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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leocheng
2009-10-22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pdf》,可适用于其他资料领域

中古神学的理性之光与西方法律传统《阿奎那政治著作选》读后西方文明常被人说成是基督教文明这可以看作是对西方历史上基督教重要作用的一种确认。当然在事实的确认后面评价可以不尽相同甚至可以大异其趣。某些历史学家如汤因比以宏篇巨帙讨论人类文明的命运最后竟回到上帝寄希望于大一统的宗教。而我们时常听到、读到的又总使人把基督教与宗教裁判所、火刑、扼杀真理、摧残人性等种种“中世纪的黑暗”联系到一起。也许这些都是事实但肯定不是全部事实。年哈佛大学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是:《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有趣的是这本书开篇所讲的既不是古希腊的哲学也不是古罗马的私法而是世纪的教会改革。在它列举的一大批对西方法律传统作出贡献的人当中有不少是教会法学家甚至还包括几位著名的教皇。对这种写法西方法律史尤其是教会法的研究者大概都会欣然首肯因为这里所讲的都是基本的史实。从这里出发我们或许会注意到另一些更基本的事实:在罗马城惨遭劫掠古代文明玉石俱焚以后的几百年里造成普遍黑暗的并非基督教相反正是那些笃信基督的修士们在黑暗时代“保持了学问的灯光长明不熄。”(G.F.穆尔:《基督教简史》中译本第页)作为古代文明最后和唯一的见证人基督教不能不承担起保存和传递文明火种的使命。一代又一代的神学家吸吮着古代文明的乳汁成长起来。他们精通拉丁文有精湛的罗马法知识并且刻苦不懈地研习古代哲学。终于他们按照罗马帝国的建制建立了教阶组织仿效《国法大全》编订了同样出色的《教会法大全》发挥天才的创造力融古代宗教和希腊哲学于一炉成就了基督教神学的宏大体系。这就是西方的基督教。评价西方历史上的基督教是个值得认真去做的大题目。但在这里即便只谈作为基督教之部分的教会法也难免流于泛泛莫如讨论些具体而微的小问题:某个人某种思想也许更为实在一些。基于此选定了世纪的经院主义哲学大师圣托马斯·阿奎那更具体些考察他的法律思想。问题再具体不过了但不可忘记大前提:基督教的传统根本上只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一个部分它对于西方文明的影响其实只是参与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创造。当我们转而审视那位世纪圣哲的思虑时这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古代希腊、罗马人以其无与伦比的天才和智慧创造了令人惊异的古代西方文明。这种创造虽然不能完全归之于审慎的行为毕竟贯穿着理性的自由活动。公元世纪以后战乱频仍劫掠的大火把一座座繁华的城市烧成废墟。古代文明的光辉日见消散最后终于为中古的黑暗所吞没。此后数百年间到处可以见到愚昧、残暴、专横以强凌弱、决斗和神裁法①。直到世纪以后随着秩序的重建城市和商业的复苏新的理性活方始恢复。当时这种对于理性的热忱不但见于对古代法律的研习方面更表现在神学的研究方法中即在启示和教会的权威之外引入“辩证法”运用纯粹的逻辑推理来证明神学问题。于是启示的真理之外又出现理性的真理。在一些经院哲学家看来两者并不矛盾凡是理性能够证明的都与基督教信仰一致反过来启示的真理也绝不会与理性相悖谬。这一点正是阿奎那坚持的看法。虽然阿奎那并不认为仅凭理性可以证实所有的信仰问题但他确实为理性留下一个相当广阔的领域。至少在论及他的政治、法律思想时我们不必求之于启示。阿奎那从两个方面为法下了定义。首先法“是借以调节人类行动的理性的某种命令.......”。(《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页。重点号为引者所加下同)论证如下:“法是人们赖以导①神裁判(Ordeal)世纪以前流行的裁判方法指包括对当事人施以水、火考验的各种诉诸于神的断案方法。Administrator文本框本资料由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编辑整理版权属于作者仅供学习研究之用zhuofang新建图章致某些行动和不作其他一些行动的行动准则或尺度”。而“人类行动的准则和尺度是理性因为理性是人类行动的第一原理”。(第页)这个定义着重讲法的性质。另一个定义财着眼于内容立言:法“不外乎是对于种种有关公共幸福的事项的合理安排....由任何负有管理社会之责的人予以公布”。(第页)这个说法完全以亚里士多德为根据亚氏曾言:“任何力量只要它能通过共同的政治行动以促进和维护社会福利我们就说它是合法的和合乎正义的”。(《伦理学》同上书多第页)上面两种定义虽然不离人类的法律却也可以代表阿奎那对法的一般看法。因为对于理性的强调乃是阿奎那法律观中最为突出的表征。在阿奎那的神学体系当中法律被分为四类: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每一种较低的法律都渊源于一个更高价值而所有的法律最后又都被归因于上帝的理性。阿奎那写道:“法律不外乎是由那统治一个完整社会的‘君王所体现的’实践理性的某项命令.........。”而“宇宙的整个社会就是由神的理性..支配的。所以上帝对于创造物的合理领导....就像宇宙的君王那样具有法律的性质……这种法律我们称之为永恒法。”(第页)宇宙间万事万物无不受永恒法支配。然而理性动物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受神意的支配。既然人可以控制自己的行动(当然是通过理性)并且支配其他动物那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神意。“这种理性动物之参与永恒法就叫做自然法”(第页)。这里自然法正好表明了上帝与人的某种关系。“我们赖以辨别善恶的自然理性之光即自然法...........不外乎是神的荣光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痕迹。所以显然可以看出自然法不外乎是永恒法对理性动物的关系。”(第页)从这里出发再把自然法的箴规应用于个别的和具体的情况“这种靠推理的力量.....得出的特殊的安排就叫做人法”(第页)这就是人类法律的缘起。在从永恒法到人法的序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理性..。法既然只是“理性的某种命令”相对于永恒法、自然法和人法就有神的理性、自然理性和人的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法与理性实际是一回事并且具有同样的归属关系。阿奎那肯定地说:“一切法律只要与真正的理性相一致就总是从永恒法产生的。”(第页)如果我们注意到圣托马斯在讨论这类问题时所持的理性立场他这种强调理性的倾向是不难理解的。问题是他反复申说的理性究竟是什么引入理性的概念对他的法律学说有什么意义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看又意味着什么这些恐怕是人们更为关心的。理性的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其性质其次是其内容。前一方面讲形式特征是绝对的、不变的后一方面谈时代内涵是相对的易变的。时常听人指责阿奎那的“理性”斥之为阶级偏见其实只论及“理性”的后一方面。而说某个历史人物的思想未能脱出某种局限性也不过是在重复着尽人皆知的常理:人不可能超越历史。然而正惟如此我们才更应由特定的时代去把握历史人物。这里我们所注意的更多是“理性”概念的前一方面即其本身所具之特性。虽然阿奎那本人未就“理性”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定义但在他所处的时代理性作为一种达到真理的方法首先是与启示和权威相对的。这个意义上的理性勿宁是一种方法一种“理性动物”特有的能力。阿奎那写道:“力求按理性行事乃是人所特有的。……理性是从一般原理出发以达到琐细的事项的。”(第页)这里虽然有思辨理性(关乎必然关系)和实践理性(只涉及人类行为的偶然性)的各种差异但“就理性的一般原理而论不论那是思辨理性还是实践理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存在着一个真理或正义的标准并且这是同样为人人所熟悉的。”(第页)正因为如此自然理性是可以把握的上帝的法律也是可以理解的。圣托马斯在法律问题上坚持理性的立场结果必然如此。这样“合于理性”的说法实际具有双重的含义。在内容方面我们所见的理性其实只是某个时代的正义观念有些已经变得完全过时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到在圣zhuofang新建图章托马斯那里理性的原则常常只是一些极为抽象的箴规近似人类天性的描述。比如保全生命的原则种族延续的倾向向善的倾向等等。这种特点多半由“理性”本身具有的抽象性质所决定。理性就其本性而言必须是普遍的是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可以理解的。唯其是普遍的它才可能成为人人都拥戴的准则也正因为它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得出它才变成为普遍的真理。阿奎那在叙述其法律观时更多是在一种意义上使用理性一词的。特别是在言及法律与意志..的关系时他出色地发挥了自己的理性观。法律乃是意志的体现。这种说法不但古已有之今天在有些地方也还很流行。然而法律仅仅只是意志的体现吗对圣托马斯来说这首先是个有争议的神学问题:上帝究竟是以其绝对意志还是以理性支配着宇宙。从圣保罗到与阿奎那同时的弗兰西斯教团哲学家如邓斯·司各脱都强调上帝的意志及其独特性。在他们看来理性并不重要它至多也不过是从属性的。没有信仰的理性不能够证实任何真理。实际上对于源于意志的东西理性当然无以知晓。而在圣托马斯那里理性占有崇高得多的位置。我们已经看到上帝用以支配宇宙的不是别的正是理性。但是意志呢难道上帝支配宇宙的法律(永恒法)竟可以脱离意志而存在当然不是这样。问题不在于从法律中剔除意志而在于如何说明意志与理性的关系。且看圣托马斯的回答:“如果意志要想具有法的权能它就必须在理性发号施令时受理...........................性的节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理解所谓君主的意志具有法的力量这句话的真实涵义。在其他意义上君主的意志成为一种祸害而不是法。”(第页)这样“君主意志便是法律”这句罗马法的格言便具有了新的含义。法确实是意志的体现但不仅仅是....意志的体现它同时还受着理性的节制。所以确切地说法只是合理意志....的体现。正如阿奎那自己所说:“一切法律都是从立法者的理性和意志.....中产生的:神法和自然法从上帝的合理意志中产生人法则从受理性支配的人的意志中产生。”(第页)在这种理性的普遍光照之下最高主权者无论是君主还是某个公共权力也毫无例外地要受法律支配。不过在这里圣托马斯特别将法律的拘束力与支配力加以区分。因为事实上一个制定和发布法律的最高权威不能受法律的拘束因为无人能够审判它。但是就法律的支配力而言“按照上帝的判断一个君王不能不受法律的指导力量的约束应当自愿地、毫不勉强地满足法律的要求。”(第页)就如《教皇教令》中所说的“无论何人如为他人制定法律应将同一法律应用于自己身上。……你应当使自己受你所颁布的同一法律的支配...................。”人们由这一训诫看到的正是普遍性或说理性的普遍性理性的普遍性还表现在它沟通了上帝与人这件事上面。人通过理性可以认识上帝但是他所认知的与其说是上帝的意志莫如说是其理性。这个差别当然不能再以阿奎那的立场来说明而必须在理性与意志的自身对立中寻找原因。单纯的意志就其本性而言是专断的任性的因而总是独特的难以把握的。这一点恰与理性的性质相反。理性永远是普遍的自然法乃至永恒法之所以能够为人所认识、理解不正因为它们是合于理性的吗假如上帝仅凭它的一己意志统治宇宙那岂非成了让人无法捉摸的宇宙暴君虽然这可能不是圣托马斯没有念出的潜台词但是事实上历史经验一再表明一味强调法律中的意志因素往往导致暴戾恣睢任意施为的专制统治甚至干脆就是暴政的标志。这显然与意志本身具有的特质有关。而圣托马斯之所以要在意志之上设定一个理性使之有所“节制”不也正是着眼于普遍性与任性之间的差异吗阿奎那据此作出的区分以及他关于理性和意志相互关系的看法实际包含着某些极为重要和深刻的思想。首先普遍性既然是理性自身的规定性合于理性的则必然是普遍的而所谓合乎理性的意志或说受理性节制的意志实际就是“普遍性的意志”。换言之任何一个意志“要想具有法的权能”就绝对不能是专断的和任性的它必须具有普遍性。其次理性所具有之普遍性乃是基于这样的假定:凡是合乎理性的必然可以为所有具备理性的人所理解和接zhuofang新建图章受由于这个缘故作为“理性命令”或是“合理意志”的法律即便至高至上如永恒法最终还是可以被认知的。而且这种认识既不依靠权威也与启示无关它来自理性可以通过逻辑的证明独立地得出。最后关于理性除了它的某些规定性如普遍性之外我们所知无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要知道什么是合乎理性的就必须充分运用个人的理性。这是与启示和权威相对的那种思辨能力这种能力就其本性来说是独立的、自由的和具有批判倾向的。与理性的这种特质相比什么是合理的一类问题反而变得无关紧要了。在这个问题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看法。理性的概念永远是抽象的不过只要它还不曾失去上述特征它就永远都可能是具体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理性看成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开放概念一个本质上革命的概念。得出上面的结论绝非夸大其辞更不是故作惊人之语。把法律说成是“理性的命令”或者“合理意志”的体现尽可以是真实的概念却未必是真实的现实。对现实来说法律之合于理性首先是个应然的问题。实际上当圣托马斯把法律安排在一个价值序列里面的时候肯定之中便蕴含着否定。阿奎那不是说过在不受理性节制的情况下“君主的意志成为一种祸害而不是法”吗这里理性不仅被看成是法的核心构成而且具有某种价值意蕴可据以判断“真正的法律”和徒具法之外貌的“非正义的法律”。换言之合乎理性便是合乎正义否则即为非正义的。阿奎那决绝地写道:“只要人法按照真正的理性办理它便具有法的性质……只要它违背理性它就被称为非正义的法律并且不是具有法的性质而是具有暴力的性质。”(第页)“暴戾的法律既然不以健全的论断为依据严格地和真正地说来就根本不是法律......而宁可说是法律的一种滥用。”(第页)为了维护概念的纯洁性把某种“法律”说成是非正义的甚至根本不承认那是法律这在理论上是容易做到的但是要确定人们对这种“非法之法”应取的态度实际上却困难异常。在这个问题上阿奎那的学说充满了两重性。一方面“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罗马人书》第十三章第一节)现实的无不具有合理性(尽管程度可以不同)。而且从上述法的第二种定义考虑即便是暴戾的法律只要它考虑到公民的福利它就具有法律的性质”(第页)但是另一方面违背基本价值原则的东西理论。上已在被否弃之列。所以同一位阿奎那在另一处又说:“暴政的目的不在于谋求公共福利而在于获得统治者的私人利益所以它是非正义的。……因此推翻这种政治严格说来并不是叛乱。”(第页)至少当一个君主命令人们做出“不法行为”的时候他的臣民没有必要服从他。这种不服从的权利显然来自某些更高的价值如理性或自然法。君主的意志或人类法律不也是因为这些更高的价值才获得其合法性吗对上面这种二重性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历史的诠释。创立于世纪的经院神学体系实际只是现存秩序理论上的完整表述。所以它一方面确立了亚里士多德在神学中的崇高地位肯定了世俗权力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在这个价值之上设立了更高的价值为世俗权力划定了界限。我们不要忘记中世纪史的最显著特征乃是它的二元性。“有僧侣与世俗人的二元对立拉丁与条顿的二元对立天国与地上王国的二元对立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教皇与皇帝的二元对立中表现出来。”(罗素:《西方哲学史》(上)第页)把法律分为人法与神法同样是这种二元对立的表现。不过在世纪的欧洲圣托马斯关于教权与王权的理论确实比以前和同时的其他许多看法更温和更“超然”更多应予肯定的东西。比如他认为天恩并不取消本性而只会使它更为完善。于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被全面引入到神学中来成为阿奎那言必引证的权威。与视地上王国为罪恶产物的圣奥古斯丁或当时那些狂热的教皇至上论者相比阿奎那的主张显然是个进步。当然他也无意改变某些最基本的神学信条。为世俗生活设定一个神圣的目的在人法之上放置一个神法都属此类。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为世俗权力界定范围包括基督徒不服从甚至反抗某个“不法权力”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zhuofang新建图章教会常常被人看成是阻碍君主专横意志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圣托马斯的理性法律观里我们不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吗理论的性格源自历史但不会是历史的简单反映。如果说在圣托马斯注定是保守的神学体系里面确实有着革命性因素那么除了现实的历史原因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阿奎那所采用的理论模式本身。这个理论模式既非始于阿奎那也不会终于阿奎那它是西方世界的一宗共同遗产。阿奎那只是接受了这宗遗产加以利用以后再传于后人。这宗遗产就是自然法的学说。自然法的观念源于古代希腊以后通过公元前世纪的斯多噶学派流传于罗马曾对罗马人的法律观以及罗马法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这段历史本文无暇细说应该注意的是表现于斯多噶哲学的成熟的自然法学说。这种哲学假定有一个普遍合理的法则支配着宇宙此即自然法或自然理性。人既然是理性的动物就能够识别这些法则并且在制订人类法律时尽可能地接近这种绝对和普遍的理性。这种哲学实际是要把理性奉为建立人类社会正义的准则正可以看作是希腊理性主义的结晶。罗马人承受了这种理性主义的传统并把它贯彻到法律实践中去因而以独特的方式发展了它。由查士丁尼皇帝钦定出版的《法学阶梯》写道:“受法律和习惯统治的一切国家部分是受其固有的特定法律支配部分是受全人类共有的法律支配。一个民族所制定的法律称为该民族的‘民事法律’但是由自然理性....指定给全人类的法律则称为‘国际法’因为所有的国家都采用它。”这里体现了自然理性的“国际法”或说“万民法正是自然法(也有一派不同意将万民法等同于自然法如乌尔比安等)。圣托马斯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古代的自然法学说包括万民法与市民法的划分(这里万民法并非自然法而是由自然法直接得出的结论)。只不过在自然法、自然理性之上他又加上一个更高的价值:永恒法或神的理性。这是一个吸收、融和和相互改造的过程。一方面是按照自然法的模式改造神学并使之理性化另一方面是将古代朴素的自然法学说涂抹上一层神学的色彩使之成为中世纪神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此时我们所见的是以中古方式改造和发展了的古代传统。四百年以后经过神学改造的自然法再一次受到理性主义的改造。世纪以后的理性主义直接受近代科学的影响具有强烈的自然科学色彩因而更为彻底。近代理性主义者如笛卡尔、斯宾诺莎等对于以理性推论出政治、道德和法律的普遍原则或公理的可能性坚信不移。尤其是斯宾诺莎他在自己的哲学里运用几何学的证明方法试图建立一个精确的伦理体系用自然科学的语言来描述自然法的规则。透过这种极端的做法不难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潮流。受此洗礼的自然法神学的色彩渐渐褪去旧的时代特征也已荡然无存只有理论的基本模式仍然保存依旧。古典自然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写道“自然法是正确理性的意旨表明与理性一致的行为的高度道义性和与理性不一致的行为的缺乏道义性显示这种行为或是遵照自然创造主神的意旨或是为神所不允许。”这里虽然一再提到神但已完全没有了旧日的含义。对于近代的自然法论者来说上帝的概念并非实体它不过是某种较高价值如理性的代名词罢了。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人的理性是表达了他们内心理想与追求的自然法。从历史上看古典自然法论者的政治主张并不相同但在坚持理性立场认为实在法应当服从自然法这一点上却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把他们归入同一个历史派别的与其说是共同的思想倾向不如说是同一种理论模式。而这种理论模式正是通过中世纪的神学才保存下来的。与古典自然法同时并且在它之外法律受理性支配的学说还通过另一途径获得发展。比如在伊曼纽尔·康德的法哲学中自主的人类理性.......据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乃是立法上绝对的和普遍的依据。这种唯理论的传统经由费希特等人一直传续至今在施塔姆勒的法理学和约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依然可见。也许无论格老秀斯还是康德都不认为他们的学说与阿奎那的神学体系有什么关系zhuofang新建图章而且事实上圣托马斯的理性立场也确实与近代唯理论者的理性观颇有差距。但是这些确实都是毫无关联的吗宗教的理性观果然毫无价值吗难道古代自然法观念不正是因为宗教上的原因才得以保存和加强古代最杰出的思想家连同其理性观不正是首先在圣托马斯那里获得了新生吗如果我们注意到世纪前后理性生活的获得恢复注意到与阿奎那同时的各式各样的唯意志论和神秘主义派别以及世纪以后世界历史的发展我们的结论可能会更公允些。作为中古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有着多重的思想渊。其中不但有《圣经》的传统有早期教父圣奥古斯丁的教义格雷丁的《教令集》而且还融合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噶派、西塞罗和其他古代思想家的学说这里所谈的仅及其中的一个小小仅侧面。只以这些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甚至一个世界性的宗教显然是不够的。其实本文的目的主要不是去评判圣托马斯或基督教的是非功过我们只是把它们当作一些历史的中介来看待在传统的生成与转化过程中这些中介有着不可忽视和不容取代的作用。阿奎那写道:“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它的正义性。但在人类事务中当一件事情能够正确地符合理性的法则肘它才可以说是合乎正义的并且像我们所已经知道的那样理性的第一个法则就是自然法。由此可见一切由人所制定的法律只要来自自然法就都和理性相一致。如果一种人法在任何点与自然法相矛盾它就不再是合法的而宁可说是法律的一种污损了。”(第页)这是一个斯多噶信徒久已熟知的理论也是一个近代自然法论者乐于接受的主张。构成他们共同兴趣的当然不是各不相同的时代内容而是超于时代的理论模式。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传统:一个决定了西方基督教的传统同时也是被基督教发展了的传统。这并不奇怪因为基督教的传统最终只能在传统的基督教中得到说明。(原载《读书》..)zhuofang新建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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