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年来梁启超思想研究之检讨

近50年来梁启超思想研究之检讨     作者：陈慧 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8487 文章来源：哲学动态 浏览：674 次       　  梁启超(1873—1929)无疑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迄今为止,研究其思想的论著可以列出一份长度惊人的清单,要一一论 列它们显然不是一篇短文力所能及。事实上,在此我们只能做到“蜻蜓点水”式的概述。这种概述含有对已有学术成果的反省之意,以此名之为检讨。     就本文论述的重点来说,主要是近五十年来(即1950年代以来)中外文有关梁启超思想研究方面的专书(ｂｏｏｋｓ),至于单篇论文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仅择其重要者予以述评。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出于行文的考虑———检索日本京都大学编辑出版的年刊《东洋学文献类目》,我们发 现,近五十年来有关梁启超思想研究的论文数以百计。                                         一     我们先来看国外梁启超研究的情况。二战以后,适应政府的冷战需要,中国研究(ＣｈｉｎａＳｔｕｄｙ)在美国发展起来。如果说传统的汉学主 要侧重于对中国经典文本的分析,那么,新兴的中国研究则更多地关注于现代中国。如果说传统的汉学对于中国事物保持着某种类似于欣赏古董的心态,那么,新兴 的中国研究则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并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及远东战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思潮以及人物成为中国学研究的重点,而作 为晚清以降政治及思想舞台上的双栖明星的梁启超受到频频青睐也就无足为怪。       以费正清(ＪｏｈｎＫ.Ｆａｉｒｂａｎｋ)为首的哈佛学派(ＨａｒｖａｒｄＳｃｈｏｏｌ)在把西方传统的汉学(Ｓｉｎｏｌｏｇｙ)引 向新兴的中国研究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而费正清的高足列文森(ＪｏｓｅｐｈＲ.Ｌｅｖｅｎｓｏｎ)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就是《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 (ＬｉａｎｇＣｈｉ-ｃｈａｏ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ｎｄ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53)。尽管列文森被公认为天才的学者,但是在研究进路上仍然不能摆脱当时占主流地位的 “冲击———回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模式的影响,在本书中,将梁启超视为近代中国思想界接受西方冲击而转向现代化的代表人 物。     “冲击———回应”模式在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影响虽然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但在1960年代末就已开始受到批评。如果说列文森的 梁启超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冲击———回应”范式的一个例证,那么,后起的张灏(Ｈａｏ,Ｃｈａｎｇ)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 1907)》(ＬｉａｎｇＣｈｉ-ｃｈａｏａｎｄＩｎｔｅｉｌｅｃｔｕａ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1890—1907,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71)一书则对此种范式明确提出质疑。     1970年代初,在美国还出版了另一本研究梁启超思想的专著:黄宗智(ＨｕａｎｇＰｈｉｌｌｉｐ. Ｃ.Ｃ.)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ＬｉａｎｇＣｈｉ-ｃｈａｏ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Ｓｅａｔｔ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ｒｅｓｓ,1972)。如题所示,作者探讨了梁启超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关系,将梁视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 的先驱。     在此,我们不拟对以上三本有关梁启超思想的英文著作予以详细比较解析[1],只想指出它们的一些共同之处:这些著作虽然观点不一,研究 范式亦不相同,但基本未脱离美国的中国研究路数,即偏重于政治思想的研究,而对梁启超政治思想之外的思想内容则不甚关注[2];这些著作虽然对梁启超思想 倾向的定位不同,但都将他置于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背景下考察,实际上是将梁启超作为个案而力图揭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某些一般特征。     在日本,京都大学的狭间直树教授领导了一个研究梁启超的长期读书班(梁启超研究会),众多学者分工协作,对梁启超的思想及生平进行精细的研究,尤其关注于梁启超来日后的思想变化。     实际上,1990年代以来,梁启超思想中的西方影响这个论题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在一些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时有涉及。如1993年 在广东南海新会两地举行的“康有为梁启超与戊戌后的维新派国际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海外梁启超研究专家有张灏、狭间直树、佐藤慎一、黄克武、巴斯蒂 (ＭａｒｒｉａｎｎｅＢａｓｔｉｄ-Ｂｒｕｇｕｉｅｒｅ)等。会上,日本学者提交的论文有:狭间直树的《梁启超来日后对西方近代思想认识的深化———尤其 在“国家”与“国民”方面》、森时彦的《清未知识界对西欧经济学说的接纳:梁启超的经济思想》等文,都是探讨梁启超思想中的西方影响问题,而他们又都是京 都大学“梁启超研究会”的重要成员。1995年9月,在法国学者巴斯蒂的主持下在法国戈齐(Ｇａｒｃｈｙ)召开了“欧洲思想与20世纪初年中国的精英文化 研讨会”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20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会上有论文专门讨论欧洲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问题。1998年9月,在美国加州大学的ＳａｎｔａＢａｒｂａｒａ分校举行的题为“日本在中国吸收近代西方思想 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梁启超为个案” (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Ｊａｐａｎｉｎｔｈｅ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ｎ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ＬｉａｎｇＱｉｃｈａｏ)的研讨会,更是集中探讨梁启超透过日籍学习了解西方思想这一课题。     一些国外学者注意到“日本”在梁启超思想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影响,在他们的论文中不约而同地指出了这一点,如狭间直树的《梁启超研究与 “日本”》(载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4期,1997,页453),巴斯蒂的《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载北 京:《近代史研究》,1997:4,221页)、《梁启超与宗教问题》(载东京:《东方学报》,册70,1998)。这些学者提出,梁启超旅日期间发表的 许多文字其实几乎都是全盘抄袭自日文书刊,如山室信一认为梁启超谈宪法的文字多抄自日籍,佐藤慎一依赖宫村治雄的研究指梁启超谈西方思想的著作主要依靠中 江兆民的《理学沿革史》。’狭间直树认为:“日本的翻译和著作对梁氏的影响要远超过一般的想象。这种影响并非只是作为一个中间环节,而是深入到了梁启超思 想基础的‘知层’。”(《梁启超研究与“日本”》,53页)     然而,这种看法是否有夸大之嫌,容有异议。如台湾学者黄克武即认为,梁启超以日本为中介接受新知过程并不表现为单一的型态,而是有着各 种不同的类型,其中一种型态是译介与吸收新知的比例较重,批判与发挥的比例较轻;另一种型态则是一方面透过译介日籍传播新知,另一方面则尝试将新知整合到 其原有的思想脉络之中并以他自己设定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来评估西方理论。(《梁启超与康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1998年12月, 141、142页)     依解释学理论,解释总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视域的重合,每个解释总是打上了解释者自身的前见(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列文森的梁启超研 究,作为50年代美国中国研究的一个范例,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回应”模式的影响。诸如巴斯蒂这样的欧洲学者,他们的梁启超研究所关注的则是欧洲思 想对梁启超乃至20世纪初叶中国知识精英接受现代化的意义。至于象狭间直树这样的日本学者则强调日本对梁启超接受西方思想的决定性作用。所有这些研究,都 不同程度地带有某种自我中心的倾向,从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梁启超思想的自主性以及它与中国传统的关联。                                         二     在国内学界,长期以来,梁启超作为近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思想家的形象是可疑的。李泽厚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李认为梁启超“不是什么重要的 思想家,没有多少独创性的深刻思想成果”(《梁启超王国维简论》,收入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979,421、438页),他将 梁启超与章炳麟作比较后说:“梁浅、杂而多变,章则相对稳定;章构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梁则始终没有。”(《章太炎剖析》,《中国近代思想史论》,389 页)。一些传记作者也倾向于把梁定位于宣传家而非思想家或学问家,如耿云志、崔志海认为:“梁启超终其一生都是一位只开风气不为师的人物。在他身上,宣传 家的气质远胜于学问家……其学问不尚精深,然而却流播广远。”(《梁启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4页)。     其实,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缺乏对梁启超思想进行细致而统合的研究所致。随着梁启超研究的深入,这种认识在1990年代开始得 到扭转。如罗检秋在《梁启超与近代墨学》一文中即驳正道:“人们常说,梁启超的学术研究肤浅、驳杂。事实上,他的学术比较研究有些论述不乏出乎常人的深 度。”(北京:《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143页)。 针对日本学者有关梁启超思想多转自日籍的说法,黄克武在实证性工作的基础上给予了反驳。黄克武以梁启超的墨子学研究为中心对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展 开分析,随后指出:梁启超一生中吸收了东西方的各种知识,因而表现出复杂多变的面貌,但在多变的表层下仍展现出一定的不变之处,据他归纳,计有九大特点。 (参见氏著:《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以墨子学为中心之分析》,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期,1996,87、89页)。黄克武还以梁 启超对康德思想的介绍为例,具体凸现了梁启超在吸收西方思想过程中所作的自我检择。(《梁启超与康德》)     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倾向究竟是自由主义(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还是集体主义(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或国家至上主义 (Ｓｔａｔｉｓｍ),亦是众说纷纭。学界多数将梁启超思想视为后来集体主义的先驱。如刘继曜《梁启超的自由理念》一文称:“梁启超一体性的道德狂热,似乎 在某种程度上预告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3期,1995,285页)。黄克武则倾向于将梁启超视作中国韫 和自由主义的先声。根据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完成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成的《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研究》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一书,在方法论上带有对美国二战后梁启超研究进行反思的意味,而在思想上则与古典自由主义复兴的当代潮流呼 应。 注  释 [1]列著与张著皆有中译本;《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崔志海、葛夫 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有关二书的介绍及简评,可参看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中的相关 条目。此外,柯文(ＰａｕｌＡ.Ｃｏｈｅｎ)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也对二书作了比较性的论评。关于列著、张著以及黄著三 书的综评,可参见江勇振:(期待另一个梁启超研究的新方向:综评四本有关梁启超的著作》一文(原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3期, 1974,437～454页。后收入周阳山等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篇———自由主义》一书,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0,239～263页)按:江评另 包括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一书(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 [2]如注①提到的江勇振的书评即认为,所评四书对于梁启超在学术方面的表现皆未及留意,他所期待的研究梁启超的新方向就是对梁的学术思想的关注。 [3]据黄克武:(欧洲思想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精英文化研讨会》(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1期,1996,36-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