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犹太人一直抱着对欧洲的爱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犹太文化——质疑是犹太文化的一个秘密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犹太文化的一个特点，犹太文化自始至终都是怀疑和论证的文化，怀疑和论证，论证和怀疑，一直都是。在以色列，即使很小的小孩，都被鼓励质疑老师，在每一小学的每一堂课程中，老师都会在课程结束时说上这么一句话：有谁不同意我的意见？以色列老师鼓励孩子们质疑他们的智慧，以色列的老师希望孩子们能与他们争论，而这种文化很古老，从《旧约》开时就已经存在了。在书里，以色列人总是互相争执，你与我争，我与他争，总是在质疑着，总是在提出问题。 我想这是我们文化的一个秘密。我理解，这点和中国文化相当不一样，中国文化就我看来（谈到中国文化时我总是很谨慎，场下笑），我很难就中国文化发表高见，我只来了两个礼拜，而曾经有个记者到中国只来了三天，就写了一本书《中国：昨天、今天和明天》（场下笑）。因此，我很谨慎地在这里评论中国文化，我觉得中国文化是和谐的文化，这种文化一直在和谐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机构的关系，人与传统的关系。我们的文化则不是关于和谐，如我所说，我们的文化是关于怀疑和争论。在今日以色列，我们有着700万的公民，也就是700万的副总理，700万的省长和市长，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每个人都在争论，每个人都想给其他人上课，每个人谈话时讲到宗教、政治、历史等各个话题，都会遭到质疑，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知道更多，每个人都在嚷嚷，但却没有人听，除了我，在电视上我有时会听别人谈话。 所以这是个争执的文化，我一直在和政府争论，却总是收到副总理发来的邀请函，邀请我去聊天。 质疑精神——这种文化的代价是和谐缺失 你能想象要管理这个国家是多么困难，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前提，因为，每个人都被鼓励思考。以色列的孩子并不是在背诵的教育中长大的，老师教育他们思考，产生想法，他们受鼓励思考，尽管他们的想法常常不成熟、很小孩子气，但他们还是被鼓励产生越来越多的想法。 事实上，在圣经《旧约》里，甚至有和上帝争论的传统。在《旧约》里有一章，亚伯拉罕为了拯救城市所多玛和上帝发生了争执。他说：“亲爱的上帝，你真的要摧毁这座城市吗？假如城里有50个好人呢？为什么这些好人要跟着恶人一起被摧毁？”上帝就说了，“好吧，好吧，如果你找到50个好人我就让这个城市活。”亚伯拉罕还不满意，他说，“如果只有40个人怎么办？”上帝说，“好吧，好吧，我因为这40个人不摧毁这个城市。”亚伯拉罕还是继续和上帝争论，他最后说服上帝只要发现十个好人，上帝就不摧毁所多玛。他们这种争执就好像在讨价还价一样。最后上帝没有遵守承诺，所多玛还是被毁了，亚伯拉罕对上帝说，“你是宇宙的裁判者，为什么你却不执行正义？”这是很严肃的，它不仅在挑战副总理，不仅在挑战老师，他是在挑战上帝，他会说“你的确是上帝，但你却不公平。” 这是犹太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相信，在后来千年历史中，这点在犹太人中簇生了大量优秀的科学家、思想家、音乐家、诗人和作家，他们都有着很强的独立思考。 我不是说这就是天堂，这绝对不是天堂，因为这意味着很多的异议、很多的反对，这意味着和谐的缺失。我们这种文化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和谐的缺失，但我们的文化却也很有意思，很有创造力。 欧洲情结——他们深爱欧洲，欧洲却从未爱过他们 现在，你们要知道的是，以色列国里的居民，来自世界各地136个国家，不同的传统，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俗，不同的饮食，不同，不同，不同……来自西欧的犹太人，来自中东的犹太人，来自拉丁美洲的犹太人，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来自各个国家的犹太人，每个人都带来了他或她的背景、传统、习俗、记忆。同时，每个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也带来了对此前居住国爱恨交织的情感，复杂细微的情感：思乡与愤怒，愤怒与思乡。从二战大屠杀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不仅是欧洲，很多犹太人被从阿拉伯国家和中东赶出来，被从也门、摩洛哥、埃及、伊朗赶出来，他们来到了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就像一个大难民营。 巴勒斯坦也是有一个难民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就好像两个难民营之间悲剧性的冲突，两个都是受害者，两个幸存下来的社区，两个当地的悲剧。 100年前，惟一的欧洲人只有犹太人。他们热爱欧洲，他们热爱这么多的文化、艺术、历史、传统，他们热爱最多的是音乐，他们饱含着热泪听欧洲的音乐。他们热爱欧洲的一切，他们热爱欧洲的山河，热爱森林、土地、河流，热爱城市和乡村，他们深爱着欧洲。欧洲却从未爱过他们。在欧洲人看来，以色列人只是没有根，有智商的人，他们是劳动力，无论对于苏联还是纳粹来说，犹太人都是没有根的人，是陌生人。我们的父母无法在欧洲找到他们的位置。 我们的父亲参加了一座波兰的大学，他被非犹太人学生殴打，他永远没再去过那所大学，他永远记得这段经历，我的祖父被侮辱过，我的祖母被侮辱过，他们最终决定到以色列来，但他们的内心一直都还抱着对欧洲的爱。 移民文学——当哭到眼泪都干了，就是笑得时候了 所以，我的父辈们被欧洲踢了出来。他们来到了以色列，创造了移民的文化。移民是很奇怪的，这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世界各地的移民都是变形的，不快乐的人群，因为他们爱着自己的祖国，却又气恼于自己的祖国，因为他们爱着新国家，但却无法融入到新国家中去。所以移民永远都是处于祖国和新国家之间，而我们的希伯来文学差不多也是一宗移民文学，里面的人们对自己的祖国总是有着爱恨交织的情感。 希伯来文学里有着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完全不同的态度，特拉维夫有着上海一样的热情和精力，到很晚夜总会都还开着，十分热闹，他的文学也是同样充满激情。而耶路撒冷的希伯来文学里则有着很哲学的一面，不同于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的人们晚上9点就上床了，10点以后，任何商店都关门了，你们可能会觉得很惊讶，因为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间的距离只有70公里。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你可以用7个小时纵贯以色列，用1个小时横穿以色列。非常非常小。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有着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完全不同气质的文学，有乡村和城镇的文学，有关于大屠杀的文学，由女性文学，有圣经文学。顺便提一句，现在有75本以色列文学书籍被翻译成中文书，包括了9本我的老作品。因此你们可以看到中文版的很多希伯来文学，当然英文版的更多，如果你们感兴趣，你们应该阅读以下，这是一种很活跃的文学，充满了化学物质，充满了激情和能量，有些时候也很幽默，有时候很荒谬，有时候对政府满是讽刺。以色列文学也有很多幽默，我的祖母曾对我说，“当你哭到眼泪都干了，这就是你应该笑的时候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文学就是哭过的笑，孤独之后的笑，悲伤之后的笑，人们相信幽默，我也相信幽默，我相信幽默是对抗极端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的良好抗剂。 巴以冲突——这是一场好人与好人之间的悲剧 很多年以来，以色列人都对巴勒斯坦人表达同情，我的以色列的同事和作家朋友们都是很温和的一派，他们完全理解巴勒斯坦人。我认为巴以冲突是一场悲剧，这是一场善与善的悲剧。巴勒斯坦对土地有着很强烈的需求，以色列对同样一片土地也有着同等强烈的需求，这是一场同等强烈渴求同一片土地的难民营之间的悲剧。作为一名作家，我一直都对善与善之间的冲突感兴趣，因为好与坏，善与恶之间的冲突是很容易的，你读善恶冲突的小说，你站在善的一面，一切都很容易，黑与白。作为一名读者和作者，我则一直都对好人与好人之间的冲突感兴趣。 我的新作《爱与黑暗的故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的家庭，也一定程度上隐射了过去一百年里以色列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冲突。我在这本新书里提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两个善良、正直和好意的人却最终难逃悲剧的下场。 很多年来我都难以面对这个问题，很多年来我就是这么愤怒地度过了，直到60岁。我在原谅、理解、同情和好奇的态度下写了《爱与黑暗的故事》这本书，这本书关于善与善的悲剧，如同犹太人100多年颠沛流离、受尽苦难的历史。 有这么一块地，我们以色列人称之为以色列，而巴勒斯坦人称之为巴勒斯坦，这块地是以色列人惟一的家园，也是巴勒斯坦人惟一的家园。巴勒斯坦人没有其他的家园了，以色列人没有其他的家园，而这就是同一块土地。对于善与善的冲突，对同一块土地争夺的惟一解决办法就是分割，成立两个国家，就如同把一幢房子分割成两幢公寓一样。以色列挨着巴勒斯坦，在加沙河岸建起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国，我认为这是惟一且最佳的办法。我给你们带来了好消息。我相信这个解决办法会最终实现。我没法告诉你们它会何时实现，因为有太多复杂的因素了，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相信这个路的方向，会有一个历史性的和解，建立在两个国家基础上的和解，一个是阿拉伯巴勒斯坦国，一个是犹太以色列国。 我注意到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喜欢和解这个词，很多年轻人认为和解并不包含着统一，他们不相信和解。我相信和解和妥协，我相信只要人类存在，就有和解的存在。我和我妻子结婚40年了，我们都知道和解是什么意思。当我说和解时，我并不意指投降或顺服，我指两者都走到中间点来，我指思考对方可能也有对的地方，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和解意味着试图想对方正确的地方，一些冲突是位于善与恶之间，这是没法达成和解的。但在善与善的冲突间，比如巴以冲突之间，和解是可以达成的，只要试着想对方正确的地方。 2007年9月6日 阿摩司·奥兹，1939年生于耶路撒冷，当今以色列文坛最杰出的作家，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代表作——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