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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第二辑)]新制度经济学前沿[美]约翰·德勒巴克 约翰·奈.pdf

[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第二辑)]新制度经济学前沿[美]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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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3 0人阅读 举报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第二辑)]新制度经济学前沿[美]约翰·德勒巴克 约翰·奈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

引论“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含混的术语。其部分原因在于新制度主义与其说是一个明确的学派倒不如说是一个植根于现存经济理论和学说的特定共识集合。与奥地利学派不同它并非一个独立和异端的经济学分支也和那些追随凡勃伦与康芒斯传统的旧制度主义者无关。虽然新制度主义者也关注那些通常不被主流经济学特别注重的问题但他们仍然倚重新古典价格理论并以此对许多(尽管不是全部)现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进行描述。虽然他们倾向于运用形形色色并相互联系的方法论对广阔的社会科学议题进行研究但他们也相信新古典价格理论必须得到丰富和发展从而成为理解世界的一种更强有力工具。他们通常关注的是法律与政治问题并把标准的理论运用到非标准的领域。与此同时他们还有一种强烈愿望要探寻现有模型之外的世界并集中精力于放宽各种假定。制度演进和市场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他们的讨论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尽管数学形式化不是不受到青睐但它与在一个连贯的思维框架中进行系统表述和检验议题相比往往显得不那么重要。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他们一第页。那些自认为从的问题:直致力于放弃或至少是修正处于基础地位的理性假说本身。许多在常规经济学文献中长期受冷遇的研究比如案例研究、对文字契约和法律规则的分析以及简单的跨国比较等在制度主义者那里变得日益重要。那些可能被贴上“新制度主义者”标签的学者通常关注下述四个研究领域:交易成本和产权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数量经济史(一般是以一种制度的、微观经济学的框架为基础)认知意识形态以及路径依赖的作用。几乎没有哪位学者包揽上述四个方面的研究。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过多地偏离传统的微观理论。不仅如此只有少部分从事上述问题研究的学者把自己看做是新制度主义者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事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人大多数关心的只是两个核心但又不同)制度如何兴起。可以说大多数新制度主义者都是从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的开创性工作中特别是从他)和《企业的《社会成本问题》)或中获得灵感的。当因循马歇尔()传统的经济学家把交易看做是完全竞争和最优结果的对立物时看做是拥有一个全能的、仁慈的、施以最佳管制的政府之不完全市场的对立物时科斯就已经在鼓励我们去把各种交易成本看做是与生俱来的和普遍存在的。这样一来新制度主义者也就没有理由奢谈什么完全市场或不完全市场了。核心问题随之变成了谈判和交换变成了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契约问题。①的确本书的一些作者可能对把他们的工作归在新制度主义名下感到不太满意尽管他们所有人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对新制度主义表示同情。奖的罗纳德科斯(那两篇最为知名的论文性质》庇古(第页结果对契约的签订和执行进行分析正如巴泽尔()和诺思(所做的那样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这些学者总是关注那些未被充分考察的确定和保障财产权的成本。巴泽尔特别指出新古典模型倾向于给出一些简单方便的价格和数量定义即使真实世界中的交易者往往将大量的资源用于控制与产权有关的种种问题。正是它们一直在激发人们关注和理解经济结构的多样性同时各种经济结构均有着自身独特的交易问题和组织反应。有些人追随诺思把制度视为“博弈规则”并且一直努力去把握更为广阔的、位于一个演进的制度和政治框架内的经济发展问题。)和温格斯特(相当部分的公共选择文献形成了新制度框架的一个独立分支。为了识别出政治体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就需要有某种实证的政治学和政府管制理论。其中有意思的问题包括:政治体制是如何演化的?不同的政治或经济行为者如何对不同政府结构提供的刺激做出反应?政府不再被看成是典型的新古典模型中的全能计划者或拍卖人而是某种制度和组织的混合物并屈从于来自各个选区的内部压力。不仅如此制度主义者还对政治体制的演进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颇感兴趣。政治经济学中偏向政治层面研究的专家们比如谢普斯(始终关注公共选择的“供给”方面并向我们展示了行政或委员会结构是如何影响政治结果的(见年创立列维于。和新古典的国家理论年继续奈在本书中亦进(由诺思在行了讨论)或有关世纪英格兰君主债务的公共选择问题(见温格斯特在本书中的讨论)一样对上述问题的讨论有着广阔的空间。更为宽泛领域内的各种问题。恩格曼本书的许多作者以其早先的研究为基础志在回答那些处于)以其对奴隶经第页)对有关计济学的研究为起点开始关注非自愿奴役史中的道德和社会变迁问题。贝茨)和谢普斯(世诺思和托马斯(则关注政治经济学中)试图运用博弈论来解释的人口学问题并建立了一个更具有经济学特点的、而非传统政治学特点的模型。格雷夫(纪意大利的家族竞争从而使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简单的形式化。通过揭示非正式规范是如何破坏或补充正式规则恩斯明格阐述了在研究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之间关系时人类学所发挥的作用。戴维和桑德森(划生育的长期错误信仰进行了思考。)最近的著新制度主义横跨许多学科比如政治科学、法学、工商管理以及人类学。不过其最坚定的追随者也许坚守在经济史领域内。历史学家关心的是长期绩效和随时间变化而发生的复杂的经济演进。任何一位思考中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的人都会发现把规则和制度视为固定不变极为困难。当“新经济史学家”或“计量史学家”的著作最终成为常规知识时面对历史问题计量史学家们就不得不更加关注结构、制度和时间的复杂作用。绝大多数计量史学家一度从宏观经济学家有关国民收入账户或总量增长模型中获得线索而新制度经济学却始终热衷于比较分析案例研究甚至口述研究〔例如麦克洛斯基(作〕。在这方面霍夫曼)和罗森塔尔(贡献给本书的关于为战争筹资的论文展示了战争融资与传统经济史和计量经济史的联系。但是这种变化仅仅出现在以价格理论和精确统计为基础并从中受益的学科中。结果新制度经济学家便开始在不推翻既定方法论的前提下扩大其经济探索领域。一般而言在最初的几十年助燃了计量史学革命的宏观经济分析工具对新制度主义来说至少起到了支持性作用。不过关于收入核算范式导致发展的辩论对更为广泛的历史研究而言被认为过于机械了。对于这一点第一次最明确的表述或许源于)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在书第页和结构问题。德勒巴克(中他们指出那些满足于认为技术变化就可以解释产业革命“如何”发生的学者却没有回答它“为什么”发生。在诺思和托马斯看来像产业革命自身一样技术进步只是一般的经济发展问题的某种表现。而经济发展问题只有通过比较和分析制度变迁才能得到解决。新制度学者倾向于假定虽然有关财富的政府统计数字可以随时获得但宏观增长和绩效的细枝末节却既难以理解又无法可靠地衡量(或许对此已无法补救)。新制度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知晓许多导致成功经济绩效的“充分”条件而不必费神去弄清楚那些“必要”条件。明确界定的产权有限但必须是强有力的政府法治公平且开放的贸易稳定的货币体制资本与劳动的流动适宜发明创造的社会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综合因素的部分内容。然而关于其中哪一个因素最为根本的问题目前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尽管后制度主义者也承认微观经济学在理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他们不知道将会出现的微观经济学特定的应用范围。通常情况下人们接受的方法论是假定最大化原则的普遍适用性其中包括政治斗争同时还试图搞清楚在许多严格约束条件下这一最大化过程是如何导致了交易和契约的发生。一些进取心很强的学者一直致力于把这种推理方式应用到契约安排或应用到被认为是超越了最优行为领域的政治结构中去。与绝大多数常规理论相异在更多的情况下关注的重点是要发展出一套关于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条件一反应的分类学而不是正式的逻辑说明。一组特别有趣的问题与法律和非正式规则的作用与执行密切相关。可置信承诺和实施问题在本书中讨论英格兰和美国公债的两章中表现得十分重要。讨论英格兰的温格斯特特别关心政治)从法律的角度通过考察美国公债对可置信承诺进行了分析。对承诺的关注总会导致对暴力的关注导致对简单地假定不存在强制的经济学倾向的关注。不过第页奈撰写的那一章告诉我们诺思是如何为一种将强制作为政府之)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保罗)和缪勒(工具包括在内的完整理论铺平道路的。而奥尔斯顿(利贝卡普(于暴力和冲突的案例研究。在巴西的亚马孙族中规范土地所有权的法律相互冲突导致了暴力和冲突。我们对于理性所做的强有力假定也还是有相当弹性的。它们容许出现形形色色的行为方式从而让我们知道有关商业协定、政治冲突或管制变化中的新东西。而在某些情况下标准的微观理论假定往往会留下太多的特例。此刻新的机会便产生了:一是给出更加成熟的形式化理论二是给出能够超越最为宽泛的微观行为理念的假定譬如弱化理性假定强有力的文化或意识形态信仰或历史惯性。尽管人们愿意考虑这后面几种可能性但正如在微观经济学家那里一样人们对这类智力体操并不那么着迷。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著述中确实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新颖观点但考虑到经济学方法的比较优势在某种理性选择的框架内将其关注的中心置于理解行为和组织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对涉及理性选择的修正和替代是持欢迎态度的同时他们也保持对这些新思路的怀疑并且当展示其有用性时他们逐步地把这些新拓展融入各种应用之中。最近诺思和其他一些人开始相信通过运用来自于其他学科对人类决策的研究成果来超越常规的新古典价格理论的理性假设是重要的。对这些学者而言认知科学或学习理论提供了许多为经济学家所忽视的真知灼见。有些人开始留意这样的观念即在某种情况下小事件可能导致巨大的、无法预测的结阿瑟果。这种想法引起了对布莱恩提出的“路径依赖”概念的广泛注意而这一概念的内容诺思和戴维(在年就详尽说明过。阿瑟和戴维都极为关注技术锁定问题亦即低档品因历史上的侥幸而无法改变自身命运。诺思则指出技术锁定之重要性远不如制度锁定第页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亦即(导因于制度和政治安排僵化的)路径依赖和互不相同的人类信仰构成了经济政策长期性和系统性失败的原因。诺思甚至一贯主张把意识形态和常规计算中的信仰问题包括进来。本书中阿瑟和戴维的那两章所讨论的便是些棘手的、同时也是激动人心的问题。克拉克(对本书而言也许意义最为深远、最具跨学科性质的论文当属安迪)关于经济理性的那一章。通过利用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克拉克帮助我们理解了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制度是如何使结果与标准模型之预测相一致的这种一致甚至可能发生在支撑那些模型的假定被破坏的情况下。虽说有关完全的人类最大化模型不那么精确但经济学家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仍旧是良好运行的市场。只是到了最近利用心理学文献作为补充机制的努力才真正出现。在未来的数年内这种努力有希望成为真知灼见的重要来源。本次会议的头两篇论文来自)的论文则得主。诺思的论文作为本书的绪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清晰的关于制度经济学、关于它是如何以其先前著作为基础的综述其中也涉及到了他作为学者的治学历程。福格尔(不仅是一篇关于诺思对经济学之影响的评价而且也是对经济理论和数学模型之间区别的深入思考。他论证了诺思是他那一代人中伟大的理论家之一。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一本很好的新制度经济学前沿研究的报告集。我们同时希望本书能凸现源于这一逻辑连贯且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社会科学研究分支的杰出成果。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奈约翰约翰德勒巴克第页第页第页威廉布雷特(和录于即将出版的《诺贝尔奖得主的人生历程:版)。该书年开始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论绪道格拉斯诺思(我最初试图本书收录的文章都是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沿问题。这些问题构成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科进步的核心。在本文集的概述中我愿意描述一下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思想历程同时阐明我关于新制度经济学之范围和它在经济学诸分支中所处地位的见解并且对本文集中其他作者所扮演的角色做一番说明。去理解使某一经济体富裕或贫穷的东西是因为我把这一目标视为改进其绩效的基本先决条件。对经济绩效最终源泉圣杯的找寻把我带上了一条从马克思到认知科学的漫长而飘渺之路。然而正是这一持久的目标引导并构成了我的学术生涯。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的研究生。这也是仅有的一所接①下述相当多的内容取自于《一位经济学家的思想演进》一文。该文是我于年在得克萨斯州三一学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系列讲座所做的演讲。它已被收)主编杰位诺贝尔经济学家》一书(第三斯宾塞(第页点下到下午)下棋时我才。再比如雷奥罗金布雷迪(受像我这样本科成绩不好的学生的研究生院。尽管当时还没有经济发展领域但经济史却显得与我希望理解经济如何运行的目标最为接近。我不能说作为一名伯克利的研究生我学习了许多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对我影响最大的教授全都来自主流的正统经济学之外比如罗伯特奈特(奈特(他是一位影响甚大的经济思想史老师。还有[弗兰克)的兄弟]一位彻底的不可知论者但同时又是一位对经济史实和理论具有完备知识的人。后者后来成为我在伯克利的论文导师。鉴于我当时是靠死记硬背学习了绝大多数我“应该掌握”的知识故我并未对理论有真正的理解。戈登(直到我在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找到第一份工作并且开始和出色的青年理论家道恩开始学习经济理论。三年中我们每天都从中午点。尽管在棋盘上我可以战胜他但他却是我的经济学老师。更重要的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像一位经济学家那样去推理。这一技巧也许是我所获得的最重要的工具。默顿(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美国人寿保险史的。后来我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奖学金来到东海岸。现在看来那一年的磨炼非常有成效。在哥伦比亚大学我不仅聆听了罗伯特克欧企业。在这个以的社会学研讨而且在哈佛大学介入了阿瑟家精神中心()思想为基石的企业家精神约瑟夫熊彼特(学派的中心我受到了熊彼特的强烈影响。我早期发表的作品致力于扩展我博士论文中关于美国人寿保险及其与投资银行之关系的分析。后来我转为发展出一种分析框架以考察区域经济增长。这便是我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区位理论和区域经济增长”。这项工作最终引导我发展出了一套经济增长理论。第页年在该局做了一年的研究员。后来我应邀于在一次经济史协会的会议上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时任国民经济研究局()主任的所罗门费边(那是我人生中弥足珍贵的一年。在那里我不仅认识了相当多出类拔萃的经济学家而且我还在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库兹涅茨每周和西蒙)工作一天。库兹涅茨的智慧对我影响深远。在国民经济研究局的一年中我所做的实证性工作是关于年间美国国际收支的数量分析。我在国民经济研究局工作后的)举办了)和高尔曼()和迪克年间(我在年年间作为福特基金会的研究员在日内瓦工作)我完成了关于美国经济史的主要工作其成果便是我的第一本书:间的美国经济增长》。这是一本以大宗出口增长模型为背景来说明市场如何发挥作用的著作。在这之前(科从一种描述性的、年)当年轻的经济史学家们试图将这门学制度性的学科转变为一种分析性的定量学年春末在麻省的威廉姆斯滕科时该领域内出现了激烈的辩论。我在国民经济研究局的那一年该研究局和经济史协会共同制定了美国经济增长定量研究规划于梅耶(提交了两篇关于方法论和阿尔弗雷德一个研讨会。正是在那个会议上约翰康莱德(奠定了基础。我的论文讨论的是奴隶制问题的论文。从许多方面看这两篇论文为新经济史理论年间美国的国际收休斯(支。这次会议应该说标志着新经济史的诞生。乔)和兰斯戴维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则把(我从前的两位分别毕年在普度召业于牛津和约翰开的、也是由大学教职员参加的会议称之为致力于开发经济学理论和数量方法并将其运用于历史的经济史学家的第一次盛会。帕克(鲍勃比尔鲍勃福格尔(伊斯特林()是与第页年间我决定把关注的焦点从美国经济史转)的著作并对会经济史学家中的开拓者。此次会议相当成功并成为年度会议。会议的参加者有经济史学家也有理论家还有计量经济学家。那是一些自由讨论的会议发言者不时要受到严厉批评但我们清楚我们是在重塑经济史。这太激动人心了。在为我们举办的招其中待会上大家也兴奋异常。许多大学的经济系迅速对聘用新经济史学家、或对我们自封的计量史学家(莫里)一道在华盛顿大学开设了相关的研究生指对历史的思考)产生了兴趣。后来我和我的同事戴维斯(年代和课程。我们吸引了一些最出色的学生加入经济史的研究行列。在世纪年代初期就业市场状况甚佳我们的学生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找到工作。在移到欧洲经济史。因此当我收到福特教师资助时我便去日内瓦呆了一年并决定更新工具。工具更新的努力极大地改变了我的学术生涯。因为我很快发现新古典经济理论工具无法对社会变迁的本质即引导欧洲各经济体从中世纪走出来的条件做出解释。新古典理论关心市场的运作并且假定存在着市场得以运行的关键先决条件。它对市场如何演进问题只字未提。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静态的理论而我们需要的则是一个能够对跨时间的经济演进做出解释的动态理论。我们需要新工具但新工具并不存在。找寻能够提供新分析工具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经历了凡勃伦(康芒斯(漫长的过程。在作研究生时我读了索尔斯坦)和约翰其关于经济运行的真知灼见印象深刻但他们没有提供一套理论框架。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理论结构并用它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史。由于没有能够提供这样一个理论框架旧制度经济学从未提出一个相对于新古典理论而言的替代范式。马克思主义特别关注制度还提出了很好的问题并且对长期变化给出了一种解释第页戴维斯合)合著的年出版。但他们的模型有太多瑕疵。把阶级看成是分析的基本单位没能把人口变动作为变化的源泉等是其主要缺陷。新古典理论的力量在于把稀缺性和竞争奉为经济学的核心在于把个人视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在于其经济学的严密推理。这里应该有将各种不同方法融会贯通的途径。这就是其他人一直力求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所做的工作。为什么聚焦于制度?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制度一直被人类用来使其相互交往具有稳定性。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并且会提供特定的激励框架从而形成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组织。制度由正式规则(法律、宪法、规则)、非正式规则(习惯、道德、行为准则)及其实施效果构成。实施可由第三方承担(法律执行、社会流放)也可由第二方承担(报复)或由第一方承担(行为自律)。制度和所使用的技术一道通过决定构成生产总成本的交易和转换(生产)成本来影响经济绩效。由于在制度和所用技术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所以市场的有效性直接决定于制度框架。我将制度引入经济史分析最初努力的结果是两本书的出版:《制度变迁和美国经济增长》这本书是和兰斯著的托马斯(年出版《西方世界的兴起:一种新经济史》这本书是和罗伯特它们最初都是力图发展出某种制度分析工具并将其运用于经济史。在同戴维斯关于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我们试图说明在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新制度和新组织演化的途径。在对欧洲的研究中我们把产权的形成看做是经济绩效的关键并且对产权在荷兰和英格兰、在法国和西班牙演化的途径做了比较。上述两书都是以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假设为基础。但其中存在着许多不严密或无意义的地方比如认为制度(无论怎样定义)总是有效的。也许更为严重的是在新古典框架中要想说明长期不良经济绩效是不可能的。这样我就开始探究错误究竟出在哪第页年)把新古典理里。人们做出选择时个人信仰显而易见十分重要同时也只有极端短视的经济学家才会置观念、意识形态和偏见于不顾。一旦你认识到了这一点你就不得不对理性假说采取批判的态度。通向一种新分析框架的道路是漫长的它要求开发出一种制度视角用以说明为什么制度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即从长期看它们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它还要求开发出一种政治经济学模型以便对制度的基本源泉加以解释。最后我们还需要了解为什么人们所持有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们所做出的选择。科斯(罗纳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而使年)中科斯迫使我们思考经济组织的处于变化状态的分析框架开始具有了稳定的结构。在《企业的性质》(《经济学》施蒂格勒(成本。科斯关心的是决定企业存在与否的交易成本而我关心的是决定整个经济绩效的交易成本。乔治)有一次告诉我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组织的效率可能和技术变迁同等重要。我坚信他是正确的。交易成本为我们考察经济组织的成本提供了一种工具。科斯的另一重要成果即《社会成本问题》(《法与经济学杂志》论和制度分析联系起来。该文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当交易成本为正时制度发挥作用并且最终决定市场结构。在华盛顿大阿尔钦(学我非常幸运地拥有一些很早就认真阅读过科斯著作的同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阿门)的学生张五常()在芝加哥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到西雅图。他在芝加哥时认识了科斯。张对交易成本理论做出了许多重要贡巴泽尔(献尤其是他对某一产品或服务的多维测度成本以及对代理人绩效(因为有缺陷的测度势必导致有缺陷的财产权界定)的强调。在张离开西雅图去中国香港大学后约拉姆继续了张的工作。我从他们两人那里获益良多他们对我的影响在我的下一本著作中清晰可见。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年)中我抛弃了这样第页择理论中。公共选择理论起源于布坎南(曼奥尔森(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这三部新公共选择文献的经典著作。政府是否仅仅是一个庞然大物、因而需要像布坎南及其弗吉尼亚学派建议的那样去遏制它?这等于把国家当做一个庞大的盗窃机器。但这一见解是如何与我发展的产权见解(即把安全有效之产权在政治上的确立视为经济增长的关键)相矛盾的呢?此问题由来已久。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就曾经出色地阐述了这些问题。事实上李贝纳姆(斯()和我曾经建立了一个政年农业起源到一种观念即制度总是有效的并且试图对“无效”规则的长期存在做出解释。在该书中我开始研究决定历史上不同经济组织形式的交易成本同时也对意识形态影响搭便车行为并进而影响政治经济决策的途径进行研究。在探讨理论问题的章节之后我用了八章的篇幅对从公元前世纪为止的经济史做了具有根本性的重新说明。列维(对我们关于政治过程的理解我一直不大满意并且我也一直在寻找对发展某种政治经济模型感兴趣的同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家玛格丽特年的华盛顿大学而到了位于圣路易斯的华治经济学规划但对此感兴趣的同事可谓凤毛麟角。这使我于年离开工作了谢普米勒(盛顿大学在那里有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政治科学家[肯加里卡尔弗特兰迪温格斯特(和经济学家[巴里。他们当时正试图建立政治经济学新模型。此次变动工作地点相当明智。我在那里创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中心并且一直是一个有创造性的研究中心[在诺的指导下]。斯科菲尔德(政治学的中心理论难题反映在形形色色又相互冲突的公共选)和塔洛克)的《同意的计算》、曼瑟尔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安东尼第页年代我完全投入到发展出一套分析长期世纪成。在更深一层的分析水平上阿罗人们对国家无能为力但与此同时没有国家人们也将一事无)那令人烦恼的不可能定理已经暗示出了整个选择过程的加总难题。事实上通过对拥有不同价值与偏好的个人选择进行加总我们无法获得理性的集体选择。上述问题远未得到解决并且对政府以及经济绩效而言始终是基本难题。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我发展出了一套新古典国家理论以便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某些统治者在有效的产权必定会增加其总收入时竟会选择一组无效的产权?实际上竞争性约束(被竞争者取而代之的威胁)和交易成本约束(有效的规则可能需要更高的税收成本以至于统治者的岁入会降低)构成了无效规则存在的根源。在《一种政治学的交易成本理论》(《理论政治学杂志》年)中我发展了一种更为一般的解释政治市场天生就不如经济市场有效的模型。这里我使用自己所发展的交易成本框架对经济市场做了一番分析。交易成本是衡量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经济市场使用客观标准(大小、重量、颜色等)对所交换的商品和服务物理层面进行测量还使用法律标准对所涉及的产权等抽象层面加以衡量。其实施则通过司法体系来完成。虽说经济市场总会受到高交易成本的困扰但竞争却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力量。不过政治市场则要低效得多。对选民的允诺不停地在改变着。鉴于他或她那一票发挥作用的可能性极小故投票人不会主动搜集有关信息。再加上没有类似的实施机制所以政治市场的竞争是不充分的。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加上选民缺乏积极性)导致了意识形态的介入。实际上达到效率的那些激励往往被政治市场的结构和复杂性稀释了。在整个年出版的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框架的工作中其结果是第页麦克洛斯基(认劳伦特让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一书。在该书中我力求发展出一种制度变迁理论。第一步是将制度和组织区分开来。前者是博弈规则而后者是博弈者。也就是说组织是由具有某种目标功能的个人群体构成的。比如说企业、工会、合作社都是经济组织政党、体育协会、立法机构、管制机构等都是政治组织。组织和追求目标(既可以是一个企业寻求最大化利润也可以是某一政党要赢得选举)实现的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组织本身的存在是由于制度结构的激励带来的机会。在一个以稀缺和竞争为特征的世界里组织和企业家也是在竞争中求生存的。竞争将引导他们努力调整制度框架以改进其在竞争中的位置。虽然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制度变迁的速率但变化的方向将对行动者的理念产生影响。这里理念指的是这些行动者所拥有的、用以解释其外部环境的精神模式。我使用这一框架对荷兰、英国与西班牙之间显著的发展差距进行了考察。在荷兰和英国进化而来的政体演化出的产权结构成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石。而在西班牙其政体却引发了长期停滞。意。有些人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史学家对这一新方法并没有给予太多的注比如唐为根本就没有所谓新方法因为经济史一直都在关注制度。而绝大多数实践者又都是坚定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他们看不到有采用新方法的任何必要。不过福格尔是个例外。他在历史人口统计学领域内的开创性工作曾经并且仍然在改变着我们关于人口变)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之影响的理解。保罗戴维(世纪是个例外。他在路径依赖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迫使经济学家们年代晚期开始新方法逐去认真对待历史。然而从霍夫曼渐地成了气候特别是在年轻的欧洲经济史学家们之间。加州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院的菲尔罗森塔尔(斯坦福大学的第页以及我的同事约翰奈(格雷夫(埃维纳)是试图说服社会科学家关注他们在把历史与新的理论分析和新的数据结合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并由此改变了这一学科。在年起我的研究一直在处理年的著作中我开始对理性假说产生怀疑。显而易见我们需要对人们为什么做出那样的选择进行解释需要对诸如共产主义或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为什么能够对人们的选择施加影响、并且引导长期经济演化途径做出解释。在没有对认知科学进行挖掘以求了解大脑获取经验并做出选择的方式时我们是无法企及意识形态的。自西蒙(这类问题。赫伯特行动者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的先驱。他始终认为如果决策者的知识和计算能力受到严格限制那么一旦我们想要理解人们的决策我们就必须把现实世界和行动者所理解的世界加以区分。此外我们还必须把那些引发行动者主观认识的推理过程理论化。不过西蒙所强调的是有限理性即决策者计算能力的不足而我所关心的意识形态更多是涉及行动者能够得到的信息以及阿瑟他们接收到的、作为其选择结果的不完全反馈。在斯坦福大学和)不仅仅是路径依戴维一道)而且在圣达菲研究所约翰关于认知科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的激励下一直都在探究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的含义。努力理解人类究竟如何学习似乎是通向理解人类看待周围世界之精神构架的捷径。但学习不仅仅是个人在其一生中的经验产品而且还包括那些沉淀于文化中的经验积累。按照哈耶克所说集体学习由那些经过长时间考验的、同时体现在语言、制度、技术以及做事方式之中的经验构成。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存量又被置入我们的学习并成为路径依赖、即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巨大影响的渊薮。因此学习变成了一种经过特定社会之文化过圣达菲研究所布莱恩赖理论的先驱(和保罗霍兰(第页给定信仰体系场滤的累加过程而文化则决定着人们对损益的判断。不过特定社会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则不一定自然适合于解决新问题。这样一来学习过程似乎就成为下述因素的函数:)处于不同时期的个人和社会格雷夫对前现代欧洲的研究就一直过滤源自经验之信息的方式所面对的不同经验。埃维纳将文化置于中心以阐明欧洲和穆斯林世界在发展上的显著差异。制度方法运用于历史给出了赋予经济史和将认知科学这是经济效率的基础现今各经济体间迥异绩效以意义的希望。在一个非人格的市之中导致低成本交易的条件并不是自发出现的。博弈论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交换中个人通常会发现当博弈重复进行时当有关博弈者以往表现的信息完备时当参与博弈的人数足够少亦即以人格化交易为特征的小社会条件得到满足时与别人合作是有利可图的。而当博弈不是重复进行(或博弈次数有限)时当关于其他博弈者的信息不足时当参与博弈者众多亦即以现代经济非人格化交易为特征以改变成本的相互依存世界之条件得到满足时合作是难于维持的。创建可收益比率并兼顾各方利益的制度是经济绩效的主要问题因为这必将导致有效的(亦即生产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创立。鉴于政治市场与生俱来的低效率以及政治制度在经济绩效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得出经济绩效一直不能令人满意的结论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两个现代领域的发展为未来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前景。其一是认知科学的进步。它把神经科学中对人脑的研究和哲学与心理学中对意识的研究结合起来。它们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意识是如何工作的学习是如何进行的。其二是社会科学家对终将迫使他们直接面对理性问题的博弈论的痴迷因为博弈论最终取决于人类的思考方式和被理解为常识的东西。第页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们是如何做出选择的?在什么条件下理性假定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在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条件下个人是如何决策的?我相信对它们加以理解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惟有如此我们才能推进社会科学的进步。好在我们确实正在取得进步。第页莱莫维茨尔曼道格拉斯诺思和经济理论威廉罗伯特福格尔(近年来人们一直把经济理论与经济行为的数学模型相提并。把模型和理论混为一谈是不幸的。论世纪年前人们普遍地把和经济理论探索称为“经济学理论”、把处理经济行为的数学模型年代某项经济理论研称为“数理经济学”。在究常常像经济学家认可的那样是对经济运行进行的概括和一般化。尽管有趣且充满争议但这种一般化还是成为了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在评价经济理论时人们关注的重心不在于其思维是否优美尽管优美的思维也会令人赏心悦目而是看其是否具有经验上的有效性。①对诺思著作以及对世纪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进展的诠释从相当意义上讲来自于回忆和个人的研究经历有鉴于此我把参考文献和其他学术渊源控制在最低限度。我从下述诸位对本文初稿的意见和批评中受益良多他们是:莫斯罗伯特罗伯特。苏珊。琼斯(页(中译本)的注释恩格曼麦肯齐(威廉姆森()承担了倒数第二段的有关研究并撰写了第斯坦利莱昂内尔奥利弗阿布高索格第页)等人亦是如费雪(马克思()和威斯利马尔萨斯(穆勒(斯图亚特、卡尔凡勃伦(米切尔(、克)等理古诺(论家的著作中对历史的这种依赖显而易见同时在那些精通数学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包括奥古斯汀杰文斯(、斯坦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欧文此。熊彼年青一代的经济学家可能对此感到困惑不解:约瑟夫特式的理论家正如他本人一样会争辩说经济史是经济学良好训练的根本所在。熊彼特使用的“经济史”概念不仅包括过去而且包括目前的事实。这不仅仅要求理论家们必须精通事实从而引导他们把学好经济史放在首位。为了充分地使经济运行理论化熊彼特坚持说人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学主题从本质上看无非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间过程”。这一见解不仅暗示了经济体系是随时间而演化的而且暗示了对处于时间坐标中的经济之制度层面重要性的认可并将后者视为任何好的经济分析所必不可少的内容。在他看来必须被考虑的那些关键制度并非纯粹是经济意义上的。他说经济史提供了“理解经济和非经济制度如何相互关联、不同的社会科学分支应该如何互相联系的最佳方法”样一种印象即在在强调历史知识在理论形成中的作用时我并非是要给人这世纪中叶以前无论是数学模型还是文字模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翰在年代末期和斯密(年代初期人们不必再强调历史是经济运行一般化的一个主要源泉。历史知识的贡献已不仅体现在理论的传授过程而且体现在经济史理论本身的进步。总之在亚当)之间所有伟大的理论家在提出其理论时均严重地依赖于历史知识。在斯密、托马斯、约翰、索尔斯坦拉克(第页进行描述(参见和莱斯彻(西蒙和莱斯彻(在其关于鲁滨逊:::世纪型均与经济行为理性无关。马尔萨斯在其人口理论中就曾运用过达韦南特(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模型查尔斯(参见、古诺和杰文斯等人早在马歇尔将需求曲线纳入联立方程加以彻底研究之前就已经把需求曲线数学化了。关于古诺的影响见学模型一样抽象欧根。文字模型可以做到和数庞巴维克(克鲁索的故事中就曾经说明过这一点。当然无论是文字的还是数学的这些抽象模型并不意味着终结点而只是通向对现实经济运转之准确概括的基础。麦肯齐(这后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一下。数学模型并非是对经济的归纳概括。正如其字面意思数学模型只是某种抽象的表述这在工程学、物理学和化学中有时要用浮雕的形式来表示而在另一些时候则在塑料或其他材料上来表示各式各样的外表和物体。在经济学中模型常常是数学对应物并被用来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描述经济行为的某一方面。分析数学模型的各种特征与分析经济的实际运行是两回事。实际上如同在一些模型中所显示的现实世界中均衡的性质取决于市场的数量是奇数还是偶数。正如莱昂内尔年代初(那)在时他正和其他数理经济学家努力证明瓦尔拉模型中均衡存在且惟曲线也被称为金定律以算术形式可表述为①达韦南特(。②经济学家们有时把理论和对因果关系的归纳混为一谈。我以为它们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分类特别是当人们打算探究反现实条件陈述的经验支持时正如我试图在以往的研究中所做的那样(如。然而有些理论则纯粹是描述性的其中也许最著名的要首推达尔文的进化论了。该理论并不支持反现实条件陈述(见。不过有一些支持反事实的陈述也是描述性的因为它们是要对一个或多个变量在其他变量变化时究竟如何改变。对历史中有关定律或定律式陈述的论述可见约恩特对反事实假定和因果关系陈述的论述可参见)。)和莱斯彻(第页年代晚期和世纪一)告诉我的那样“我们知道均衡存在是因为市场每天都在制造着均衡。而问题是在我们的模型中证明其存在时陷入了困境。”我们研究模型的性质是因为经验表明这样做将为我们提供有用的、有时是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从而帮助我们说明经济的实际运行。举例说第二次大战刚刚结束不久后发展起来的、曾经一度作为美国空军计划工具的数学方法线性规划就是一种经济分析的强有力手段。线性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的对偶性概念:对每一个初始问题而言它的线性生产活动水平的选择是以使增加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其约束条件为企业拥有的、而非在市场购买的资源投入保持在可获得的范围之内。每个初始问题均有一个对偶问题其中这些投入品的影子价格被用来使其价值最小化此时它的约束条件为没有任何活动可以产生正利润。这两个解是等价的。被用于生产理论的这个对偶性概念使得经济史学家和其他用经验方法研究经济增长的学生们有可能规避开投入与产出数据不足的障碍。他们通常是用相对丰富的价格数据来对年以来各产业的技术变革做出估算的。数学模型的另一个优点在于它不仅经常揭露逻辑和经验错误而且还挑战那些草率的、由不规范推理引出的结论。罗伯特)说明了在索洛(年代早期广为流传的信念即实物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来源于这样的假定:资本一产出比率和储蓄率固定不变。借。 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一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投入变量的模型中他从经验上阐明了实物资本的变化仅仅解释了美国经济增长记录中的一小部分(①关于数学模型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对理论可靠性的经验检验。无论理论是来自数学模型还是来自历史研究用数学对理论的某一侧面加以形式化以便测量该理论的关键变量或估算其关键参数通常都是十分必要的。测量也会涉及到建立模型尽管用以检验或探讨某一特定理论之适用性的模型可能与通向我们所使用的一般性“理论”的数学模型大相径庭。第页另一个例子来自诺思在生产理论中对二元因此历史和数学是两种卓有成效的、通常也是互补的探求经济一般性的方法。年间绝大多数劳动价格的应用以阐明其发现即在。生产率的提高与其说来自新技术不如说来自制度变迁:根除海盗改变了跨大西洋贸易船只的类型分布从而使得载重量大的、轻武器装备的、成本低廉的船只数量迅速增加(虽然对偶定理的应用带来了进一步的精确性但恰恰是诺思的历史研究发现了消灭海盗才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键。这一惊人发现让世人开始关注制度结构在现存技术扩散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正是这一发现的本质而非对模型的迷恋才是导致可靠的一般性理论的关键所在。无论是漂亮的数学模型还是用优美文字叙述的经济史都不能保证其一般性结论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用的指导。我一直在强调理论和模型间的区别。多年以前当我参考世纪顶尖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著作时他的一些崇拜者批评我夸大了库兹涅茨的成就。无疑库兹涅茨是他那个时代伟大的经验分析家。他为国民收入账户的发展以及为分析经济增长所设计的程序仍然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产生着影响。他还是一位经济增长理论家并提出了一系列时至今日仍然有用的有关现代经济增长的一般性论断。其中之一是伴随人口持续增长的人均收入持续增长乃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并且这种增长不可能出现在世纪初期以前。库兹涅茨的另外一个一般性论断是只要经济活动结构是按产出分布或劳动投入分布加以测量结构的显著变化势必伴随着经济增长。库兹涅茨的一般性论断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那些与人口有关的①当然并非所有可靠的对经济的一般化都是有趣的或令人耳目一新的。“食物乃生活必需品”虽然可靠但却是一种陈腐的陈述没有必要成为经济理论的法则。存在着许多陈腐的模型比如那些对以往毫无启发性的模型所做的微不足道的变形。第页熊彼特是斯密。世纪中期的死亡率大幅论断。他指出不断变化的年龄分布对人均收入增长的作用巨大。这种年龄结构的变化主要源于随出生管制而来的出生率的下降。此种管制又基于这样的事实即贯穿度下降主要导因于婴幼儿死亡率的下降。库兹涅茨还指出家庭规模的缩小及其缩小速度在农村和城市有所不同的事实实乃在采纳一种适合于现代经济增长之伦理时的重要因素。更小的家庭、不同自然增长率的轨迹以及不同的经济机会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的移民而移民又导致了年轻一代人摆脱家庭影响从而使他们完全暴露在促其投身于迅速变化的经济体系中去的现代伦理之下。他看到了血缘关系和经济奖励之间的断裂。这里经济奖励是客观的经济绩效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取代更为传统的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核心要素。)在提出后不久便不我之所以强调库兹涅茨的理论概括并不是因为它们在经验上始终都具有生命力而是因为它们中的许多判断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今天仍旧是关于经济增长之理论讨论的中心问题。比较而言某些源自经济增长之数学模型的概括比如“油粘土”模型再引起人们的兴趣了尽管最初人们对其充满热情。世纪的先驱者还包括熊像诺思那样有效地利用历史的理论家寥若晨星。除了库兹涅茨外我将拿来与诺思加以比较的舒尔茨彼特和西奥多年谢世之间最重要的增和马尔萨斯去世之后一直到他于 长理论家。其早期工作集中于经济产出的长周期研究并把长周年的著述亦可参见其①本段和上一段的内容主要来自于库兹涅兹年的著作。②注意“某些”这个词是斜体字。熊彼特深受瓦尔拉数学模型的影响库兹涅兹亦深受马歇尔、庇古和冈珀茨③其他一流理论家都严重依赖于历史知识。为米尔顿诺贝尔奖打下部分基础的著作《美国货币史》说明经济史之地位可信手拈来的经典例子。)的影响舒尔茨则深受费雪的影响。弗里德曼获得年便是第页世纪人力资本在解特别是第页]。。期归因于发明与创新在速度上的波动。在此基础上他挑选出了企业家作为引发变迁的主角提出了导致经济增长的均等效应(体现于他的“创造性毁灭”概念之中)并且使创新拥有了与生俱来的膨胀性质。晚期的熊彼特关心的问题和诺思非常接近。他开始关注经济集中与竞争市场之间的冲突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参见组织系统与其政治、社会、及出于意识形态原因敌视资本主义的思想运动之间的冲突。他指出正是这些冲突而非现实的投资机会减少构成了对政治民主体制下经济持续增长的威胁罗斯托(对舒尔茨的赞誉主要是因为他对人力资本理论所做的贡献。但这仅仅是他对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等广泛兴趣的一个方面。他还特别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财政政策和干预农业的效果并指出这些政策扭曲了农业生产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适得其反。和熊彼特一样舒尔茨也非常关注导致未来收入增长的新源泉。他的这一兴趣使他认识到在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比实物资本更为重要。依据其人力资本理论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受管制的高出生率是农业部门不稳定的首要因素。出于这种考虑他又特别强调营养和健康亦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要素贫穷国家应对其进行投资。他还把对“配置技能”的投资看做是解决不均衡问题的一个关键点(参见与熊彼特、库兹涅茨和舒尔茨一样诺思一直主要是从历史而不是数学模型中获取给养来发展其理论的。同这三位先行者一样诺思关注的理论问题源自他对公共政策的深入思考。他和熊彼特、库兹涅茨及舒尔茨对历史知识拥有相同的感觉但考虑到其大部分工作均旨在客观准确地复原历史因此他是他们当中仅有的一位职业历史学家。许多经济史学家至今仍旧主要把他看成这是对其历史天赋的评价。然而自从他和兰斯是一位一直在运用经济理论和统计学来解释历史的经济史学家戴维斯第页止到第年代初期的世界范围内世纪这一领域的开年出版了《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以来诺思便主要作为一位经济理论家从事研究他那广博精深的历史和经济学知识使他成为了“新制度经济学”拓者之一。每一位经济学家在各自理论形成过程中都深深地打上了他所处时代的政策烙印。熊彼特热衷于研究国家间和各国内不同阶级间增长的非平衡性研究引发尖锐政治紧张和国际冲突的不平衡。库兹涅茨早期和熊彼特如出一辙也关心特定国家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尽管他承认在对发达的欧洲各国进行总体分析之后其实际增长要比通常认为的均匀得多。和熊彼特类似他也把技术变革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不过他关注的非平衡性则来源于创新的生命周期、人口变迁的方式和对产出需求的变化。在他的后期即在开始于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库兹涅茨则重点研究了持续增长的潜力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政策问题。的国家在舒尔茨在思索人力资本问题时受到了他参与战后重建工作之经历的影响。抛开欧洲的荒凉不谈所有被战争蹂世纪年代都经历了超过其战前速度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促使舒尔茨思考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所起的关键作用从而开始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经济增长中所谓的剩余要素之可观份额得自于投入品质量的改善、尤其是得自于人力所含资本在量上的增加。虽然舒尔茨就此问题所做的经验性工作集中于教育但他承认从理论上讲在健康、信息处理能力、配置技能开发、在职培训等方面的进步可能比正规教育更加重要。在诺思那里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是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又构成了他理解国家和经济制度在经济增长①此书所讨论的内容在戴维斯和诺思年期年的著作中已有所涉猎。对诺思截年所做工作的概述参见《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杂志》第页。第页世纪在过程中之作用的研究背景。尽管他承认国家的创立是经济增长基本的先决条件但他也承认在多种情况下国家也是经济下滑的原因。源于其分析的关键之点存在着国家所创制度的性质和对那些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之制度的鉴别。诺思和他的三位先行者都承认新古典理论的力量。在评判配置资源于各种可能机会时他们四人都使用了新古典价格理论。他们也使用了生产理论并认可了竞争市场充满活力的方面。然而他们每人还都发现并承认新古典理论在处理他们关注的一组问题时是不够用的。在考虑创新集群问题时熊彼特指出相对价格本身并不能解释这一创造过程。尽管如此他还是受到了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体系的影响并从中汲取营养踏上了自己的学术征程。库兹涅茨在计算国民收入账户时以宏观经济理论为指导并且把相对价格理论运用于投入与产出指数的编制。另一方面他不仅是通过工资率和储蓄率变化发现生命周期类型的先驱而且还利用这些类型以及劳工市场的国际差异来解释第三世界国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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