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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真實的蔣介石楊天石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序言自序蔣介石日記的現狀及其真實性問題一、早年經歷與思想蔣介石為何刺殺陶成章(附記:蔣介石的自我評估)蔣介石的早年思想——從向左到向右做「聖賢」還是做「禽獸」——蔣介石早年修身中的「天理」、「人欲」之戰蔣介石與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蔣介石下海從商的緣由、經過與感受(附記:孫中山也是股民)二、北伐前後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的蘇聯之行——1923年蔣介石訪問蘇聯紀實中山艦事件之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拐點蔣介石與前期北伐戰爭的戰略、策略「約法」之爭與蔣介石軟禁胡漢民事件——追求法治始,破壞法治終(附記:蔣介石的追悔)三、抗日期間九一八事變後的蔣介石——調整國內外政策的開端蔣介石與1937年的淞滬、南京之戰(附記:蔣介石為何開闢新戰場)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對日秘密談判——日方誘和與蔣介石的應對及剎車蔣介石對孔祥熙謀和活動的阻遏論「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與蔣介石「抗戰到底」之「底」——兼述蔣介石如何對待被日本侵佔的東三省蔣介石與史迪威事件——戰時中美之間的嚴重衝突四、國共矛盾第三國際的解散與蔣介石「閃擊」延安計劃的撤銷——論「第三次反共高潮」並未成「潮」如何對待毛澤東:扣留、「審治」,還是「授勳」、禮送?——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的心態考察五、對內政策蔣介石親自查處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債舞弊案——且看蔣介石如何反腐敗論國民黨的社會改良主義——對「百年老店」的新審視六、家庭生活蔣緯國的「身世」之謎與蔣介石、宋美齡的感情危機關於宋美齡與美國總統特使威爾基的「緋聞」——駁考爾斯,兼辨李敖之誤宋美齡的巴西之行與蔣介石的「婚外情」傳說——兼析其事與美國人要蔣交出軍權之間的關係序言〔台灣〕呂芳上一最近一百多年來,中國處在劇烈變動的時代。許多動亂的發生和曲折發展的過程,裡裡外外,直接間接,似乎都不能不注意領導人物、群眾活動、文化變遷、國際因素等的相激相蕩,才構成中國現今的局面。至少在半個世紀之前,以近代史作為史學學術研究的一支,還頗見爭議。近代歷史雖有數據宏富之利,但更有問題複雜、事多隱晦、人多在世的困擾,尤難擺脫現實政治的糾纏。所幸50年後的今天,尤其自20世紀80年代以後,全球冷戰架構解體,政治與學術空氣益見寬鬆,近代史研究已漸成氣候。以蔣介石研究為例,海峽兩岸對蔣一向的"神"、"鬼"之辨,到如今視為有成有敗、有功有過的"凡人",蔣介石走入歷史,社會因此更見成熟。二1930年6月,陳寅恪為陳垣《燉煌劫餘錄》作序,說了這樣一段話: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泉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發掘新資料、引進新理論、提出新問題、得出新結果,這是近代史學研究的基本精神。20世紀80年代以來,即以近代中國政治史的研究而言,在拋棄舊有思維框架、運用科際整合方法,具備國際視野、重視團隊合作的條件下,運用新資料,提出新問題,已逐步呈現出了許多新的研究成果和前所未有的視野。舉例言之,台灣在20世紀80年代解嚴之前,近代政治史本存有若干"禁區",例如國民黨內部派系問題、台灣史、中國共產黨史、"漢奸"等的歷史,都少有史家涉足;也有若干在國民革命史觀下難予突破的研究困境,例如偉人事跡、群眾運動等。到了20世紀80年代,世局發生重大變動,近代史研究也跟著發生意義深遠的變革。以國民黨史為例,在數據方面,國民黨數據的空前開放,蔣介石檔案的全盤解密,蔣介石日記的陸續公開,對民國史研究議題的開發、歷史問題的解決均具正面意義;在歷史解釋方面,舊有思維框架的摘除、以多元取代一元的論述,歷史不再為政治服務已完全可能。擺脫僵化史觀、遠離偉人教條,去除條條框框,"黨史"、"國史"可以區分,"黨同伐異"的話語系統逐漸淡去,把握宏觀、研究微觀,還原"史學是找資料證明的學問",帶給近代史學者更多發揮的空間。這也正是海峽兩岸歷史學者歡迎的氣氛,想來也應是楊天石教授新著出版的重要時代背景。三蔣介石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之一,如何依據原始資料還原其本來面目,一直是史家的興趣也是任務。早在2002年楊天石教授即有感於民國史事不免加油添醋,民國人物難免塗脂抹粉,致事件雲遮霧繞,人物面目走形,因此勤快走訪四海,廣搜史料,然後以專題發掘蔣介石自民初以迄20世紀40年代史事,"目的是想尋找真實的蔣介石,以便進一步準確地闡述中國近、現代的歷史"。本此精神,2006年3月,當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首次開放蔣介石日記時,楊教授是學者中進入檔案館內閱讀日記拔得頭籌者,上窮碧落下黃泉,他的勤快、執著與用功,直叫人敬佩。大體歷史人物的研究,在握有最重要資料之後,得尋求基本史實的確鑿、深切認識時代環境、掌握各階段思想的發展,集中關鍵又發人深省的議題上進行發揮,不迴避、不竄改、不苛求、不溢美,又能恰得其分,是為上乘之作。楊教授的諸篇論文根據蔣介石日記的手稿本,復又以各種文獻、史料比證、勘核,可謂充分佔有並正確運用史料的優勢;從蔣介石自認對孫中山、陳其美忠心耿耿的刺陶(成章)案,經營上海號子(證券交易所)的失敗,1923年蔣自認"吾前程發軔有望"的蘇聯之行說起,到蔣胡湯山事件,對日秘密談判,史迪威事件中的蔣、史、宋(子文)角色與衝突,重慶談判中蔣對毛澤東態度一百八十度轉變的內心世界,乃至於蔣的私生活,每一議題都從疑點出發,回到論證嚴密的答案中。這本書的文章十分重要,是談人人一直想知道又得不到正確答案的歷史議題,這種問題意識的掌握,不只是史才、史識的兼備而已。四2007年夏,個人有幸,與楊教授同時在胡佛研究所檢閱蔣介石的日記。楊教授的文字斐然一如其便給口才,思路清晰,見識廣博,予人印象深刻。楊教授早期治文學,然後有哲學訓練的機緣,終乃投入歷史的研究,其根柢之深厚,卓然成家,自有淵源。蔣介石日記的豐富內容,一如楊教授所言,是治民國史不能不看的重要史料,是史學家可以長時期、多方面挖掘引伸的寶藏。我們樂於看到楊教授第一部努力尋找真實的蔣介石著作的出現,民國史學界一定會熱切期待他續集、三集……的出版,因為只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現,一個重要又備受爭議的歷史人物--蔣介石,才能真正走下神龕,走出政治的牢籠,真實的面貌才會呈現。2007年12月25日敬序於南港自序人的本相常常迷失,歷史的本相也常常迷失。人的本相迷失的情況很複雜。一種是因"捧"。將某一個人捧為天縱之聖,絕對正確,永遠英明,彷彿斯人不出,世界就永遠處於黑暗中一樣。一種是因"罵"。將某一個人罵成十惡不赦,壞事做絕,禍國殃民,是千夫所指,人人皆曰可殺的天字第一號大壞蛋,彷彿一切罪惡,一切黑暗,均源於斯人。蔣介石生於1887年(清光緒十三年九月十五日),逝世於1975年4月5日,活了88歲。他一生經歷了近、現代中國的許多大事。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討袁、護法;孫中山逝世後,領導北伐、清黨、剿共、抗日、內戰,很長時期內擔任中國黨、政、軍三方的最高領導人,位居"元首"。既和中國共產黨有過兩次合作,又兩次分裂。1949年後退到台灣,既堅持反共復國,又堅持一個中國,在活過88年以後去世。在部分人的口中、筆下,他被神化、美化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高勳盛德","光華流澤";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筆下,他則被鬼化、醜化為人民公敵、元兇首惡、民族敗類、千古罪人。兩種情況,簡單的捧和罵,都背離蔣介石的實際,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尋找。廓清迷霧,尋找真實的蔣介石,正確評價其功過是非,揭示其本相,對於正確認識歷史上的國共關係,正確認識和書寫中國近代與現代的歷史,有其必要;對於建立兩岸的和平關係,實現中華民族的和解與和諧也有其必要。時至今日,距離蔣氏去世已經30多年,距離當年國共大戰、生死搏鬥的年代也已快到60年,塵埃早已落定,各種恩怨都已化為歷史陳跡。人們全面掌握資料,綜合蔣氏一生的前前後後、方方面面,對其做出比較科學、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已有可能。我從20世紀70年代起,投身於中華民國史的研究。開始研究孫中山,其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研究蔣介石。第一步,在海內外廣泛收集資料,第二步,選擇若干重大問題進行研究。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曾將他的部分日記和手稿交給他的老師和秘書毛思誠保存,我曾以這批資料為主撰寫了一批論文。2002年,結集為《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其後,我又多次到台灣,研讀蔣介石帶到台灣的大量檔案,特別是根據其日記所編寫的《困勉記》、《省克記》、《學記》、《事略稿本》等資料,寫成又一批論文。2006年3月,寄存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蔣介石日記》的手稿本開放,我有幸受邀成為最早的讀者之一。2007年,胡佛研究院繼續開放日記的1932至1945年部分,我再次受邀訪問該院。日記,記個人經歷和內心世界,在各種歷史文獻中有其特殊價值。蔣的日記,長達五十餘年,大有助於人們瞭解其內心世界和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秘密。當然,只看日記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大量閱讀相關的檔案資料和文獻,反覆比較、勘核,同時,將蔣的所思、所行置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思考、研究,才有可能揭示真相,找出真實的蔣介石來。我在研究蔣介石的過程中,得到過許多鼓勵。1988年,我的《中山艦之謎》一文發表後,胡喬木多次在談話中稱讚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當面對我說:"你的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2001年,我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完稿,經中共中央統戰部審讀,得到"華夏英才基金"資助,於2002年出版。但是,我的研究也碰到過若干困難。2003年,有少數幾個人化名給中央領導和有關機構寫信。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我的書,就張冠李戴、毫無根據地指責我吹捧蔣為"民族英雄",要求對我加以懲處。幸賴中國已經處於改革開放的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對我的書和我的研究採取肯定和支持態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堅持和繼續。本書是我多年來所寫關於蔣介石研究專題文章的一個精選本。部分文章利用收藏在大陸和台北的蔣介石日記仿抄本或類抄本寫成,部分利用胡佛研究院開放的日記手稿複印本寫成(本書註釋簡稱為"手稿本")。由於類抄本經過不同程度的刪削、改動,已非原汁原味,故此次再到胡佛研究院訪問,又利用日記手稿的複印本對各文所引日記進行核對,並作了部分增補或修訂。2006年我在胡佛研究院閱讀蔣介石日記時,新華社有一位記者要求我簡明扼要地對蔣介石"定性"。我曾說過三句話。一、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個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個很複雜的人物。三、有功有過。既有大功,又有大過。同年在香港鳳凰衛視演講時,我曾對此作過比較詳細的闡述:大陸時期,蔣介石反清、反袁(世凱)、反陳(炯明)、創立黃埔軍校,是功;領導北伐,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抗戰,直至勝利,是大功;1927年至1936年的"清黨剿共"和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內戰,是大過。台灣時期,實行土改,反對台獨,是功;白色恐怖,是過。我至今仍堅持這樣的看法。也許有讀者不同意,或者不完全同意。這是正常的。見仁見智,說三說四,都可以,但是,要用學術的方法、討論的方法,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斯所禱也。看來,找尋真實的蔣介石,恢復其本來面目,正確評述其功過是非,給以準確的歷史定位,其事有相當難度,其時將不會很短,只有群策群力,通過長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道路解決。通過"爭鳴",人們對蔣介石,對中國國民黨史,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將會進步,將會深入,距歷史本相將越來越近,科學性也會越來越強。應該說明的是,本書根據蔣介石的日記論述蔣介石生平的若干問題,故副題《蔣介石日記解讀》,但是,本書遠不足以概括蔣豐富、複雜的一生,也不足以表現蔣介石日記的豐富內容,故以後會有續集、三集的出版。感謝蔣方智怡女士開放蔣介石日記的無私而勇敢的決定。感謝胡佛研究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等機構多年來給予的閱讀便利。感謝馬若孟(MyersRomon)教授、郭岱君教授、宋曹琍璇女士、潘邦正博士、林孝庭博士等許多朋友的支持和幫助。斯為序,並期待海內外廣大專家、讀者的批評。著者,2007年7月15日寫於美國斯坦福大學之BlackwelderCourt,時為第四次訪問胡佛研究院也。蔣介石日記的現狀及其真實性問題一日記現狀根據現有資料,蔣介石的日記約始於1915年,28歲,止於1972年8月,85歲,距離去世只有3年。這一年,蔣介石手肌萎縮,不能執筆,因此停止了長達57年的日記。蔣的這57年日記,遺失4年。其中1915、1916、1917三年,遺失於1918年底的福建永泰戰役。當時,蔣介石遭北軍襲擊,孤身逃出,日記、書籍大部分失落。現在能見到的1915年日記僅存13天,為蔣當年在山東任討袁軍參謀長時所記。胡佛研究院對外所稱1917年日記實際是蔣自撰的回憶,題為《中華民國六年前事略》,回憶1917年以前的個人歷史,並非日記。1924年的日記則可能遺失於黃埔軍校時期,毛思誠在20世紀30年代編輯《蔣介石日記類抄》時就未能見到。因此,蔣介石日記現存53年,共63冊。在中國以至世界政治家中,有這麼長時段的日記存世,內容如此豐富,大概絕無僅有。蔣介石日記原由蔣本人保管。蔣去世後,由蔣經國保管;經國於1988年去世後,囑其幼子蔣孝勇保管。孝勇於1996年去世後由其夫人蔣方智怡女士保管。2004年經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女士動員,決定將日記寄存於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時間為50年。胡佛研究院的馬若孟教授及郭岱君教授親自去加拿大及美國加州的蔣宅,將這批日記攜到胡佛。蔣介石日記的狀況並不很好。若幹部分已經霉爛、損毀。胡佛研究院接受這批日記後,立即投入力量修復、保存,並用現代科技進行微縮攝影,製作復本。宋氏家族的曹琍璇女士和秦孝儀先生的高足潘邦正先生受蔣家委託對日記進行初讀,對涉及個人隱私的少量內容進行技術處理。2006年3月首度向公眾開放1918至1931年部分。2007年4月又開放至1945年,其餘部分將陸續開放。其少量技術處理部分將在30年後全部恢復原狀。蔣介石日記有手稿本、仿抄本和類抄本、引錄本等幾種類型。胡佛研究院開放的蔣介石日記絕大部分由蔣介石親筆書寫,可以稱為手稿本或原稿本。蔣從早年起,即陸續命人照日記原樣抄錄副本。抗戰時期,蔣介石離開重慶出巡,為了防止遺失,有部分日記由秘書俞國華抄存。由於這兩種本子從內容到格式和手稿本都一模一樣,因此可以稱為仿抄本。這種仿抄本,大陸保存少數,胡佛研究院保存多數,自1920年至1970年,中缺1924年、1948年、1949年各年。蔣介石一生崇拜曾國藩,在很多地方都模仿曾。曾國藩有日記,還有別人替他編輯的《曾文正公日記類抄》。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蔣介石陸續將自己的日記、來往函電、文稿等許多資料交給他的老師和秘書毛思誠保管。毛即利用這批資料編輯長編性著作《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同時,毛思誠模仿《曾文正公日記類抄》的體例,將蔣的日記分類摘抄,計有黨政、軍務、學行、文事、雜俎、旅遊、家庭、身體、氣象等約十種,統名為《蔣介石日記類抄》。一般稱之為"類抄本"。毛的做法是首先摘抄蔣的日記原文,然後加以文字潤色,並不改變蔣的原意,所以還是可信的。但是,仍有個別地方,毛思誠為了將蔣的形象顯示得更完美些,有些改動和原文相差較遠。例如,蔣早年比較激進,主張將資本家"掃除殆盡",毛思誠就改為"如不節制資本"。又如:九一八事變後,蔣日記曾有"以忍耐不屈之精神維護領土"的說法,但毛思誠卻修改為:"以堅強不撓之氣概吞壓強虜"。這一改,蔣的形象"完美"了,但也就不真實了。毛在編完《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後,《蔣介石日記類抄》和少數蔣日記的仿抄本以及其他函電、文稿等就一直保存在寧波家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氏後人將這批資料藏在夾牆裡。"文革"中,紅衛兵砸破牆壁,發現這批資料,逐級上報,一直送到公安部。公安部撥交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保存。"文革"後,毛氏後人將這批資料捐獻給國家。抗戰時期,蔣介石命奉化同鄉王宇高、王宇正繼續按分類原則摘抄自己的日記,分《困勉記》、《省克記》、《學記》、《愛記》、《遊記》五種。《困勉記》記錄蔣在艱難中勉力奮鬥的事跡。《省克記》記錄蔣的自我反省和克己修身。《學記》記錄蔣的讀書心得。《愛記》記蔣的人際關係和對同事的看法。《遊記》記蔣的遊歷。主要資料來自蔣的日記,但編者也偶采日記之外的資料,而且有些資料我們今天已經難以一一見到。其特點是用第三人稱的口吻記述,和毛思誠的《蔣介石日記類抄》並不完全相同。不過,編者基本上忠實於日記。編者所述和日記摘抄常用"公曰"分隔,"公曰"以下的內容一般抄自日記手稿本,因此可以大體歸入"類抄本"。不過這五種本子的文字都較日記手稿本簡括,也有編者潤飾、修改之處。除文字出入外,有些內容,日記手稿本沒有。例如,1940年11月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向重慶國民政府求和,蔣當月7日的日記手稿為:"周作民受敵方請托條件轉達者,商人不察,以為較倭汪之條件減輕,其實文字變換,而內容無異也。商人只知私利,可痛!"而《困勉記》的記載則為:"此條件,不過文字變換,而內容實無少異。錢新之不察,以為較汪奸之條件減輕矣,希望政府採納,是只知私利而不顧國家者也,可痛。"兩種本子,內容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後者點出了在松岡和蔣介石之間牽線的銀行家錢永銘。這一變動,一種可能為蔣介石審閱時所加,一種可能是編者根據其他資料所加。兩相比較,《困勉記》這一條的史料價值顯然更高。當然,手稿本也有很多有價值的史料,被《困勉記》的編者刪掉了。蔣介石在命人編輯《困勉記》等五書之外,又命同鄉孫詒等編輯《事略稿本》。這是年譜長編性的著作。全稿按年、月、日收錄、排比與蔣的生平有關的各種資料,如文告、函電等,其中也大量摘錄蔣的日記。該書上接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自1927年始,止於1949年。同樣,它對蔣的日記有刪選,有壓縮,有加工。特別應該指出的是,編者為了維護蔣的形象,對日記手稿本中的部分內容有所諱飾。有些地方,編者還曾根據後來的歷史環境對手稿本的文字作過刪改。例如,抗戰後期,蔣介石與美國衝突時,曾經多次在日記中痛罵"美帝國主義"。這些激烈語言,在《事略稿本》中就找不到了。《困勉記》等五種稿本現藏於台北"國史館"。《事略稿本》也藏於該館,近年來陸續刊行。不過,由於該稿卷帙龐大,刊行速度較慢,全部出版恐尚須時日。秦孝儀主編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可以視為《事略稿本》的簡本。其中所引蔣的日記未作說明,也有修飾,個別改動甚至距手稿本較遠。該書印數很少,屬於內部資料性質。由於該書僅編至1949年,近年來,台灣學者劉維開教授等正在續編,已出1950年、1951年、1952年三冊。此外,20世紀50年代,日本產經新聞社以日文出版了《蔣總統秘錄》。為幫助該社編輯此書,台灣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派專人摘抄、提供了包括蔣介石日記在內大量文獻,因此該書在敘述蔣介石生平時曾部分引錄蔣的日記。後來美國學者黃仁宇寫作《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一書,即根據《蔣總統秘錄》和《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此後海內外學者研究蔣介石的著作,所引日記不少出於此書。其實,黃仁宇本人並未讀過任何蔣日記的手稿本、仿抄本或類抄本。《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事略稿本》,《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蔣總統秘錄》等書不以公佈蔣的日記為目的,其主體部分也不是蔣的日記。勉強分類,只能稱之為蔣的日記的"引錄本"。至於2007年初北京團結出版社出版的張秀章編著的《蔣介石日記揭秘》則是一本偽書,筆者已有兩文揭露,此處不贅。二真實性問題日記記錄本人當日或當時親歷親見之事或個人所為所思,不僅比較準確,而且私密度很高,歷來為史家所重視。蔣介石,是近代中國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和決策者,長時期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從他的日記中,人們能夠瞭解蔣介石的思想、性格、活動以至他的極為隱秘的內心世界,瞭解蔣介石和國民黨、國民政府的權力運作過程,特別是瞭解那些不見於新聞媒體、政府公報,為局外人所不可能得悉的、深藏的政治內幕。但是,蔣的日記可靠嗎?我在研究蔣介石的過程中,常常碰到這樣的問題。日記有兩種。一種是主要為寫給別人看的,這種日記往往裝腔作勢,把真實的自我包裹起來。例如閻錫山的《感想日記》,滿篇都是《論語》式的格言,一望而知是教人如何成聖成賢的,沒有多大價值。一種是主要為寫給自己看的。此類日記,目的在於自用,而不在於示人傳世,其記事抒情,或為備忘,或為安排工作與生活,或為道德修養,或為總結人世經驗,或為宣洩感情,往往具有比較高的真實性。蔣的日記大體屬於此類。蔣雖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後生活一直比較荒唐,我曾稱之為上海洋場的浮浪子弟。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蔣介石亡命日本東京,受孫中山之命,加入中華革命黨,同時盡力讀書,在這一年讀完《曾國藩全集》,深受影響。1916年,他的引路人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暗殺。這件事給了蔣介石以極大刺激。"自矢立品立學,以繼續英士革命事業自任。"他決心從此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每日靜坐、反思,按儒學要求克己復禮。此後的一段日記應該比較真實。其後,蔣介石在國民黨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他繼續用儒學、特別是宋明道學的要求來約束自己,存天理,去人欲,日記成為他個人修身的工具。他修身的願望是真誠的,日記自然也有相當的真實性。此後,他的日記逐漸增添新的內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記錄,治兵、治國和處理人際關係的經驗總結等。蔣每日、每週、每月、每年常有反思,他的日記也就相應成為反思的載體。這一段時期,蔣介石還不會想到他將來會成為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要人,他的日記會長期流傳,成為歷史學的研究資料,因此,沒有必要在日記中矯飾作假。等到他地位日隆、權勢日重之後,他自然明白其日記的重要,但是,由於他繼續通過日記記錄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計劃,提醒應注意事項,並繼續用以治心修身,是為自用,而非用以示人,因此,一般會如實記錄,而不會有意作假,自己騙自己。例如,他抗戰期間的日記一般分幾個部分:1.提要。記當日主要事件或主要心得、主要修養要求。2.預定。記一二日內應做之事。3.注意。記對國內外形勢的思考和應加注意之事。4.記事,記一日所做主要之事。5.上星期反省錄。6.本星期預定工作綱目。7.本月反省錄。8.本月大事表。等等。假如蔣在這些項目中造假,等於是給自己造成混亂。說蔣記日記一般會"如實記錄",並不等於說蔣在日記中什麼重要的事情都記。有些事,他是"諱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變,顯系蔣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謀劃之舉,但日記對此卻幾乎全無記載。又如,1931年的軟禁胡漢民事件,蔣只記對自己有利的情況,而不利的情況就不記。再如,抗戰期間,蔣介石派宋美齡去香港指導對日談判,他就絕對不記。蔣自己就說過,有些事情是不能記的。可證,蔣記日記有選擇性。同時,他的日記只反映他個人的觀點和立場,自然,他所反對的人,反對的事,反對的政黨和政派,常常被他扭曲。有些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樣子。因此,只能說,蔣的日記有相當的真實性,不是句句真實,事事真實,而且,真實不等於正確,也不等於全面。研究近現代中國的歷史,不看蔣日記會是很大的不足,但是,看了,什麼都相信,也會上當。蔣的日記,主要為自用,而非主要為示人,為公佈。這一點,可以從以下三點得到證明。一、蔣身前從未公佈過自己的日記,也從未利用日記向公眾宣傳,進行自我美化。當然,他會想到身後立傳,使自己的事跡流傳的需要,這一功能主要由《困勉記》和《事略稿本》一類著作完成。蔣一般會選擇自己的同鄉或親信進行編輯,這些人自然會本著"為尊者諱"的原則,刪削或修改部分內容,而蔣本人也會逐本校閱,嚴格把關。二、蔣喜歡罵人。在日記中,蔣罵過許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黃郛,親屬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漢民、孫科、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下屬如周至柔等,幾乎沒有人不被他罵,而且罵得非常狠。蔣如果考慮到要示人、要公佈,他就不會在日記中那樣無所顧忌地罵人。三、在日記中,蔣寫了自己的許多隱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欲"之間的艱難掙扎,甚至為解決生理需求而進行"自慰"等。此類事,蔣在日記中都如實記錄,顯然,記這些,決不是為了示人,更不是為了樹立自己的高大與神聖的形象。因此,我的結論是,蔣介石日記是研究蔣介石,研究近、現代中國歷史的極為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對於研究亞洲史、世界史也有相當的價值。有經驗的、精心的閱讀者從中將會發現很多可以推進或加深其研究的內容,促使人們重新思考某些既定的觀點,寫出更準確、更科學、也更豐富的歷史著作。蔣介石的早年思想--從向左到向右這裡所說的蔣介石的早年,指1918到1926年,時當32歲到40歲之間,這一時期,蔣介石追隨孫中山革命,和共產黨合作,是他一生中比較重要的時期。但是,歷史不能割斷,一個人的思想也不能割斷,因此本文的考察範圍將適當下延。一個人的日記往往最能反映他的內心世界。本文所用資料,以蔣介石留在大陸的日記為主,結合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2006年開放的蔣介石日記手稿本,少數地方則以其他資料參證。為什麼考察從1918年開始呢?因為蔣介石此前的日記僅存片斷,其他已在福建永泰作戰時失落。讀書生活:吸納新潮,崇拜舊學五四以後,新思潮大量湧入,知識分子們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新式書報,企圖從中找尋救國真理,蔣介石也不例外。這一時期,他把"研究新思潮"列為自己的學課,自覺地、有計劃地閱讀《新青年》等刊物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方面的書籍,儼然是個思想開通、追求進步的新派人物。蔣介石閱讀《新青年》始於1919年,至1926年,在他的日記中不斷出現有關記載。如:1919年12月4日日記云:"看《新青年》雜誌。"1919年12月5日日記云:"上午,看《新青年》。往訪林士及執信。下午,看《新青年》。"1919年12月7日日記云:"看《新青年》,定課程表。"1919年12月10日日記云:"看(《新青年》)易卜生號。"1920年4月9日日記云:"在船中看《新青年》雜誌。"1926年4月21日日記云:"上午看《新青年》雜誌。"1926年4月22日日記云:"上午看《新青年》。"1926年5月5日日記云:"下午看《新青年》雜誌。"五四以後,各種新式刊物如雨後春筍,但蔣介石對《新青年》似乎情有獨鍾,除該刊及北京大學羅家倫等編輯的《新潮》外,別的刊物蔣介石很少涉獵。經濟問題是社會發展和變革的中心問題。從蔣介石日記中可以發現,他曾經用相當多的精力鑽研經濟學的有關問題。如:1919年12月8日日記云:"下午,看孟捨路著《經濟學原論》。"1919年12月12日日記云:"看津村秀松著《國民經濟學原論》第一章。"1920年2月6日日記云:"看《經濟學》,至《社會主義》止。"1925年3月30日日記云:"船中看《經濟學》,如獲至寶也。"1925年5月4日日記云:"上午看《經濟思想史》。以後擬日看《經濟思想史》及《將帥之拿破侖》數十頁。"在閱讀經濟學有關著作的過程中,蔣介石也偶爾寫下他的感想。1920年1月16日日記云:"看經濟學,心思紛亂,以中國商人惡習不除,無企業之可能。"同年2月7日日記云:"看《經濟學原論》完。津村主張,皆調和派的論調,其中不能自圓其說者亦只顧滔滔不絕,誠實堪笑,亦甚堪憐也。"研究經濟學不可能不研究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蔣介石同樣投入過相當的精力。如:1923年9月6日日記云:"下午看馬克思經濟學說。"1923年9月21日日記云:"下午看馬克思學說。"1923年9月22日日記云:"下午看《馬克思學說概要》。"1923年10月4日日記云:"上午復看《馬克思學說概要》,習俄語,下午看《概要》。"1923年10月7日日記云:"看《馬克思學說概要》。"1923年10月9日日記云:"下午看《學說概要》。"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給蔣介石的第一印象是深奧難讀。據他自述,《馬克思學說概要》的"經濟主義"部分,他讀了三遍,還感到"不能十分瞭解,甚歎馬克思學說之深奧也"。有時,他不得不掩卷而去,但是,讀來讀去,他終於讀出了滋味,甚至讀出了"趣味":1923年9月24日日記云:"今日看《馬克思學說概要》,頗覺有趣。上半部看不懂,厭棄欲絕者再。看至下半部,則倦不掩卷,擬重看一遍也。"1923年10月18日日記云:"看《馬克思傳》。下午,看《馬克思學說》樂而不能懸卷。"看書看到了"不能懸卷"的程度,說明蔣介石對馬克思主義已經有了相當瞭解並且相當有感情了。《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主義學說代表作,對該書,蔣介石也有涉獵。1923年10月13日日記云:"晚,看《共產黨宣言》。"1923年10月16日日記云:"看《共產黨宣言》。"從蔣介石日記中,還可以看出,他還多次閱讀《列寧叢書》,印象良好。1925年11月10日日記云:"晚,看《列寧叢書》第五種。其言勞農會與赤衛軍之組織與所犧牲之價值,帝國主義之破產原因,甚細密也。"同年11月21日日記云:"看《列寧叢書》。其言權力與聯合民眾為革命之必要,又言聯合民眾,以主義的感化與訓練為必要的手段,皆經歷之談也。"在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的過程中,蔣介石接受了某些影響。1925年11月,他準備為黃埔軍校第三期同學錄作序,打算既談人生觀,也談宇宙觀,苦無心得,最後決定重點闡述"精神出自物質,宇宙只有一原"二語,顯然,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基本觀點。不過,這一時期,蔣介石又讀到了《太〔泰〕戈爾傳》一書,使他又從馬克思主義身邊走開了。同年11月12日日記云:"太〔泰〕戈爾以無限與不朽為人生觀之基點,又以愛與快樂為宇宙活動之意義。列寧以權力與鬥爭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以唯心,一以唯物。以哲學言,則吾重精神也。"這段日記表明:在唯心與唯物的二元對立中,蔣介石選擇了"唯心";在"愛與快樂"和"權力與鬥爭"的二元對立中,蔣介石選擇了泰戈爾學說。這成為他後來走向基督教,拒絕馬克思的起點。這一時期,蔣介石也曾深入地研究過德、法、俄諸國的革命史。1923年,他認真地讀過《德國社會民主黨史》。1926年,他在閱讀《法國革命史》的過程中發現俄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6月9日日記云:"看《法國革命史》,乃知俄國革命之方法、制度,非其新發明,十有八九,皆取法於法國及改正其經驗也,可寶貴也。"可見,他對俄國革命中的許多做法是持肯定態度的。其後,他認真地閱讀《俄國革命史》一書。6月23日、26日、27日、28日,其日記都有閱讀該書的記載。7月21日,他開始閱讀《俄國共產黨史》。8月11日,他在向衡州進發船中繼續閱讀《俄國革命史》,並且在日記中寫道:"甚覺有益。"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1931年12月,他還在閱讀該書。蔣介石日記中,也常有他閱讀孫中山思想有關著作的記載。如:1923年5月9日日記云:"看《平均地權論》。"1925年1月9日日云:"摘錄《精神教育》"軍人之勇",中師之精神文辭,使人閱之而不能掩卷,可謂觀止矣!"1925年1月16日日記云:"船上看《民生主義》第三講完。到省校辦事。晚,回長洲,船中看《民生主義》第四講完。打倒帝國主義,解除人民痛苦,為余一生事業。《三民主義》一書,博大精深,包羅萬有,而其主腦則在此二語也。"1926年8月7日日記云:"看《建國方略》……全以經濟為基礎,而以科學方法建設一切,實為建國者必需之學。總理規劃於前,中正繼述於後,中華庶有豸乎?"1926年8月8日日記云:"甚矣行易知難之理大矣哉,非總理孰能闡發無遺也。"從這些記載中,不難看出蔣介石對於孫中山的崇拜心情。五四時期許多新潮人物大多對中國傳統文化持強烈批判態度。蔣介石與他們不同,他雖然吸納新思想,卻並不廢棄舊學。1914年至1915年之間,蔣介石研讀王陽明、曾國藩、胡林翼三人著作,自稱"研究至再,頗有心得。甚至夢寐之間亦不忘此三集。"五四前後,他喜讀諸葛亮《前出師表》和文天祥《正氣歌》等,也喜讀《心經》等佛學著作。不過,他最喜讀、常讀的還是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的著作。1921年4月29日,他重讀《曾文正公全集》,有"舊友重逢"之感。1922年3月,他讀胡林翼的《撫鄂書牘》,決定"日盡一卷"。比較起來,蔣介石讀新學諸書,常常食而不化,而讀舊學諸書,則如魚得水,常常用以作為立身處世、待人接物的原則,或用以作為治兵、從政的規範。如:1922年3月25日日記云:"看胡(林翼)集,其言多兵家經驗之談,千古不易之論,非知兵者不能言,亦非知兵者不能知其言之深微精確也。"1922年4月11日日記云:"胡公之言、德、功三者,皆有可傳,而曾公獨言其進德之猛,是可知其虛心實力,皆由刻自砥礪之德育而來,其辦事全在於"賞罰嚴明、知人善任"二語中用工夫……崇拜胡公之心,過於曾公矣!"1922年11月14日日記云:"晚,看曾公尺牘,至《復陸立夫書》,有"事機之轉,其始賴一二人默運於淵深微莫之中,而其後人亦為之和,天亦為之應"。信乎,吾可不以潛移默運之人自任乎!"這些地方,可以看出曾國藩、胡林翼等人對蔣介石的深刻影響。1926年以後,蔣介石的讀書生活逐漸發生方向性的轉變,即廢棄新學,專讀舊籍。例如,他1934年的讀書計劃為:王船山、顧亭林、程朱、《資治通鑒》、張居正、王安石、管子、韓子,沒有一本新潮方面的書。這種情況,反映出蔣介石思想的重要變化。民族主義:反對列強侵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遭到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華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因此,民族主義思想空前發達起來。蔣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當時主要內容是反清,宋遺民鄭思肖(所南)的《心史》曾經是他最愛讀的著作。五四運動後,蔣介石的民族主義思想逐漸向反帝方向發展。五四運動給了蔣介石以強烈震動。他高度評價中國人民在運動中表現出的鬥爭熱情和愛國精神,視為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所在。當年9月24日日記云:"至今尚有各界代表群集總統府門前,要求力爭山東各權利及各處排日風潮,皆未稍息。此乃中國國民第一次之示威運動,可謂破天荒之壯舉。吾於是卜吾國民氣未餒,民心不死,中華民國當有復興之一日也。"1920年6月,蔣介石出資5000元,與陳果夫等創立友愛公司,購買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但不久,銀價大落。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金融機關,在外人之手,國人時受壓搾,可歎也。"同年11月8日,蔣介石遊覽香港,看到英人在當地大規模建設的狀況,慨歎道:"英人之規劃宏遠,誠足浩歎。此皆吾錦繡河山,自不能治,而使人治之,尤為可惜!"蔣介石不僅反對外人侵佔中國土地,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而且反對為洋人服務的洋奴買辦。1920年9月3日,他往訪張靜江,為車伕所侮辱。下午打電話時,又為"電話手"所梗,蔣介石極為生氣,在日記中寫道:"洋奴之可惡,不止於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殺也。"蔣介石將車伕、"電話手"等類人視為"洋奴"是錯誤的,但從這段日記中不難看出他對洋場買辦一類人物的憎惡。1923年9月,蔣介石受孫中山派遣,作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訪問蘇聯。12月12日乘輪自大連回上海。日本船主任意更改船期,不守信用,船中腐敗不堪。蔣介石居然由此預言:"吾料東邦帝國資本主義之命運,不久將盡矣!"蔣介石反帝思想的高潮出現於五卅運動後。1925年6月23日,廣州群眾為支持香港工人大罷工,舉行遊行示威,隊伍經過租界對面的沙基時,英國軍隊悍然開槍射擊。群眾死50餘人,傷170餘人,形成沙基慘案。事件發生後,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國勢至此,不以華人之性命為事,任其英賊帝國主義所慘殺,聞之心腸為斷,幾不知如何為人矣!自生以來,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他自黃埔赴廣州途中,覺得一路景色淒涼,天空"頓呈不可思議之紅灰色"。第二天,他在發病高燒中仍集合士兵講話。第三天,他在日記提要欄目中寫下:"如何可以滅此橫暴之陰〔英〕番?"自此,他逐日在日記中書寫"仇英"標語,總計約近百條,如:英虜皆可殺!英仇可忍耶!毋忘英番之仇!英虜我必殲汝!英夷可不滅乎!汝忘英虜之仇乎?英夷不滅非男兒!英番不滅革命不成!英番不滅能安枕乎?漢有三戶,滅英必漢。英虜,我的同志為你殺害!英番不滅,國家焉能獨立!英夷不滅,焉能解放世界人類!一年將匝,英番如故,竊自愧餒弱。新年又逾二日,試問對付英夷工作成效如何?舊歷新年已越一日,英番盤踞如故,思之痛徹骨髓。英夷氣焰方張,當亟圖最後對付,不可徒幸其國內工黨革命也。蔣介石把"英虜"、"英夷"看做是中國人民的頭號敵人,"英虜"、"英夷"也必欲除蔣介石而後快。1925年10月19日蔣介石日記云:"陰〔英〕番勾通北段(祺瑞),竟以十萬金懸賞執余。"21日日記云:"陰〔英〕番畏我益甚,而謀我更急乎!"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給了港英當局以沉重打擊。1926年3月下旬,港英當局得到英國政府授權,決定提供1000萬元借款,用於改良廣州市政,企圖以此為餌,誘使國民黨人結束罷工。當時,廣州市長伍朝樞和孫科都有意接受英國條件,遊說蔣介石,爭取支持,但蔣介石卻堅決抵制。4月14日日記云:"梯雲急於解決罷工問題,以貪英國借款,推其意為英人所利誘,余反對之,並斥其妄。不料哲生為彼所愚,後以余據理反對,彼亦無異詞。"同年7月21日,廣州工人糾察隊因英僑拒絕檢驗貨物,扣留其船舶及商人二名,港英當局派兵佔領深圳車站。當日日記云:"蠻番不問理由,即將我深圳車站派兵佔領,事之可恥孰甚於此!"次日日記再云:"得陰〔英〕番佔領深圳之報,不勝憤激,乃與鮑顧問磋商應付諸事。"可見,蔣介石的反英並非只是一時熱情。除英國外,蔣介石對美、法等國也持警惕態度。其日記云:"英番可滅,美、法亦不可玩忽!"對美國外交,更曾嚴厲批判。1926年1月7日,蔣介石接見美國新聞記者,"痛詆美國外交政策之錯誤及其基督教之虛偽"。不過,應該指出的是,儘管蔣介石早年思想中具有激烈的反帝成分,但是,他在北伐期間的行動卻是十分審慎、溫和的。1926年末至1927年初,他多次向日本方面伸出橄欖枝。1月2日,通過黃郛向日本駐武漢總領事高尾亨表示:"國民黨軍斷不會對租界發難","目前只希望對租界組織實行改良(例如給中國人參政權等)便可滿足,並打算採取緩進的、合理的、和平的手段實現這一目的"。同月25日,蔣介石接見日本駐九江領事大和久義郎,說明自己奉行的外交方針是:尊重歷來的條約,不採取非常手段和直接行動加以廢除,一定負責償還外債,充分保護外國企業。同月底,他在廬山會見留日時的老師小室靜時也表示:"對於上海租界不欲以武力收回。既佔領杭州、南京等地後,擬即提出收回上海租界之合理的提議。若各國對於此合理的要求不予採納,則更講求他種手段。"社會觀:厭惡舊社會,立志改造中國蔣介石出身鹽商之家,社會地位不高,又早年喪父,自幼即受土豪劣紳的歧視和壓迫,因此,極不喜歡鄉村士紳階層。1919年2月,他在閩南長泰軍中,憶及往事,勾起宿憤。26日日記云:"吾國紳耆階級之不破,小民終無樂利之一日。"1921年10月,蔣介石在家鄉興辦武嶺學堂,受到鄉紳的阻撓,28日日記云:"鄉願阻礙不少。周星垣之守舊迂闊,不可言狀,鄉間事辦理之難如此。"29日又稱:"鄉居極感痛苦,事事為鄉願所阻礙,不能改良稍些,愧恨無涯。"他甚至發誓:"鄉願不死,殊無回鄉之樂,甚想不願來鄉也。"蔣介石也不喜歡商人和資本家。1919年10月12日日記云:"政客、武人、官僚之外,商人之狡猾勢利,尤為可惡。資本家不掃除殆盡,則勞動家無樂利自由之道。"他甚至說:"為平民之障礙者,不在官僚與武人,實在資本家與紳耆扞格其間。以致一切權力不能伸張,一切意思不能自由。而政客、議員,名為民意代表,實則媒介於紳耆、官僚之間。凡有罪惡,皆此種蟊賊所造成者也。吾以為革新社會,資本家與紳耆二者之中等階級,須先掃除廓清。"蔣介石在上海經營交易所,從事證券與棉紗等物品買賣期間,目睹董事們傾軋、壟斷的黑幕,更增加了他對資本家的厭惡感。1920年1月24日日記云:"赴開元會議交易所選舉董事。商人積弊,仍不能脫把持與專制,大股份壓制小股份,大多數壓迫小多數,舞私牟利,壟斷其間。小商人中雖有達材正士,不能施展一籌,以致中國實業,日趨衰落,安得將此種奸商市儈一掃而空之,以發榮社會經濟也。"在受到交易所中"大股份"壓迫的同時,蔣介石也感受到房東的壓迫與欺詐,進一步增加了他對資本家的憎惡。蔣介石同年12月9日日記云:"晚,為房東朱子謙作惡不仁,心甚憤激,資本家之害人焉大矣哉!"不僅如此,房東還企圖吞沒蔣妾姚冶誠寄存的交易所單據。同月22日,蔣介石日記云:"為富不仁,復欲害人,居心毒極!滬上商人行為卑陋至此者,見不一見,亦無足怪,惟恨冶誠之生事也,氣極矣!"以交易所的活動為紐帶,蔣介石結識了上海資產階級形形色色的人物。對他們,蔣介石日記常有嚴厲的批評。1921年5月11日云:"知交股價落,不勝煩悶。遇盛四及一班無賴,社會之形態丑劣,嫌惡實甚,無可如何也。"1922年11月28日云:"中國商人,見之頭痛。商家利祿之心,狡猾之謀,過於官僚也。"1923年2月3日云:"又因奸商妒忌,發怒憤激,殊非其道。"凡此種種,都表露出蔣介石對資本家和商人們的憎惡。對軍閥,蔣介石在日記中也多所指斥。如:1919年8月20日日記云:"看《申報》,知浙江偽督楊善德已於12日病斃,繼其任者為盧永祥。羊死驢繼,吾浙其無噍類乎!"1921年3月27日日記云:"北方無不倒之理,惟在吾黨能起而應之耳!"1922年6月14日日記云:"黎元洪違法入京,就總統之位,從此天下又起紛糾,政客、議員之肉,其足食乎?恨手無寸鐵,不能一掃荊棘,憂悶無已!"1925年12月1日日記云:"郭(松齡)宣言討張作霖而戴張學良,可稱滑稽。然如此矛盾,則北方大小軍閥不能不自行瓦解耳。舊時代崩潰之症象,於此益明矣!"1926年7月12日日記云:"余以關稅會議為賣國條件,決心與吳佩孚宣戰,通告中外。"這些日記表明了蔣介石反對北洋軍閥的鮮明態度與立場。與憎惡商人、資本家相反,蔣介石對工人有一定同情。蔣介石對工人接觸不多,對中國工人階級的勞動與生活狀況也瞭解不多。1921年8月,蔣介石在鄉監督改建廳屋工程,目睹工人辛勞狀況,有所感動。28日日記云:"工人之辛苦危險,可謂極矣,資本家見之,如無慈悲之心,非人也。"10月21日日記繼云:"自歎為我一人,而苦彼二十工人,自朝至暮,除食事外,毫未休息,每日足作十小時余苦工。嗚呼!小工何罪,其苦如此,資本家與勢力家之不勤儉自持,厚利報工,其必為神人所不容。不必言近世之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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