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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pdf

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

kj54gsg65
2009-08-09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

第页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绪或者一种运动可以用这个原则作最恰当的界定。民族主义情绪是这一原则被违反时引起的愤怒感或者是实现这一原则带来的满足感。民族主义运动是这种情绪推动的一场运动。违反民族主义的这条原则可以是多方面的。某个国家的政治疆界可能没有包括适当民族的全体成员可能除了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以外还包括了一些异族人可能同时这两方面都没有做到既没有包括本民族全体第章  定义第页成员却又包括了一些异族人。或者一个民族可以分住在若干个国家里但不和外族人混居结果是没有一个国家能被称是为他们的民族国家。但是有一种特殊的违反民族主义原则的形式民族主义情绪对这种形式是相当敏感的:如果政治单位的统治者与大多数被统治者所属的民族不同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这便不能容忍地违反了政治行为规范。它会以两种形式出现即把领土并入某个更大的帝国或者由一个外族集团在当地进行统治。简言之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这一偶然性在该原则制定时早已被正式排除了。可以本着一种伦理的、“普遍的”精神来维护民族主义原则。抽象的民族主义者可能并且有时的确存在他们不把自己的民族性()看得过高慷慨地向所有民族宣扬这种学说理论:让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政治居所让所有的民族都不要把异族人纳入自己的政治居所。维护这种非利己主义的民族主义并不存在形式上的矛盾。作为一种学说理论它可以用一些很有说服力的论点来支持它如需要保持文化多样性需要建立多元的国际政治体制必须减少国家内部的紧张等等。然而民族主义事实上往往并非如此顺理成章也并非如此合乎理性地对称。也许正像伊曼纽尔康德所相信的那样偏袒、为自己或自己的情况而破例的倾向是人的核心第页弱点其他一切均源于此它传播民族情绪诱发了在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人所谓的民族主义的神圣的利己主义。也可能是如果民族主义者对本民族的过失与别人对他们所犯的过失同样敏感的话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效用将大大减少。但是在这些思考之上和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考虑这些考虑与我们恰巧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特殊本质相联系起着抵消一切公允的、宽泛的、合理的民族主义的作用。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说:地球上存在着大量潜在的民族。我们的地球也有容纳一些独立的或者自治的政治单位的空间。按照理智的计算前一类(潜在的民族)的数字可能比能够独立生存的国家的数字要大得多。如果这种观点或者计算是正确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不可能使所有的民族主义同时得到满足。一些民族主义满足就会使另一些受挫折。世界上许许多多潜在的民族现在或直到最近一直以复杂的模式混居着而不是居住在严格的领土单位里这一事实进一步地、无法估量地充实了这个论点。由此推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政治领土单位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者同化所有的异族才能在族裔构成上统一。后者不愿蒙受这样的命运可能给和平地实行民族主义原则造成困难。当然运用这些定义时就像运用大多数定义一样必须具备常识。人数不多的异族居民的存在甚至国家某个统治家族内偶尔出现异族人不会违背业已界定的民族主义原则。很难精确地说明必须有多少个异族居民或者统治阶层里有多少名异族成员才会真正违反这个原则。没有第页一个神圣的百分比在它之下异族人就能够被容忍但超过它异族人便构成威胁就会危及生命安全的。毫无疑问这个数字会因情况而异。虽然不可能提出一个通用的精确数字但这并不影响定义的实用性。国家与民族我们给民族主义所下的定义是建立在两个迄今尚未界定的术语上的:国家和民族。韦我们不妨用马克斯伯()对国家所下的著名定义来开始对国家的讨论即国家是社会中掌握着合理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力的那个机构。它包含的概念既简单又有诱惑力:秩序井然的社会里如我们大多数人居住或者期望在其中居住的社会私人的或者地区性的暴力是不合法的。冲突本身并不违法但是使用私人或者地区性的暴力解决冲突的做法却是违法的。只有中央政治权威机构以及中央政治权威授权的人才能使用暴力。在各种为了维持秩序而进行的制裁中最终的制裁(即使用武力)者只能是社会内部一个特殊的、明确的、高度集中的、纪律严明的机构。这个机构或者团体或者若干机构就是国家。这个定义所包含的概念与当今社会的许多或者是大多数成员的道德直觉相吻合。但是它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有些“国家”(或者我们通常会用这个名称来称呼的机构)在它们或多或少地有效控制着的领土内并不享有合法第页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力。一个封建国家不一定会反对采邑主之间进行的私人战争条件是他们完成对封建领主应尽的义务一个把部落人口算作自己的臣民的国家不一定反对设立采邑只要那些醉心于此的人不危及公共道路上和市场上的中立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保护下的伊拉克国家对部落间的袭击采取的是容忍的态度条件是袭击者在出击前后必须向最近的警察局报告这样便留下了关于杀戮和掠夺物的有条理的官方记录。简言之有的国家既缺乏决心又没有办法来行使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力但是它们在许多方面仍然是可以辨认的“国家”。韦伯的根本原则不言而喻地假定西方国家是高度集中的作为一种普遍定义无论它多么不可思议地推崇族裔中心主义现在似乎都是正确的。国家代表着高度明确的和重要的社会劳动分工。在没有劳动分工的地方根本谈不上国家。但是并不是任何的和每一种专业分工都可以构成国家:国家是秩序维持的专业分工和集中体现。“国家”是那个或那些专门负责维持秩序的机构(无论它们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职责)。在那些专门负责维持秩序的机构如警察部队和法庭与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区分开来的地方便存在着国家。这些机构就是国家。并非所有的社会都有国家。这便马上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没有国家的社会不存在民族主义问题。如果没有国家显然就不存在国家的疆界是否与民族的疆界相吻合的问题。没有国家便没有统治者也就不存在统治者是否与被统治者同属一个民族的问题。当既不存在国家又不存在第页统治者的时候也就谈不上对他们没能按照民族主义原则的要求行事而感到愤懑。也许你会哀叹国家的不存在但那是另一个问题。民族主义者一般都会抨击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政治疆界的实质但是他们绝少为既不存在权力、又没有疆界的现象而哀叹。一般讲产生民族主义的条件并不总是国家本身缺少的那些条件或者是使国家的现实受到严重怀疑的那些条件。国家的存在太明显了。人们憎恶的是它的疆界和(或)权力或别的好处的分配情况。这一点本身非常重要。我们给民族主义下的定义不仅取决于事先假定给国家下的定义:民族主义似乎只会在国家的存在早已为人们熟视无睹的那些地方出现。政治集权单位的存在以及这类集权单位在其中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被认为是符合规范的那种道德和政治氛围乃是民族主义一个必要的但绝非充分的条件。这里应该先对国家进行一些总的、历史性的评论。人类在其历史上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前农业社会阶段、农业社会阶段和工业社会阶段。狩猎和采集的人群过去和现在规模都太小不可能产生构成国家的那种劳动的政治分工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国家的问题建立稳定的、专门负责维持秩序的机构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相比之下多数(但不是所有的)农业社会都有国家。其中有的国家强大有的弱小有的实行暴君专制有的实行法制。它们的形式差别极大。在人类历史的农业社会阶段里国家的存在与否是可以选择的。此外国家的形式有高度的变异。在狩猎采集阶段不存在这种选择。第页相比之下在后农业社会的工业时代同样没有选择的可能这时国家的存在而不是不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起初并没有国家后来一些社会有了国家最后所有的社会都有了国家。当然国家采取的形式仍是多种多样的。一些社会思潮的传统如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甚至或者尤其是在一个工业秩序里国家是可有可无的至少在有利的条件下或者在随着时间推移将会实现的条件下是如此。有明显的、充足的理由对这一点提出疑问:工业社会规模庞大它们依赖难以置信地高度复杂的分工合作来获得它们业已习惯了的(或者热切盼望能够习惯的)生活标准。其中部分合作在有利条件下可能是自发的无须得到中央的认可。一切都能够以这种方式永久地运行、无须任何强制和控制便能存在的想法对人们的轻信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因此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不会出现民族主义问题。但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国家都会出现民族主义问题。相反只有某些国家会出现民族主义问题。究竟哪些国家会面临这个问题还有待观察。民族给民族下定义要比给国家下定义困难得多。尽管现代人往往把中央集权国家(尤其是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他无须费多少气力便会认识到它的第页偶然性想象出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情景。他很善于使“自然王国”具体化。人类学家可以向他解释部落不一定是以缩小了的形式存在的国家存在一些可以被描述为无国家的部落组织形式。相比之下没有民族归属的人的观念对现代人来说似乎更加不可思议。拿破仑时期流亡在德国的法国人夏米索(写过一部后来对卡夫卡的作品产生很大影响的小说书中叙述了一个人失去了他的影子的故事:尽管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故意模棱两可地使用了比喻但不难猜出在作者看来“没有影子的人”就是“没有民族的人”。当他的追随者和熟人发现他不像常人一样有影子的时候他们便躲避这位在其他方面都极为正常的施莱米勒(彼德。一个没有民族的人违反了为人们所承认的范畴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假如这的确是他企图表达的思想的话夏米索的观点相当有道理。但是它只适用于某一种人类状况而不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人类状况本身。一个人必须有一个族籍(就像他必须长着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一样这些细节当中的任何一个出现缺陷都不是不可思议的而且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但是缺陷的出现仅仅是某种灾难造成的后果而且本身就是某种灾难。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却是不真实的。不过这一切竟会显得如此真实这本身的确就是民族主义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者是它的核心。身属一个民族不是人性固有的特点不过现在似乎已经显然成为人性固有的特点了。事实上民族和国家一样同是偶然的产物不是普遍第页存在的必要。民族和国家并不存在于所有时期和所有条件下。此外民族和国家不是相同的偶然产物。民族主义认为民族和国家注定是连在一起的哪一个没有对方都是不完整的都是一场悲剧。但是在两者结合在一起之前各自得先出现才行而且它们的出现是独立的和偶然的。国家当然是在没有民族帮助的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民族当然是在没有得到自己的国家的祝福的情况下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的规范性概念究竟是不是以国家先于它存在为先决条件这个问题更容易引起争论。那么这个偶然的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是普遍存在的和规范的民族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呢?对以下两个权宜的、临时的定义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明确这个难以捉摸的概念。当且只当两个人共享同一种文化而文化又意味着一种思想、符号、联系体系以及行为和交流方式则他们同属一个民族。当且只当两个人相互承认对方属于同一个民族则他们同属一个民族。换言之民族创造了人民族是人的信念、忠诚和团结的产物。如果某一类别的人(比如某个特定领土上的居民操某种特定语言的人)根据共同的成员资格而坚定地承认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时候他们便成为一个民族。使他们成为民族的正是他们对这种伙伴关系的相互承认而不是使这个类别的成员有别于非成员的其他共同特征。第页所有这些临时性定义无论是文化的还是唯意志论的都有一些可取之处。它们各自挑选出某个对于理解民族主义有着真正重要意义的要素。但是它们又都不够完全。在人类学的而不是规范的意义上以第一个定义为先决条件的文化定义既晦涩难懂又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在使用这一术语讨论这个问题时不要企图下正式的定义不要探讨文化起什么作用或许是最好的方法。第页章  农业社会的文化在人类历史的农业时期出现了一个与国家本身的出现同等重要的发展变化这就是识字和专门的僧侣阶层的出现。并不是所有的农业社会都识字:我们可以再次使用黑格尔的话来解释起初谁都不识字后来有些人能读能写了最终所有的人都会读写了。不管怎样这种说法似乎反映了人类三大时期识字发展的情况。在中世纪或农业时期只有一些人识字。有一些社会识字在识字的社会里总是只有一些人而不是所有的人真正识字。书面文字似乎是随着帐房先生和税务官进入史册的:最早使用文字符第第页号似乎往往是因为需要作记录。书面文字一旦发展起来便有了其他用途如法律、契约和行政管理等。上帝本人最终把他与人类所定的契约和他的创世规则诉诸文字。神学、立法、诉讼、行政管理以及治疗这些活动产生了识字的专业人员阶层他们与无固定职业、不识字的术士们共存更多的情况下他们与后者形成竞争。在农业社会里识字在大大小小的传统(或迷信)之间造成差异。在识字的大文化中僧侣阶层的教义和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大小传统之间的差异可能很大。僧侣阶层与国家的关系僧侣阶层的内部组织同样有多种形式:可能是中央集权的或者是松散的可能是世袭的或者刚好相反是一个开放的行会如此等等。读写确立一种比较固定的和标准的书写文字实际上意味着有可能把文化和认识到的东西储存和集中起来。僧侣阶层把认识到的东西进行集中和整理无需与政治上的集权(即国家)结合在一起。这两者往往是对立的有时一方可能击败另一方但是这两个分别专门从事暴力和从事信仰的集团通常是独立行动的对立面他们的领域往往并不是共同扩张的。农业识字政体中的权力与文化这两种关键的、有特殊风格的劳动分工形式即权力的集中与文化或认知的集中对于农业识字政体的典型社会第页在特有的农业识字政体里统治阶级占人口的极少数并与大多数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者或农民严格区分开来。总的说来它的意识形态突出了而不是掩饰了阶级的不平等结构有着深远和特殊的意义。同时探讨两者的意义能够获得最佳效果我们可以像图那样对其进行程式化的表达。军队、行政管理、神职有时还包括商人统治阶层分层的水平层级农业生产者横向绝缘的社群图农业社会社会结构的一般形式第页和统治阶级脱离其他阶级的程度。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其划分为一些专门阶层:武士教士牧师管理人员和自由民。其中一些阶层(如基督教的牧师)可以不采取世袭方式每一代进行重新选举当然其他世袭阶层事先可能已经决定了选择对象。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对于整个统治阶级还是其中各次生阶层来说特别强调的是文化变异而不是同类性。各个阶层的风格越不同它们之间的摩擦和模棱两可的东西就越少。整个体制提倡的是水平的文化分化在没有这种水平的文化分化的时候这个体制便会发明它们强化它们。遗传差异和文化差异被归因为仅根据功能而划分为阶层的东西其目的是强化这种区别赋予其权威和永久性。比如在世纪早期的突尼斯统治阶级自认为是土耳其人尽管他们不会说土耳其语他们的祖先事实上有着混杂性的来源还有来自下层的补充。在水平状分层的上层少数人之下还有另一个世界一个社会世俗成员组成的横向分化的小群体的世界。此时文化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尽管原因十分不同。小型农民群体一般过着内向型的生活不是受制于政治上的命令就是被经济上的需要束缚于当地。即使某地区的人口从同一个语言基线起步(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某种文化的漂流很快便引起方言上的差异及其他差异。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对促进这个社会层次上的文化同类性感兴趣。国家感兴趣的是课税、维持和平一类的事情对促进臣民社群之间的水平交流没有兴趣。的确僧侣阶层对强迫他人接受某些共有的文化规范第页表现出一定兴趣。一些僧侣对于民间习俗采取蔑视和无动于衷的态度另一些人为了垄断与神祇的沟通、垄断拯救他人和为人治病等等的权力反对和积极诋毁民间文化及其中人数众多的在民间从事自由职业的巫师。但是在农业识字政体中普遍存在的条件下他们不可能真正成功。这些社会根本不具备能力去实现基本普及识字把老百姓纳入高级文化从而无法实现僧侣阶层的理想。僧侣阶层可能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使其理想作为正确但不可行的规范而实现内在化这种规范会受到尊敬或敬畏甚至会在不时爆发的热情中为人们所追求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它的尊敬是在违反而不是在遵守它的过程中产生的。关于农业识字社会的最核心、最重要的事实是:这种社会中的几乎一切都妨碍了从文化边界的角度对政治单位所下的定义。换言之假如民族主义是在这样一个阶段问世的话它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可以这样说:文化和权力这两者按照民族主义理论是缺一不可的潜在的合作伙伴在农业时代主要的条件下哪一个都不会太喜欢对方。让我们逐一对它们进行分析。文化在农业识字社会的上层强调、加强和突出特权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和为他们独有的那些特性显然是有利的。第页礼拜仪式语言变得与白话泾渭分明仿佛识文断字本身还不足以在僧人和俗人之间形成障碍仿佛他们之间的隔阂还需要加深。而这样做的手段就是不仅用无法理解的文字去记载而且文字读起来也晦涩难懂。根据文化进行水平划分的做法有利于特权群体和掌权者的利益因此这样做不仅吸引人而且也是可行的、容易操作的。由于农业识字社会的相对稳定可以把人口明确地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或者等级同时既维持这样的划分又不致造成无法容忍的摩擦。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使不平等具体化和绝对化从而加强了不平等使不平等变得令人愉快使之带有必然的、永久的和自然的色彩。因此事物本质里包含的、长期存在的东西不会冒犯任何个人在心理上也不是不能承受的。相比之下在一个内在运动着的和不稳定的社会里维护这些分隔着不平等的等级的社会堤坝是极端困难的。流动性强大的潮流始终在冲击着堤坝。与马克思主义让人们预料的相反喜欢在社会内部进行水平划分的恰恰是前工业社会而工业社会则加强了民族而不是阶级之间的界线。在更低的社会等级里往往会出现同样情况只是形式有所不同。即便在更低的社会等级中人们也会醉心于进行水平的、并且往往是细微但具有地区性意义的划分。不过即使一个地区性群体内部基本上是同质性的它也不会把自己特有的文化与任何一种政治原则联系在一起不会从按照本地区文化来界定的政治合法性的角度考虑问题。由于多种显而易见的原因这种思想方式在这样的条件下第页显得极不自然如果解释给那些有关的人士听的确会显得很荒唐。地方文化几乎是看不见的。自我封闭的社会往往以必须根据背景来理解其含义的方式进行交流这不同于相对不需要背景的犹太法律学家的经院哲学。但是乡村方言没有规范上的或者政治上的矫揉造作事实恰恰相反它所能做的是确定村子的起源或者任何一个在当地市场上开口说话的人来自何方。简言之各种文化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扩散但是世界的现状总的来说并不鼓励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即某种文化为控制和充斥某个政治单位所作的努力。往往可以从水平(通过社会等级)或者纵向的角度来界定规模很小的地方社群。决定政治疆界的因素完全不同于那些决定文化范围的因素。僧侣们有时会极力扩展某个文化的地域或者更多的是极力扩展他们为该文化创建的信仰国家有时会醉心于讨伐醉心于由信仰认可的侵略。不过这些并不是农业社会正常的和普遍存在的状况。有一件事非常重要我们还必须看到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文化是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扩散的:在许多情况下人们还不清楚某个人的“文化背景”是如何确定的。比如一个喜玛拉雅山里的农民在一年不同时间的不同情况下可能会和几种不同宗教的神父、僧人和巫师们打交道。他的社会等级、宗族和语言会把他和不同的单位联系在一起。比如讲某种部族语言的人如果碰巧属于别的职业等级仍然不会被当成这个部族的成员。生活方式、职业、语言和宗教仪式也许是不一致的。一个家庭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生存第页也许完全取决于巧妙利用和维持这些不明确的东西取决于留有选择的余地保持各种联系。其成员也许对明确刻划自己的特征毫无兴趣而现在明确刻划自己的特征是一个力图对内保持同一性、对外实现自治的假定存在的民族的特点。在传统环境里追求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同一性的理想毫无意义。尼泊尔山区农民常常与多种多样的宗教仪式发生关系根据情况从社会等级、宗族或者村落(但不从民族)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是否鼓吹同一性并不重要因为那不会引起什么反响。农业社会中的国家在这些情况下各种文化既没有动力又没有机会去追求那种单色调的同一性并让政治充斥社会和占据主导地位而随着民族主义时代的到来它们最终却又为之努力奋斗。但是从国家的观点或者更普遍地来说从政治单位的观点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农业时代的政治单位在规模和种类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不过可以把它们大体分为两种或者两极:地方自治社群和庞大的帝国。一方面有城邦、部落氏族、农业公社等等它们管理自己的事物政治参与率(让我们改写一下的这个有用的短语)比较高安德列斯基不平等现象比较少另一方面有受到集权控制的幅员辽阔的领地。当然一种特有的政治形式是将这两种原则相结合:即第页一个中央主导权威与半自治的地方单位并存。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在我们这个包含着上述两种单位的世界里是否存在着能促使作为民族主义实质的文化和政体相结合的势力。回答肯定是没有。地方社群的运行取决于大量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它们要想扩大自己的规模势必使自己变得面目全非。因而这些参与政治的社群很少使自己隶属的文化枯竭它们可能有自己的乡音和习俗但这些往往只是一个包含了许多其他类似的社群的、更广泛的相互交流的文化的变异。比如城邦很少有自己的语言。古希腊人在这方面无疑具有典型意义。古希腊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共有的文化意识到他们的文化与所有野蛮人的文化之间的差异(顺便说一句古希腊人之间的横向文化区别程度是比较低的)但是这种统一的意识在政治方面乃至在理想方面都极少体现更不用说在具体成就中了。不过当在马其顿人的领导下建立起一个泛希腊政体的时候这个政体很快便发展成一个超越了古希腊文化界限的帝国。在古希腊尽管希腊人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似乎并没有提出相当于“一个帝国、一个民族、一个)那领袖”样的口号。不同类型的农业统治者农业识字政体是一种业已存在了五千多年的社会尽管它的形式多种多样却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特征。它的第页大多数公民是农业生产者居住在内向型的社群里受着少数人的统治这些统治者的显著特点是负责处理暴力事件维持秩序掌握着社会的官方才智这些最终被用文字记载下来。这个集武士和文字工作为一体的统治阶级可以用以下几组对立的情况来大致描述:集权的            分权的无法传承的        可以传承的封闭的            开放的熔合的            专业化的僧侣阶层和军人阶层既可以是集权、又可以是分权的。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是集权的僧侣阶层控制某个文明的做到了这一点但道德氛围的典范。伊斯兰教的乌里玛是他们几乎完全没有任何集权的组织或者内部等级制度在理论上他们是开放的阶层。婆罗门既是一个僧侣阶层又是一个封闭的亲族集团中国的官僚身兼文人和行政管理人员两职。从中央政府的观点看正如柏拉图早就认识到的那样一旦军人或者担任教士职务的人获得或者保持与特定亲族集团的联系后者的利益有可能使官员们背离自己的神圣义务同时他们的支持有时会赋予官员们过多权力这是主要的危险。用来对付这种危险的对策是多种多样的总起来可以概括为让他们无法传承。意思是不要考虑崭露头角的武士、官僚和僧人有祖先的情况或者不让他们有后代继承亦或两者都不要。使用的手段包括启用在生理上没有生育第页后代能力的宦官启用教士他们享受特权地位的条件是独身因此使他们不能公开声明有后代启用异国人可以假定他们的亲缘关系很远启用那些如果离开雇用他们的国家便成为无助的、被剥夺了公民权或者被排斥的群体的成员以此来割断亲缘联系。另一种手段是雇用“奴隶”虽然这些人事实上享有特权和权力却为国家“所有”在技术上没有其他的合法联系他们的财产和地位随时可以被国家收回他们不会幻想有权享受规定的程序因此也不会给官员所在的地方或亲族集团带来任何权力。真正的宦官经常受到雇用。独身教士无疑在基督教国家里起着重要作用。哈里发的职位衰亡之后奴隶军事官僚在伊斯兰政体里起着重要作用。外国人在宫廷精锐卫队中、在各帝国的财政秘书处中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宦官的使用并不普遍。中国的官僚出自“绅士”欧洲封建阶层很快便成功地在给公用设施分配土地的原则之上附加了另一个原则即世袭原则。与宦官相比精英阶层的成员从社会的角度被正式允准繁衍可以把身份保留给后代可以被称为有承传能力的。无论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僧侣、官僚和军人阶层都有其优势。欧洲的僧侣和中国的官僚在技术上讲是开放的(伊斯兰教的乌里玛亦然)尽管他们的来源主要局限于某个阶层。在印度教中僧侣和军人统治者既是封闭的又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在理论上)的相互排斥也许对整个体制的运行起着关键性作用。他们既是封闭的又是不可融合的、截然不同的。在伊斯兰教中(不包括马穆路克王朝和禁第页卫军时代)僧侣和军人都是可以承传的。统治阶级可能会把军人和僧侣的(可能还有其他的)功能融为一体或者谨慎地把二者分为专业化的群体。印度教是正式把两者分开的。欧洲的封建制度有时把他们结合为军队的不同等级。在具体的历史细节中找出这些选择造成的各种可能的组合是很吸引人的。但是对于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来说重要的是各种不同形式往往具有的某种共性的东西。掌权者被夹在具有次民族规模的地方社群和更具民族规模的横向阶级或种姓之间的压力场中。他们所忠实的那个阶级更热中于划清自己和比自己地位低的阶级之间的界限而不关心把自己的文化传播给他们这个阶级常常超越地方政体的界限超越政治与国家抗衡。它只有在极少情况下(如中国的官僚们)能与国家具有同等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它表现出某种民族主义)。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可以算作有文化政策的唯一的阶层是僧侣阶层。例如婆罗门有时它的政策实际上是在自己和其他阶层之间建立一种互补和互相依存的关系。僧侣阶层通过使自己变得必不可少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它在自己和信徒之间建立起来的互补关系不但不能使自己被众人接受而且从形式上排除了这种可能。虽然僧侣阶层声称对宗教仪式独享权威但是并不希望被人仿效。它不喜欢哪怕是最诚心的恭维和仿效尽管它的确会引起别人这样做。在其他地方如在伊斯兰教地区一样僧侣们时常到信第页奉同一宗教、身体比较虚弱的人中间一本正经地履行自己的传道职责。没有规定要求一些人必须祈祷一些人必须打仗一些人必须做工没有规定不允许这些阶层擅自互相介入对方的领域。根据该信仰的实际规定只要能力和精力允许人人都可以做这三件事。(这种潜在的平均主义对于伊斯兰教成功地适应现代世界极为重要。)因此形成一种僧侣阶层的传教士文化政策不存在形式上的和神学角度的障碍。实际上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假如人人都真的按部就班地从事法律和神学研究谁来照看羊群和骆驼?在撒哈拉沙漠的某些地区根据部落间的契约整个部落被指定担任“读书人”。不过这事实上仅仅意味着宗教人员一般从这些部落里产生而不是说他们实际上全都会成为宗教专职人员。大多数人继续做工和打仗。真正有相当大比例的成年男性潜心研究法律的唯一社群是东欧的犹太人。但是这是一个特殊的、极端的例子这些社群是更广泛、更复杂的社会的次社群而已。由于深层的、强有力的和难以超越的原因农业识字社会里的僧侣不可能用适当方式主宰和同化整个社会。有时他们自己的规定不允许这样做有时外部的障碍使他们不可能这样做但后一种情况会构成足够有效的障碍即使规定始终对这种愿望是有利的。在农业社会里试图让社会各个阶层接受一个普遍化了的僧侣阶层和一种具有自上而下推行的规范、以文字为后盾的同一的文化无异于空想。即使一些神学教条当中包含了这样的设想也是不可能并且没有被付诸实施的。这第页根本行不通。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对策。一旦有这么一天僧侣阶层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某种英勇的奇迹般的内部圣战而是借助于某种更加有效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力量借助于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分工和生产及认知过程的全部本质而得到了普及具有了与整个社会相同的范围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解答这个问题详细描述这种转变的本质对于理解民族主义将是至关重要的。还要注意的是在农业秩序里只有某些社会的某些精英阶层被用上述某种特殊手段剥夺了继承人。即使无法承传正如柏拉图所预见的那样无限期地剥夺继承的权利也是困难的。无论是马穆路克、禁卫军、官僚还是领取牧师薪酬的人这些卫士们都变腐败了有了自己的利益、关系和延续性受到追求名誉、财富、使自己永垂千古的诱惑。农业人似乎是一种可腐蚀的金属造就的。他的继承者即工业人似乎是更纯的(尽管不是最纯的)金属造就的。当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偶然产生的时候将出现什么情况呢?在这个社会秩序里僧侣最终得到了普及识字已不是一种职业而是所有其他职业的先决条件所有职业不再实行世袭。当剥夺继承权利同时也几乎普及的时候当我们中间每一个普通男人成为马穆路克、把职业的义务置于血缘的要求之上的时候将出现什么情况呢?在僧侣阶层和马穆路克已经普及的时代文化与政体之间的关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高级文化遍及整个社会界定着整个社会同时也需要得到政体的支持。这就是民族主义第页的奥秘。注释乌里玛伊斯兰教用语指教内博学之士。译注凯斯霍普金斯:《征服者与奴隶》坎布里奇年第章。第页工业社会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对象。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很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在一个庞大的、多样化的、复杂的社会里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复杂的变革这一事件是独一无二的:任何通过效仿而进行的工业化都不可能被当作与最初的工业化相同的事件这是因为它们都是模仿的是根据业已被接受的、认为它可以为之并且具有某些明显的优势的认识而进行的(尽管这种模仿来的理想被人们用各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解释)。因此我们永远无法重复那次初始的事件从事这个事件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种无意识恰恰是事第章  工业社会第页件的本质。我们无法重蹈覆辙是因为许多不容辩驳的理由:仅仅因为是在重复一件事会使之不同于初始的情况我们无论如何不可能再现早期现代西欧的全部条件从探讨一个理论观点的角度看这种庞大规模的实验在道义上是不可思议的。总之要想理出如此复杂的过程的因果关系我们需要的不是一次而是多次的再现而这是我们永远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虽然我们无法真正确定工业主义产生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期望提出一些关于工业社会运作的一般模式。韦伯著名的论著《清教伦理事实上我认为马克斯与资本主)真义精神》正的价值和重要性并不在于他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所做的引人入胜的但纯属猜测性的、无说服力的假说而在于他对构成这种新的社会秩序的总的显著特征所作的思考。事实上尽管研究的重点从资本主义的起源转到了在韦伯之后才出现的工业主义的起源(这种转变是完全有益的)并且这种转变是由于非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的出现所造成的然而韦伯对官僚机构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关注早已包含了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重新进行的系统阐述。假如说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和理性的商人一样代表着新的时代精神那么显然我们所探讨的是工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在韦伯而且我认为在任何对新精神的不无道理的描述当中理性的概念必然是主要的和重要的。韦伯本人并不太善于尤其在这个问题上不太善于下清楚的、能够说明第页问题的定义尽管完全可以从他使用这种理性概念的上下文中弄清他的含义是什么这种隐晦的观念对于我们的论题的确是至关重要的。事实是世纪的两位最伟大的哲)和伊曼学家大卫休谟纽尔康德以前所未有的哲学深度探讨了这个概念他们得意地误认为自己是在超越地点和时间地分析人类思想本身而实际上他们极为深刻地描述了作为他们那个时代的特征而出现的这种新精神的总的逻辑。这两位思想家的共同之处至少和他们之间的分歧同样重要。韦伯的理性概念里有两个内容非常突出。一个是连贯性或一致性即用相同的方法处理相同的情况也即规律性这是被称作一个优秀官僚的灵魂或者荣誉。另一个是效率即冷静理智地选择可得到的最佳手段来实现给定的、明确阐述的、孤立的目标换言之就是完满的企业家的精神。有条不紊和效率也许的确可以被看作是理性的总体精神中包含的官僚和企业家的成分。我本人并不认为这两个方面果真是相互独立的。手段一目标的效率的概念意味着行动者始终会选择完全相同的方法来解决一个特定问题而不会顾及那些“无关的”事情于是这样做的必然结果便是要求官僚们均衡地处理问题。均衡的要求并没有直接意味着必须把效率当作必然结果(的确作为一种经验的事实官僚甚至特别正直和认真的官僚的效率并不总是高的这一点韦伯本人已经注意到了)然而任何人要想持续地、扎扎实实地按照有条不紊的要求办事就要使用一种概括的、中性的用语来描述第页目标和事实描述实现目标的环境。这种语言明确了目标和手段最终可以对行动作一种描绘这种描绘通过选择能够获得最佳效果的手段确保明确的目标得以实现。韦伯清醒地意识到的理性精神的这两个方面(有条不紊和效率)的基础是某种更深刻的东西休谟和康德对此进行了认真探索他们以为自己在研究人类思维的一般情况:即衡量事实的通常标准打个比方就是用来概括地描述事物的概念的某种通用货币以及笛卡儿已经极力鼓吹和描绘的分析的精髓。在与我们有关的意义上作为现代精神的奥秘这两个方面都是以理性为先决条件的。所谓通用的或者单一的货币意思是所有事实都存在于一个连续的逻辑空间内对它们的描述是相通的相互联系的从理论上讲只有一种语言可以描述世界它在内部是一个整体。在消极的意义上没有不受干扰或者对抗的、生存在自身绝缘的独立逻辑空间里的特殊的、享有特权的、与外界毫无联系的事实或者领域。当然这正是前现代、前理性时期认识具备的最显著的特点:在它们当中同时存在着多个松散的但在层级结构内相互联系的次生世界存在着享有特权的、神圣的、不能用一般方法处理的事实。在传统的社会秩序里狩猎、收获、各种宗教仪式、会堂、厨房或者闺阁里使用的语言都会形成自治的体系:要想把从这些不同的领域里抽取出来的说法结合在一起探究它们之间的差异把它们全都统一起来这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不恰当的或者更糟是一种亵渎或者不敬是令人不可思议的。相比之下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假定所有作第页为参照的用语最终指的是一个连贯的世界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一种统一的习惯用语。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是有道理的。“仅仅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可以理解和接受的理想。当代的各种认识哲学往往是我们对这种思想和愿望的表达和阐述。这并不是哲学上的妄想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我们只有同时把所有可以分开的事物都分离开来(即分析的精髓)把所有复合物分解为组成它们的元素(即便这只能在思想中进行)拒绝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概念才可能对事实进行平衡和调和。传统的认识正是通过把事物融合在一起使自己及其内含的预断永存我们正是通过坚持把事物加以区别才使我们自己从中解放出来。这些笼统的、不连贯的概念空间在理念的领域里是与人的层面上稳定的社会群组和结构相对应的。同样正如休谟和康德的哲学所认识到的那样所谓统一的、标准的东西指的是在一个庞大的社会里那些没有特征的、平等的人的集合体就像一个有关事实的公制世界一样。在此处的讨论中我们关注的是人和人的群体而不是理念但是把人的理念统一在连续的、一元的体系里这是与人们在内部流动的、文化上延续不断的社群里进行重新组合密切联系的。迄今为止工业社会是唯一依赖持续和永恒的增长、依赖连续不断的改进而生存的社会。毫不奇怪它是第一个发明进步和不断改善的观念和理想的社会。它最喜欢的社会控制模式就即通是普遍实行的丹麦金制度(过物质的吸引力来收买社会的侵犯行为它的最大弱点是第页一旦社会贿赂基金减少哪怕是临时性的减少它便无法生存财富的流动一旦出现阻滞工业社会便会丧失合法地位。以往的许多社会也曾有过发明和改进有时改进的数量和规模还相当大但是改进从来不是、也不能被期望是持续不断的。一定发生过某种特殊的情况才会引起人们如此不寻常的期望。的确发生了某种不寻常的、奇特的事情。把世界看作是同一的、服从于系统的不加区别的规则并且有待于永无止境的探索这种认识提供了不受事先的期望和局限的约束将各种手段进行重新组合的无穷的可能:任何可能都不会被排除最终只有证据才能够决定事物的状态决定怎样把事物结合起来以确保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一种全新的认识。一方面旧的世界各有各的秩序:它们是有目的、有等级“、有意义”的在另一方面它们又不太统一由各个拥有自己的习惯用语和逻辑的、无法纳入一个完整单一的秩序的次生世界所组成。一方面这个新世界在道德上毫无活力而在另一方面却又是统一的。休谟的哲学对这种认识作了最重要的阐述。其中最著名的部分是他对因果关系的探讨这是他总的观点及核心的洞察的必然结果。他的哲学最终可以归结为:在事物的本质里任何事物本来并不与其他任何事物相联系。只有首先在思维当中把所有可以分开考虑的事情分离开(这样我们便可以分离出纯粹的要素)然后看看作为经验碰巧哪些东西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才能理解这个世界真实的相互关系。第页世界是这样的吗?我们的世界是这样的。这是先决条件是一个充满永无休止的发现的世界的代价。研究不能局限于各种观点和生活方式中包含的事物的自然关系和联系。当然休谟对因果关系的描述不仅仅令人钦佩地总结了没有束缚、永无休止的研究者面对的是什么还描述了在经济上和他相对应的当代企业家的行为。根据习俗劳动力、技术、材料与铸型的结合是与社会秩序和节奏密切相联的而不是为了理性时代的商人或者生产商。他的进步他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经济的发展仍然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完全根据证据毫无拘束地选择能够服务于某个明确目标的手段比如使利润最大化的手段等等。(他的前人以及他的同代人中幸存的封建主义分子都不知道如何选择一种可以与其他事物分离的衡量成功的标准。对他们来说利润是和许多不可分割的考虑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如维护他斯密十分清楚们在社群中的地位等等。亚当地看到格拉斯哥自等之间的由民与洛其尔的卡梅伦(差异。休谟的因果关系理论证明了前者的认识是正确的。)我们在这里探讨的这种对社会的认识是以认识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当然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为基础的。我们关心的主要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社会将带来的后果。然而这种不断增长带来的后果与作为它的条件的认识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第页永恒增长的社会如果认识的发展假定按照因果关系任何要素都不是不可分割地与任何其他要素联系在一起对任何事物都可以进行再思考的话那么经济和生产力的增长对人的行为继而对人的角色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角色变得可以选择具有了功用性。旧的社会角色结构的稳定性与增长和创新不相容。创新意味着做新的事情其疆界不可能与它们取代的行动的疆界相同。无疑多数社会能够应付偶尔重新划定工作规范和行业界限就像一支足球队尝试着从一种队形变换为另一种队形却仍然保持着延续性一样。一次变化不能构成进步。但是当这些变化本身成为经常不断的当持续不断的职业变化本身成为一种社会秩序的永久性特征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解答了这个问题便解决了民族主义问题的主要内容。民族主义的根源在于某种劳动分工这种劳动分工是复杂的是不断积累和变化着的。正如斯密坚持的那样高生产率需要复杂精确的亚当劳动分工。不断发展的生产力要求这种分工不仅复杂还必须不断地、有时是迅速地变化。这种经济角色体系和其中的位置发生的迅速不断的变化产生了某些直接的、深刻的重要后果。在这个体系中的人一般不会终生呆在同一个位置上他们很少能几代人呆在同一个位置上不变。位第页置(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很少由父亲传给儿子。亚当斯密指出了资产阶级财富的不稳定性尽管他错误地认为社会地位的稳定性是游牧民族的特征错误地把他们的家系神话当成了现实。这种新流动性的直接后果是某种平均主义。现代社会不是因为平均主义而流动的而是因为流动性才成为平均的。此外无论愿意与否它都必须流动因为这是满足对经济的巨大增长和压倒一切的贪欲的需要。一个注定要不断玩抢椅子游戏的社会不可能在它所拥有的各种椅子之间设立起等级和阶层的深刻障碍。这样做会影响流动性一旦有了流动性的确会导致无法容忍的紧张。如果不平等现象是稳定的被习俗奉为神圣的人们便能够采取容忍态度。但是在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里习俗没有时间使任何事物变成神圣的。滚动的岩石不会聚积起一种氛围流动的人口不会允许社会层级的划分一成不变。社会层级的划分和不平等现象的确还存在有时甚至是以极端形式存在着。然而它们具有一种柔和的、谨慎的特性财富和地位之间的差异的某种渐变性缺乏社会距离和生活方式的聚合在统计学或者概率上的差异(相对于农业社会特有的那些僵化的、绝对的、深刻的分歧)以及社会流动性的幻觉或者现实所有这些都会削弱上述特性。这种幻觉是重要的它至少要有一定的现实性才能维持下去。这种上下流动的外表包含着多少真实性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很大差别有待于学术界去争论。不过不容怀疑的是它的确包含了很多真实性:角色体系本身发生如此第页多的变化的同时体系中各个位置的占有者不会像一些左翼社会学者声称的那样被束缚在一个僵化的层级体系里。与农业社会相比这个社会是流动的、平等的。但是显然以增长为导向的产业经济产生出的平均主义和流动性远不止这些。新的劳动分工还有某些更微妙的特点探讨这些特点的最佳方法就是分析工业社会的劳动分工与高度复杂和发达的农业社会的劳动分工之间的差异。两者之间的明显差异在于一个稳定性更强另一个流动性更大。实际上一个倾向稳定另一个倾向流动一个显得比社会现实所能允许的更为稳定而另一个则往往声称自己的流动性比实际限制因素所允许的更大其目的是摆出要实现其平均主义理想的架势。然而尽管两个体制都有夸大自己的重要特征的倾向但当我们将它们加以比较的时候它们却都明显地拥有自称拥有的那些特征:一个僵化另一个有流动性。但是假如这就是明显的差异的话那些伴随它的、更微妙的特征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仔细比较一下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与一个普通的工业社会之间在劳动分工上的差异。例如现在每一种职能都至少有一种专业人员与之相联系。汽车修理工按照他们维修的汽车型号而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工业社会会拥有更多的人口并且按照更自然的计算方法可能会存在更多种不同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分工更加强化了。不过按照某些标准一个充分发达的农业社会实际上劳动分工更复杂。其中的各个专业之间的差距可能比第页一个工业社会为数更多的专业之间的差距更大这些专业往往只能说在方式上是类似的。在一个成熟的农业社会里一些专业领域是很极端的:它们需要毕生的、持久的、完全投入的训练训练从孩提时开始几乎需要排除其他一切杂念。在这些社会里手工艺生产的成就需要极其细致精湛的劳动和技术常常达到后来的工业社会无法与之比拟的复杂和精美的程度而工业社会的家居艺术和装饰、烹调法、工具和装饰物的质量之差是出了名的。尽管毫无生气、缺乏独创性但发达农业社会的经院哲学家们掌握的学术和仪式的复杂程度常常超出人脑所能想象的限度。简言之虽然在完成通常分配给他们的社会任务方面占农业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多少是可以互相交换的但是这些社会里人数很少却起着重要作用的专业人员具有互补的显著特点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类别都依赖着他人他们的专业都不能自给自足。令人费解的是相比之下工业社会尽管专业数量更大但专业人员之间的距离却小得多。他们更容易相互理解对方的手艺他们的工作手册使用的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相互重叠的习惯用语。再培训尽管有时很困难但总的说并不是一项使人生畏的任务。因此除了一种社会具有流动性另一种社会具有稳定性之外劳动分工本身也有某种微妙却又深刻和重要的质)实的差别。涂尔干(际上把发达的前工业文明与工业社会一起归入“有机的社会连带体”的同一个范畴他没能恰当地把这种更深层的区别引入更广泛的有机社会连第页带体或者互补性劳动分工的范畴里去这时他便犯了一个错误。这种区别是:工业社会培训的主要内容是一般性的训练与所涉及的人从事的高度专业化的职业活动没有特殊关系并且是先于后者的。工业社会按照大多数标准可能是迄今为止专业化程度最高的社会但是其教育体制无疑是有史以来专业化程度最不强、标准化程度最高的。所有的或者大多数儿童和年轻人一直到很大岁数都要接受同样的训练或者教育。专业学校只是在教育过程的顶端才受到尊重条件是它们能完成此前的长期非专业化的教育较早地接纳更年轻的学生的专业学校声望却不高。这是一种自相矛盾还是从早些时候遗留下来的某种不合逻辑的东西?那些注意到高等教育里包含“绅士风度”或者有闲阶级因素的人有时是这样认为的。尽管高等教育有一些虚饰和做作的成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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