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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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后，一位与姚雪垠有争执的作家在回忆录中提到，当年姚雪垠“有一件公案”，还说：这件公案“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文艺界人士，大半是知道的，总之，在这件事发生后，文艺界舆论哗然，传闻纷纷，以致上海当时文艺界的一切公开活动都不邀请他参加。”（参看《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李蕤文） 　　什么了不得的“公案”，竟从政治上宣告了作家姚雪垠的死刑。为什么事隔这么多年，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澄清事情的真象，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谜！ 　　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们钻进图书馆，钻进档案馆，在堆积如山的故纸堆中翻捡；我们走访专家，询问“知情者”，在茫茫人海中搜寻——我们把重点放在解放前几年，寻求所有与姚雪垠有关的线索，把所有与姚雪垠有过论争，有过嫌隙，有过猜疑的人与事都滤了一遍。结果，我们发现了：这桩“公案”与胡风对姚雪垠的“清算”有关！ 　　1944年4月，身任中华文协研究部部长的胡风在第六届年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在这篇文章里，他号召“发动在明确的斗争形式上的文艺批评”，以反对各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这篇论文是他发动抗战文坛“整肃”或“清算”运动的动员令。 　　1944年7月，胡风组织了一批文艺批评文章，复旦大学学生石怀池批评碧野《风砂之恋》和姚雪垠《戎马恋》的文章在《新华日报》副刊“批评和介绍”专栏上发表。 　　1944年底，胡风在《希望》第1期上发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舒芜的《论主观》，高扬起反对“客观主义”的大旗，把“整肃”运动提高到与“机械－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哲学的高度。同年，他组织石怀池、路翎等批评姚雪垠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在这一轮批判浪潮中，姚雪垠被打成“娼妓作家”和“色情作家”。 　　1945年1月，胡风致信路翎“赶写”文章批判姚雪垠的《戎马恋》。同年6月，胡风再次致信路翎批判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等作品。路翎遂在《希望》上发表《市侩主义的路线》，署名未民。文章指斥姚雪垠为“客观主义”和“投机主义”的典型代表。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延安“抢救”运动中有人攀咬姚雪垠为国民党“特务”的流言传到重庆，文艺界同人对他避而远之。 　　1945年12月，邵荃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略论文艺的政治倾向》，批评胡风的某些文艺理论观点，但赞同他们对姚雪垠作品“色情”和“抗战八股”的批评。 　　1946年3月，龚莺在《中原·希望·文艺杂志·文哨联合特刊》第１卷第４期上发表《骑士的堕马》，批判姚雪垠的中篇小说《戎马恋》。这个刊物是重庆左派刊物的大本营。随后，全国的进步刊物都开始“清算”姚雪垠。 　　1946年3月，辛冰发表文章《我所知道的姚雪垠》，诽谤姚雪垠人格。 　　1946年5月前后，姚雪垠路经重庆，找徐冰辩诬“特务”问题。 　　1947年5月，姚雪垠在北平《雪风》第3期上发表《论胡风的宗派主义——〈牛全德与红萝卜序〉》，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系统批评“胡风派”的文章。 　　1947年9月，胡风组织对姚雪垠的反击，阿垅在《泥土》第4期发表《从“飞碟”说到姚雪垠的歇斯底里》，文章按照胡风指示揭露姚雪垠的“生活关系”，暗示姚雪垠与国民党的关系。胡风收到阿垅的文章后，又转给楼适夷主编的《时代日报·文化版》发表，并信告阿垅，“这个公案算是告一段落，由他着慌去。” （注意这里有“公案”二字，至此事情大半已经水落石出。） 　　1948年初，郭沫若在香港大中学生新年团拜会上发表了《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趋向》的演说，他呼吁消灭四种“反人民的文艺”，其中“通红的文艺，托派的文艺”暗指胡风等。 　　1948年3月，文委委派邵荃麟和冯乃超主持的《大众文艺丛刊》创刊，展开了对胡风等的理论批评。胡绳发表文章，批评胡风最欣赏的作家路翎，继而批评茅盾最欣赏的作家姚雪垠。胡风不服，组织同人反击，他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路翎写了《论文艺创作底几个基本问题》，愤怒地指责香港作家把他们与姚雪垠等同等看待。继而，《大众文艺丛刊》在批判胡风理论的同时，继续着对姚雪垠的批评，姚雪垠被卷入这场论争中，被双方所抛弃，成了双方的箭靶。 　　这就是姚雪垠的这桩“公案”大致的始末。不难看出，姚雪垠遭受的这场不名之冤，小部分归咎于延安“抢救运动”中别人的攀咬，大部分则归咎于胡风对他的“清算”。 　　解放以后，姚雪垠文途坎坷，固然与胡风的杯葛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也与他不时“偏离”主流文艺思潮有关；而对胡风而言，他对姚雪垠及其他进步作家的“清算”充分暴露了他的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实践的偏颇。他对姚雪垠等的批判只是他推上山的第一块“西绪福斯之石”，而他与主流文艺思潮山崩地裂般诀别的底线就埋在这里，激化与变质则是在若干年后。50年代初，随着胡风与主流文艺思潮争斗的失败，40年代末的那场胡姚之争便沉入海底；数十年后，胡风雪冤复出，更没有人重提那场早就被人遗忘的“清算”斗争；姚雪垠那场“公案”的沉冤至今未白，不能说不是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 　　本文重新回顾上世纪40年代的那场“整肃”或“清算”运动，无意探讨姚雪垠与胡风所持理论的差异与各自人格的优劣，他们都是笔者尊敬的文坛前辈，都曾对中国现代文学有过贡献。笔者只是企图在此文中勾勒出一个文坛掌故的历史过程，仅此而已。“默杀”与“清算” 　　1946年，中华文协广州分会会刊《文艺新闻》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辛冰”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姚雪垠》，向南国的读者透露出著名抗战小说家姚雪垠已经遭到“清算”的消息。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姚雪垠的名字，大家谅不会生疏吧，他是一个“作家”，曾经以“进步”的招牌出现，现在终被清算，在近十年中，我亲眼看见他成名，但，也看见他没落，人世浮沉，真不堪想象呵！然而，若从他一贯的生活态度和为人作风上加以认识，对于他今天的被清算，就知道绝不是偶然的。 　　抗战时期，有哪一个文学读者不知道姚雪垠呢？他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发表后都曾轰动一时。《“差半车麦秸”》得到文坛巨擘茅盾、郭沫若等的全力推荐，蜚声海内外；《牛全德与红萝卜》得到共产党和国民党评论家的齐声叫好，《新华日报》发表专论，《文艺先锋》建议军委会印刷数十万册下发各战区；《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一卷问世当年即三次再版，销行数万册，至今海外盗版不绝。如今抗战刚刚“惨胜”，曾创作出被誉为“抗战文学里程碑”的作家却遭到了“清算”，还被打成“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娼妓文学”和“色情文学”的代表。这个转变太突然了，沉浸在“光复”喜悦中的善良的南国读者被惊呆了，觉得受了嘲弄，他们纷纷投书编辑部，要求解释所以然。编者被迫在第6期（1946年4月）的《编辑室信箱》上敷衍： 　　被姚雪垠的写作技巧迷惑的不单是你，很多人都有与你相同的感觉，他作品里面包含的“毒药”是什么？他被清算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正想找一个人把他的几本主要作品，作一番较有系统的批评，现在不想在小问题上答复你。 　　广州文协分会不是始作俑者，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姚雪垠被“清算”的真正原因。自然，这个刊物直至终刊，也没有正面回答读者所提出的质问。 　　中华文协对姚雪垠的“清算”并不是有组织的行为，而是曾任文协总会的领导之一的胡风独立发动的。胡风自抗战后期就不遗余力地批评姚雪垠，他认定姚雪垠的创作倾向是“反现实主义”的，认定姚雪垠是泛滥于抗战后期文坛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代表。他发誓要铲除这种倾向以捍卫现实主义的纯洁性。这里或许有着宗派主义情绪，或许有着一石数鸟的企图，或许有着敲山震虎的用意。但，我们敢肯定，“清算”之初，胡风与姚雪垠并没有多少文坛“渺小的恩怨”，有的只是对文艺的审美特质、创作哲学等方面一点歧异的见解。姚雪垠与胡风都是以天下为已任，视文学如生命的“政治－文学”一元论者，抗战后期的反目导致了终生的睚眦，他们到死也没有原谅对方。这是时代的悲剧，历史的悲剧，文学的悲剧。 　　胡风与姚雪垠的反目不是出于他们的“私怨”，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历史原因，其发展也有一个由隐而显、由缓而峻的过程。在展开叙述之前，我们回顾一下抗战之前及抗战爆发的第一年他们各自的文学轨迹： 　　姚雪垠，生于1910年，9岁发蒙，高小毕业后断续地读过一年半初中，1929年（19岁）发表处女作《两个孤坟》，同年考入河南大学预科，1930年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其后辗转开封、北平等地自学，积极追随左翼文化运动，投稿谋生。抗战爆发后，从北平返回河南，参加开封《风雨》周刊的创办和主编工作。 　　胡风，生于1902年，10岁发蒙，1922年（20岁）发表处女作《改进湖北教育的讨论》，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清华大学英文系，1925年接受共产党的影响，回乡参加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辗转流离，1929年赴日本留学，1931年获日本庆应大学英文系本科学籍，1933年因参加左翼文化运动被日本军警驱逐回国，在上海参加左联工作。抗战爆发后，主编《七月》杂志。 　　从以上简略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姚雪垠与胡风有着相当多的共同点，他们早年都受过共产党革命思想的熏陶，都曾投身左翼革命文学运动，抗战开始后，他们都积极投入爱国救亡工作。他们的不同处只是在于从事文学活动的地域不同，姚在北，而胡在南，各自有各自的文学、社会关系圈子。 　　他们就像是两颗方向相同而轨迹平行的流星，直到1943年以前，没有过碰撞的机会。1938年初，他们两人命运的轨迹发生了交叉，两人同时都在武汉。胡风是在武汉办刊物《七月》，姚雪垠则是因工作问题来武汉找中共南方局。为了筹措回去的路费，姚雪垠创作了几篇小说，一篇给了孙陵主编的《自由中国》，一篇给了《大公报》，一篇投给舒群主编的《战地》，《战地》退稿后远寄香港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 　　姚雪垠为什么不把那篇退稿的《“差半车麦秸”》试投给《七月》呢，莫非他们之间已有成见。说起来也真是奇怪，也是在这个时候，和姚雪垠同住在武昌“两湖书社”的一大群流亡青年作家（他们的名字都是可以上抗战文学史的，如碧野、田涛、黑丁、曾克、李辉英、张周、吴强、王淑明等），他们天天都在写文章，因为他们大都来自北方战场，感受得太多，郁积的情感不能不发泄；他们到处投稿，因为他们等着稿费买米下锅。但这些作家的稿子几乎都没有上过胡风主编的《七月》。难道他们都与胡风有过龃龉，或者大家有着不向《七月》投稿的默契？台湾作家陈纪滢在《记胡风》中作了解释：他说胡风有个人所共知的怪癖，因为他办刊的方针与其它人都不同： 　　他编刊物的作风跟茅盾完全相反。茅盾在此以前，已经编过若干期刊，包括一度为商务印书馆编《小说月报》。茅盾所采的“包容主义”，只要文章好，合乎需要，不管作者是谁，他一律接纳。所以他手下既有左派作家，也有右派作家。而胡风则不然，他的门关得很紧，不是什么人都能闯入。除了像聂绀弩、艾青等少数几个人外，多数作家必须是压根儿出自他门下。这些作家有名无名不关紧要。毋宁越是生面孔、陌生人，他越欢迎。他宁肯捧一个不见经传、初出茅芦的青年作者，他绝不愿意一个已知名的老作家出现在他的刊物之内。 　　上述作家“出道”都在抗战以前，虽然称不上“老作家”，但也在文坛上有点名气，他们也许听说过胡风的这个怪癖，于是避而远之。好在抗战初期报刊如林，好的稿件不愁发表。大家各安其所，没有冲突。 　　武汉失守前，胡风离开了武汉，西去重庆开辟新的文学天地；姚雪垠早早地来到了地处湖北西北部的第五战区，投身共产党人钱俊瑞等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直到1943年被五战区的国民党特务驱逐，他们的命运轨迹才在重庆又一次交叉，继而发生碰撞。 　　姚雪垠1943年以前的文章中点到胡风名字的，我们只发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谈论争》（1940年），是探讨新文学运动历次论争中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的。在谈及“默杀”这一战术时，他提到了胡风：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像希腊神话中的海尔枯拉斯，一切论争中他都是最后的常胜将军，对于“沉默战术”他曾经使用过许多次，并且还对这战术下过注释道：“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胡风在关于文学上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也曾经使用过这样战术，在两年后他才声明道“因为当时我的主将（指鲁迅）下了命令，说沉默有时是最有力的回答”。但使用这战术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问题的是非很显然，真理和正义绝对站在你自己这方面。胡风当时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他自己不觉得，所以虽然使用了这战术也并没有制服敌人。（《谈论争》，原载1940年8月15日《阵中日报》） 　　这段文字对胡风没有什么恶意，姚雪垠并没有直接参与过“两个口号”的论争。当年“两个口号”论争正酣时，姚雪垠正躲在河南杞县大同中学里，和一些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合办《群鸥》杂志，有趣的是，他们全是“国防文学”的拥护者。 　　1942年8月，姚雪垠在另一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风。这篇文章叫《〈创作论初集〉后记》，是他为自己的理论集子写的序言。文中谈到研究创作理论的动机时，这样写道： 　　我读过许多理论的文章和书籍，有些是翻译的，有些是我们的理论家自己写出的，我觉得其中有不少的都是“天书”。我说它们是“天书”，是因为那些作者所用的句子艰深得很，别扭得很，我硬着头皮子读过后不是不能全懂，便是简直不懂。我觉得很奇怪：我们的理论家们都负着启蒙运动的伟大任务，都是拥护“大众化”的人，为什么还要把“天书”送给青年呢？翻译的东西固然有的是因为原文高深，不能更改，只好还让它保存着原来面目；但是我们的理论家们自己手下的文章也写得叫人读起来头疼，这就有点儿不敢赞同了。 　　这些似乎都是针对胡风的文风而发的。 　　姚雪垠是个有理论修养的作家，30年代初走上文坛，边写小说边研究文艺理论。抗战初期在河南开封办《风雨》周刊时，几乎每期都有他的一篇文艺论文。1938年在武汉时，也发表过有影响的理论文章，于是就有许多朋友劝他干脆研究文艺理论算了，也许更有前途。武汉失守后，他来到第五战区，经常在战区报纸《阵中日报》上发表整版的理论文章。皖南事变后，李宗仁下令“逐客”，他便辗转来到大别山立煌（当时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现金寨），继续投身于救亡文艺运动，写小说之余也写理论文章，几乎每月都要写一篇。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研究他称之为“创作哲学”的创作论，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创作论初集》（后改名为《小说是怎样写成的》）就是他这个时期理论成果的结集。姚雪垠在序言里不满胡风的“不肯通俗化”，是无可厚非的，他谈论的是人所共知的胡风的文风特征，并没有夹杂着什么“私怨”。 　　胡风在此前的作品中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姚雪垠的名字，甚至连他的作品也没有提到过。但，这并不是说，胡风没有注意到姚雪垠的作品，没有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对于颇负盛名的《“差半车麦秸”》。作为抗战文协的理论部负责人，一个职业的文艺理论家，胡风有责任关注抗战文坛上的新动向，评价与推荐佳作。他确实这样在做，但他绕开了姚雪垠的作品，不置一词，也许是由于茅盾的评论在前的缘故，也许是由于作品并不是发表在他主编的刊物上的缘故，也许是觉得还不到发表意见的时候。 　　茅盾在《八月的感想》（1938年）中给予《“差半车麦秸”》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塑造了“阿脱拉斯型的人民的雄姿”，是抗战文学的“新的典型”。其后，抗战文坛上好评如潮，这篇小说也很快被译介到国外，被视为中国抗战文坛的可喜收获。胡风当时是否不同意茅盾等的观点，没有资料证明。直到1940年1月，胡风在《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里才闪烁其词地对姚雪垠的作品和茅盾等的评价提出质疑，文章从批判郑伯奇认为抗战文学典型化不够的意见说开，演绎出颇受非议的“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也就是创作底源泉问题”的著名论题，进而推出“从特定作品或特定作家底创作过程所达到的生活内容和形象的统一里面去探求他和生活的接触方法，他把握生活真理的真实程度”的批评方式，这种方式的基本特征是：从正面要求说，推崇作家创作过程中“主观战斗精神的燃烧”；从反面批评说，指责作家对待生活“冷静”，“卖笑”，“奴从”等等。 　　胡风这篇文章引用郑伯奇的某些观点只是立论的一个由头。郑伯奇在文章中责备抗战文坛没有塑造出“杀身成仁的官吏、守节不屈的乡绅、忠勇杀敌的士兵、游击抗敌的民众”的典型，胡风嘲笑说：怎么没写，“他们还写了由厌战到反战的士兵，由觉醒到成长的农民，由愚昧到勇敢的妇女”哩！胡风进而指出： 　　批评不应止于提出哪些人物没有被写成不灭的典型，重要的是，要分析地说明杀身成仁的官吏、守节不屈的乡绅、忠勇杀敌的士兵、游击抗敌的群众在创作上已经得到了怎样的表现，那些表现为什么还不能成为不灭的典型。 　　很明显，这里是对前此两年茅盾等肯定姚雪垠、张天翼、碧野、骆宾基等抗战初期作品已经塑造出“新的典型”的结论的否定，对茅盾断言文坛上“新时代的各种典型已经在我们作家的笔下出现了”的反驳。（引文参看茅盾〈八月的感想〉1938年） 　　这篇文章是胡风决意为“整肃文坛”埋下的伏笔，他写道：“在现在的中国文坛，虽然一般地说，理论终于不过是纸上的理论，但如果我们想一想在创作态度上的某些倾向，批评家们对于某些作品的大胆推荐，那隐藏在这种理论后面的问题就不难推测了。”四年后，胡风开始“整肃”文坛，借批判姚雪垠等的“市侩主义”“客观主义”的创作态度，来打击那些“大胆”的评论家，目的在于抨击“隐藏在这种理论后面的”问题——“反现实主义倾向”。 　　姚雪垠当年并不知道他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已经牵涉到文坛上的历史恩怨，也不知道胡风等早就不满意他的这部小说，更不知道一场风暴将要来临。他甚至还迷迷糊糊地沉醉在《“差半车麦秸”》不期而至的成功的喜悦之中，企图沿着这个方向以创造更大的业绩，直到听到了路翎所称的“热情的反对者的声音”，姚雪垠才恍然大悟胡风当年的态度正是他早已熟知的论争战术之一——“默杀”。胡风批“天才” 　　姚雪垠自从《“差半车麦秸”》大获成功后，基本上没有再创作短篇小说。其中的原因，据他自己说，一是惟恐不能创作出超过《“差半车麦秸”》的作品，有负读者的期望；二是已经转向中长篇小说的写作，希望在艺术上有新的开拓。 　　1938年底至1942年年底，他一直在鄂豫皖战区体验生活，潜心于中长篇小说的创作。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1940年）、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1941年）、《戎马恋》（1942年）和《孩子的故事》（1942年），都创作于这个时期，都取材于这个时期的生活。这些小说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层面是大后方读者们和批评家们所不熟悉的，他们对此往往感到陌生和新鲜。姚雪垠非常珍视他独具的生活体验，尽管有着各种缺陷（传统的观点认为：国民党统治区群众救亡团体的活动，战区救亡青年的学习、斗争和恋爱生活，国民党中下级官兵的抗战活动，在抗战中期，尤其在皖南事变之后，已经具有了与抗战初期不尽相同的性质，更与革命根据地的生活和斗争不能并论），姚雪垠还是感到满足和自豪。抗战初期，他甚至不愿将未写成小说的生活素材以战地故事的形式向后方投稿，担心作品中的素材会被“像饿魔一样的住在后方的都市里”的作家们剽窃，“变一变装璜再拿到市场上。”他还时常向大后方的作家发出“诱惑”，煽动他们也来战地体验生活，“你愿意来战地么？假如你愿意，我就驰马去接你，三五千里风霜雨雪算得了什么呢？”（《战地春讯》） 　　胡风没有去过战区，抗战初期他曾高度评价战区的进步文化工作，并把战区文艺活动、地方文艺活动与游击根据地文化活动并论，对于响应“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作家们，尽管在文章中仍习惯地苛责他们“也许在内容上大多数还不免流于概念流于狂叫罢，也许在形式上大多数还不免流于追随主义罢”，但也比较宽容地赞扬他们是在“努力地用自己的方法向民众突进”。（《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1939年）到了抗战中期，他对“上前线去”的作家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一次回答读者“作家为什么在这样宝贵的时机不上前线”的提问时，他这样回答道： 　　作家上前线是应该的，但也要看他是抱着怎样的心情上前线去，在前线做一些什么。如果以为上前线去更会被人看重，去做个把秘书科长，或者做一些时官长底贵宾，和战争隔离着，和兵士隔离着，为了听到一些材料写成作品，我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战争初期，有些作家忽然到了前线，又忽然跑回后方，不几天又跑上前线，……在前线是一个特殊的身份，回到后方来当然也变成了一个特殊的身份，对于这种情形，我曾说过极挖苦的话：他们是把上前线去当作从前的进咖啡馆了。这样的作家当然不能写出好的战争作品来。（《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1942年12月） 　　胡风的这种轻蔑的态度使那些上过前线的作家寒心，在当时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抗战胜利后，艾芜在一次座谈会上仍耿耿于怀地指出：“作家到前线或其它地方去搜集材料，批评家就立即嘲笑说：某某到前线去搜集写作材料去。似乎很可笑的样子。我以为这是不对的。”（《关于“抗战八年文艺检讨”》1946年） 　　姚雪垠并不是“忽然到了前线”的作家，他在抗日前线这座“咖啡馆”里滚了四年之久，似不应成为胡风讽刺的对象。1943年初，就在胡风的文章发表一个月后，姚雪垠以“杰出的战区作家”的身份，从战地来到重庆，受到重庆中共领导人和进步文艺界的礼遇，也受到国民党文化人的欢迎，他的文章同时在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和国民党的刊物《文艺先锋》上发表，成为当年的一大奇观。 　　姚雪垠来到大后方时，正值中华文协理事会改选，这一年他被选为理事并兼任理论研究部的副部长，胡风是部长。按一般的理解来说，既为同事，必然会发生工作关系，然而却没有，至少我们在他们两人的回忆文章中找不到关于此段经历的片言只语，这确是非常令人纳闷的事情。联想到胡风此期对前线作家的轻蔑态度，姚雪垠受到胡风等的冷遇，也不足为奇。 　　从1943年初到45年初，姚雪垠在重庆呆了两年。这两年里，姚雪垠修订改写了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将中篇小说《孩子的故事》扩展为长篇小说《新苗》，把已在《读书月报》上连载过的《春暖花开的时候》改写为第一卷的三个分册，新著中篇小说《三年间》和《重逢》，撰写了若干散文和文艺理论文章，这时期他创作特别勤奋，特别努力。 　　1943年姚雪垠过得比较遂意。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散文或理论文章都受到各报纸刊物的欢迎，中共重庆机关报《新华日报》一连发表了他的几篇文章，还发了书评，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的一篇杂文《需要批评》，据说，周恩来提议作为大后方整风的学习材料之一。 　　《需要批评》，原载1943年2月12日《新华日报》副刊。下面的一段文字曾得到高度的评价： 　　几年来，我有一个意见，这意见也许会被有些写作朋友认为是幼稚浅薄。我认为，一部作品，当没有发表的时候，它属于作者所有，和社会不发生关系；但发表之后，它便不属于作者，而属于社会，起码是和社会发生密切关系。因此，作品初版之后，作者应虚心地听一听社会上舆论如何，正确的批评如何，不要过于自私，也不要过于自恃。倘若批评家指出来真正毛病，作家应该毫无吝惜地将原作加以修改，好让这作品对社会发生更好的影响。要知道孩子长大是社会的，做母亲的应该贤明，不要溺爱，不要固执。 　　同日的《新华日报》，友谷在《建立批评风气》中称赞道，“他站在一个文艺作者的立场上，所说的话是极其令人感动的。他指出一个作者不要过于自私，也不要过于自恃，要能虚心，同时又要自信，这的确是接受批评的基本态度。”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姚雪垠文章中的另外一段，他对某些批评家的“默杀”态度极其不满，显然是有所指的： 　　目前文坛上只见创作，不见批评，不管作品好也好，歹也好，大家默然。从表面上看，文坛上风平浪静，一团和气。但是这种现象的骨子里却很坏，它会使这文坛荒芜起来。好的作品没人提到，没人注意，往往使有前程的作者在悠长而艰辛的旅途上感到寂寞，甚至也许会感到疲倦。 　　《新华日报》党的文艺工作者弥补了姚雪垠的这个遗憾，安慰了姚雪垠的“寂寞”。这一年里报社组织了三篇评论姚雪垠创作的文章，两篇出自友谷之手，《建立批评风气》和《评〈牛全德与红萝卜〉》（２月８日），一篇出自郑林曦，题为《姚雪垠的语言文学观》（８月２３日）。友谷是《新副》的文学评论家，他在文章中婉转地批评姚雪垠的《牛全德与红萝卜》带有“由知识分子生活中所带来的思想与感觉方式”，“偏爱”牛全德，没有写出牛全德的“艰苦的脱胎换骨的过程”，也没有写出“红萝卜”的“懦弱守旧孤独的性格在游击队的生活中起了什么发展变化”，但对作者的写作态度是基本肯定的，他热情地鼓励道： 　　“能够了解这些人，是不能不有一种对于同伴的战友的博大深厚的爱不可的。这本一百页的中篇小说的作者，我们可以看出来，正是象对于兄弟同胞那样地来写他的人物－－‘老牛’和‘红罗卜’的。他原谅了他们各自具有的缺点；他同情他们在参加革命队伍过程中所有的苦痛与烦恼，他称扬着他们各自在革命队伍中坚持下来的努力。” 　　“假如完全以知识分子的‘洁癖’来看周围的人物，是不能看出象‘老牛’和‘红罗卜’这样的人身上，也有极可爱的性格，也有着值得同情的想法和看法。” 　　郑林曦是语言学家，他在文章中称赞姚雪垠为“最肯花费匠心来使用中国大众语文的作家”，且“在文学语言创造上，有了灿烂的新成就”： 　　人们读了《“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罗卜》，好象听到了从来没听见过的农民士兵大众的新声音，觉得这才保存了《水浒》《金瓶梅》《红楼梦》《老残游记》的用口语的优良传统。 　　我们引证这些文章，只是想说明，至少在这一年（1943年），中共文艺核心对姚雪垠是充分信任和肯定的。再对照参看文中将叙及的姚雪垠命运的转折，也许更有启示。 　　姚雪垠在担任文协理论研究部的副部长期间，做了些什么具体工作，我们在他和胡风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找到记载，他们工作中是否有过冲突，我们不敢臆测。我们目前所能找到的唯一与他的这个职位有关的论文，题目叫《论目前小说的创作》，这是他于1944年年初在“陪都文艺界辞年恳谈会”上的工作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会议是由胡风主持的，会议程序中有一项为“对于一年来文艺工作的观感”，由文协的几位负责人分别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一年来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姚雪垠负责总结一年来的小说。他在总结中对小说界的现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随便将八一三前后的情形作个比较，再将六七年来的发展情形加以回顾，便知道目前小说创作正向着深入提高和普及的大道迈进。” 　　“抗战小说曾经被批评为肤浅的‘前线主义’或‘抗战八股’，倘若那毛病是由于不深入，公式主义，或某种程度的粗制滥造的产生，那么，今天的小说界已经肃清了或正肃清着这种毛病。” 　　报告中，他把抗战小说的进步归纳为几个方面：第一是“语言的进步”。他认为，抗战为作家接触民众生活创造了条件，“使他们从生活中获得了有血有肉的大众语汇。没有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大众语言，就不可能描写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民众典型，不可能完成现实主义的创作任务，更谈不到深入，普及和提高。倘若说美国近代小说的优良倾向是大众语言的尽量使用；把采用丰富多采的大众口语作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要特色，那么，在中国抗战以来的小说创作，语言的进步也应该我们特别重视。”第二，是“人物刻划被作者和读者普遍重视”。第三，是描写手法由粗犷变为细腻。指出“小说家逐渐向细密发展，和着重人物描写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姚雪垠在总结末尾回答了“伟大作品何时出现”这个老问题，他自信地说：“今日要期望早一点有天才出现，就必须给天才以成长条件；要期望早一天有伟大作品，就必须给伟大作品的出现以便利。我相信中国新小说有光辉前途，并坚信会产生天才作品和伟大作品，但认为社会条件如果适季，天才和伟大作品的出现，将必更容易。” 　　胡风是会议的主持人，在会场上他对姚雪垠的总结不置一词，但心中不会感到痛快。早在1942年底，他就认为抗战文坛到了“逆流”期，现实主义主潮被“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等非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所“包围”，而姚雪垠的评价却恰恰相反；姚雪垠在报告结尾所呼吁的“给天才以成长条件”，更引起他心中的反感。后来，他写了一篇题为《天才》（1944年9月29日）的杂文，对姚雪垠加以嘲讽： 　　在艺术家底笔下，心里，常常认自己是天才，也常常认他所喜爱的艺术家同道是天才。天才，也许理论上实有，而且事实上也不必厚非的。 　　然而，什么是天才呢？它应该是最先见地最尖锐地说出了人生底真理，而且是最勇敢地最坚决地保卫了人生底真理。这人生底真理，如果用普通一点的话说，就是战斗底要求。那么，它就决不是神秘渺茫的，而是社会意义的东西了。它应该有受到权衡的标淮，它也应该有为了战斗的心地。 　　所以，肯定别人是天才，可以的，但不能只是空空洞洞地说些什么他底天才是透明的呀一类的昏话。 　　自信是天才，也可以的，但不能老是“怀才不遇”地喊着我是天才呀，你们不优待我呀……。因为，对于敌人，这不算是什么战法，对于友人呢，恐怕只能算是市侩主义了：我是天才呀，与众不同呀，你们为什么不出高一点的价钱呢？ 　　胡风所指的那自命为“天才”的作家是谁，抗战文坛中人都很清楚。陈纪滢在《记姚雪垠》中，曾涉笔姚雪垠“天才”绰号的来历。他提到当年在战区时，姚雪垠争强好胜、锋芒毕露，其它作家便给他起了这个绰号，半是讥讽，半是钦佩。后来，姚雪垠来到大后方，脾性依旧，于是这个绰号便在重庆传开了，“重庆文艺界一提起‘天才’来，无人不知就是雪垠！”姚雪垠得到这个绰号，部分由于他的创作才能，部分确是由于他的狂妄。陈纪滢曾在回忆录中描写到姚雪垠的性格特点，写得饶有风趣： 　　“雪垠有才则唯恐人不知，如后来回到重庆（约三十年底），每逢大小会议，他必发言，发言往往不中肯綮，只卖弄他的能言善道。有一阵子，他往往以《易经》上的几句话开讲‘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然后再讲到写作的技巧等等。他这样讲法，我不只一次听他这样‘白话’，至少有五六次之多。听众固然有不少读过易经的，但多数人则莫知所云。讲‘写作技巧’又与《易经》何干？但雪垠往往就这样云山雾沼，几乎要从开天辟地、钻木取火、茹毛饮血讲起，你说他不是发疯吗？然而，一次这么讲，可以说是偶一为之，两次就不该了，但至少有五六次之多，都是这么开头的。你说这不是神经病吗？” 　　至于胡风在文中所挖苦的“我是天才呀，与众不同呀，你们为什么不出高一点的价钱呢”，却另有一段传说。这事发生在1943年下半年，当时作家生活特别困苦，纷纷要求提高稿费，中华文协开会商议此事时，姚雪垠提议，提高稿费不能一概而论，不同作家应有不同的稿费标准。出版界本来就有按不同标准支付稿酬的惯例，但这次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问题在于，文协决定要求提高稿费，是一次集体斗争，而“走红”的姚雪垠唱反调是否有个人目的。最后，会议还是决定提出“千字斗米”的斗争口号，而姚雪垠的“怪论”也传出去了，越传越离奇。台湾作家孙陵MATCH_ word word文档格式规范word作业纸小票打印word模板word简历模板免费word简历 _1713557519746_0了这样一则传闻： 　　把雪垠捧上天的是新华日报，最初把“娼妓作家”这个雅号送给姚雪垠的，也是新华日报。这个雅号的来源很简单，重庆文协为了稿费问题曾经开会讨论，文协底口号是“千字斗米”，而雪垠则主张应有分别，并且为了加强他的主张，他提出“妓女”为例。在开会时提出这种比较，诚然荒谬，而且不伦不类，他这样说道：“譬如逛窑子吧，红姑娘底价格，就要比年老色衰的窑姐儿高几倍！”（《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 　　这个说法不太可信，《新华日报》副刊与姚雪垠交恶是1945年以后的事情，而在此期，姚雪垠的文章仍不时见于“新华副刊”。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如果这则传闻确是事实，胡风等“整肃”的时候决不会不提。抗战后期，很多文章恶意攻击姚雪垠，简直到了“世人皆欲杀”的程度，也没有提到这件传闻。看来，姚雪垠当年提出应有区别地提高稿费确有其事，而“逛窑子”的传闻则不可信。 　　不过，1943年年底，确实发生了一件与姚雪垠和新华日报有关的大事，这事当年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传达，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当年11月22日，《中宣部关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董必武电》发来重庆，电文共四点，其第二点指出：“现在《新华》《群众》未认真宣传毛泽东同志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论民族形式，×××论生命力，×××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同年12月16日，董必武《关于检查〈新华日报〉〈群众〉〈中原〉刊物错误的问题致周恩来和中宣部电》，又点出于潮、项黎等六篇“最近有问题之文”。 　　这些被中宣部和董必武点名的文章作者都是国统区党员作家和进步人士，包括所谓“重庆才子集团”的乔冠华、陈家康和胡绳等。《论深刻》是姚雪垠的一篇文艺理论文章，载当年8月2日《新华日报》副刊（电文是否确指姚雪垠的这篇文章尚待考证）。中共中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特别关注国统区党的出版物上“未宣传毛泽东同志思想”的文章呢？过去并没有这样的提法。联系到当时延安正在整风的背景，就比较容易理解了。1942年延安开始整风，以纠正“三风”为号召，实质是宣传和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明确规定：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虽然还没有正式传达到国统区，国统区中共的出版物也必须与党的文艺政策保持一致，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想探讨的问题只是，姚雪垠的《论深刻》在哪些提法上不符合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尽管当时姚雪垠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并没有看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仍是依照他一贯的思想逻辑自由抒发，但从中更可看出姚雪垠与后来成为主流文化的理论观点的具体差异。 　　姚雪垠这篇文章是为针砭“前线主义”“公式主义”等弊端而作，他在文章中论及“世界观”、“倾向性”和“人道主义”及“深入生活”等几个敏感的文艺理论问题。他写道： 　　“作家的世界观，作家的倾向，自然是不能够轻视的。但作品的倾向是次要的，主要的不是倾向的好坏问题，而是作品所表现的现实是否忠实，是否深刻。单只有正确的世界观，好的倾向，没有深入现实的生活，你可以写口号文学，宣传文学，公式主义的作品，然而你写不出来真正的艺术作品。反过来看，只要你曾经在现实中深刻的生活过，透彻的认识过，你写出来的作品自然会内容深刻，丰富，具备着好的倾向。正确的世界观只是理解现实和生活的钥匙，而不能代替现实和生活。 　　倘若世界观不能溶解在生活里面，世界观将仅仅是一套空洞的理论，抽象的教条。形象是具体的，决不能从抽象的理论产生；只有活生生的具体的现实经验，才能产生出文学形象，所以，我们首先重视生活，其次才重视倾向；我们使世界观服从生活，而不单抱着一个世界观就觉得了不起，高兴得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正确的理论固然可以指导现实的发展，但理论却是从现实的发展中从人的实践中，逐渐发展完全起来的。凡是真理都是客观的，都是存在于客观社会现实里边的。只有忠实于现实的人，才能够从现实中发现真理。换句话说，不管许多人的立场不同观点各异，只要都肯忠实的向现实的深处发掘，最后所得的认识一定会大体一致。这大体一致的共同认识就是客观真理，只有程度的深浅，偏差的大小，而没有本质的不同。大家愈肯用忠实态度，愈能向深处发掘，而所得的共同认识愈统一，愈客观，愈接近客观真理。反过来看，仅只书本上获得一套理论而不能深入到现实里边去生活，去观察，去研究，则理论也会在你的手里发霉，起毛，腐化，生蛆。所以想成为一个作家，或想长久保持你的创作生命，你应该七分依靠生活，三分依靠世界观，你应该为生活和深入现实来学习理论，不必为作品的倾向、主题而学习理论；你应该把广大的现实世界看做是创作知识的中心源泉，可别把空洞的理论，世界观，当做了你的靠山。” 　　“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都具有悲天悯人的胸怀，都富于人类的正义感和同情心，这没有别的原因，唯一的原因是他们能忠实于现实，深入于现实。忠实于现实，故忠实于真理；深入于现实，故不能不有真恨、真爱、真的感情，不能不有所拥护，有所抗议，拥护那合乎真理的，而抗议那违反真理的。这真恨真爱，真感情，以及这拥护，这抗议，就是人类的正义感，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有了这，你的作品就充实；没有这，你的作品就空虚。有了这，你的作品就深刻；没有这，你的作品就肤浅。有了这，你的作品就崇高；没有这，你的作品就庸俗。有了这，你的作品就富于人间性；没有这，你的作品就是鬼画符。” 　　姚雪垠在文章中强调的是“深入生活”和“人道主义”，没有强调“阶级性”，更没有强调“党性”，连“世界观”的作用他也只强调“三分”。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中很有代表性，包括胡风在内。但，显而易见，这些论述是不符合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是“错误百出的东西”。中共整风，胡风“整肃” 　　1944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多事的一年。 　　这一年年初，对中国现代文学运动有着巨大影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介绍到国统区。5月，何其芳、刘白羽受中共派遣来到重庆，宣传延安整风和《延座讲话》精神。8月，重庆《新华日报》转载《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整顿三风运动的实质，正如毛泽东所说，是整顿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决定》写道： 　　“小资产阶级出身并在地主资产阶级教养下长成的文艺工作者，在其走向与人民群众结合的过程中，发生各种程度的脱离群众并妨害群众斗争的偏向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些偏向，不经过深刻的检讨反省与长期的实际斗争，不可能彻底克服，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 　　重庆进步文艺界的整风在小范围内进行，组织形式模仿延安的成例（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下级机关称中心学习组，中级学习组，普通学习组。见于1942年6月12日《解放日报》《延安学习组织的概略》）。中华文协秘密地组织了若干个“读书小组”，每组有若干个作家，由党的文艺领导召集，不定期地集中学习和讨论，学习方式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气氛是和风细雨的。 　　姚雪垠参加了文协组织的一个学习小组，与他同在一个小组的臧克家回忆说：“为了研究文艺作品，讨论创作问题，文协组织了读书小组。我们这一组五个人：茅盾，叶以群，姚雪垠，刘盛亚（SY）同志和我。记得只开过两次会，一次在生活书店的宿舍，一次在张友渔同志家中，研究、讨论了什么作品、什么问题，已经记不得了。”（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１年第1期） 　　读书小组的讨论会究竟开过几次，当事人各有说法。姚雪垠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次，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1944年的春天，《牛全德与红罗卜》遇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公正、最严肃，最使我感激难忘的批评。这次批评是采取讨论会的形式，并没有文章发表，至今我珍贵的保存着当时在几张纸片上记下的批评要点。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茅盾先生，冯乃超先生，以群兄，克家兄，SY兄，克家兄和SY兄因为没有来得及细读，为慎重起见很少发言。以群兄，乃超先生，茅盾先生，都发表了许多极其令我心服的宝贵意见。他们说出了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也详细地指出了它的缺点。特别使我感激的是茅盾先生。他的眼力是那么不好，这部小说初版本印刷得是那么一塌糊涂，为了要批评这部书他竟耐心的细读两遍，请想一想这态度是多么认真，对一个后进是多么诚恳！自从这一次批评之后，我就决心依照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及其他》1947年5月15日）。 　　姚雪垠为了表示“是多么的甘心去服从公正的批评”，决定等《牛全德与红萝卜》第一版卖完后便“绝版”修改，一个全指望版税过活的作家，这样做需要下很大的决心。 　　我们注意到，这个“读书小组”的5名成员（召集人冯乃超除外）文艺观点都比较接近，后来他们全是胡风“整肃”的对象。 　　胡风是否参加过类似的“读书小组”呢？我们在他的回忆录中找到了相关的叙述。他在《再返重庆（之二）》中写道，“似乎也正是在这时候，乃超在乡下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座谈会，是为了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那时，这著作已传到了重庆，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乃超约了十来个人，除他和我外，记得有蔡仪，其它人就不清楚了。”显然，这是由党的文艺领导人冯乃超召集的另一个学习小组。在学习和讨论中，胡风的态度颇不合作，他“用‘环境和任务的区别’这一条说明了在国统区写工农兵为工农兵的困难性”，“结果，乡下的会不再开了，后来城里的文工会或曾家岩也许为此开过会，也没邀请我参加。”在整风学习的第一阶段，胡风就关上了大门，下一阶段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阶段，胡风当然就无缘参加了。胡风在整风期间没有作过任何自我批评，难怪茅盾曾愤愤不平地写道：“他所反复谈论的作家要‘自我斗争’，却不见体现在他自己的身上。”胡风真是傲慢得可以。 　　非但如此，在中共组织国统区进步作家整风期间，胡风出于他的责任感，独力发动和组织了文坛的“整肃”运动，向他所认为的进步文艺战线内部的“反现实主义逆流”宣战，这个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若干年以后甚至成为导致他也遭受“整肃”的重要原因之一。“整肃”这个名词见于胡风所著论文集《逆流的日子》的序言，写作时间在1947年，但集中所收文章均作于1944年至1946年，序言论及现实主义文学曾受到反现实主义的“重围”，因此“这就急迫地要求着战斗，急迫地要求着首先‘整肃’自己的队伍”云云。据此，我们认为，胡风发起的“整肃”运动应该从1944年算起。 　　1944年4月，身任中华文协研究部部长的胡风在第六届年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下简称《努力方向》），在这篇影响很大的文协总会的文件里，他总结了6年来抗战文艺的历史和现状，并对文协未来的工作提出设想。后来，这篇论文被认为是他号召抗战文坛内部开展“整肃”运动的动员令。 　　胡风在《努力方向》中，第一次以“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结合程度作为评价各阶段抗战文学运动的标准（注：过去他习惯把主观和客观分述，如1942年12月《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以“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作为立论的根据。他认为，抗战初期（七七事变至武汉撤退）的创作特征“主要地表现在主观精神底高扬和客观精神底泛滥分离地同时发展这一点上”，由于作家过于兴奋，“在主观精神底这样的高扬里面，现实生活底具体内容就不容易走进，甚至连影子都无从找到。”由于环境过于“蠢动”，“在客观精神底这样的泛滥里面，很难看到作家自己，很难看到文艺自己的精神力量”。抗战中期的文学（武汉撤退之后），出现了“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彼此融合，彼此渗透”的历史要求，但由于“思想限制和物质生活底困苦这双重的压迫”，造成某些作家“主观战斗精神底衰落”，这便导致了“对于客观现实的把捉力、拥抱力、突击力底衰落”。他认定，各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从“两三年前开始了强烈的生长，现在正达到了繁盛的时期”，他肯定地说，“现在正处在这个混乱期里面。”（注：所谓“混乱期”，胡风早在1942年12月为新华日报副刊作《希望一个理论批评工作底成年》时已经提出。） 　　同文中，胡风把“反现实主义的倾向”按照作家的“创作态度”（有时也称生活态度）归纳为三类：其一，“对于生活的追随的态度”；其二，“对于生活的作假的态度”；其三，“对于生活的卖笑的态度”。上述现象，他后来更概括为“泛滥着的，没有思想力底光芒”的“客观主义”或“机械－教条主义”。他认为，这三种态度，“一般也承认它是为着民族要求和人民要求服务的创作里面的倾向”，这些倾向与另外的倾向——“复活封建意识的复古倾向，提倡对于权力的盲目信仰的法西斯倾向”——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如何克服这些倾向呢？胡风认为，“要胜利就得发动斗争，发动在明确的斗争形式上的文艺批评”。他说，“只有通过批评，才有可能追索到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的深的联系，只有通过批评，才有可能揭开而且解剖一切病态倾向底真相，保卫而且培养一切健康力量底生机。”他寄希望于年青的作家们，“新的作家，因为对于生活斗争的执着，也因为没有受到文坛风气底腐蚀，能够带来思想力的真朴和感应力的新鲜，给文艺传统输入新的血素。” 　　他开始组织力量抗击“逆流”。他写信约稿，通过路翎联系北碚的青年学子，其中包括石怀池及后来被称为“胡风派”的其它学生；他在信中指示要清算的作家及作品，有时还指示清算的方法和要点。在他与路翎等人的来往信件中，被点名清算的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沙汀、姚雪垠、臧克家、碧野、严文井等，后来这名单上又增加了朱光潜、马凡陀、陈白尘、许杰……等。 　　年青学生血气方刚，对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充满愤怒，渴求着战斗的机会，现在有文协负责人的鼓励，以笔为枪，热情便十分高涨。稿件一批批地送到，无不畅所欲言，无所顾忌。胡风选择着向外推荐，寻找着击破“颓风”的突破口，碧野和姚雪垠是最早受到“清算”的作家，其后便是严文井和沙汀等。 　　1944年7月24日，石怀池批评碧野的《风砂之恋》和姚雪垠的《戎马恋》的文章在《新华日报》副刊“批评和介绍”专栏上发表。石文的显著特点便是大量引用胡风《文艺工作者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中的原话，以“客观环境的压迫”和“主观战斗精神的衰落”立论，把碧野和姚雪垠的作品圈定为胡风所指的第三类，即“对生活的卖笑的态度”，批评他们“有意把各种新旧小市民底时好凑进'抗战的'或革命的主题里面”，指责他们的作品描写了“带有抒情意味的知识分子的绯色恋爱故事”。 　　石怀池的文章尽管脱胎于胡风的理论，但还不失为一篇有分析、有说理的文艺批评，他并没有因一部作品的缺陷而否定作家的全人或全部作品，文章中还坦然地承认“他们两位都曾经在文艺创作上有过辉煌的贡献”，承认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是人民大众的诗篇，曾经而且应该被誉为抗战里程碑式的作品”。 　　然而，从后来论争的发展来看，这篇文章意义并不在此，它只是一个信号，宣布抗战文坛内部“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