王维笔
下的海东日本国,几乎是华夏文化的传承者,两国
之间有如兄弟之邦,完全看不出“华夷之辨”。序
中更以“去帝乡之故旧,谒本朝之君臣。咏七子之
诗,佩两国之印。恢我王度,谕彼蕃臣。三寸犹在,
乐毅辞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归魏而逾尊。”
形容晁衡仕唐有如苏秦、乐毅、信陵君等人,把唐
朝与日本的关系比拟成秦楚晋燕赵。惟有透过对
于晁衡返国航程的描述,才清楚映现日本国的绝
域属性:
琅琊台上,回望龙门;碣石馆前,敻然鸟
逝。鲸鱼喷浪,则万里倒回;鹢首乘云,则八
风却走。扶桑若齐,郁岛如萍。沃白日而簸
三山,浮苍天而吞九域。黄雀之风动地,黑蜃
之气成云。淼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
海洋的出现,使王维退缩到中原人士对海洋
的陌生与畏恶,想象浩瀚无际的大海,充满具有毁
灭性且又无法臆测的变化,晁衡的归帆即是航向
不可知的彼方。这样的跨国接触,并没有激起诗
人的探险精神与求知欲望,王维仍然停留在自己
的位置上,感伤相思之不可寄。诗中更明显呈现
送别的抒情特质: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岛何处
远,万里若乘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
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
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3](P1289)
在遣词用句上,“安知”、“何处”、“不可极”、“若
为通”等不确定性与消极性,有如闺怨诗的拘限闺
中,缺乏对空间的真实感知,只能以“看日”、“信
风”约略捕捉相思对象所要去的方向,而看似色彩
分明的“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毕竟不具真实
形象。晚唐姚合称此诗为诗家射鵰手的压卷①,如
非过誉,恰可印证唐人天下想象的普遍模糊性。
唐人对海洋的畏恶,影响到对海洋的认知,即
使是咏海之作,如独孤及《观海》的“澒洞吞百谷,
周流无四垠。廓然混茫际,望见天地根。白日自
中吐,扶桑如可扪” [3](P2765)、陈陶《蒲门戌观海作》
的“廓落溟涨淆,埔门郁苍苍。登楼礼东君,旭日
生扶桑” [3](P8467),对海洋的形容,始终停留在浩渺无
边,以及日出扶桑的传说。因此,日本国的出现,
必然改变唐人的天下想象,如:
怜君异域朝周远,积水连天何处通。遥
指来从初日外,始知更有扶桑东。(刘长卿《同
崔载华赠日本聘使》)[3](P1558)
绝国将无外,扶桑更有东。(徐凝《送日
本使还》)[3](P5374)
大海浪中分国界,扶桑树底是天涯。(方
干《送僧归日本》)[3](P7495)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韦
庄《送日本国僧敬龙归》)[3](P7996)
即使几番遣唐使的来去,由于“积水连天”的
限隔,终唐之世,诗人对日本的认知仍是在比日出
扶桑更遥远的东方,至于“大海浪中分国界”的提
出,以及贾岛《送褚山人归日本》的“东海几年别,
中华此日还” [3](P6667),都使得日本成为“无外”、“天
涯”的异域绝国。至于方干《送人游日本国》诗所
云:
苍茫大荒外,风教即难知。连夜扬帆去,
经年到岸迟。波涛含左界,星斗定东维。或
有归风便,当为相见期。[3](P7454)
面对旅途的遥远与耗时,方干提出“波涛含左
界,星斗定东维”的航海知识,藉由洋流来界定航
道,依循星斗来辨识方位,再加上“归风便”的借
助风力,交通的问题已可克服,相形之下,“风教即
难知”的语言、文化、风土、人情等差异,才是跨国
①姚合《极玄集》自序称:“此皆诗家射鵰手也。合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庶免后来之非。”(详见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
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32页)而卷首诗王维此诗及《送丘为下第》、《观猎》三首,似以此篇为压卷,详见王士祯《十种唐
诗选·极玄集》(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版)第263-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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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最大挑战。值得一提的还有李白《放后遇
恩不沾》所云:
天作云与雷,霈然德泽开。东风日本至,
白雉越裳来。独弃长沙国,三年未许回。何
时入宣室,更问洛阳才。
当朝廷大力推展跨国外交、善待来使时,境内
却还存在着流放罪人的化外之地,李白以贾谊贬
长沙为例,“独弃长沙国,三年未许回”的禁锢空
间,不论是就谪人或谪地来说,都是在国内制造一
个仿如没有邦交的对立空间,是一个远比日本国
更疏远的绝域。藉由“他者”所开启的视域,不只
是更辽阔的天下想象,也包含更多向度的思维空
间。
唐朝与邻国互动最密切的当属朝鲜半岛的新
罗,除了初唐的争战并设置五都督府与安东都护
府外,大抵建立在使臣来往的关系,尤其是使臣与
诗人之间的互动频繁,更大幅度降低边界的紧张
气氛,也使得同样为海洋所隔绝的新罗少了穷荒
绝域的色彩。太宗贞观年间虽同时接纳边境各国
入唐求学,如《旧唐书·儒学传序》所记载:
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
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
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济济洋
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20](P4941)
在实际执行上,诸国入学以新罗最为积极,
人数最多,成果也最丰硕。惟仍不免受限于缺乏
亲临的经验,以及地理知识的不足,以致于唐朝
诗人笔下的新罗,实与日本国无异,如张籍《送金
少卿副使归新罗》的“云岛茫茫天畔微,向东万里
一帆飞” [3](P4344)、皇甫曾《送归中丞使新罗》的“天
遥辞上国,水尽到孤城” [3](P2182)、皇甫冉《送归中丞
使新罗》的“浮天无尽处,望日计前程” [3](P2815)、吉
中孚的《送归中丞使新罗册立吊祭》的“绝域通
王制,穷天向水程。……路长经岁去,海尽向山
行” [3](P3352)、李益(一作李端)《送归中丞使新罗册
立吊祭》的“东望扶桑日,何年是到时。……沧溟
无旧路,何处问前期” [3](P3200)、殷尧藩(一作姚合)
《送源中丞使新罗》的“海东万里洒扶桑” [3](P5573)
等,乃至贯休《送新罗人及第归》所想象的“衣上
日光真是火,岛旁鱼骨大于船” [3](P9418),大抵诗人
对新罗的认知,系以日出东方为惟一指标,此外
即是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旅人不断向着天穷水
尽处航行,充满未知感与“无旧路”的陌生感。即
令诗人对新罗的陌生感不下于其它边境绝域,诗
人笔下的新罗却是一个王化所及的地方,如陶翰
《送金卿归新罗》的“奉义朝中国,殊恩及远臣”、
“礼乐夷风变,衣冠汉制新” [3](P1477),以及皇甫冉
《送归中丞使新罗》的“异俗知文教,通儒有令名。
还将大戴礼,方外授诸生” [3](P2815)、耿湋《送归中丞
使新罗》的“远国通王化,儒林得使臣” [3](P2997)、钱
起《送陆珽侍御使新罗》的“始觉儒风远,殊方礼
乐新” [3](P2639) 等,尤以权德舆(759-818)《送韦中
丞奉使新罗》最具代表性:
淳化洽声明,殊方均惠养。计书重译至,
锡命双旌往。星辞北极远,水泛东溟广。斗
柄辨宵程,天琛宜昼赏。孤光洲岛迥,净绿烟
霞敞。展礼盛宾徒,交欢觌君长。经途劳视听,
怆别萦梦想。延颈旬岁期,新恩在归鞅。[3](P3632)
把新罗定位为“殊方”,首二句即展现圣朝化
均天下的声威,并以“展礼盛宾徒,交欢觌君长”二
句形容两国互重交欢的盛况。其中“星辞北极远,
水泛东溟广。斗柄辨宵程,天琛宜昼赏”四句描述
航行海上的景况,以北斗星象为夜航指标,同时已
具有探赏大海中天琛水怪的雅兴。此外,孟郊《奉
同朝贤送新罗使》的“浪兴豁胸臆,泛程舟虚空”、
“实怪赏不足,异鲜悦多丛” [3](P4252),也能展现藉由
航海增广阅历与开阔胸襟的豪兴。
除了官方的使臣往来,诗中所映现的民间往
来,主要映现在士人与僧人。如许浑《送友人罢
举归东海》的“沧波天堑外,何岛是新罗。舶主辞
番远,棋僧入汉多” [3](P6072),由于入唐的需求,包括
应试举人与棋士、僧人,使得船舶纷纷冒险跨越天
堑。而顾非熊《送朴处士归新罗》诗所云:
少年离本国,今去已成翁。客梦孤舟里,
乡山积水东。鳌沈崩巨岸,龙斗出遥空。学
得中华语,将归谁与同。[3](P5781)
进一步凸显出新罗人历经“鳌沈崩巨岸,龙斗
出遥空”的险恶海域,远赴“他方”求取功名,长期
居留唐土而无所成,回国后面对的是两国“殊方”
的差异性 :“学得中华语,将归谁与同”,在自己的
国家中反而成了落落寡合的“他者”,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