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瑛：回到“社会的”社会学

回到“社会的”社会学 肖瑛     摘　要：社会学是一门没有确定的对象边界、而是根据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进行自我界定的学科。社会学的方法论根源蕴涵在“社会的”和“社会性”中。在社会学思想史中,“社会的”和“社会性”有四种表征:与“异化”和“失范”对立,彰显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对立,彰显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与抽象性对立,彰显具体性和相对性;与神秘性和神圣性对立,彰显世俗性和日常生活性。据此,社会学的方法论可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概括,在这种想象力中,社会是一个高度相对性和具体性的存在,个体和社会处在相互建构的“结构二重性”关系之中,个体的、日常的和世俗化的行动是社会实现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   关键词：社会学　社会的　社会性　社会学的想象力   作者简介：肖　瑛　上海高校社会学E 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博士     一、社会学的界定:从对象出发还是从方法论出发   社会学是一门边界模糊的学科,社会学的发展史在某种角度说就是一个“清理门户”的历史,除了马克思,从A ·孔德、涂尔干、M·韦伯、齐美尔到今天的N·卢曼、吉登斯和华勒斯坦,社会学家们都是在清理门户的进程中书写自己的学术史的。即使在中国,社会学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一复出,“社会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就缠绕着新老社会学学人。社会学缺乏一个被世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学科边界,并因此而形塑出一种独特的学术史的直接原因,应该归因于社会学命名人A·孔德给这门学科起的这个名字过于含混和歧义。望文生义,社会学理所当然是关于“社会”( society)的学问, （注1）探讨的是“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但是,“社会”是什么呢? 难道经济学、政治学就不关注“社会何以可能”吗? 是否存在一个剔除了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纯粹的“社会”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虽然是一个出现较晚的概念,但又是一个最为“社会化”的概念,一个人人都在使用但很少有人能确切地说清楚其边界和具体构成的概念,一个既可以无所不包又可以空空如也的概念,用图海纳(Touraine, 2003)的话说,一个“含义不明的实体”( ill-defined entity) 。在学科分类上,当社会学说自己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时, 实际上就等于把自己当成了总体的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事实上,A·孔德的原初目的也的确如此(肖瑛, 2004b) 。（注2）但是,其他归属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丛林的学科会承认社会学的这种自我期许吗? 其中经济学在这方面的帝国主义情结就远甚于社会学,比如,经济学家贝克尔(1995: 7)就声称: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可以用经济学方法来分析。面对邻近学科的抗议,“社会学”在其起点上就遭遇到了以“社会何以可能”来确定“社会学何以可能”的尴尬。特别是在当前各种学科在研究领域上相互渗透日益明显的情势下,固守从研究对象角度界定自身学科性质的企图更是使社会学面临着各种质疑和挑战。   今天我们站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中来反思国内外社会学的“门户清理”史,可能还会发现两个问题:第一,吉登斯( 1998: 55)说,“社会科学不太可能产生大量的原创性知识, ……过去提出的理论和观点彼此之间虽然颇有一些矛盾之处,但今天看来仍然有它们的可取之处。”这恰恰告诉我们,既然从古典阶段以来,社会学的发展与其“正名”的努力始终不可分割,那么每一位社会学家在其陈述中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包含着其关于“社会学”和“社会”的预设;可今天的我们在一面抱怨社会学的名不正言不顺,一面谋求给社会学“正名”和“清理门户”的同时,是否有意识地回归历史,在社会学经典文本的字里行间寻找这些预设以及它们之间可能隐含的某种一贯性? 至少在中国社会学近30年的重建史中,这种思想史和文本学的努力还是欠缺的;相反,中国的学者要么笼统地说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的科学,而在何谓“社会”的问题上语焉不详;要么在对象角度无法深入的情况下,转而从个人的爱好和利益诉求出发,自我意象式地把社会学界定为或者关于社会调查的学科,或者关于社会工作的学科,或者关于社会改革和预测的学科;要么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下干脆避而不谈“何谓社会学”而转向“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   第二,当我们从研究对象角度来界定社会学的边界,为社会学圈下一块不容其他学科侵犯,其他学科也不会侵犯的领地的欲图和其他的目标努力都破产的时候,社会学的正名目标是否还有其他路径可循,比如说方法论路径或者视角主义路径? 进言之,我们是否可以从社会学思想史角度寻找到社会学正名努力中可能暗含的方法论和视角主义维度?   事实上,在国内社会学界,早在上世纪80 90年代,就有学者注意到社会学正名的视角主义路径,并对西方学者使用方法论路径来区分美国社会学和欧洲大陆社会学的过程,以及实证主义方法论与反实证主义方法论之间的争论作了一些介绍(苏国勋, 2005a, 2005b) 。上述路径虽然与本文的选择并不完全契合,但至少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启示,即从方法论和视角方面给社会学正名的可行性。   我们在进入社会学思想史的大门后就会发现:放弃自身对象的界定而选择方法论的角度来为社会学正名,为自身的职业正名,在古典社会学家那里就已经开始(肖瑛, 2004b) 。当涂尔干说社会学应该抛弃心理学和哲学的个人主义视角,而“假定所有法律和习俗的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甚至是那些属于个体生活的规范,都来自社会存在”,社会学研究应把社会事实当作外在于个体的、客观存在的“物”来看待( the social facts are to be treated as“things”) ,这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必要的“心态”( certain attitude of mind) (Durkheim, 1982: 36;参见Ritzer, 2004: 161)时,当M·韦伯强调社会科学应关注人的社会行动的意义时, （注3）社会学选择方法论和视角预设的方式来自我正名的趋势就开始逐渐明朗(肖瑛, 2004b) 。齐美尔在这方面的贡献尤其伟大。齐美尔( [ 1908 ]2002: 1 16)指出,社会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那就是“社会”,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又不能为社会学所独占,而是与经济学等所有社会科学共有,因此,要区分社会学的学科特色就必须从其所建构的概念、公理和方式方法出发。显然E·康德对齐美尔起了非常深刻的影响。E·康德说我们所认识的对象并不是“物自体”( thing in itself)或者自然( nature) ,而只不过是我们赋予“物自体”或者“自然”的“表象”( rep resentation )( Simmel, 1971: 6) ,齐美尔(2002: 14)则说,“倘若没有某些概念、公理和方式方法作为毋庸置疑的前提,各门社会科学的任务根本无法探讨,经济的学说和各种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习俗的历史和党派的历史、人口理论和职业结构的探讨等等,都无从谈起。……在所有这一切东西和很多类似的东西里,都存在着思维的种种方式方法,借助它们,思维才能着手处置各种事件的材料,从中得到社会科学的认识,犹如思维从某些关于空间、材料、运动、可计数性的前提出发,把握各种外在的现象,没有这些前提,永远不能从外在现象形成物理的科学一样。”更直白地说,概念的作用就是通过分工在一个复杂的整体中抽出某单一的品质和功能作为自己的研究客体(同上: 19 20) 。有鉴于此,齐美尔认定社会学仅仅在方法论意义上才是成立的,“只要它依仗的是人必然被理解为社会的动物,社会是一切历史事件的载体,那么,它所包含的对象就没有一个不是已经在现有的科学中被研究的,它仅仅是为所有现存科学找到一条新的途径,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正是由于它可以应用于所有的问题,所以不是一门具有自己的内容的科学。”(同上: 7)这种康德式观念同样浸透在M·韦伯的思想中,他的“科学的研究领域不以‘事物’( things)的‘实际’( actual)联系为依据,而是以‘问题’的‘思想’( conceptual)联系为依据”(韦伯, 2000: 19)就简明地表达了他关于价值判断在科学研究中的前提性功用的观点。因此, Therborn ( 2000)在回顾20世纪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时说,在M·韦伯和齐美尔那里,社会学并不被视为一门界限清晰的学科,而是一种社会研究视角。多年以后,当P·柏格(Berger, 1963: 40)说出“社会学家并非观察不为任何他人所知的现象。他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观察同一现象”,并进一步明确社会学研究的动源不是心理学的而是方法论的(同上: 44) ,这何尝不就是M·韦伯和齐美尔思想的接续?!   那么,从何处入手在社会学思想史中厘清这种方法论正名的线索呢? 显然,“社会”仍然是一个关键概念,“倘若现在应该有一门社会学作为特殊的科学,那么,社会的概念本身,除了对那些现象的外在的概括之外,就必须对社会的、历史的事实进行一种新的抽象化和归纳整理。”(齐美尔, [ 1908 ]2002: 20)齐美尔的这种观点几乎成了以后所有社会学家的共识: N·卢曼(Luhmann, 1999)断言,虽然“‘社会’是一个用旧了的概念,但要另找一个概念来指称(社会学的)指定对象并足以精确表达(社会学的)诸理论性目的,看起来还是会无功而返。”图海纳(Touraine, 2003)则说,如果不参照诸如“社会”或“社会性”( the social)这些含义不明的实体,要界定社会学几乎就不可能。   现在已经很清楚,清理“社会学”门户的起点是社会学方法论或者说解释“社会”的视角。但是,社会学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体系是什么呢? 或者说,“社会”这个概念所蕴涵的方法论意义和视角意义在哪里? 笔者以为,在社会学话语中,“社会”主要是作为一个名词而出现的,从最宽泛的角度看表征的是人之生存的一个与纯粹自然（注4）相对的具体情境,它在包括社会学想象在内的各种学术想象中只是扮演了一个“壳”或者“形式”的角色,而不适合于作为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概念接受分析,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抓住隐藏在“社会学”和“社会”背后的更为关键的概念:“社会的”( social) （注5）及其名词化的“社会性”( the social) （注6）。“社会”作为一个统一的、有着确定边界的实体,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而“社会性”只是作为这个物质实在的一个层面而存在(Wernick, 2000) 。“社会的”和“社会性”构成了社会学想象的基本内容,社会学家们赋予它们的各种想像,实质上要么是对“社会”的本体论预设的结果,要么必然对“社会”的本体论预设产生影响。所以,只有在明确界定“社会的”和“社会性”的基本内涵之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和性质才能够显现,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的意义和内涵才能彰显。所以,笔者认为,对于社会学来说,“社会的”和“社会性”能更好、更直接地表达“社会”所内含的认识论、方法论意义。社会学的大师们正是在使用这个概念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界定了社会学的方法论特质和视角。事实上,在近20年的学术思潮中,无论是社会学的自我批判还是社会史研究的文化学转向,焦点都集中在“社会性”和“社会的”上。比如: 布希亚鼓吹“没有社会性的社会”( society without the social) (引自Smart, 1997: 69) ;图海纳( Touraine, 2003)竭力论证“社会性的衰落”( the decline of the social)和“‘社会的’概念的衰落”( the decline of the‘social’) ;拉图尔在“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和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在“社会性的终结”( the end of the social)和“后社会关系”( postsocial relation) 方面大做文章(Latour, 2002; Wernick, 2000; Joyce, 2002; Lowe, 2003; Toews, 2003) 。社会史研究致力于建构社会理论( theory of society) ,但其建构方式却始终围绕着对“社会的”内涵的解读的改变而改变,其发展历程因之而表现为“前社会史”(pre-social history) 、“社会史”( social history) 、“新文化史”( new cultural history)及“后社会史”(post-social history)等若干阶段(Cabrera, 2004) 。   有鉴于此,本文将从词源学和文本学(思想史)角度出发,着力考察“社会的”和“社会性”这两个概念在社会学语境中所表征的多种面相,并据此厘定社会学的学科性质。   二、关联性:“社会的”词源学涵义   要廓清一个概念在具体语境中的具体指涉以及不同文本中的具体指涉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从词源学角度厘清该概念的原初内涵。从词源学角度看, social 有三个来源: 中古英语sociale 与“家庭的”( domestic)同义;古法语social;拉丁语socius,作为名词意味着合作、同盟、商业伙伴或者同志,作为形容词指人们之间的纽带、人们之间的集体性的和关联性的以及同伴的( compainate)关系。   笔者通过“Google”搜索工具查询发现,关于“社会的”定义不下20种,除了某些针对性特别强的界定外,主要包括: (1)与人类社会及其成员相关的; (2)居住在一起或者享受共同体和有组织的群体中的生活; (3)与上流社会相关的,属于上流社会的,上流社会的特征; (3)同类群体的共同生活或者迁移的倾向; ( 4)好交际的( sociable) ,由好交际的人们组成的,为交际目的而形成的; (5)同他人关系友好的; (6)群居的昆虫,其个体性行为受同类的其他成员的控制; (7)意味着对他人行为的考虑; (8)涉及一群成员,他们为了其群体的福祉而相互依靠;(9)用以描述发生在希腊组织中的人际关系的发展的单词,不应与党派(party)混淆; (10)涉及人类社会以及其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   根据其词源意义和上述定义,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的”的几种基本内涵: (1)集体性和群体性,即相对于个人而言集体和群体的优先性,或者比较中性地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社会与个人的不同(威廉斯, 2005: 451) ; ( 2)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威廉斯( 2005:450)说,在17 世纪时“社会的”就有了“关联的”( associated) 、“交际的”( sociable)等指涉。(3)利他主义。集体主义就意味着利他主义,所以卢曼才说“社会的”太美好,威廉斯(2005: 451)才说“social被用来强调正面的而非中性的意涵”。在下文的思想史分析中,社会学关于“社会”以及“社会学”的界定,都是围绕这几种内涵展开的。换言之,“社会的”上述几种词源学内涵在社会学思想的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   但是,翻阅整个西方社会学文献,除了P·柏格(Berger, 1963: 38-39)对“社会的”有过简单的解释外,我们很难找得到思想家和社会学家们关于“社会的”和“社会性”的明确界定。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运用一种考据学的方法,紧跟社会学思想家们的步伐,在他们的文本脉络中寻找他们视野中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指涉;而由于社会学作为一门后发的学科,其发生和成长是在同其他学科的竞争和辩论中得以实现的,这两个概念又是其开展自我辩护和批判其他学科的关键武器,因此,在具体的社会学文本中,这两个概念通常都有对立的概念相伴随,并因此以对立范畴的形式出场;正因为如此,在本文中,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这两个概念,笔者将通过分析其对立概念的办法而达到明确它们在具体文本中的具体指涉的目的。在下文中,笔者将把这两个概念在社会学文本中的具体指涉归纳为四种: ( 1)与“异化”( alienation)和“失范”( anomie)对立,彰显的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社会”( human society)和“社会化的人类”( socialized humanity) （注7） (马克思、恩格斯, 1995a:56) ,是高度自主、全面发展、平等互动的社会关系; ( 2)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对立,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 associated)和互动性( interactional) ; ( 3 ) 与抽象性( abstract) 对立, 表明具体性( concrete)和相对性( relativity) ; ( 4)与神秘性(mystification)和神圣性( sanctification)对立, 表明世俗性( secular) 和日常生活性( everyday life) 。其中,第一种指涉实际上是规范意义上的,以之为核心所建构的理论体系实质上是哲学人类学或者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但这种规范意义的“社会性”却种下了后三种 经验 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宣传工作经验交流材料优秀班主任经验交流小学课改经验典型材料房地产总经理管理经验 或者描述意义上的“社会性”指涉的胚芽。   三、“社会的”发生及其规范意义   N·卢曼(Luhmann, 1999)说,“社会的”这个概念太美好( nice) 、太友善( friendly) 、太温馨(warmhearted ) , 其对立面则是非社会的( unsocial) 、犯罪的( criminal)和涂尔干意义上失范的( anomic) 。不难看出,N·卢曼的这种界定实质上体现了“社会的”所包含的规范和哲学意义。虽然N·卢曼只是不经意地提及涂尔干,并暗示了涂尔干思想中所蕴涵的社会哲学内容,但涂尔干显然不是第一个从这种规范和哲学角度建构社会理论的社会学家,在他之前的马克思在这方面的成果要比涂尔干的论述系统得多,影响也大得多。在社会思想史上,马克思是彰显“社会的”和“社会性”并以之为武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建构真正“人类社会”的第一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 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socialized humanity) 。”(马克思、恩格斯, 1995a: 56)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社会的”和“社会性”具有双重含义:首先是规范意义或者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指有意识的人之间现实的、全面的、自主的和平等（注8）的互动关系,人在这种消除了“异化”的互动中获得自己作为真正的人的本质即社会性(Barbalet, 1983: 73) ,社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化的社会”( socialized society) (Neocleous, 1995) ,虽然“这种完整的社会性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Barbalet, 1983: 64) ;其次是描述意义上的,指涉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 by social) ……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马克思、恩格斯, 1995a: 80)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 1844年之前) ,以规范意义上的“社会的”和“社会性”为“批判范畴”(Neocleous, 1995) ,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制度以及相应的政治制度的“异化”,即“反社会的”( asocial)本质作了深刻揭露,进而初步建构起充分社会化的共产主义理想蓝图(参见Barbalet, 1983: ch. 3; Alexander, 1982b: ch. 2 3)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学者指出,“在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学界,‘社会’一词对保守一点的学人来说简直就是个贬义词,对新派的学人来说,则是一个具有特殊政治论战性含义的语词”(刘小枫, 2005) 。   在分析马克思关于“社会的”和“社会性”的规范性理论之前,有必要对“社会的”和“社会性”的发生史作一简要的回顾。如前所述,在当代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话语体系中,“社会的”和“社会性”已是一个核心概念。A·孔德(1996: 43)很早就提出,实证哲学的任务是彰显人性的两种“卓越的属性”,一为智慧,二为“社会性”( sociality) ; B ·特纳(2003: 1 ) 认为,“社会理论涵括了有关现代社会中社会范畴( the social)的性质的总体上的关注”;斯马特( Smart, 1999: 35)指出,在启蒙运动语境中,“社会性”第一次被建构成抽象知识或抽象推理的对象, 成为理论反思和系统分析的核心目标, 成为练习控制各种奇思妙想——这些奇思妙想企图让日常生活臣服于它——的技术发明的靶子;社会理论就是发展于这种情境中并开始反思现代性工程的。考察西方思想史,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人的现实生存和生活场域的“社会”自家庭出现以来就开始存在,可“社会的”和“社会性”作为独立的学术概念在现代性出现之前却一直缺场。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无论是亚氏还是其老师柏拉图,谈论的都是如何建立一个理想政治体的问题,而且,占据人口多数的奴隶被排除在政治存在之外,不享有做人的任何资格。进一步考察柏拉图以来的乌托邦史,几乎所有标志性著作,如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注9）,甚至被帕森斯认为是社会学的问题意识诞生标志的霍布斯的《利维坦》,其支撑性理念都还是社会的“政治整合”问题,社会附属于政治/ 国家,关于社会的论述最终都必须被置于建构某种政治制度的目的之下。   社会与国家或者说政治的分化最初出现在黑格尔的学说中。在黑格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是具有世界历史重要性的事件,它代表了现代性的核心问题——自由的政治实现——并包含着一个明显的社会维度;工业革命则引入了一种特征显著的现代生产模式,随之而来的是财富和贫困的两极分化,以及一个因依赖自身的劳动而贫困的阶级。正是在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以及社会冲突急剧化的过程中,在家庭和国家之外,一个第三领域正在形成,这就是“市民社会”( civil / bourgeois society) 。（注10）   “市民社会”的诞生是现代性的标志,它具有几个基本特点:第一,它是一个与政治关系相对的社会- 经济关系(Neocleous, 1995) ;第二,它是一个中产阶级或者说资产阶级的领域。在德语中,“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意味着市民的和中产阶级的社会(黑格尔,1961: 205) ,工人阶级被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也被排除在理论关怀的视野之外。这一点与柏拉图以来的政治理论具有基本的一致性。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晚近的莫尔那里,等级观念严重存在,奴隶不享有政治权利,不属于“政治的动物”,而在黑格尔那里,构成“市民社会”基石的薪资劳工阶级却同样仅仅享受奴隶的地位。在西方历史上,拥有财产(property)是占据一定社会权势阶层( estate)和具有该阶层的成员资格的必要前提,惟其如此,一个人才能过上道德的生活,参与政治,而不能拥有一个阶层的成员资格就意味着这个人什么都不是。“当我们说一个人是某人时,我们意指他必然属于一个特定的阶层,因为要成为某人,就意味着他是一个实在的存在。一个没有阶层的人仅仅是一个自然人(private person)且不拥有实际的普遍性。不拥有一个阶层这样就把一个个体排除出社会之外了;而不拥有一个阶层就把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排除出市民社会之外。这样也就被摒除在道德生活之外。而惟当通过成为市民社会的成员之一,个体才拥有与之相关的权利和宣称。”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工人阶级不是市民社会”。(Neocleous, 1995)黑格尔的这种社会学说基本上奠定了以后社会学说的意识形态性质。M·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生的探讨,本质上是关于资产阶级的,Wernick (2000)亦称A·孔德和涂尔干的社会学为“中产阶级社会学”( bourgeois sociology) 。所以Therborn说,“社会学的产生是中产阶级社会——在中产阶级社会和市民社会双重意义上——的日益凸显和在知识上发现中产阶级社会的关键性组成部分。”（注11） (转引自Neocleous, 1995)第三,构成“市民社会”是原子化的个人,或者说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的“经济人”,个体与他人的关系是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黑格尔, 1961: 205)“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上: 309)第四,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一方面必须承认个人主义兴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必须看到这种个人主义的无序性,因此,“市民社会是必要的,但还不够,需要有国家来纠正它的不公正之处,使之井然有序。黑格尔认为,国家应该凌驾于私人领域这个共同体之上,应该代表整个社会。”(斯特龙伯格, 2005: 289)这样就形塑出“国家的神化”( state is God) ,“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黑格尔, 1961: 259)一言以蔽之,在黑格尔那里,支配人的存在的,在市民社会内部是“经济性”,在市民社会外部是“政治性”和“阶级性”,“社会性”的出现尚需时日。   马克思基本上接续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界定,但否定了市民社会是由原子人构成的假说,而是指出构成市民社会的人并非“和任何东西无关的、自满自足的、没有需要的、绝对完善的、极乐世界的存在”,恰恰相反,他们都是“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他的每一种感觉都迫使他相信世界和他以外的其他人的存在,甚至他那世俗的胃也每天都提醒他在他以外的世界并不是空虚的,而真正是把他灌饱的东西。他的每一种本质活动和特性,他的每一种生活本能都会成为一种需要,成为一种把他的私欲变为把他身外的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癖好的需要。……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 、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联系起来。……他们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马克思、恩格斯, 1957: 154)而且,马克思并不认为从历史发展走向看“市民社会”内部成员之间的“市民生活”关系是终极合理的,在他看来,人的这种利己主义存在恰恰是“反社会的”的“异化”现象,并进一步决定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反社会性:第一,“市民社会”制造了严重的阶级对立,“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马克思、恩格斯, 1995a: 90) ,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这种异化劳动的结果是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的分离和异化,人性被扭曲,人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第二,阶级的分化使建立黑格尔意义上的“一切人都是国家的成员,国家的事务就是一切人的事务,一切人都有权以自己的知识和意志去影响这些事务”(黑格尔, 1961: 326)的政治制度在马克思看来是完全虚幻的。“马克思认为,国家只能反映市民社会某一阶级的经济利益,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必然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把一个资产阶级经济与一个真正的社会国家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斯特龙伯格, 2005: 289)所以,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可能具有形式的民主制度,但这最多能使一个人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抽象存在物,而不是一个完整的现实的人的存在,这样的国家仅仅是“政治国家”( the political state) ,而非“真正的国家”( the real state) (Barbalet, 1983: 9-0) ;“真正的国家”是“社会国家”,是“人的基本的社会性”( essential sociality of man)的有意识的充分表达,“国家的事务除了是人的社会本性( social quality)的行动和存在模式外,其他什么都不是。”(转引自Barbalet, 1983: 9-10)第三,经济学家认为,市民社会中的人都是原子式的,促使他们联系的唯一纽带是个人之间自私的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商业关系,他们所构成的社会是商业社会,人与人联系的媒介是市场,是抽象的货币。在马克思看来, 这恰恰是“通过非社会的( unsocial) 、个别的利益来建立社会”,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其实质是反社会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 single individual)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ensemble of social relations) 。”(马克思、恩格斯, 1995a: 56)第四,私有财产是所有人的自我异化的根源,发生于现实生活中,并支配着国家、宗教等各种异化现象,“因此,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的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马克思, 2000: 82) ,“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马克思、恩格斯, 1995b: 33)才告终结。   马克思在规范意义上对“社会性”的阐发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社会运动层面和政治制度层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世纪以来,劳工运动表现为“社会运动”,即阶级公正取代了经济待遇成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标;从“社会性”视角出发,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都应该服从于社会性,即社会公正和真正民主的诉求,而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恰恰与此相反。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苏联等共产主义阵营的兴起,“社会性”果真开始在国家制度建设上占据主导性地位,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带动了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转向,北欧国家社会民主制度的建立就是标志。这种制度考虑到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寻求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统一,以创造一个以工人阶级、科学以及追求社会公正为基础的社会为目的,不仅在政治制度上,而且在经济活动的组织模式上,都按照“社会的”这一概念的要求来设计和构建( Touraine, 2003) 。   在早期社会学家的文本中,从马克思的这种本体论角度使用“社会的”和“社会性”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A·孔德发现,法国大革命导致的一方面是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极度张扬,原子化的个人直接面对国家的权威,另一方面则是家庭、教会等传统社会组织的式微和道德、社会团结资源的削弱以及整个社会的绝对无政府状态,而这种困境出现的根基“本质上不是政治性的,而主要是道德性的,因而解决困难的可能办法实际上更多地取决于舆论和风尚而不是制度。”(孔德,1996: 40-41)换言之,A·孔德认为,造成无政府状况的根本在于社会的缺席,因此,克服这一困难的关键既非政治的,亦非经济的,而是社会的,在于“把人们统一在非政治的社会中”( Smith, 1943) 。在A·孔德那里,“社会性”与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同义,“实证精神最大可能地而且毫不费劲地拥有直接的社会性。……单纯的人是不存在的,而存在的只可能是人类,因为无论从何种关系来看,我们整个发展都归功于社会。……整个新哲学无论在实际生活或思辨生活中始终倾向于突出个人与全体的各个方面的联系,从而令人不知不觉地熟悉社会联系的亲密感;社会联系相应地延伸至一切时代、一切地方。谋求公众利益将不断地被视为是通常确保个人幸福的最合适的方式, ……慷慨宽宏的性情将是个人快乐的主要源泉。”(孔德, 1996: 52-53)惟有社会才足以控制住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的肆虐,才足以担当社会整合的重任。正是在这种本体论意义上使用“社会的”和“社会性”使A·孔德像马克思一样建立起了社会学的社会介入倾向,试图以自己的理论来改造和重建社会。1844年,A·孔德干脆建立人道主义宗教,并成立宗教色彩浓郁的“实证主义学会”,竭力宣传其实证主义社会改造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成了M·韦伯所批评的以创立新宗教为谋的科学家之一。由于A ·孔德对“社会性”和“社会”及其所体现的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精神的极力推崇,有人(Wernick, 2000)在总结法国社会理论传统的特征时指出,A·孔德用“社会”取代“宗教”( society is God) 、建立新世界宗教的努力开启了社会神学( socio-theology)的先河,这恰好与其反对任何的超自然思维和形而上学思维的追求构成矛盾关系。   在涂尔干那里,“社会性”和“社会”初看起来是一种冰冷的存在,它是外在于人的、强制性的,“社会……不可避免地要为个人立法,……凌驾于私人之上”(Durkheim, 1984: xxxiv) ,它具有自己的目的,这种目的可能与个体对自身幸福和快乐的追求背道而驰, （注12）“对个体的痛苦视而不见,对个体的向往听而不闻。”(鲍曼, 2005: 7)但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同孔德一样,涂尔干的“社会”和“道德”是等价物(Hilbert, 1991) ,“社会”特别是有机团结的“高级社会”,对于个人来说就是一个温情脉脉的救世主,是个人自由的普遍实现的不可或缺和替代的温床,是治愈社会失范、维护个人利益的根本法宝。这种乌托邦诉求在《社会分工论》的结尾表露无遗,作为社会学家的涂尔干的冷酷面孔已经消失了,而作为哲学家的涂尔干的悲天悯人的那一面却清晰起来。涂尔干说,个人虽然是受社会制约的,但这种制约只是表现在个人人格的进步与分工的进步的一脉相承,功能分化同时又是现代社会维续的必要条件,功能分化的过程将催生出社会道德规范的发展和成熟,是社会建立权利和责任的人际关系,确立公平公正的竞争规范,建立“与人为善、公平待人、忠于职守、各尽其责、按劳取酬”的道德体系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朝着“一个统一的人类社会”( a single human society)的目标靠拢的过程(Durkheim, 1984: 337－341) 。   在“社会”与宗教、政治、科学的关系上,涂尔干把“社会”界定为一个囊括万物的载体,一个“自我生产”( self-generate)和“自我组织”的实在,一个终极的实在,一个上帝(Hilbert, 1991) ,社会自己决定了自己的本性。政府作为社会的构成性部分,也是社会根据自身需要锻造的,“政府形式不能决定社会的本性。我们已经说过,假如社会结构保持不变,最高权力的性质也有可能发生改变;相反,假如社会结构保持不变,最高权力的性质却有可能是一致的。”(涂尔干, 2003: 29)因此,“在我们发现我们面对的一架被赋予巨大权力的政府机器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必须不能从这些统治行动的特殊地位中寻找原因,而必须从它们统治的社会( societies)的本性中寻找原因。”(Durkheim, 1984: 143-144)在当时传统国家形式逐步消解的背景下,就维系社会团结和秩序而言,社会的因素亦比政治的因素具有更强的现实性:“要想治愈失范状态,就必需首先建立一个群体,然后建立一套我们现在所匮乏的规范体系。……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 ,还是国家,显然都担负不起这一重任。”(同上: xxxiv)同样,宗教亦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的故意安排。“古往今来,我们看到社会始终在不断地从普通事物中创造出神圣事物”,“惟有社会是这类各色神化的始作俑者”(涂尔干, 1999: 283) 。不仅如此,无论是个体意识还是理性、科学,所有的人为创造物都是社会根据自身需要而自我创造的。涂尔干的这种断定为他的社会学的诞生做了本体论意义上的铺垫。   虽然涂尔干一再声称自己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有着各种根本的差别(阿隆, 1988: 400-416) ,虽然A·孔德、涂尔干和马克思在关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内涵的认识上存在本质差别,但在对一般意义的“社会乌托邦”的追求上却是相同的,这种共性是区别于以前的所有关于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哲学的。   四、描述意义的“社会的”多元内涵   “社会的”和“社会性”的规范意义的存在表明社会学在其早期还没有完全脱离哲学的襁褓。但是,任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预设都是建立在本体论预设的基础上的,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前者的内容和方向。上文对马克思等人关于“社会的”和“社会性”的本体论意义的分析,一方面是为了努力还原社会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展现这一概念在他们的学说中所表现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取向,以及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内涵对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的作用。   (一)关联性与互动性:与原子论对立   关于“社会的”在社会学文本中的基本内涵, P ·柏格(Berger,1963: 38-39)指出,社会学家使用的“社会的”比较狭义也比较精确,指涉互动( interaction ) 、交互关系( inter-relationship ) 、相关性(mutuality)的特质。回顾社会学的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 P·柏格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比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社会关系界定为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在1846年给Annenkov的信中又指出,“何谓社会,它可能的形式到底是什么? 人的互惠行动的产物”(转引自Alexander, 1982b: 46) ;M·韦伯(1968: 26-27)同样认为,所谓“社会关系”( social relationship) ,“乃是由多数行动者彼此考虑对方,因此指向彼此联系的行为”,表明“行动者和他人间存在着某种最低限度的相互关联(mutual orientation) ”,但这种“关联”并不局限于某一种行动类型,而是可能包含相当复杂甚至对立的面相,比如“合作”或者“对立”的关系;齐美尔的思想也是M·韦伯式的,在1908年发表的论文《社会学的问题》中,他一开篇就指出,“在大量个人进入互动的地方,社会方才存在。这种互动通常是在一定驱力的基础上,或者是为了特定目的产生的。性爱的、宗教的或者纯粹联系的推动作用,以及捍卫、攻击、游戏、获取、帮助或指导等目的——这些因素和其他无数的因素促使人同其他人共同生活,或为他们或同他们或反对他们而行动,并因此而使自己的情况与他们的情况发生联系。……严格地说,不论饥饿或爱慕、工作或宗教狂热、知识或者智识的功能和结果,都不是社会的( social) 。惟当它们把孤立个人之间的纯粹堆砌( aggregation)状态转变为彼此依存的( being with and for one another)特殊形式——这些形式被归入互动的一般观念之下时, 它们才是社会化过程中( in sociation（注13） )的因素。”( Simmel, 1971: 23)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 (1)无论是早期思想中社会哲学味道浓郁的马克思,还是一直把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追求的M·韦伯,都自觉地致力于把“社会性”和“社会的”这两个概念从哲学的襁褓中解放出来, 置于经验分析的工具主义( instrumentalism)平台上。所以有学者指出,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克思努力摆脱哲学人类学的视角,而转向经验的社会学视角,根据社会结构( social structure)来解释人的存在状况(Barbalet, 1983: 87; Alexander, 1982b: ch. 2 3) 。在马克思的这种转向和M·韦伯的建立经验科学的努力中,“社会的”和“社会性”的价值判断即N·卢曼所说的“美好的”意涵都被排除了出去,而变成一个相对中立的科学术语。(2)这种经验或者描述意义上的“社会的”或“社会性”的基本指涉果然正如P·柏格所总结的那样,是关于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性和关联性。   但是,虽然M·韦伯极力隔绝方法论选择与本体论价值判断之间的正相关关系(Weber, 1968: 18) ,可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本体论的预设事实上必然投射到方法论的选择上。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社会学从其起点上就关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因此,社会学家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界定注入到“社会性”和“社会的”等概念中,从而使得这些概念虽然在一般意义上表现为P·柏格所谓的“互动”、“关联”等,但由于本体论预设的差异,在不同社会学家的文本中,其具体内涵却千差万别,彰显出不一样的方法论意义,一个极端是功能主义的有机论即集体主义( collectivism) ,另一极端则是方法论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 。   把“社会的”和“社会性”解读为“集体主义”的直接动源在于1832年前后法国生物学家发明的有机体(organism)理论。生物有机体理论促使这一时代的法国社会思想家把注意力从个人转向集体,圣西门就是最早在字面意义上建立身体器官的社会学隐喻的学者之一(Lash,1999: 97) 。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早期社会学家,如A·孔德、涂尔干等人,使他们自觉地强调集体对于个人的优越性。A ·孔德( 1996: 11)说,“如果说我们的任何观念都应视作是人类现象,那么此类现象就不纯粹是个人的,而主要是社会的,因为它实际上从集体的持续演变而来。”在这里,“集体性”并不是指“个体的会聚”(孔德, 1996: 52) ,即本文所说的“堆砌”,而是指不同个体之间的有机联系,就如生物体内部的组织关系一样。所以,在A·孔德论及社会的秩序与进步的关系问题时,总是习惯于采用生物学类比,“社会物理学中的秩序观念与进步观念,就如生物学中的组织观念和生命观念一样,不可分割。”(Comte,2000: 118)换言之,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的内在构成与生物学对生物体的“有机体”预设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如果在A·孔德的学说中我们还难以找到一种直白的社会有机体观点,那么,到涂尔干时期,这种痕迹就非常明显了,“涂尔干更喜欢生物学的强调整体( holistic)而忽略部分的特征”(Bohman, 1991: 1) ;如果说A·孔德虽然在致力于建立实证科学,但其思维和脚步还是停留在哲学的地盘里,那么,涂尔干则一直在自觉地追求实证科学思维对哲学思维的超越。所以,当涂尔干宣称个人幸福与社会期待之间可能是对立冲突时,他既表明了自己冷酷的科学立场,同时也确立了社会学所坚持的“社会主义”与传统哲学和心理学以及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所鼓吹的“个人主义”的尖锐对立,确立了“社会”对于“个人”的“客观存在”的强制“力量”( force) :社会具有一种独立的动力机制,它既无需考虑个人的要求,也无需个人的参与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路径前进;而个人无论具有怎样的独立性和另类的要求,都不得不跟随社会的脚步,接受社会的制约,“社会的东西往往比个体的东西具有更高的威望”(涂尔干,2000: 114) ,我们不能把社会环境( social environment)视为实现进步的手段,而应看作决定进步的原因(Durkheim, 1982: 140) 。这就是涂尔干所谓的被当作“物”的、“只能用‘社会的’一词来修饰”的“社会事实”(涂尔干, 2000: 114) 。“社会事实”的强制力不仅表现在根本不存在“个人”的机械团结社会里,亦存在于诞生了“个人”的现代有机团结社会里。而且,即使在现代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个体还是不可能成为自给自足的主体,而被完全嵌入到社会生活中,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Durkheim, 1984) 。那么,“社会事实”或者说“社会的东西”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社会力”来自何方? 答案是:有机体性和集体性。有机体性指“社会”表现为一个功能上相互契合的整体,作为构成这个功能整体的各个个人或者其他社会现象,都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功能,其有用性取决于“社会”整体对它的功能需求,“应当从社会现象对社会环境的关系来 评价 LEC评价法下载LEC评价法下载评价量规免费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 社会现象的有用价值,即我们所说的社会现象的功能。在社会环境引起的变化中,只有适合社会环境所处的状况的变化才是有用的,因为社会环境是集体生存的根本条件。”(Durkheim, 1982: 140-141)集体性则指与这种有机体性相契合并以强化社会的这种有机体性为目标的道德力量:“在人类生活中,只有集体才能延续观念和表现,所有集体表现都因其起源获得了威望,从而使它们拥有了强制性的权力。集体表现比个体表现具有更强大的心理能量。正因如此,它们才能给我们的意识提供力量。”(涂尔干, 2000: 140) A·孔德和涂尔干的上述努力奠定了功能主义的基本预设:社会互动在本质上是集体性的,所有社会过程都是在一定边界内( boundedness)发生,根据这两个参数可以确定所有的社会组成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Alexander,1982a: 59) 。   与涂尔干和A·孔德相比,马克思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的态度更为辩证,争议也就相当的大。比如:在涂尔干看来,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来界定市民社会内部的人际关系,这显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做法,所以在1897年发表的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的论文中,涂尔干抱怨道,社会主义本来完全可以把其集体主义理念张扬为自身的优点,但事实上“它根本没有生产出它来,最为重要的是,这种理念(指社会主义——引者注)并没有包含社会主义”(Durkheim, 1982: 172) ;有的作者也类似地指出,马克思早期的“社会”理论是机械论的,只是到晚期才表现出有机体论的迹象(Lash, 1999: 98) ;与此相反,亚历山大则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到1847年间致力于发展的是一种工具主义集体主义的社会分析路径(Alexander, 1982b: 45) 。   笔者认为,对马克思的“社会性”思想出现这种归类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马克思运用的是辩证法逻辑,这是涂尔干等人坚持的线性逻辑所难以把握的;第二,难以把马克思的本体论社会理论同其经验论的社会学学说截然分离;第三,马克思在一般性地界定社会关系的内涵的同时,还对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阶级内部的关系做了阐述,这种特殊性论述难以用集体主义或机械论来简单概括。本文无法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的各种特殊论述作充分介绍,而只能努力把握其“社会性”的一般意义。   首先,社会关系是在从事生产活动的个人之间发生的,是“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 by social we understand the cooperation of several individuals)的结果:“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 definite individuals) ,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 life-process)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 1995a: 71)换言之,个人是社会关系构成的主体。而且,即使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个人也处于真正的主体地位,“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 of production by individuals in a society) 。”(马克思、恩格斯, 1995b: 3)   但是, 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 ensemble ) (马克思、恩格斯,1995a: 56)又会构建起一个相对刚性的社会,这个社会作为一种超个人的结构性存在,对个人思维和行动起着强劲的约束作用,制约着行动者的具体行动方向和行动内容。在与Annenkov的通信中,马克思指出,“人能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或那种社会形式吗? 绝不能。假定在人的生产力的特定发展阶段上,你就得获得特定的商业和消费形式。假定在生产、商业和消费的特定发展阶段,你就会遭遇相应的社会构造,相应的家庭组织、秩序组织或者阶级组织。”(转引自Alexander,1982b: 46)这些具体的社会形式,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 1995b: 32)   社会结构不仅决定着人的意识,而且还是个人思维和行动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手段,只有在社会关系中,人才能成为人,追求自身的独立和自由。这一点马克思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