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_桑兵

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 桑 　 兵 晚清以来, 中国学术经历一大变局, 其要在与世界的交流日益紧密。如果说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主要是一面倒的西学东渐, 中国固有学问方面, 尤其是易与西学 相对应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 则对流的倾向更为明显。本世纪前半期, 巴黎被誉为 “无可争议的西方汉学之都”¹ , 继导师沙畹之后对建立巴黎汉学派正统有重要贡献的 伯希和 ( Paul Pell io t ) , 更是举世公认的汉学泰斗。有人说: “他不但是法国的第一流 汉学家, 而且也是所有西方的中国学专家的祖师爷。”“没有他, 汉学将像是一个失去 父母的孤儿一样。”º 伯希和与为数众多的中国几代主流学者的交往, 很大程度反映甚 至代表了本世纪上半叶国际汉学正统与中国国学主流的相互交汇, 不仅推动欧美汉学 界加深了解认识中国学术文化及学者, 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 而深远的影响。有人论及 “百年来影响我国的六十洋客”, 将伯氏列于 “七位华风西被 的汉学家”的第二位〔其余依时序为英国的理雅格( James Legge) , 瑞典的高本汉 ( Klas Bernhar d Johannes) , 美国的佛里尔 ( Charles Lang Freer )、葛思德 ( Guion Moore Gest ) , 英国的李约瑟 ( Noel Joseph Needham ) , 荷兰的高罗佩 ( Rober H. van Gulik)〕»。而以学术造诣论, 伯希和无疑位居首席。然而, 因伯氏风格与时尚暌隔, 对 此一大要案, 以讹传讹之处不在少数。如关于伯氏与中国学术大师陈寅恪的关系, 早 年陈应聘清华, 该校报导称其 “在巴黎与伯希和、莱维 ( Sylvain Levi) 诸大学者相从 问学, 极为熟稔”¼ ; 壮岁受聘牛津, 则有 “欧美任何汉学家, 除伯希和、斯文·赫定 ·115· ¹ º » ¼ 《清华研究院筹备处消息》, 《清华周刊》第 337 期 ( 1925 年 2 月 27日)。 胡光 : 《百年来影响我国的六十洋客》, 《传记文学》第 38卷第 3期 ( 1981年 3月)。 〔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 第 241 页。 〔法〕苏瓦米耶: 《五十年来法国的 “汉学”研究》, 《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 年第 7 期。 ( Sven Hedin)、沙畹 ( Chavannes) 等极少数人外, 鲜有能听得懂陈寅恪先生之讲者”¹ 的传闻; 晚年移席岭南, 更变成 “西洋汉学家伯希和等曾从陈先生学中国史”º。全面 了解伯希和与中国学者的关系, 可以深入认识近代中国学术承先启后的渊源流派, 区 分变化发展的轨迹路径, 进而把握未来走向的大道与歧途。 一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 法国人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1935年 6月, 张元济 在伯希和亲临的法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上讲道:“在这中西文化沟通的过程 中, 虽然有各国学者做我们的中介, 但我们可以断言, 此种工作要以法国耶稣会的学 者和现代法国的汉学家为最有功。”» 关于法国汉学, 傅斯年曾经介绍: “说到中国学在 中国以外之情形, 当然要以巴黎学派为正统。”“而近八十年中, 以最大的三个人物的 贡献, 建设出来中国学上之巴黎学派。这三个人物者, 最早一位是茹里安 ( Stanislien) , 此君之翻译 《大唐西域记》及其对于汉语等之贡献, 在同时及后人是有 绝大影响的。其后一位是沙畹, 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 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 学问, 其译诸史外国传, 今日在中国已生影响。最后一位, 同时是更伟大的, 便是伯 希和先生。我们诚不可以中国学之范围概括伯先生, 因为他在中亚各语学无不精绝。然 而伯先生固是今日欧美公认之中国学领袖, 其影响遍及欧美日本, 今且及于中国。”¼ 此 言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共识。然而伯希和与中国学者交往, 开始却并非友谊佳话, 而 是以让炎黄子孙愤慨痛惜, 也令他本人蒙羞的敦煌盗宝为开端。 伯希和与中国结缘由来已久。他 1878年生于巴黎, 先入巴黎大学修英语 (一说曾 入政治学校) , 后转到国立东方语言学校, 专攻东方各国 语文 八上语文短文两篇二年级语文一匹出色的马课件部编版八上语文文学常识部编八上语文文学常识二年级语文一匹出色的马课件 历史。导师沙畹是那一时 代的汉学巨擘, 其弟子除伯希和外, 马伯乐 ( M aspero )、葛兰言 ( Gr anet ) 和戴密微 ( Dem ieville)后来都成为汉学大家。伯氏 1899年被选为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寄宿生,该 会创建于 1898年, 次年改称法兰西远东学校。1900—1903年间, 伯希和三次受该校派 遣前往中国考察, 收集了大量古物古籍, 并与收藏保存者如左宗棠的后人等有所接 触½ 。1901年, 年仅 22岁的伯希和受聘为远东学校教授, 在集中研究印度支那乃至整 ·116· 历　史　研　究 1997年第 5期　 ¹ º » ¼ ½ 伯希和: 《乾隆西域武功图考证》, 冯承钧译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2 卷 6 编, 第 161页。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 1933 年 1 月 15 日 《北平晨报》。 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 《张元济诗文》, 1986 年版, 第 243—244页。 《为国家作育人才文学院添聘教授多位、名教授陈寅恪等将应聘到校授课》, 《岭南大学校 报》1949年第 91 期。 今圣叹: 《国宝云亡》, 引陈衡哲语, 蒋天枢: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108—109 页。 个东南亚历史地理的同时, 潜心汉籍目录版本的检讨, 开始尝试使用历史语音学的比 较考证法来研究用汉语转写的外国人名地名, 并关注中国的外来宗教和异教派别, 以 后又钻研中国佛教的起源与道教的关系, 由此注意到中国与印度、西域的联系。其成 果很快为汉学界所瞩目¹ 。 19世纪90年代起, 世界考古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中亚和远东, 而中国的西北地区首 当其冲地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场所。在众多的重要发现之中, 敦煌 文书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文书英文书写纸用a4纸打印行政执法文书范本护理文书的书写规范及要求原告诉讼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 的问世尤为中 外学者所重视。这一无价之宝先后多次遭劫, 以致有人叹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º。而 伯希和正是这一国际大劫掠中的主要角色。他于 1906年受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及 亚细亚学会之托, 率考察团前往中亚探险, 凭借流利的汉语和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知 识, 1908年春, 在敦煌低价选购了秘窟文书中的大量精品, 运回法国。此举使之声名 大噪, 对于奠定其在国际汉学界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1911年, 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 学院特设中亚历史考古学讲座, 聘伯希和主持。 得到秘宝的伯希和虽然不像斯坦因那样秘不示人, 但也未即刻告诉中国学者。他 对于自己的意外收获显然不敢掉以轻心, 取道兰州、西安、郑州, 于 1908年 10月 5日 抵达北京, 在此将大部分获得品运往巴黎, 然后南下上海、无锡, 拍摄两江总督端方 和裴景福所藏金石书画百余种, 12月中旬返回河内, 次年 5月, 伯希和再度来华为巴 黎国家图书馆购书, 经上海、南京、天津, 8月中旬抵达北京»。本来伯希和此行仍未 打算将得宝之事告知中国学者, 正当其完成购书使命, 准备启程归国之际, “敦煌得宝 之风声藉藉传播”, 端方“闻之扼腕, 拟购回一部分。不允, 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 且曰: 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也。”¼ 并影照了伯氏携带的 《沙州图经》残卷½ 。端 方虽因镇压保路运动而死, 却是满族大员中少有的立宪派, 政治上不无开明倾向。学 ·117· 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 ¹ º » ¼ ½ 王重民: 《敦煌古籍叙录》,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58 年版, 第 115 页。 桐乡沈 译 《伯希和氏演说》, 罗振玉辑 《流沙访古记》, 宣统元年排印本。端方得知伯氏得 宝, 梅村坦 《敦煌探险·研究史》称时在南京的两江总督任上 ( 一雄编 《敦煌N 自然H 现 状》, 讲座敦煌 1, 大东出版社 1980 年版, 第 155 页) , 翁独健前引文则称在京师, 端已移 督直隶。查端方任两江总督至宣统元年五月, 后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同年十月罢官。 迄今为止, 关于此事的中文记载及著述多有舛错。其实早在 1953 年, 日本的秋山光和依据 伯希和的 日记 出纳日记账表格下载出纳日记账表格二年级日记200字以上坚持写日记的英文笑猫日记读书分享 等文献写成《伯希和调查团的中亚旅程及其考古学成果》( 《佛教艺术》第 19、 20 期) , 已经作了准确的描述。 陈寅恪: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503 页。 关于伯希和的生平, 参见 〔法〕M. 罗克 《伯希和诞生一百周年》,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 年第 8期; 《五十年来法国的 “汉学”研究》, 《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 7 期; 翁独健 《伯希和教授》, 《燕京学报》第 30期 ( 1946年 6 月)。另据黄振华 《法国敦煌学研究述略》 ( 《中国敦煌学会研究通讯》1985 年第 2 期) , 1902—1904年间, 伯希和曾在法国驻华使馆 任职。 术文化方面, 他和荣庆、那桐并称北京旗下三才子, 善诗文, 好金石书画, 著有 《 斋吉金录》, 幕下招纳了不少文人学士¹ 。日本学者称之为 “中国考古学的管理者”未 免过当, 但似可入得文苑。他得知秘闻, 当与裴景福有关。裴为安徽霍丘人, 光绪十 二年 ( 1886年) 进士, 历任广东番禺、南海等县令, 工诗词, 精鉴藏, 后被岑春煊弹 劾, 谪戍新疆。伯希和敦煌探宝前夕, 识之于迪化, 知裴氏曾获睹千佛洞所藏画轴º。 这是中国学术界首次得知敦煌秘宝外流的信息, 并充分认识其重要价值。 伯希和至北京时, “行箧尚存秘籍数种”, “北京士大夫中学者, 于古典具趣味者谈 谈造访, 见此赍来之珍品, 无不惊者。”» 首先知悉者为与端方、缪荃孙等关系甚密的 董康, 经他介绍, 罗振玉携王国维等赶赴伯氏下榻处拜访参观, “与同人醵赀影印八种, 传抄一种, 并拟与商, 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¼ 。此事在京师学术界引起小小轰动, “索 观者络绎不绝”。9月 4日, 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 出席者有学部侍郎 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经科监督柯劭 、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官江 瀚、京师大学堂教授王仁俊、国子丞徐坊以及董康、蒋黻、吴寅臣等。罗振玉因病缺 席。席间恽毓鼎举杯致词, “略云: 如许遗文失而复得, 凡在学界欣慰同深。已而要求 余归后择精要之本照出, 大小一如原式, 寄还中国。”½ 伯氏再度表示: “今卷子虽为法 国政府所得有, 然学问应为天地公器, 其希望摄影誊写者, 自可照办。”京师乃人文重 地, 上述诸人, 除有关机构的官僚外, 多为经史小学名家, 尤其是罗振玉与王国维, 可 谓中国学术由传统而现代承上启下的担纲者。罗氏不仅在刊刻各种新出史料方面 “有 ·118· 历　史　研　究 ¹ º » ¼ ½ 沈 译《伯希和氏演说》。据罗振玉 《莫高窟石室秘录》: “石室书之在巴黎者, 悉拟影照, 已 荷伯君慨然见许。”《东方杂志》第 6卷第 11 期。 1909 年 10 月 2日罗振玉来函,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3169 页。据甘孺 (罗继祖) 辑述 《永丰乡人行年录 (罗振玉年谱)》, 伯氏 “过京, 赁宅苏州胡同 ⋯⋯伯氏托其友为介欲见乡人, 乃以中秋晨 ( 9月 28 日) 驱车往”。此说时间、地点、缘由 多误。伯氏寓于八宝胡同 , 9 月 11 日即离开北京, 而罗振玉两度自称: “吾友董授经京卿康 以此事见告, 乃与同好往观”。参见救堂生 《敦煌石室中的典籍》; 梅村坦 《敦煌探险·研究 史》; 罗振玉 《鸣沙山石室秘录序》, 《贞松老人外集补遗·遗稿乙集之四》; 《莫高窟石室秘 录》, 《东方杂志》第 6卷第 11 期 ( 1909 年 12 月)。 沈 译 《伯希和氏演说》; 救堂生 (田中庆太郎) : 《敦煌石室中的典籍》, 《燕尘》第 2 卷第 11 期 ( 1909 年 10 月) , 见神田喜一郎 《敦煌学五十年》, 《神田喜一郎全集》第 9卷, 京都 同朋社 1984 年版, 第 256—257页, 译文引自严绍 《日本中国学史》,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270页。 沈 译 《伯希和氏演说》; 吴江陆翔译 《法国安南远东学院教授委任中亚探险事宜》, 《北平 图书馆月刊》第 9 卷第 5号 ( 1935年 9—10月) ; 王树 : 《河海昆仑录序》, 宣统元年排印 本; 金保权: 《裴伯谦先生小传》, 陈澹然: 《睫暗诗钞序》, 均见 《睫暗诗钞》, 商务印书馆 1918 年石印本。 迟云飞: 《端方》, 林增平、李文海主编 《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 3卷, 第 75 页。 功学术最大”, 也是清代三百年小学的结束成就之人¹。通过伯氏, 他们不仅获悉敦煌 秘籍的存佚消息, 开始设法收集和保存有关文献, 发轫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 预此国 际化学术领域之胜流, 而且得以直接与西方主流汉学家接触, 相互砥砺。据说中国学 者还 “组织一会, 筹集巨资, 以供照印之费”。此后两国学术界的交流, 竟长期赖此被 劫宝物为媒介º。 伯希和归国后, 履行承诺 , 代为影照石室遗书, 开始进展顺利, 很快便致函罗振 玉, 告以 “已代照千纸, 亦于三月内当可寄到。”» 后因 “写真师身故, 致寄出迟滞。”¼ 因先此交涉缘由, 中方介入者, 主要有罗振玉、董康、蒋黻、端方、缪荃孙等。由罗、 蒋校录的 《敦煌石室遗书》, 由董康排印; 罗振玉所得伯氏来函, 则通过董康转达端方 或吴昌绶、缪荃孙等½ 。后来伯希和与罗振玉、王国维、董康等人长期保持通信联系, 彼此切磋学问, 交流信息。 伯希和因得敦煌文书而驰名宇内, 一些出国考察而有心于固有文化者也慕名顺道 拜访参观。1910年 10月 26日, 赴欧美游历的张元济在巴黎设法将遗书浏览一遍, 曾 函告汪康年有关详情: “彼时本欲录存, 无如法国国家十分郑重, 不许常人观览, 弟由 公使馆介绍, 特别许可, 且由伯君伴往, 跬步不离, 重房密屋, 光线甚乏, 而伯君又 匆匆欲行, 故只能略观大概。而弟亦以行期太迫, 不能再往。因晤伯君, 知英人某先 彼至敦煌, 所得亦甚富。到英访得, 亦入国家图书馆矣。其珍秘一如法人, 四部不如 ·119· 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 ¹ º » ¼ ½ 《 斋存牍》录罗振玉函: “昨伯希和有信来⋯⋯其来函已交授经, 托陈仁先兄译呈, 想日内 当奉上也。”《艺风堂友朋书札》(下) 所录吴昌绶第 121函: “伯希和照片四百八叶, 已来一 分, 尚有一分可寄阅。叔蕴守定版权, 盟约甚苦。”第 124 函: “授经来函, 云法人伯希和又 寄影片四百八叶, 中多佚籍, 拟传印十分, 每分百二十元, 比在中国价廉一半, 绶已允其附 股 二分。” (第 911、913 页) 吴函所指, 当为伯氏所寄首批照片, 即 1911年王国维所说: “去岁伯君邮寄敦煌古籍景本数百枚”( 《观堂集林》卷二一, 第 3 页) , 其目录存于京师大 学堂 (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 , 第 3174 页)。据张树年主编 《张元济年谱》, 罗振玉拟印 伯希和所得之敦煌遗书, 伯谓须照印费三千余元。经端方介绍, 罗托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影 印。张允之, 并收罗预付影印费二千元 (商务印书馆 1991 年, 第 91 页)。《永丰乡人行年 录》1913 年秋条则谓: “往与伯氏约写影, 端忠敏慨允出资。后忠敏废罢, 乡人乃与沪上某 估构合, 偿忠敏金, 由估任剞劂, 乡人任考订。数年, 估不践约。至是乃由乡人节啬衣食, 独力任之。”另参 《艺风堂友朋书札》(下) 第 998、1000 页罗振玉来函第 2、4。 罗振玉来函, 《 斋 (端方) 存牍》, 台北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 ( 30) , 第 164页。编者系 是函于宣统元年冬, 似以翌春为妥。 罗振玉来函, 《艺风堂友朋书札》(下 ) , 第 1000页。 神田喜一郎: 《敦煌学五十年》, 《神田喜一郎全集》第 9 卷, 第 256—258页; 梅村坦: 《敦 煌探险·研究史》, 第 155—156页。 王国维: 《殷墟书契考释后序》,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 《观堂集林》卷二三。殷墟一书, 颇 有疑为王国维代笔者。于省吾曾亲见手稿, 力证传闻之非。 伯君多, 而佛经及其他古物则远过之。其四部书亦已商妥, 将来亦可影照也。”¹ 同年 12月, 担任在美国举行的万国监狱改良会议中国代表的大理院刑庭推事金绍城, 归途 考察欧洲各国监狱审判制度, 在巴黎曾致函伯希和等, 商请往观敦煌秘籍, 未得回复, 只见到沙畹º。法方保管的严密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不满, 指责伯希和并未真心履行诺 言。其实此举并非针对中国学者。据说伯氏将文书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的一个 房间里, 亲自掌管钥匙, 引来不少法国同行的攻击»。此外, 当时已有留学生接触法国 的汉学家, 如帮助沙畹从事古籍考释的吴勤训、魏怀等。留学巴黎大学攻法律的冯承 钧, 毕业后进法兰西学院研究, “时彼邦硕学鸿儒如沙畹、伯希和、鄂庐梭辈, 皆与承 钧相师友, 学问相 切。”¼ 后冯氏翻译法国汉学家的著述达 500万言, 其中伯希和所 著占大比重, 成为中国学人了解这位大师的重要中介。 中国学者与伯希和的交谊缘于敦煌文书, 因此心情极为复杂。1909年罗振玉致汪 康年函即称此为 “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 所恨者国宝遭劫, “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 已大半运回法国”; 所喜者已影印部分, 并可尽照其余; 所悲者不知是否尚有劫余½ 。后 来陈垣编 《敦煌劫余录》, 序中直陈: “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 载遗书遗 器而西”。有人劝他不要直接提名, 因为二氏来华, 在学术界集会上彼此还常见面, 而 且 “劫余”二字太 “刺激”, 是否改一名称。陈垣答道: “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 愤慨之思, 怎能更改!”¾ 1922年, 胡光 获中国政府颁发嘉禾奖章, “而伯希和之名亦 赫然为另一受奖者。当时以为我们祖先留传下来的宝贵文化遗物, 竟为外人予取予携 大包小捆饱载而去, 反而政府予以奖励, 是为赏罚不明, 因而虽获奖而终未领受。”¿ 30 年代王重民因伯希和的支持赴法, 又获睹其主动提供的笔记手稿, 却感叹: “但有关敦 煌学史料, 竟被伯希和辑录而去, 且被封闭在木匣中几三十年。言念及之, 感慨万端。”À 另一方面, 中国学者与此重大新发现结缘, 又由于伯氏, 不仅因此而保存了一批劫余 文物, 更得到精华副本来归的希望。况且留存文物遭劫更甚, 反不如法国保管之善。加 ·120· 历　史　研　究 ¹ º » ¼ ½ ¾ ¿ À 王重民: 《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 《敦煌遗书论文集》,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第 5 页。 《百年来影响我国的六十洋客》, 《传记文学》第 38卷第 3期。 刘乃和: 《书屋而今号励耘》, 《励耘书屋问学记》, 北京三联书店 1982年版, 第 153—154页。 陈垣此说 , 主要当针对伯氏。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 , 第 3169—3170 页。 《冯承钧》, 《传记文学》第 32 卷第 6 期; 王静如: 《冯承钧教授传》, 《燕京学报》第 30期。 《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 第 185—186 页。 金绍城: 《十八国游历日记》, 沈云龙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21 辑。金氏 1902 年留 学苏格兰王家书院, 习政治经济, 曾遍游欧洲诸国及美利坚, 考求其人文学术。参袁荣法 《金北楼先生家传》, 同上。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1745—1746 页。1909 年罗振玉见 伯希和后 , 即函告汪康年有关信息, 所以后者问张元济是否抄得目录。 上伯希和为汉学专家, 与斯坦因、华尔纳等不同, 确能以学者态度对待秘宝, 所以一 般倾向于将他与斯、华等人区别对待。1935年, 北平的一批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 反 对政府将故宫博物院等公私方面收藏的古物运往英国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其中对担任选择委员的伯希和也予以谴责, 指其 “向与英人斯坦因至甘肃敦煌, 行贿 当地道士, 发掘古室, 盗取无数唐代以前之古物, 至今犹封存巴黎国家图书馆与英伦 博物馆中, 不知凡几。前岁斯坦因卷土重来, 举国上下监视其行动, 一时彼竟无所措 其手足。今若欢迎伯希和参加此项挑选工作, 不免前后歧视, 自贬其尊严。英国之推 此人来华, 或有用意”¹ 。傅斯年即撰文代伯希和辩解, 呼吁: “论伯君与敦煌卷子之关 系, 应详察当时之经过与责任, 未便与斯坦因氏混为一谈, 此为事实与公道之问题”, 要求区别学者与古董商或博物院之典守官º。而北平学术界似乎接受这一申辩, 二度发 表反对宣言时, 即不再牵涉伯希和»。 二 伯希和声名鹊起, 虽与敦煌遗书关系密切, 却并非依赖垄断材料。作为国际汉学 的领军主帅, 其过人头脑和深厚功力, 一开始便令中国学术界刮目相看。傅斯年总结 其学术特色道: “伯先生之治中国学, 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 第一, 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 旧的新的无所不知; 第二, 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 料, 如有此样材料, 他绝不漠视; 第三, 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 而接受人, 不 若其他不少的西洋汉学家, 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¼ 伯希和是语言天才, 精通 13种外语, 而且博闻强记。他与中国学者交流, 得力于 汉语能力强和熟知中国学术。他是传教士以外, 西方汉学界中罕有的能讲流利北京话 的学者。在这方面, 其导师沙畹和同辈马伯乐、葛兰言等亦远为逊色。马伯乐虽来华 多次, 也 “喜与中国人士接交”, 但只能 “强作汉音, 殊有风趣”½ 。直到 1920—30年 ·121· 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 ¹ º » ¼ ½ 高名凯: 《马伯乐教授》, 《燕京学报》第 30期。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 1933 年 1 月 15 日 《北平晨报》。 《平市学术界第二次宣言反对古物运英展览》, 1935 年 1 月 27 日 《北平晨报》。此次签名者 为司徒乔、朱君之、朱自清、沈性仁、沈从文、吴世昌、李健吾、林徽音、金岳霖、梁思成、 黄子通、许地山、秦宣夫、张真如、刘敦积、熊佛西、闻宥、钱稻孙、顾颉刚。 《论伯希和教授》, 《傅斯年全集》第 7册,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0年版, 第 2350 页。傅 斯年的辩辞在史实方面亦有舛错。 《我国学术界反对古物运英展览》, 1935 年 1 月 20日 《北平晨报》。签名者为王力、李碧芸、 林徽音、侯宗濂、陈之迈、陈岱孙、赵诏雄、朱君之、沈性仁、金岳霖、秦宣夫、沈有鼎、 陈铨、熊佛西、朱自清、周培源、金岳荣、蒲薛凤、张荫麟、张真如、刘信芳、李健吾、时 振纲、姚鸿翥、梁思成、李濂、张奚若、杨景任。 代举办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时, 仍是 “欧人中之能中文者, 有如凤毛麟角, 欲聘相当人 物, 殊为难得。”¹ 缺乏语言工具, 就没有沟通的桥梁。而且, 伯希和并非单纯口语流 利, 文字功力也相当深厚。1906年他率考察队在喀什拜访当地官员时, 人们对这位年 轻洋人所说 “流利而漂亮的中国话”以及 “能熟练地引用中国古书上的词句并能朗读 会客厅内对联上所写的句子, 无不大吃一惊”º。王国维乃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旷世奇 才, 1909年初次见面时尚不知伯氏于中亚历史语言造诣精深, 已肯定 “博士优于中 学”»。伯希和没有一般汉学家对中国当代学术的轻视, 充分认识和肯定清初以来的学 术发展与成就, 认为: “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 堪称殊途而同归, 尤以清初康熙以来, 经雍乾而至道光, 名家辈出, 观其刈获, 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 亦由理性之 运用与批评之精密, 足以制抑偏见成说, 其达到真理之情形, 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 无足怪也。”因此, 他对于继承前贤的当代中国学者, 也 “寄有无限之敬重与希望”¼ 。 更为重要的是, 伯氏此说并非当面市好, 1926年 10月 26日, 伯希和在德国法兰克福 讲演中国戏剧, 提出: “治 ‘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 1. 目录学与藏书, 2. 实物 的收集, 3. 与中国的学者接近”; 并批评德国的中国学 “殊不如人”½ 。 在接近中国学者方面, 伯希和身体力行。民元以后, 除保持既有联系外, 还不断 结交新知。第一次世界大战起, 伯希和再度入伍, 担任副官, “从军达达尼斯海峡, 既 而复有事西伯利亚”¾ , 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一度较疏。1916年, 他调到法国驻华使馆任 陆军武官次官, 行前曾致函罗振玉, 告以调任消息, 并为写影古卷轴十余种¿。7月, 他 在上海拜访了张元济, 看涵芬楼所藏旧书。张做东在寓所宴请伯氏, 招沈曾植、叶昌 炽、张石铭、缪荃孙、蒋汝藻等作陪。叶昌炽 《缘督庐日记》记其事道: “晨起, 案上 有书, 张鞠生京卿招晚酌, 言有法国友人毕利和, 即在敦煌石室得古书携归其国者, 今 来中土, 研究古学, 甚愿与吾国通人相见”。是晚由六时饮至三鼓, 宾主畅叙甚欢À。其 间伯希和还与缪荃孙等有所交流。《艺风堂友朋书札》存伯希和来函一通, 谓: “奉手 ·122· 历　史　研　究 ¹ º » ¼ ½ ¾ ¿ À 陪客中原定有刘承干, 因服丧未至。参见《艺风老人日记》丙辰六月廿二日 (北京大学出版 社 1986 年影印本) ; 《张元济日记》, 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 第 91 页; 《张元济年谱》, 第 127 页。 罗振玉: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 第 516 页。 《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 《观堂译稿》上。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 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0 年版。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 1933 年 1 月 15 日 《北平晨报》。 《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 《观堂译稿》上, 《王国维遗书》四二, 1927 年秋校印本。 《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 第 178—179 页。 代理巴黎大学中国学院中国政府代表刘厚报告 《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概况》, 《中法大学月刊》 第 4卷第 2期 ( 1933年 12 月 1 日)。 书, 承惠赐小丛书及钞本 《岛夷志略》, 谨领以谢。嘱钞 《沙州志》, 俟弟到北京后, 遵 即钞呈。午前十下钟时, 当诣前请教, 借壮行色。”¹ 清廷垮台后, 不少文人学者散出 京师, 上海、天津、青岛等地成为遗老的聚居之所, 其中不乏政治保守而学术造诣深 厚的 “通人”。当晚座中除几位藏书刻书及版本目录学家外, 沈曾植更是晚清的一代大 儒。王国维推崇其为光宣以后学术之准的, “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 并说: “夫学问之品类不同, 而其方法则一, 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 乾嘉诸老用之以治 经史之学, 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 趣博而旨约, 识高而议平, 其忧世之深, 有过 于龚魏, 而择术之慎, 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 具其一体, 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 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 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 其 必由先生之道矣。”º 如果学术正统确为一线单传, 沈曾植无疑是那一时代中国文化的 学术所寄之人。 清末民初, 适逢学术随时势剧变之际, 中外交汇, 史料出新, 固守者不免落伍, 开 通者与时俱进。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信守学不分中西新旧的卓见, 承继中国学术正轨 而发扬光大, 柯劭 于蒙元史, 董康于民间文学, 也均有重要贡献。欧战期间, 伯希 和任职北京, 而罗振玉避居日本, 罗与之 “仅通一信, 彼邦战事方烈, 亦无考古之余 兴矣。”» 直到欧战结束, 伯希和于 1919年5月归国, “将返巴黎, 重莅讲席”, 途经上 海, 与东归的罗振玉邂逅, “乱后重逢, 相得益欢, 畅谈两时许, 户外大雨如注, 若弗 闻也。”¼ 伯氏还约张元济于礼查饭店晚餐, 并托购 《金石录》、《择是居丛书》, 订购 《四部丛刊》等书½ 。此后, 伯希和又介绍其友人来见张元济, 往观涵芬楼旧书¾ 。 新文化运动兴起, 中国学术发生重大变化。在一味引进新思潮之后, 以科学方法 整理国故, 促成中西新旧文化在学术层面进一步交融。一批新进学人乘此大势, 进入 新潮学术的主流。这时沙畹已经过世, 其巴黎学派的领袖位置, 由伯希和接替。1921 年, 伯希和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评议员, “此为法国各界学者所得之最高荣誉, 汉学家 而得此选者唯伯希和与 (马伯乐) 教授二人”¿, 而后者获此殊荣在 15年后的 1936年。 ·123· 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 ¹ º » ¼ ½ ¾ ¿ 高名凯: 《马伯乐教授》, 《燕京学报》第 30期。 《张元济日记》, 1920年 3月 11 日。 《张元济年谱》, 第 169页。 《永丰乡人行年录》。 《艺风堂友朋书札》(下) , 第 1005页。 《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观堂集林》卷二三。 《艺风堂友朋书札》(下) , 第 1028 页。另据 1916 年 7 月 26 日王国维致罗振玉函: “昨日哈 园宴客, 晤褚礼堂, 知伯希和近日过此赴北京使馆武官之任。今日过乙老, 始得其详。此次 伯君过沪, 张菊笙宴之, 请乙老往陪。伯出 《舜典释文》照片 (并有 《周易释文》) , 乙老劝 菊笙及蒋孟平印之, 菊笙许诺, 然不知能付印否耳。”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 中华 书局 1984 年版, 第 95—96 页。 作为进入法国最高学术层的第一人, 伯希和的成就显然已经超过沙畹, 将欧洲汉学推 进到与其他学科并驾齐驱的地位。从 1932年起 (一说 20年代) , 伯希和负责主编在远 东研究中举足轻重的权威刊物 《通报》, 1935年出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主席。“此先生学 问发扬光大之时期也”, “每一文出, 学者辄奉为权威, 各国学术团体多赠以荣誉学位 或约为通讯研究员。盖先生已获得世界学者之地位矣。”¹ 随着地位的变化, 伯希和主 动与中国学者联系的机会虽然减少, 但对于日益增多的登门访客和求教者, 仍予以热 情的帮助和关照。 1921年 3月 2日, 蔡元培受中国政府派遣, 赴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机关研究 状况, 在巴黎拜访了伯希和, “据言在新疆所得之古物, 有在鲁佛尔博物院者, 有在东 方古物馆者, 现考订未竟, 且印费极贵, 一时未能出版。”º 1922年, 董康在法国国家 图书馆敦煌室抄录有关法制的文卷, 又介绍前来考察实业的胡光 与伯希和见面, 获 准往观有关技艺的敦煌资料»。两年后, 日本汉学家内藤虎次郎赴欧阅看敦煌卷子, 董 康托其带书给伯希和等欧洲汉学家¼。在此前后, 经王国维介绍, 陈寅恪在巴黎拜见了 伯希和, 并在其家看到韩本 《元秘史》½ 。1926年 8月, 因新文化运动 “暴得大名”、已 成中国新学术权威的胡适, 为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赴欧, 顺便到巴黎国家图书馆看敦 煌卷子, 8月 24日下午, 专程拜访了伯希和。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他 (指伯希 和) 是西洋治中国学者的泰斗, 成绩最大, 影响最广。我们谈了两点钟, 很投机。”在 致徐志摩的信中, 胡又说: “在此见着 Pelliot , 我也很爱他。”¾ 两天后, 由伯希和亲自 陪同引荐, 胡适得以进入图书馆的写本书室看敦煌卷子。此后的近一个月, 胡适集中 精力查找禅宗史料, 并与伯希和有过几次关于禅宗史和敦煌卷子的详谈, 建议中国学 者参与巴黎、伦敦的敦煌写本的整理, 分类编目, 并指出伯氏所编目录有不少错误。伯 希和表示赞成胡适的提议, 请胡记下编目的错误, 以便更正, 并托其留意禅宗在中国 画派上的影响。胡一一允诺照办。此后两个月间, 两人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和 英国几度重逢, 自由交谈之外, 胡适还听了伯希和所作关于中国戏剧以及中亚与中国 关系的学术报告¿。对于前来看卷子的中国学者, 伯希和不仅予以引荐, 还往往负责关 照影印等事宜, 其态度 “和蔼可亲, 饶有学者风范”À , 给造访者留下深刻印象。这与 ·124· 历　史　研　究 ¹ º » ¼ ½ ¾ ¿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 1926 年 8 月 24日—9 月 26 日, 10 月 25、26 日, 11 月 20日。 《胡适书信集》(上)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382 页。 《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第 9页; 陈寅恪来函 16, 陈智超编注 《陈垣来往书信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378 页。 内藤虎次郎: 《欧航集》, 引自董康 《书舶庸谭》, 戊辰冬季武进董氏景印本, 第 4 页。 À 《百年来影响我国的六十洋客》, 《传记文学》第 38 卷第 3 期。 高平叔编 《蔡元培全集》第 7卷, 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第 332 页。 翁独健: 《伯希和教授》, 《燕京学报》第 30 期; 另参 《伯希和诞生一百周年》, 《中国史研究 动态》1980年第 8期。 当时一些欧洲汉学家的倨傲形成鲜明对比。如曾是涂尔干弟子的葛兰言, “吴文藻先生 游法之日, 曾三过其门, 不得一见。嗣经莫斯 (葛氏的老师) 介绍, 方获晤谈。”¹ 1932年底, 伯希和为调查近年中国文史学的发展, 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 通应用书籍, 再度来华, 经香港、上海到达北平。在平期间, 他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 迎,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营造学社、与学术界关系密 切的 《北平晨报》馆以及当地的学者名流, 陆续举行欢迎宴会或约其讲演。其中公宴 以 1月 10日晚史语所在欧美同学会所举行的最为隆重, “除该所研究员特约研究员皆 到外, 并请北平研究院李圣章、李润章、故宫博物院李玄伯、北大陈受颐、罗庸、清 华冯友兰、蒋廷黻、黎东方、燕京许地山、辅仁余嘉锡、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徐森玉、 刘节、谢国桢、孙楷第、营造学社梁思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袁复礼、黄仲梁诸氏作陪。” 事前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在回答报界采访时, 介绍了伯希和的学术成就, 称: “他在汉学 及中亚文史学上之地位, 在欧美公认为领袖。”当晚傅斯年首先致欢迎词, 又对伯希和 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认为: “伯先生在学术上之伟大, 以他在东方学中各面的贡献, 以 他在汉学上的功绩, 以他在中央欧洲文史的发见与考证, 他不仅是以中国学著名的, 而 他正是巴黎学派中国学之领袖。”伯氏的答词除表示对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人格学问 的景仰外, 突出地谈到导师沙畹的地位与贡献º。私宴如陈垣做东, 由陈寅恪、胡适、 柯劭 、杨雪桥等作陪, 假座丰盛胡同谭祖任宅»。谭家菜是北京最负时名的粤式家庭 菜馆, 主人出身官宦世家, 好书画, 能诗词, 精鉴赏, 加以环境幽雅, 格调清新, 其 海味名菜胜过各大饭庄, 但并不对外营业, 主人还须以客人身份入席, 因而一般人不 易品尝¼ 。在此设宴, 更显巧思与敬重之意。陈垣与伯希和虽是初次见面, 彼此却早有 联系。20年代初, 陈垣发表关于火 、摩尼、基督等外来宗教论文, 引起伯希和的注 意, 与之通信, 并托陈垣代为拓印福州乌石山有关摩尼教 《二宗经》、《三际经》的宋 碑。此乃1916年伯希和来华时, 从福州藏书家龚易图处听说, 但未见原碑或拓本, 在 地方志中也遍查不得½ 。陈接信后, 即托樊守执代为查访。樊氏寻访多日, 仍无下落¾ 。 此次来华, 伯希和将俄国所藏 《元秘史》摄影分赠北平图书馆, 兼任馆长的陈垣致函 感谢之余, 表示要合文廷式钞本再校一遍¿。4月伯希和离京归国, 陈垣、胡适、李圣 ·125· 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 ¹ º » ¼ ½ ¾ ¿ 致伯希和函, 《陈垣来往书信集》, 第 417—418 页。 《陈垣来往书信集》, 第 163—167 页。据樊守执说, 龚易图于光绪十九年 ( 1893 年) 已经身 故。另据伯希和 《说郛考》, 他在龚易图处还看到澹生堂钞本 《百夷传》和 《九夷古事》, 《北平图书馆月刊》第 6 卷第 6 号 ( 1932 年 11、12月)。 伯希和: 《福建摩尼教遗迹》,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 9 编, 第 126 页。 袁详辅: 《漫谈谭家菜》, 《文史资料选编》第 24辑, 北京出版社 1985年版, 第 279—280页。 致胡适函第 6, 《陈垣来往书信集》, 第 178 页。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 1933 年 1 月 15 日 《北平晨报》。 高名凯: 《葛兰言教授》, 《燕京学报》第 30期。 章等人送至车站。 随着地位的提高和声望的增长, 伯希和除了继续与中国学者交流学术外, 还致力 于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鉴于战争惨烈, 欧洲本位文化的自信极大 动摇, 一些人转向东方寻求解脱。法国总统声言: “欲图战后文明之进步, 必先使世界 史上最古光彩灿然之中国文化与法国文化两者智的关系深厚固结。”¹ 1919年秋, 叶恭 绰赴欧考查, 提出由交通部出资, 设中国学院于巴黎大学, 得到法国总理班乐卫的赞 成。1920年该院宣告成立, 目的在于推动中法两国互相研究彼此高深学问, 翌年底, 得 到法国政府的承认, 1929年初, 正式归属巴黎大学。由 10人组成的该院评议会中, 伯 希和是唯一的纯学者。他还担任该院的研究指导委员会委员。该院图书馆所藏图书, 大 多系伯希和让售或代为购买。从 1927年起, 伯氏担任中国文学、言语学和美术讲座, 讲授汉学与图画。该院共设 7个讲座, 所聘教授, 除伯氏与担任干事的葛兰言为汉学 家外, 其余所讲均极肤浅。马伯乐一度兼课, 后因与葛兰言不和而退出, 所以该讲座 “在筹备期中最难之事, 即在主讲人之缺乏。”º这样, 伯希和的加盟可谓至关重要。该 院的中国政府代表称: “伯希和君为该院一大柱石, 得其精神上之帮助不少。彼承沙畹 哥底之后, 而为法国汉学界之泰斗, 今教授其间, 殊增该院之荣威。此巴大中国学院, 所以极为欧美汉学家之所属目也。”» 当时欧洲研究中国文化者虽日益增多, 但像中国 学院这样大规模的研究和传播机关, 尚属罕见。中国学生来院听课者, 大都正在巴黎 大学预备论文, 截至 1933年, 已有 11人考得文科博士学位。 20年代初, 北京大学为加强学术研究, 成立了文科研究所国学门, 1923年 1月, 由校长兼所长蔡元培具函, 敦请伯希和担任国学门考古学通信员¼ 。在促进该机构与国 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方面, 伯希和起了重要作用。1925年, 由埃及王家地理学会组织 的万国地理学会在开罗召开大会, 北大国学门委托伯希和代表该机构向大会致意。这 次大会被伯希和视为学术中心由集中于欧洲一地向世界各地扩展的转折, 并且预言: “恐怕等不了多少年, 加尔各答、北京等处, 都要请诸位去就地研究他们所研究的和他 们所要研究的东西了。”会后伯希和特意致函北大国学门, 详细通报有关情况, 函谓: “亚洲学会今天开会的时候, 经我的提议, 答应拿 《亚洲学报》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 门出版的 《国学季刊》交换。我以前曾把研究所国学门概要介绍给他们, 而且对于研 究所的组织和进行的目的, 也详细的说过了。这里的同事们对于这些报告都有极同情 的赞许, 并恭祝研究所的成功。还有你委托我的事, 我已经代表研究所国学门出席于 ·126· 历　史　研　究 ¹ º » ¼ 高平叔编 《蔡元培全集》第 4卷,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第 309 页。 《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概况》, 《中法大学月刊》第 4 卷第 2 期。 太玄: 《巴黎通信》, 张允侯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二)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89 页。 罗益增译 《日本人之中法文化运动观》, 《旅欧周刊》第 81 号 ( 1921 年 5 月 28日)。 开罗开会的万国地理学会。当大会开幕的时候, 我曾代表所有的外国代表在埃及国王 面前发言。但是你在我的短的演说中, 可以看见我并没有把咱们的研究所忘掉了。”¹ 作为全体外国代表的发言人, 伯希和在演说中强调其北大国学门的代表身份, 当 给与会各国学者留下深刻印象, 有助于扩大中国新兴学术机构的影响。此外, 他还通 过罗振玉向国学门寄赠研究中国古学的法文书籍 20种, 由后者组织翻译出版了其中 8 种º。 1932年, 伯希和因中研院史语所各种出版品之报告书, 尤其是李济所著安阳殷墟 发掘报告, 颇有学术价值, 特于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提议, 将本年度的茹里安奖金 赠与该所。此项奖金以法国第一代汉学领袖命名, “赠于在过去一年中关于中国语言、 历史等学最完美之著作”, 其意义不但显示中国学者在考古学领域 10年艰辛努力所取 得的成就, 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 更像伯希和专函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所说: “此仅为 予等对于中国博学者极微薄的钦佩之表示, 同时予等欲在中国极感困难时借此向中国 博学者表示同情。”当时中国正遭受水灾和战乱, 经济困难, 学术活动尤感竭蹶, 受此 鼓舞, 蔡元培复函表示各项研究将积极进行, “本所同人当益益勉力, 以副期望。”» 袁同礼代理北京图书馆馆长期间, 积极培育年轻学人, 方式之一, 是以交换形式 派人到欧美各国学习进修, 其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得到伯希和等人的响应。伯氏来华时, 曾与袁会晤。 为此, 袁事先曾向陈垣索还借用的 《元秘史》、《华夷译语》等书, “拟交伯希和一看, 渠日内来平也。”¼ 经过协商, 中国派王重民赴法, 法国则派杜乃扬女士来华½ 。派往伦 敦的向达也曾到巴黎看敦煌卷子。尽管他们是后辈, 而伯希和则身兼要职, 仍然尽可 能给予指教帮助。王重民在巴黎数年, 不仅编制了有关敦煌遗书的详细目录, 而且抄 录摄制了大量卷子。离法赴英前, 王 “往谒伯希和, 询以敦煌文献及回鹘史事数则, 伯 希和韪之。”听说王有意重新考订敦煌群书, 伯希和主动提示: “‘余在敦煌工作时, 在 千佛洞百余窟中, 凡有关于历史之题壁, 为影相所不能摄者, 均有手录清稿, 尤为重 要。藏庋箧笥, 亦将三十年矣。’言已, 返身入书室, 取来两个木匣, 长尺许, 宽六寸 许, 高寸许, 满贮手稿。”其中 “有赞, 有铭, 有叙, 有题款, 上起北魏大统, 下迄元、 明, 其著明年月者, 以晚唐及五代为最多, 西夏、蒙古, 亦间有之。铭赞序跋, 多关 史事, 可补写本文件所阙。而题款之中, 不但有年月可稽, 有官衔可考, 且阖家老幼, 一齐具名, 既可明其世系, 且可知其行辈。若归义军之张氏、曹氏, 世族之阴氏、索 氏、慕容氏、邓氏等, 所关甚钜, 史籍既已放失, 写本文件, 又复不全, 在今日此诚 ·127· 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 ¹ º » ¼ ½ 严文郁: 《提携后进的袁守和先生》, 《传记文学》第 8 卷第 2 期 ( 1966 年 2 月)。 《陈垣来往书信集》, 第 443页。编者系是函于 1933 年 5 月 1 日, 应为 1935 年。 高平叔编 《蔡元培全集》第 6卷, 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第 179—180 页。 《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 《国学季刊》第 1 卷第 1 号 ( 1923 年 1 月)。 《在开罗万国地理学会演说》, 《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 3 期 ( 1925 年 10 月 28 日)。 为唯一宝贵史料矣。”王饱观一过, “乃向伯希和曰: ‘《敦煌壁画集》既已印行, 此为 不可缓。此不但为壁画之解题, 亦为研究西北史地者之最重要史料。且在此三十年中, 千佛洞经游人之盗窃, 风雨之剥蚀, 恐原物毁灭已不少, 则天壤一线之传, 是在汝木 匣中矣。盍即整理印行?’伯希和颌之。然恐事忙不果成。余因表示愿为助, 彼乐而许 之。”近年来这些手稿被陆续整理出版, 确如王重民所说: “其重要不在敦煌写本书 下”¹ 。 九一八事变后, 为争取国际舆论, 中国积极展开文化外交, 扩大在世界特别是欧 洲的影响, 法国成为重要目标。而大学教授和法兰西学院院士们, 出于某种原因, “在 法国社会中享有很高声望, 被看作是国家的智囊。”º 伯希和以院士中唯一汉学家的身 份协助中方的努力, 作用为他人难以替代。1933年 5月至 6月, 由中法美术学术团体 发起主持, 汇集了徐悲鸿、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等 70余位现代名画家数 百幅佳作以及数十幅古代名画精品的大型中国画展, 在巴黎堡姆 ( Paume) 美术馆连续 展出 45天, 伯希和与 28位中法要人担任名誉委员, 并参与古画的挑选。先此, 中国 艺术家曾三度筹划在世界艺术之都举行画展, 均未成功。这次画展在法国乃至整个欧 洲引起热烈反响, 开幕式各界来宾达 2 000余人, 法、英、德、俄、意等国报刊发表评 论 200余篇, 应观众要求, 展期两度延续。“轰轰烈烈, 恐为华人在法宣传之空前之 盛”»。 1935年 5—6月, 年近花甲的伯希和携夫人最后一次来华, 所负使命, 一是出席 6 月在上海举行的法国公益慈善会向东方图书馆赠书典礼,二是以 1936年初将在伦敦举 行的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选择委员身份, 到上海选定准备运英的古物。他先到北京, 与 当地学者会晤。5月 5日、18日、29日, 先后出席了北大外籍教授钢和泰、中研院史 语所所长傅斯年和陈寅恪以及陈垣任校长的辅仁大学的宴请, 与陪客胡适等人 “谈甚 畅快”。5月 28日, 在胡适的陪同下, 伯希和到研究所看汉简及所藏拓本, 提出: “今 ·128· 历　史　研　究 ¹ º » 1933 年 9 月中法大学驻法国事务处主任刘厚报告 《巴黎中国画展之经过》, 《中法大学月 刊》第 4卷第 5期 ( 1934年 3月 1日)。 《顾维钧回忆录》第 2 分册, 中华书局 1985年版, 第 36 页。 王重民: 《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 《敦煌遗书论文集》, 第 4—5 页。1950 年代初期, 王 重民曾指责英、法等国的 “支那通”们嫉妒中国敦煌学研究一日千里的成就, “实行幽闭敦 煌经卷政策, 把这个学术研究运动绞死。不但不再寄给我们材料, 就是对于我们到巴黎和伦 敦去的学者们, 有时不肯痛痛快快的让他们阅读和研究, 更造出一种空气来, 说只有他们才 有资格和条件去研究 ‘敦煌学’, 中国人是不配的。”( 《敦煌文物被盗记》, 《敦煌遗书论文 集》, 第 14页。原文发表于 1951 年 5 月 《文物参考资料》第 2 卷第 5 期, 后文字有所改 动 ) 此说至少对伯希和不适用。直到 1920 年代中后期, 伯希和还向王国维、罗振玉、李俨 等人寄过敦煌卷子的照片。以后渐少, 主因当是能去欧洲看卷子的人日益增多, 而北平图书 馆已将巴黎所藏大部照回。 日宜作一个 ‘外国文字碑文拓本总目’, 以为整理的第一步”, 得到胡适的赞同¹。6月 6日, 他赶赴上海, 出席在环龙路 11号法租界公董局举行的法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 赠受典礼, 并代表法方致词。该馆以涵芬楼为基础扩建, 一·二八事变中, 被日军纵 火焚毁。事后, 以张元济为主席的复兴委员会设法恢复, 并向各国募捐图书。法国方 面, 由上海法租界公益慈善会出资, 由伯希和亲自挑选了 1500余种法文名著捐赠。在 讲话中, 伯希和对与会的张元济、王云五、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学术及中法文化合 作上的贡献表示敬意, 说: “我今天能厕身在这许多学者之间, 已深荣幸。尤其引为光 荣者, 则此次赠书的选择, 鄙人能参与其事, 各书科目齐备, 都为基本名著, 或能于 中法学术方面之沟通,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