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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确定的世界》.pdf

《在不确定的世界》

明德广场两点的风
2009-10-01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在不确定的世界》pdf》,可适用于经济金融领域

罗伯特·E·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doc在不确定的世界作者呈现给读者的是一本“借自传形式介绍政策的书籍”。书中以很短的篇幅回忆了童年时代和求学历程随后描述他人生经历中的华彩篇章(高盛白宫花旗)阐述了他所笃信的“或然性理论”也从一个侧面讲述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工作和生活。作者:罗伯特·鲁宾ISBN:装帧:平装语言:中文开本:开编译:李晓岗、王荣军、张凡出版时间:年月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市场价:元属性:人物传记第一部在本书中的许多地方我评述了自己与克林顿政府中的同僚、商界同事和其他公众人物的私人对话。这些人大度地允许我引用或解释他们的话。当然这些评述都是根据我自己的回忆写的如果有任何不准确之处责任应由我单独承担。第一部第节在不确定的世界作者自序与我共过事的人都知道我不相信事情的确定性。但在政府任职的年半时间内我曾认为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离开政界后不会写书回顾我的公职生涯。我隐约地感到不安觉得这种想法有些自私。不过到年夏我离开华盛顿和克林顿政府时我的想法开始改变了。回顾在华盛顿和华尔街的工作经历我发现自己曾身处重大变革和重大事件频发时期的风口浪尖之中。当更多地思考过去的那些时光时我认识到从自己曾经罗伯特·E·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doc历过的事情中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写书似乎是一种更系统地思考过去经历、更好地理解他的一个办法。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的经历和想法或许其他人也会感兴趣并对他们有用。今天市场的作用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对更多的人更重要。政府的作用对我们所有人都是至关重要的。要处理我们所面对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就必须全面理解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与作用。作为曾从商界和市场领域转入政界又从政界回到商界和市场界的人我想或许我适合谈一谈对这两个领域以及他们相互作用的看法。我想表达一些事情和观点的心情越来越强烈这与一名叫雅各布·韦斯伯格的记者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建议我们合作写一部书。这一想法部分来自他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讨论我的根本观点: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的所以任何决定都是或然性的。通过与雅各布的交谈我被这种提议所吸引我想让人们了解我对决策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贯穿于我所做的所有事情。经过多次讨论我们两人决定根据我的个人经历合作写一部书回忆我在高盛公司的年、在白宫和财政部的年半以及后来在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花旗集团的年通过这部书阐述我在未来对决策者、投资者、商人和所有市民都很重要的问题上的看法。在我们着手写作后围绕着克林顿政府时期曾面对的那些政策和政治问题我们俩继续进行辩论。例如对将来而言作为经济战略核心的财政手段和减税的作用是什么?对世界经济来说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是否是正确的政策选择?国际社会如何才能最好地阻止或对周期性金融危机做出反应到目前为止这些危机似乎是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市场如何运作的问题这也是普通股票投资者感兴趣的问题。通过对自己作为决策者的经历的叙述和重新思考我希望为其他将来要独自或集体做出决策的人提供借鉴作用这是本书的主要意图。我希望和读者一起分享我在商界和政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一些观点关于市场心理、政府对经济的作用以及如何在互不隶属的庞大的商界和政界机构中做决策和有效地工作问题。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解释我的决策方法。或然性的办法并非有多么独特在某种程度上它仅仅反映了大多数人在权衡赞成或反对一件事时他们在做什么或思考他们正在做什么。但无论如何雅各布在《纽约时报杂志》文章中所进行的讨论引起了反响而且从那时起各行各业的人都曾告诉我他们受到了这篇文章影响。这篇文章发表两年后我在一家网球场遇到一位财务经理他告诉我说他把这篇文章的重要部分贴在了他办公室的墙上。我认识的另外一个人告诉我一位棒球队经理也把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贴在了他的办公室(我不知道该队在全国比赛中的级别和名次)。对于这次讨论为什么会引起反响我能做出的最好解释是我和拉里·萨默斯在罗伯特·E·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doc财政部共事时他曾向我提到的一件事:尽管许许多多的人接受或然性决策概念甚至认为自己是这种概念的实践者但几乎没有什么人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对我来说或然性思考长期以来一直是高度的有意识的过程。我把这种思维想像为一种标准拍纸簿上面记录着与决策有关的因素以及对它们的评估和汇总。当然这样描述或然性思维并不是说可以将其贬低为一种数学公式最佳决策会从便签上自动产生。成熟的决定建立在确认相关变量以及把其中每一种变量与概率联系起来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分析过程但也涉及主观判断。而最终的决定既反映了决策过程中涉及的所有因素也反映了本能、经验和“感觉”。本书也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探讨我的决策以及更广泛地说我的生活所依据的思维方式。这种观点的核心是认为没有任何事能够被证明是确定的。现代科学表明物理学和化学尤其是这样在这两门学科中人们所熟悉的和基本的规律大多数是建立在对无法被证明的认识和现实的基础上的。这一观点是贯穿本书的一条主线。我猜想这一观点是通过我在哈佛大学低年级时上拉斐尔·迪默斯教授的哲学课在耶鲁法学院时与同学在可口可乐茶座讨论以及我在财政部的年中与拉里·萨默斯和艾伦·格林斯潘共进早餐时的一些讨论逐步形成的。一旦你进入或然性王国任何事情都不再是简单的了。一种真正的生活或然观迅速让人认识到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是极其复杂的要求人们探讨这些复杂性认识各种相关因素并不可避免要进行衡量。我在人生各个阶段认识的一些人对待事情的态度似乎比我更确定。那种确定性不只是一种我所欠缺的个性特点。在我看来它其实正是对现实本质的错误认识因为现实本身是复杂的、模糊的依据这种确定性的态度做决策看起来是为了追求最好的结果但其基础是相当脆弱的。虽然本书的根本意图是帮助读者更清楚地思考未来但它是以叙述过去为基础的。尽管这不是一部历史书或学术著作但我对问题、事件、辩论以及我自己对这些事做出的反应或许对研究克林顿政府和我所经历的其他时期的历史学家的工作有所助益。公职生涯为我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使我得以运用自己的经验去解决关系到美国和世界范围内广大民众的问题并让我看到我们的政府制度如何通过政策、政治和通讯的交互作用运作。也许通过叙述我自己在政府中的经历通过反映我对与自己共过事的许许多多政务官和职业文官的杰出才能和敬业精神的一些认识本书将会鼓励青年人去思考: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丰富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应当如何度过哪怕仅仅是一段时间的公职生活。更进一步说我希望促使读者通过支持他们信任的候选人的思想和事业更多地去参与我们的政治制度。对我来说利用这一机会系统地反思过去可以使我所坚持的许多观点得到进一步提炼从而也更为准确。本书所阐述的观点虽然是我本人的但几乎在所有问题上这些观点都受到过其他许多人的强烈影响。我在我人生的所有阶段受教育阶段、在华尔街工作以及在政府任职都一直非常幸运地有许多同事和朋友他罗伯特·E·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doc们深刻的思想、经验、智慧以及思维模式对我形成自己的认识起了很大帮助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对人类包括他们自己的抱负的冷嘲热讽与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结合在一起。在财政部时期我和我的同事们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严肃认真和傲慢无理态度的结合正是我所了解的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好的态度。倾听比说话能够学到更多而我一直有机会倾听许多人谈论他们的渊博见解。我的希望是我在一生中通过与别人的这种交流和互动所形成的观点在其他人处理摆在他们面前的个人、职业以及政策挑战时会有所帮助。罗伯特·E鲁宾年月日于纽约市第一部第节在本书中的许多地方我评述了自己与克林顿政府中的同僚、商界同事和其他公众人物的私人对话。这些人大度地允许我引用或解释他们的话。当然这些评述都是根据我自己的回忆写的如果有任何不准确之处责任应由我单独承担。在不确定的世界世纪的首次危机第一章世纪的首次危机年月日晚我站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印有国玺图案的地毯上宣誓作为财政部长遵守合众国宪法。我是在当天早些时候被任命的一下午我都在等待着允许我宣誓就职的正式文件。文件从国会一送到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一群人就聚集在白宫举行一场匆促的仪式。正式仪式一结束我就向我的妻子朱迪和我们的客人道别留下来和克林顿总统、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官员拉里·萨默斯以及克林顿的一些高级助手举行一次讨论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紧急会议。我告诉总统墨西哥政府面临着一场正在迫近的拖欠债务的危险抱着阻止这种危险的希望我们建议总统支持采取一项大规模的、可能会不受欢迎的有风险的干预行动:向墨西哥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使其避免其货币和经济的崩溃。接着我要求拉里更具体地解释墨西哥的局势。他用了十分钟时间介绍我们的主要分析和建议这些分析和建议是几个小时前我们在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一起开会时确定的。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出手相助不迅速相助危机对墨西哥直接而长期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但采取行动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重大利益面临危险。我们提出的对大规模干预的替代性方案不太让人看好。拉里和我继续解释如果墨西哥无法履行其对外义务拖欠外债资本将可能会加速流出墨西哥比索将会崩溃进而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带来深刻而持久的衰退和大规模的失业。而这将肯定会给美国造成巨大影响。墨西哥是我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许罗伯特·E·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doc多美国公司和工人将受到损害。我们所做的估计是由墨西哥拖欠债务造成的经济危机会使非法移民增加即每年增加万难民非法毒品的输出也将增加。墨西哥危机也可能会通过影响其他国家而间接伤害到我们。对墨西哥拖欠债务问题的担心已经在整个西半球发展中国家市场造成了动荡这就是有名的“特奎拉效应”。这种连锁反应将会造成投资者在全世界盲目地从发展中市场抽走资本。这进而将影响到美国的经济状况因为美国的商品是销往发展中国家的。根据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项估计在最坏的情况下墨西哥的危机以及随后可能产生的“蔓延”会使美国的年增长率下降到。我们建议进行干预并不是为了墨西哥尽管我们与墨西哥有着特殊关系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要求国会提供数十亿美元贷款担保的理由这笔贷款担保是我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提出的救援计划的一部分。作为财政部长我避免使用诸如“恐慌”和“灾难”之类的字眼而更愿意用不太生动的词如“蔓延”和“失去信心”。我在白宫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时了解到政府官员的措辞会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在财政部工作的经历使我认识到情况更是如此。我必须准确地说明墨西哥所发生的事而不能有渲染。尽管灾难正是我们所担心的而且不仅是因为它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影响。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实施墨西哥被视为是发展中国家推行经济改革的榜样。这一榜样的公开失败将会给市场经济改革和全球化造成沉重的打击。在不确定的世界世纪的首次危机但是也有反对干预的理由我们把这些观点也向总统做了汇报。我强调说由于一系列原因我们的救援计划可能会不起作用。更有甚者干预几乎肯定会被指责为是在“保释”曾在发展中国家市场进行投机的美欧有钱的投资者。使用公共基金做这种事有可能遭到普遍反对而且在政治上也有风险。白宫人事主管利昂·帕内特甚至更直率地提醒克林顿注意这种潜在风险。利昂赞成干预但他告诉克林顿救援努力的失败会造成他在年大选败北。在汇报完我们的看法后房间内气氛凝重大家都感到墨西哥危机已经演变成一个大问题。拉里提出美国可能需要提供的救援基金总额为亿美元。总统的高级顾问乔治·斯蒂芬诺普罗斯说我们的意思肯定是说万美元。拉里说不我们的意思是“亿”。这一数字比司法部一年的总预算还多足够购买一支B“隐形”轰炸机编队。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小时我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沙发上回答着总统的提问仅仅在一两周前我一直在向其他人问这样的问题。月我当时在维尔京群岛度假拉里给我打电话让我留意并追踪墨西哥正在恶化的局势。我当时对墨西哥的经济问题了解不多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迫切需要对比索贬值进行试探性干预。我当时认为墨西哥是有类似问题的一大批国家之一而且拉里是国际经济界极罗伯特·E·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doc其高明的专业人物他会采取需要采取的措施。但我想做一个干实事的部长所以很高兴拉里让我参加处理此事虽然当时我已经被指定为财政部长但毕竟尚未被正式批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墨西哥的问题会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说明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它所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上升。现在回过头来看墨西哥发生的事也使人们得以更深入地认识克林顿政府。我所观察到的克林顿政府采取措施援助墨西哥的情况是公众很少看到的。他严肃的态度和对这一问题所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他为探寻解决墨西哥危机的正确决策而表现出的睿智使我难忘也使我感到在一些重要方面他对这一问题的处理遭到人们的误解。着手处理像墨西哥危机这样的问题意味着要尽可能系统而冷静地思考。在被任命前通过与拉里交谈我迅速开始了解墨西哥的局势。情况是这样的即将到届的萨利纳斯政府为维持大约比索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动用了亿美元但这一努力徒劳无功。新上任的厄内斯托·塞迪略政府在年月底屈服于外汇市场的巨大压力允许墨西哥货币自由浮动。面对只有大约亿美元外汇储备而数额比这更大的短期债务即将到期墨西哥束手无策。但当政府不再提供支撑后比索对美元的比率迅速跌至约比索对美元。随着墨西哥货币的持续下滑人们越来越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偿还其债务大部分债务是短期的而且是和美元挂钩的。由于担心政府可能无力还债投资者抛售墨西哥债券和比索。总之墨西哥当局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国家金融的控制。我们正在处理这一问题的人都认为现在墨西哥的私人贷款来源实际上已经断绝几乎肯定无力靠自己的政策解决危机。墨西哥政府的头寸拍卖几乎吸引不到购买者即使美元利率接近。在短期私人领域几乎不可能提供阻止拖欠债务所需要的大量贷款。资金需求如此之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无力靠它们的力量组织救援因为他们还有许多其他问题要处理。世界银行执行行长法国人米歇尔·康德苏尽管有巨大影响但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他。康德苏精通业务而且作风大胆为缓和世界银行中欧洲持股人的不满准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墨西哥提供稳定贷款。但所需的数额超出了世行当时的能力。避免灾难的惟一现实可能是美国提供援助。因此对我来说问题就变成了墨西哥金融崩溃和拖欠债务所可能造成的后果救援计划失败的危险以及失败可能造成的代价。指导我在商界和政界经历的根本观点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被证明是确定的。这一观点的一个推论就是或然性的决策。对我来说或然性思维不只是一种理智上的建构而且是一种深深植根于我灵魂的习惯和规则。我最初是年代后期在哈佛大学的怀疑论的环境中形成这种理智建构的部分原因是几乎导致我主修哲学的长达一年的课程。在高盛公司我开始把或然性思维应用于实践在那里我度过了进入政府前的职业生涯。作为一个套利交易商我了解到一种投资前景可能看起来罗伯特·E·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doc很好但实际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无疑的。成功是通过评估所有已掌握的信息尝试判断各种结果的成功可能性以及与每一种可能性联系在一起的收益和损失而获得的。我在华尔街的生活是建立在我每天做出的或然性决策的基础上的。这就是我提出我们是否应干预墨西哥问题的背景。面对大量旗鼓相当的各种因素做出最可能的决定的关键是分析这些因素并确定每个因素的成功可能性和重要性这就是或然性决策方式。这样做也意味着承认我们的认识绝不是像我或财政部的其他同事所希望的那样完美。而且即使是通过最系统和深入的工作一项根据事实和分析做出的决定也不会自动地出现在我随手做记录的黄色拍纸簿上。决策的最终因素是判断的难以捉摸。我们在墨西哥危机中形成的决策程序而且我在财政部工作期间将一再使用对我来说是熟悉的这是因为我在私营领域的经历。但这次涉及的考虑因素范围更为广泛。例如我们必须考虑如果干预失败美国信用可能会受到的损害如果我们试图援助墨西哥而没有成功在将来发生危机时我们提供支持的效用就会降低。干预成功也会带来危险。即使我们的努力帮助墨西哥稳定了局势我们可能会造成一个人们称之为“道德危害”的问题。投资者由于在墨西哥没有受到危险后果的影响下一次可能对类似的危机就不会予以足够的注意或者仍然寄希望于官方干预。在墨西哥投资者可能会变得心满意足年他们在从众心理推动下买进与美国挂钩的股票而没有充分注意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可能不足以维持他们做出的兑换美元承诺的危险。我们担心我们阻止墨西哥金融崩溃的计划可能会鼓励投资者在将来再次犯同样的错误。能够与艾伦·格林斯潘和拉里·萨默斯深入考虑这些问题这是我的福分。从个人背景、所受专业训练以及脾气来说我们三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别。艾伦是一个保守的、主张自由经济市场的人他是一个注重宏观政策对美国经济有着敏锐的实际理解的经济学家。在进入政府前他拥有自己的私人咨询公司并且生意兴隆。他做事一丝不苟有着非常优秀但又低调的才智。拉里的父母都是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他的两个叔叔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拉里是曾获得在哈佛任教资格的最年轻教授之一。他是一个有活力、自信的理论经济学家对政治和市场的实际情况有着非常到位的认识。我对经济学有着相当好的概念性理解曾有在华尔街从事交易业务和管理工作的经历还参加过民主党政治活动。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相信确定的答案知道我有问问题的习惯。尽管我们三人的个性不同但配合默契也许对墨西哥危机这样的问题的分析证明了我们之间有高度的互补性。我们的工作态度也同样重要。虽然我们三人都有自我但在我们的碰头会上我们都不去突出自己。我们都努力相互配合寻找最佳方案而不是显示自己的高明或为自己的先入之见辩解。我们之间关系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我们形成的相互信任。在年半的时间里除了在一起开会和讨论外艾伦、拉里和我每周至少一次罗伯特·E·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doc共进早餐或午餐。年我辞职后拉里和艾伦继续了这一传统。就我所了解在这些私下场合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人说过的话都没有被泄露过(为了本书的写作他们允许我提到这些对话)。我在白宫时曾经常看见格林斯潘但我在担任财政部长前和他并不熟。在我们一起全力处理比索危机时我们两人很快熟悉起来。他考虑问题的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艾伦强烈信奉市场规则对道德危害问题非常关注。这就是他在年反对政府拯救克莱斯勒公司的原因。尽管艾伦反对政府干预市场但是两害相权为了阻止墨西哥出现债务拖欠危险他采取了有道德危害的方法。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总是努力去找出平衡各种相互冲突因素的最佳途径。艾伦、拉里和我对墨西哥发生危机的原因的认识是一致的。墨西哥尽管在很多领域进行了改革但由于在经济景气时期借债过多而犯了严重的政策错误导致它在人们情绪发生转变时很脆弱。当市场开始失去信心时政府为避免面对现实尽可能地一拖再拖。墨西哥政府借的债越来越多还贷期限越来越短为维持与美元有固定汇率的比索币值发行与美元挂钩的国债动用有限的美元储备。与此同时墨西哥和外国的债权人及投资者没有留意经济不平衡的出现。他们继续融资以至于当经济出现紧缩时问题就变得几乎无法控制。墨西哥的问题始于年代初期当时墨西哥的经常账户赤字基本上是贸易赤字、纯利息支付以及其他一些项目迅速扩大。为弥补这一差额墨西哥需要美元因此便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吸引美元。最初墨西哥出售根据比索计算的资产。但到后来由于投资者越来越不愿意冒汇率下跌的风险墨西哥政府又开始大量发行一种与美元挂钩的短期债券(Tesobonos)。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些债券对墨西哥和外国投资者很有吸引力但墨西哥与固定汇率联系在一起的巨额账户赤字无法无限地持续下去。让事情更糟的是墨西哥的金融系统脆弱而拮据。像墨西哥危机这样的问题其潜在的不平衡是造成危机的真正原因但经常是某种本来不会造成麻烦的事件成为危机的导火索。就墨西哥的情况而言年初恰帕斯地区发生的暴力叛乱和两位政治领导人被暗杀给金融市场造成了严重惊慌。人们开始感到墨西哥债券风险较大因此大幅度降价抛售。国内外投资者越来越不愿意把钱存在墨西哥。为满足对美元的需求以维持汇率的不变中央银行不得不一再抛售其外汇储备。与此同时墨西哥政府发现尽管一再提高利率自己越来越难以通过发行新债券偿还债务。就像金融市场上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些消极影响不断自我强化。由于投资者担心汇率可能下跌他们纷纷兑换美元造成政府外汇储备进一步减少。这进而又加大了比索币值下跌的可能并加剧了人们对政府无法还款的担心。政府做出的为保护投资者以美元计算的资产不受损失而用比索偿还政府短期债券的承诺显得越来越不可信。随着外汇储备的耗尽政府孤注一掷为维护固定汇率制而采取了罗伯特·E·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doc部分贬值的办法但这无济于事。国内资本继续外流外国市场信心猛跌政府被迫让汇率自由浮动。市场的注意力转到将在数周和数月内到期的巨额的短期债券。没有人愿意再购买新债券。因此政府将不得不把大量的比索投向市场偿还即将到期的短期债券这又造成汇率进一步下跌。墨西哥危机经常被认为是墨西哥政府政策的失败。但关键在于这也是债权人和投资者规则的失败关于危机的这一点在几年以后将变得非常重要那时我们在其他地区面对同样一些问题的卷土重来而且是以更大的规模。受高额回报前景的诱惑投资者和债权人没有充分考虑在向墨西哥贷款时牵扯到的危险。然而一旦投资者神经紧张他们的反应是迅速而不可原谅的。墨西哥迅速失去了通向国际资本市场的途径并且无法为偿还短期债券筹措资金。大多数观察家相信从长期来看墨西哥是能够偿还其债务的。但在短期内面对仅有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几乎有亿美元的债券将在年到期的情况头三个月有亿美元墨西哥和外国的投资者希望撤出。不管怎么说毕竟没有国际法能够使国家在破产法院重组其债务。因此我们不进行干预有可能造成一个国家拖欠债务而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会牵扯到我们的国家。墨西哥的情况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政策制定者以及私人企业界的人经常会碰到这种局势在这种形势下所有的决定都有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潜在可能而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一种最不坏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坐视不管的危险是墨西哥出现严重的经济困境并蔓延到新兴市场使其发生衰退并进而对美国的增长和繁荣造成打击。采取行动的危险是如果失败会潜在地危及对数十亿美元纳税人的钱的偿还而如果我们成功了则会带来道德损害。艾伦、拉里和我都反对让短期债券的持有人利益无损。但我们最后认为我想这是对的尽管帮助某些投资者会产生负作用但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把墨西哥从危机中拯救出来。我们也担心墨西哥危机会影响全球贸易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以及市场经济改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刚刚于年月日生效。如果一年后墨西哥部分原因是因为未能适当地管理外国资本的流入而出现债务危机这种情况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进一步改革会是一次打击。拉里在进入克林顿政府前曾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尤其关注这一问题。他提出“听任墨西哥的局势恶化”将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俄罗斯、中国、波兰、巴西和南非发出一个令人沮丧的信号而这些国家正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尽管我们轮流扮演魔鬼的辩护人但艾伦、拉里和我在我宣誓就职的几天前达成了一个大致的共识。我们都开始认识到不采取行动的危险比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危险更为严重。艾伦总结了我们三人的看法把一项援助墨西哥的计划称为“最不坏”的选择。月日下午在等待我的任命书下达的时候我们三人加上其他一些人包括我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继任者劳拉·泰森女士就确认我们给总统的建议举行罗伯特·E·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doc了最后一次会议。拉里和我赞成艾伦的看法即我们应当拿出相当一笔资金其数额要远远超过我们认为所需要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使用了柯林·鲍威尔军事干预理论的一个推论。在海湾战争时有名的“鲍威尔理论”提出只有当美国的利益面临危险时美国才应当进行干预而且必须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进行干预。当然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出为以压倒性的力量解决墨西哥问题需要多大力量。一个参考尺度是墨政府发行的短期债券的总价值当时大约相当于亿美元。但考虑到墨西哥政府的其他债务、墨西哥银行的外债以及当墨西哥国内比索持有者把比索转换成美元而可能出现的“资本外逃”这一参考程度也可能是不够的。在了解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拿出大笔资金援助墨西哥时我们建议美国提供亿美元的贷款担保对我们政府而言这种担保与贷款有同样的财政风险只是有某些技术上的有利之处。第一部第节在这种形势下究竟要拿出多少资金才足够没有“正确的答案”或方案因为恢复信心是一个心理问题每种情况都是各不相同的。就墨西哥的局势而言市场参与者们所关心的是短期债券因此我们决定拿出比我们认为墨西哥所实际需要的更多的资金。就像一座庞大的军火库一样一笔巨额的资金也会给市场造成相当大的心理影响。如果投资者相信有足够的资源恢复经济而且政府已着手处理潜在的问题资金的外流就会停止。得知我的任命书已到达白宫的消息后拉里和我马上收拾我们的笔记赶往白宫。我们在极其糟糕的时候给总统带去了极其糟糕的消息。仅仅个星期前他遭受了严重的政治打击民主党年来首次在参众两院都失去了多数。纽特·金里奇和他的《与美国订约》风光十足地出现在各种杂志的封面上克林顿总统正在努力打拼以在政治上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而这时我们来了月日走进他的办公室要求他仅仅根据政策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有可能是一个不受欢迎而且有政治风险的决定这一决定存在着不成功的实实在在的风险。与往常一样克林顿没费多少时间就掌握了局势的发展情况。他向拉里和我问了一些问题。克林顿问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真的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吗?我们回答是的。第二总统想知道现在的时机是否适合推行我们的计划制止这些后果?尽管无法保证能够成功但我再次表示现在正是合适的机会。最后总统问如果救援行动没有起作用我们会损失多少资金。拉里解释说我们将每次提供亿美元贷款担保分批提供如果救援不起作用我们将能够把我们的损失控制在亿美元以内。罗伯特·E·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doc在听取了我们的分析和了解了局势的严重性后克林顿迅速做出反应表示他必须冒这个政治风险。他说“这就是美国人民选我们到这里来要做的事”。我还记得总统说如果他不做出救援墨西哥的决定他就无法入睡。当我听到有人批评比尔·克林顿遇事犹豫不决或受政治而不是政策驱使时我经常会记起那天晚上的情景并以此进行反驳。采取行动救援墨西哥他在政治上一无所获而只是在他的政治资本已经严重受损时冒着巨大的风险。在我们的讨论结束后克林顿走向他的办公桌拿起电话要求给他接国会两党领袖。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参议员鲍勃·多尔(来自堪萨斯州的共和党人)和汤姆·达施勒(来自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人)众议员纽特·金里奇(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人)和理查德·格普哈特(来自蒙大拿州的民主党人)都答应支持他提出的提供贷款担保的紧急请求。第二天拉里和我前往国会山去见这些人以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支持。最初甚至曾经不依不饶地调查克林顿“白水门事件”的阿方斯·达马托(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也表示支持他是参议员金融委员会的新任主席。达马托说我们应当拿出不止亿美元这样金融市场就不会认为他们会“压倒”我们了。受此鼓舞我们将我们的提议增加到亿美元。该提议的一个重要部分也要求墨西哥承诺进行各种经济改革并保证用其石油出口收入作为还贷担保。尽管我们获得了国会领导人的支持但当艾伦和我到国会解释这项计划时议员们的反应极其消极。月日在会见了多位两党议员后我们才开始体会到要让国会采取行动有多难。有几位议员要求我们答应不让美国的税钱面临风险。有些问题非常合情合理但很难回答。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一再要求我们解释为什么日本和欧洲国家不与我们一起负担这个风险。我回答说我们的盟友正在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他们的努力。而不太圆滑的回答将是我相信我们的盟友本来也应该通过双边形式做出努力因为墨西哥的危机以及可能产生的蔓延也会波及到它们。但它们不打算增加双边援助部分原因是它们认为墨西哥是我们的问题同时也因为它们与我们的判断不一致它们不认为墨西哥的崩溃会造成全球性的危险。不管怎样这些说法都没有改变这一基本观点:采取行动符合我们的利益。后来拉里和我又发起全面的媒体和政治宣传说明我们的看法。在我所打出的电话中有一个是打给得克萨斯州当选州长乔治·W·布什的他表示支持我们的努力。布什和许多边疆州政治家一样本能地意识到危险所在并成为我们目标和努力的强有力的公开支持者。我还不能够肯定我完全理解我们的计划在国会所遇到的消极反应的程度。在一个层面上国会的态度只是反映民意。讨厌外国人可能是某些人反对救援的原因但许多人就是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冒险用我们的钱去做这种努力。或许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本来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当时的这种局势可能太新奇、太复杂无法被迅罗伯特·E·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doc速接受。年许多人还不了解一个穷国的宏观经济的失误会影响到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一观念。几年后在亚洲危机发生后这一观念仍然没有被很多美国人接受。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全球经济还是一个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含义的抽象事物。我们在国会遭遇反对可能也是因为与其他问题纠缠到了一起。许多民主党议员曾冒犯他们在工会组织中的支持者投票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人正在嘲笑这些议员“看吧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们情况会是这样。”在共和党方面在活力十足的新议员中有些人渴望打击克林顿总统他们对美国的国际参与行动也持怀疑态度。为什么要帮助一个向我们输出毒品和非法移民的国家而且救援行动还同时会使华尔街受益?我努力想解释(但没有成功)我们不是为了墨西哥的或华尔街的福祉而是美国的福祉。墨西哥的经济崩溃会使他们所关注的问题(译者注:毒品、非法移民等)进一步恶化。但我的观点几乎没有人接受。众参两院的一些议员例如参议员克里斯·多德(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保罗·萨班斯(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人)和罗伯特·贝内特(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人)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在许多关键场合帮助我们做工作。但大多数愿意支持救援方案的议员要求附加条件而这些条件既在政治上不现实也与在墨西哥重建稳定无关或者条件干脆就是不能与墨西哥一起推行这项计划。例如一些民主党人坚持要写入新的劳工标准以保护墨西哥工人。有和解精神和国际意识的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吉姆·利奇(来自衣阿华州的共和党人)支持我们的建议为了使计划能够通过表示愿意接受民主党人提出的一些要求。但这激怒了利奇的民主党同事他们不明白既然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为什么民主党要在这一问题上操纵事态。有些议员说他们将不支持任何附加有劳工标准的方案。这种混战使人们提前感受到了将来围绕全球化包括贸易自由化问题的斗争气息。支持自由贸易的选民开始时并不多但如果我们想要得到这些选民的支持每个人都要求保护他的特别利益。随着反对呼声的上升最初曾答应支持我们的国会领导人似乎变得越来越谨慎了。他们不去做持怀疑态度的国会同僚的说服工作而且他们似乎减少了这样做的努力。甚至一些坚定支持我们的人也开始担心别人看出他们对我们的计划热心。一位非常有名的支持者不断给我们写来信表示对我们的建议越来越“关注”。我后来意识到这是一种书面姿态表示他要修正他所做出的如果我们失败他会鼎力相助的保证。而就共和党人对格林斯潘作用的看法而言他们的反对本来会更强烈。对墨西哥危机有充分认识的议员是众议院的新议长纽特·金里奇。金里奇对普遍反对救援计划的情况非常关注他要求艾伦代表他给拉什·林堡打电话艾伦也照办了。当拉里和我第一次前往国会山去拜访他时金里奇看起来确实对情况很了罗伯特·E·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doc解。在我们会谈结束时他称墨西哥危机是“世纪的首次危机”。第一部第节现过。当时墨西哥政府和年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一样基本上耗尽了其外汇储备。年墨西哥的债务拖欠所引发的经济衰退波及拉美很多地区以及拉美之外。在此之前一些年向发展中国家大量放债的银行大量抽走资金造成一个又一个国家接连出现债务拖欠。我们不希望墨西哥这次出现的问题再次引发一场全球债务危机。但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世界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在某些方面使危机更危险也更难以遏制。国际金融体系在规模、复杂性和资金周转速度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以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在前所未有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简单地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蔓延的可能性比以前要大得多而且他们的经济状况又以更复杂的方式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这些年最明显的变化是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迅速增长。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购买了美国的出口商品。结果现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依赖于发展中国家消费者购买我们产品的能力。资金流动量急剧增加。不再只是有银行而且还有投资银行、人寿保险、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以及通过这些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财产的个体投资者。从年到年的年间流向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增加了倍从亿美元上升到亿美元。年金融危机之初我正在高盛公司当时这场危机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而年的墨西哥危机则是整个金融机制中的一个极其突出的事件。由于新兴市场的债务从银行转向人们普遍持有的证券与年时相比年时全球金融已经变得复杂得多。年代的金融危机是通过紧密合作解决的美国与其他国家政府让商业银行重新谈判就墨西哥和其他债务国的坏账问题达成解决办法。但那是一种大规模的“解救”过程因为银行一直支持遇到麻烦的债务国。针对年墨西哥的情况有些人建议我们再次采取“协调银行的作用”的办法但这时的银行已不仅仅只是债权人了。取代银行贷款的是人们设计出许多种类的债务手段和金融衍生工具。墨西哥债务被扩散因为持有者所拥有的债券私下里是由全世界的各种机构和个人投资商所拥有的这些债券并不是以拥有者的名义登记的因此很难确认其所有者。另外债券投资商在墨西哥公司中拥有股份这种情况在年代初很少见。由于金融系统中包括大的投资银行在内的许多参与者拥有很多新兴市场的证券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得以更广泛地扩散而更加难以预料造成了一种潜在的强有力的波及效应。在一个新兴市场面临大量交易损失的人可能很快认为其他新兴市罗伯特·E·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doc场似乎风险更大并将他们的所有债券变换为现金即使那些国家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例如墨西哥和波兰之间。公司可能也不得不征集资本以弥补最初的损失造成其他证券的抛售。大规模的衰退压力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甚至在工业化国家市场造成压力。最后的变化是市场反应的突然加速。在年代的大部分时期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是非流动性的仅仅是通过私下谈判达成的交易以巨大的差价转手。年大量的流动资本通过光缆以光速流动。交易者在其办公桌上有大量的终端随时掌握着价格变动信息。交易指令可以随时发出。其结果就是一个地方的市场发展情况会迅即影响到其他地方而危机会更迅速地扩大。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墨西哥危机不同于人们以前所经历的任何危机这使金里奇的说法令人难忘。几乎就在危机刚一爆发我就得到消息报告说丧失信心的情况正在影响着距离墨西哥城遥远的华沙和曼谷。墨西哥的流动资本危机与东欧的金融市场之间没有合理的经济联系。但市场心理是某一天过于踌躇满志的投资者第二天会突然改变态度而成为一群受惊奔跑的动物。在一个能够做出迅即反应的世界上不加思考就做出反应的情况不一定就是非理性的。在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逃出去的情况下竞相奔往救生出口时速度对逃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描述正在发生的情况时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困境。一方面为了动员不愿意采取行动的国会议员以及公众支持我们的救援方案我需要强调墨西哥危机的危险。另一方面坦率地谈论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又会引发我们所最想避免的反应。明显提出我们担心危机可能会向全球蔓延并造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时有些人指出我在与国会打交道时缺少我的前任劳埃德·本特森所具有的经验。我的真正问题是放弃了我们最强有力的手段:恐惧。在盲目自满和恐慌之间航行的惟一办法是非常非常小心地选择我的用词缓和人们的紧张以及有意地保持模糊。月日当艾伦·格林斯潘、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和我在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整个过程充满了敌意。我被迫回答一些指控说我们的建议是假装是要帮助邻国其实是为了把华尔街和大投资银行“赎”出来。伯尼·桑德斯议员说我应该“回到你在华尔街的朋友们那里去告诉他们自己的事要自己担不要要求美国纳税人帮忙”。我努力解释说我不会为了援救投资者花纳税人一分钱。我再三强调说我们援助墨西哥的计划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尽管这些数字很难准确计算出来但根据我们的大致判断如果墨西哥危机久拖不决可能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是万个就业机会受到影响非法移民将增加等等。在随后一周罗斯·佩罗特在参议院作证并大谈其所谓墨西哥危机宣布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死亡的论调结果他获得了热烈反响。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达马托则对我们的计划从支持转为反对。大约就在此时白宫非常擅长与国会打罗伯特·E·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doc交道的帕特·格里芬在人事主管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向我表示了他的烦恼认为我们使总统陷入困境。他认为做出援助墨西哥的决定没有充分考虑政治风险结果使克林顿处于难以招架的境地。我回答说总统是明白其中的政治风险后才决定采纳这一计划的。由于市场开始了解国会对我们计划的反对程度因而不仅墨西哥而且阿根廷、巴西以及其他情况类似的新兴国家市场进一步疲软。远至亚洲和东欧的新兴市场国家再次受到影响。在我的财政部办公室我们不断进行分析和讨论。参加我们正式会议的官员不久后成为“墨西哥工作组”的核心成员。他们是杰夫·谢弗、戴维·利普顿、蒂姆·盖斯纳以及我的人事部主任西尔维亚·马修斯还有将担任墨西哥工作组组长的丹·泽利克。我习惯性地把这批人称为“我们”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决定是大家通过在漫长的日日夜夜里不断交换意见共同做出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国际事务的官员特德·杜鲁门经常加入我们的讨论在一些关键时刻格林斯潘也会加入。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官员轮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尤其是米歇尔·康德苏以及他受人尊敬的助手、麻省理工学院前经济系主任斯坦利·费歇尔密切磋商。我们财政部开会的特点是找出存在问题并进行辩论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最充分地探讨解决办法。在进行讨论时没有人在乎级别高低这在华盛顿是相当不寻常的。一位岁的助理部长帮办与财政部长都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阐述自己的看法。这种非正式性是我在华尔街和白宫工作经验的反映在我看来最有启发性和最富有成果的讨论才是最成功的讨论。所以如果有人特别是格外关注某一问题的级别较低的官员看起来欲言又止时我就极力鼓励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讨论的成果而不是创造成果的人的级别。如果不同意其他人看法的人受到鼓励表达出自己的意见那么这样的会议就会产生最佳成果。所以如果一次会议似乎要朝着达成共识的方向发展我就会提出一个会引发不同看法的观点。与我意见不同会受到积极鼓励而不是遭到阻止。如果没有人有异议我就会鼓励某个人站出来扮演魔鬼的辩护人的角色。我会说“这正是我们要前进的方向但我们需要知道相反的观点以便进行思考。”而且我和另外一个人会站在另一个立场上说话。我认为与有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一样重要的是这个小组富于智慧的精英们尽量避免通过自己的观点进行自我表现。在一场日益恶化的危机中寻找最佳答案这是大家的共同目的。由于国会反对的加强我们小组自然开始考虑替代方案。一种可能性是不经国会投票表决单方面采取行动办法是动用“汇率稳定基金”(ExchangeStabilizationFund)这笔钱是财政部干预汇率用的。年美国放弃“金本位”时国会建立了“汇率稳定基金”允许财政部为稳定汇率而动用这笔基金。当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墨西哥危机这样的事但我们认为应对墨西哥危机符合罗伯特·E·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doc“汇率稳定基金”的宗旨。这笔基金大约有亿美元作为财政部长经总统批准我对于何时以及是否动用基金有相当大的便宜行事权。第一部第节在危机中一直支持我们的参议员鲍勃·贝内特一开始曾建议我们考虑使用“汇率稳定基金”但部分原因是我们认为国会应当参与这种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决定所以我们最初决定不使用“汇率稳定基金”。然而由于国会明确表现出不打算批准我们的决定我们这才开始考虑把动用“汇率稳定基金”作为可能的替代办法。财政部的一些人看到了这一办法所存在的问题他们的说法是“汇率稳定基金”是“一种你只能使用一次的武器”。我们的顾虑是国会议员可能会恼羞成怒以至于采取单方面行动在法律上废除我们使用“汇率稳定基金”的依据。但由于我们称为“墨西哥一号”的计划在国会受阻我们不得不考虑启用“汇率稳定基金”。在财政部进行讨论的同时我与在月控制货币贬值的努力失败后就职的墨西哥财政部长吉列尔莫·奥尔蒂斯保持频繁联系。我与奥尔蒂斯在年代晚期相识当时他是墨西哥财政部的一位官员曾处理过银行私有化问题。与墨西哥的许多资深经济官员一样他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经济学家还是斯坦福大学博士。奥尔蒂斯本来就是一个身体清瘦、态度和举止严谨的人现在看上去比他以新任墨西哥财政部长身份访问美国财政部时身体更消瘦、表情更严峻了。奥尔蒂斯不是一个喜欢渲染和夸大事态的人所以当他在月日告诉我尽管已经在两天前公开宣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亿美元的救援计划但局势仍然在继续恶化我认为他的看法非同小可。价值十亿多美元的短期债券下一周就要到期而墨西哥银行的货币储备马上就要用完。这意味着债务拖欠已经迫在眉睫。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托尼·莱克曾委派他的副手桑迪·伯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处理墨西哥危机。那天晚上伯杰、利昂·帕内特和我在白宫西翼利昂的办公室会面。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做出进一步努力争取国会支持并把星期一(月日)作为最后的日期。星期天克林顿在做完礼拜回到白宫后再次打电话给两党领导人。我们依然认为我们能够说服国会采取行动。星期一我在焦虑不安中醒来。和我原来担心的一样墨西哥市场开始出现急剧廉价抛售比索几乎下跌了跌至比索兑美元为其历史最低点。我们在一开始曾认为墨西哥至少到二月份还能够保持其偿付能力。尽管许多人的看法是政府比民间领域掌握着更充分的信息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墨西哥方面通知我们说其货币储备已经减少到亿美元同一天《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罗伯特·E·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doc了此事。这意味着墨西哥在几天之内就要出现全面的金融崩溃。那天晚上桑迪、利昂和我再次在利昂的办公室商谈。正当我们考虑可能采取的方案时金里奇从国会山打来电话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他认为最好的情况是国会要再过两周才能通过援助方案。几分钟后吉列尔莫·奥尔蒂斯从墨西哥财政部打电话找利昂。他告诉了一个我们已经了解的消息:墨西哥已成脱缰之马美国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大约夜里点刚刚从一个募集资金晚宴回到白宫的克林顿总统来到利昂办公室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因为会议进行到了夜里有人吩咐买来了多米诺比萨饼。总统这时还身穿礼服一副很馋的样子盯着带有油渍的比萨饼盒。安全保卫局不愿意让他吃从白宫外面带进来的食物我们其他人则不管这一套各自拿了一份吃起来。拉里和我再次向总统说明了墨西哥出现债务拖欠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建议放弃通过国会获得贷款担保的努力转而动用“汇率稳定基金”提供贷款。部分是因为“汇率稳定基金”只有大约亿美元而且还需要留出一部分以备其他可能之需部分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表示愿意增加其救援出资我们把建议美国出资的数额降低到亿美元。米歇尔·康德苏这时以对他来说前所未有的胆量答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承诺提供的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弄到或提供亿美元。这样再加上从加拿大等其他来源募集到的资金我们能够动用的资金总额达到近亿美元。新闻媒体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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