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的中国观

收稿日期：2009-04-23 作者简介：王迹（1982-），女，黑龙江鸡西市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07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ｓｈａ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第 25卷 第 2期 ２０10年 2月 Ｖｏｌ．25,Ｎｏ．2 Feb．２０10 福泽谕吉的中国观 王 迹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摘 要：福泽谕吉（1834-1901）是日本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创始人，明治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积极批判日本封建主义 的意识形态，宣传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思想，输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 而有“日本伏尔泰”之称。他的《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启蒙著作，在唤醒日本国民砸碎旧的封建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枷锁和向欧美资本 主义学习方面确实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同时，他也渐渐形成了“脱亚”思想，对中国、朝鲜等邻近国家由同情、蔑视转向鼓 吹侵略，无形中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仅就福泽谕吉的中国观，作一粗浅的分析。 关键词：福泽谕吉；中国观；文明史观 中图分类号：D093.13 文献 标识 采样口标识规范化 下载危险废物标识 下载医疗器械外包装标识图下载科目一标识图大全免费下载产品包装标识下载 码：A 文章编号：1009-8666（2010）02-0108-04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他一生 所论，涉及面极广。他的内涵丰富的思想所依据的理论基 础是“文明史观”。他的这一理论可以概括为：社会是不断 发展的，发展是循着野蛮———半开化———文明的轨道前进 的；在发展中，文明压制野蛮，落后受制于先进。综观福泽 谕吉关于中国的论述，无一不是由此出发，依据“文明史 观”，产生了他对中国的批判、蔑视和对中国的扩张欲望。 福泽谕吉的中国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受文 明史观影响较大，态度比较平和，但由于受到西学的影响， 对中国的看法变为蔑视和批判；中期是福泽谕吉思想发生 较大变化时期，主张对华扩张；后期则直接服务于对华扩 张，态度十分强硬，意在把中国纳入日本的肱股之下。 一、福泽谕吉中国观的第一个阶段 ———态度由较平和到批判和蔑视 （一）福泽谕吉从小接触汉学，成年接触西学，开始疏 远、批判中国封建社会及儒家文化 作为幕府末期明治初期的文化人，福泽谕吉和那个时 代的大部分文人一样，对汉学都有一定的修养，能写一手 不错的书法，也能作像样的汉诗，这都与福泽谕吉从小接 触汉学，熟读中国书籍分不开。福泽谕吉 13岁开始上学读 书，当时学习的主要是汉学，福泽谕吉花了六七年时间熟 读中国的经史书籍，从他后来所写的《文明论概略》等著作 中可见他有相当深厚的汉学功底。在西方列强纷至沓来之 际，步入成年的福泽谕吉开始渴望了解西学，并于 1854年 到长崎学习“兰学”（当时的西学被称为“兰学”）。他开始以 世界眼光关注西方社会的近代文明，并很快认为西方近代 文明优越于汉学儒家文化，提出日本要独立富强，赶上世 界潮流，必须开国进取，向西方各国学习，于是他开始疏 远、鄙视当时的中国社会及其封建主义儒家文化。 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1883）一文中把中国 社会比作“一潭死水”，“没有新水注入，也没有水流出，有 风吹来的时候，整个的池水被吹得浑浊，风止的时候池水 又复归平静”。他断定中国人不能接受西洋文明，因为“支 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根据这样的看法，福泽 谕吉从内心里充满对中国及中国人的鄙视，甚至认为与中 国这样冥顽不灵的国家为邻，是日本人的“大不幸”。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为了推动日本的改革，动不动 就把中国提出来，作为愚不可及的恶例告诫日本人。这时 的对华批判主要侧重于理论上，其矛头直指中国封建制度 的理论支柱———儒家学说。对儒学的批判是福泽谕吉中国 观中最富于理性色彩的部分，但随着对中国落后性认识的 108 深化，他对中国的蔑视以及民族优越感也更加强烈。福泽 谕吉的儒学批判集中反映在《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之 中，他认为中国等东亚国家不能文明开化的罪源在于儒 学。首先，福泽谕吉指出儒学是“虚学”，是“远离实际的学 问”[1]2，它在现在科学技术发展、文明进步的社会里，毫无积 极作用。其次，认为儒家的主张严重压抑了人民的创造性。 他指出，儒家的纲常礼教、上下名分说教；在国家政治生活 中，产生了等级森严的专制统治；在国家关系上，产生了内 外有别、自尊自贵的意识。久而久之，压制摧残了人民的独 立开拓精神，国家丧失了进步的活力；第三，认为儒学的封 闭性阻碍社会进步。是一种以古人为楷模、不知超越的意 识，受这类说教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只知“迷信古代，崇拜古 代，自己丝毫不动脑筋，真可谓精神奴隶”[2]148-149。 福泽谕吉还站在西方文明的角度，批评了当时中国正 在兴起的洋务运动，说它只取“外在的文明”，不求“内在的 文明”，并说：“中国也骤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舰， 购买大炮，这些不顾国内情况而滥用财力的做法，是我一向 反对的。”[2]12可见他对西方“内在文明”的重视，而这正是近 代中国所难以逾越的。 对中国社会的剖析和批判，对中国命运的忧虑和关 注，是这一时期福泽谕吉中国观的主要特征。平心而论，福 泽谕吉对中国封建制度、儒学思想以及种种陋习的批判， 可取之处颇多。许多中国近代的进步思想家也曾有过类似 的自我剖析。但必须指出，两者的动机完全不同，中国人的 自我批判，是出自爱国忧国之心，而福泽谕吉的批判并不 是友爱于中国，更不是出自对中国文明进步的关心，而是 用近代西洋文明的价值观，以“大日本帝国”的优越感来观 察中国，看待中国，认为到了现代，中国人由于一味保守传 统文化而不加改变，已变成了顽固、落后和野蛮的国家，充 斥了蔑华意识。 （二）福泽谕吉对中国的批判不仅停留在蔑视的程度 上，更直接服务于他的强权的文明理论 《文明论概略》是集福泽谕吉强权的文明史观之大成 的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作，在文章中，他把中国定为“半开化”国家。对这一 定性不可小视，因为在同一文章中，他揭示了一个规律，即 “文明既有前后之分，那么，前者就要压制后者，后者就将受 制于前者”[2]168。基于这个规律，他认为中国终不免要成为文 明的“欧洲人的田园”[1]52。由此可见，福泽谕吉对华批判的 实质，不过是要说明中国不文明，因而必然要受制于“文明 国家”。福泽谕吉不仅在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上表现出 对“文明国家”强权主义的理解，而且在日本和中国的关系 上也蕴育着对华扩张的冲动。福泽谕吉以一个学者文人特 有的方式，打着“文明”的幌子，为对华战争寻找理论根据， 这集中体现为“文明战胜野蛮”的“文明进化论”。他把西方 列强依靠武力向世界扩张作为“文明”的楷模，认为那就是 “文明开化”，日本应该、并且已经这样“文明开化”了。他早 在《文明论概略》（1875）等一系列著作中，就认为日本的文 明已经高于支那（中国），经过明治维新，日本正在或已经 “脱亚入欧”，成为西洋各国那样的“文明开化”的国家，而 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则尚在“未开化”之列，不属于文明 国家。在这种前提下，日本对朝鲜和中国采取的任何侵略 行动，都被他归为促使中国和朝鲜“文明开化”，为了这个 名义，纵使侵略，也是正义的行为。信奉“弱肉强食”生存法 则的福泽谕吉，就这样振振有词地把最丑恶可耻的侵略主 张与行径包装起来，加以美化。1875年他在《与亚洲各国的 和战与我国荣辱无关》一文中，盛赞日本国内鼓吹侵华、侵 朝的论调“此说壮哉！”同时谆谆告诫说要从实际出发，目 前日本“还不是真正文明开化的独立国家”，尚不具备远略 的实力，因此对中朝的“炮舰之站是他日逐渐谋划之事”[3] （第二十卷，P146-149）。 福泽谕吉之所以未把对华扩张立即提上日程，只是由 于日本实力不足而已，这也是福泽谕吉比那些盲目的国权 扩张论者更清醒、更高明之处。从这重要意义上讲，前期福 泽谕吉的中国观是以后对华扩张的酝酿和准备。 二、福泽谕吉中国观的第二个阶段 ———主张对华扩张，献计献策 从 1881年开始，福泽谕吉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开 始转移到如何伸张国权和与列强竞争来瓜分中国的权益。 他由对列强侵略掠夺行为不满转变为要求与列强为伍。这 一时期是福泽谕吉的中国观由对中国的批判到主张对华 侵略的转变时期。1881年 7月 29日，他在《时事小言》上提 出了“内安外竞”，说“若在现今的世界舞台上与西洋各国 人民竞争，除了兵马之力，还能依靠什么呢？应该采取武先 文后的策略”。他强调：“国际交往的根本在于实力”，于是 从主张民权转到鼓吹国权。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福泽谕吉 的中国观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主张对华扩张阶段。 （一）19世纪 8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福泽谕吉 的思想发生转变，主张侵略中国 19世纪 8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福泽谕吉从理 论反瞻现实，又从现实联想理论，对西方列强“弱肉强食” 理论最先接受并积极兜售。他惊呼：“今日之世界尚非道理 之世界，是武力之世界”[3]（第五卷，P297），“数千万言的万 国公法，可以用一声枪炮抹杀之”[3]（第五卷，P304）。本来他 指出强国侵略弱国是不能允许的，但这时却说国际关系自 古以来都是武力决定的，认为这不过是“禽兽相接，互欲吞 噬”，日本也是禽兽中的一国，或为他人所食，或是吞食他 人，总之，所能依靠的“唯有兽力”。他还对文明进行了重新 界定，说什么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国人，被吞食者是文明落 后之国，并主张“我日本应加入吞食者之行列，与文明国人 一起寻求良饵”[3]（第九卷，P195-196）。并说：“假如中国果 真不能自立，落入外人之手，那我日本人岂有袖手旁观之 理，也只有奋起逐鹿中原”[3]（第五卷，P313）。很显然，福泽 谕吉已完全站在鼓吹侵略中国的立场，为日本统治者献计 献策了。 1880年，在《时事小言》中，福泽谕吉首先提出了侵略 中国，朝鲜的“东洋政略”。这一“政略”全面阐述了日本在 东亚正处于“西洋”与“东洋”两大势力相抗衡的局面，西方 109 国家对东亚虎视眈眈，日本必须承担起“保护亚细亚东方” 的责任，“在当今的东洋各国中成为文明的中心，担当东洋 盟主，与西洋各国相抗”；甚至可以根据情况“毫不犹豫地 占领邻国的土地”[4]（第四卷，P271-272）。1882年，在《东洋 政略果真如何》一文中，他进一步揭示了“政略”的目标是 “炫耀日本的威势，不光要效法英国统治印度和支那土人， 还要使英国人受到窘迫，把东洋权柄握于我一人之手…… 在亚细亚东方出现一个新的大英帝国”[4]（第四卷，P346）。 显然，“东洋政略”就是用强权统制中国、朝鲜，把东亚变为 “不容西人鼾睡”[4]（第四卷，P333）的日本一统天下。 （二）福泽谕吉侵华策略发生变化，由“独占”变为“与 西方列强合伙” 然而，限于条件，事态发展不尽如福泽谕吉之意。19世 纪 80年代初，“东洋政略”产生时，福泽谕吉完全未把中 国、朝鲜放在眼里，自认为没有敌手，东洋霸业唾手可得。 此外，福泽谕吉当时虽然意识到东亚地区有落入西方列强 之手的可能，但却认为西方列强的行动尚未开始，因而存 在日本先行一步，在“东洋波涛（指西方列强瓜分东亚）未 起之时，就将其平覆下去”[4]（第四卷，P338），抢先实现东洋 霸业的可能。 事与愿违，一贯为福泽谕吉所不屑的中国成为“东洋 政略”实施过程的巨大阻碍，中国在抵制日本扩张时表现 出的决心和力量，超出福泽谕吉的预料。1882年 7月，朝鲜 爆发了反日的“壬午兵变”，中国清王朝乘机扩大自己的势 力，迫使日本在朝鲜退缩。壬午受挫对日本朝野震动极大， 山县有朋痛感，当前“欧洲各国距我国较远，痛痒之感并不 迫切”，而“现在我欲以力一较强弱者”正在“紧邻之处”，是 “我曾轻蔑”的清王朝[5]196。在野文人福泽谕吉与山县有朋的 感受如出一辙，他也意识到以往对中国有些轻蔑有余、重 视不足，从而改变了盲目乐观态度，把中国作为头号敌人 来对待。他开始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敌人，而不再是从前 那个可以任意驾驭的附庸，在感情上也由轻蔑发展为仇恨 和敌视。面对中国的抵制，福泽谕吉感到有些心有余力不 足，这正是他日后主张伙同西方列强共同打击中国的最初 思想动因。 此外，导致福泽谕吉侵华策略产生变化的又一原因是 东亚形势的骤变。西方列强尚未着手瓜分东亚，是日本钻 空子实现东洋霸业的前提之一，但时局发展破坏了这个条 件。1883年 5月，法国决定即使和中国开战，也要割占安 南，从而揭开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藩属的序幕。这样一来， 福泽谕吉认为日本面临新的局势，一方面，东洋霸业受中 国阻挠难以推进；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已经行动，日本若坚 持“不容西人鼾睡”的独占方针，势必在与中国为敌的同时 冒与西方列强冲撞的风险。福泽谕吉修正自己的政略，转 而主张与西方列强联合打击中国，分割东亚。1883年 9月， 福泽谕吉在《外交论》中揭示了他的新主张，他为日本外交 提出两种抉择，一是加入“文明国”行列，与文明国人共求 良饵；一是与“数千年来萎靡不振的亚洲古国为伍，同守古 风，被文明国人所吞食”[3]（第九卷，P196）。福泽谕吉当然主 张走第一条道路。在此，福泽谕吉对华扩张的策略已经改 变，与西方列强合伙为盗的政策已具雏形。 三、福泽谕吉中国观的第三个阶段 ———支持并服务于对华侵略 （一）《脱亚论》的出笼 19世纪 80年代，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日本急于搭 乘瓜分班车，却实力不足屡屡受挫，终于促成了 1885年 3 月福泽谕吉《脱亚论》的出笼。福泽谕吉的中国观开始进入 第三个阶段———对华扩张的实践阶段。 在《脱亚论》中，福泽谕吉全面阐述了“脱亚”理论，断 言日本必须择机而断，“等待邻国的开明共兴亚洲”，“毋宁 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4]（第十卷，P238-240）。福 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提出的“向文明进军”，最终竟归 结为“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福泽谕吉思想的这一变化， 是近代日本“脱亚入欧”①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在思想意识 形态上的反映。 《脱亚论》全文约 2000余字，其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无不显示出对中 国的野心和蔑视，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炫耀日本已跨入西洋文明，相形之下，中国与朝 鲜却抱残守缺，停滞不前。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即炫示日本 在亚洲特殊的“文明”地位：“我日本国虽地处亚细亚东边， 但其国民的精神却已摆脱亚细亚的固陋，而移向西洋的文 明。”接着他笔锋一转，说：“不幸的是近邻有两国，一曰支 那，一曰朝鲜，此两国人民……罔知改进之道，在交通至便 之世界，虽非未闻文明之事物，但耳闻目睹却无动于衷，其 迷恋古风旧俗之情与千百年之古无异，面临文明日新的活 剧场……傲然无有自省之念”。 第二，从上述亚细亚社会停滞论观点出发断定中国、 朝鲜必将亡国：“视此两国，面临当今文明东渐的风潮，已 无维持独立的道路可走，……自今不出数年，定将亡国，其 国土被世界诸文明国分割，此种结局，无庸质疑。” 第三，认定“唇齿相依、邻国相助”的道理对日本来说 已失去意义，唯恐西洋“文明人”因“三国地利相接之故”， 将日本与中国、朝鲜“同一视之”，造成日本“外交上的障 碍”，因此，“为今日之谋，与其等待邻国之开明共兴亚洲”， “毋宁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功进退”。文章最后宣布：“亲 近恶友者不免共被恶名”，因此要：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 友。 这篇文字简短的《脱亚论》，反映福泽谕吉中国观的根 本性变化，以后他对中国的看法基本上没有脱离这一思想。 （二）支持对华侵略 福泽谕吉还是一个典型的穷兵黩武主义者，也是日本 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他在《通俗国权论》一文中说 过：“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 弹药”，表明了他对武力的崇尚。他在不少文章中无所顾忌 地大谈战争的好处、打仗的好处。他反复强调：“和外国的 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 在 1894 年 9月发表的题为《支那庞大，但不足惧》一 110 文中，福泽谕吉认为日本有些人担心要使中国那样的大国 屈服并非那么容易，他表示反对这种看法。他说：“支那虽 号称大国，但其政治组织已从根本上腐败，国民的团结不 巩固，表面上属于大清帝国皇帝治下的大部分版图，其实 是半独立状态，……从一般的地理书上看，那个国家地广 人多，但由此判断他们拥有几倍于日本的兵源，那就大错 特错了。支那军队号称百万，实不足信。支那人的毛病是喜 欢虚张声势，不过是出动一两万的兵力就声称几十万，古 来笔法即如此。”他还分析了中国兵训练不足，不过是由乞 丐流民组成的乌合之众，因而，“大国之大，在彼不足赖，在 我不足惧，总之，我希望对支那加以损害，要迅速、要广泛、 要大”。 福泽谕吉还分析了日本所具有的优势，强调日本具有 精兵强将，一定可以打胜。“如支那的战争若不能取胜，我 日本人自今后不但永远受支那凌辱，也会被世界各国所轻 侮欺凌，最终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如果打胜的话，则我日 本的国威不仅可以炫耀于东方，也会令远方的欧美各国所 敬畏。取消制外法权不必说，作为万事[与西洋]平等的文明 富强国，会永远被东方奉为盟主。”他还鼓动说：“为了实现 这一希望，我们的身家性命不足贵，愿直接进军北京决一 死战；我们的财产也不足爱，愿全部充作军费。举日本全国 之力即可达到目的。” 福泽谕吉就是这样，一边口口声声“文明”，一边煽动 日本政府和军队将侵略战争推上中国大陆。这就是福泽谕 吉所提倡的传播“文明”的途径和手段，也清楚地表明了他 所谓的“文明”究竟是何种东西。在福泽谕吉的有关思想言 论中，有着军国主义的全部基本特征———对天皇制专制集 权的推崇，对“御亲征”的热望，鼓吹国家体制的军事化，动 员国民踊跃参军，鼓动国民为战争捐款等等，他还在不少 文章中动辄自称日本为“军国”。特别是，福泽谕吉的思想 言论中有着军国主义者的非理性、疯狂性和冒险性的特 征。甲午中日战争中他极力主张日本军队攻略中国“四百 余州”，在当时看来就是一个极大胆和冒险的想法，刚刚维 新改革三十年的日本当时显然尚没有足够的国力做到这 一点，但福泽谕吉，却异想天开地认真地向日本政府提出 了这样的建议，这从一个方面暴露了以传统日本武士道精 神为内核、以近代“文明”相标榜的近代军国主义的非理性 和冒险性。 从《文明论概略》发表的 1875年，到《脱亚论》出笼的 1885 年仅 10 年，10 年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极其短暂 的。但是对福泽谕吉来说，却经历了从被迫民族到压迫民 族的思想巨变。在明治专制政府的主导下，日本民族走的 是一条通过侵略东亚邻国来增强自己的国际地位，从而取 得自身民族独立并旋即跻身帝国主义阵营的“脱亚入欧” 的道路。撰写《脱亚论》的福泽谕吉，正是日本民族这一历 史道路的思想代言人和见证人。《脱亚论》可视为近代日本 与亚洲其他国家分道扬镳的“绝交书”。它浸透了对亚洲邻 国极其蔑视的民族利己主义精神。福泽谕吉已被扩张侵略 迷惑了视界，他作为一位思想家，对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 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福泽谕吉虽然终生在野不仕，但他不是一个普通人 物，他一直以民间学者文化人的身份开办学校、编辑报纸、 著书立说，其实际影响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个政治家或其他 方面的人士。一百年来日本主流舆论奉福泽谕吉为“日本 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他的肖像 一直印在日本面额最大的纸币，即一万元纸币上。统观明 治以来直到 1945年日本战败的八十多年见日本所走过的 历程，就会发现福泽谕吉的影子无处不在。日本所走的道 路基本上就是福泽谕吉所设计的脱亚入欧，以欧洲列强的 方式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所谓“近代 文明国家”的道路。然而，福泽谕吉为日本所设计的以对外 侵略来扩张国权的道路，虽然曾给日本带来了一时的“荣 耀”，但却给中国等亚洲国家带来了长期深重的灾难，也最 终使日本走向失败的深渊。如何对待和使用福泽谕吉给日 本人留下的思想遗产，足令后代人三思。很多日本人可能 只注意到他把日本引向近代化的特殊贡献，而忽视了他把 日本引向军国主义的历史过失，这不利于对福泽谕吉的全 面理解。本文对福泽谕吉的中国观加以论述和展开，暴露 其思想的灰暗面，并不是要对其全面否定。 重提福泽谕吉的中国观，可以从思想上把握日本发动 侵略战争的基本特征，即打着“文明”的幌子，从事列强的 勾当。连福泽谕吉这样的思想家都直言不讳地叫嚣通过扩 张获取权益，那些军国主义者肮脏心理就更不用说了。可 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戴着“大东亚共荣圈”的花环被彻底埋 葬之前，很多日本人并不清楚他们思想中早已被灌输进侵 略扩张的意识，不少人成为侵略战争的牺牲品。因此，要从 根本上清除日本一些人的错误认识，单靠批判战争是解决 不了的，还必须深挖日本走向侵略扩张的思想根源。 注释： ①“脱亚入欧”这一用语最早见于 1887年内山正如写的《日本的舆论》。福泽谕吉本人未使用过此说，但基本思想却是相同的。 参考文献： [1]福泽谕吉. 劝学篇[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2]福泽谕吉. 文明论概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3]庆应义塾. 福泽谕吉全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4]福泽谕吉选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5]售夫清三郎. 日本外交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