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兴亡——清朝“满语思路”的流变略论

“国语”兴亡 ——清朝“满语思路”的流变略论 袁剑 摘 要：满语文在清朝的兴衰历程折射着清朝在历史演进与族群互动背景下的主动或被动政策取向。这种帝国的“满语思路”不仅是清朝满族族群意识的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现，同时也是清朝在面对“中国化”、“全球化”大潮时的侧面反映。本文试图通过对清朝满语在政府层面与上层民众中所扮演地位的考索，从中摸索出在传统的清朝政治史视野下被忽视的语言政策取向及其对清朝宏观政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笔者认为，这种从语言政策出发的对政治史脉络的考索也是一种对清朝“集体记忆”的再思考。 关键词：清朝 满语思路 流变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史 一、“入戏的观众”（spectateur engage）：以认同的态度提出问题 语言从来就不是一种自足的对象，它无可逃避地生活于政治与权力的牢笼之中。而当语言与少数族群相关联时，就愈发显露出其中的权力之手。在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个安德森建构其民族“想象的共同体”解释框架的三要素之一的背景中，有些曾经兴盛一时的族群语言却失去了族群的表现功能，令人满怀联想。满语即为一例。 满语为满族人所使用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 满文是在蒙古文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成的一种竖直书写的拼音文字。“对于语言学家而言，满语为研究与阿尔泰语言相关的事物以及检视满语与北方汉语方言之间的语言学影响提供了绝佳的媒介。满语是通古斯语言中仅有的留有大量历史文献的语言，而且满人在与中原官话区民众的紧密交往中在两种语言之间形成了频繁的互相借用情况”。 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两人将蒙古文字借来创制满文，最初的满文是无圈点文字（满：tongki fuka akuu hergen)，也称老满文（或称为旧满文）。这种新文字通行当时的建州，对后金政权的建立及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后来达海增补了十二个字头，并于老满文字旁边加以圈点，使满文更加完善，这种新文字被称为“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满：tongki fuka sindaha hergen），并通行于后金。清代前期大多用满文发布诏、诰等，成为奏报、公文、教学、翻译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主要文字。在中原地区，自康熙晚期开始已少有满文奏折，总体上呈现出“社会→家庭→消亡”与“江南→京畿→东北”的消退态势。清亡之后，满语不再成为官方语言，使用人数日渐减少，用途日渐局限于学术研究领域。 进入二十一世纪，满语的消亡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从明末到当代，满族族群人数在统计学意义上日渐增加， 但是本族群语言则日渐萎缩， 与清朝的近代化进程相伴的却是曾经“国语”的消退，令人顿生疑团。目前学界关于清朝满语兴衰问题的论述颇多， 但绝大部分是考索历史事实，并未对其政治意蕴及满族“集体记忆”作深入挖掘。笔者本文着力之处，即在于此。 二、从蒙语方言到满语文——旧传统的“新发明” 萨义德曾提醒我们：“身份的建构与每一社会中的权力运作密切相关，因此绝不是一种纯学术的随想（woolgathering）。” 通过对作为族群身份特征之一的语言创设及流变过程的概览，我们将更加深这种认识。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时期，根据汉字创造了金文，即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 金文的创设早于蒙古文，它们之间不存在内在关联，故而在蒙古灭金后，金文可以继续在东北地区使用直到明中叶。 到努尔哈赤时，金文使用几近消失，女真部族之间交流往往借用蒙古文 和汉文。 1583年努尔哈赤在东北起兵，开始了对原本不相统属又各自为政的女真各部落的统一大业，1587年新政权建立之后，努尔哈赤的内外联系更为频繁。若发布政令、布告，记录各项公务事宜等没有自己的文字，而事事皆需借助蒙古文来完成，遂给新政权带来诸多不便，严重地阻碍了新政权的发展。客观形势的需要，迫使努尔哈赤新政权急需一种与满语相配合的文字， 以便使文字的普遍性与他创设的政治体系相重合。额尔德尼、噶盖二人遵照努尔哈赤的旨意，根据本族群语言的特点，仿照蒙古文字母，创制了满文，此即所谓老满文（或称无圈点满文）。它使得满族成员在“与社群的关系中，几乎一切情绪的和团体的家族情感都被剔除了。他摆脱了情感的羁绊，能从部落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靠视觉组织的人，一个与所有其他文明个体具有相同的态度、习惯和权利的人”， 这种方式“用某种看得见的记号来代表某些语言形式，这个办法大大地增加了语言的效用”。 语言的新创在某种程度上标示着新的力量的诞生。 老满文在推广使用过程中，逐渐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诸如字母数量少、清浊辅音不分、上下字无别、语法不规范、字型不统一等等，亟待改进。特别是努尔哈赤后金政权进入辽沈地区之后，其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的活动对文字的需求与日剧增，老满文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老满文已势在必行。 从额尔德尼、噶盖于 1599年创制满文后，历经三十余年的推广应用，在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基础上，达海奉皇太极之命进一步改进完善了满文。 《满文老档》载：“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雷同不分。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至错误。是以金国天聪六年春正月，达海巴克什奉汗命加圈点，以分晰之，将原字头，即照旧书于前。使后世智者观之，所分晰者，有补于万一则已。倘有谬误，旧字头正之。是日，缮写十二字头颁布之。”如此的改进，使满文在字型结构、语音拼读、语法规则上更加完善，解决了老满文在过去应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成为了一种与其他族群语言并驾齐驱的语言文字，为满族与后金-清朝确立起了自身语言文字上的政治自主性与合法性， 并进一步通过印刷品的出版将这种治优势扩大并稳定下来。 1635年（清天聪九年），皇太极宣布废除“诸申”（女真）的旧族号，改族称为“满洲”， 标志着以满语为外部表征之一的族群集团的正式固化。 三、“满语思路”与王朝命运：一种内在纽结 “一旦人们开始从连续性的角度思考民族，就很少有什么东西会比永远无法确定起源日期的语言更显得深植于历史之中了。” 作为清朝的“国语”，清廷在整个清朝历史中有着政策上的相关措置，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有着不同的外部表现，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某种“满语思路”。 而在这种“满语思路”的转变中，清朝的宏观政治决策与政治命运也在一个方面得以凸显。 （一）清初满语文的推广——权力关系的延伸 满语文的形成与推广标志着不同于之前话语表述方式的东北地区新的权力格局的诞生，它通过印刷技术与文本的普及而形成对汉蒙政治权力的文化对抗。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考虑到“18 世纪达到饱和的出版物，如何使法国实现了民族的同一性。法国人从北到南成了相同的人。印刷术的同一性、连续性和线条性原则，压倒了封建的、口耳相传文化的社会的纷繁复杂性。” 从历史的角度看，“印刷物的心理和社会影响之一，是将其易于分裂而又整齐划一的性质加以延伸，进而使不同的地区逐渐实现同质化。结果使力量、能量和攻击性都得以放大，我们把这种放大与新兴的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分而治之是文艺复兴时期组织权力中占支配地位的新鲜思想……印刷书籍对中世纪组织中的团体模式所构成的挑战，和电力技术对我们现在分解割裂的个人主义所构成的挑战不相上下。” 在满文和满族口头语言的齐头并进下，满语迅速成为东北后金－清政权的主导性（印刷）语言，并与满民族共同体形成一种共生关系。 满文创设以后，立即在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政权中各个方面进行推广使用。特别是在军队中，完全是以军事命令去推广学习满文，派专人举办满文学习班。《满文老档》天命六年七月十一曰条载：“汗谕曰：‘命准托依、博布黑、萨哈廉、乌巴泰、雅星阿、科贝、扎海、浑岱等八人为八旗之师傅，八位巴克什尚精心教习尔等门下及所收弟子。教之通晓者赏之，弟子不勤学不通晓书文者罪之。门下弟子，如不勤学，尔等可告于诸贝勒。该八位师傅，无须涉足他事’。”在这种政策的引领之下，满文迅速地在东北推广开来。 清军入关之后，满文一度在全国范围内通行使用，成为清王朝的国书，与汉字并驾齐趋。 一直到顺治朝后期之前，满族基本上是只通晓满语的单语人占多数的社会，此时的王公贵族们仍旧“无不弯弓善射，国语纯熟”。 清代早期的几位皇帝皆重视满语文在国家政治、军事、立法等各方面的推广应用。皇太极时期满族与汉族已共处多年，大多已渐习汉语。皇太极惟恐满语文渐为汉语文所取代，故又以行政手段加强满语文的使用。在军事上，满文的推广应用除了使上下思想的沟通，军事部署的命令准确畅通之外，最重要的是通过翻译大量汉文兵书，大大提高了满族将领的战略战术水平。在政治上与国家管理层面，满文的应用更为普遍。许多汉文的经典著作，达海生前已大部分翻译成册，并广为流传。 满洲贵族正是通过学习这些满文翻译的汉文经典著作得以迅速掌握了“治国平天下”的理论经验，为满族入主中原并控制全中国提供智力支撑 。康熙帝本人精通满文，时常将翰林官所进诗文亲自译读。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曰，“大将军章泰等题奏云南克复捷报至，传集随驾王、大臣、侍卫，上亲宣读汉文，皇太子宣读满文。皇太子年甫八岁，宣读之声极其清朗，传集诸臣咸得洞知，无不欢跃叹异”。可见康熙帝对皇室子弟的满文教育是极其严格的。康熙帝还首倡编纂大型辞书《清文鉴》以及《大清全书》， 影响深远。但是这时期，满文翻译出现“学在民间”的现象，尽管清朝官方有意识地译行了大量汉文书籍，但是真正在满族民间大量流行的译本依旧是《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金瓶梅》等久已在汉人中流行的通俗读物，一时“稗官小说盛行，满人翻译者众”。 但必须注意到的是，在传统中国的学术与思想活动中，满语毫无其地位，如此则其国语地位显然却反具体的理论支撑。一种语言只有在真正进入意识形态领域并生根发芽时才算真正具有活力。 （二）东北封禁政策：满语朝圣圈的外在阻隔与内部稀释 清朝入关后，将其东北故地视为“祖宗肇迹兴旺之所”，采取严格的封禁政策。从顺治年间开始，清廷在东北地区修筑了长达千余公里的“柳条边”，以此作为阻禁汉民进入东北的一道屏障。在清代前中期，汉民较少渗入东北，使东北地区在满洲精英整体转移至中原之后其政治与文化密度大为稀释，满语在当地开始缺少有效的文化和政治载体，从而已经开始了满语的减效运作状态。后因此地旗民杂处现象日渐明显，到康熙末年，盛京地方的满人中有的已经无法说流利的满语了，乾隆十二年，乾隆帝引见盛京补放新满洲佐领时，发现其“清语俱属平常”，遂有“盛京系我满洲根本之地，人人俱能清语，今本处人员竟致生疏如此”的感慨。 至乾隆四十年，又有上谕曰：“今见吏部带领引见之盛京兵部送到指缺补放户部笔帖式果翁，除履历外，询以清语全然不能。果尔敏系考取笔帖式，又系盛京本地之人，清语自然熟练，乃至全然不能，实出意外。盛京乃满洲根本之地，风气日下至于此极，尚可问乎！”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变化又波及到更为边远的吉林、黑龙江等地。《吉林外记》卷三曾载：“吉林本满洲故里，蒙古、汉军错屯而居，亦皆习为国语（满语）。近数十年，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至各属城内，商贾云集，汉人十居八九。居官者，四品以下，率皆移居近城三二十里内，侵晨赴署办事，申酉间乃复回屯。其四品以上职任较繁者，不得不移居城内，子孙遂多习汉语。惟赖读书仕宦子弟之家，防闲子弟无使入庄岳之间，娶妇择屯中不解汉语者，以此传家者，庶能返滈朴不改乡音（指满语—笔者注）乎？”而当清代后期汉民“闯关东”成为潮流且沙俄对东北逼迫日甚之时，满语的社会地位愈加弱化。《呼兰府志》曾载：“呼兰旗营档案，自乾隆初年至咸丰末年，皆用清文，汉军、官庄壮丁虽操汉语，而文字仍用满洲文，公牍作汉语者，鲜能通其音训。同治以后，清汉文俱有之。光绪中叶，语言文字俱从汉俗。近日满洲人能通清语者，不过百分之一，能操清语者，则千人中之一二人而已。” （3） 雍正朝：满语功能的贬义化 从雍正朝开始，清廷在政治层面上一直推行官方民族主义， 并于雍正元年正式设立了翻译科举制度，经历一段时间的推广，表面上的效果甚大。“满洲翻译，自雍正年间开始行开科应试者无多，取中者亦属无几。至乾隆二年，迄今五科，应试举子与应试文举之数目，不相上下。” 但清廷还是开始真正意识到满语在同汉语的语用竞争中不可避免的弱势，故而尽管在表面依旧尊崇满语，但是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满语所占的位置以及在官员考核中的关键性大为下降。 在雍正上台后，他通过迫使政敌改称满语贱名的方式，将其打回满语原型，彻底消除了他们在汉语知识界和权力界的话语权。 他改的名字主要有以下一些：akina （允禩） 、seshe（允禟） 、fusihun（允禟长子） 、fucuhun（允禟次子） 、ubiyada（允禟三子） 、eimede（允禟四子） 、hairakan（允禟五子） 、dungki（允禟六子） 、dusihiyen（允禟七子） 、eihun（允禟八子） 等等。 雍正帝通过将其政敌改名，在汉民眼中这些人成为名字意义不明的人（没有姓名字号）。作为人身标识的姓名的贬义化，在当时意味着人生道路的彻底失败。雍正皇帝对满语的“实践”开始转向内部政治争斗，在一个层面上说明了满语文作为整体性帝国意识表现的失败，也即清帝国官方民族主义的失败。 （四）乾隆朝“国语骑射”战略的雄心与无奈——语言/权力关系的汉族化 “国语骑射”是清朝立国的基本国策之一，故而这一政策的推行力度对满语文的发展有着极其直接和深刻的影响。 作为身处东北的少数族群，满族精英们能统一东北，并一举入关、荡平中原，成为蒙元之后的第二个全国性少数族群统治王朝，“国语骑射”政策在文化思想方面的成就居功至伟。早在关外时期，满族上层统治者对保持本民族的特色问题有所认识。满族入关后，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必须尽快掌握汉文化，而同时满族又处于汉族及其他族群的汪洋大海之中，要随时防止汉化的危险，因此采用“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就显得顺理成章。在清朝入关后的最初几十年中，这一基本国策的推行促进了满语文在内地的使用和发展。 为了鼓励八旗子弟学习满文，清于顺治八年（1651年）专门举行了八旗乡试，规定不会汉文者可以用满文参加考试。康雍时期，多次举行满文翻译考试，考中者多充当笔帖式一职。清中央各部院寺监共有笔帖式 3000 余人，专司满汉奏章文书翻译之事，都是由八旗官学生通过考试任此职。这就使得清朝上层统治集团内有了更多的满族成分，以确保中央机构的满族主体性以及政策的贯彻实施。 入关前后，“满洲、蒙古、汉军皆通国语。……百年以后，已不能人人尽通” 了，乾隆朝时，“世家胄子，暨闲散俊秀，涵濡教化。陶泳文章，彬彬乎贤才蔚起矣”。 八旗子弟“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州旧俗”的汉化倾向日渐明显。基于这种情况，乾隆帝对传统的“国语骑射”政策加以重申，主张必须坚持说满语，以保持满族贵族集团在朝廷中的优势地位以及满族自身的族群性。 为了让满族教育在巩固满语文使用中发挥作用，他首先从皇族入手，降旨管理皇族事务的宗人府，令其调查王公子弟的满语情况，并聘请满语文教师，在家学习。不能请老师的，则在宗学学校学习。乾隆帝还担心宗学官员怠慢推诿，遂特任命庄亲王永瑺总理宗学，监督王公子弟学习满语。他决定每年举行两次考试，“如有不能清语者，在学则将管理宗人府王公教习治罪，在家则将其父兄治罪。”但是，实施效果并不明显，很多满人依旧是“清语生疏，音韵错谬” ，因不谙满语而受到皇帝斥责的满洲官员也越来越多，到后来不得不“俱准其用汉字缮写，庶声叙较可明晰，不致牵混” 。 清朝前期的“国语骑射”基本国策由于清廷的强势推行，有所成效。而到了乾隆朝，由于入关日久，在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中，满族统治者不但在数量上居于绝对少数，且在本质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种种原因使得乾隆朝的“国语骑射”政策步履维艰，基本上已成为一句空洞口号，这也逐渐导致清政权自身族群意识与国家治理的衰弱。 《钦定八旗通志》曾载：“（乾隆十一年）查设立翻译科场，原为鼓励满洲，令诸生专意学习清语，取时必得真才。然后未得考取之人，方知奋勉勤学。若仅照现行例，并不分别查考，由该旗一概送考，而主考大臣又计考试人数之多寡，视其文理略通者将就取中，以致多寡不符。足以二十余年考九次，殊少优等。” 这种变化和满文从盛到衰的变化，几乎是同步进行。 （5） 钦定新清语——满语盛世的总结与终结 乾隆朝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的时代，不仅对前朝的文化和历史进行归纳整理 ，同样在其“国语”运用上也表现出一种总结性特征。在这一时期，乾隆帝对满语文进行了某些规范性工作，被称之为“钦定新清语” 。现存盛京内务府档案中有乾隆朝形成的“钦定新清语”文件 110 余件，在这些文件中，经过“钦定”的“新清语”达 1700 余条。这些“钦定新清语”对从发生学角度研究满语文的问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从“满语思维”的角度而言，则又标志着清朝国语的“盖棺定论”。“钦定新清语”大多针对满语文的词汇，同时也涉及到语音、语法，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钦定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将满语文中的大量音译汉语借词改为意译汉语借词。其二，指出意译汉语借词中的问题并予以纠正。其三，谕令刊刻《对音字式》，规范满语文中某些音位的对译汉字。其四，注意到有声调的汉语词在音译成满语词时出现的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其五，阐发满语词义。 清政权入关之后，自身处于汉族社会的包围之下，在与汉族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满语文吸收了大量音译汉语借词，这在增强满语文语容量的同时也造成了满语自身意识的汉语化。乾隆朝对满语文所实行的大规模规范，实际上并不是对满语的进一步发展，而是类似于拉丁文的“标本化收藏”，这已经不再是满语对现实事物的“积极表现过程”（active process of repression）了，它代表着满语盛世的总结与终结。从嘉庆朝开始，满族与清廷从满语向汉语的整体性语言转用已经不可逆转。 （6） 慈禧的满文——名义上的生存 乾隆之后，历代皇帝的满语水平日益低下，很少在朝廷上能听到满语议政，各种满文文件也是陈陈相因，殊少创新。嘉庆朝的满官奏折中，满汉合璧的明显增多，甚至有直接用汉文上奏折的。同治、光绪年间，连这种满汉合璧的奏折都越来越少。清朝国家层面上的满语呈现出僵死状态，已经不再表现为一种政治性的“权威话语”（authoritative word） 。 以清朝后期的主要掌权者慈禧为例，她本人尚通口头满语，但满文水平已大为退化，其思维也已汉化，这种现象与英国习惯所称的“女王的英语”（the Queen’s English） 形成鲜明对比。德龄在其《我和慈禧太后》中记载到，慈禧太后的满文知识少得可怜，甚至到完全不认识的地步。当时朝廷上的奏折不少是用满、汉两种文字写的，慈禧只看汉文，从不理睬满文部分。当时的满文，只是名义上的生存。 清朝的命运转折，实际上从雍正朝放弃满语国家化实践起就开始了。到了清后期，尤其是慈禧时代，满文则仅仅是汉文的些许点缀而已，清廷的“满语思维”已基本消失，与之相伴的则是清朝满族自身主体性与王朝生命力的消亡。从某种程度上讲，不是汉人“驱除鞑虏”，而是“鞑虏自驱之”。 （七）“清逊帝”而非“清顺帝”——清朝异于元朝的不同退路：语言朝圣圈的崩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被迫逊位，但仍居紫禁城，这种王朝终结方式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绝无仅有，一方面固然显示出民主共和革命的文明性，而在另一方面也阻止了满族政治文化核心向原居地的回移，这一点与元末蒙古势力退回塞外草原的情形大不相同，而其之后所展示出的历史后果亦大相径庭：蒙古民族作为族群本身始终稳固存在，继续保持其原有的蒙古语言文字，而满族作为族群而言，虽然在统计学意义上一直呈现出增加态势，其根本意识已经开始崩解，在“旗人”、“满人”的概念之间纠缠不清，突出之处即在于语言文字的日趋消亡。清帝逊位而不离京，固然在肉体上保全了满洲贵族，却在文化上加速了此一族群的消亡。满语无法顺畅地寻找其原初之根，其内发的语言朝圣圈被阻绝，这也是当初的决策者未曾料及的情况，历史的吊诡油然可见。 四、地方性与国家性的现代措置：语言转用的背后 为什么被定位为“国语”的满语文会消弭于无形？单一的外部因素解释无法回答这一问题。正如福柯所指出的，任何一个文化转换问题都是知识与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富有满语文知识的人群与掌控满语文政策的清廷在不断的互动过程中慢慢形塑了满语文的兴衰之路。在清帝国的大一统语境之下，当作为事实上的全国性语言的汉语与作为钦定“国语”的满语两相竞争之时，背后就凸显出深受传统所褒扬的“国家性”与代表着落后与保守的“地方性”之间的某种对抗。 地方性与国家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总是有着不同的体现。在现代国家庞大的宣传与教育工业的运转之下，原有的国家性问题被成功地转化为无可挑战的公理性问题。现实历史过程中残酷的语言变迁被抽象为线性而富逻辑性的理论描述，并展示为一个国家内部的“语言发展”图景。 现代国家对语言地方性与国家性的措置在表象上以语言转用的术语展现 。当纯粹用语言学层面的术语加以阐发时，这种阐释只能就事论事，而忽略了背后所存在的恐怖的权力运作。这种权力不仅是外生的，而且也是内发的。“所有意识内部的深刻变化都会随之带来其特有的健忘症。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叙述就从这样的遗忘中产生。在经历过青春期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之后，就已经不可能再‘记得’童年时期的意识了。” 清朝漫长历程中所经历的满语文变迁不仅是一种官方族群的“集体记忆”无意识消解的过程，而且也无法再清晰确定自身的区域，而最终在清末民族革命的浪潮中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园”。在由地方性向国家性转变这一具有普遍政治合法性解释的过程中，如何站在地方性的视角看待由国家性向地方性的回转过程，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来源：“社会·经济·观念史视野中的古代中国 国际青年学术会议暨第二届清华青年史学论坛论文集”中（2010-1-16）。 作者简介及通讯方式：  袁剑，德国弗莱堡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边疆族群问题、清史和中西交流史方面 的研究。 电子邮箱：rucyuanjian@hotmail.com � 满语支中除了满语，还包括锡伯语与赫哲语。 � Gertraude Roth Li, Manchu, A Textbook for Reading Document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 Hawaii, 2000. pp.4.对于满语与北方汉语方言之间的关联可参见桥本万太郎（Mantarō Hashimoto）：《北方汉语的结构发展》，《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第88-99页。 � 如今，保存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满文档案就多达150余万件，而收入《世界满文文献 目录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目录特种设备作业人员作业种类与目录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目录1类医疗器械目录高值医用耗材参考目录 》（富丽编，1983年10月于北京出版）中的文献即达1100 余种、满文碑刻拓片646 件。 � 王钟翰先生认为，满族在努尔哈赤时期人口为三、四十万，皇太极时期为八十万，康雍乾时期为二百六、七十万，道光初年为三、四百万，如今则有约五百万人。具体可参见王锺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王锺翰：《清史新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2-73页。 � 相关论文可参见：张杰：《清代满族语言文字废弃的历史考察》，《辽宁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第32-34页。赵杰：《满语的变化》，《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78-82页。陈捷先, The Declin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a during the Ch’ing Period，in Altaica Collecta (Bericht undVorträge der XVII PIAC), Wiesbaden1976, pp.137-154。滕绍箴：《明清两代满语满文使用情况考》，《民族语文》1986年第2期，第13-28页。宫崎市定（Miyasaki Ichisada）, Shinchō no okeru kokugo mondi no ichimen，in Ajiashi kenkyū, 3(Kyōto1963), pp. 336-393。 � 据笔者所见，主要有王锺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王锺翰：《清史新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2-73页。[日]村上信明：《乾隆时期的翻译科举政策与蒙古旗人官僚的兴起》，阎崇年主编：《满学研究》第七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06-312页。 � 这里所指称的“新发明”，是指借助语言形式的跃变而实现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跃变。满语一旦摆脱了蒙语方言的地位之后，就反过来对蒙语形成挑战，这种现象与具体的军事政治形势也正相印证。 � [美]爱德华·E.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27页。 � 女真字颁行于金太祖天辅三年（1119年），称女真大字。金熙宗天眷三年（1138年）又创新字，皇统五年（1145年）颁行，称为女真小字。金亡后，东北地区少数人仍使用，明代中叶渐废。 � 我认为，在蒙古－元朝时期，就算在当时的蒙元东北有一个自治的区域和行政构型，也不可能会有创设满文的内在冲动，只有在元朝灭亡而明朝在东北的力量薄弱之时，作为蒙古势力的边缘地带的东北方有可能在蒙古语的方言化基础上实现从蒙语－蒙语方言－满语的转变，在这一时期，语言的“选择”都是逐渐的、不自觉的、实用主义的发展过程，这与乾隆朝的钦定新清语活动有着很大的不同，内在意蕴也有很大的差异。 � 在1444年（明正统九年），玄城卫女真酋长在给明朝的奏文中即称“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真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即指蒙古字——引者注）”。参见《明英宗实录》卷113，正统九年二月甲午。 � 麦克卢汉在其《理解媒介》一书中认为，言语是一种低清晰度的冷媒介，它所提供的信息量非常少。客观上就需要一种文字体系以增强信息的供给。关于满文产生的历史因素的考察可参见丛佩远：《略论满文产生的历史条件》，《北方文物》1986年第1期。 �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19页。 � [美]布龙菲尔德著，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钱晋华校：《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4页。 � 老满文仅用了30年，留存至今的文献不多，最著名的则是《满文老档》。 � 另可参见赵志辉：《满族翻译家达海与满文》，《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3期。栗振复：《满文的创制与运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3期。季永海：《试论满文的创制和改进》，《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 在某种程度上，一种新语言的诞生也标志着一种新的政治合法性的产生，而语言的创设者（而非改进者）则往往被赋予某种神性，当这种神性需要与皇权合二为一时，语言创设者（一般并非皇权）的命运往往显得悲剧化。我们考察满文创制者额尔德尼、噶盖的人生结局，就能发现这一点。额尔德尼天命八年（1623年）被人告发其私藏东珠和收受贿赂等罪。“汗怒，命杀额尔德尼夫妇，遂尽杀之。”死时才年仅四十三岁。“噶盖，伊尔根觉罗氏，世居呼纳赫，后隶满州镶黄旗。太祖以为扎尔固齐位，亚费英东。岁癸巳闰十一月，命与额亦都、安费扬古将千人，攻纳殷佛多和山寨，斩其酋搜稳塞克什。岁戊戍正月，命与台吉褚英、巴雅喇及费英东将千人，伐安褚拉库路，降屯寨二十余。岁已亥，受命制国书。是年九月，命与费英东将千人戍哈达，哈达贝勒孟格布禄贰于明，将执二将，二将以告太祖，遂灭哈达，以孟格布禄归，孟格布禄有逆谋。噶盖坐，不觉察，并诛。”改进者达海的命运稍好，但也享年不久，38岁时即亡故。 � 在关外时期，满文出版活动已经产生，而盛京很可能是满族地区最早的出版中心。清朝在入关前至少已经有十几种书籍开始进行满文翻译或者已经译完，当时也已有人专门从事满文刻书活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崇德四年（1639年）六月二十六日户部关于禁止官民栽种和吃卖丹白桂（烟草）的文告，是现知存世最早的满文雕版印刷品。详见章宏伟：《从满文创制到满文出版》，《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从心理上说，印刷书籍这种视觉官能的延伸强化了透视法和固定的透视点。视觉上着重透视点和消失点给人提供了一种透视的幻觉。与此相联系的另一种幻觉是：空间是视觉的、统一的和连续的。……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印刷术这种人的延伸产生了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庞大的市场、普及识字和普及教育。因为印刷品表现出可重复的准确的印象，这就激励人们去创造延伸社会能量的崭新的形式。”见[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20页。 �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锡伯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参见《清太宗实录》卷 25，页 29 上。 �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5页。 � 对此，欧立德（Mark C. Elliott）也认为“Manchu history and identity can not be reconstructed through their reflection in Chinese-language sources—not entirely a satisfactory method. While the use of Manchu materials obviously does not eliminate all the usual problems historians face when querying documents, it does at least minimize the un avoidable imprecision introduced when terms and ideas are transferred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参见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0. �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1页。 �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23－224页。 � 很难严格区分究竟是满民族共同体为满语的使用提供了载体还是满语的形成型塑了“满族”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按照传统的民族理论，往往倾向于前者，而按照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看法，则更类似于后者，我本人也倾向于后者。安德森认为印刷语言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套用在满语的具体实践上，它在蒙语之下、满语口语之上创造了统一的交流和传播的领域，那些原先使用各种方言、彼此难以相互交谈的人们，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变得能够相互理解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感觉到那些在他们的特殊语言领域里数以十万计，甚至百万计的人的存在，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感觉到只有那些数以十万计或百万计的人们属于这个特殊的语言领域。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3页。 � 对于满语兴废在中国东北地区所产生的影响，可参见张杰：《清代满族语言文字在东北的兴废与影响》一文。他认为有清一代，满族语言文字曾经盛行于东北各地，在黑龙江地区一直使用到光绪年间。在清军入关之初，满语文的使用并没有因满族人大批入关而削弱，反而由辽东一地扩大到整个东北地区。从康熙中期起，清朝相继在吉林、黑龙江各驻防城建立起八旗官学，使新编的少数族兵纳入满文化系统。能熟练运用满文的八旗官学生成为各驻防城低级官员，源源补充到八旗驻防各级机构，不仅满足了对文职官员的需求，也使满文得以成为通行于黑龙江和吉林地区惟一的官方文字。从康熙中期起，东北各地尤其是吉林、黑龙江地区出现了满语文的繁荣。乾隆中期后关内人满为患，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他们纷纷冲破封禁进入东北种地谋生。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河北大旱，清朝被迫宣布东北弛禁，允许饥民出关求存。北方各省流民得以大规模进入东北，满语文因此受到强烈冲击，并逐步被汉语文取代。大约乾隆中期，汉语文在盛京地区已经出现了代替满语文的趋势。道光年间，吉林地区满语文也出现了危机。将军富俊特地在吉林八旗左右翼官学内添设满汉文翻译课程，以适应满文向汉文的转变。吉林地区的满族官员也强烈地感受汉语文的影响。满语文在黑龙江一直使用到光绪年间，光绪七年（1881年），黑龙江将军定安始提出设立汉官学，两年后建成。汉官学“学舍宏阔，视满官学为胜”，以后各城汉学兴起，满学终废。 � 例如当时清朝的机构名称都有专门的满语称谓，如：boigon i jurgan 户部；dorolon i jurgan 礼部；hafan i jurgan 吏部；weilere jurgan 工部；beidere jurgan 刑部；coohai jurgan 兵部；dorgi yamun 内阁；coohai nashvn i ba 军机处；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理藩院；dorgi baita be uheri kadalara 内务府。 � 昭琏：《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页。 � 达海生前参与翻译的就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武经》，又节译了辽、金、宋、元史。 � 康熙时，《四书》《五经》的满文译本皆已出齐，作为满族人行为规范的楷模。 � 《清文鉴》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开始编纂的，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文鉴》一书完成，共二百八十类，一万二千余条。是书分门别类，言博注详，诚为集“国语”之大成。近人称“此书在满文译学中是第一部纲领钜制。”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沈弘照编定《大清全书》，满汉对照，条分缕晰，堪为实用。《清文鉴》和《大清全书》二书为两体、三体、四体、五体《清文鉴》，《清文汇书》、《清文补汇》及《清文总汇》等满文辞书的编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震钧：《天咫偶闻》卷2，第43页。 � 转引自梁志忠：《清代东北满族“国语骑射”的保存与衰微》，《满族研究》1987年第3期。 � 《奉天通志》，卷34。 � 转引自杨学琛：《略论清代满汉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满族史研究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24页。 � 所谓“官方民族主义”，是指官方所推行的力图使民族与王朝制帝国刻意重合的有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行动。清入关之初曾有过相当程度的尝试，但并未能成功。到了雍正朝，即开始在事实上放弃这一政策。 � 《钦定八旗通志》卷103，选举志二，八旗科第二，八旗翻译科武科缘起。 � 陈寅恪先生曾认为：“胤禩、胤禟之改名阿其那、塞思黑，世俗以为文满洲语猪、狗之义，其说至为不根。无论阿其那。塞思黑非满文猪、狗之音译，且世宗亦绝无以猪、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其论中“绝无以猪、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实为不刊之论，但笔者认为，在改名过程中所体现的雍正皇帝对政治话语权的掌控则是无疑的。 � 允禩与雍正政治斗争失败后，被迫自改名。对于“阿其那”和“塞思黑”，王锺翰先生有多篇文章加以考释，在其《释阿其那与塞思黑》一文（载氏著《清史余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4-226页）中，王先生认为满族和汉族一样，在一般情况下，父母叫自己的儿子为豚犬或狗彘是谦词，不是骂人之语；甚至男儿小时候的小名叫犬子或豚儿的，则是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子卑贱如犬，以便教养成人，故而，无论胤禩、胤禟之改名为阿其那与塞思黑虽一出自改，一出他改，有所不同，但不管怎样，与满语狗和猪的译音虽无任何联系，而改名都是轻贱之词，则是可以肯定的。玉麟先生在其《“阿其那”、“塞思黑”二词释义》一文中认为“阿其那”含有将其像狗似的赶出去的意思，“塞思黑”则是说他是像刺伤人的野公猪一样令人憎恶。（此文收录于王锺翰：《再释阿其那塞思黑与满族传统文化》一文附录三）。 � 意为“讨厌”（按《清文总汇》）。允禟与雍正政治斗争失败后，雍正令和硕诚亲王允祉、和硕恒亲王允祺将其改作此名。 � 意为“下贱”（按《清文总汇》）。允禟与雍正政治斗争失败后，雍正令和硕诚亲王允祉、和硕恒亲王允祺将其长子改作此名。 � 意为“淫邪”（按《清文总汇》）。 � 意为“讨厌”（按《清文总汇》）。 � 意为“惹人嫌”（按《清文总汇》）。 � 意为“很可惜”（按《清文总汇》）。 � 意为“混蛋”（按《清文总汇》）。 � 意为“浑浊”（按《清文总汇》）。 � 意为“愚蒙”（按《清文总汇》）。 � 王锺翰先生认为：“‘国语骑射’作为一项政策，是清统治者单方面的主观愿望，随着满族由狩猎生活向封建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加之与广大满族人民杂居共处，作为交际工具的满语，很自然地也失去了他原有的重要性。”参见王锺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一文，氏著《清史新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7页。王锺翰先生的观点是从当时的具体历史现状为背景所作的概述，将“国语骑射”视为一种较纯粹的维系满族民族特性的政策而加以探讨。笔者认为，“国语骑射”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一种维持满洲民族性的政策，而是清廷在面对文化经济层面占据优势的汉人社会时的一种整体性统治策略，它通过不断强调坚持“国语骑射”的满族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将不懂“国语骑射”的汉人排除于核心统治圈之外，这种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对统治力量的门槛认证，到乾隆朝，尽管乾隆帝依旧不断倡导乃祖贯彻执行的“国语骑射”政策，但是这种政策的门槛效应日渐丧失，最终成为一句空洞口号，这也意味着，清廷以族群特征确定政治合法性的努力宣告失败。 � 《八旗文经》，光绪二十七年刊本，卷 90，第4页。 � 张国昌：《满族教育在清代》，《满族研究》1986年第3期。 � Pamela 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p.78. � 《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九六，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甲子。 � 《清高宗实录》卷一七四四。 � “Though government documentation continued to be recorded bilingually or trilingually (including Mongolian), an ever smaller number of Manchus possessed usable Manchu languages skills”. Gertraude Roth Li, Manchu, A Textbook for Reading Document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p.14. �《钦定八旗通志》卷103，选举志二，八旗科第二，八旗翻译科武科缘起。 � 如《四库全书》与《明史》的修纂等。 � 在逻辑上与之相对应的是所谓的“旧清语”，尤以《实录内择出旧清语》（yargiyan kooli ci tukiyeme tucibuhe fe manju gisun i bithe）为代表。此书是在清代乾隆年间所编印的，它从清朝前三朝《实录》以及《加圈点字档》中摘录出的 807 个词、词组和句子作为“旧清语”，并以乾隆时期通行的满语书面语逐一加以解释。对于此书的具体研究，可参见赵志强：《《旧清语》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笔者认为，所谓“旧新语”，是在乾隆时期对前代满语文的一种追认式概括，在这过程中实际上贯彻着其政治的最高权威性。 � 这种“权威话语”主要体现为极权国家政治机器的“上层官话”，在政治寓言中最为鲜明的例子则是乔治•奥威尔在其《1984》一书中的“新语”（new language）。到了清朝末年，连皇帝都已经不会讲满语，则满语从根本上失去了其政治权威性。 � 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时代，“女王的英语”（the Queen’s English）是指在女王话语权威影响下的语言表述。 � 认为“迅速发展着的满族人民，与杂居共处的汉族人民，在长期共同生产、共同生活中，互相学习、互相影响，随时接受了先进的事物……到清末民初，一些地方志书上记载满族习俗，只能用‘满汉杂糅，不知何者为满，何者为汉’，‘并无满汉畛域之分’，或‘满汉久经同化’的笼统词句来描述。这意味着满族放弃固有风俗，学习先进，更有利于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共同提高。不能把这种社会发展中自然产生的进步现象，看成是满族的‘没落’”。见傅乐焕：《有关满族史若干问题的意见》，《辽宁日报》1962年3月20日。 � 指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的一部分人放弃母语而转用另一语言的现象。据戴庆厦主编：《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9页。英文为 language shift，德文为prachwechsel。 �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