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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思想的来源.pdf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思想的来源.pdf

上传者: 汴京残梦JACK 2013-10-15 评分 0 0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思想的来源pdf》,可适用于游戏领域,主题内容包含总序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世纪国际政治格局做出的重要贡献几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天才诗人。由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符等。

总序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世纪国际政治格局做出的重要贡献几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天才诗人。由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也由于他对建构十年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长久意义的学术领域。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尽管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理论目标、分析方式、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等方面与国内存在差异但在全球化的宏观视角下其研究成果应当被看作整体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国内毛泽东研究一起对这一学术领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基于这样的一种视阈和理解我们在众多国外毛泽世纪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上严格遵奉东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精选翻译了部分佳作编成“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以纪念这位旷世伟人并进一步推进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扩展。我们选译的基本原则是站在学术理据和研究逻辑精选经过历史检验具有较强理论价值和持久性影响持论较为公允客观论说严谨缜密的名著。对于那些具有严肃治学精神和审慎推理论证的作品即使与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观念冲突也在选择范围之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希望把这一睿智古训真施拉姆()史华慈(正转变为学术行动。“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中国政治研究”课题的一个子项目是这个教学科研共同体集体努力的成果之一。我们期望这次翻译的几部著作不是译介编研工作的结束而是一项系统科研工程的开始。我们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在“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出版之际我们首先感谢以下诸教授:本杰明斯图尔特迈斯纳(魏斐德(莫里斯斯塔尔(约翰沃马克(布莱恩布兰特利罗斯特里尔(杨炳章(这些教授不仅慷慨允诺让我们翻译其各具特色的学术名著而且其中不少人专此为“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撰写了“中文版序言”这无疑是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国内毛泽东研究的著名学者龚育之、金冲及、朱佳木、李君如和李忠杰等教授不仅慨然允诺担任本译丛的学术顾问而且多次对翻译工作给予指导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李君如教授还就统一国外著者的译名作了专门指导使翻译工作避免了不少差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的专家们在学术方向上的直接指导以及在史料的校译、勘误方面所提出的大量关键性意见使本译丛的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来自国家社会科泽东集》补卷者按该泽东集》和学研究机构和著名高校的编委们从不同学科的多元视角为选编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工作人员前此的开拓性研究和贡献不仅给予编选以诸多经验和启发而且直接为具体的译介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便利条件。在此我们向上述所有关心、支持本译丛的学者和单位以及图片的提供者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对书中出现的引文编译者采取如下的文献处理原则:凡国内有对应的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者均已按中文版本原文进行了核校凡确属毛泽东文稿但未公开发表者按相关文献进行了核校如凡引用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毛泽东思书进行核校凡属不能确定是否为毛泽东著作的引文则尊重原作者的引文未加处理如凡引用  想万岁》和国外报刊报道的文献一律按外文原文译出。译介工作本是一件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境界的苦差语际书写过程中的误读、遗漏和错置等都在所难免。我们恳切期望和真诚欢迎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的指教和批评。石仲泉  萧延中中文版序我很荣幸我的这本《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能够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并出版。我要感谢主编石仲泉和萧延中将这本书收录在他们编纂的享有盛誉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之中。同时我要对译者霍伟岸和刘晨的辛勤工作表示深深的感谢。另外我很高兴我关于毛泽东的两篇论文也被收录其中。我于年在芝加哥大学开始研究毛泽东。与那一时期我的大多数同事不同我的兴趣不是源自于“文化大革命”而是源自于将毛泽东的思想与从黑格尔到列宁的欧洲左派的经典思想相对比。到芝加哥大学之前我曾经学习过西方哲学和政治年到理论。)教授的指导下开始阅年我在慕尼黑大学(德国)研究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当我在邹谠读《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我被毛泽东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关注所震动。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声称实践先于理论但只有毛泽东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变成其思想关注的中心点。马克思将注意力集中于构建一套综合的批判理论恩格斯关注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唯物辩证法而列宁在与其他左派争论时判断正确性的标准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然而对于毛泽东而言正确的政治领导才是主要问题正确性是对于具体情况的适当性问题而不是教条主义式的忠诚。在毛泽东看来一个“本本主义者”之所以错误不是因为他崇拜了错误的书籍而是因为他没有能够理解抓住具体现实的重要性。本书附录的第一篇文章《毛泽东思想中的理论与实践》写年而且其中许多原文被省略和改动。如果没有日于年并于年发表该文是从对中国哲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背景之下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分析入手的。毛泽东两个凡是”与邓小平的“实事求是”之分歧的年的文章《实践论》和《矛盾论》赞成实践由于作为理论的背景、内容和目标而具有一种优先性。这当然不是有意作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甚至有意进行的一种独立的理论创新相反它表达了对以下这些方面的认识:理解复杂环境的困难性进行调查的必要性错误的不可避免性以及调整理论适应新环境的经常性需要即使这种理论是成功的理论。这篇论文的结尾批评了毛泽东的实用主义的灵活性指出这种灵活性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化所造成的困难。尽管该文写于毛泽东逝世前四年但读者仍可以从中看到后来在继承权的讨论中华国锋的先兆。这篇文章很自然地引出了本书的研究计划因为如果先有实践后有理论那么就应当从毛泽东当时所处形势与他的活动之间的辩证关系中来研究毛泽东自己的思想。本书的基本研究目的是在毛泽东思想诞生的具体情况中分析这一思想而非将其作为一个抽象的思想体系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不得不以毛泽东最早时期的努力为开端。但《毛泽东选集》中最早的文章写于那么本书将是不可本学者竹内实所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集》施拉姆。《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能完成的我的研究也受益于其他学者的开创性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图尔特年完成于》这项研究开始于年。鉴于这本书已经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已经有它自己的导言对其内容我就不再赘述了。我只想就这项研究对于我自己关于毛泽东的观点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更进一步的研究作一评述。在早期的研究中我对作为一个理论家的毛泽东感兴趣但对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的毛泽东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现在的研究要求我再现他作为一名活动家的发展历的信仰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看到程并且感受他所想做的和他认为可能去做的事情之间的互动。在研究过程中毛泽东致力于有效的行动以及他对人民权力年年到这段时期内他逐渐形成了一种农村革命策略的思想就尤其令人兴奋。年后由于红军面对残酷的生存环境而凸显的。在我看来农村革命是后来这个国家最高领导者的一项政治创新也是毛泽东对历史最伟大的贡献。它证明了动员起来的群众的力量即便在一个巨大而贫穷的国家里也可以成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如果民主意味着“人民的力量”那么毛泽东就对民主理论做出了一个至今仍被世人津津乐道的贡献。农村革命策略是在毛泽东根据实践的需要做出了既有创造力又有效的回应一个综合的农村革命范式从他的成功与失败中诞生了在抗日战争中这个范式得到了明确的表述并被加以应用。这就产生了两个更进一步的研究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就是我另外两篇论文的主题。第一个问题是农村革命胜利的原因在越南以及中国持紧密关系的问题。在主张成功的农村革命的机制是党作为一个“准民主系统”来发挥其功能。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都是与有更好的资源、通讯技术和国际支援的敌人进行斗争的。面对这种局面共产党惟一能够利用的资源是农民阶级的支持他们不关心政治并且深受剥削。也因此共产党必须通过密切联系农村群众的方法来对他们进行动员其政策也必须是尊重群众的政策必须去做群众希望的和群众认为可行的事情。共产党尊重群众的行为并不是以选举为基础的形式意义上的民主但是它不得不对大众的利益和意见做出敏捷的反应以便在与强有力的对手的斗争中生存下来。革命胜利之后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权力尽管仍然强调群众路线和大众支持的重要性但是共产党和作为个体的干部们和胜利之后在共产党与民众之间保年发表的《共产党与人民》中我是巨大的而且假若没有他个人的参与它们在直到却不再是为了生存而必须依靠大众的支持。“准民主系统”在与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的竞争时期发挥作用但现在那个对手已经被打败了共产党可以利用国家的权力来组织支持者作为个体的干部们为了自己的安全而更多地依靠上级而不是依早在靠群众的热情。这样做的后果是可能会出现官僚主义。尽管年毛泽东就发动了反对官僚主义的各种运动但是这些并不能解决这个关键的问题即对于群众而言党及其干部们不再处于危险的境地。一个国家一旦建立只有民主体系方能要求领导人关注民众的利益和意见。年到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连续性。在毛泽东逝世后他年期间的“左”倾主义政策遭到了谴责但他年为止所取得的成功仍然得到了肯定。年是年发生了什么呢?难道毛泽东放弃了他早期的实用主义和对大众的关注吗?《毛泽东在何处误入歧途》一文认为(本文亦收入本书)在毛泽东的“左”倾主义时期他的思想仍然具有连续性但是由于他对中国政治环境的判断他原有的思想在此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毛泽东对中国的基本任务的判断中年为止毛泽东的实用主义灵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年。到年到活性指向的目标都是革命成功。从年这个目标年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完成赫鲁晓夫变为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苏联为社会主义建设方法提供了一个实际的范例。但在领导下的苏联让人丧失信心波兰和匈牙利的动荡和“百花齐放”运动的失败激起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关注。这些都表明中国正处在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历史边缘。但惟一能够找到的模式就是修正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傲慢自大的反面教材。因此毛泽东感到他必须带领中国进行一场重大的实验在实验中犯错的确是可能的马克思关于终极共产主义社会的只言片语为这场实验提供了新的目标。尤其是“大跃进”和毛泽东的“左”倾思想的失败“文化大革命”。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克林顿的也许就不会发生。但是失败的根源并不是他放弃了实践的行动主义或对群众的信仰而是他对不可实现的目标的追求。在我看来毛泽东个人最大的缺点不是企图超越世界的不可能性而是他没有能够直面他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毛泽东对于政策退让仍然保持了足够的实用主义态度但对政策反思却不是这个态度。因此错误导致了伪善和更多的错误而不是切实的纠正和进步。我在中国境外完成了这些作品它们主要是写给非中国人的读者看的但在写作过程中这些作品使用了有关中国的新信息。我有信心读者们能够发现这项研究的有用之处。但这些许多年前的作品的用处对中国读者而言一定是不同的。为什么要了解一个外国人对毛泽东所作的分析在这些作品发表以后所出现的新文献与新研究又具有何种重要性?这些都是很值得回答的好问题。对一些读者而言看上去可能我关于毛泽东的观点缺乏足够的批判性而且没有能够表达出许多中国人由于这种领导而遭受到的痛苦和损失尤其是在“左”倾主义时期。实际上任何外国学者都无法想像“文化大革命”或“大跃进”时期的狂热和期间日常的生活现实。局外人的视角不可能拥有局内人的个人真实性(明这一点但我的研究从未试图取代关于毛泽东的个人叙述以及中国学者的研究。况且我不认为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的视角比中国人的研究更为“客观”。然而一种局外的视角确实有助于对毛泽东的内在理解。里根或比尔第一局外人的视角相对不受中国目前的政治和历史的约束。一部为美国读者所写的关于罗纳德书将受到当前美国政治的影响即使作者努力谋求一种客观性但他所认为的关于其主题比较有意思的内容也要受到他自己的政治观点以及在写作该书时美国所面临的种种挑战的影响。一种不受约束的观点作为一个来自外部的新鲜视角可以是有用则提供了毛泽东年之前著作的。当然局外人的观点也只是相对不受约束的。第二一种局外视角提供了这样一个维度即从内部不可能观察到的有关毛泽东和中国的现实的东西。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也是世界经验的一部分。毛泽东在国际方面的影响和重要性可能在中国之外更加容易进行研究。比如把毛泽东和胡志明作比较对一个对农村革命感兴趣的外国人而言是一种很自然的对比但如果在中国或越南国内作同样的比较会很困难因为被比较的一方对于研究者而言比另一方更为亲密。第三一种外部视角可能更接近长期的历史视角。虽然局外人不是他所分析的社会中的一员但他的观点并不比局内人的观点更缺乏真实性。如果我们想知道年或年之后人们对于毛泽东的评价会是什么样子那么局外人评价的范围可能会比局内人的观点更加接近最终的判断。局外人与当前的现实隔离开来同时历史也与当前的现实隔离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件对个人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弱甚至在同一种文化之中也是如此。如果由一个来自罗马帝国的学者对秦始皇进行研究他的评价可能比汉朝人当时做出的反应更接近于历史的评判。当然没有人能够改正历史的评判。但在评价历史的评判时距离是一个因素。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新文本尤其关于中文版的另一个问题是新文献和新研究对于本书观点的有效性会产生何种影响。因为这本书不可能在《毛泽东集》出版之前完成所以这样问就是正当的:在补充的材料出版之后它是否还值得一读?现在毛泽东著作的收集与出版的确取得了重要的进步《毛泽东早期文稿》施拉姆编是毛泽东的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的著作而由斯图尔特辑的《毛泽东的权力之路》年里已经开花结果。所以先的最广泛的英文译文全集。而且中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的传记及其历史背景的研究在过去的年以前的毛泽东”的新文献的评论前的研究必须做出何种贡献才能让人们觉得这本书有用?我写过一篇关于“年之前的毛泽东的文献记录大大增加我会鼓励任何对关当然在我这本书完成之后有文章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了。毛泽东的前马克思主义时期怀有特殊兴趣的人去阅读这些材料尤其是毛泽东对于泡尔生(此这些新材料与我的分析并不发生矛盾尤其就的评论。尽管如年以后的材料而言。更确切地说它们充实了原来能够找到的文献而且为更深入地分析毛泽东最初那些强健有力但又有些不太成熟的自我思考打下了基础。如果现在让我再重新写这本书那么在第一章将会有大量的补充内容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具体描述也会得到改进但是整体的结构和内容仍将保持不变。在未来的年我希望能在毛泽东的文本文献方面取得更进一步的重大进展。至少可以期待中文原文配以施拉姆译文的便捷式版本能够出版。当然最好有更多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年之后的能够提供给我。最终对我来说最便利的就是能够拥有一个电子数据库可以进行检索并具有中英文隔行对照的功能。如果这些都变成现实可能我会重写这本书。关于这个中文版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有些人名和引文的中文原文难以查到。虽然绝大多数来自毛泽东本人的引文均查到了原文但是由于一些历史材料的文本已经不在我手中因此译者不得不将我的英文翻译再转译回中文在准确性和优雅性方面的任何损失当然完全应由我来承担责任。我深深地感激读者对我的研究的关注。同时为它的许多错误和疏漏表示抱歉。我希望本书对毛泽东研究的国际学术界所作出的些许贡献能够激发他人取得更大的进步。月年查洛特斯维尔弗吉尼亚美国沃马克(布兰特利。在这些评论文章陆续发表之)的英文原著在年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作为作者布兰特利教授的第一部专著一经出版就引沃马克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西方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些知名学者如斯图尔特、雷蒙德怀利施拉姆()等都先后发表了评论文和理查德利维(际国内研究界也开始关注此书并将其主要观点和相关评论摘要编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然而大多数中国读者竟然一直等到章。尤其是施拉姆对该书的评价很高称作者“非常成功地完成了他为自己设定的研究计划多年后方才得以观其全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不过这次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中译本不仅完整翻译了原著而且把作者在从事该研究前后所发表的两篇与毛泽东研究相关的重要论文也作为附录收录进来从而有助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其研究思路和学术脉络。沃马克认为以有效的革命行动为目标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和基本原则这在中国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传统中都是一个重要的创新。作者在“中文版序”中指出与他的大多数同事不同他对于研究毛泽东的兴趣“并不是源自于‘文化大革命’而是源自于将毛泽东的思想与从黑格尔到列宁的欧洲左派的经典思想相对比”。所以中译《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译者的话以及“毛泽东政治思想年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时期本附录一《毛泽东思想中的理论与实践》所关注的问题实际上怀利指出直接导致了本书的研究计划。虽然雷蒙德的主要特点是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都不是什么新观点因年陈伯达和史华慈(为早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就已经在但是沃马克著作的价值显然不在于他对这两个观点的重申而在于他的论证方式以及他把“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问题所推进的深度。沃马克的论证方式是“通过考察毛泽东著作的实践基础和它们的政治背景以便在活的有机体中解读他早期的政治思想”。作者“试图用它题们最初指代的对象来提出新兴的政治概念并讨论这样一些主当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者在面临着实践决策时会利用这样的方法论作者就不是在空把它们当作重要的和紧迫的主题来加以描述”。“按年代顺序从最初去研究各个发展阶段是重要的因为只有用这种方法研究者才能得到所有相关的政策经验。这样一种方法并不预先排除关于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的概说但我认为它能够把幼稚的概说与可靠的概说区分开来。”施拉姆也非常赞同沃马克的这种方法论以至于他在评论文章中直接将沃马克有关其方法论的叙述部分大段地加以引用。泛地讨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命题而是把它还原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并在相关的实践背景下把理论问题进一步深化。作者发现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相比只有毛泽东把理论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变成其思想关注的中心点。“对于毛泽东而言正确的政治领导是主要问题正确性是对于具体情况的适当性问题而不是教条主义式的忠诚。”因此毛泽东会着重关心这样一些方面的问题:“理解复杂环境的困难性、进行调查的必要性、错误的不可避免性以及调整理论适应新环境的经常性需要即使这种理论是成功的理论”。这种复杂论证的步步推进正是在有关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毛泽东相应时期代表著作的细致分析而得以完成的。最终作者围绕着“理论联系实但他在际”的核心命题分析了毛泽东政策的得失并总结了这种政治方法对于今天的意义。另一个贯穿全书的重要问题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连续性。作者首先梳理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三种代表性观点它们分别是:)索罗门()的心理学解释从毛泽东早年经历中发掘他后来具有的反抗权威的基本冲动的根源所在。但沃马克指出这是一种化约主义的解释。)魏斐德()以及萧三、李锐等人的思想史方法强调毛泽东年轻时代与他成熟时期的连续性比二者之间的任何断裂或发展都更为重要。但沃马克认为他们忽视了毛泽东的思想经历的意义。施拉姆的非连续性命题即毛泽东早期的观点在他的马克思主义时期湮没了而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再次浮出水面。但沃马克推论说这意味着真正的毛泽东主义时期只有他的青年时代和老年时代。既然以上三种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作者的解释必然更为复杂:“毛泽东思想的连续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尽管在内容上并不连续但在思想的形式或特定模式上具有连续性。在这些模式中比较显著的方面是对于当下的关注而不管任何特定的时刻在‘具体方面’的变化以及在伦理的和社会的分析中对于辩证逻辑的使用。二是在方法上虽不连续但在基本的假设上具有连续性。最基本的假设即‘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一直保持不变尽管在毛泽东的社会分析的框架中(从团体到阶级)和他的政治行动的框架中(从自我组织的地方社团到共产党)发生了一些基本变化。斗争的必要性和实践的重要性的假设也始终如一尽管它们在应用上有所改变。最后尽管在实际政策上并不连续但在最终的抱负上具有连续性。毛泽东要将中国变成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国家这个目标最终隐藏在这样一些表面上是妥协的或平凡的事务背后诸如经营一家书店。”尽管作者反复强调了这种连续性沃马克专门在他的论文何处误入歧途》中提出“毛泽东的政治的二阶连续性”的概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进一步明确了他先前的观点。毛泽东政治对于毛泽东政治思想的这种连续性的强调在书中随处可见而且作者再三声称这种思想和风格是伴随毛泽东一生的因素。虽然作者在第五章曾指出“在他最后的怀年里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导方面是积极的而在更为实践性的方面则是消极的”。但这并不是否认晚年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与其早期思想的连续性而是指出环境的变化改变了思想本身的意义。确实作者在这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不明确的以至于雷蒙德利和唐秀兰都认为沃马克本人的看法是毛泽东早期和晚年经历之间“不存在连续性”。参见唐秀兰编译:《英美学者评沃马克著思想的基础页。后来泽东在》一书的各个章节中已经运用丰富的文本书中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在毛泽东研究界一直争论不休的经典问题:晚年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究竟是体现了毛泽东政治思想的连续性还是一种断裂?而沃马克对于这个问题的初步探讨正是中译本附录二《毛泽东在何处误入歧途:毛泽东“左”倾政治中的认识论与意识形态》一文的主题。沃马克借助“毛泽东的政治的二阶连续性”年以后毛泽东)这样一个概念来说明在何种程度上的政治转变体现了他的思想变化。作者指出:“行动的不连续性并不必然暗示着价值或思想方法的不连续性因为同样的价值和方法应用于变化以后的环境可能导致不同的行为方式。”如果抛开环境差别和政策结果的问题而专注于他的政治活动中所包含的价值和方法那么人们就会惊讶地发现:“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因素在进入他的政治活动的‘左’倾阶段之后一如其旧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这种不变的价值和方法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对于动员起来的大众力量是根本的政治力量的信念第二是其政治活动以有效行动、调查和实验为导向第三是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事实上沃马克在《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年以后导致了完全不同的政策结果。沃献证据表明这三方面的价值与方法在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时期就已明确形成。作者接下来需要证明的问题是这些不变的价值和方法如何在年之马克论证说毛泽东的“左”倾主义潜在的思想问题是他不加批判地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框架的一系列假定。虽然毛泽东的思想焦点是正确的、适应环境的领导能力的问题但实用主义不能以自身为导向也不能纠正自身的导向所以成功与失败是通过一套假定为真的意识形态框架来予以界定的。年之前的政策成功是由于意识形态设定了夺取全国革命胜利以及随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级的、实践的目标。但是后则不存在类似的中级的、注重实效的目标衡量政策效果的粹以抽象的意识形态为指针这种解释框架的不适当性最终导尽致他的政策失败甚至濒临毁灭性的结局。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而是以“理论联系实际”为核心的一整套价值和方法它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范式。沃马克扼要指出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国政治的意义。他认为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是对中国革命和历史的卓越贡献并且已经融入了中国的政治文化虽然之前(在某年之前)的立场上但是他无法回到毛年以后邓小平使中国回到了“文化大革命些情况下是回到泽东之前的立场上。然而沃马克也强调了毛泽东政治范式具有的三种局限性。首先毛泽东不得不应付的关于实践领导的两个主要问题是:“环境变化使经验不再有效以及在行动之前理论指导的必要性。”毛泽东本人对这种局限性非常自觉他认识到没有对环境变化的警觉经验可能变成狭隘的经验主义另外“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又体现了他对于抽象意识形态的轻视。第二种局限性是由权威性领导所固有的结构张力造成的。这种结构问题又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一种从属性、执行性范式到一种指导性范式的转变第二到来自上下级在政治上的责难还有第三象的政治效用与对灵活性的需要之间存在的紧张。”毛泽东虽然清楚这种局限性将不断造成问题但他却从未像对待第一种局限性那样在原则上处理过它。年以后第三种局限性是由它自身的成功所造成的。中国的理论构想超过她的政治发展现实的旧问题被一个新问题所取代即她的政治创新和成就正在超过相应的理论概括。管毛泽东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体现了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然而他实际的做法是把对一个阶段问题的实际解决办法简单地转化成为下一阶段问题的意识形态上的解决办法这最终导致了他的政策失败。中间领导将同时遭一种不会犯错的形年以后的材料而言。更确切地当然一些评论文章也指出了沃马克著作的不足之处。比如对于沃马克提出的关于毛泽东政治理论的来源问题雷蒙德怀利认为沃马克强调毛泽东的政治理论是其实践活动的直接结果时没有考虑到毛泽东思想的其他许多方面如历史传统、政治文化、心理因素以及外国的影响等等。这样他所塑造出来的毛泽东的形象过于简单化。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也与沃马克所采取的分析视角有关。沃马克自己在本书的“中文版序”中就指出他最早被毛泽东所吸引正是因为看到了毛泽东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关注。而且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也是作者在学习西方哲学和政治理论时的重点关注所在。此外历史传统、政治文化、心理因素等视角前人(比如索罗门、魏斐德等)已经有过出色的研究作者认为自己在类似的解释角度上无法比他们做得更好。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沃马克仅仅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单一视角切入问题对于塑造一个丰满的毛泽东形象来说是过于单薄但是仅就这一方面而言其研究深度还是不容置疑的。较之面面俱到然而大而无当来说还是沃马克的做法更加可取。当然如果可以找到一个适当的解释框架能够兼各家所长那无疑也是大有裨益的。年正式出版的但是作者竟然没有施拉姆对沃马克的主要批评是他在文献利用方面的不足。虽然沃马克的著作是于年中期以后变得可以获得的参考资料这是不利用任何在应该的。后来施拉姆在展望未来的毛泽东研究的前景时又特别提出希望沃马克能够利用新出版的《毛泽东集(补集)一项研究。中的文献资料来修改他的著作尽管施拉姆认为该著作已经是“非常好的”关于该著作发表以后所出现的新文献和新研究具有何种重要性的问题沃马克在“中文版序”中专门予以说明不过他认为:“这些新材料与我的分析并不发生矛盾尤其就说它们充实了原来能够找到的文献并且为更深入地分析毛泽东最初那些强健有力但又有些不太成熟的自我思考打下了基础。如果现在让我再重新写这本书那么在第一章将会有大量的补充内容。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具体描述也会得到改进但是整体的结构和内容仍将保持不变。”月年霍伟岸鸣谢、约翰斯鲍勃对一名学者而言最令人愉快的事就是对那些为自己的研究提供各种必要条件的人表达谢意。有两方面我尤其需要表示感谢。第一是邹谠)的指导自从我在芝加哥大学开始从事中国研究以来他一直是我的导师。对这项研究的发展方向和研究质量他的贡献不亚于我。第二是目前已有的、关于毛泽东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如果没有竹内实()所编的《毛泽东集》那么寻找毛泽东著作原文的任务将有可能使我的研究变得不完整或者根本无法完成。同史华兹(、斯图尔特样重要的是本杰明、陈施拉姆(让(、魏斐德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著作已经为我的研究创造了一个起点这个起点远高于任何一位学者仅凭一己之力所能达到的水平。莱林瑟从较为私人的层面而言同事们的友谊与鼓励帮助我在此项研究中得以坚持不懈。一些朋友对这本书的完成尤其有帮助他们是:魏斐德、菲利普李(布拉德利(塔尔(、大卫默里、彼得舒(利夫(、斯图尔、伊德刘()以及洛厄尔哈蒙德(蒋迪特默(耀德(欧文()的编辑修改使本书更加具有可读性约)为本书编制了索引。都要归功于此项课题起初是作为一篇学位论文而着手研究的而它从最初受到鼓励继而修改成形到最终得以完成威廉特唐翰)为本书所做出的)和伦纳德班德(邹谠、孔飞力(他们组成了我的论文评委会。该项研究还部分地受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的资助以及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一项研究基金的支持。、大卫(安()和莎拉(牺牲难以一一列举。导言这项研究追溯了从毛泽东最早时期的著作直至长征开始这段时间内他的政治思想的发展涉及毛泽东生命的前此期间他参加了年。在年的五四运动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根据地的政治一军事战略还管理了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尽管这些经历和活动被他后来的成就所遮蔽但是它们本身就相当重要。与之相伴的还有在相应时期所产生的著作这些著作反映了毛泽东对这些经历和活动的重要性所做出的判断。毛泽东的著作中所揭示的主题、价值和方法帮助他成就了对中国政治的贡献而且它们本身就是毛泽东的贡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项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考察毛泽东著作的实践基础和它们的政治背景以期在活的有机体中解读他早期的政治思想。我试图用它们最初指代的对象来提出新出现的政治概念并讨论这样一些主题年后他的理论探讨的风格中看出来当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者的毛泽东在面临着实践决策时会把它们当作重要的和紧迫的主题来加以描述。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尤其适用于毛泽东因为他的理论概念是从实践的进程中浮现出来的而不是从抽象的纲领中衍生出来的。毛泽东所从事的明确的理论化工作是对其经验的一种反映他的概念在实践中的酝酿为他更加理论化的表述提供了对象和内在的含义。这可以在在讨论中他不断地提及他自己的经验并且贬低脱离这种实践的理论所可能发挥的作用。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而长征后到达陕北的毛泽东。思主义的政治传统中的重要创新。月年代末所写的一批理论著作(其中《实践论》我在别的地方曾经说明这也是他在中国和马克因此理解毛理论泽东的思想最主要的是抓住他的实践背景。逻辑上的插补和推断、思想史的系统阐述以及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这些次一级的工作都取决于这种生动的解读。将毛泽东简单地看做一个理论家或脱离他的政治生活而抽象地看待他的理论不仅会冒使观点因脱离其背景而被曲解的危险而且还会假定毛泽东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和实践密不可分是错误的。毛泽东的理论发展从来都不是简单地说明先前的信念经验的发展和政治环境的转变促使他对自己的思想不断地重铸。因此一项对任何特年定时期内毛泽东的思想的研究都无法通盘考虑他的全部思想的所有根源所以如果要做到全面这项研究将不得不持续到日。这里未能做如此尝试的原因主要是受可实现性所限:毛泽东的思想在其政治背景下从最初到最后的发展是一个异常庞大的主题。我这项研究所覆盖的时期是他人生三个主要时期的第一个时期我称之为“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时期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的大部分重要的政治概念得以产生。这时毛泽东在党内的从属性角色没有要求他发表正式的、全面的权威性表述但是他实际从事的政治工作却使一种独特的认识论、政治思想和政治风格得以发展和确立。年毛泽东从事全面领在下一个重要时期即世纪导的新职责要求他权威性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与共产国际和党内的斯大林主义理论家相比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经验极大地增强了毛泽东对其自身正确性的信心但是被抗日战争所改变了的政治环境要求毛泽东从这些经验的实践来源当中抽象出他的政治原则。这种抽象和重新运用的结果是产生了他在年以前的实体生存问和《矛盾论》是最著名的两篇)还有他关于战争以及与国民党合作的第二次统一战线的战略分析。当战争持续的时候党内的整顿和共产党控制区内的政治经济状况要求毛泽东就革命行政部门的事务做出新的权威性的说明。这些说明中的大部分内容在“基础”时期也已经有明确的先例。最后在国共内战中长期积累的革命经验和军事力量被派上用场来夺取在全中国的最后胜利。年前的领第三个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一时期最初以毛泽东放弃了对革命的积极指导为特征(比如在中央委员会建立“一线和二线”领导)。毛泽东退下来既是因为他设想解放后的新时期将根本不同于他所积累的经验也是因为他希望通过允许其他领导人发挥他们的经验使革命的活力能继续保持下去。但是新中国的特定问题结果证明与毛泽东的经验中涉及的那些问题非常相似其他真正新颖的问题则是由那些被毛泽东委以治理中国的职责的领导人造成的。这些情况的发展导致毛泽东重新引入了革命斗争的政治活动(“大跃进”以及更为重要的“文化大革命”)但是这些政治活动比最初为了争取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带来了远为复杂的结果。毛泽东在导取得胜利是因为他对时局适时地加以把握但他对新中国政治的两次主要干预则是另一种不同的类型。“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的浪漫主义”涉及了革命意志与历史进程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对立。毛泽东的价值和政策的经验基础是很明显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对延安和江西经验的回顾并且试图维持、塑造和向前推进一种革命现实。毛泽东一生对于革命运动的生存问题的关心从题转移到了更加困难的、为了保持革命身份的道德和政治上的生存问题。“四人帮”使无限的道德批判所具有的自我毁灭的倾向达到了一种狂热的程度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们自己掘好了坟墓。由于“四人帮”主要的意识形态力量在于他们对毛泽东在“文年以来越来越世纪化大革命”中所表达的革命价值进行坚决的贯彻所以华国锋年代的著作中十分突出的、对于后来强调在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关注而邓小平则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性以便为进入“后毛泽东时代”提供一条具有连续性的线索。但是对毛泽东遗产的政治和道德上的挑战却没有轻松的解决办法批判“四人帮”的多阶段的运动便是对此的证明。毛泽东的革命实践的结果是在革命指挥权上发生了矛盾。与这种矛盾的斗争将会继续下去。我期待形成于毛泽东早期活动中的基本政治价值将被证明是对中国政治的一个长远贡献。在毛泽东去世之前这样一种希冀是显而易见的毋须多言但是)的限度和对他多的对毛泽东的公开批评以及对他的政策的大规模的否定都要求人们对“去毛泽东化”年里他把这些原则应用于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基的基本政治方法的前景进行研究。简言之我想指出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基础已经融入了中国的政治文化。然而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础的平等主义的批判但现在的领导人则拒绝了这种方法而下扭转赞同更加稳妥的“四个现代化”的发展在牺牲毛泽东的情况年来的中国政治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分水岭。但是毛泽东关于政治的基本方法即使是在他之后的新的现代化时期仍然发挥着影响。年中期关于毛泽东的政治偏好和就政治的影响力而言毛泽东在去世大约两年之后才从这个舞台上离开。直至尽管年副总理邓小平派的关键性努政治嫌恶的遗产仍然是影响中国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年直至他去世他对中国政治进行个人力决定性地打破了制定政策要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的惯性影响而这种惯性是从对这种努力而言两个相关的假设是的、激进的干预的结果。必不可少的:第一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任务决定了中国政治的进程第二实践是毛泽东思想一在毛泽东的根据地活动中都有过先例。体系的基础政策应当由实践上的考虑而非教条来决定。这两个命题都意味着中国应该以新时期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来重新考们实际上仍然遭受着“四人帮”教条主义的毒害。虑她的政治有些人由于毛泽东的政策被抛弃而感到愤慨他简言之昔日的“毛泽东主义”是今天的反毛泽东主义昔日的“走资派”作为教条主义迫害的受害者而得到平反。从“文化大革命”退回到原来的政治立场上为一种对毛泽东政策的抛弃因为“文化大革命”年所出台的政策作为批判目标是中国过是通过毛泽东个人的干预而取得优势的随之而起的混乱又由于对他的智慧和能力的空前崇拜而得以并被容忍合法化。选择毛泽东生命的最后渡时期领导层的政治偏好所致。现在先前的受害者们正在维护他们的权力的合法性以及他们的职责的自主决定权。本书的研究支持另一方面邓小平在他就该主题所做的重要讲话中为毛泽东思想中实践的首要地位做了杰出的论证以及这些政策了他的观点。此外邓小平的政治风格更接近毛泽东解放前的风格而非“四人帮”的风格。目前在促进物质生活水平和提高群众对政府官员的控制方面的许多努力背后的理论基础年的重新定位是对他的影响力的一大打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以其激进的政策而著称这种激进政策由于对他个人的拥护和作为伟大舵手的超人形象而取得了成功在上述意义上年事实上毛泽东在国内外得到了击。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年以前)的立场上但是他无极大的认同以至于可以很自然地假定当前阶段已经完全取代了毛泽东的政策。然而从一个较为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这个假定的缺陷以及该假定赖以为基础的对于毛泽东的认同的局限性都变得十分明显。邓小平已经回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前(在某些情况下是回到法回到毛泽东之前的立场上。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卓越贡献在于他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这个漫长的革命过程也是为中华人民这被解释成的激进政策这些领导人无法共和国创造框架、价值以及领导干部的过程。一位支持现今变化的香港人令人信服地表述了这种变化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的一种精神财富多少年来它已经与人民融为一体没有人能够丢弃它。人民不能丢弃它是因为他们不能丢弃他们自己的革命历史。他们不能把他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丢在一边毛泽东犯了错误但是要求共产党完全而准确地抓住毛泽东思想(分析他的错误所依凭的官方公式)不应被视为对毛泽东个人的抗议。它是中国人民的自我反省他们的自我批评和他们的自我评价。作为一个实质的而非有争议的贡献毛泽东在解放前的政治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塑造了一个公认的前提框架。这种普遍基础及其起源没能引起外国观察家的注意但如果人们不投入特别的努力去抓住它中国政治的变化必定显得难以理解。“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毛泽东的政治活动的一个典型表现它只是毛泽东采取的一次极端的努力利用异常的手段纠正那些他所理解的党的领导人偏离革命理想的倾向。保护自己免受这种指责因为毛泽东在党内、革命中及其意识形态中的基础性角色使他的权威毋庸置疑。后毛泽东时代对“文化大革命”的过分行为的摒弃是复杂的这不仅是因为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的事实也是因为对于保持和重建党的革命历史连续性的普遍愿望。年以来的特定的政在大部分对毛泽东的理解中人们都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政治中的基础性角色与他自治干预之间的区别所以他的政治被假定与当代中国的政治无关(除非是作为一个靶子)因此人们对它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与几年前对于毛泽东的关注所形成的对比存在巨大的反差但是如中国人所言时代已经变了。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却的一生提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的基础上解决特定问题的适当方法解释模式。在这种主观主义者形象的假定中有两个同样基本的错误:第一毛泽东对目标的决定至少是像依靠主观偏好一样依赖于客观因素。他志在正确的行动对毛而不是把个人关于什么是好的概念付诸实施。一位德国的理论家兼政治家的警句“政治是使必需变成可能的艺术”法泽东采取的方法而言是恰如其分的。第二毛泽东的领导方通过实践模式而非理论论述通过斗争而非协调通过使他致力于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集体行动而非权威命令中当他努力去引发一场公共运动时会冒牺牲个人偏好的风险。在他所追求的内容和他追求该内容所采取的方式上毛泽东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一个个体还是一个通过一种主客观之间自觉的辩证法而被融入历史的人物。因而发生的革命是一种集体的成就毛如果将毛泽东在中国政治中的出现理解为一种历史的辩证法那么人们在研究中国时就不太会夸大毛泽东所产生的影响。将注意力集中在群众身上也是一个突出的毛泽东主义的要求:“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企图将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毛泽东在对林彪的“天才论”的泽东的思想的力量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变得很突出批判当中明确说明了自己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被抛弃此后它的假设又倾向于重新出现在很值得去回顾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专题文章中的那些假设。用对它的领导人的研究来代替对整个共产党政体的研究这种倾向使得集中研究毛泽东的生平显得太过简单而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对毛泽东的这种研究方法已经不是被批判而是在更为薄弱对当前中国领导人的分析中。这个富于创造和反抗精神的革命者的文化理想对毛泽东但却是错误的年控制着中国共产党年到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毛泽东对集体智慧的偏好甚至出现在他批判天才理论的著作中:“《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毛泽东依靠同事们以及最终依靠大众显然并不意味着消极地扮演他自己的角色。同事的影响发生在推进革命任务的框架内大众的影响则出现在动员群众的过程中。尽管人们后来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圣典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毛泽东的典型主张不是依靠杰出的理念所具有的思想上的吸引力而是依靠动员大众的特定方式的紧迫性和实用性。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大量优点来源于调查和动员的过程中从群众那里所获得的经验。这从年以前毛泽东与党的领导人的冲突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虽然这个过程经常被错误地具体化为毛泽东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后者从之间的权力斗争。事实上这个过程是一种新的政治风格从江西的革命政府经验中集体地出现的过程(毛泽东是它的主要倡导者)。毛泽东对于同事、群众以及客观政治形势变化的能动的依赖使得有关他的政治思想的研究可以超出对个人癖性和作为领导人的显赫进行的传记式挖掘。这种相互依赖使这个流行的问题变得既不太重要又更加难以回答。虽然毛泽东在中国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或社会科学中所做出的个人创新在它产生的通过对毛泽东的集中关注这本书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产生这样的误解即它非常强调毛泽东在被讨论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他在政治中的原创性但是如果把谁掌握某个特定观点的著作权这个问题搁置一边的话毛泽东的著作关于革命的含义的正统定义背景下进行分析会成为一个迷人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的政治与思想。由于不仅毛泽东的中国的重要性和他在国内的个人地位都已极大地得以提高而且他的著作也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因此努力获取对毛泽东的政治和思想的辩证发展的最本质的理解也是对当代中国最为流行的自我理解的根源进行探究的一条途径。第一章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考虑到毛泽东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以及他那相对不太重要的前共产主义时期的政治活动“早期的毛泽东”在西方学者和中国传记作家那里都得到了非同寻常的关注。三位最著名的西方学者一时期的环境和著作的基础之上他们把对毛泽东的解读建立在这在研究的侧重点上有相当大的分歧。理查德索罗门(从心理学角度强调传记和自传中描述的毛泽东与他父亲的斗争以表明毛泽东所具有的反抗权威的基本冲动的根源所在。他认为毛泽东的革命是这种冲动与传统的温顺的政治文化之间的碰撞。魏斐德的一本涉猎广泛的著作《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通过列举那些曾经影响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中外思想家来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意义。但是魏斐德的思想史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当然毛泽东也说过他在年轻时代曾阅读过这些思想家的著作并也曾受其影响。施的研究方法和索罗门的心理学视角都含有这样的预设即毛泽东的年轻时代与他的成熟时期之间的连续性比二者之间的任何断裂或发展都更重要。斯图尔特湮没了但在“文化大革拉姆是一位将毛泽东的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的著作译成西方语言的主要翻译家他提出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命题即毛泽东在早期著作中提出的观点在他的马克思主义时期(根据这种观点真正的毛命”当中又再次浮出水面。泽东主义时期乃是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和老年时代只有对上述两本传记作了补充。毛泽东故居年省湘潭县韶山冲上屋月场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诞生在这里。湖南在这两个时期内他自己的观点未屈从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人对毛泽东早年生活的关注中有两本非常有价值的传记:萧三所著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李锐的年李锐的一篇题为《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些历史文章和回忆录包括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的文章均作为一个整体这一时期被这些作者看成是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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