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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及绩效评价
刘 大 禹
摘 要 : 20世纪 30年代 ,自由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 ,热情
参与政治论争 ,形成了以《独立评论 》等刊物为中心的论政
场所 ,完成了由学术到政治的转变 ,并实现了与政府的人
事结合。此举加快了国民政府独裁体制的形成 ,给国民政
府行政院的施政方式带来一些新变化。但是自由知识分
子政治参与由于受制于国民政府政治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大环境之局限 ,
注定其殊难施展宏图。
关键词 : 自由知识分子 ;国民政府 ;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 : K258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1 - 490X (2006) 9 - 217 - 05
作 者 :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生、湖南科技
大学教师 ;江苏 ,南京 , 210093
基金项目 : 本文属于教育部重大课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攻关项目《民国史研
究 》中期成果 (03JZD009)
20世纪 30年代 ,南京国民政府出现了政制变化的新现
象 ,一是集权政体逐渐形成 ,二是许多自由知识分子被延揽于
政府之中 ,出现了“专家治国 ”的景观。关于自由知识分子的
政治主张 ,已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但自由知识分子如何
与国民政府相结合及结合的程度 ,并对国民政府政治或行政
产生何种影响 ,在学术界并未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 ,本文试
图探讨自由知识分子在国难期间的政治主张以及政治参与的
实践 ,并由此评价其对国民政府的施政所产生的影响 ,以求教
于诸位同仁。
一 自由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背景
1. 自由知识分子有对国家政治评论的主观愿望
何谓自由知识分子 ,实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由
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传
播 ,而这种传入主要反映的是“体制概念 ”而不是其“思想
性”。①故而 ,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热衷于对政治制度层面的
批评 ,有对国家现实以关注并试图参与政治之意。从国民政
府的现实观之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即在肯定政府前提下
主张改良的知识分子。换言之 ,他们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 ,
受道德热情驱使而试图“澄清政治的迷雾 ”,不自觉卷入了政
治活动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特殊的学术或生存背景下实现了
团体的聚集 ,表达共同的观感。
“新文化运动”后 ,人们把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
认为如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即试图以超越政治的诸般文化力
量来推动政治改革 ,是典型的英美派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治崇
尚的缩写。而当胡适完成了由超然独立到国民政府的“诤友 ”
“诤臣”的转变后 ,整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变乃显得更为
鲜明 ,更自由的表达政治观点 ,“言论干政 ”。②蒋廷黻在谈到
知识分子的使命时 ,他认为在英美社会里 ,学者和专家并没有
政治的号召能力 ,“除非他们把学问掩饰起来 ,故意采老百姓
的腔调 ,他们是不能得到选民拥护的 ”。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
在“保存士大夫传统的气节 ”之时 ,其出路“在于做官 ,教育官、
行政官、事业官 ,名义虽不同 ,靠公家薪津吃饭是一致的 ,所以
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是切身的 ”。③故而 ,自由知识分子
至少表达了一种对国家民主、权利或宪政的向往或愿望 ,他们
表达观念时需要政府为其提供自由的“论述空间 ”,否则其思
想行为必受诸多限制。
九一八事变以后 ,内忧外患之国家政治环境为知识分子
在政论上的活跃提供了机会。针对南京国民政府训政阶段的
民治主义与独裁体制相矛盾的党治政治 ,不少知识分子屡次
提出“提前结束训政 ”、“如期结束训政 ”之政治诉求。国民党
内部高层人士如孙科等人亦有类似的主张。一二八事变后 ,
孙科公开发表“救国纲领草案 ”,表示为了集中力量 ,贯彻御侮
救国之使命 ,应立即召开国民大会 ,实行宪政。虽然孙科有借
宪政之名以提高其掌理的立法院地位之意图 ,但孙氏的政治
呼应很大程度上激发了自由知识分子对政治关注的热情。蒋
廷黻、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常常
聚在一起 ,讨论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应该承担何种责任的问
题 ,国民政府政制改革成为了国难时期舆论界最流行的话语。
2. 国难期间国民政府政治权威人物对自由知识分子的不
断示好
自由知识分子除了主观上有改造国家政治的愿望外 ,国
民政府政治权威所抛出的橄榄枝亦为其政治热情高涨的重要
因素。国难期间 ,不论是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还是
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 ,均对自由知识分子施有意拉拢之举。
九一八事变后 ,汪精卫出于与蒋介石争权之需要 ,为自己
的政治利益服务 ,对自由知识分子有过一些拉拢的表示。如
汪屡次邀请胡适出任政府职务 ,胡并未应允 ,但推荐王士杰为
教育部长 ,为汪兆铭所接受 ,胡适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关系日
渐密切。④不过此后胡适由于对汪氏“困蒋待援 ”之对日政策
不满 ,胡提出的观点是“苦撑待变 ”。汪、胡的意见分歧也昭示
着汪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有下降之趋势。除此 ,
汪也常常会见一些知识分子如蒋廷黻等人。1932年秋之前 ,
汪与蒋廷黻相见了三次 ,一次是汪在南开演讲 ,一次是在汪主
持召开的国难会议期间 ,第三次是驻苏大使颜惠庆回国述职 ,
汪精卫约蒋廷黻到南京见面 ,询问关于外交的问题 ,因为蒋廷
黻对外交史的研究颇有心得。⑤而国难会议 ,更是汪精卫试图
与自由知识分子拉近距离的重要尝试。1932年 4月在洛阳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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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国难会议 ,先后四次延聘会员 359人 ,绝大多数为非国民党
员 ,乃至北洋系军人 ,即前北京政府高级官吏 ,旧国会议员 ,工
商金融巨子 ,与乎素来反对党治而又反共最早之中国青年党
人 ,具在包容被邀之列。⑥不过蒋廷黻认为“政府对国难会议的
态度完全不一致 ,连行政院本身就不一致 ,外交部、军政部、财
政部倘以他们对会议的报告为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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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是无诚意的 ”。⑦可见
汪精卫对国难会议只是作出了一些姿态而已 ,但他的一些哗
众语言确实蒙蔽了相当多的自由知识分子 ,以致于他们认为
可以在国难时期大展宏图。
与此同时 ,蒋介石重新出山后出于政治目的 ,与自由知识
分子的关系不断取得了进展。1931年 10月 ,蒋介石特别召见
胡适、丁文江 ,“垂询 ”大局。这是胡适第一次晋见蒋。⑧据翁
文灏所记 ,“1932年初 ,蒋君 (介石 )叠电邀余 ,往谈国事。余
与蒋君虽同生甬郡 ,但余素志学术 ,与蒋从未往返 ”,在牯岭与
蒋见面时 ,蒋表示“愿以三日时间由余面为陈说 ”。⑨蒋通过直
隶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网罗了大批人才亦
有试图与自由知识分子关系融洽的意图。蒋在该组织的成立
前后多次召见自由知识分子 ,在庐山牯岭大量召集专家谈话。
据钱昌照回忆 ,“1932年春、夏、秋三季 ,在南京、牯岭、武汉由
我陪同和蒋介石见面 ,或者为他讲学的有王世杰、周览、胡适、
张其昀、吴鼎昌、徐新六、杨端六、丁文江、翁文灏、顾振、范锐、
吴蕴初、陈伯庄、万国鼎等二三十人。”按照钱昌照的解释 ,“我
为蒋介石延揽了许多知识分子 ,介绍和他见面 ,为他讲学 ”,由
于“蒋介石与知识分子少有渊源 ,所以他乐于我为他撮合 ,有
一段时间 ,他的声誉渐渐好了起来 ,说他好学 ,接近学者 ,起用
文人执政等等 ”。⑩
国民政府最重要的两大权威人物对自由知识分子的示
好 ,加速了自由知识分子与政界人际网络的扩大 ,成为了国难
时期自由知识分子与政治结合的必要条件。有论者认为 ,如
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个人与团体利益得到当局的某种认同 ,
则可能转化为体制的拥护者。事实上蒋介石在国民党高层权
力核心趋于稳定以后 ,似乎也乐于接纳这部分人到政府行政
职能部门从事行政事务方而的管理工作。瑏瑡正是在特殊时期 ,
国民党及政府高层对自由知识分子的重视 ,使其在现有政治
体制内有了相对自由评论并参政的可能。
二 自由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过程
由于现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关注焦点在于政治体制或制
度层面 ,以其发展的历程而言 ,他们往往对近代政治腐败产生
厌恶而欲远离政治 ,但对国家的一种现实关怀又不得不卷入
政治之中。在留学欧美所形成的民主理念之基础上 ,自由知
识分子群体通过办理报刊杂志的方式而达到了论政场所的形
成 ,并以此形成了与官方的“权势网络 ”,其政治主张亦得到部
分实现。
1. 自由知识分子政论场所的形成与政争
就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而论 ,他们有较多的使命感 ,有更
多的热忱愿意发表意见 ,讨论国事 ,参与政治。从民初开始 ,
自由知识分子就积极发表政见 ,如胡适虽然在《新青年 》时代
表示“不谈政治 ”,但到《努力周报 》时期却大谈政治 ,初步完成
了从学术到政治的转变。丁文江在《努力周报 》出版的一年半
之中 ,写了 123篇文章 ,约十万字。瑏瑢自由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
政治体制的评价及提出见解 ,平津的《独立评论 》、《大公报 》、
《国闻周报 》逐渐成为论政阵地。京沪地区的《时代公论 》、
《国衡》、《政治评论 》、《行政效率 》等刊物亦刊有许多政论性
的文章。
自由知识分子对国家前景极为担忧 ,他们通过办刊物的
方式表现其政治主张 ,《独立评论 》即在此环境下面世。翁文
灏回忆 ,九一八事变以后 ,“为国局前途 ,忧从中来 ,难安寤寐、
其时在平友人 ,多此同感。因与胡适、丁文江、周炳琳 (北京大
学 )、蒋廷黻、吴景超 (清华大学 )、傅斯年 (中央研究院 )、吴宪
(协和医院 )、竹垚生 (浙江银行 )诸君印行《独立评论 》周
刊 ”。瑏瑣 1932年 5月 22日 ,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 》出版第一
期 ,至 1937年 7月 25日出最后一期 ,合计 244期。该刊主要
讨论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 ,而不在于研究学术。
有关于《独立评论 》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已经很多 , 瑏瑤本文
在此只是大致提及自由知识分子在政治论争中所体现的共性
而略于具体的争论过程。总体而言 ,在该刊物上对国民政府
政治体制的论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因国家统一方
式所引发的争议 ,大致至民国二十三年底结束 ,而第二阶段关
于中国应采取何种政制的论战。瑏瑥值得注意的是 ,在民主与独
裁的争论中 ,最受外界所关注的独裁论者就是蒋廷黻、丁文江
与钱端升等自由知识分子。有关于争论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
已有许多注意 ,本文在此不再累叙。
在以《独立评论 》为论政场所的文章中 ,争论焦点是面临
国难期间国民政府政治体制应施行民主还是独裁的问题。虽
然《独立评论 》的主要撰稿人在民主与独裁的论争中 ,见解不
一 ,但从国难背景而论 ,不论是民主派还是独裁派 ,如钱端升、
蒋廷黻、丁文江、张弘伯、徐道邻、胡道维、陈之迈、萧公权等都
不反对或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有效率的政府巩固中枢。
自由知识分子中的主要撰稿人中不少人先后从议政走上从政
道路。这些知识分子的基本背景是以清华、北大教授为主 ,虽
然在许多人看来他们都是当时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 ,但于非
常时期加入了政府 ,改变了知识分子所谓的不谈政治 ,而成为
了整日专谈政治的专家 ,由早期的民主政治的信仰者转变成
了独裁政治的支持者。
至于由中央大学的几名教授杨公达、张其昀、梅思平、何
浩若、萨孟武等人所创办的《时代公论 》,虽然对国民政府的政
治制度有一些批评 ,但大多数文章均表示出了对中央政府的
拥护。由此 ,实难判断学术与政治之间具有明显的分界线。
在此 ,并非自由知识分子在政治观念上的落后 ,而是在国难期
间自由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要求通过政治上的
变革以拯救国家的目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强烈救亡意识的基
础上对政治论争的结果很大程度上符合世界集权政体潮流的
需要 ,他们对国民政府集权体制的不反对或者说一定程度上
的支持 ,客观上加速了国民政府的独裁体制的形成。
2. 自由知识分子所主张的专家政治的内涵
自由知识分子在论政之时 ,指出了国民政府政制的弊端 ,
对国民政府的治国方式提出了一些见解。随着现代行政事务
的增加以及国难时期危局的应对 ,国家更需要在各行业拥有
出色的技术人员即专家 ,专家意味着在某些特殊的领域中有
着出色技能的人士。实际上 ,自由知识分子与专家殊难区分 ,
盖论政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背景不单纯是哲学、政治学、历史学
等 ,亦有经济学、地质学等各学科的专门人才。不论出身文理
或工科 ,他们大多拥有出色的政论水准。如论政较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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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中的学科背景 ,胡适、蒋廷黻、陈之迈为哥伦比亚大学哲
学博士 ,吴景超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 ,何廉为耶鲁大学经
济学博士 ,周炳琳为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 ,翁文灏为比利时
卢汶大学物理学及地质学博士。可以认为 ,他们本身即为专
家的代表。
应该说《新月》杂志是专家政治论的最早倡导者。罗隆基
在《新月 》第 2卷第 2号发表了《专家政治 》一文 ,指出“20世
纪的政治是专家政治 ”, “专家政治 ”意味着“只问行政 ,不管
主义 ”。20世纪政治上的行政 ,已成了专门科学 ,行政的管理
标准是经济和能率 ,管理必须采用科学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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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员也要
有专门知识。瑏瑦而丁文江所主张的“专家治国 ”更有利于国民
政府所主张的治国方略。丁乃格纳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
双科学士 ,任职北京大学地质学研究教授。丁文江的“专家治
国 ”主张带有封建时代“士大夫 ”政治的底色。其所倡导的“专
家”,主要是指那些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为主要职业、
游离于现实政治边缘的知识份子群体。丁认为专家身份应该
是“智囊团”,“独裁的首领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 ”。瑏瑧
当然 ,专家政治的涵义对于自由知识分子的理解是各不
相同的。陈之迈所主张的“专家政治 ”,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
的现代文官制度有着紧密联系。他所谓的“专家 ”,并不是指
那些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知识分子 ,而是指那些具有较
高知识素养同时具有丰富行政管理经验的职业官僚。陈之迈
所谓的“行政专家 ”主要是指“事务官 ”一类 ,他所谓“专家治
国 ”也主要指国家政治活动中技术性和程式化的日常行政工
作。专家政治上的专家应该是行政管理上的现代化 ,专家是
“成千上万的官吏 ”。瑏瑨而陈的专家政治的主张更符合国民党
政府的政治体制的要求。
由此可以观之 ,自由知识分子所主张对政治改造的重要
方式之一就是在国难时期实行“专家政治 ”,实际上它是一种
在肯定国民政府政制的基本前提下所提出的政治改良。这种
政治主张实现的条件是在赞成政府当局集权体制下通过设立
议政、咨询机构或援引专家进入政府 ,从而实现政治体制的现
代化。自由知识分子正是通过此种方式使其政治主张完成从
理论到实践的过程。
3. 自由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实践
如前所述 ,自由知识分子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 ,对国家政
治进行了较多的争论 ,知识分子论政本身亦标示着其参与政
治的期待。这些论者中 ,大多留学欧美 ,在各个领域都很出
色 ,尤其是出身于政治或历史的学者 ,当其参与政治后 ,本着
对世界各国政治的纯熟 ,必定在政治参与中体现自己的对政
治改造的主张。30年代 ,自由知识分子从事政治的活动主要
表现为 :
其一 ,为国民政府出谋划策。
自由知识分子论政及鼓吹专家治国最繁荣时期当为九一
八事变后中华民国所面临的国难时期 ,此时的对日问题无疑
成为了国民政府最主要的工作。胡适即为在此背景下论政与
参政的典型。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 ,关于对日问题 ,当时有一
些不同的看法。那时胡适属于“低调俱乐部 ”的人。钱昌照与
王士杰建议蒋介石派胡适到欧美去解释国民政府的抗日政
策。蒋约见了胡适 ,对他说 :“你是懂政策的 ,毋需我多讲 ”。
胡适欣然同意以特使身份出国 ,钱昌照亦推荐了钱端升与周
鲠生随行。胡适到了美国 ,负起了蒋介石的使命 ,就只得放弃
他的低调。瑏瑩胡适此举即为自由知识分子常常在特定时期不再
自由评论政治的现象 ,同时也与政府当局的结合较为紧密 ,以
致全面抗战后胡适做了驻美大使 ,周鲠生做了参赞。
随着时局的变化 ,自由知识分子在政治的网络中不断延
伸 ,并在国民政府大政方针上对当权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例如 1933年 3月 3号 ,当热河危急之时 ,丁文江、翁文灏和胡
适三人会商 ,即拟了一个电报 ,用密码打给了蒋介石 :“热河危
急 ,绝非汉卿所能支持 ,不战再失一省 ,对内对外 ,中央必难逃
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 ,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次日 ,
翁文灏即收到了蒋介石复电说将于 3月 5日北上。3月 10
日 ,张学良约了丁文江、蒋梦麟、梅贻琦、胡适谈话 ,张说他已
见蒋 ,蒋要他辞职 ,他已辞了 ,特邀几位来告别。3月 13日 ,
丁、翁、胡三人又同到保定去看蒋介石。瑐瑠他们为国民政府出谋
划策得到了政府的首肯。
其二 ,与国民政府人事上的结合。
自由知识分子不但为政府出谋划策 ,或许受中国传统士
大夫之影响 ,许多自由知识分子正式与政治接上了正规的关
系。他们之中主要是留学欧美的各学科的带头人 ,且以北大、
清华教授为主 ,纷纷参与政治。如 1932年 11月 29日国防设
计委员会秘密成立时 ,蒋介石自任委员长 ,翁文灏任秘书长 ,
最初有委员 39人 ,该机构就是延揽专家入政府的最直接表
现。
如《独立评论》主要的撰稿人中 ,大多数人虽为大学教授 ,
但都不同程度参与于政治之中 ,其中行政院延揽了其中的大
多数人。譬如 ,曾为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做了驻美大使 ;清华
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蒋廷黻做了行政院政务处长 ;清华
大学代校长翁文灏则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及经济部长 ;清华大
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景超做了行政院秘书及经济部秘书 ;南开
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何廉做了行政院政务处长及经济部次长 ;
清华大学教授陈之迈则做了行政院参事及驻美大使馆参事 ;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做了教育部常务次长 ;燕京大学
代校长周诒春做了实业部常务次长 ;此外如张奚若、陶希圣、
傅斯年等则做了国民政府参政员 ;还有受蒋介石器重的丁文
江亦准备拟为行政院铁道部长。此外还有诸多自由知识分子
与政治进行了较为密切的结合。可以推论 ,以清华为代表的
学人被延入政府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实现其对政治改制的抱
负。此后 ,国民政府高层人物与自由知识分子之间亦保持了
良好的关系。
三 自由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绩效评价
自由知识分子进入政界后 ,究竟对国民政府的政制变迁
产生了多大影响 ,或其绩效如何 ,此乃一个很难量化的问题。
邓丽兰通过对中美两国专家政治的缘起与演变的探讨 ,认为
南京政府一定程度地吸收专家参政 ,在行政技术化、立法科学
化等方面有一定改进 ,但未改变蒋介石专制政权的性质。瑐瑡指
望自由知识分子通过“权势网络”的加大而完全改变国民政府
的政治制度 ,未免希冀太高。自由知识分子虽然赞成民主 ,试
图走宪政道路 ,但在国难时期 ,残酷的现实使其更趋于理性思
量 ,他们不但不会主动要求改变国民政府的根本性质 ,而更赞
成在现有体制之下的政治改良 ,甚至可以认为国民政府的集
权政体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国际集权思潮的冲击下 ,
自由知识分子的不断鼓噪与推动的结果。他们在国难时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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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关注主动或被动卷入了政治之中 ,无疑会给国民政府
的政治制度及执政方式带来一些变化。
1. 推动国民政府执政方式的某些改革
蒋廷黻、陈之迈等人所主张的改组政府、加强集权 ,本就
符合当时国民党政府形式的需要 ,其政治主张乃对原有体制
的维护与行政效率提高之意图。自由知识分子不只是跟从政
府 ,而是在一种良好愿望的基础上对政府进行批判。虽然有
些言词颇为激烈 ,他们的主张和蒋介石试图建立强有力的中
央集权是密切相关的。尽管自由知识分子进入政府并不意味
着能给政府带来全新的变化 ,但对行政院执政方式的效率与
实践影响较大。当翁文灏得知自己将任为行政院秘书长 ,其
在日记里写道“誓拼生命拯邦国 ,莫逐波流坠俗尘 ”,以自策
勉。瑐瑢拳拳报国之心可表 ,保持独立之意可昭。
如蒋廷黻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甫入政坛即期望能给政府
运行带来太多变化难免强人所难 ,但其对行政机构运行的洞
察力足可对执政方式产生震动。蒋廷黻在进入政府的头三个
月 ,主要是研究政府部门的结构 ,他很吃惊地发现 ,国民政府
机构臃肿、叠床架屋的现象之严重 ,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尤
其是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与行政院的功能交叉重叠 ,互
相摩擦。他向蒋介石汇报了情况 ,蒋要他拿出改革建议来。
他兴冲冲地拟了一份精简机构的方案 ,却遭到有关部门官僚
和党内政客的激烈反对。瑐瑣虽然蒋廷黻等人在行政院内的专家
政治理念遇到了不少阻力 ,此后国民政府的政治改革及人事
改制仍然具有自由知识分子所主张的某些痕迹 ,如 40年代初
期国民政府机构裁并、人员精简等行政改革就是其重要体现
之一。
2. 更多自由知识分子卷入政治之中 ,充当了政治民主化
的某些装饰
无疑 ,自由知识分子是人才的象征。当自由知识分子卷
入政治之后 ,更多专门人才被卷入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之中 ,
充当了政治民主化的某些装饰。如蒋介石多次表示过在国家
政治体制中对人才的重视 ,他认为政治的根本就是人的问题。
“为政之要 ,首在得人 ,人事之藏否 ,即效能之高下与政治之成
败所系 ,而制度之优劣犹居次要。用人之道 ,必先知人 ,知人
之先 ,必重考察。考察之法 ,应以办事实为第一标准。大抵以
言行一致多实事而寡虚文者是也。再则为主官者 ,必须精勤
笃实 ,以身作则 ,所有部属 ,不可使一人有一刻之闲。故即或
公务有余 ,亦当责其修学术 ,或从事调查考察等类工作 ,此又
磨练与培养人才之要道也”。瑐瑤于此可以看出 ,随着蒋地位的稳
固 ,他也需要作出更多姿态来安抚知识界 ,以争取有利舆论。
当然 ,蒋介石本人似乎也无意要这类技术型官员 (如蒋廷黻、
翁文灏、蒋梦麟等 )过多介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纷争而专做具
体行政事务。但是专家政治的理念在国民政府中的影响逐步
加强 ,以致于 1940年 1月 20日创刊的《行政评论 》在刊前献
词中谈到 :“近代政治的进展 ,已逐渐注重到专家政治 ,尤其是
中国在抗战建国的伟大工程中 ,更在与专家行政发生密切联
系作用⋯⋯”。瑐瑥专门研究行政问题的机构不断增加。
即便是国民参政会的召开 ,一定程度上亦为自由知识分
子所主张的专家政治的一种表现。在国民参政员中 ,很大部
分来自于学界 ,如湖南省的八个参政员中 ,其中五人曾为大学
教授或研究员。其余如杭立武、傅斯年、周鲠生、杨端六、钱端
升、周炳琳、张其昀、张奚若、萨孟武等参政员均为专家的代
表。瑐瑦不难发现 ,更多知识分子卷入政治之中 ,国民政府的“民
主化 ”的表征就更为明显。
3. 受制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大环境殊难有所作为
尽管自由知识分子通过论政逐步扩大影响 ,并达到与政
治的结合 ,然而其所主张的专家政治受到整个国民政府的施
政环境和国际态势的限制。尽管诸多参与政治的自由知识分
子或专家不辞辛劳工作 ,实际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自由知识分子虽然本着对国家前景的担忧而徘徊于学术
与政治之中 ,或完成了从学术到政治的转变 ,但大部分由于其
自身的清高以及孤傲 ,不愿同流合污。李敖在《蒋廷黻选集 》
的序言中谈到所写的《蒋廷黻和他走的路 》中的结论 :“蒋廷黻
是中国学人从政的一个榜样———一个‘清高 ’的、‘光荣 ’的、
‘最后一个机会 ’的 ,‘有很大贡献 ’的一个标准样品 ”。瑐瑧自由
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处事原则也并不完全相同 ,即是从政后 ,对
国民政府尤其是对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也不一致。钱昌照对
比王士杰与丁文江时 ,认为 ,王士杰品质极差 ,极端势利 ,对蒋
一味迎合。而丁文江与蒋谈话 ,“不敷衍 ,不邀宠 ”。而蒋廷黻
当其壮志屡屡受挫 ,但并不因此消沉 ,待到几年后他回到中
枢 ,重新出掌政务处长 ,依然我行我素。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复
杂的整个政治环境 ,自由知识分子参与于政治中更难有所作
为。如钱昌照认为 , CC系看到不少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人参加
了政府 ,成了阁员 , CC红了眼 ,刮起了一阵‘清君侧 ’的风 ,矛
头正对着我 ,更难有为 ”。翁文灏在任职期间与各方的关系亦
难相处 ,翁对 CC并无好感 ,与军统也无关系。瑐瑨处在这样错综
复杂的政治背景下 ,自由知识分子在从政后 ,难以发挥其政治
效果自是当然。
因此 ,通过对自由知识分子从论政到参政过程的考察可
以发现 ,当大批自由知识分子进入了国民政府尤其是行政院 ,
不论是具体事务的推行 ,如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经济现象
的考察与政策的制定 ,机构的改革、行政院内部的公文处理 ,
行政效率的改革与提高、行政程序的优化以及具备现代化理
念等方面无疑产生了一些影响。然而抗战后随着国民政府本
身存在的腐败加剧 ,国民政府的危机四伏。许多自由知识分
子对其失去了信心。
总之 , 20世纪 30年代 ,自由知识分子通过政论尤其是在
国难时期对建立集权政治的认同 ,为其谋求参政创造了条件 ,
而其对专家政治的鼓吹 ,实际上亦为其参政强烈愿望的体现 ,
这样不但实现其个人人际网络 ,亦为知识分子个人价值实现
的重要方式。自由知识分子虽然不是国民政府政制改革推动
的主力 ,但从舆论上或宣传上正应了国民政府集权政体的需
要 ,同时自由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在 30年代亦处于最
好的时期 ,一方面国民政府需要容纳自由知识分子在政府的
存在以体现其“民主 ”的表征 ,另一方面亦适应或满足自由知
识分子的政治及心理需求。在自由知识分子议政与参政之
下 ,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变迁无疑具有现代政府的某些趋势。
但自由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对独裁政治达成的一致意见本身
就昭示着其参与政治后难有作为的现实环境。盖自由知识分
子的活跃需要一个相对民主的宽松政治环境 ,而国民政府显
然无法为其提供进一步成长的土壤。虽然蒋廷黻认为“目前
一二十年是知识分子左右政治的最后一个机会 ”瑐瑩 ,然而 ,国民
政府的现实政治体制注定了他们在参与政治后殊难展其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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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①章青 :《胡适派学人群 -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 》,上海古籍出
版社 2004年版 ,第 18页。
②李建华 :《论 20世纪 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征认知
及其意义》,《北方论丛 》2005年第 3期。
③蒋廷黻 :《漫谈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 》,《世纪评论 》第 1卷
第 24期 , 1947年 6月 14日。
④许育铭 :《汪兆铭与国民政府 : 1931 至 1936 年的政治变
动 》,台北 :国史馆印行 , 1999年 ,第 279页。
⑤蒋廷黻 :《蒋廷黻回忆录 》,岳麓书社 2003年版 ,第 153 -
154页。
⑥沈云龙 :《民国史实与人物论丛 》(续集 ) ,台北 :传记文学
出版社 1988年版 ,第 258 - 259页。
⑦蒋廷黻 :《参加国难会议的回顾 》,《独立评论 》第 1号 , 1932
年 5月 22日。
⑧易竹贤 :《胡适传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298页。
⑨近代史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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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编 :《翁文灏自订年谱初稿 》,《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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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期 , 1947年 6月 14日。
(责任编辑 :唐昌福 )
(上接 179页 )
此可见当时名士家训的道德感化作用。汉代士大夫家训对后
代影响深远。魏晋时代许多家训直接引用汉代家训中的名
句。如王昶《诫子侄文 》中有一段便出自马援的《诫兄子严、敦
书 》:“昔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 ,言 :‘闻人之恶 ,当如闻父母
之名 ;耳可得而闻 ,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 ”[ 12 ] 。此文最
后一节完全效仿马援。唐代欧阳询编撰的《艺文类聚 》卷二十
三《鉴诫 》基本上将汉代名臣、名士的家训收入。汉代士大夫
家训的重要内容在当代社会依然有重要借鉴意义 ,其中关于
修身、治学等经验之谈都有合理的成分 ,值得我们认真消化、
吸收与转化。
汉代士大夫家训内容中一些功利、庸俗的思想观念 ,也给
当时与后世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需要人们认真思考与反省。
如刘向《诫子歆书 》中对“守雌处弱 ”处世之道的崇尚 ;疏广
《告兄子言》宣扬的知足常乐、功成身退的仕宦观念 ;樊宏《戒
子》所推崇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等 ,都流露出庸俗的一面 ,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思想观念对于汉民族文化心理的负面影
响 ,并且站在时代的高度予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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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责任编辑 :群 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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