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粮食供给(Feed the World Chinese)

世界的粮食供给： 农业发展的挑战 道格拉斯·索斯盖特（Douglas Southgate） 威廉姆·麦奎尔（William McGuire） 俄亥俄州立大学 国际政策网 世界的粮食供给：农业发展的挑战 道格拉斯·索斯盖特和威廉姆·麦奎尔 2009．8 关于作者 道格拉斯·索斯盖特：致力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从1980年起担任俄亥俄州立大学农业经济学系的教员。 道格拉斯·索斯盖特在公共政策领域写了大量的期刊文章和论文，致力于研究热带雨林的砍伐、流域管理经济学和相关的课题。索斯盖特博士写过四本书，其中包括《世界食品经济》（布莱尔威尔出版，2007年）。索斯盖特在14个拉美国家以及坦桑尼亚工作过。他也曾经为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13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担任顾问。 威廉姆·麦奎尔：俄亥俄州立大学农业经济学系的博士研究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农业和贸易政策。 世界的粮食供应：农业发展的挑战 道格拉斯·索斯盖特和威廉姆·麦奎尔 随着20世纪渐近尾声，燃料、金属、粮食和经济活动的其他基本要素等初级产品的低价格，看起来是合理的，并符合自然规律。 石油的市场价值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之后几年攀居高位之后，在80年代中期突然跌落，并维持了将近15年的低位。因此，国际甚至洲际的货运与客运的价格都不高。反过来，低廉的运费刺激了国际贸易与投资，同时，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国际贸易与投资更为便利。 全球粮食经济也经历了类似的趋势。在1985年和1986年，农产品在扣除物价因素的情况下与20该世纪中叶相比低了75%，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随后几年，农产品价格一直很低，那是非常有益的。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正因为如此才得以吃饱。此外，便宜的食品可以让人们能够增加对其他产品和服务的购买，从而刺激经济的多元化，这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本质特征。同时，储蓄增加，反过来又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 但是二十多年的低价也使政策制定者对粮食短缺问题掉以轻心，想当然地认为经济的基本要素是很容易获得的。因此，在过去的两年里，当看到石油的市场价格三倍的增长，从2007年初的50美元一桶迅速涨到2008年6月150多美元一桶时，对当政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惊。同期粮价的涨幅也一样惊人。一直到2007年7月，小麦的转手价为6美元一蒲式耳，大豆的买卖价低于10美元一蒲式耳。六个月后，小麦和大豆的价格分别涨到了每蒲式耳10多美元和每蒲式耳13美元。 在一些地方，农产品的价格开始下降，只有危机峰值时的一般。但是在很多地方，危机还在持续，农产品价格仍然高于2007年危机前的水平，甚至高于2005年的水平。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国内和当地的粮食价格并没有大幅度地下跌，有的还在上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指出，像马拉维这些国家玉米的价格在去年翻了一番。 世界银行估计粮食危机将使得大约1.3亿到1.55亿人口在过去的两年里退回到绝对贫困水平。更糟糕的是，它预测粮食价格还将继续维持高位到2015年。非洲进步小组担心上涨的商品价格将会“毁掉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的经济进步”（2008年）。这将督促我们考虑商品日渐短缺的原因、后果以及可行性解决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 这篇论文主要讨论粮食问题，而为了审视价格的变化，首先对全球长期的供求关系做了考量。它评估了在2007年和2008年促成高价格的各种因素，包括农作物向液体燃料（生物燃料）的转化。论文得出结论，我们应该从最近粮食短缺及其缓解中吸取教训，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政府必须抵制干涉市场自由运行的冲动。同时，世界上很多地区在粮价低廉时期对技术的改进均未给予重视，而从长远来看，要避免严重的粮食短缺，就离不开这种技术的改进。 马尔萨斯比例的需求增长，1950年—2000年 乍一看，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18世纪后期描述的一种灾难的可能性永远不会大于20世纪后半期的人口暴涨，即人口总数从24.7亿增长到60.6亿。但是，对自然增长（比如，出生率减去死亡率）的进一步研究就会推翻人口数量已经螺旋上升到失控这一结论。 理解近年来人口激增的首要原因可以套用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在2004年一本新书的书名来解释，即我们“避免了饥饿和夭亡”。由于死亡率下降的速度要快于出生率，所以人口的自然增长便不可避免。正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尼古拉斯·艾伯斯塔德（Nicholas Eberstadt）所说：“人口开始快速增长并不是因为人类突然像兔子一样繁衍，而是因为人类不再像苍蝇一样死亡”（1995年，21页）。 随着人们避免了饥饿和夭亡，人们就愿意生育更少的孩子。此外，总的生育率（比如每位妇女的生育数）由于其他一些现实因素已经下降：比如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婴儿死亡率的下降，还有最重要的是女性经济权力的获得。的确，人类生育的变革出现在20世纪后期。众所周知的是，几年前在中国，每位妇女的生育数下降到低于替换率（大约2.1），现在只有1.8（见方框一）。然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尽管没有采用类似于中国“一个家庭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但他们的生育率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智利是2.0，泰国是1.8，突尼斯是2.0，越南是2.1。 方框一：中国的粮食需求 20世纪70年代之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人口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巨大变化。在1979年，中国对城镇夫妇实行了计划生育，从那之后总体生育率下降到了每位妇女生育1．8个。现在每年的死亡率大约是0．7%——与30年前相比变化不大。与此同时，每年的出生率从2%甚至更高，下降到了1．2%（世界银行，2008年）。当前的人口增长率为0.5%，而每年的人口增长都在减速，只要不出现生育率反弹，在2050年之前将会变为负增长。 随着中国的人口转型的深入，国家的粮食需求迅速上升，几乎完全是由于收入增长带来的人均消费量的增加。在这次经济衰退之前，每年对粮食需求的增长超过8%。对包括牛奶和奶酪在内的畜产品的消费是生活水准中一项特别敏感的指数，可以从过去的二十五年间对肉的人均消耗量翻倍中反映出来（Naim，2008年）。随着收入的增长，对食用油、水果、蔬菜、水产品和其他食物的需求也都在增长。 在东欧和前苏联的很多地区，每位妇女的生育数也开始下降，甚至低于旧铁幕另一边的生育数。在俄罗斯和捷克共和国，每位妇女的生育数为1．3个，和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总的生育率没有区别。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总体生育率下降不明显的地区，这个地区的每位妇女平均生育5．2个孩子（世界银行，2008年）。 随着人类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增长的放缓，由收入增长导致的人均消费变化对粮食需求的影响逐渐增大。在最近几十年，这些变化在亚洲表现的尤为明显，亚洲在20世纪70年代承载了世界总人口和极度贫困人口的一半以上。随着中国（方框一）、泰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生活水平的改善，对畜产品的消费量也在增加。反过来，这些饮食上的变化也推动了牛、猪、鸡和其他家畜对谷物和其他饲料作物的消耗量的上升。 经济扩张不仅仅发生在亚洲，也出现在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地区中，这些地区因生活水平低下而吃不饱的情况直到最近才得到改观。在这种情况下，人均消费量有了一个很快的提高，即便人口压力有了一定的消退。对农产品的需求肯定还会继续扩大，至少在未来几十年会如此。 需求的增长并不必然会减少对粮食的人均供给或导致饥荒。如果对商品、服务、投入和资源的配置是在政府不横加管制的竞争性市场上进行，那么，农民和其他个体参与者就将会适应变化，增加供给，例如采用新技术等。这就正是20世纪后半期所出现的情况。 供应反应 值得注意地是，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空前的人口增长和我们每个个体对粮食需求的增长，并没有导致农田和牧场过度地扩张。但即便如此，生产一些农产品的区域还是有了很大增加。比如，根据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收集的数据显示，在1961年到2001年间，大豆和其他一些油料作物的种植增长了94%。同样地，在21世纪到来之际，用于生产水果和蔬菜的土地也将近是四十年前土地面积的两倍。然而，从1961年到2001年，种植谷物和工业作物（用来生产商品的作物，如衣服，而不是作为食物）的区域面积只增长了不到5%。在2001年，6．76亿英亩的土地（占总的种植非工业作物11．14亿英亩的五分之三）用作谷物的生产，而在1961年，这个数字是6．48亿英亩，当时总的种植非工业作物区域为9．23亿英亩（索斯盖特、格雷汉姆和特威坦，2007年，54页）。 农产品供给的增长主要不是由地理种植面积的扩张推动的，最重要的是由于农业产量提高的结果。从全球来看，如果把喂养家畜消耗掉的谷物计算在内，谷物产量占到了世界粮食供应量的60%。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到90年代后期，每公顷的谷物产量翻倍的增长，到21世纪初，达到了每公顷超过3公吨的产量（索斯盖特、格雷汉姆和特威坦，2007年，58页）。主要由于产量的提高，世界各地和中国（方框二）一样，粮食供应的增长快于本时期人口数量的扩大和对粮食需求的增长。 方框二：中国的农业发展 正如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最近十年来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产量的提高。目前总的耕种面积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与此同时，种植稻米、小麦和其他谷物的公顷数还略有降低（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尽管由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占用了一些高产的耕地，但每公顷的潜在产量仅仅减少了2．2%（2006年）。 尽管农业用地并没有增加，但是其他要素的投入和应用显著地增加。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农村地区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开始，到21世纪初，化肥的使用量几乎翻了两番。这对于谷物的产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现在每公顷的化肥使用量已经超过了每公顷5吨（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 此外，每个家庭拥有的农业固定资产（包括灌溉泵和小型拖拉机）的价值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也将近增长了三倍（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因此，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大幅度地提高（诺顿，2007年，251-270页）。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长达15年的谷物产量提高主要集中于南亚和东南亚，也就是绿色革命的主要地理中心。开展了多年的农业研究和农业试验使得这一提高得以实现，这些农业研究和试验起初是由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提供帮助的，后来又得到比如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发展署的捐赠。它研制出大米和小麦的一系列新品种，只要在肥料和灌溉足够的情况下，能够比传统每株生产出更多的颗粒（达尔林普尔，1985年）。 这场绿色革命使得小农受益，他们和其他生产者一样，乐于接受和采用新品种。同时，绿色革命还可以提高农村中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他们基本上都在别人的农场里耕种，没有自己的土地。当然，绿色革命带来的最大好处是降低了粮食价格，否则有些人就会挨饿（达尔林普尔，1985年；索斯盖特，格雷汉姆和特威坦，2007年，110页-111页）。根据这些方面的影响，如果还有人说绿色革命主要是为跨国公司和统治集团的利益服务，那将是一个严重的扭曲。 当然，绿色革命同样也有环境后果，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保护性耕作和免耕农业是最具土地友好性的可持续农耕技术，但这些技术离不开化学品的注入。绿色革命通过化学品注入和避免土质恶化，就保护了边际土地区和自然栖息地，不至于为取得同量粮食而被垦殖。经济学家英杜尔·郭克拉尼（Indur Goklany）估计，如果全球农业生产率和相应的产量继续停留在1961年的水平的话，我们将不得不为了获得相同数量的粮食,而将全球土地的82%用在作物和蓄养方面，而在1998年我们只用了38%的全球土地。“实际上”，郭克拉尼解释道，“一个差不多大小等同于南美去掉智利的区域将会被耕种”（ Goklany，2001年）。 农业集约化的很多负面的环境影响，可以从不明智的政策中得到解释。一些用于土地投入的肥料和其他化学原料，流入了河流、湖泊和小溪中，因此造成了污染。此外，灌溉的发展导致了对水资源的损耗。为了加快推动绿色革命，很多农药是以补贴价格出售的，所以导致了很多投入被浪费和被滥用。出于同样的原因，水是以它实际成本的一小部分来定价出售的，所以带来了普遍的无效率和环境破坏，这种现象在今天还在持续（索斯盖特，格雷汉姆和特威坦，2007年，111页）。 对绿色革命一个完全不同的抱怨是它的效用没有广泛地扩展到撒哈拉以南非洲，那里的大部分人还在以块根植物、芭蕉和一些靠雨生长的植物为生。但是，亚洲人口在40年前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比今天还要大，也曾经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上最穷困的地区。因此，很难争辩说要是否可以根据亚洲的灌溉条件水平，来采取行动集中增加这一地区主要作物的灌溉量。 绿色革命对地区的不同影响在表1中是显而易见的。亚洲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到21世纪初，人均粮食产量增长了将近四分之三。南美洲的相应进步尽管称不上剧烈的，但也是相当大的。相比较而言，非洲在1981年的人均粮食产量却比二十年前低了6个百分点，并且在后来的二十年里继续衰退。在20世纪下半叶，全球性的趋势是粮食的可用量越来越大，而非洲大陆则是一个主要的例外。 表格 关于规范使用各类表格的通知入职表格免费下载关于主播时间做一个表格详细英语字母大小写表格下载简历表格模板下载 1 — 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来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化 1981年 2001年 非洲 —6% —10% 亚洲 +14% +73% 南美洲 +15% +44% 世界 +12% +26% 来源：索斯盖特、格雷汉姆和特威坦（2007年），67页 对21世纪的展望 向前看，在对粮食生产和消费的需求增长的情况下，40年后将会怎样？问题的答案除了取决于这个时期人均消费量的增长外，还取决于这个时期人口的增加。 由联合国人口司(UNPD)在2001年发布的人口预测数据显示，人类数量将从2000年的60．6亿增长到2050年的93．2亿。一个中期的预测，与长期趋势一致，人均消费量每年将会提高0．3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本世纪上半期，即使人口增长略高于50%，粮食需求也会增加79%（索斯盖特、格雷汉姆和特威坦，2007年，88页）。 要得到对2050年的粮食需求的一个下限的预测，恰当的是结合联合国人口司三个人口预测数据中最低的一个（78．7亿），再加上人均消费量每年增长0．4个百分点来得出。这是因为只有当生活水平显著地提高（加上因为女性经济权力的获得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导致的低生育率）时，人口增长速度的陡然下降才有可能实现，这种情况下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将会急剧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人口数量将在本世纪中期达到一个峰值，然后开始逐渐下降。但是假如是这样（这是那些担忧人口增长的人们出于理想化的考虑），50年间对粮食的需求增长仍将会接近60%（索斯盖特、格雷汉姆和特威坦，2007年，88页）。 如果人口增加的减速度是渐进的，就会出现更多的增长。如果快速的人口增长与缓慢的人类饮食改进相结合，那么到2050年的粮食需求将会是世纪之交的水平的两倍。这就描绘了粮食需求预估的上限。 考虑到这一点，去探究可食用产品市场价值的长期趋势是有意义的。为了做这个探究，我们可以假定在整个21世纪农业用地的使用不会有明显地变化，并且从20世界60年代早期粮食产量的增长记录一直会持续到2050年。此外，我们可以假定需求增长和和供给增长只要有一个百分点的差距，就会导致价格上两个百分点的变化，因为不论是消费还是生产，对价格造成的变化都不是非常敏感的（索斯盖特、格雷汉姆和特威坦，2007年，87页）。表格2把以上描述的把这些假定和需求预测结合的结果展现了出来。 如果这些结果是有指导性的，正如在1950年到1985之间那样，实际商品价格出现75%的下降几乎不可能发生。如果人口数量在2050年上升到78．7亿，即使人均消费量的年均增长加快到0．4%，那么实际价格也会有一个适度的下降——50年内下降26%；如果人均消费量年均增长达到0．3%，人口数量到2050年增长50%，那么到21世纪中叶，扣除物价因素后的价格将会比2000年高14%。另一个可能就是人口增长更快、人均消费量的增长更慢，在这种情况下，到2050年的实际价格将会高出世纪之交价格水平的50%还要多。 表格2 — 粮食实际价格的变化，2000年—2050年 情况 实际价格变化 人口数量在2050年达到78．7亿，人均消费量的年均增长率为0．4%。 —26 人口数量在2050年达到93．2亿，人均消费量的年均增长率为0．3%。 +14 人口数量在2050年达到109．3亿，人均消费量的年均增长率为0．2%。 +54 是投机商导致了2007年和2008年的峰值价格？ 一些政治人物，当然不止包括一个美国参议员，把2007年和2008年的价格增长归咎于投机商。意大利的财政部长谴责这些市场参与者为“二十一世纪的瘟疫”（路透社，2008年）。然而，绝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一些人、一些团体或公司在事先12到18个月就开始全部买下所有的可获得的小麦、大豆等，从而可以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考虑到全球粮食经济的全部规模，事实上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垄断市场，农产品的买方和卖方都完全清楚这一点。 如果对近期的粮食价格上涨没有其他解释的话，那么对投机活动是价格上涨根源的指责还是值得考虑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尤其不可能发生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最主要的农业出口国。在最近几年，美元在与欧元的兑换中几乎贬值了一半，从2001年和2002年初高峰时的1：1．15，跌落到2008年初的1：0．65。按照这个贬值，那么，当交易一定数量的粮食时，就必须付出更多的美元，这一点难道有疑问么？ 真正的疑问是为什么从2002年到2006年，以美元标价的农产品价格是相对稳定的，而这段时间美元的下滑是显而易见的。也许商品市场只是在等待真正的导火索。干旱在2006年和2007年两次侵袭了澳大利亚，从而导致小麦出口量减少；坏天气也同样减少了欧盟、乌克兰和加拿大的粮食产量。这些原因和其他产量的差额帮助解释了可获得的谷物储备与现在使用量的比率的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30%下降到2007年初的15%。 粮食价格上涨的另一个导火索是石油价格的上涨。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后者价格上涨是美国货币贬值的一个直接后果。国际石油价格一直都是以美元来计价的，随着美国货币的贬值，石油输出国对其所供应的每桶油就会索要更多的美元。正如本文下一部分描述的那样，昂贵的能源以各种方式影响着粮食经济，普遍地推高了食品的价格。 尽管有时候被批评为投机，但各种各样的经济行为人会对粮价上涨，表现出绝对理性的行为反应。例如，美元的衰退已经对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造成了损失，这就促使了美国的投资者转而开拓农产品和其他初级商品的市场。由于他们的这一行为，商品的价格就上升了。 要应对货币贬值及其后果的投资人并非仅仅是因预见到涨价而抢购的人。政治学家罗伯特·帕尔伯格（Young曾做引述，2008年）指出无数的亚洲家庭都在囤积大米。同样地，那些担心价格继续上涨的进口商又加速了谷物的购买。帕尔伯格（Robert Paarlberg）提出的观点是这种预期性的购买行为可能已经对全球商品的价值产生了影响，至少是在这些价值不断上涨的时候。 政治家们，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家，应该抵制吹毛求疵的冲动，不该批评那些流向商品市场的额外投资、“抢购”等等。毕竟他们要对那些导致美元贬值的政策（财政的和金融的）负责，那些政策在全球的市场中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当一位参议员或众议员谴责投机活动对能源或粮食价格造成的影响时，实际上是在努力转移注意力，以逃避责任。 能源和农业 农业已经成为了一个能源密集型活动。由柴油和其他燃料提供动力的机器替代了人类和他们牲畜使用的推、拉或其他方式的工具，在这种环境下，生产的成本对能源的价格变得敏感起来。能源价格甚至也影响着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非机械化的农业地区，例如在亚洲的部分地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完成工作任务获得很低的报酬，这些工作其实可以通过机器来完成。在这些背景下，土地的肥沃程度就成了产量的限制性因素，这样，由于通常情况下是要使用肥料的，而肥料的生产和运输都需要能源，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2007年，世界上肥料的价格会伴随汽油价格上涨超过了200%（IDFC，2008年）。 能源价格还有另外一种途径来影响食品的市场价值。农场里的农产品成熟了以后，必须要被送到市场、加工厂等等，然后再被送到家庭、饭店和其他工厂等消费领域。可以肯定的是，当卡车、火车和轮船使用的燃料相对比较贵的时候，消费者就要受到影响，例如2007年和2008年就是如此。 能源与农业的另一个联系与探寻可替代性能源资源有关，当常规能源的成本相对而言在增长的时候，可替代能源的探寻工作就更加积极了。一些可替代能源来源于农业，包括产品的转化，比如糖和玉米转化成酒精（或乙醇），从非洲棕榈和其他油料作物中提取生物柴油等。 对农业可以成为液体燃料来源的浓厚兴趣开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当时汽油的名义价格从3美元一桶上涨到将近40美元一桶。最近，一些国家和环保组织开始提倡生物燃料的发展，作为一种途径来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大气浓度，以及减少对化石燃料的提取和燃烧。欧盟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 即到2010年生物燃料在所有的运输用燃料中的比重至少要达到5．75%（欧洲共同体委员会，2006年）。最近在2007年7月，赛拉俱乐部呼吁增加美国的乙醇产量，从2012年的75亿加仑提高到2022年360亿加仑（佚名，2007年）。当然，农民的一些组织也热心地促进了生物燃料的发展，尤其是在商品价格比较低的时期。 在美国，有两种方式来鼓励谷物向乙醇的转化。首先，对从巴西和其他热带国家的进口征收大约每加仑0．5美元的关税。这项政策使得美国的价格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正好符合以更低的成本来从糖中制造乙醇。其次，燃料中包含的乙醇被免除了联邦货物税，大约每加仑5美分。如果燃料含90%的精炼的油产品和10%的乙醇，而这种情况也很常见，那么，该项免税就相当于提供了每加仑0.5美元的补贴。在这一项上美国财政部每年的支出费用大约是70亿美元（多恩博斯和史蒂比利克，2007年，第6页）。加拿大和欧盟的公共补贴总计达到了40亿美元（梵隆，2008年）。 对于生物燃料发展影响的讨论争议很大。那些认为影响极小的人士指出，尽管2002年以后美国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石油价格，乙醇产业得到了快速的扩张，但这个产业用量还不到世界谷物供给量的4%（韦斯特霍夫，2008年）。而另外一些分析人士则持有不同意见。比如米切尔（Mitchell ，2008年）就是一名代表，他指出，从2004年到2007年，美国每年用于乙醇产业的谷物的增长量（5000万吨），与同时期全球每年的谷物产量的增长量（5500万吨）大致相当。同时期在欧洲、美国、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扩张的生物柴油产量，大约占到了全球油料作物用量增长量的三分之一。米切尔（2008年）得出的结论是，生物燃料的发展解释了在2002年1月到2008年2月之间，农产品价格上涨四分之三的原因。同时，它还是影响谷物储备的发展、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投机性的活动”和出口限制的一大因素。 关于生物燃料的发展对粮食价格的影响，一个折中的判断是由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的所长最近提出的。乔驰·冯·布朗评论道，“对基于玉米的生物燃料的延缓或暂停将会快速地释放这些商品用于生产食品”， 他声称“这个措施可能会使得谷物价格全球性的下降大约20%”（2008年）。既然玉米的耕种都在同一块土地上，而且用到其他的生产投入，那么同一块地上生产的其他作物的商品价值也会受到影响。例如，冯·布朗（von Braun）提出，暂缓把谷物转化成乙醇将会使小麦的价格降低10%（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2008年）。 政府政策导致的市场刚性 米切尔（2008年）得出的结论是，生物燃料的发展是造成相当高的粮食价格的主要原因，这一结论是引人注目的。然而，结论的有效性却遭到了明显地支撑他分析的那些假设的削弱。 其中一个假设就是商品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完全是农产品向乙醇和生物柴油转化的结果。起码可以说，这种判断是有疑问的。之前已经表明，最近美国投资者、亚洲家庭和其他人哄抬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很多因素推动的，尤其是美元的贬值。 米切尔（2008年）对出口限制的解释就更难理解了。在一个自由市场的情况下，世界各地都应该增加出口来应对价格的上涨，而价格上涨则是因为生物燃料的发展加大了对农产品的需求。更具体地说，那些在农业上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应对需求增加的正常反应不应该是减少产量和出口，而这正是米切尔（2008年）暗含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正常的应对正好恰恰相反，即生产者应该利用好高价格创造的商业机会。 事实上，越贫困国家的农民，越能从农业的自由贸易中获得更多的收益。获得了市场准入机会将会让他们利用好自己的比较优势——事实上他们能够比富有国家的农民生产的粮食价格更低。贸易能够使他们增加收益并且更加专业化。然而不幸地是，很多农民由于关税和配额无法参与竞争。这在欧盟和美国都是如此，由于有农业补贴支持大的农场主，消费者和国际上其他生产者就处于不利地位；或者在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那里人为地对农产品征收高关税，人为地抬高了粮食价格，最终让那些政治精英们从中渔利。 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报告，有三十多个国家，包括一些本可以成为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大供应国的国家，都采取了出口限制来应对近期商品价格的上涨。尽管最近国际农产品价格有一定的放松，但仍有28个国家维持出口限制。这些限制的后果就是过分哄抬价格，损害了进口商的利益。在许多国家，对出口的限制表现了政府对供应反应和农业部门生产积极性的最新打击。两个十分恰当的例子就是乌克兰和阿根廷。乌克兰在20世纪，由于共产主义，农作物和牲畜的产量以及农村生活都遭受了严重创伤；在阿根廷，危害农业的政策存续了几十年。 乌克兰和阿根廷 乌克兰的农村经历了一个断断续续的变迁，以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约瑟夫·斯大林引入农村集体所有制（结果造成大量农民失去生命，这是人们永远不能遗忘的）。苏联解体后将近十年的时间，在2000年和2001年，农场开始交给向私营业主。而直到2006年，仅有180万人的地契获得分配，只相当于所有等待分配地契总数的20%。这一过程又被一部法律进一步地削弱，那部法律要求居民为他们地契的登记付款（美国国际开发署，2006年），现在已被废除了。此外，乌克兰政府当局通过两种方法来使他们的小麦价格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一是强加出口配额，二是控制国家大部分份额的行销基础设施，比如谷物升降机和港口设施（von Cramon-Taubadel等，2008年）。因此，这个国家的粮食市场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还远没有结束。 乌克兰是一个农产品的净出口国。然而，这对于一个如此受惠于大自然的国家来说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好处，它曾经在19世纪中叶（摩根，1979年，27-28页）是国际谷物贸易出口的先驱。乌克兰未开发的农业潜力在2005年与邻近国家谷物产量上的差别可以显现出来，那些相邻国家在农村地区确立了很好的市场经济，与乌克兰每公顷2．62吨的产量相比，匈牙利是每公顷5．53吨，波兰是每公顷3．23吨（世界银行，2008年）。此外，全世界有三十来个政府通过采取限制谷物出口来应对2007年和2008年粮食价格上涨，而乌克兰政府即其中之一，因此，乌克兰不但没有能够阻止近来价格的上涨，还加剧了本国的困窘。 阿根廷是另一个具有农业发展有利条件的国家，但好管闲事的政府却束缚了他们的生产力。除去乌克兰、美国中西部和少数其他地区，阿根廷的潘帕斯大草原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温带产粮区之一。然而就政治影响而言，农业却处于不利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解释便是人口统计方面的，因为农村地区的人口占国家人口的比例很小，只有8%（世界银行，2008年）。 阿根廷的农业发展几十年来一直受到阻碍，包括货币过高估值、税收和有时对牛肉出口的定量限制（购买牛肉的花销要占到一个普通阿根廷家庭花销的很大份额），这些政策的后果导致了农业土地利用的长期衰退。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大约有138万平方公里（阿根廷国家领土范围的一半）的土地用来耕种和生产畜产品，到1980年，用来耕种或放牧的区域已经下降到了128万平方公里。目前，这个区域维持在129万平方公里，而其中只有很一小部分，约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用来耕种粮食（世界银行，2008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十分适于种植小麦、大豆等粮食作物的广阔土地，到现在还没有被耕种。 无论是在农业用地的总体利用上，还是在用于耕种小麦或油料作物的具体领域中，都没有任何及时的修复措施。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当局最近对农业出口实施限制，可能是当前被最广泛引用的回应粮食高价格不恰当的例子。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Cristina Fernández）去年决定对大豆出口的税收（扣留金）提高到55%的提议在议会中未获通过，仅仅是因为她的副总统投了反对票。这对于阿根廷农民来说是罕见的胜利，他们在历史上一直是政治的牺牲品。尽管如此，实质性的税收和种种限制仍然没有改变，大大损害了全球水平下的价格稳定。 政策诱导的扭曲造成的产量损失 大量的研究已经开始进行或正准备开始进行，来量化生物燃料的发展对农产品市场的影响。目前，更少有人关注去估量那些误导性政策的后果，比如阿根廷和乌克兰采取的对供给反应的压制。毫无疑问，这种后果的影响是相当大的，甚至影响全球。 关于乌克兰，范·克来莫-丘伯德尔等人（von Cramon-Taubadel等.，2008年）总结道“在一个恰当的政策环境下，（谷物）产量能够翻番，从每公顷2.3吨可以达到每公顷4-5吨，从而获得一个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价格”（175页）。假定这个国家种植谷物的面积（略少于3000万公顷）没有任何变化，但由于政策恰当带来的每年产量的增长将会达到“6000万吨-7000万吨”（175页），远高于美国2008-2009农事年将会用于转化乙醇燃料的1亿200万吨的一半（马修·罗伯茨，俄亥俄州立大学，个人通信，2008．10．13）。 如果阿根廷的农民能够从由政策导致的扭曲中解放出来，那么现有的生产技术将会得到充分的利用，阿根廷的农业也能因此大幅度地增加谷物出口量。仅仅把它的产量提高到就在拉普拉塔河对岸的乌拉圭的水平，那么这个国家用于耕种谷物的九百万公顷的土地上，每公顷大约能多生产半吨。阿根廷应该有可能将耕种面积扩大到一千五百万公顷或者更大，同时，在平均产量方面，也应有可能达到乌拉圭所实现的每公顷4.15吨的水平（世界银行，2008年）。如果对阿根廷提高谷物产量潜力的保守性估计能够实现，那么它每年产量至少将会增加3000万吨。 概括来讲，仅阿根廷和乌克兰这两个国家，由于不良的公共政策造成的每年谷物产量的损失，与美国现在进行乙醇燃料生产的玉米用量大致相当。如果再算上其他一些国家由于类似原因造成的损失的话，那么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出口和进口只代表了中国粮食产量和消耗量的一小部分。但不管怎样，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农业发展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对科技发展的支持。（方框三） 方框三：中国农村的政策改革和技术进步 40年前，中国曾经是世界上贫困和营养不良比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中央计划体制和排斥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并没有能够满足急剧增长的粮食需求。相反的是，市场化改革和支持农业研究发展的措施，充分地促进了最近几十年产量的增长。 从1979年到80年代中期实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推翻了此前20年开始实行的农业集体化，当时无数人为此丢掉了性命。由于有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民对于自己的种植品种、投入和其他一些事情，有了更多的控制权。此外，随着政府为超过限额水平的产量提供更高价，同时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垄断专营开始瓦解，价格机制也逐步自由化（Huang, Rozelle and Martin，2006年）。 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改革，包括允许土地使用权流转（Deininger and Jin，2009年），有助于扭转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立即出现的农村土地的分裂，同时进一步拆除了国家市场体制。此外，还降低了关税和非关税障碍（Huang, Rozelle, and Martin，2006年）。 政府对农业研究和发展的支持在家庭承包责任制推行前就开始实行。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和亚洲其他地区一样，大米和小麦就采用了绿色革命的品种（Huan, Hu, and Rozelle，2005年）。但是，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农民加快了对先进技术的应用。 中国对于农业生物技术的投资开始于1986年，并在2000年允许40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Huang and Wang，2002年），目前，中国是这些作物的首要生产商。即使国家政府还没有批准转基因大米的商业化，相信很快将会实现。 滞后的研究和发展 2008年6月，在罗马举行的全球粮食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强调了诸如阿根廷采取的不良政策带来的有害影响。同时，他还引导世人关注导致全球粮食价格高涨的所有因素，肯定包括但又不仅仅局限于生物燃料的发展（潘基文，2008年）。 秘书长在他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对农业研究与发展的支持。从目前所有可获得的数据来看，他关于现在的资金投入不足的评论是符合现实的。公共部门预算在20世纪80年代似乎达到了高峰，大约正是商品价格开始持续走低的20年（Pardey and Beintema，2001年）。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间，一些富裕国家的政府资金投入保持稳定。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预算出现了下降，大概是政府当局认为只要粮食保持低价，那么农业技术进步就可以放缓。 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富裕国家，知识产权被广泛尊重，像孟山都（Monsanto）这样的私营企业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研究农业生物技术。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在推动作物产量和牲畜产量提高方面，公共部门的拨款为私人投资所替代。三个发展中国家——巴西、中国和印度，都为农业研究和发展，包括生物技术的研发，提供了大量支持。但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这种支持逐渐缩小到微不足道的程度（Pardey and Beintema，2001年）。 通过农业发展专家们的一致反映，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重新对农业研究和发展作出承诺。他说，“在未来的很多年内，国家政府和国际捐赠者负责的总价位每年都要超过150亿-200亿美元”，他还表示“这其中大约一半的资金要用来实现非洲的绿色革命”（潘基文，2008年）。 毋庸置疑，潘基文秘书长提倡的加大投资是一个根本性的需要，但我们必须牢记，对于创造农业的技术进步来说，只是单独地追加投入是远远不够的。从事研发和推广（如技术转让）的各机构也应为结果负责。 令人遗憾的是，存在大量的不负责任的研究机构，他们并没有为粮食生产者和牲畜养殖户带来收益。例如，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发展机构为非洲的农业拓展提供了大笔资金支持。这种动议的主要影响就是去招募了36000个拓展代理人，其中很多代理人都有政治关系，却不具备行业的资格条件（Eicher and Rukuni，2003年）。因此这些代理对于谷物生产和牲畜养殖的实际作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即使在美国，为农业研究和发展的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框架也并不理想。科研资金的分配并非依靠竞争机制，而是被划分到政府赠于实验地的学院和大学，五十个州里每一个州都有一所或几所这类院校。因为每个国会代表团都在努力维护本州的院校，科研资金也就不会流向最好的研究人员和实验室，但如果对资金的分配引入竞争机制，就有可能实现。 一个明显的制度补救措施就是建立和加强知识产权，就是要为创新提供奖励。在美国生物技术的进步证明了这种途径的好处。一些新发明产生了一些有用的成果，但是却不能申请专利或取得版权，这时公共资助就说得通了。但是需要再次重申的是，分配政府资金最好的方式还是要通过某种竞争程序，否则，公共投资的回报会由于政治影响而衰减。 为了促进农业技术的进步，政府还必须要做的，就是不要对转基因产品强加一些不必要的限制，这些产品正是由于农业生物技术进步创造出来的。令人遗憾地是，这种阻碍还依然存在。比如正是最近，德国政府禁止转基因大米，而这些大米正是设计用来抵制害虫的（英国广播公司，2009年4月14日）。由于大米的种植户便不能再使用这个品种，而必须使用更多的杀虫剂，所以这种限制对环境的后果毫无疑问是有害的，同样对生产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重新对农业研究和发展作出承诺，这一做法是恰当的，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他的强烈倡议与太多的国家领导人在廉价粮食时期显示出对技术进步的普遍漠视，形成了尖锐的比照。但是，只增加投资并不足以带来这种进步。负责农业研发和推广的机构必须有所改革，让他们为研究结果承担责任。 同样地，各国政府需要提供和维护相关制度，来确保市场发挥作用，比如保护知识产权和履行 合同 劳动合同范本免费下载装修合同范本免费下载租赁合同免费下载房屋买卖合同下载劳务合同范本下载 。如果缺乏法律的规制，市场便不会真正地存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也不能在供求变化中有效地作出应对。 归纳和结论 从20世纪中期开始，人口数量和对粮食的需求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然而，粮食的供应增长的更快，部分原因是农业面积的扩大，但主要还是因为产量的提高。由于绿色革命期间和之后农业的发展，粮食短缺程度降低，正如数据显示的那样，在1950年到1985年之间，小麦、大米和其他谷物的实际价格下降了75%。 最近去商店买粮食的人都能够深切的感受到，粮食已经不再像前几年那么便宜了。很多因素促成了价格的上涨，而且世界各地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比如，美国的粮食价格上涨的幅度要比欧洲大，主要是因为美元与其他货币相比贬值了。美元贬值的同时，又逢油价上涨，这增加了粮食的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 21世纪的头几年，是对维持了二十年的低商品价格时期的终结。廉价的粮食，再加上其他商品（能源、金属等等）的相对低价，在各个方面都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除了减轻饥荒之外，粮食的低价可以使人们购买更多的非食物产品，这就促进了经济的多样化；同时增加了储蓄，而这又加速了经济增长。此外，低廉的运输费用促进了专业化分工和贸易，也为那些接受全球化的地区带来了繁荣。 粮食的低价也促使农民去寻求谷物的其他用途，包括用来作为能源。农民已经说服美国政府和其他地区利用补贴和进口保护来鼓励生物燃料的发展，因此全球的商品市场受到了影响。尽管一些分析人士提供的研究结果有些夸张，但是美国一大部分玉米作物的用途转移，以及很多国家进行的油料作物向生物柴油的转化，都带来了价格上涨的压力。 不管粮食价格的上涨是由于美元贬值，生物燃料的发展，或是其他因素，但阿根廷、乌克兰和其他很多国家采取的对农业的经济压制加剧了这一过程。从2007年之后，这种压制采取了限制出口的形式，并被很多国家采用。 2008年6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他的演说中，正确地批评了这些限制。他还强调需要对农业研究和发展重新做出承诺，尤其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这些研究和发展包括农业生物技术的应用，需要进行制度改革和潘基文秘书长所提倡的金融投资等，如果没有这些研究和发展，世界粮食的供应将跟不上粮食需求的增长。 从1950年到1985年，人口数量和粮食需求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尽管预期这种增长在21世纪不会太快，但增长仍将继续下去。人口激增和人类对改进饮食的需求所带来的挑战在过去曾经应对，而在今天也绝不是不可克服的。利用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可用资源将得到合理配置，粮食需求也将得到有效地满足。此外，如果技术进步得到全力支持的话，那么，从现有资源中还会得到更多的粮食。 译者：桑昂 校对：景朝亮 参考文献 Africa Progress Panel. 2008. “Africa Progress Panel demands action on global food crisis”, press release, 16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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