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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第一辑)]所有权、控制与企业[美]哈罗德·德姆塞茨

[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第一辑)]所有权、控制与企业[美]哈罗德·德姆塞茨.pdf

[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第一辑)]所有权、控制与企业[美]哈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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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3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第一辑)]所有权、控制与企业[美]哈罗德·德姆塞茨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

第页导论第页简要自传在本世纪初我母亲还很小时就随全家从奥地利来到美国。与此同时有着德国和俄罗斯血统的父亲一家也来到了这里。我出生于年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我家住在芝加哥西区的一套公寓里离当时的西尔斯()世界总部很近在那里我生活了年。我们所在的地区不大但很安全邻居们还共同修建了宽敞的道路通往喧闹的市区。在这个地区居住的大部分是意大利和犹太家庭他们对欧洲非常怀旧。在年代末期这些人家大部分都是乐观向上的。勤奋地工作、聪明的头脑和准确的投资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他们极其重视教育但主要是为了通过教育来改善生活状况。那时强调努力工作并没有给年轻人造成什么心理压力对家庭并不富裕、英语水平也不太好的人来说要在这个刚刚摆脱大萧条的环境中取得进步是比较容易的。抚今追昔当时的经历对我的成长颇多教益。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家庭都对美国的教育体制一无所知至少我家是这样。所以我们在选择高校时说不清自己想学什么该学什么。我到大学读书就是为了将来能有个工作做所以我想找第页个离家最近、收费最低的学校上于是就选择了走路就可到达的不收学年我从伊利诺斯大费的市立初级学院学习工程学。到学毕业拿到经济学专业证书时我还在其他四所学校学过工程学、林学和哲学等另外我还大量地打短工包括在芝加哥剧院做引座员和开出租车。从伊利诺斯大学毕业后我开始服兵役朝鲜战争的失败大大缩短了我服役的期限。我又进了西北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并于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校期间我一度对自己能否完成学业没有把握于是我同时在西北商业学校读书并拿到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我那时的论文中有一部分内容是研究商品的品牌研究大做广告的品牌和根本不做广告的品牌之间的竞争这篇论文发表在《经济论坛》杂志上。这是我发表的第二篇文章。我第一篇文章是在完成博士学位以前写的题目是《垄断竞争均衡的性质》是我在密歇根大学就任自己的第一个学术岗位后不久由《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的也是我对这家杂志所做的惟一贡献。这第一篇发表的文章以《垄断竞争均衡的性质》为题是我获得博士学位之前写下的当时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那时我在密执安大学刚刚获得一个学位。那个年代没有几个研究生能发表文章所以这几篇文章对于本不想以撰文为生的一些人来说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开端。年我还在西北大学时丽塔科拉曼)和我喜结连理。我有幸在少年时代就认识了她那时我们都在芝加哥西区居住。她的父母分别来自波兰和俄国。我们的相识和婚姻是建立在共同需要和共同兴趣基础上的“天作之合”就像我们双方的父母由于同样的原因住在同一栋楼里一样。我们两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当我从军队退役归来开始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时她已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在那里的一家出版社工作正打算换个地方。我们的友情日益发展不到一年就双双坠入爱河。婚后我们住进芝加哥北区离西北大学很近的一家公寓。丽塔全天第页上班我则获得了西北大学的奖学金维持一家生计已经有余。正是在她的帮助下我的学业才得以继续。她擅长理家简直令我个无年并有了可挑剔。在我们共同生活了孩子之后我们依然相亲相爱。年我开始在密执安大学执教但只有两年。后来我决定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当时也没有过多的想法但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个决定太明智了。年洛杉矶分校许诺给我的年薪大约是美元比密执安大学多美元。当时密执安大学不想放我劝我说美元不是个大数目。我说既然不是大数目那就请给我的工资加美元吧结果密执安大学根本就不给我还价他们认为这美元对我、对我的妻子和新生的女儿都不重要。一听这话我马上开车就走日落之前就到了洛杉矶。这是个真实的小故事但并不是我离开密执安大学的全部原因。我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也许还有那种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年的生活中培养起那种在芝加来的偏好。在哥宁静、迷人的安尔伯生活了两年这种念头仍萦绕于怀。我的教书生涯大部分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从年又从年到现在)和密执安大学(年)度过的。我还是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海军分析中心的高级分析专家。年我成为洛杉矶分校荣获亚瑟安德森铝椅教授称号的第一人。我上大学时就被经济学强烈地迷住了。对我来说解释一种经济系统的功能完全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学习了价格机制的调节功能以后我对经济学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它给你提供了一种现成的理论去解释一种分权化的经济是如何运作的而这种理论又显示出其蓬勃的活力这一切都深深地打动了我。还有一点竞争中体现的自利原则所展示的那种造福社会的力量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并不懂得那是亚当斯密(理论的核心问题分权化社会所具有的那种调节功能第页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使我对研究这一问题乐此不疲。我的研究并不是按部就班进行的但主题则很明确那就是研究这种协调机制的整个体系(包括市场的作用、企业在市场中的一般性质以及法律为实践中的合作大开绿灯的体制)。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方法及研究风格已完全体现在这两卷书中。我的主要工作是进行实证性的推理和收集有关证据但对于规范性的问题也会直截了当地予以讨论。与流行的做法相比我偶尔也使用数学方法但更注重运用语言和几何图形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数学方法有什么偏见它只表明当我用精确的文字和简明的几何图形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我对自己的理论更理解、更自信。这种习惯也许会使我放弃一些课题但它能促使我深入研究问题的本质。一般说来只有抓住问题的核心才能把问题明确地表述出来并且用简明的方法来进行分析。这种研究风格有利有弊但对我来说它最大的好处是能和更多的听众进行交流因此是利大于弊的而对于其他很多经济学家来说这个方法显然并不合适。尽管我的大部分著作研究的是被经济学称为产业组织的问题但读者很快就会发现其他经济学家在研究这一领域时普遍使用的那两种方法即产业研究方法和博弈论我却弃而不用。这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源于我的信条那就是(至少对我来说)用这些工具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题目不太顺手。这些课题就是关于分权型经济中的协调原则。我还在学习经济学时就发现产业经济学的特点在于注重细节且成果甚丰但大局观不够。他们研究分权型经济问题时就像欧洲人家庭学习西方文化一样:缩小视野把握细节从中得出某些指导性的理论。但这种方法对那些更看重理论研究以求具有更大的概括能力的人来说就算不上什么称心如意的方法了。不过我认为近来人们利用产业研究的成果来检验各种理论已经颇有成效。曾被用来评价政府管制效果的产业经济理论其实比专门分析管制效果的理论要实用第页博弈论之问世主要是为了研究当决策者数量很少时其相互之间会如何影响的问题它在这方面有文章可作至少可以说点什么道理出来这也是它的优势所在。我感兴趣的则在于是整个系统的力量使得这些决策者的相互影响变得无足轻重。只有对少数决策者之间因相互算计而产生的完全属于策略的行为来说这个分权化的、竞争的系统才能起作用。因此之所以能用分权化这一概念来进行这种分析完全是由于一个事实单个人或极少数人如何行事在分析时可以完全不予考虑。这实际是说本行业企业所采取的、禁止外部企业进入的这些策略性手段根本不可能长期把更有效的组织和更高级的生产技术拒之门外。在研究分权制经济系统的总体发展趋势时再来分析决策时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就用处不大了特别是对非“零和博弈”环境下反复“出招”)的作法就更是如此。我讲这些并没有非要读者相信的意思未来理论的发展也许会使我认识到自己这种想法不对但这里只是想让大家对我的兴趣所在和整体观点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尽管我一发现经济学的魅力就很快热爱它了但对于一生主要专搞研究和发表学术著作我当时却没有那样大的劲头我读研究生是想尝尝当教师的味道:用个月的时间备课参加课堂讨论还可以有个月时间来旅游、娱乐。读研究生以前我觉得经济学已经是一门非常完善的学问了人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学习它、讲授它并且乐在其中而已。我不知道现在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中有多少人会和我有同样的学习观念但无论有多少这样的学生这种学习观念本身就决定了绝大多数搞经济学专业的人写不出专著来当然也不至于默默无闻。事后证明我对自己将来的生活方式的设想是完全错误的。我用大量的时间研究、写作从来没有度过两三个星期以上的假期甚至旅游对我也失去了吸引力。我希望自己不要被别人看成书呆子我自己在工作和家庭两方面都很满足。第页尽管我很早就发表了文章但此后我对生活的这种错误设想还是持续了一个时期。后来情况有了变化但那并不是由于我对教书这种职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从来没有为事业有成而兴奋得夜不能寐。我只不过是在写作、讨论各种思想中找寻乐趣。此外不知道为什么我从不羞于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也不怕别人点出自己的错处。除了其他什么原因以外应该说是思考的享受和不怕犯错误这两个原因改变了我的事业。如果我没有接触到一批真正杰出的经济学家要想成为经济学论坛的“票友”也许就不那么容易了不过事实恰好相反。我在西北大学经济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那里有一群很有能力的年轻经济学家像鲍勃贝斯曼(伯斯坦因、梅耶、鲍勃卡洛尔(、罗伯特艾斯纳(、查尔斯蒂伯特()以及罗斯特劳兹()等等。在这个伯特系里你可以很好地了解到专业经济学家都在做些什么。但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后来成为我同事的那些人其中最重要的几位是:阿曼阿尔奇安他的非正统经济学方法直到现在对我都很有吸引力科斯(他关于企业和社会成本的研究成果对促使我写出那几篇论文具有重要影响弗兰克奈特(他关于人类本性的研究及其著作《不确定性、风险和利润》至今仍是我的精神食粮阿龙迪莱克他总是慷慨地把自己的学术知识和深思熟虑的见解讲给别人还有乔治施蒂格勒(他的帮助和支持使我的文章增色颇多。年来施蒂格勒总是认真地阅读我的文章并不断给予指正。一般说来他所提出的问题都入木三分。尽管近些年来他致力于研究经济政策而我不是但我们能共同分享经济研究中的乐趣而且我相信我们对不同类型工作的重要性的看法也很相似这也正是他愿意评论我的文章的部分原因。施蒂格勒精力充第页沛热情洋溢他像催化剂一样推动我们迈向知识的前沿。由此看来他确实是我的良师益友。然而与这些比起来还是他的工作成就要重要得多。他具有非凡的才华能在接触一个课题时就想到其丰富的内涵。等他罢手时那个课题就变得内容非常丰富了。即使我无缘与他结识他的著作也应对我产生巨大影响他总是鼓励我不断创新。在芝加哥的那些年有一大批经济学家正在讨论我也感兴趣的问题并著书立说。经济系、法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也都有这样的经济学家(还有一些其他专业的学者)。除了科斯、迪莱克、施蒂格勒还凯塞尔(泰尔瑟有罗宾、莱斯特)和彼得帕什吉。理查德安(普斯那()是在我之和格里贝克(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术根基深厚但当时他的注意力还)则在我到芝加不在这些主题上弗兰克奈特(哥以前就已退休但他还住在那里施蒂格勒是奈特在芝加哥执教如日中天时期的学生他偶尔会带施蒂格勒共进午餐。那时奈特不肯服老他坚持上课还有着旺盛的精力。对我来说那段时光实在令人兴奋我想当时的其他人也有这种感想。施蒂格勒领导的产业组织教研室是讨论问题的中心场所不过在方厅俱乐部的午餐却十分喧闹。这个教研室后来名气很大因为无论是本室教员还是外边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自由活跃地进行辩论。我第一次在芝加哥大学亮相是在年到这个教研室作访问学者。他们之所以邀请我我想是因为阿尔齐安在凯塞尔面前说了我的好话。在年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我认识了凯塞尔他问我到洛杉矶大学来是否愉快我当时确实还说不上有什么感受但我的回答“我并不愉快”却正好对了他的味口于是他们邀请我去作访问学者。那时我即将完成关于垄断竞争的论文其中讨论了福利问题重点是讨论垄断竞争中的动力机制这个问题是我提出来的。教第页研室里很多人都参加了这篇论文的讨论因为这个教研室本身也是一个青年教师的学术论坛。只有一个人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一大堆中肯的问题。他比其他人个子都高坐在最后一排当然那就是施蒂格勒。后来芝加哥大学聘请我担任该校商学院的终身教授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个教研室的推荐。我接受了聘书。多年后施蒂格勒告诉我他们聘我主要不是因为我的论文而是由于我的治学态度(垄断竞争理论对他始终没有多大的用处)。我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一系列的论文其中最为成功并引起反响的是:《为什么要对效用加以调控?》、《产权理论初探》、《信息与效率新论》、《论交易成本》等。在芝加哥大学我还和访问学者阿尔奇安合写了一篇题为《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的论文在我任教加州大学后我们完成了这篇论文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回到加州大学有几个理由其中有两个原因读者也许会感兴趣。一个纯粹是学术上的我仅仅为了这个原因就辞职而去使大部分还留在芝加哥大学的人感到惊讶。我当时希望多教一些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而这在商学院就比较困难。商学院的学生即使是博士研究生其专业也往往是金融、财会或者是市场营销。即使有些商学院以重视经济学课程著称但学生们的主要兴趣却在其他领域。对于将来从事工商企业管理的学生来说经济学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我在洛杉矶的最后四年承担的一项工作就是为本科生设计一个新的企业经济学教学大纲。我教的课程是价格学和产业组织学虽然属于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但差不多也就是大学本科高年级课程的水平。经济学博士生要在经济系完成他们的博士论文和大部分学业而我却没有多少指导论文和讲授研究生课程的经验。但这工作对于我保持业务水平扩大个人影响以及成为一名博学的经济学教授非常重要。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没有经济学博士生我在西北大学所获得的一些技术性教学手段开始变得日益生疏起来。(也许有些读者会对第页我游刃有余地应用这些教学手段感到惊讶其实当我第一次来到洛杉矶大学经济系时就承担了给全体研究生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工作。)如果不在经济系任教在我芝加哥大学的境况就很难再有什么改变了。但是我过于自负不肯求他们给我发聘书当然我也从来没有接到过这样的聘书。当时科斯即将退休我的同事和朋友们打算让我接替他在法学院的位置本来我在那儿也担任西蒙斯了一些临时的教学工作。对我来说能接替亨利(、阿龙迪莱克和科斯的位置那是一种荣誉只有合格、胜任的人才有这种资格而且在很多方面都要比较理想才行但这不是为我这个年龄的人设置的位置。不过如果我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就脱离经济学、脱离博士研究生的工作就太不明智了。我没有接替科斯的位置但也没有放弃对法学和经济学的兴趣。我继续就这个领域的问题写了一些论文。值得一提的是我还作为主讲人(另一位就是阿尔奇安)参与了两个长期项目就是给法学教授和联邦法官讲授经济学。这两个项目是由亨利曼尼()发起并负责组织的。我觉得比起我能做的其他任何教学工作让美国法学界人士学些经济学知识则更有干头。我转到洛杉矶大学的第二个原因是经济上的。我参加了商学院同事组织的一个小组购买了长期债券。当债券价格上涨时我们的投机心理非常强烈。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下降了而我们坚信货币理论会生效因此料想经济增长速度和利率也会下降。但利率并没有马上降低或者说在我们购买债券后的很长时间内都没有下降。我发现自己不停地给经纪人追加佣金就像频繁地给宠物喂食一样。我赔得一塌糊涂也丢尽了“面子”。罗宾凯塞尔则一针见血地看到对于利率问题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如果罗宾还活着他会很高兴地看到我对利率有了更深第页的理解。现在我在这方面投资的损失已经非常小了(当然有些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正在这时洛杉矶大学拉弗斯(经济系主任克莱)向我提供了一份工作工资待遇诱人任务只是为期一年的访问。对此我无法拒绝也没有拒绝。同时他们还招募了)和弗罗伯特卡洛尔(帕斯德莱米斯(。再加上现有的阿尔奇安、杰克希施来弗()和、阿克塞尔雷约弗伍德萨姆让我珀兹曼感到这个系前景辉煌加强切磋肯定没有问题。我与芝加哥大学尤其是与科斯和施蒂格勒的关系相当密切。但是在洛杉矶大学完成访问后是否留在那儿却让我感到为难。我犹豫了很久无法抉择这使我在两个大学的朋友也都感到头痛。不过他们倒是在取笑我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补偿我的优柔寡断已经成了午餐会上的笑柄而这样的餐会有些我还得硬着头皮参加。事实上我是留在了洛杉矶大学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正决定要留下。在洛杉矶大学的情况倒是很好我很高兴能和那些优秀的同事们一起工作有机会和很多出色的研究生们相互交流教学相长。我的愿望即与研究生们在毕业设计中合作的愿望也得到了充分得无以复加的满足。要说有什么可抱怨的那就是让我指导的博士论文实在太多了!我因留在洛杉矶大学工作成果有了一些变化。如果回到芝加哥大学我研究的重点无疑会是涉及财产、合同、反垄断等推理论证的法律问题。而在洛杉矶大学我把主要精力用来研究几大产业组织的问题。我回到洛杉矶时那里的经济系还没有教研室我创立了一个法律与经济学教研室但主要是教产业组织理论以便给学生提供一些实际案例帮助他们入门。因为以前我对那时洛杉矶大学的博士生写的论文很失望这些论文全是理论根本没有实践作基础。我从亲身感受得知做出示范{对学生}是有第页益的因此我想通过这个教研室来改变这种局面。当时选择工业组织来研究是一个比较好的课题我和阿尔奇安在完成有关企业理论的论文之后做的第一个重点项目是对“市场集中论”的观点进行评述并提出了与之相关的新观点和新的数据。我们在《关于垄断的两种思想体系》一文中对这项工作的成果做了总结从而引发了一场针对反垄断政策的大辩论。尽管那时在芝加哥大学经常进行有关反垄断的讨论而且施蒂格勒已就这个题目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但受以贝恩(约伊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的影响仍有大多数产业组织经济学家对市场集中论的正确年在弗吉尼亚性深信不疑。的空中大厦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再度引发了有关这个问题的辩论(《产业集中理论的新进展》一书也因此而出版)。在洛杉矶大学我继续努力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并主要就企业、市场和公共政策等问题写了一些文章。近几年来除了应邀为年由德沃里斯学院赞助在鹿特丹举办的系列讲座准备讲稿而占去了部分时间外我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进入障碍、企业的性质及现代公司的经济分析等方面。这些研究成果集结成一本小书出版名为《竞争的三维:经济、法律及政治》内容包括对完全竞争模型的再诠释并从以上三个方面对竞争中的共性和特性做了阐述。有趣的是我对企业及进入障碍问题的研究使我在理论上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我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的法律问题上来。如果我当时重返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这个问题可能当时就成为我的研究重点。本书第一卷收入了我写的有关企业性质的全部文章这些文章中对所有权进行解释的部分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研究所有权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探索形成产权的各种前提条件而从企业理论的研究成果出发再来考虑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实事求是了而这正是以前研究中的缺陷所在(请重点参考第一卷中与莱恩()合写的《公司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及其结果》一第页文)。一个没有写作计划的人现在却面临一个任务即把已经发表和将要发表的论文编纂成册这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是一本题为《论经济活动的组织》的书。因此我惊讶地发现原来这是一个以所有权为主以市场结构、伦理道德、政策方针和政治为辅的分析结构。本书第一卷的文章主要讨论所有权问题第二卷则更多地讨论那些次要问题另外这两卷都收入了一些我新写的文章。第页所有权问题的研究结构社会科学和哲学对所有权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但一直未能与经济学对所有权的研究融合起来这种情况直到科斯发表《社会成本问题》年)一文以前都未改观。本章主要目的是对这些讨论进行一番梳理特别要指出本卷中的几篇文章在这个次序中的地位。近年来有关文献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讨论的焦点往往并不是所有权本身这一点再没有比科斯那篇论社会成本的著名文章更明显的了。他研究的题目是外部性而不是所有权。他写此文意在说明人们所接受的关于“外部性”的看法是错误的但他并不想根据所有权的某种理论作出什么结论。再一个例子是对政府管制的研究如价格控制、最低工资、利润限制等等。就政府调控的意义本身来说这种讨论完全正确。然而有效调控的实质就在于对界定所有权的那一组权利加以限制但大量文献的作者却在尚未认识到这一事实以前就大谈其所有权经济学了。这些著作大多既不正面研究所有权又不把所有权问题作为中心自然也就不可能提出所有权经济学的清晰结构。本章则提第页出以下简明的框架:已经存在的所有权。所有者的身份(或权利的分配)对所有权各项权利的限制所有权的规范标准和道德标准。自发生成的所有权。通过个人行为配置资源)通过合作配置资源:工商企业(公司)的管理财富分配与有效控制。已经存在的所有权本文采取的方法是:首先把所有权中的一组权利作为一个既定事实接受下来然后考察如果改变所有权据以界定的法律结构之某些特性会产生何种结果。本文无意由此使这组具体权利变得更为合理也不想考察法律结构实际会发生什么变化。而只考虑两种主要前提的变化:一是改变合法所有者的身份后会产生什么结果?{例如}控制牛群不要乱跑的权利如果由农民或是由牧人分别来掌握会有什么不同结果?二是所有者本来有权以各种可能的价格出售自己产品的权利但是如果改变这组权利的内容例如从法规制度上禁止他这样做会有哪些不同结果?所有者的题身份(这年)个问题产生于科斯论《社会成本问题》的文章(他在该文中提出:怎样通过市场协商消除或减少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科斯分析了市场协商的两种情况按今天的术语也可称之为“两种模型”。一个是假定不存在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为零)另一个假定交易成本大于零。他的结论是如果交易成第页本为零市场协商就可以消除外部性如果与交易成本大于零外部性类似的一些东西就会保留下来。就是在这里科斯发现传统的外部性理论论述的内容有错误。总之这两个模型说明了传统理论并不正确。科斯的论文挑起了一场争论主要是争论第一个模型是否真实。因为这个模型不仅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假定不存在收入效应(以及竞争限制了各种协商)。科斯本人认为第一个模型只是为第二个模型提供一个基础后者假定交易成本大于零才更符合实际(但问题是仍然不谈收入效应)。但由于他和批评他的人都急于下结论以至无法否定第一个模型的重要作用。其实该模型绝不仅仅是一个基础相反它才是争论的核心。受到科斯批评的学者们的理论其实与收入差别或交易成本大于零问题毫无关系。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看面粉厂烟尘的污染作用对附近的洗衣店之所以是一种外部性并不是因为它使洗衣店主变穷也不是双方存在着不可克服的交易成本而是因为烟尘增大了洗衣的成本。从科斯提出的这些挑战的内容来看他不考虑那些与传统理论的基本论断无关的复杂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如果科斯第一个模型分析的是一个与此无关的世界那么传统理论当然也与此无关。传统理论关注的是两种行为互相影响所产生的成本并就此得出结论:这种互相影响导致资源的无效使用。但传统理论却忽略了市场协商能否解决或改善这种低效状态的问题。科斯没有从这个角度展开批评而传统理论也确实忽略了潜在成本在引导人们决策时所引起的关键作用。科斯所分析的中心问题是正是由于潜在成本的激励人们才会采取行动去改善各种可能存在的外部性问题。这种说法使潜在成本俨然成为世界的主宰。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表述这个内容呢?这就需要排除一切障碍进行充分的自由协商。而潜在成本只是市场协商的产物。科斯的第一个模型指出了传统观点的缺陷因此更具有本质第页意义。科斯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根据交易成本确实存在这一事实来分析传统观点指出传统观点未曾发现的逻辑矛盾:要改善外部性问题其实不止有一种政策选择:一是规定由面粉厂的所有者负责解决这个问题二是让洗衣店的所有者自己承担烟尘污染带来的成本。科斯的这种态度与传统观点相反他通过使用第二个模型来说明上述两种选择究竟哪种更好。这个结论单从理论上讲是说不清楚的但对传统观点的批判力就远不如第一个模型更彻底。因为正是第一个模型指出了谁来承担{市场}失效的责任才使人们认识到潜在成本所起的重要作用。科斯使用的那种分析技术除了能说明潜在成本重要性以外附带着还对所有权理论作出了贡献。为了进行分析他假定财产(所有权)的各种权利都已详尽规定并受到充分尊重再考虑到既无交易成本也无收入效应(以及各种竞争条件)的情况由此就形成了他的具体模型。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让农民或牧民控制牛群的走向将对(外部性)产生哪些不同影响?如果让农民或火车的所有者控制火车喷出的火星又会有哪些不同影响?考虑了这些问题以后我们才开始理解在什么时候(改变)所有者的身份就会影响资源配置的结果什么时候则不能。在既无交易成本又无收入效应的模型中不管谁拥有相关的权利市场协商都会产生相同的两种产出组合它们都是有效率的。如果生产是有效率的这一结论能够成立就不会激起实际发生的那场争论因为这一结论只是价格理论即竞争市场能有效配置资源这一标准推论的具体运用而根本无须考虑谁是所有者。但是科斯给这种市场有效的结论增加了一个前提即只有当无论哪个人或哪些人被确定为有关权利(的所有者产出的有效组合都不会改变时这一结论才能成立。由于假定了不存在收入效应就有助于人们得到这种补充结论。在这两种权利配置格局中如果某一种格局即所有权的配置方式使农民变富使牧民变穷而又不存在收入效应我们就可确信每个人在相关产第页品上的边际替代率是相等的。尽管所有权是一种财产改变所有者身份肯定会改变财富的分配格局但如果能假定没有收入效应那么两种产品之间边际替代率本该发生的变化也就被部分地取消了。但是不讲边际替代率就不足以对上述补充结论进行分析。如果某种权利配置使人们比在另一种配置下更富裕他就会有更多的开销如果他们不多买粮食也会多买牛肉或者是多存钱。人们手里的钱多了购物规模自然要比钱少时扩大即使每个人还是按自己原来的购物比例购买各种有关物品但由于每个人的收入水平不同在财富分配已经改变的情况下经济总产出的构成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把富裕起来的人和变穷了的人分成两组来看只要这两组人的边际替代率不同那么改换一种新的财富分配方法就意味着产出效率组合要改变一次。对任何{社会}来说人口越多口味、偏好之间的差别也就越大。各项权利的不同所有者将根据这些差别作出不同的购物选择由此也就改变了市场协商中各种物品的购买比例。资源的有效配置应该包括产品组合的预期变化但科斯没有讨论这些问题。当你读他的文章想了解他头脑中正在运转的思路时就明白科斯何以闭口不谈这一问题了。原因其实很简单科斯所考虑的交易双方都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他讨论的都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牧民和火车的所有者他把有关产品的市场价格作为既定的前提因为他并不考虑生产者的财富是否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对消费结构却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不讲收入效应意思是说不管农民、牧民这些生产者之间财富怎样再分配人们对有关商品的需求都不受影响。其言外之意是说这些商品是由第三者即与付出代价进行交易的人无关的第三者来消费的换言之从更大的范围看这也就是假定农民和牧民的家庭对各种消费品的可预测偏好并没有丝毫不同。这对科斯努力追寻的思路来说是完全适当的。传统理论在分第页析外部性问题时并没有提出以下判断:(如果牧民不必对牛群糟蹋农作物负责的话)农民的财富受到损害因此他们消费的粮食将会减少粮食的产量就会大大下降。传统观点断言粮食生下降的原因在于不能适当地制止牛群的乱闯导致种粮成本提高(过多)。与牧民的爱好相比农民究竟愿意要粮食还是要牛肉与传统理论对外部性的结论根本无关。如果科斯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的话读者的注意力早就转移到内在的偏好差异问题上去了。从整体上看科斯这篇论文重要的是应该指出他在附带讨论外部性问题时提出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另一个问题即所有者的身份问题。也许有人会根据科斯的推理得出如下结论:在一个没有交易成本的竞争性市场中如果受竞争影响的交易各方不能对产品需求的整个结构造成重大影响则无论所有者的身份是否确定都不会影响资源配置{的结果}。而当存在交易成本时或者受竞争影响的各方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产品需求的整个结构时所有者身份如何确定就会影响产出组合的效率。但是用市场需求(需求结构取决于财富分配结构财富分配结构又和所有权的具体内容相关联)的标准来判断原来的结论即“由此得到的每一种产出组合都有效率”并不会被改变。重要的问题在于认识到科斯并不考虑各种权利的分配会发生哪些改变因为他讨论的是前提问题即会不会出现另外一种权利分配。用具体例子也许能把这二者的区别讲得更清楚:假定有一片土地要供人居住而土地的分配则是随意的谁挑上哪块土地谁就成为它的所有者如果再告诉那些想在这块地上居住的人你把这块土地用于农耕(或放牧)就还有权决定牛群能否以及从哪里穿越这块土地那么就要问:土地原定的用途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这个问题与以下两个问题都不同:一个是问不断改变权利的分配会不会影响到土地使用方式的改变再一个是问如果有人原来擅长务农或擅长放牧而且(对他来说)粮食第页和牛肉之间的边际替代率不同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的种种变化将成为一所有权特征(种外部环境就像“把”奴隶解放出来或出人意料地重新划分土地这种外部环境所起的作用那样。如果说在这种环境下竟然不影响资源如何使用就令人难以置信了。这并不是说科斯搞错了而是说时间的推移会使信息成本以及交易成本变得越来越重要。除非你知道未来的所有者都是哪些人否则与当前这些所有者之间的协商成本必将很高。只要我们记住科斯对传统理论关于外部性的观点的批评其他有关收入分配、交易成本以及权利再分配的问题都可以忽略掉。笔者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写出一文了《责任原则何时起作用章)。文中提出了与(见本书第敲诈或巧取豪夺有关的问题以及与长期、短期之间的区别有关或无关问题。这些问题都与科斯文章中提出的批判有关。不过在《产权的交换与实现》一文章)中笔(见本书第者对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当产权属于集体所有时需求将如何显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评判意见:如果让全体农民来指挥火车以减少火车车次和喷出的火星才能使农作物少受伤害那么为什么任何一个农民都会认为只要自己充分提出减少火车喷出的火星所造成损害的要求就会对自己有利呢?笔者写作“交易成本”这篇文章(见第章)是想对人们忽略交易成本重要性的状况多少作些弥补。这篇文章研究的是与科斯提出的问题并无直接关系的金融领域。此文对证券市场问题实属知难而上努力探索但还是没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实证性的、可操作的交易成本理论。鉴于很多人已经把交易成本当做企业理论的基石笔者在《企业理论的再认识》(见第章)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页对所有权的限制关于所有权经济学的这一方面是在所有权问题研究之外(可能不包括那些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作为管制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政府如果规定了商品价格的上限和下限将会怎样影响人们的行为?是对利润率“封顶”还是限制某些形式的竞争?在研究产权问题之前并且不依赖于这一研究我们对这些问题就有了很好的答案就有了分析短缺和过剩现象的经济学理论因此人们一般都不把它算作所有权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但这就的确成问题了因为产权所包含的这一组权利本来是用来界定所有权的{即所有权是否完整要看这组权利是否完整}如果对这组权利加以限制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呢?例如强行贯彻法定价格也就否定了所有者讨价还价的权利。早期的理论并没有认识到:对权利的限制会导致短缺和过剩。近年来的研究则试图搞清楚人们对实行价格管制所造成的排队认现象将做何反应。阿尔奇安和凯塞尔(为由于权利受到限制人们的行为也将改变。笔者循此思想写成《市场经济中的少数派》一文(见第章)以求唤起人们的认同。我们的核心论点是:当产权受到限制而又不能买断时就应该强调竞争方式而不是强调价格机制了。运用货币财富来影响他人的行为例如肯出高价就能找到卖者那是买者的自由如果限制这种自由结果只能是突出“个性的竞争”。当人们为确保生存空间而竞争时为控制“租”{即超额利润}只能使人更加依赖肤色、宗教、家族势力等因素。限制所有权的各项权利使人们无法尽量追求货币报酬最大化所有者会因此更加放纵自己以求尽可能地满足自己的个性偏好。人们对价格限制的反应不只反应在人们个性的竞争上阿沃克与约翰逊)令人信服地指出如第页果政府禁止资本得到过高的回报率资本的所有者就会用增加投资大企业规模等办法使资本的效用最大化。“进入障碍”这、扩一概念的核心其实就是对所有权的各项权利加以限制只不过人们通常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罢了。正因为如此人们在研究进入障碍时才不得不在前提中做出过多的假定。至于所有者会不会设置进入障碍这属于价值判断问题具体讨论《进入障请参见碍》一文(见第二卷)。这里需要了解的知识并不像科斯在讨论权利配置问题中得到的结论那么具体。如果所有权的权利内容受到限制人们会改用各种替代方式来调整自己的行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具体采用哪些方式多依具体情况而定。总的结论是:对人们行使所有权的各项具体权利的能力施加限制会使他们转而更加依赖各种替代方式来达到自己效用的最大化由此造成产品配置及其背后的财富配置格局的改变。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在社会认可的竞争中能够大显身手而在不认可的竞争(假定还没有这种情况)中却一筹莫展的人才能真正获得增加的财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结论涉及到一种特别法律行为的结果这种法律行为会对所有权的各项权利施加限制由此影响到所有权的{实现}条件。而科斯只是讲到在所有者之间转移一组“完整的”权利并未提及这种限制问题。然而通过再分配的过程把所有权的权利重新分配给不同的人就确实出现了对权利的限制问题所有者的行为也会受到影响这与上述总的结论是一致的。而土地的使用权与此相比就显得更不可靠了:{租地者}越是谋求最大效用改良土地的资本投资就越加不足。按照科斯的分析如果事先能知道谁是未来的土地所有者并且他不花交易成本就能与现任土地所有者进行交易那就不会出现土地投资不足的问题了。但是即使知道了未来都有哪些人会成为所有者由于他们从土地改良中可以享受到一种共同利益但他们又不知道如何显示各自的要求因此还是不能完全解决土地投资不足的问题。第页进一步研究(所有权权利的)限制问题就会发现它更像科斯提出的所有者身份的问题。受到限制的权力往往会有这种情况这是因为某些机构例如国家掌握了改变他人所有权构成的权利。对这组私人权利的一部分施以限制使之失去权能就说明这部分权利已被政府接管或分配给了政府。由此看来我们又回到了所有者身份这个老问题了。但这一次不再像科斯讨论的那样只是找到一个新的私人所有者而是可能会有两个所有者一个是私人(及私有制)另一个是(国家)及国有制。国家如何使用自己的财产与私人如何使用财产不尽相同因此不能把科斯提出的结论直接用到这些新的所有者身上。例如私人生产者总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国家则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由于有这种区别就不能照搬科斯的理论。民主制度的经济理论还没发展到足以使我们理解“我们的国家”或政府成员将如何行事的程度因此对于出现新的所有者将会有什么后果我们也得不出简明可靠的结论。我相信那种以为“政治民主”能发挥与“市场资本主义”一样作用的想法是错误的。在第二卷中我将在《工商企业与政党能相提并论吗?》和《政府的成长》等两篇文章中就市场与政治这两大舞台之间的若干差别阐明自己的观点。未加限定的一组权利可以界定为“完整的”私人所有权对所有权的若干项权利给予限制也就是从这组权利中砍掉某些私人权利。科斯在论述所有者身份时也提到界定清楚的私人权利但到底什么才是完全的私人所有权他交代得并不清楚。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因为私人、共同体)或国家拥有的各种行为权利可说是不计其数。因此人们既无法对一组可能被人拥有的权利做出完整的描述也不能对私人或国家目前拥有的权利进行充分的讨论。但是毕竟有某些权利如独占权和转让权比其他权利更为重要可以用来讨论对所有权的限制问题。但是越是深究这一概念的含义和定义问题就越复杂。第页使用土地这类物质资源或使用某种思想或名分这类抽象的资源也都有一个排他性的问题。为什么要提到抽象资源呢?让我们推敲一下某些特定市场中的私人专卖权例如某些时候从英国王室或英国国会买到的那种私人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权经济学的内容就扩展到用来说明垄断问题。很明显完整的私人权利、完整的国家权利、完整的社区权利等等由于各自包含一组有关的权利因此他们都是非常灵活、有弹性的概念。私人企业经济、公共所有权以及社会主义这些实际上都是对所有权做出的不同具体规定但{所有权的}整体规定却含糊不清某些方面又规定有误因此很难给出明确的定义。难道在纯粹的私有社会制度中还包括那种只有通过集体投票才能解决社会问题的私人权利吗?如果不准投票者投票选择社会主义制度那么是否践踏了私人投票的权利?扩张某种私人行为权利经常(或总是)会压制了另一种私人行为权力。一旦承认这一点问题就更加复杂了。诉诸宪法以禁止国家恩赐垄断权的能力可以防止企业所有者在某一特定市场上获得专卖权由此限制了某些私人权利同时也就扩大了{其他人}自由进入所有市场的私人权利。至于这种宪法禁令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私有制度就成为所谓规范性分析的核心其中部分内容将在本卷最后一篇讨论。自发生成的所有权所有权总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因此要深入了解其发展及内涵就要考察界定所有权作用的那一组权利发生了什么变化。从这一角度来看所有权本身不过是为承担各种收益和成本才建立起来的。对所有权进行实证性分析就要系统地研究是哪些因素在规定着所有权各项权利的结构也就是把所有权的具体状态看作这种结构的结果。在科斯描绘的那个世界里各种权利都在全面发展又不存在交易成本因此所有者身份如何确定第页丝毫不会影响到资源如何分配而在一个权利不断变化又不断产生的世界里既存在着信息成本又存在着交易成本因此所有者身份的确定所有权各项权利内涵的界定以及所有权的具体结构都会影响到{资源}的配置情况。某些权利组合之所以比其他权利组合更适合于一组先决条件原因正在于此。研究自发生成的所有权问题的理论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个人行为在影响着资源的配置其研究的重点在于所有者无需他人的合作就可以不折不扣地贯彻自己的决策至于代理人问题即使不能完全排除(办法是从内部消化外部性问题以降低其严重程度)也无须认真对待。{例如}牧民想把自己的牛群扩大到什么规模就可以扩大到什么规模因此也就是由{个人}决策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另一派则直接了当地研究所有权与资源配置的关系即所有权是如何使一批人按照自己理想的方案来配置资源的也就是他们如何通过合作行为才能贯彻所有者的决策。因此代理人问题(如逃避责任、投机取巧等)就成为研究的中心。通过个人行为配置资源本书第章《走向产权理论》中指出可能存在的外部性是引起成本和收益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而成本与收益的变化又和所有权具体包含的那一组特定权利密切相关。最精彩的例子莫过于美国东北部印第安人之间发生的、土地所有权的各项公有权利让位于私人权利的情况。在那里如何使用土地特别是如何保护家畜都要解决外部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保证)家畜的市场价值它代表因避免浪费所获得的收益二是家畜的迁移习惯它代表为维持家畜这种存量资产所付出的成本。后来由于英美两国皮货贸易兴起以某种方式实行土地私有的好处增大也就改变了印第安人的成本一收益比率与饲养家畜相比狩猎更容易获得这种好处。这种利弊比较既可以解释印第安人以及美国东北部(地区)私人土地权利何以发展起来也第页可以解释在开发{美国}大平原地区各州时建立这种权利的企图何以失败。问题在于起着界定所有权权能的那一组权利正在发生哪些变化人们又怎样才能事先料到这些变化与基本环境变化的关系。这组权利的内容可用多种方法加以分类但比较实用的方法是考虑这组权利的两个重要因素:独占权和转让权。独占权是指确定谁可以用某种具体方式使用某种稀缺资源的权利“独占”一词本意当然是指除“所有者”外其他任何人都无权使用这种资源的权利但本文扩大了这一概念把所有者来决定还有谁也可以使用这一资源的权利也包括进来。转让权是指把所有权再分配(转让)给其他人的权利包括以任何价格转让所有权的权利。如果稀缺资源属于公有就不会有独占权和转让权。因为谁也不能禁止任何人使用这些公有资源同时任何人也无权把资源所有权分配给别人。严格说来如果某种资源真是稀缺而实情也确实如此{独占权和转让权}这两种属性(就都不可或缺。当所有权属于公有时通过实际使用资源就能获得独占权占有一条免费公路(即所有的人都可以开车免费通过)就赋予驾车人一种使用公路上“移动”空间的权利。但并没有给人那种决定哪些人或多少人可以使用公路上其他空间的权利。转让权的获得从原则上说也是如此。至于是把这条免费公路卖给私人还是收使用费要由政治程序{即公众投票}来决定。这样一来本来是比较所有权这两组权利(即公有还是私有)的利弊现在就变成比较两种决策方式的利弊:一种方式是依靠“完整的”私人所有权即由私人来决定是独占还是转让另一种方式是凭借对资源的}实际使用来获得独占权再通过政治程序来决定转让权问题。而这两种方式的收益一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例如当羊毛或其他农产品的价格相对较高时当人口增长造成拥挤等情况时土地就不可能实行公有。因为在上述情况下决定“临时所有权”的是使用决定所有权是否转让的是政治而它们都会造成第页资源更大的浪费。公有所有权和“完整的”私人所有权是两个极端其间夹着一个巨大的中间地带。限制转让而保留独占权的作法就是对所有权的限制就介于这两极中间。例如控制了地租额就消除了提供或索取超过合法地租的权利这是对转让权的限制。然而决定把土地租给谁的权利也就是独占权一般都保留在土地“所有者”手中。现在假定如果允许不断压低公寓的房租直至为零公寓所有权的转让权也就变成公有的所有权那时使用资源也就不需付费于是租房者就会排起队来排队的长短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不收租金的房间数量有多少。在高峰期间要走城市免费公路就得排队这是{不花钱}地使用公有资源。解决排队问题的办法:一是早去二是耐心等待三是开慢车。实际上任何人在驶入免费公路时都无法行使独占权。而要想租用公寓房间(至少要假定不存在合法地“私占公房”的行为)仍须得到私人所有者{房东}的允许这与完整公有所有权下的情况不同因此房东会用另一种标准(如房客的品德)来代替房租并决定把房间租给谁。如果说完整的公有所有权是对先于他人而占有或使用某种资源的能力的回报。那么准公有或准私有{权利}的安排例如房租控制就是对合格的(房客)个人品德的回报。与完整的公有所有权和准公有所有权相比完整的私人所有权更加强调房客交房租的意愿和能力。(像“市场中的少数派”一文那样)如果把以上各种分配制度的结果作一番比较就可发现它们各自的利弊是随着导致这种制度的前提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的。举例来说如果在这种环境下增加供给已经成为更重要、更有价值的选择则完整的私人所有权所提供的分配制度就应该更有吸引力因为当产品价格高于单位产品成本时实际上人们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才增加供给的。另一方面如果根据战时优先权的“规定”不准把这些资源转用于(例如)住房建设则增加供给的重要性就会降低这种分配制度第页的长处就将减少。另一个例子关系到“社会”所称道的个人禀性的差异。如果社会上所有的人禀性相同那么对于解决因实行由有效的价格控制造成的排队问题来说不管每个人如何行事结果都无关大局如果人们的肤色、宗教、信仰、语言等等即个人禀性不同那么在控制价格的条件下资源如何使用就会因这些个人禀性的差别而大不相同。说到成本和收益在价格控制下的结果与通过全社会人们的政治判断导致的结果也不会相同。如果国人的禀性改变了他们对分配方式的态度也必然改变由赞成一种分配方式变为赞成另一种分配方式。随着人们的禀性向多样化发展价格控制还会不会有效?“反歧视”的努力会不会适得其反反而导致更强的价格歧视?回答这种复杂问题要看社会人口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即取决于“无禀性偏向者”例以及在总人口中的比这部分人掌握多少政治权利。在不同环境下所有权的生产性也不相同。如果资源并不稀缺强制推行私人资源所有权不仅收益甚微而且还要付出成本。因为这种资源无穷无尽足以满足各种可能的使用需要所以无须节约使用。如使用阳光的权利或为了各国通商而使用公海的权利这些权利的所有权对于规范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功能起不了什么作用除非有可能强制实现这些权利否则无论实行私人所有权还是国家所有权只会造成各种垄断附带还要付出保卫成本。公有权利可以制止这些垄断但是当资源“天然”稀缺成为普遍现象时公有权利对生产力的阻力就会越来越大。资源配置中更实际的问题是随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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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第一辑)]所有权、控制与企业[美]哈罗德·德姆塞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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