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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台]王健文:帝国秩序与族群想像:帝制中国初期的华夏意识(新史学 16.4)

[台]王健文:帝国秩序与族群想像:帝制中国初期的华夏意识(新史学 16.4).pdf

[台]王健文:帝国秩序与族群想像:帝制中国初期的华夏意识(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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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22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台]王健文:帝国秩序与族群想像:帝制中国初期的华夏意识(新史学 16.4)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

新史學十六卷四期二○○五年十二月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帝制中國初期的華夏意識王健文∗當統一帝國在封建城邦崩解的廢墟上巍然矗立時「城邦」之間的界線消失貴族政治讓位於官僚體制編戶齊民取代了封建氏族成為新的社會基本單位從「封建」到「郡縣」形成了「六王畢、四海一」的歷史新地景。由於新的帝國秩序打破了先秦諸國之間的界線人才的流動固然在戰國時就無國界之別商賈、游士、客卿游走各國之間華夏世界在某個意義上早已成為一體。然而秦漢帝國相繼百年對「一致化」的追求和努力新的帝國造就的是內涵有別於先秦的「新」「華夏世界」。以景武之際的蜀郡守文翁為例文翁本身為「舒人」其先祖於先秦時尚在蠻夷之列而今卻擔負著袪除蜀地蠻夷之風「誘進」為華夏的任務。而他的做法是選取諸生受業京師返鄉任職藉著這些文化改造過的地方精英回到家鄉來「移風易俗」。這樣的流動正是帝制中國以後新「華夏」世界形成的主要程序。藉著一套主要成型於武帝之後的文官體制形成安德生(BennedictAnderson)所謂的「被束縛的朝聖之旅」一個「想像」的「華夏」族群共同體乃有了別於先秦「諸夏」世界的新面貌。另一方面族群認同有時將「他者」變成了「自我」的一部份有時則藉著不能「歸化」的他者來劃定自身的邊界。司馬遷筆下的四裔列傳傳述的便是那些不可「歸化」的「他者」。宣帝時的一次廷議討論的是當時天下秩序的界定。宣帝採蕭望之議保留政教所不及的「戎狄荒服」的空間同時再次確定「中國」為天下秩序的核心位階。不能「歸化」的「他者」也許確有其無從「歸化」的現實∗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健文新史學十六卷四期緣由但同時也是「華夏」族群確立其在天下秩序中優勢地位的必要對照組。帝國內部有限制的自由流動和外部不可歸化之「他者」的天下秩序共同造就了新的華夏族群想像。這兩個觀察角度乃本文主要取徑。關鍵詞:華夏族群想像帝國秩序服制天下秩序華夏之眼夷夏之辨一、前言二十世紀七○年代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發現了一座秦墓墓中出土了大批秦簡大致反映秦政權遂行統治的法律文書和記錄當時民間信仰生活的日書兩大類。其中有一批竹簡難以歸入前述兩種文書類型共五十三支簡發現於墓主頭下逐年記述秦昭王元年(西元前)到秦始皇三十年(西元前)所發生的大事。所謂「大事」其實十之八九是秦國攻伐六國戰事的註記。除此之外穿插記載墓主簡單經歷及家人生卒和墓主特別關懷的如徵兵制度的建立韓王、昌平君、昌文君相繼的反秦起事。這份文書學者命名為〈編年記〉最後一件記事為:「廿八年今過安陸。」說的是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的第二次巡行至泰山封禪刻石泰山、之罘、琅琊以頌秦德遣徐福浮海求僊人過彭城欲出周鼎泗水渡淮水之衡山至湘山祠逢大風怒而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又經南郡由武關歸。在這次幾乎遍及天下的大巡狩的最後一段行程經過了墓主喜家鄉所在的南郡。這時喜歲作為安陸地方小吏迎送天子巡狩車駕儀仗也許也扮演了某種角色。而這樁大事竟而成為墓主喜奇特體例的編年記事中的最後記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錄。同樣在七○年代出土的秦始皇陵在封土堆西側出土了兩乘銅馬車。雖然深埋地下超過兩千年但是各個轉動部分仍很靈活。兩車皆為一車四駕有御官駕車。一號銅馬車當為秦始皇出行的前導車二號車則可能是始皇出行所乘車駕。兩乘銅馬車大致略小於真實人車的一半。製作精美無與倫比。想像秦始皇巡行天下時精雕細琢的車駕高大強壯的駿馬御官服飾華麗前後車馬人眾前呼後擁捲起的煙塵漫天。所經之處黎民百姓畏敬惶恐偷眼見識天子威儀又唯恐不慎犯蹕而遭重責。墓主喜之所以鄭重其事地記錄始皇帝出巡也許對一個天高皇帝遠的邊郡小吏能親睹皇帝威儀確是可遇不可求的人生大事。秦始皇雄材大略原本就不是深居宮中的貴介公子。就在墓主喜特書「今過安陸」之前五年秦滅荊楚秦王政游至郢。西元前年滅趙秦王之邯鄲。前年秦王至河南。換言之在統一戰爭的過程中秦王就往往御駕親臨新征服的疆域。前年「六王畢四海一」。第二年便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在帝國西境走了一遭。再一年始皇乃東行郡縣登泰山封禪並刻石於琅邪曰:「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這一趟走得更遠循河水東至海畔又南下經楚地而歸。第三次亦東至琅邪登之罘過上黨(故趙境內)而歸。第四次直上渤海邊上的碣石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張仲立《秦陵銅車馬與車馬文化》(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張濤《秦始皇兵馬俑》(臺北:藝術家出版社)頁。王健文新史學十六卷四期巡北邊過上郡而返。最後一次則行至雲夢(即安陸)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至錢塘觀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刻石頌秦德。項羽就在這時見到了始皇帝車駕。還過吳浮江過海至琅邪、之罘返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史記.秦始皇本紀》)計五次巡行天下足跡踏遍當時秦帝國四境威行四海除封禪告天昭示天命與刻石表功頌德外至燕齊方士所稱海上神山求不死之藥也是他的重要目的。當然始皇帝終究難逃一死正如他一手創建的帝國也不可避免地土崩瓦解一般。但是在始皇帝走過江河四望的同時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帝國巍然矗立在歷史的地平線上二千年的帝制中國時代也以此為開端在很大程度上規定了傳統中國的面貌。而結束數百年封建體制開創這一歷史新局的雖然是來自西陲牧馬人的後代而非中土華夏子民。但後世作為帝國、族群與文化三位一體的「華夏」概念也由秦帝國的建立開始了最後關鍵的打造工程。秦之先世並非華夏文明中的農業城邦。牧馬善御毋寧是近乎戎狄。然秦自周孝王時非子為周附庸可說是依附在華夏邊緣的灰色地帶自此秦的先世傳說中屢見秦與戎狄敵對爭戰不休。但是秦固然在政治上依附於華夏集團在族群、社會、文化上恐怕和戎狄要更親近些。自襄公始國秦在體制上由華夏邊緣正式成為華夏體系的一員從而在文公在位期間西元前世紀中葉秦開始快速地進行華夏化的過程。即使如此終春秋之世秦國始終難以真正跨入諸夏封建城邦秩序中的核心黃河中下游的中原。甚至到了戰國中期的秦孝公(西元前前)時代秦國在東方諸夏各國的眼中還是難脫戎狄色彩。商鞅的變法除了橫向地移植諸夏文化的內容外還縱向地完成時代的蛻變。如果將戎狄與華夏文化看成兩條簡單的平行線華夏文化自封建體制式微也自有其發展的軌跡。因此商鞅變法中的華夏化成分帶著濃厚帝國新秩序形成期的時代特色。商鞅的新政是華夏化與法家化雙軌進行而法家化同時是東方諸夏的變革主流。從思想與文化上來看代表華夏文化的舊有典型的是封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二、新帝國與始皇帝在秦始皇完成一統大業前夕戰國時代不分統治者、思想家還是人民莫不期待著「天下定於一」的新局。統治者所期待的「定於一」是自己能兼併各國、威服天下人民期盼的是早日結束列國紛爭的局面免於戰亂徵賦之苦思想家有的懷想著「禮樂征伐出於天子」的有道天下有的則在「道術分裂」的「亂象」中渴望著回復「道術為一」的純淨。儘管秦政在後世的歷史定位中總被視為暴政的代表但是如果設身處地回到戰國末世想像在連年戰亂中饑寒交迫、顛沛流離的廣大民眾的心情也許對秦的統一要給予另一種理解。賈誼(西元前前)在〈過秦論〉中說:「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靡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漢書.賈誼傳》)未嘗不是對當時歷史情境的真切寫照。而始皇「琅琊刻石」曰:「黔首安寧不用兵革。」「之罘東觀刻石」曰:「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兵。」亦非虛文。對黎民眾庶來說國家意識或忠君觀念恐怕建、是儒家。自封建末世以來諸夏國家其實在某個意義上也多往「脫舊華夏而立新華夏」(脫封建而入帝國)的方向前進「華夏」的意涵也因此有了不同時序上的歧義。但是在這樣的轉化中原本戎狄色彩濃厚的秦國卻因少了沉重的舊華夏包袱終能在向著歷史新格局的競賽中拔得頭籌問鼎中原。參看王健文〈來自西土的牧馬民族:從獨霸西戎到一統天下〉收入林泊佑主編《兵馬俑秦文化》(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王健文新史學十六卷四期不是戰國時代所能有的現象亡國之慟也只在六國宗室或是像張良那樣祖、父兩代五世相韓的深厚情誼的貴介公子身上。只要能終結那無休無止的戰爭以及伴隨戰爭而來的苛徵暴斂、產業荒廢、飢寒交迫、既不能養生又無力送死甚且流離輾轉、死於溝壑人民是不會計較由誰來統一了天下。秦的統一事業可說自秦孝公始逐步展開到了秦王政即位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大致掩有半壁天下。秦王政承先王之餘烈終於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帝國。司馬遷(西元前前)描述這時的關中秦王的都城範圍顯然早已「漲破」了咸陽城圈。「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至始皇崩逝前兩年始皇又「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閒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當年商鞅營建咸陽、築冀闕已是秦國前所未有的都城建設。如今始皇可說是把整個渭河流域的中游地區作為秦國的鉅大宮城。「表南山之巔以為闕」將宮城南闕象徵性地設立在渭河平原南端的南山峰巔。更進一步地「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直把秦帝國的城門延伸到了極東海畔。(《史記.秦始皇本紀》)錢穆()曾經對封建時代的城邦作了很有意思的比喻:華夏王健文《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頁。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諸邦築城以衛君保民城裡的華夏與城外的夷狄依城圈而劃分。後來夷狄被華夏驅逐到中原以外城圈愈來愈大燕、趙、魏、秦皆於北方邊境築起了長龍式的城牆繼續作為夷夏的界限。到了秦帝國的建立秦始皇更在農業民族與非農業民族間構築了一道號稱萬里的長城城裡是華夏城外是夷狄。城除了分界夷夏之外還是政治版圖的邊界。古典中國的城邦時代一座城就是一個國「國」的字形也就是一道城牆圈起一片土地、一些人群。秦始皇立石東海以為秦東門直是把整個帝國作為一個城邦「城圈」就在帝國四境北邊具體地是長城東邊是海上朐界中的巨石就是帝國東方的城門。而城邦之內有宮城整個渭河流域就是宮城宮城南闕則為南山之巔的華表。我們可以說秦始皇將他一手建立的新帝國「城邦化」的同時也進行著將整個帝國打造為單一「族群文明國家」的重大工程。睡虎地秦簡的〈法律答問〉中有一條則是對淫祀的禁制:「擅興奇祠貲二甲。」何如為「奇」?王室所當祠固有矣擅有鬼位也為「奇」它不為。(《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這是在律令條文中明確地定義何謂「奇祠」「奇祠」即後世所謂「淫祀」淫者過也凡超出官方所允許的祭祀範圍者即為「奇祠」。換言之神的世界同樣也得在世俗統治者制定的秩序中受約制。琅琊刻石又曰:「器械一量同書文字。」年阿房宮遺址出土的秦始皇三年(西元前)「高奴禾石銅權」是用在秤桿上的銅權權上刻有秦始皇與秦二世的詔書說明了從始皇到二世大力向全國推行統一的度量衡。其中始皇帝二十六年的詔書全文如下:廿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頁。王健文新史學十六卷四期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度量衡的統一如同鄉俗的統一、祭祀的統一一般皆伴隨政治的統一而至。我們看到封建體制的土崩瓦解帶來了游動多元的時代特質但是帝國體制的建立卻說明著一統時代的到來。政治、文化、風俗、宗教如此在思想的領域中亦復如是。秦王政二十年(西元前)四月孟夏直屬咸陽而設治於漢水下游的南郡郡守騰發布了一道文告傳送到郡屬各縣、道文告上寫著:古者民各有鄉俗其所利及好惡不同或不便於民害於邦。是以聖王作為法度以矯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惡俗。……凡法律令者以教導民去其淫僻除其惡俗而使之之於為善也。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鄉俗淫泆之民不止是即廢主之明法也而長邪僻淫泆之民甚害於邦不便於民。故騰為是而脩法律令、田令及為閒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知之毋岠於罪。……今且令人案行之舉劾不從令者致以律論及令、丞。……」(《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書》)這是件非常有意思的文告學者命名為〈語書〉。南郡原為楚地前年秦將白起攻楚拔郢在新佔領的楚國北部設置南郡歸入秦的政治版圖。至南郡守騰發布〈語書〉秦國在此已統治了半世紀之久。但是五十二年的統治也許在政治上能夠有效支配了在人情風俗上南郡鄉人卻仍固守舊習不願輕易放棄。〈語書〉從統治者的角度出發以為當地鄉俗是「不便於民害於邦」。究竟如何「不便於民」我們難以索解但是「害於邦」恐怕是真正的重點所在。這件文告揭示了新興帝國的性格在政治統一之餘各地多元的風俗文化也是統治者整之齊之的對象。琅琊刻石中說的「匡飭異俗」當參見:林劍鳴《秦史稿》下冊(臺北:谷風出版社影印)頁。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即此義。無論是傳統文獻還是新出土的金石簡牘都告訴我們當嶄新的帝制中國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秦始皇忙著做的是接續著政治版圖的統一跟著統一切的領域。度量衡的統一、鄉俗的統一、祭祀的統一、思想的統一皆伴隨政治的統一而至。我們看到封建體制的土崩瓦解帶來了游動多元的時代特質但是帝國體制的建立卻說明著一統時代的到來。秦簡〈語書〉說明了一種意圖與另一種現實。帝國統治者的意圖是:泯除帝國內部各區域間的差異建構一元化的帝國版圖。另一種現實是:區域間的差異是行之久遠的傳統所形構而成往往會頑強地對抗「一致化」的要求。但是歷史的發展既然鋪成了通往帝國的道路自然具備了不少有利於打造一元化世界的條件。封建末世以來的歷史潮流是由「分」到「合」。秦始皇朝中廷議「封建」與「郡縣」兩種體制李斯所議暗合嬴政心意於是封建天下走入歷史中央集權的郡縣帝國成了往後兩千年傳統中國的基本政治架構。儘管在漢初一度行「郡國並行制」但是正如清代史家趙翼()所論:「人情猶狃於故見而天意已另換新局。」(《廿二史劄記.漢初布衣將相之局〉)很快地「郡國並行制」只是曇花一現罷了。秦始皇將帝國「想像」為一個「城邦」秦漢以後的中央集權郡縣帝國則更進一步地將春秋時代的「諸夏」意識轉化為新的「華夏」意識。三、帝國政治秩序的內部流動秦漢帝國終結了戰國時代諸國林立開啟了單一大帝國的新格王健文新史學十六卷四期局。但是帝國內部各縣風土民情各有特色有的差異甚大《史記.貨殖列傳》如此描寫各地風俗的不同如:關中之「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然而「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三河居天下之中「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種代之地「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 作巧姦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遍諸侯」。北燕「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閒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梁宋之間「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西楚之地「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南楚「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到了班固()書寫《漢書.地理志》各地風俗仍舊存在著差異多樣、雜然並存的現象。於是我們不免要問秦漢這樣的中央集權統一帝國究竟在什麼意義下完成了新「華夏」世界的打造?帝國境內各個區域間的多元歧異參見:嚴耕望〈戰國時代列國民風與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書〉中在「一致化」的精神指導下「整齊鄉俗」的努力其實是遭到既有傳統與鄉俗的強韌抵抗的。一直到西漢中晚期昭帝、宣帝時一波又一波在武帝時建立的儒生兼而為官吏的隊伍走到帝國的各個「角落」進行帝國正統文化對區域特殊文化的改造與馴化。這樣的工作綿延時日乃形成了帝國內部的二元結構:一是覆蓋在整個帝國上空的「大傳統」作為帝國文化的「共相」一是散佈在帝國各個「角落」的「小傳統」作為帝國內區域性的「殊相」。余英時曾指出:儒家所代表的大傳統與地方風俗的小傳統之間如何通過循吏在地方的教化將大傳統傳播到帝國的各個角落以建立儒家理想的文化秩序。兼為儒者的循吏在地方推行儒家教化的同時也進行著「華夏化」的時代使命。但是我們不宜高估「移風易俗」所能達到的成效最多只能說帝國建構的文化秩序構成了文化結構中最高一層的「紀綱」而次一級的文化體系則仍維持著區域的原來內含形成一種大傳統與小傳統雜揉的新華夏世界。《漢書.循吏傳》中如此描寫蜀地華夏化(儒家化)的過程: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生計〉收入《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頁。參見: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收入《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頁。秦漢帝國之初政治秩序與文化秩序之間的複雜糾結請參看:王健文〈學術與政治之間:試論秦皇漢武思想政策的歷史意義〉《清華學報》新:(新竹)頁。王健文新史學十六卷四期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這段故事有趣的地方在於文翁本身為「舒人」其先祖先秦時在蠻夷之列而今卻擔負著袪除蜀地蠻夷之風「誘進」為華夏的任務。而他的做法是選取諸生受業京師返鄉任職藉著這些文化改造過的地方精英回到家鄉來「移風易俗」。文翁在蜀郡推動「華夏化」的成效如何?有待詳加檢驗。但是派遣遠赴京師受業博士(習儒術文化秩序的建構)、或學律令(國家法制政治秩序的建構)繼而返鄉服務這樣的「留學」政策卻是極富興味的歷史現象。戰國時代士人游走各國進用為客卿反映的是當時政權分立游士成為「自由流動資源」的現象秦漢帝國一統天下統治權力及於帝國四境。士人出仕在帝國不同郡縣與朝廷出入遂成了在帝國政治秩序的內部流動。文翁的「留學」政策只是這樣的內部流動中的一種表現。以下略舉若干實例作為觀察此一內部流動現象的基礎:終軍濟南人選為博士弟子入長安拜為謁者給事中。又擢為諫大夫。(《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嚴助會稽吳人郡舉賢良對策數百人武帝善助對獨擢為中大夫侍天子左右後外放為會稽太守。(《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召信臣九江壽春人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為南陽太守再遷為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徵為少府。(《漢書.循吏傳》)朱邑廬江舒人少為舒桐鄉嗇夫遷補太守卒史舉賢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漢書.循吏傳》)黃霸淮陽陽夏人少為陽夏游徼以豪傑役使徙雲陵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翌二百石卒史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宣帝時召為廷尉正舉賢良擢為揚州刺史又以良高第為穎川太守。治為天下徵守京兆尹。後百秩歸為穎川太守官其郡大治徵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再遷為丞相。(《漢書.循吏傳》)龔遂山陽南平陽人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昌邑王賀。後昌邑王賀嗣昭帝為君旋被廢遂以數諫得減死髡為城旦。宣帝時舉以為渤海太守其郡大治後以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漢書.循吏傳》)朱買臣吳人。隨上計吏為卒待詔公車嚴助薦舉武帝召見說《春秋》言《楚詞》武帝悅之拜為中大夫立功亦外放為會稽太守又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王褒蜀人。益州刺史奏褒有軼材宣帝乃徵褒待詔禁中後擢為諫大夫。(《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陳萬年沛郡相人。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以高第入為右扶風遷太僕最後擔任御史大夫之要職。(《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梅福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為郡文學補南昌尉。數次上書言變事元帝、成帝時頗受重視。(《漢書.楊胡朱梅云傳》)雋不疑勃海人治《春秋》為郡文學。暴勝之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後擢為京兆尹。(《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魏相濟陰定陶人徙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良策高第為茂陵令。遷河南太守楊州刺史徵為諫大夫復為王健文新史學十六卷四期河南太守。又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終代為丞相。(《漢書.魏相丙吉傳》)趙廣漢涿郡人。少為郡吏州從事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遷穎川太守復用守京兆尹。(《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尹翁歸河東平陽人徙杜陵。初為獄小吏又為市吏。河東太守田延年擢為汾南督郵舉廉為喉氏尉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敗東海太守以高弟入守右扶風。(《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韓延壽燕人徙杜陵。少為郡文學擢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徙穎川太守又徙東郡太守。入守左馮翊。(《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一般討論漢代吏治論者多指出在中央(朝廷)與地方(郡縣)之間向上流動之管道暢通無阻。嚴耕望()綜論漢代吏治云:漢代任職多起於地方屬吏賢俊之士多獲鄉譽由守相刺史貢於中央曰孝廉曰茂才處散則補三署諸郎任職則除尚書侍郎、諸卿令佐。既習律令威儀中都故事則出補令長敷政百里。三年考績或直遷刺史、守、相。或再入京師處閒散則為大夫、議郎諷議左右秉機樞則任尚書、諸校、中郎將等職。然後出補守相宰制千里。守相高第擢任九卿亦有超至三公者。……官吏任職出入內外外試庶政熟察民隱內觀國光諳習制程破地方之隔膜寄蘄向於中央使中央與地方凝為一體。兩漢始由列國割據匯為一統控制為難而卒能享國四百政自內腐而外無瓦解之禍者此其效乎?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前述文官升遷流程約可表述如下:縣郡國朝廷孝廉茂才(「守相」貢於中央)→散:補三署諸郎→任職:尚書侍郎、諸卿令佐→出補令長敷政百里→遷「郡國」「守相」令長→散:大夫、議郎→秉機樞:尚書、諸校、中郎將→出補「守相」宰制千里「郡國」「守相」(高第)→九卿→→三公制度史家關心的是新興統一郡縣帝國如何在官制上建立「官吏任職出入內外外試庶政熟察民隱內觀國光諳習制程」「使中央與地方凝為一體」因此其遷昇制度則有其足稱道者。本文注意的焦點卻是這套官治及其運作如何使得「兩漢始由列國割據匯為一統」從而建構了一個即使「政自內腐」也「外無瓦解之禍」的帝國認同。來自帝國不同角落的「朝聖者」經過不同的程序有的舉賢良、茂材、有的入穀入錢補官有的從基層小吏因為績優而獲拔擢大家向著同樣的「聖地」──長安──前進。由縣到郡再到朝廷雖不結伴確是「同行」。另一個旅行進行的方向則是在長安接受教育者、原在禁中事天子左右者、原在朝中為官者回到本鄉或外放郡縣為官將「聖地」的訊息帶到帝國的各個角落。這樣的流動正是帝制中國以後新「華夏」世界形成的主要程序。藉著一套主要成型於武帝之後的文官體制形成安德生(BennedictAnderson)所謂的「被束縛的朝王健文新史學十六卷四期聖之旅」一個「想像」的「華夏」族群共同體乃有了別於先秦「諸夏」世界的新面貌。四、服制與天下秩序先秦文獻中「諸夏」、「諸華」、「華」、「夏」、「中國」往往異名而同指而「諸夏」是最普遍的說法。但是到了秦漢帝國之後「中國」取代「諸夏」成為最常使用的措辭。這樣的改變是有其歷史意義的。族群認同自然有其內蘊自我界定的元素也因排除外在「他者」後所形成的邊界而更清晰。往往在「他者」帶來了資源競奪威脅時族群邊界才益為鮮明並對內產生向心凝聚效應。但是若「他者」提供了足堪追求的資源目標時也可能對外產生離心的拉扯效應。如同許倬雲在《西周史》中追述西周開國東進運動中「西土」班納迪克.安德生(Benedict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頁、。安德生在論述南美洲和東南亞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時特別指出:這些新興的民族國家在被殖民時期大抵各是一個行政單位。由殖民地的行政單位轉為一個民族國家主要是在行政單位中構成了被束縛的教育或行政的朝聖之旅。通過以印尼為例「從廣大殖民地的四面八方(但卻無一人來自殖民地以外的地區)年少的朝聖者們向內、向上跋涉前進在小學邂逅來自不同的甚至可能還曾經是敵對的村莊的朝聖同伴在中學邂逅來自不同語族的同伴然後在首府的第三級教育機構裡邂逅了來自殖民地全境各地的旅伴。而且他們知道無論他們來自何處他們還是讀一樣的書算一樣的算數。縱使他們絕對走不了那麼遠而多數人也確實沒有走得那麼遠他們也知道羅馬就是巴達維亞而且他們之所以會從事這些旅行乃是因為他們『感覺到』那是他們的首府而這事實上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會『一起』在『這裡』。」(頁)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意識逐漸轉換為「華夏」意識。溯其源以農業城邦、禮樂衣冠、封建禮制為基礎的「華夏」意識至少在西周早中期已成立。但是後世所熟知的「諸夏」意識恐怕是到南蠻、北狄交相侵迫陳、蔡懼楚衛、邢為狄人破滅而遷國而齊桓公高舉「尊王攘夷」的旗幟時才真正確立了。諸侯高倡「尊王」之必要正說明了王綱解紐的現實。齊桓公的霸業「尊王」只是門面「攘夷」才是實質。在夷狄的威脅具體化且迫在眉睫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諸』夏」才真正成型了。到了秦漢帝國一統「六王畢、四海一」的新局面出現時「『諸』夏」從「複數」變成「單數」與「夷狄」對稱仍稱「夏」或「華夏」當然有時還保留「諸夏」的傳統措辭。與「四夷」對稱或座落在「天下」概念中時則稱「中國」。武帝建元三年(西元前)閩越舉兵圍東甌甌告急於漢丞相田蚡(?西元前)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嚴助(?西元前)則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年最早整體論述華夏世界形成的是許倬雲的《西周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其中心議題即設定在:「『華夏國家』在西周時代的形成過程。」(頁)Ⅱ並指出周人東進運動之後「與東土的部族揉合成為一個文化體系與政治秩序下的國族。殷商自稱大邑卻無『華夏』的觀念。這些周王國內的各封國自號華夏成為當時的主幹民族。」(頁)許倬雲且在書末的結論中強調:華夏文化體系的普遍性與開放的「天下」觀念讓華夏文化不致有強烈的排他性。因而可以海納百川「中國人從此不再是若干文化體系的場合」而是「一個文化秩序的延續。」這正是「周人『華夏』世界的本質。」(頁)參看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頁。王健文新史學十六卷四期輕的武帝支持嚴助的觀點遂發兵浮海救東甌。又三年閩越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鬥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正在淮南王安諫請不宜出兵的同時漢兵已出未踰嶺適巧閩越王弟餘善弒王以降漢兵罷。無從印證淮南王的憂心是否成立。武帝乃遣嚴助諭知淮南王曰:「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歷史的偶然讓淮南王安的智者之語成了虛言而武帝的好大喜功得到鼓舞。「中國」對待「蠻夷戎狄」的態度一直是漢代邊政上的最重要議題議論者總是存在著對立的兩種立場。一是天子聲威遠播四海中國(華夏)之政教無遠弗屆。一是站在服制的「歷史理論」基礎上將四夷界定為中國(華夏)「化外(天子政教所不及)」的「他者」。究竟哪一種論述佔上風成為漢帝國的基本政策?其實常隨著各種情勢、內外環境的改變而有所遷變。兩種見解各有消長變化大抵而言總體趨勢是帝國向南方征服設郡縣推動將南方蠻夷「華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夏化」的努力向北則劃定華夏的邊界保留「戎狄荒服」的「他者」意象。族群認同有時將「他者」變成了「自我」的一部份有時則藉著不能「歸化」的他者來劃定自身的邊界。司馬遷筆下的〈四裔列傳〉傳述的便是那些不可「歸化」的「他者」其中尤以匈奴最為「敵國」(《史記.匈奴列傳》)。《漢書.蕭望之傳》詳細描述了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的盛況與當時廷議: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這次廷議討論的是當時天下秩序的界定宣帝採蕭望之(西元前前)議保留政教所不及的「戎狄荒服」的空間同時再次確定「中國」為天下秩序的核心位階。不能「歸化」的「他者」也許確有其無從「歸化」的現實緣由但同時也是「華夏」族群確立其在天下秩序中王健文新史學十六卷四期優勢地位的必要對照組。五、新的華夏族群想像新的歷史形勢帶來了新的歷史想像。陸賈(西元前約前約)的《新語》、賈誼的《新書》書名冠上的「新」字正反映了這個現象。司馬遷的《史記》寫作的是黃帝以來至於漢武帝的中國歷史但是從某個角度看來他所寫的也是當時人觀念中的一部世界史這樣的歷史書寫同樣是在歷史新局中才可能出現的新思維。從黃帝、堯、舜經夏、殷、周三代乃至於秦、漢是司馬遷所建構政權繼承、轉移的時間系譜在空間上看來這又是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世界觀。這些以黃河流域為中心所建立的國家自以為居於世界之中乃自稱「中國」。「中國」的意義又不止於是空間上的中心同時又被認為是文化的中心在「中土」之外的人群分別被稱為東方的「夷」北方的「狄」西方的「戎」南方的「蠻」或者統稱為「四夷」司馬遷參見DTwitchett,MLoewe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國秦漢史(TheCh’inandHanEmpiresBCA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當然追本溯源以「服」與「爵」兩項要素說明周代的「封建城邦」的天下秩序理論討論得最精闢的是杜正勝的〈關於周代國家形態的蠡測:『封建城邦說』芻議〉《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北)頁。(改題〈周代的封建城邦〉收入《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從整體天下秩序與天下觀著眼綜合論述先秦至漢代的夷夏觀念與服制概念的亦請參看:邢義田〈天下一家傳統中國天下觀的形成〉收入《秦漢史論稿》(臺北:東大圖書公司)頁。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以有別於華夏的四裔列傳來交代他們的歷史。和中土的華夏族群相比他們被認為文化低落甚至像禽獸一般不太能當「人」來看待。司馬遷追述黃帝為華夏始祖〈五帝本紀〉中說:「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黃帝征服蚩尤是夷夏之爭的最早形式四境的描述劃定了華夏的空間範圍這個空間範圍基本上近於西漢時華夏的疆域絕非傳說中的黃帝所可能統治的版圖。〈三代世表〉中又建立了五帝三王的傳承世系率皆上承黃帝為軒轅氏之子孫。但是這樣的華夏族群書寫基本上只在統治者間的血緣聯繫華夏族群的血緣共同體要擴大到一般人民必須等到晚清以後那時所建構的是擴大為「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其實在先秦時後來作為中國代稱的華夏和四夷的界線不是以血統劃分而是以文化為分別。這裡所謂文化具體地說只是生活習慣與政治形態。華夏是以農耕生活為基礎的城邦國家不專務農耕的其他社會形式則為夷狄。中國古代的農業區域好比沙漠中的綠關於先秦儒家區別「人」與「禽獸」的思想史和社會史意義請參看:王健文〈古代儒家關於「人」的概念:兼論儒墨之爭的一樁公案〉收錄於《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頁。關於中華民族的國族建構與黃帝神話之間的關係參見: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期(臺北)頁。王健文新史學十六卷四期洲散落在廣大的地面上。以周王為中心的封建城邦內有城郭外環封疆各自構成了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經濟活動的國家封疆之外則往往是以漁獵或遊牧維生的非農耕社會。農耕與非農耕社會在黃河流域乃至江漢流域錯雜相間華夏與四夷也因此並無明確的區域分隔。隨著封建城邦的封疆日漸擴大農業生產與城郭生活的文化形式也進一步逼迫原來散居平原草澤地帶的非農業族群退入了山岳區漸漸地黃河流域乃至以楚、越為主的江漢流域形成了更純粹的農業城郭的華夏世界秦的統一只是讓這個文化圈與政治圈合而為一罷了。延續到後代所謂「華夏世界」其實也恰好和農業區域一致。秦代雖然在遙遠的南方甚至今天的越南設郡統治。但是直到漢代嚴格的華夏界限仍在長城以南的黃河流域包括最早形成華夏世界的中原和春秋時納入華夏的渭河流域以及春秋中晚期才進入華夏的楚越所居的江淮及漢水流域。至於湘贛之南的閩粵之境與雲貴高原在秦漢時代仍然不是真正的華夏。關於華夏世界的形成最重要且是開創性的研究是王明珂的《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王明珂在這本年代臺灣史學中的重量級著作中一反傳統直接陳述「華夏」內涵的舊途改弦易轍由邊緣探問族群認同的疆界。王明珂如是說:「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圓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它看來像個圓形。」因此作者由「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與變遷來解答『什麼是中國人』。」(頁)王明珂以為「族群內部的人不用經常強調自己的文化內涵反而是在族群邊緣族群特徵被強調出來。因此邊緣成為觀察、理解族群現象的最佳位置。」(頁)在這樣的研究取向上王明珂選擇了「時間上的邊緣」、「地理上的邊緣」、「認同上的邊緣」的周族、吳國、西南的羌族、現代的臺灣等作為該書的觀察對象從「資源競爭」、「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這三個主要的研究視角切入對中國歷史上的「華夏」主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由於新的帝國秩序打破了先秦諸國之間的界線人才的流動固然在戰國時就無國界之別商賈、游士、客卿游走各國之間華夏世界在某個意義上早已成為一體。然而秦漢帝國相繼百年對「一致化」的追求和努力新的帝國造就的是內涵有別於先秦的「新」「華夏世界」。許倬雲曾提出「單純社群」與「複雜社會」的說法。許倬雲以春秋至秦政統一之間為古典中國春秋時期近乎「單純社群」但不十分純粹到了戰國時代則由單元性的春秋轉變而為多元性的戰國。整個漢初社會仍然存在著高度的多元性然而在漢初一個世紀之內這個「複雜社會」被改頭換面成為巨大的「單純社群」。眾多並立的單純社群和複雜社會都不易形成強烈向心的族群認同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夏」意識建立在前者的基礎之上因此它與後來建立在巨大單純社群上的「中國」意識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另一方面張光直()指出:「國家是從不單獨產生的它們是成對出現的或是在一個多成員的網架中出現。」張光直並以李宗侗()所繪的「春秋列國總圖」為基礎分別繪製在不同年代間春秋主要列國城邑的姓屬關係及政治隸屬形勢圖。發現雖然列國理論上是「平等的保持著它們在周王國這個客觀環境之內的虛構的地位。」但是三百年間這些春秋列國及大小城邑之間的政治從屬關係已發生了無數的變化。因此張光直指出:「所謂『三代』在某一意義上正是指中國古代歷史上一些城邑和列國作了不同的分級安排的三個時期。」「城邑之間與城邑的網狀結構之間在間上的關係始終未題展開綿密又深刻的論述。許倬雲〈試擬中國社會發展的幾個論點〉收入《求古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頁。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頁、。王健文新史學十六卷四期變……但是它們之間的分級分層關係則經歷了劇烈的變化。而這些變化才真正影響到權力與經濟資源的流動。」張光直的三代城邑分級系統變化理論到了帝制中國成立後新的城邑分級系統出現了但卻不再如先秦時是眾多系統並立(儘管系統大小可能有別)的局面而是「單一」而嶄新的「巨大城邑系統」。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這部討論帝制中國形成期政治社會課題最重要的著作中談到:「國都以外的鄉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的『國』被縣取代而封建時代具有獨立意味的『邑』也紛紛改作『里』全國散置的聚落於是產生普遍的階層隸屬關係。」當封建時代的「國」、「邑」成了帝國時代的「縣」、「里」這樣的城邑分級系統產生了關鍵性的質變展現出有別於三代的意義也為促成一個新的「中國(華夏)」意識提供了重要條件。六、小結「夷夏之辨」是中國歷史上的陳年課題古今論者不知凡幾。此一課題又貫串傳統中國歷史在不同時期以不同形貌呈現。如先秦時的「諸夏」與「夷狄」漢代的「中國」與「四夷」(特別是前漢時的「匈奴」和後漢時的「羌」)六朝時的「胡」與「漢」宋代分別面對的「契丹」、「西夏」、「女真」與「蒙古」清代中葉以降的「西方」。而各時代的「夷夏」關係也各有不同的內涵。「夷」其實是族群各異、屢有遷變的「通稱」是相應於基本上不變的「夏」而成立的。或者說「夷」其實是存在於「華夏」眼中的「一種概念」。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頁。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頁。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因此「夷夏之辨」的課題首先是從「夷夏」之「辨(分別)」開始。而這樣的分別自始就來自「華夏之眼」在我們所熟知的「中國」歷史敘事中「夷」只是作為一種「被觀看」的「他者」而存在。春秋到漢代今天我們得見的歷史資料絕大多數是「華夏」所留下的因此要重建從「夷」的角度的新「夷夏」關係在資料上有無法克服的難題。但是至少歷史學者可以嘗試「出乎其(華夏)外」跳開特定的「華夏」觀點開啟新的歷史視野。「帝制中國」的出現結束了舊的「封建城邦」秩序開啟了新的「帝國秩序」。在兩個時空象限中不同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秩序用相異的方式建構了「族群」與「文明」的形式也帶來對「族群」與「文明」的不同界定。因此呼應著前後各異的時代特色探問「華夏」意識在當中的形成與變化乃成為饒富興味的歷史議題。(本文於年月日通過刊登)王健文新史學十六卷四期ImaginingtheNationStateinaNewWorld:“HuaHsia”ConsciousnessinEarlyImperialChinaChienwenWangDepartmentofHistory,NationalChengKungUniversity“HuaHsia”consciousnesswastransformedtobecomethenewbasisforthestateafterthe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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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王健文:帝国秩序与族群想像:帝制中国初期的华夏意识(新史学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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