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日,为迎合当时国内政党政治开展的需要,一批在沪华侨发起组织中华民党,并在位于四川
南路的华侨银行召开发起人会议, 推举徐景明、李品真为正副筹备理事长。
孙中山让位后,国内政局逆转。1913 年 3月 20日, 宋教仁在上海被刺, 不久�二次革命�
爆发。但仓促上阵的革命党人很快败下阵来,孙中山、黄兴等人被迫再度流亡日本, 一部分国
民党人则留在国内, 转入秘密斗争。对国内政局的逆转和袁世凯的专制行径,在沪海外华侨焦
虑忧愤,他们以各种方式予以抗争。1913年 12月中旬,在上海发售的署名由旧金山华侨主办
的 中华民国公报!, 因接连刊载对袁世凯统治不满的言论, 被北京政府内务部以�语多悖谬,有
害治安�为由,责令淞沪警察厅严禁发售。1915年袁世凯称帝失败, 但仍企图继续占据大总统
席位, 遭到人们的同声谴责。1916年 4月 11日, 上海华侨联合会致电袁世凯, 强调海外华侨
均不承认袁世凯�仍为代表国家之元首,请速退职,以免辱国殃民�。华侨在反袁斗争中的积极
表现,曾得到孙中山的高度评价。1916年 9月 30日,孙中山在上海慰问并在张园欢宴�华侨
讨袁敢死先锋队�全体成员,并即席演讲,指出�心坚则不畏大敌�,对华侨的爱国热情和斗志予
以嘉勉。华侨不负所望, 在以后的岁月里,依旧积极支持或直接参与民主革命的斗争。
华侨久居海外, 大多长期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 了解、熟悉资本主义各项经济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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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
和运行机制,有的还积聚了一定的资金,掌握了一些科学技术或经营管理的知识;同时,他们又
都有着报效祖国、帮助祖国早日富强的诚挚愿望。还在晚清,有的人就已尝试投资国内近代企
业,但由于当时国内政治黑暗, 侨资企业的发展困难重重, 不少人望而却步。中华民国的建立
和南京临时政府鼓励和保护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法令、条规, 为侨资企业的创办展示了
令人鼓舞的前景。在辛亥革命后的上海,出现了华侨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潮。顺应当时的投资
实业热潮,北京政府上台后,依旧采取鼓励的政策,在时任农商总长张謇的主持下,制定和颁布
了一些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法规。继而,又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忙于互
相厮杀,中国民族工商业乘隙得到较快发展。在辛亥革命的直接推动以及上述其他因素的综
合作用下, 1912年始,连同侨资企业在内的上海民族工商业有明显发展。这种发展势头虽略
有起伏,但一直延续到 20年代,一些著名侨资企业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1916年)、先施公司
( 1917年)、永安公司( 1918年)等, 都是在这一时期崛起于上海的。
考察辛亥革命与在沪海外华侨归侨的关系,特别是革命后他们对上海政治变革和经济发
展所做的努力, 有助于对那段历史有更全面的认识,并对华侨归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有
更多的了解,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 �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 我们
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这里所论述的, 只是一个缩影。
辛亥 鼎革与 租界遗老
熊 ∀ 月 ∀ 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 国运鼎革之际, 故国旧臣的命运,或死、或降、或隐,除极个别逃亡海外的(如明末朱舜水) ,
并无他路可走。辛亥革命以后,清朝旧臣的命运,除了死、降(从一个角度是降,但从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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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说是反正、起义)、隐以外, 多了一条出路,不死、不降也不隐,而是到租界里去做遗老。那
时中国有 23个租界, 对清朝旧臣有吸引力的主要有三个,即上海、天津、青岛。黄河以南的封
疆大吏到上海的比较多, 清廷皇室近臣、满族、蒙古族官员和黄河以北的地方大员到天津的比
较多,也有一些人到了青岛。流寓上海租界的遗老比较知名的有(按年龄排序) :
冯煦( 1843 ∃ 1927年) , 江苏宝应人, 1886年进士, 历任安徽凤阳知府、山西按察使、安徽布
政使、安徽巡抚。清廷被推翻以后,痛哭失声,避地上海,后死于上海( 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
出版社 1991年版,第 661页)。
盛宣怀( 1844 ∃ 1916年) ,江苏武进人, 官至天津海关道、会办商约大臣、邮传部大臣等,在
革命爆发以后, 由天津经青岛,再由大连逃往日本。到 1912年 10月,风浪平息以后,再回到上
海,以后一直住在上海。
秦绶章( 1849 ∃ 1925年) ,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光绪进士, 历任编修、湖南乡试副考
官、侍讲学士、礼部侍郎、福建学政、兵部左侍郎, 辛亥革命爆发后,迁居上海, �杜门著书, 宾客
罕觏其面,而江湖魏阙之思,往往形诸歌咏间�(同上,第 690页)。
瞿鸿 ( 1850 ∃ 1918年) ,湖南善化人,同治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
辛亥年冬,避地上海。
沈曾植( 1850 ∃ 1922年) ,浙江嘉兴人, 1880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
学使、署安徽布政使等职, 1910年即辞官定居上海。在上海,坚持忠清立场, 1917年参加张勋
复辟,失败后仍归居上海。
陈三立( 1852 ∃ 1937年) ,江西义宁人, 1886年进士,曾任吏部主事等职,辛亥革命后,避居
上海等地,以遗老自居。
王仁东( 1854∃ ? 年) ,福建闽县人, 1876年举人,曾任内阁中书、南通知州、苏州粮道,辛亥以后
居住上海,参加郑孝胥等人的读经会( 郑孝胥日记!第三册,中华书局 1993年版,第 1437页)。
严复( 1854 ∃ 1921年) , 福建侯官人,历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安徽高等学堂监督、
学部审定名辞馆总纂。清末已在上海置有房产, 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 他住在上海, 以遗老自
居。风浪平息以后, 到京师大学堂任职,但家仍在上海。
胡湘林( 1856 ∃ 1925年) ,江西新建人, 1875年进士,官至湖南按察使、广东布政使,武昌起
义以后,流寓上海, �赁庑陋巷中,出入一小车,从二三耆旧游,绝口不道世事�,后死于上海( 辛
亥人物碑传集!,第 688页)。
陈夔龙( 1856 ∃ 1948年) ,贵州贵阳人, 1886年进士,官至漕运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
北洋大臣。武昌起义后, 拒绝宣布直隶独立, 辛亥年十二月, 移居天津德租界,第二年八月,南
迁上海,闭门谢客(同上, 第 676页)。陈在沪生活颇为富裕, 与一批遗老声妓遗意, 诗酒怡情,
娱老有方。每岁春秋佳日,出游江浙名胜。
沈瑜庆( 1858 ∃ 1918年) ,福建侯官人,沈葆桢子,光绪举人, 历任刑部主事、江南水师学堂
总办、湖南按察使、贵州巡抚等职, 辛亥革命后避地上海,参加郑孝胥等人的读经会。
康有为( 1858 ∃ 1927年) ,民国初年回国,在香港小住以后,于 1914 年定居上海,以后常住
上海。
郑孝胥( 1860 ∃ 1938年) ,福建闽侯人, 1882 年举人, 历任中国驻日使馆书记官和神户领
事、安徽按察使、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在清末即在上海置有房产,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居
住上海,以遗老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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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树声( 1861 ∃ 1926年) ,河南固始人, 1886年进士,历任工部主事、云南曲靖知府、云南按
察使、广东提学使, 1911年秋,革命军起,移居上海, �自是不复谈世事�(同上,第 744页)。
瑞澂( 1864 ∃ 1912年) , 满洲正黄旗人,历任上海道、江西按察使、江苏巡抚、湖广总督。武
昌起义爆发后, 他镇压失败,逃到上海, 躲入哈同花园, 1912年 7月病死。
吴保初( 1869 ∃ 1913年) ,安徽庐江人,刑部主事,清末流寓上海, 为章士钊岳父,虽与倡议
光复者交游,但不赞成革命,民国政府建立,即杜门谢客。1913年逝于上海(同上,第 716页)。
流寓天津租界做遗老的有:
张曾 % ( 1853 ∃ 1921年) ,河北南皮人, 1884年进士,历任广西布政使、山西巡抚、浙江巡抚
等,辛亥革命后,避地天津。他在浙江巡抚任上,曾下令杀害秋瑾(同上,第 667页)。
荣庆( 1860 ∃ 1916年) , 蒙古正黄旗人, 1886年进士,官至军机大臣、学部尚书,辛亥革命后
避地天津(同上,第 683页)。
张彪( 1862 ∃ 1927年) , 山西榆次人,张之洞部下,曾出国考察军政, 在湖北编练新军, 官至
湖北提督、陆军第八镇统制。武昌起义爆发后, 卸兵东渡, 后回国, 定居天津日租界, �抑郁无
聊,惟辟宅前隙地为园,莳花种树, 借以自遣�(同上,第 605页)。所辟花园被称为张园,日后溥
仪到天津,就是住在这里。
铁良( 1863 ∃ 1938年) , 满洲镶白旗人,官至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江宁将军, 辛亥革命爆
发后,流寓天津(同上,第 698页)。
流寓青岛的遗老有数十人, 比较知名的有: 吴郁生, 江苏吴县人, 吏部、邮传部左侍郎; 周
馥,安徽秋浦人, 署直隶总督、山东巡抚、两广总督;张人骏, 直隶丰润人, 山东布政使、两广总
督、两江总督;张英麟,山东历城人,都察院左都御史;劳乃宣,浙江桐乡人, 江宁提学使、直隶提
学使、京师大学堂总监;于式枚,广西贺县人, 礼部左侍郎;刘廷琛,江西德化人, 学部副大臣、京
师大学堂总监督;黄曾源,福建闽县人, 监察御史、青州府知府;刘世珩, 安徽贵池人, 度支部又
参议;赵尔巽,汉军正蓝旗人, 湖广总督、东三省总督;李经羲,安徽合肥人, 福建布政使、云贵总
督;柯劭 ,山东胶县人, 翰林院编修、湖北提学使、京师大学堂监督(见刘成禺: 洪宪纪事诗本
事簿注!,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 290 ∃ 291页)。张士珩(约 1857 ∃ 1918年) ,安徽合肥
人,李鸿章外甥, 1888年进士,官至山东候用道、江南制造局总办, 辛亥革命后, 避地青岛(贾熟
村: 张士珩!,载 淮系人物列传 ∃ ∃ ∃ 李鸿章家族成员!,黄山书社 1995年版, 第 60页)。对于
他来说, 上海、青岛都有渊源, 都有选择的理由,但他在上海光复中, 固守江南制造局, 拒不投
降。这是他在事败以后不留上海而逃青岛的原因。
有些人是在三个城市中两个或三个都先后住过的, 如: 章 ( 1861 ∃ 1949年) , 浙江宁海
人, 1904年进士,历任翰林院授职检讨、国史馆纂修、京师译学馆监督。辛亥革命爆发以后,离
京到上海, 以移民自居,后转青岛, 在上海仍有住所。1917 年张勋复辟帝制时, 曾参预密谋。
七十岁以后,移居天津( 辛亥人物碑传集!,第 636页)。朱家宝( 1860 ∃ 1923年) , 云南黎县
(今建水)人, 1892年进士,历任保定知府、江苏按察使、安徽巡抚等官, 辛亥革命爆发后,被拥
立为安徽都督, 旋兵败,流寓上海。民国初年,曾任直隶民政长, 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失败后
定居天津(同上,第 467页)。
以上仅是笔者所确知的一些人,流寓三地作遗老的, 自然远远不止这些。严复记载, 辛亥
革命爆发以后, 天津租界挤满了避难的人, �人极众, 至无借宿地�( 严复集!第五册, 中华书局
1986年版,第 1512页) ,其中当有不少是遗老。我估计,三地遗老加起来,当不下于二三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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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朝换代之际, 君臣之义、道德操守对于旧臣来说,是人人都面临的实际问题,是一次重大
考验。历史能提供的选择有三:一是忠于朝廷,或战死疆场、以身殉国,如端方、赵尔丰之类;二
是逃亡外国,如盛宣怀;三是认同、顺从革命宗旨,如黎元洪、程德全、汤寿潜, 还有很多临时反
正的知县、知府。第一、二种选择, 对于一般人来说,殊非易事。第三种选择,要分两种情况,一
是真诚拥护革命共和,那在转变时内心没有痛苦;二是并不拥护革命、共和,而仅作权宜之计。
对于饱读经书、一向以仁义道德律己责人的士大夫来说,那就会带来极大的内心痛苦。历史上
不食周粟、贰臣传的故事,妇孺皆知, 事到临头,要说完全无动于衷, 那不可能,这也是换代之
际,常有忠臣自杀殉国现象出现的道德原因。
既属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权直接管辖的租界的存在, 为那些既不愿以身殉国、也无法
逃亡外国、又不拥护革命共和的清廷士大夫, 提供了另外一种存在空间:到租界做遗老。这样,
既无杀身之苦, 也无亡命之难,又无降敌之讥,于道德无亏。用郑孝胥的话来说: �余今日所处
之地位,于朝廷无所负,于革党亦无所忤�( 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 1358 页)。于是,租界遗
老,成了民国初年一大特殊社会景观。对于在租界做遗老, 郑孝胥有一段话很能代表遗老的心
态: �世界者有情之质,人类者有义之物。吾于君国, 不能公然为无情无义之举也。共和者,佳
名美事,公等好为之。吾为人臣,惟有以遗老终耳�。他有诗答陈三立: �恐是人间干净土,偶留
二老对斜阳�(同上, 第 1356、1410页) , 认为租界的存在, 为他们保持道德的圆满和生活的安
宁,提供了一片干净土。
这些遗老先前在任时,多有积蓄,因此到了租界,多能购房置业, 过上比较舒适的日子。更
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继续拖着长辫子,用清朝纪年。严复在上海便不肯剪除辫子, �以示不主
共和之意�。陈三立到 1912年 5月仍蓄辫子,曾游张园,那是上海最热闹的地方,有革命党强
欲剪去,陈叱曰: �必致若于捕房,囚半年乃释放! �其人逡巡逸去(事见 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
1417页)。郑孝胥不光不剪辫子,也拒绝使用民国政府颁布的公历, 而继续使用清朝纪年。郑
孝胥的日记,在清帝宣布退位以后,使用纪年方式是�宣统皇帝退位后第一年�、�宣统皇帝退位
后第二年�。
遗老在租界的安全是有所保障的。那时的保安即巡捕是可以雇佣的, 只要出了一定的钱,
巡捕就可担负保护之责。上海光复以后,郑孝胥不断地收到革命党的恐吓信。1911年 11月
25日、12月 4日、12月 5日、12月 6日、12月 13日, 先后六次有人自称�民国团�、�革命团�来
信恐吓,扬言要杀死他,也有人咒骂他为什么不去自杀,他把这些信交给巡捕房,巡捕房便加强
保安措施。
遗老在租界的精神生活也是比较宽松的。他们或莳花种树,或写字鬻画,或吟诗唱和。瞿
鸿 �与耆旧结吟社,推为祭酒�( 辛亥人物碑传集!,第 701页)。郑孝胥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
个读经会,从 1912年 7月开始,到 1913年 7月,约每周一次,没有间断,参加者除了郑孝胥,还
有陈介庵、王仁东、刘宣甫、杨小宋、何鉴泉、沈瑜庆、刘葆良等,所读经书有 孟子!、 礼记!等,
起初轮流在各人家中举行,后来基本上固定在郑孝胥寓所。
租界为遗老提供了生存空间,也为他们复辟清廷提供了活动空间。1917年张勋复辟时,其文武
班底如康有为、周馥、李经羲、赵尔巽、章梫、劳乃宣、沈曾植、朱家宝等,都是生活在租界的遗老。
在中国历史上, 改朝换代是寻常事,遗老遗少也多得很, 但清末民初租界遗老, 人数之多,
影响之大,现象之奇特,则是绝无仅有的,这在文化史、社会史上,都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笔谈责任编辑:谢宝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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