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唐长孺先生

■本版编辑：王洪波 ■电话：010-67078574 2011 年 7 月 6 日■E-mail:whongbo2@sina.com 15人 物 ■沙 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跟唐先生接触，算起来已经 60 多年了。我 1947 年考到武汉大学历 史系，正好是战后，武大从四川乐山 复原到珞珈山。 我入学的那一年， 吴于廑先生新任历史系主任，唐先 生则给我们讲“中国通史”课。 通史 课一般应该从古代讲起，可唐先生 是从宋代开始的。 唐先生另外开了 一门 “魏晋南北朝史 ”，是断代史 。 所以我进大学学习中国史，第一位 中国史的老师就是唐长孺先生。 但 我在武大时间不长，两年后转到北 京大学。 在武大正是学生运动蓬勃 发展的时候，没能好好跟唐先生读 书。 后来在北京，跟唐先生有机会 在一块儿工作 ，向他学习 ，主要有 两段时间。 一段是 1960 年代初，历 史所组织编写郭沫若主编的《中国 史稿》，唐先生应邀参加，负责审定 和修改魏晋南北朝隋唐段。当时集 中在西颐宾馆的北馆，我们受到唐 先生关于隋唐史的指教，学到不少 的东西。 另一段是 1970 年代末，吐 鲁番出土文书整理期间，我曾经在 后期参加过一段， 在故宫城隍庙。 在此之前，唐先生参加中华书局的 “二十四史 ”标点 ，一直在北京 ，跟 陈仲安先生一起，住在王府井大街 36 号中华书局楼上的宿舍 ， 生活 方面不太方便 ，有胃病 ，身体不太 好。 “北朝四史”标点工作结束后， 唐先生又转向吐鲁番文书整理。当 时唐先生已是 70 岁的老人了 ，每 天要到城隍庙上班 ，吃食堂 ，食堂 很远 ，中午没有地方休息 ，就在办 公桌上躺一下 ， 或者用几张靠背 椅拼起来躺在上面 ， 生活非常艰 苦。 在吐鲁番文书整理过程中，唐 先生很费心思 。 整理小组的同志 来自全国各地 ， 包括新疆来的同 志。 过去大家没做过这个工作，很 多人不熟悉 ， 特别是在历史文献 方面 ，都是唐先生手把手教大家 。 当时由文物局安排专人为整理小 组借书 ，需要什么书 ，都由他到北 京图书馆等地借来 ， 只要是需要 的资料 ，唐先生都不放过 ，都要求 找到查阅 。 唐先生治学的严谨和 对工作的负责 ， 我们在日常工作 当中随时可以感觉到 ， 大家都深 受感动。 我尽管在武汉大学听过唐先 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课，但那时候 我只是大一的学生， 并不太了解， 加上唐先生乡音比较重，听起来不 太习惯，接受得很少。 所以我对唐 先生的了解主要是在 1950 年代以 后，逐渐加深。 我记得当时《魏晋南 北朝史论丛 》刚刚出版 ，其中有一 篇是《晋书赵至传中所见曹魏士家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论文并不算太长，但是这篇 论文反映了唐先生小中见大的特 点 ，通过 《赵至传 》，把士家制度讲 得非常详细， 几乎对 《晋书·赵至 传 》中的每句话都作了分析 ，好像 把一根甘蔗的汁全部榨出来，干干 净净。 这是唐先生读史的透彻，自 己想学很难学。 当时因为教学的需要， 学校让 我编《中国通史》的参考资料，主要 选择一些论文供学生阅读。 唐代部 分，我们选了唐先生在 1949 年前发 表的《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 这篇 文章对我很有启发， 但在唐先生出 版的几本书里都没有收。 后来我遇 见唐先生，唐先生跟我讲，他当时不 知道，如果知道要选这一篇，会阻止 不让我们选。我问为什么，他说过去 写这篇东西比较仓促， 现在对这个 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不少人做了更好 的工作。 当时他特别提到日本的菊 池英夫， 是研究中国唐代兵志的学 者，很有成就。 唐先生为人非常谦虚 ， 很尊 重别人 ，特别是在同行之间 ，当然 别人也很尊重唐先生 。 我记得在 中国唐史学会筹备期间 ， 要推选 会长 ，当时大家都推唐先生 ，众望 所归。 唐先生不肯担任这个会长， 经过反复商量 ， 最后唐先生才同 意，但要求会址设在西安。 唐先生 一直主张唐史学会由西安唐史学 者来办 ，因为西安是唐代的首都 。 最后妥协的结果 ，唐先生做会长 ， 西安的史念海先生做常务副会 长 ， 武大的陈仲安和陕西师大的 黄永年先生同任秘书长 。 唐先生 的谦逊 ， 还有一个例子 。 1978 年 秋 ， 余英时先生带着美国的第一 个学术代表团到北京访问 ， 余先 生代表 《剑桥中国史 》的编委会请 唐先生撰写魏晋南北朝史部分 ， 唐先生婉拒 。 我想余英时先生不 是个人的 意见 文理分科指导河道管理范围浙江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教材专家评审意见党员教师互相批评意见 ，而是代表 《剑桥中 国史》编委会的。 缅怀唐长孺先生 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教授诞辰一百周年，八卷本《唐长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近日，中华书 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 究所联合举办了《唐长孺文集》出版座谈会，来自北京大 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 学者深情缅怀了唐先生的学术人生。本报谨此刊发田余 庆等先生在会上的发言（其中王素先生文系作者特为本 报撰写），以为对唐先生的纪念。 ■田余庆（北京大学教授） 我自己在学术方面受惠于唐 先生很多。 我跟唐先生个人交往不 多，主要是学术关系。 唐先生去世 的时候 ，我从北大发出挽联 ，那是 周一良先生倡议的。 周先生要去美 国， 估计会在纽约住一些时间，行 前听到唐先生病比较严重，就商量 说如果有事发生， 要发一个挽联， 不只是一般的表示哀悼，而应该有 学术上的评价，以示尊敬。 挽联的 立意和文字推敲，是周先生的主意， 我们一起商量定了。上联是“论魏晋 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称祭酒”； 下联是表示哀思。 这不但是表达我 们自己， 而且也确实是表达了北大 历史系同行对唐先生学术成就的敬 重， 以及史学界对失去了唐先生这 样一位重量级人物的哀思。 唐先生是十分谦虚的人。 1984 年， 我随周先生一起到成都参加魏 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 回程特 意到武汉，借此机会拜见唐先生。在 武大，周先生做了学术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我也跟 着做了发言。 我说我这次是朝山来 了，刚刚朝了峨眉，现在朝珞珈，来 拜见唐先生。 我说的是真情， 是实 话。唐先生当时在座，听了之后表示 不安，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了好 些谦退之词。唐先生的为人为学，是 大家公认的，他这种谦退的态度，更 增加了我们对他的敬仰。 唐先生早年的学术活动主要 在南方， 北方学术界知之不多；抗 日战争时各地隔绝 ， 学术信息更 少。 50 年代唐先生的《魏晋南北朝 史论丛 》刚出的时候 ，大家并不太 熟悉唐先生。 我读了之后，感觉到 异军突起，怎么忽然出来一个这么 高水平的学者！ 中国古代史研究， 很久没有出现这么高水平的著作 了！ 魏晋南北朝这个断代，长久以 来 ， 并不被研究中国古史的人重 视。 这段历史处在汉唐两个辉煌盛 世之间，就像欧洲中世纪史早期被 当作黑暗时代看待一样，是夹在中 间的一段， 在古史上被视为闰位。 陈寅恪先生对魏晋南北朝的重大 问题进行概括和研究，起先也是为 了追溯隋唐制度的渊源。 将魏晋南 北朝史和唐史结合在一块，接续陈 寅恪先生，在陈先生树立的丰碑之 后竖立了一个新路标的 ， 是唐先 生。 唐先生几乎把所有魏晋南北 朝史研究的制高点一个一个都攻 占了。 也就是说，他对魏晋南北朝 史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做过研究，发 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研究魏晋南 北朝必须看《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重要题目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 到线索。 为什么唐先生有这样的学问？ 唐先生在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的 跋语中说到自己的学术经历，引郭 沫若的话说，我们就像一个个旅行 家 ，每到一站 ，行李箱就帖上这个 码头的旅馆标签。 唐先生赞同这个 说法。 我想，唐先生的学术经历不 是一般的旅游者沿途看看风光，拣 拾现成的样品而已，而是有他自己 的选择，有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间 的积累和融会贯通。 唐先生接受了中国传统学术 的训练，有家学，有师承。 传统学术 的深厚见识和对资料的精密处理， 所谓考据之学，他很擅长。 后来，他 通过史学界前辈先驱者的教育，接 受了西方史学的学理和方法，讲究 实证而有新的思维。 唐先生眼界开 阔 ，能够通观全社会 、全局来抓问 题 ， 这是唐先生学马列主义的收 获。 唐先生对所经历的各个学术阶 段的方方面面， 经过独立思考，经 过取舍 ，去其烦琐和空疏 ，得其精 到和深广， 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 所以面貌很新。 唐先生治学有自己的巧思，思 辨能力很强。我过去读傅斯年的《周 东封与殷遗民》，他把《论语》中“先 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 子也。 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个两 千多年都说不透的问题抓住了、说 透了。现在人读《论语》，也都想不出 一个更新的解释来。 这样的具有巧 思的作品，读起来非常过瘾。上世纪 40 年代，陈寅恪先生当选为英国科 学院通讯院士， 英方举了他的三篇 代表作， 篇篇都具有巧思， 一篇是 《支愍度学说考》，一篇是《东晋南朝 之吴语》，一篇是《天师道与滨海地 域之关系》。 读唐先生文章，能够得 到这种感觉的也不少，如《晋书赵至 传中所见曹魏士家制度》，看起来是 一篇小文章，却带出一个大题目。这 不光是学术素养和理论水平的问 题， 还要很高的悟性和很丰富的灵 感。就这方面来说，唐先生有很多可 学的地方，常常让人回味无穷。孟子 说，“大匠能诲人以规矩，不能使人 巧。 ”前辈学者并没有教我们如何 把他们治学的“巧思”学到手，只有 靠我们自己深深地去体会。 ■林甘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唐先生是我很敬重的一位前辈学 者，我个人跟他有一些接触，并不多。 我想谈两点感想。 第一，唐先 生一生教书育人 ，他对史学研究 ， 对工作的敬业精神 ， 我觉得是很 值得我们学习的。 他的《魏晋南北 朝隋唐史三论 》 是 1992 年脱稿 ， 1993 年出版， 他那时候已经过了 80 岁 ， 两只眼睛的视力都在 0.2 以下 ， 以超乎我们想象的毅力来 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 完成了他的 研究。 眼睛近乎失明，又因胃病开 刀，靠学生给他读 、查 ，再核对 ，他 这样的毅力和敬业精神 ， 和陈寅 恪先生可以比美。 第二，对唐先生在中国现代史 学发展中的地位问题，我谈一点不 成熟的想法。 从清末算起，中国史 学的发展基本上是两条主线，一条 是实证史学，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史 学 ， 但是这两条主线在某一个时 段、在某些史学家身上又有交叉叠 合，这是我们理解中国近百年史学 发展的一个现实。 在我看来，这两 条主线在唐长孺先生身上就得到 了很好的结合。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 种结合，使唐先生的研究进入了新 的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唐 先生实证史学的功力很深厚，1949 年之后，他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他的文章里并没有引经 据典，但是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对他的影响，使得他的视野 更开阔，或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 所帮助。 唐先生并不是将马克思主 义作为一种标签和装饰，是真正经 过自己的思考融化。 这就使得唐先 生的著作具有比较强大的生命力， 无论是搞实证史学的，还是搞马克 思主义史学的，都能从中获益。 现在年轻的一代， 有的时候对 已有的成果和传统，谈不到继承，甚 至很少了解， 就可以很轻易的有这 样那样的意见。 我想人文社会科学 就是要创新， 但是要在原有学术积 累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而不能采取 颠覆性的态度， 把过去已有的轻率 否定。我们应该看到，有一批史学家 1949 年前已经接触过马克思主义， 1949 年以后，在工作中力图用马克 思主义来研究历史。 当时像唐先生 这个年龄段的 ，20 世纪初出生 ， 1949 年大体上 40 岁上下的一批学 者，年富力强，具有比较好的实证研 究的功底，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你 承认不承认他们是马克思主义史学 队伍的组成部分？ 我就提这么一个 问题， 现在好像研究近现代史的人 不大注意这个问题。 我刚才说唐先 生是这两种主线的结合点， 马克思 主义并不排斥实证史学， 实证史学 也不排斥马克思主义史学， 但真正 在自己身上两个都可以结合起来的 并不多。 我们的前辈学者当中有这 样的范例，我们要珍惜这笔财富。 亠口 齐口 ■王 素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唐长孺文集 》终于由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了 。 该文集全八 卷，不少分卷都收有唐先生关于 吐鲁番文书的研究论文。 这些研 究论文，高屋建瓴，见微知著，将 吐鲁番文书披露的历史信息汲 取到极致，现在重读，仍能感受唐 先生学问的广阔境界和深厚素 养。 而唐先生从事吐鲁番文书研 究，时间其实并不太长，大约从整 理《吐鲁番出土文书》（以下简称 《文书》）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 ，1959 年到 1975 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 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等古墓群 进行过 13 次发掘， 出土了大量 晋—唐文书。 而在此之前，学术 界能够见到的吐鲁番文书，只有 法国马伯乐编撰的《斯坦因第三 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考释》 和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编撰的 《西域文化研究》中的《敦煌吐鲁 番社会经济资料》上下二册。 因 此，学术界对这批吐鲁番文书期 望甚殷，希望能够早日整理出版， 推动“吐鲁番学”的进一步发展。 唐先生对 《文书 》整理工作 自然也是极为重视，将《文书》整 理作为自己晚年最重要的工作 之一。这项工作始于 1975年整理 组成立，终于 1996年最后一部图 书出版， 前后经历了 22个年头。 《文书》整理地点，除唐山大地震 后短暂迁往故宫和上海外，一直 都在北京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 究室。 唐先生作为整理组组长、 项目负责人、全书主编，基本上始 终其事。 我是 1981 年 9 月武汉大学 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国家文 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开始参加《文 书》整理工作的。 1988年前，唐先 生基本每年寒暑假都来北京，主 持整理工作，我是主要接待者和 协助者。 1989 年后，整理工作大 致告一段落，唐先生不再来北京， 我有工作问题，不是写信请教，就 是去武汉大学汇报。直至 1994年 10 月 14 日唐先生病逝前， 我与 唐先生一直保持着工作联系。 因 此，对唐先生整理《文书》的情况， 应该说比较了解。 唐先生主持整理《文书》，如 同整理古籍，要求十分严格。 此 外，从个人风格来说 ，有两个特 点： 一是亲力亲为，不当挂名主 编。 这是唐先生的一贯作风。 记 得 1982年，我和林小安兄商议创 办不定期室刊《出土文献研究》， 我给唐先生写了一封信，想请唐 先生当主编。同年 5月 4日，唐先 生给我回信，说： 来函读悉。 本室出版这本刊 物是有条件的。 但我决不能当主 编，这一点我早就和王东明同志 （素按：王东明先生时为古文献研 究室行政负责人）说了。 挂名不 做事、不负责是很不好的。 目前 中央进行调整机构，我觉得一个 精神就是名实相副。 既是主编就 必须审稿，至少审难以立即决定 的稿，我的眼力、我的时间已不容 许我增加这一方面的负担了 。 …… 可见唐先生对当主编“挂名 不做事、不负责”是很不赞同的。 唐先生主持整理《文书》，所有文 稿都要亲自过目， 最后定稿尤其 要亲自参加。 在现存《文书》早期 文稿档案中， 随处可见唐先生批 改的文字， 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唐 先生学识的渊博， 更可以看出唐 先生对文稿审读的认真负责。 特 别是最后的定稿。1980年后，由于 《文书》初稿已经完成，整理组只 留下六人，分工大致是：唐先生领 导陈国灿、朱雷、程喜霖三先生负 责最后定稿， 吴震先生负责出版 前的校对， 李征先生负责全部图 版的摄制。 还记得当时唐先生每 年寒暑假来北京，与陈、朱、程三 先生在一起进行最后定稿的情 景。 唐先生当时眼睛已极为不好， 只能坐在桌子旁边，让陈、朱、程 三先生中的一人读文稿。 唐先生 聚精会神地听，觉得释文有问题， 就让李征先生将原件取出， 自己 亲自核对； 觉得解说、 注释有问 题，就口述应该如何修改。 我在一 旁看着、听着，感觉获益良多。 二是见仁见智， 尊重不同意 见。 唐先生是位极为谦逊的长 者。 《文书》初稿将要完成时，唐先 生就提出 《文书》 要出版两种本 子：一种是释文本（有文无图，又 称简装本），十册，为征求意见本； 一种是图文本（上图下文，又称精 装本），四册，为最后的定本。唐先 生后来也多次提出， 要整理组成 员注意收集学术界对释文本的意 见，以便作为图文本修订的参考。 我参加《文书》整理，做的第一项 工作，就是接受李征先生安排，将 释文与原件对校 。 1982 年 1 月 初，我校订《晋阳秋》残卷，通过查 证史籍，有一些想法，给唐先生写 信作了汇报。 同月 20 日，唐先生 给我回信，说： 来函悉。 所述《晋阳秋》古写 本校正之例，似有理，但我手头无 录文及照片， 须核对决定。 所云 “原件残缺不可识， 甚至无墨痕， 录文径作某字”，疑“整理者参照 其它文书来判定”。按 条例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pdf信访条例下载信访条例下载问刑条例下载新准则、条例下载 不能以 他件填补，如果有点画可寻者，例 于外加囗，决不能径补。至于无丝 毫墨迹可寻者，只能作缺文。如你 上举《晋阳秋》“齐”字，如果要补， 就应作 。 如果不能决定则作 。 最后唐先生还是尊重了我的 意见， 同意按我的想法在释文本 中作了适当处理。 后来我编辑图 文本， 唐先生要求我根据图版对 释文进行最后校订。 唐先生曾特 别对我说：“你在编辑本书时，务 必要将图版与释文对校。 这可以 说是最后一校。 我们不能放弃这 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当然，我校 订出来的问题，如何修改，最后仍 须由唐先生亲自审定 。 1994 年 春，唐先生已经卧病在床，还请陈 国灿先生将我关于《文书》图文本 [肆]的校订意见读给他听，并逐条 进行审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文书》释文本整理出自众手，“墓 解”、“题解”、“注释” 等文字风格 各不相同， 我做了一些统一文字 的工作，唐先生都同意并采纳了。 这里顺带提一下， 国家文物 局曾有规定， 出土的文物文献资 料，没有公开出版，个人不允许先 写文章发表。 唐先生对此是严格 执行的。关于这条纪律，我刚参加 《文书》整理工作时，唐先生就对 我有所交待。 1982 年 5 月 4 日， 唐先生给我写信， 还专门提到： “我们规定， 没有发表的文书，一 律暂时不发表文章。 ”因此，至少 从我个人而言， 无论是当时整理 《文书》，还是后来整理《新中国出 土墓志》 和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 简》，都没有违反过这条纪律。 而 当时有位某先生， 要来整理组抄 文书，唐先生说有上述纪律，不敢 同意，竟然引起一些无稽流言。唐 先生无可奈何， 同意某先生抄了 一些文书， 仅提出希望不要先写 文章发表，但某先生并未遵守，造 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1983 年 11 月 1 日， 唐先生给我写信说：“我 年已七十，七十老翁何所求，只是 希望把文书整理工作及身完成而 已。我觉得有的同志很不了解，我 为什么要如此热心地参加这工 作，总以为我有所图，那就只好由 他去说了。 ”1985年 5月 5日，唐 先生给我写信又说：“我只希望身 前及见吐鲁番文书全部出齐，也 算完成了一件事。 ” 都是有感而 发。 我们知道，原国家文物局古 文献研究室是国内整理出土文 献的专门机构，曾经主持过不少 出土文献的整理，但成为完璧者 却寥若晨星 。 从多卷本项目来 说，1975 年成立的 《银雀山汉墓 竹简 》、《马王堆汉墓帛书 》、《吐 鲁番出土文书》 三个整理组，到 目前为止 ， 《银雀山汉墓竹简 》 （计划出版 3 卷 ， 仅出版第 1、2 卷，文物出版社，1985、2010 年出 版）、《马王堆汉墓帛书》（计划出 版 6 卷， 仅出版第 1、3、4 卷，文 物出版社，1981、1983、1985 年出 版 ）均未出齐 ，仅唐先生主持整 理的《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 十册、图文本四卷，文物出版社， 1981～1996 年出版）堪称完璧。我 保存的 60 余封唐先生来信 ，主 要都是谈 《文书 》的整理和出版 工作 ，至今重读 ，仍能感受唐先 生一切为了繁荣学术的拳拳之 心。 接续陈寅恪，竖立了一个新的路标 实证史学与唯物史观的结合 唐长孺先生与《吐鲁番出土文书》 六十年交往漫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