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范蠡

论　范　蠡 孟祥才 内容提要:在春秋末年, 范蠡无论是在功业、思想方面, 还是情操、品格方面, 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英才。然而, 不仅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他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而且在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中他也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有的学者指出,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三: 一是他未能忠于一君到底; 二是他弃官经商; 三是他带西施姑娘出走。本文认为, 这三者恰恰是范蠡不同流俗的过人之处, 正是他之所以拔出同列、独放异彩的地方。第一,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人才流动的最好时代之一, 各国君主普遍礼贤下士, 众多的文武之士更是择主而仕。面对一个不念恩义, 对功臣宿将随意诛伐的君主, 范蠡的离去是明智的选择, 同时也说明他具有可贵的叛逆精神。第二, 范蠡弃官经商也不应受到指责。这不仅因为当时还未形成“重本抑末”的社会风气, 而且弃官经商, 发财致富, 较之贪官污吏不啻高尚千百倍, 况且他致富后不忘宗族邻里乡党。第三, 在《国语》、《史记》等严肃的历史著作中根本看不到西施的影子, 很有可能是好事之徒造出来的。即使范蠡确实带走西施, 也不能影响对范蠡的肯定评价。第四, 范蠡具有丰富而深邃的商品经济理论, 是不亚于管仲的大经济学家。 公元前522 年, 楚国贵族公子伍员(字子胥) 在父兄被平王双双诛杀的惨剧中, 机智地逃往吴国, 开始了攻楚复仇的积极谋划。楚国为了对付吴国, 极力支持越国同吴国为敌。于是, 在长江中下游广阔的地带, 吴、楚、越三国展开了空前剧烈的赌国家命运的争霸战争。一批命士之杰阖闾、夫差、孙武、伍员、申包胥、勾践、范蠡、文种等, 在这场长达50 余年的激烈、复杂、惊心动魄、高潮迭起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中, 做了极其精彩的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演, 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智慧、军事谋略和外交才干。其中的大部分人在建树了辉煌的功业后悲惨地死去,只有范蠡功成身退, 辞官经商, 悠游岁月, 得以寿终正寝。当公元前473 年吴王夫差在越王勾践的胁迫下自杀身死, 勾践以自己登上霸主的宝座顾盼自雄的时候, 春秋时期威武雄壮的大国争霸的活剧也接近落幕了。 在吴越争霸的生死搏斗中, 实际上是四个韬略超群的人物斗智斗力, 他们是吴王阖闾、夫差的谋主伍员、孙武, 越王勾践的谋主范蠡、文种。当孙武、伍员、文种等人一一惨死在他们为之立下不朽功业的君王之前的时候, 范蠡却悄然离去,自由自在地从事着他所钟爱的种植与商贸事业。他是在这场血雨腥风的斗争中唯一一个不曾失败的英雄, 他的事功、思想、情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理应引起人们的兴趣与关注。 一 范蠡的史迹散见于《国语》中的《越语》、《吴语》,《史记》中的《吴太伯世家》、《越王勾践世家》、《货殖列传》,以及《吴越春秋》、《越绝书》等。范蠡是楚国宛城(今河南南阳) 三户人, 史籍所记载的他的形象, 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勇敢坚毅的军事家、多谋善断的谋略家、纵横捭阖的外交家、才气超群的思想家、独具只眼的天文学家和亿纪则必中的大企业家。从其对君主的忠贞、对国家的责任感, 他颇似儒家; 从其鼓吹顺天地自然而求人事之成功, 他接近道家; 从其机智权变, 巧于应付, 他类似纵横家; 从其对敌人的残酷无情, 不假辞色, 他又酷似法家。春秋末期, 文化下移, 思想界正酝酿着一次辉煌的超越, 当孔子在北方的鲁国创立儒家学说, 为子学的勃兴而“金鸡一鸣天下晓”之时, 范蠡则以其流光溢彩的思想在遥远的东南发出有力的回应。 范蠡的政治智慧、军事才干和权谋韬略, 突出表现在他襄赞越王勾践雪会稽之耻, 翦灭吴国的全过程。 公元前494 年(周敬王二十六年, 鲁哀公元年) , 越王勾践在其即王位的第三年, 就按奈不住扩张的野心,准备征伐吴国。范蠡深知越国同吴国开战, 时机与条件均不成熟, 不具备取胜的希望, 劝他切勿冒险犯难, 范蠡的规戒是用极富哲理的语言表述的: “持盈者与天, 定倾者与人, 节事者与地。⋯⋯天道盈而不溢, 威而不骄, 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 是谓守时。天时不作, 弗为人客。人事不起, 弗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 未威而骄, 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 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 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 将妨于国家, 靡王躬身。”① 然而, 此时的勾践已被自己幻化的胜利前景陶醉得忘乎所以, 对范蠡的逆耳之言怎么也听不进去, 决心一意孤行, 实施征吴计划。范蠡眼看勾践即将给越国招来一场灾难, 于是毫不犹豫地再次进谏:“夫勇者, 逆德也; 兵者, 凶器也; 争者, 事之末也。阴谋逆德, 好用凶器, 始于人者, 人之所卒也; 淫佚之事, 上帝之禁也, 失此者, 不利。”②不管范蠡如何言之谆谆, 但勾践却听之藐藐。他决心铁定, 伐吴之举, 犹如在弦之箭, 不可抑止。而此时的吴王夫差, 在伍员、孙武等的辅佐下, 正为报杀父之仇而厉兵秣马, 吴军准备充分, 士气高昂, 正严阵以待, 迎击越军。越军发动进攻, 双方激战于五湖(今太湖) , 越军一败涂地, 狼狈逃回越国。吴军乘胜直追, 连战皆捷。勾践最后只剩下5000 疲惫之卒, 退保会稽山。眼看亡国在即, 社稷难保, 勾践只得向范蠡求教摆脱危机的方略。范蠡明白, 事到如今, 只有对吴国低首下心, 委屈求和, 以待时来运转。他教给勾践的方针是:“卑辞尊礼, 玩好女乐, 尊之以名, 如此不已, 又身与之市。”③勾践即遣大夫文种至吴军求和, 卑辞厚礼, 通过贿赂吴国权臣伯喜否,终于说通夫差答应保留越国社稷。之后, 范蠡建议由文种留守越国, 行政抚民, 自己则陪伴勾践夫妇一起到吴国, 为吴王做了三年服役的奴隶。由于勾践与范蠡在夫差面前装得特别恭顺、矫情, 骗取了夫差的信任。三年之后, 夫差恩准勾践与范蠡一同返国。范蠡在越国最危难时刻的表现赢得了勾践的绝对信任。返越后, 勾践即请教范蠡如何刷新政治, 安定民生, 富国强兵。范蠡要求勾践“节事者与地”, 即效法大地, 顺时养生, 抚民保教,力图振兴, 以待吴国可乘之隙。他说: “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 其事不失。生万物, 容畜禽兽, 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恶皆成, 以美其生。时不至, 不可强生; 事不究, 不可强成。自若以处, 以度天下, 待其来者以正之, 因时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 除民之害, 以避天殃。田野开辟, 府仓实, 民众殷。无旷其众, 以为乱梯。时将有反, 事将有间, 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 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无间, 时无反, 则抚民保教以须之。”④ 显然, 范蠡这段寓意深长的话定下了此后越国生聚教训, 自力更生, 发愤图强, 报仇雪耻的总战略和总政策。勾践真诚地愿将整个越国托付给范蠡, 要他全盘秉持国政, 率意而行。但是, 范蠡认为在行政理民方面文种比他更内行, 建议由文种主内, 由他专注对外事务, 即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战守与和平。他颇有点自负地说:“四封之外, 敌国之制, 立断之事, 因阴阳之恒, 顺天地之常, 柔而不屈, 强而不刚, 德虐之行, 因以为常, 死生因天地之形, 天因人, 圣人因天, 人自生之, 天地形之, 圣人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 取地而不反, 兵胜于外, 福生于内, 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 种亦不如蠡也。”⑤此后, 勾践依照范蠡谋划的总方针, 卧薪尝胆, 励精图治, 采取了一系列安定民生, 奖励生育, 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的政策。勾践以身作则, 与臣民攻苦食啖, 全国士农工商, 同仇敌忾, 决心一战而雪会稽之耻。返国后的勾践, 复仇心切, 期望早日实施伐吴的计划。返越的第四年(前486年) , 勾践就伐吴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征求范蠡的意见。范蠡告诉他, 天时未到, 不能轻举妄动:“上帝不考, 时反是守, 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 反受其殃, 失德不名, 流走死亡。有夺, 有予, 有不予, 区无蚤图。”⑥下一年, 勾践见吴王奢淫无度,“乱民功, 逆天时, 信谗喜优, 憎辅远弼”, 认为伐吴的时机已到, 再次征求范蠡的意见, 范蠡仍以“天时未至”作答。公元前484 年(鲁哀公十一年) , 是勾践返国的第六个年头, 吴国君臣反目, 极力主张灭掉越国的伍员被勒令自杀。勾践认为伐吴的时机成熟, 向范蠡征询意见。范蠡再次以“天地未形”对之, 不同意立即发动征吴战争。第二年, 吴国蟹食稻, 农业歉收, 百姓饥贫, 勾践认为天时人事均对越国有利, 于是再次征询伐吴的意见,范蠡仍不同意, 理由是“天应至矣, 人事未尽”。这次, 勾践被深深地激怒了, 他怀疑范蠡故意拖延伐吴的时日,气愤地质问说:“道固然乎? 妄其欺不谷邪? 吾与子言人事, 子应我以天时; 今天应至矣, 子应我以人事, 何也?”范蠡平心静气地劝慰勾践, 此时伐吴时机之所以尚未成熟, 原因是天时、地利、人事三者还未相参。因而不仅仍须耐心等待, 而且自己还应制造荒淫奢侈的假象, 以麻痹吴国君臣, 使之放松警惕, 诱导他们向最荒唐的方向发展, 以便造成伐吴的最佳条件:“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 然后乃可以成功。今其祸新民恐, 其君臣上下, 皆知其资财之不足以支长久也, 彼将同其力, 致其死, 犹尚殆。王其且马骋弋猎, 无至禽荒; 宫中之乐, 无至酒荒; 肆与大夫觞饮, 无忘国常。彼其上将薄其德, 民将尽其力, 又使之望而不得食, 乃可以致天地之殛。”⑦ 公元前476 年(周元王二年, 鲁哀公十九年) , 伐吴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一方面, 越国经过近20年的精心准备,国力强大, 君臣同心, 民气昂扬, 另一方面, 夫差倾全国之力, 北上中原争霸, 使国力严重消耗, 后方空虚,“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 吴国精兵从王, 惟独老弱与太子留守”⑧, 且国内君臣、君民之间矛盾重重, 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于是范蠡建议勾践立即兴兵伐吴。越国“乃发习流二千人, 教士四万人, 君子六千人, 诸御千人”⑨, 以突然的奇袭, 攻至区湖。吴国仓促应战, 太子被杀。夫差急忙自黄池回军, 双方在吴都对峙。吴军复仇心切, 反复向越军挑战。范蠡审时度势, 主张对吴军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 对吴军的挑战不予理会。他对勾践说: 　　“臣闻古之善用兵者, 赢缩以为常, 四时以为纪, 无过天极, 究数而止。天道皇皇, 日月以为常, 明者以为法, 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 阴至而阳; 日困而还, 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 因天地之常, 与之俱行。后则用阴, 先则用阳; 近则用柔, 远则用刚。后无阴蔽, 先无阳察, 用人无艺, 往从其所。刚强以御, 阳节不尽,不死其野, 彼来从我, 固守勿与, 若将与之, 必因天地之灾, 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尽其阳节, 盈吾阴节而夺之。宜为人客, 刚强而力疾, 阳节不尽, 轻而不可取。宜为人主, 安徐而重固, 阴节不尽, 柔而不可追。凡阵之道, 设右以为牡, 益左以为牡, 蚤晏无失, 必须天道, 周旋无穷, 今其来也, 刚强而力疾, 王姑待之。”⑩ 上面一席话, 突出表现了范蠡深厚的军事素养和高超的智谋韬略。他深谙吴国的国势军力, 知道她已是强弩之末, 经不起持久对峙的消耗。只要不理会其挑战, 对吴军采取围而不战的策略, 必然不断增强其心理压力,就会使之导致最后的崩溃, 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公元前473 年, 吴军全线崩溃, 首都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即被越军攻克。吴王夫差带领他的嫔妃、大臣, 携带大量珍宝, 在一支敢死队的保护下, 逃到姑苏台上固守, 同时派出使者向勾践乞和, 祈望勾践也能象二十年前自己对他那样宽容, 允许保留吴国社稷; 而自己也会象当年的勾践一样倒过来为之服役。看着吴国君臣乞哀告怜的样子, 勾践的复仇心理得到很大的满足, 他甚至想答应吴国的请求。但此时的范蠡却丝毫不为所动, 力劝勾践拒绝吴国的求和之请:“臣闻之, 圣人之功, 时为之庸, 得时不成, 天有还形。天节不远, 五年复反, 小凶则近, 大凶则远。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则不远。’今君王不断, 其忘会稽之事乎?”⑾一席话虽然使勾践坚定了灭吴的初衷, 但是, 以后由于吴国求和的“使者往而复来, 辞愈卑, 礼愈尊”, 就使勾践又陷入犹豫之中。范蠡为了使勾践不再动摇, 只得再一次进谏, 以激烈的言辞刺激他:“孰使我蚤朝而晏罢者, 非吴乎? 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 非吴邪? 夫十年谋之, 一朝而弃之, 其可 乎?”⑿勾践认为范蠡的道理讲得特别充分, 就把对付吴王及其残余势力的事宜交给他全权处理。范蠡于是“左提鼓, 右援枪”, 以胜利者的雄姿出现在吴国使者王孙名隹面前, 义正辞严地宣告:“昔日上天降祸于越, 委制于吴, 而吴不受。今将反此义以报此祸, 吾王敢无听天之命, 而听君主之命乎?”⒀王孙名隹尽管身为败国之使, 但毫 不示弱, 严厉谴责范蠡是“助天为虐”, 警告他不要为“不祥之事”。范蠡不再答话, 也不再向勾践请示, 而是“击鼓兴师以随使者, 至于姑苏之宫, 不伤越民, 遂灭吴。”⒁ 吴国灭亡了, 越王勾践成为春秋争霸战争中最后一个执时代之牛耳的叱咤风云的英雄。在长达20 多年吴越两国的生死较量中, 范蠡作为勾践的头号谋主, 充分展示出自己作为军事谋略家和智勇兼备的统帅的风彩。他高瞻远瞩, 洞悉世事, 所谋必中; 他坚韧不拔, 意志如钢, 一旦选定目标, 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没有丝毫的犹 豫逡巡; 他沉毅果决, 耐得往屈辱, 善于选择最佳斗争时机。当伐吴条件不具备时, 任凭勾践狂燥暴跳, 他也不为所动, 而是晓之以理, 苦撑待夂亦; 而一旦时机成熟, 他又迅如脱兔, 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 直到致敌于死命。对于敌手, 他冷若冰霜, 残酷无情, 既不相信眼泪, 也不怜悯死亡,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他心目中, 最后的胜利高于一切。为此, 可以不择手段, 不讲信义, 两面三刀, 出尔反尔。在吴越搏战的20多年中, 尽管斗争无比惨烈, 不时处于千钧一发的险境, 但范蠡却能处变不惊, 应付裕如, 他是“每逢大事有静气”, 充满自信, 胸有成竹,举重若轻, 游刃有余。政治舞台上的范蠡, 犹如一位高明的乐队指挥, 潇洒自如地指挥着他庞大的乐队, 奏出和谐美妙的乐章。他的斗争艺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锤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二 　　吴国灭亡后, 勾践礼葬自杀身死的吴王夫差, 诛杀吃里扒外的奸佞之辈吴国太宰伯喜否。之后, 在范蠡的谋划下, 勾践“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 号令中国, 以尊周室”⒂, 登上他梦寐以求的霸主的宝座。范蠡也因功被任命为上将军, 位极人臣, 其政治生涯达到极峰。依人之常情, 此后的范蠡就应该心安理得地享受他应得的荣华 富贵了。然而,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范蠡却采取了一个似乎有悖于常理的惊世骇俗的行动, 功成身退, 对于到手的官位、权力、财富和荣誉弃之如敝履,“范蠡以为大名之下, 难以久居, 且勾践为人, 可与同患, 难于处安”⒃, 于是上书勾践, 决定辞官去职:“臣闻主忧臣劳, 主辱臣死。昔日君王辱于会稽, 所以不死, 为此事也。今既已雪耻, 臣请以会稽之诛。”⒄话虽说得委婉含蓄, 但去意明确。勾践览奏, 出乎意料, 震惊之余, 威胁说:“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 不然, 将加诛于子。”勾践的态度早在范蠡的意料之中, 但他决心已定, 对勾践的威胁以掷地有声的六个字作了回答:“君行令, 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 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⒅。当勾践知悉其出走的消息时, 范蠡已经乘风破浪, 航行在万顷波涛之上。勾践知道范蠡已经与自己决绝, 但自己对他的功劳应有所表示, 于是下令以环会稽三百里作为范蠡的奉邑。此举自然只有象征意义, 是做给其他臣子看的。范蠡到齐国后, 没有忘记与他共过患难的老朋友文种, 他千里致书, 劝文种赶快离开越国, 以免遭杀身之祸。书中说:“蜚鸟尽, 良弓藏; 狡兔死, 走狗烹, 越王为人长颈多喙, 可与共患难, 不可与共乐, 子何不去?”⒆ 文种接书后, 半信半疑。他一方面认为自己功劳显赫, 在臣民中有崇高的威望, 勾践不见得忍心杀他, 另一方面也不愿抛弃刚刚享受到的荣华富贵, 因而没有当机立断, 尽快离开越国, 只是对勾践采取消极态度,“称病不朝”。这时有人向勾践进谗言, 诬陷文种“作乱”。此时的勾践已经感受不到敌国的威胁, 也就不需要治世之能臣为之服务了, 于是残忍地赐剑给文种说:“子教寡人伐吴七术, 寡人用其三而败吴, 其四在子, 子为我以先王试之。”⒇文种面对绝情的勾践, 悲愤莫名地伏剑自杀了。文种是与范蠡相伯仲的名臣, 范蠡认为其治国抚民的才具超过自己。据《越绝书·内经九术》的记载, 文种为勾践贡献的是“灭越九术”而非七术, 其内容是:“一曰尊天事鬼, 二曰重财币以还其君, 三曰贵籴粟禾 高以空其邦, 四曰遗之好美以荧其志, 五曰遗之巧匠, 使起宫室高台,以尽其财, 以疲其力。六曰贵其谀臣, 使之易伐, 七曰强其谏臣, 使之自杀, 八曰邦家富而备器利, 九曰坚甲利兵以承其弊。”勾践在灭吴的全过程中, 的确是充分运用了文种的“九术”, 配以范蠡的军事和外衣谋略, 才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个九术, 显示了文种过人的才智和老谋深算。然而, 文种却同当时一般追逐富贵利禄的文武之士一样, 陷入了“当局者迷”的误区。他只知道自己凭才干与功劳可以从君主那里市得富贵利禄, 并把它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人生追求, 却忽视了重要的一点: 君主既有权给予臣子富贵利禄, 同时也有权随时收回富贵利禄, 还可以牺牲那些功高震主的臣子的生命以维护自己君位的安全, 正因为如此, 历史上才一再上演兔死狗烹的悲剧。 伍员、文种等人, 就才能而言, 都是当时的出类拔萃之辈, 他们的事功的确展示了人生辉煌的一面。然而,他们在建立了不世之功以后, 都悲惨地走向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他们并非不了解官场的黑暗和仕途的险恶,也并非不知道“伴君如伴虎”的古训, 他们之所以有个悲剧的结局, 一是痴迷富贵利禄不能自拔, 二是自信自己的聪明才智足以摆脱任何困厄。他们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反观范蠡, 尽管就才能而言与上述二人不分轩轾, 各有千秋, 但是, 他对君臣关系明若观火的洞察和对官位利禄的淡漠的态度, 上述二人却难以其望项背。在范蠡身上, 透出了他对人生价值理想的特殊理解。尽管他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踽踽独行, 但是, 他却一直坚持自己独立的人格, 坚持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在越国面临亡国危险, 勾践处境最困难的时候, 他坚定地留下来, 与之一起受辱, 一起奋斗, 一起谋划艰难的崛起。终于一战而雪会稽之耻, 为越国和勾践赢得了无上 荣光, 也展示了范蠡对日月可表的耿耿忠心, 世罕其后的才智、勇毅和果敢。作为一个臣子, 他已经完美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不欠勾践的一分一毫, 他无愧于越国和勾践。但是, 范蠡又反对愚忠, 反对臣子将自己象金银财宝一样一劳永逸地出卖给君主。他坚持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他的生命与智慧不属于任何人, 而只能属于他自己。由此出发, 范蠡对勾践发出的威胁嗤之以鼻, 我行我素, 毫无顾忌地离开了越国的王廷。在勾践看来, 生活在越国界内的任何人都是他的奴才, 他对之都有生杀予夺之权。但是, 在范蠡的观念中, 每个人都 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独立的意志, 都有权决定自己的进退出处, 别人不应该也无权干涉。既然留在越国已经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 并且连生命也时时处在危殆中, 自己就完全没有必要坐以待毙, 无辜牺牲。这时, 毅然离开是一种最明智的选择。在范蠡看来, 臣子对君主的忠诚不应该是绝对的, 无条件的, 这个君主起码自己有所作为又能知人善任, 臣子在其麾下服务, 立功可以不受奖, 但起码不应该遭到诛杀。一个臣子有对君主选择的权力, 这就是所谓“择木而木妻”。因此, 他不必要也不应该对一个喜怒无常的君主忠心到底。当一个君主变得暴戾恣睢, 昏庸无能, 刚愎自用, 拒谏饰非, 听不进逆耳之言, 甚至滥杀无辜, 达到不可救药的程度时, 一个臣子为什么还必须忠于他, 并以自己毫无价值的牺牲去换取忠臣孝子的美名呢! 范蠡出走越国的行动之所以值得珍视, 是因为此一行动体现的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 在人的生命, 人的尊严还被统治阶级普遍漠视的情况下, 范蠡身上所体现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不啻报春的燕子, 特别难能可贵, 应该大书而特书。 三 　　范蠡离开越国后, 来到齐国, 隐姓埋名, 自号“􏫎夷子皮”即盛酒的皮袋子, 在海边住下来, 自食其力,“耕于海畔, 苦身戮力, 父子治产, 居无何, 致产数十万”（21）, 可以想见他经营有方。齐国贵族知悉范蠡的真实身份以后, 钦佩他的才能, 聘他做了齐国相。据各种情势推断, 他在齐国为相的时间不长, 也没有留下显著的政绩, 就又辞官了。他辞官的理由很简单, 用他自己的话说:“居家则致千金, 居官则为卿相, 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详。”于是交出相印,“尽散其财, 以分与知友乡党”, 然后悄然远行, 来到陶(今山东定陶) ,“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 为生可以致富矣” (22)。他自号陶朱公, 父子家人宾客, 各司其职, 利用陶为天下之中的优越的地理位置, 进行大规模的商贸活动,“逐什一之利, 居无何, 则致赀累巨万” (23),“十九年之中, 三致千金, 再分散于贫交疏昆第, 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24)成为闻名天下的富商大贾, 活了七十多岁, 得以终其天年。在今日山东的定陶、枣庄、滕州和肥城, 都有陶朱公的坟墓。由于范蠡后半生主要从事商贸活动, 不少地方留下了他的足迹, 因而一些地方附会其古迹并不奇怪。据唐人《括地志》记载, 范蠡真实的坟墓在位于今日山东肥城的陶山, 墓址选在松柏覆盖的向阳的山坡上, 当年, 它背靠半环形的险峻的山岭, 面对波涛浩淼的湖水, 林壑幽深, 人迹罕至, 比较符合范蠡不慕荣华, 漠然处世的品格。范蠡之所以成为中国人公认的商人之鼻祖, 一是因为他经商致富, 三致千金,“子孙修业而息之, 遂至巨万”, 是一个成功的富商大贾。二是因为他总结出一套经济理论, 是不亚于管仲的大经济学家。范蠡的经济思想比较丰富。他当时已经朦胧地意识到, 包括经商在内的人的活动, 必须顺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才能成功。他对急于伐吴、盲动冒险的勾践说,“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 然后乃可以成功”, 如果“逆于天而不和于人”, 任意妄为, 则必然失败。《史记·货殖列传》所引的“计然之术”比较集中地反映 了范蠡的经济理论: 　　“知斗则修备, 时用则知物, 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 穰; 水, 毁; 木, 饥; 火, 旱。旱则资舟, 水则资车, 物之理也。六岁穰, 六岁旱, 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 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 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 下不减三十, 则农末俱利, 平粜齐物, 关市不乏, 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 务完物, 无息币。以物相贸易, 　腐败而食之货勿留, 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 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 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 贱取如珠玉, 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不可否认, 这里范蠡对于农业丰歉的认识尽管还带有形而上学的循环论色彩, 但反映了他对自然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发展规律的探索。因为农业的丰歉在很大程度上受天候条件的制约, 掌握了天候的变化规律, 也就掌握了农业丰歉的规律。这对一个国家备战备荒, 保持社会稳定, 在任何艰难险峻的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范蠡强调本末俱利是其经济理论的一大特点。他要求既不谷贱伤农, 也不要谷贵伤工商, 因为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稳定, 需要调动农与工商双方的积极性。他认为谷价在三十至八十之间波动是正常的, 超出这一范围, 国家就应以平籴的政策进行干预。农末俱利的观点是范蠡首次提出来的, 其平籴政策为战国时李悝和后世不少封建皇朝所继承, 成为一项利国利民影响深远的政策。只是后世的传统经济思想过于强调“重本抑末”, 丢掉了范蠡“农末俱利”的理论精华。范蠡商品经济的理论丰富而深邃。如他认为商品“贵上极则反贱, 贱下极则反贵”, 不仅是对商品运行规律的认识, 而且包含着对价值规律的朦胧猜测。正常的商品价格只能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太贵与太贱都背离价值。范蠡还认为, 商业活动尽管充满风险, 有其捉摸不定的一面, 但毕竟有规律可寻, 因为商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他主张在准确预测商情的基础上, 运用“积蓄”原理, 在商品流通中通过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换, 获取最大利润。为此, 要贝宁物以“待乏”,“旱则资舟, 水则资车”, 但又不能屯积居奇, 物价看涨时不能惜 销, 必须加快货物与资金的周转, 并以高质量的货物去赢得市场,“务完物, 无息币”。物价涨到一定水平即有利可图时要毫不犹豫地抛出; 相反, 物价跌至一定程度时则大力收购。这就是“贵出如粪土, 贱取如珠玉, 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范蠡这些对商品运行规律的认识十分难能可贵, 可惜在中国封建社会里, 由于“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思想占据主导地位, 范蠡的商品经济意识未能发扬光大。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 生活于春秋末年的范蠡, 无论从功业、思想、情操、品格那一方面看, 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英才, 然而, 不仅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他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而且在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中他也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 在不少思想史著作中, 他甚至成为无人问津的盲点。有的学者指出形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有三: 一是范蠡未能忠于一君到底, 违背了封建道德对臣子的要求; 二是他弃官经商, 选择了封建社会士大夫们所鄙视的“贱业”; 三是他带西施姑娘出走, 生活不够检点。其实, 这三者恰恰是范蠡不同流俗的过人之处,正是范蠡之所以拔出同列、独放异彩的地方。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人才流动的最好时代之一, 各国君主普遍礼贤下士, 众多的文武之士更是不惮奔走列国之间,“择主而仕”。卿士们的观念是, 合则留, 不合则去, 不必从一而终。面对一个不念恩义, 对功臣宿将随意诛伐的君主, 范蠡的离去不能不说是明智的选择。不要说当时还 没有臣子对君主从一而终的道德要求, 即使有此要求也是不合理的“愚忠”观念。范蠡敢于蔑视这一观念, 正说明他具有可贵的叛逆精神。范蠡弃官经商也不应受到指责。第一, 当时还未形成“重本抑末”的社会风气, 富商大贾有着与国君分庭抗礼的崇高地位。第二, 弃官经商, 发财致富, 较之贪官污吏贪赃枉法、盘剥百姓不啻高尚千百倍, 何况范蠡致富不忘宗族邻里乡党, 轻财好施, 赢得了百姓广泛的赞誉呢! 至于范蠡与西施的关系, 我们认为, 这个西施很有可能是好事之徒造出来的, 因为在《国语》、《史记》等严肃的历史著作中根本看不到她的影子。退一步说, 即使此事确实存在, 也不能影响对范蠡的肯定评价。因为当时的达官贵人大都是美女环绕, 妻妾成群, 我们没有必要苛求于范蠡。再说, 如果范蠡与西施二人真象戏剧小说描述的那么彼此钟情,就是难得的爱情佳话, 就更不应受到谴责了。 总而言之, 范蠡是一个思想与性格特别鲜明的历史人物, 他的有关商品的理论有不少精华, 认真深入地进行开掘和研究, 对于发展今天的商品经济可以提供许多具有积极意义的资鉴。 注: ①②③④⑤⑥⑦⑽⑾⑿⒀⒁《国语·越语》。 ⑧⑨⒂⒃⒄⒅⒆⒇(21)(22)（23）《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4)《史记·货殖列传》。 责任编辑、校对　崔明德 PAG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