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代议制民主中民选代表与选民之间的矛盾，主要在两个层次上展开：一是民选代表是代表其选区的利益，还是代表国家的利益；二是民选代表是受选民意见的约束，还是凭自己的判断独立进行代议活动。因此，代议制民主中存在着一个关键问题，即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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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问题。总体来看，西方主要有两种代表制度设计：一是以英国为典型的议员代表国家、不受选民制约的制度设计；另一是以美国为典型的议员主要代表选区、应当对选民负责的制度设计。但是，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无法避开上述矛盾的两个层面在现实代议制政治中的存在和影响。然而，不同的制度设计重心对代议制民主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考察两种选择对代议制民主的影响，便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工作。
代议制是西方民主的一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政治和社会目标的要求和希望，同时为防止政府成员的腐败和公共权力的异化与专横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如何保证在代议制的体制下，尽可能使广泛的民众能自由地、平等地、有效地表达其对政府的希望和要求，已成为西方国家在政治设计和理论研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对西方代议制宪法地位的探讨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民主主义思想家潘恩认为，“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并且有平等的天赋权利。” “代议”就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去商议和处理国家事务，在代议制共和政府下，政府由人民选举产生，人民是主权者，人民委托自己的代表行使自己的权力。在民主选举基础上建立的代议制政府，将人民主权原则与实际的政治运作结合起来，成为“一种能够容纳并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领土与不同数量人口的政府”[6]。潘恩关于代议制的制度构想，为美国资产阶级统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在现代社会，代议制在国家政治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标志着国家政治生活处于正常状态。然而，代议制内部潜藏着现代民主制度的困境——主权与治权的分离。这一困境主要表现为两类突出的矛盾。
其一，人民与人民的政治代表之间的矛盾
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使得公民无暇在政治生活中注入过多的精力，而只能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来代行权力。但这种权力行使的代理机制，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是由于受选举制度以及选举信息不完全的制约，选举本身很难保证所选出的代表真正代表民意，并忠实地执行民意。二是权力所有者和行使者的分离，决定了代表行为出现偏差的不可避免。人民代表不可能对人民的意志全部认知、接受，而且各自又体现一定地区、部门、集团的自身利益，因而与代表职责所要实现的利益并不总是保持一致，这就使代议机关作出的决定有可能违背人民的意志[7] ，也就很难保证其和人民的完全一致。
其二，多数决定与少数利益之间的矛盾
代议制度对公意所有的表现形式都是由多数决策的方式达成的。博登海默曾说过：“‘公意论’极易导致一种专制民主制。在这种民主中，多数的意志不受任何限制。除了多数的智慧和自律之外，它没有提供任何预防主权者滥用无限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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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提供任何保护自然法的措施……建立在公意无限至上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包含着一种导向专制主义的危险。”[9]因而，代议制有导致“多数人的暴政”的可能。
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代议机关不是全能的，这是由其内在的本质决定的。所以，宪法应该本着一种对权力不信任的态度，对代议权威进行限制，从而缓和代议民主制的这种内在张力，保证代议制不偏离民主的轨道。就目前看来，分权制衡也许就是我们所能找到的节制代议机关的最好的宪政安排。
事实上，马克思等人认识到了资产阶级议会“清谈”的本质，决定采用一种“议行合一”的体制，将行政权纳入立法权的管理监控之下，从而加强立法权的权威。可是行政毕竟是行政，纷繁复杂又极其庞大根本不是一个议会所能掌控的。尤其在现代社会，行政权扩张的趋势更加明显。议会虽有心监督行政，但能力不足，只能将大量的权力以法律的形式授予行政机关。最后，“议行合一”难免有名无实，使人不得不思考这一制度设计的合理性。
而我国的人大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政府权力事实上独立运作，并不受人大权力的多大限制。每次人大会议通过工作报告，都比较仓促。而且，行政监督作为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并非所有人大代表都能胜任。也就是说，人大事实上面临着这样的窘境：一方面，从宪法规定上，它对行政的监督权是绝对的，行政权必须对它负责；另一方面，在实际的运作中，行政又是非常的独立，人大代表只是听听报告、提提质询案，这种监督的具体方式事实上达不到宪法所要求的效果。而最重要的，人大对行政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权，都因至今没有确立一个可行的形式机制而被闲置。可以说，人大至今都没有明白自己的真正使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其实，人大的使命说到底只有两个：其一，监督和控制政府；其二，表达民意。所以，对于西方的代议制，还是对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都需要准确定位其宪法地位，才能使其更好履行其应有的职责，为国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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