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統會之地－縣學與宋末元初嘉定地方社會的秩序

新史學十六卷三期 二○○五年九月 1 統會之地──縣學與宋末元初嘉定 地方社會的秩序* 方誠峰** 地方社會的秩序，與地方事務的運作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它實質上 意味著不同的人在其中扮演各種各樣的角色。因此，如果在特定的場 合中討論地方事務的運作，由此呈現出來的不同角色之間的相對位 置，便能對地方社會的秩序這一抽象的問題有具體的把握。由於縣學 寄托著地方社會多方面的期待，有地方官、理學家、地方士人、地方 民眾等在其中活動。因此本文以縣學為切入點，將其視作人物活動的 舞臺，透過它觀察宋末元初嘉定地方社會秩序的轉變。從宋寧宗嘉定 十一年(1218)嘉定創縣，到元至順元年(1330)嘉定州廟學重建，這一 百多年中，縣學從官民合作的象徵性場所，成為人際關係、MATCH_ word word文档格式规范word作业纸小票打印word模板word简历模板免费word简历 _1714142342405_0與理 念的「統會之地」，又轉而成為文化的孤島，折射出嘉定地方社會的 秩序經歷的多次轉變。 關鍵詞：縣學 宋末元初 嘉定 地方社會 秩序 *本文的寫作，得到了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黃寬重先生、北京大 學歷史系鄧小南教授的悉心指導；修改過程中，也採納了本刊兩位匿名評 審的許多建設性意見，在此謹致謝忱。 **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生 2 方誠峰 新史學十六卷三期 什麽是地方社會的「秩序」？ 這本身是一個難以表述的問題。作為二十世紀的日本明清史學界 的突出成果，「地域社會論」極為強調「秩序」問題，1但本文並不 想在此方面作詳細的綜述。僅就該研究取徑的代表人物岸本美緒為 例，她特別關注十七世紀中國的秩序問題；可是她卻依舊難以對「秩 序」作一恰當的定位，只是強調，「社會秩序並不是自然存在的事物， 而是很困難的、不可思議的人為事功」。2 那麽，從什麽地方去尋找這種「不可思議的人為事功」？既然是 「人為」，那麽「人」就是最重要的問題；而所謂的「事功」，本文 寧願將其理解為事務的開展與運作。一般而言，「秩序」是一種相對 靜止的結構性狀態。但本文想強調的是，地方社會的秩序是與地方事 務的運作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尤其在涉及地方事務的運作的時候才凸 顯出來；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地方事務的運作所帶來的參與者相對位 置的呈現，這種位置是動態的，因而地方社會的秩序也是動態的。什 麽人、以什麽角色、用什麽方式參與，這是「地方社會的秩序」的核 心問題。就此點而言，地方社會的「秩序」不僅僅是國家與社會或者 官方與民間的關係問題，3因為人的角色不可能僅作官民的區分，而 是多元的、也處於變動中的。如何去感覺、觸摸「秩序」，轉而成為 如何探討人的活動這一相對簡單的問題。 1葉軍，〈日本「中國明清史研究」新特點：地域社會論與年鑑學派〉，《社 會科學》，1(上海：2002.1)，頁 74。 2岸本美緒，〈「秩序問題」與明清江南社會〉，《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32(臺北，2001.9)，頁 54。 3例如，王日根從義田、會館、會社、家族、商業等實體所扮演的角色來觀 察「民間社會的秩序」，從中發掘中國古代「官民相得」的統治模式。參 見王日根，《明清民間社會的秩序》(長沙：嶽麓書社，2003)。 統會之地 3 進一步地，如果將人的活動置於某種場合作集中的觀察，無疑會 獲得更逼真、深刻的認識。本文所選擇的「場合」即縣學。為什麽要 以「縣學」為切入點？ 現今對宋元地方官學的討論，偏重於其體制及理念，對官學教育 與科舉、思想之間的關係問題，已經有了比較全面的研究。4無疑， 這些研究成果主要屬於制度史與思想史的範疇。而眾所周知，對於南 宋的地方官而言，縣學是其推行教化的重要象徵；對地方民眾而言， 縣學是當地培育人才、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途徑；對理學家而言，縣 學又是他們實踐理想的重要園地。所以，縣學寄託著多方面的期望， 有地方官、地方士人、理學家等各種人在其中活動，這些人同時又與 地方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縣學不僅僅是制度史或者思想 史關注的問題，同時也是社會史應當關注的問題。縣學作為地方事務 運作的重要内容，正可視為秩序運作的「場域」5之一。這一「場域」 如何形成？人們如何在其中變換角色？場外的人如何被卷入？該「場 域」又如何隨著時代的政治、文化環境變化而做出自己的調適？這些 都為本文所關注的問題。 為什麽選擇「宋末元初」的嘉定？南宋嘉定縣，約相當於今上海 嘉定，於宋寧宗嘉定十一年(1218)從崑山縣中析出。入元之後，於元貞 二年(1296)以戶口例升中州。至順元年(1330)，嘉定州廟學重建。由於 4袁征，《宋代教育──中國古代教育的歷史性轉折》(廣州：廣東高等教育 出版社，1991)。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事業 公司，1993)。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 教育的演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陳高華，〈元代的地方 官學〉，《元史論叢》，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5「場域」本是社會學中的術語，指社會成員按照特定的邏輯共同建立的、 社會個體參與社會活動的主要場所。本文借用這一詞彙，其主要的意義是 場合或者空間。 4 方誠峰 新史學十六卷三期 嘉定縣在南宋後期才從崑山縣中析出，又經歷了宋元鼎革的歷史劇 變，這就為觀察地方社會秩序的轉變提供了極好的個案。因此，本文 選擇自嘉定創縣(1218)到元代嘉定州廟學重建(1330)之間的縣(州)學作為 分析的對象。 就史料而言，自嘉定創縣以來的縣記、學記現存有數十篇。這些 記文為嘉定地方史與縣學史提供了較充足的一手材料；而且，這些文 字的產生與刻石本身，也為當今的研究者提供了當時各種人群活動的 痕跡。 一、崑山東境──1218年之前 嘉定十年(1217)，知平江軍府事趙彥橚、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兼 權提點刑獄公事王棐請創嘉定縣，他們認為，崑山是平江府管轄境土 最為遼闊的縣份，「一十四鄉、五十二都，東西相距幾二百餘里」， 但縣治卻偏在西北，導致崑山東部約一百四十餘里的區域缺乏有效的 管制，「東七鄉之民，憑恃去縣隔絕，敢與官司為敵。不奉命令，不 受追呼。毆擊承差，毀棄文引。甚而巡尉會合，亦敢結集千百，挾持 器杖以相抗拒。自此習成頑俗，莫可誰何」。6很顯然，官方深感自 身的力量無法有效地介入這一地區，有些保甲二十餘年不置保正，7官 府對基層缺乏有效控制。 在這種情形下，崑山東部地區成為爭競鬥毆、劫盜出沒之地；在 官方看來，社會處在失控狀態。但與此同時，地方社會的「豪民」乘 著權力真空，成為地方事務的掌控者。「土豪大家或怙資憑強，輕死 6〈請創縣省劄〉，收入［宋］范成大編，《吳郡志》(南京：江蘇古籍出 版社，1999)，卷 38〈縣記．嘉定縣〉，頁 552。 7〈請創縣省劄〉，頁 552。 統會之地 5 犯法，窶弱益困」，8即所謂橫行鄉曲，掌控地方。而且，「豪民慢 令，役次難差」，9他們也是抵制官府的主要力量。因此，無論從官 還是普通民眾的角度看，這些土豪大家是地方社會的實際控制者。從 這一意義上說，崑山東境的混亂不意味著「無序」；只不過在這一秩 序中，作為掌控者的豪民排斥其他群體的參與──無論是上層的官府 還是下層的平民。 因此，當嘉定十年，朝廷最終決定分崑山東部五鄉創嘉定縣的時 候，事情並不僅僅是設置官署、起蓋廨宇這樣簡單。官府必須重建對 地方的控制，必須在地方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這意味著整個地方運 作機制的改變。嘉定的首任知縣高衍孫很清醒地認識到： 竊謂嘉定分創，與慶元之事不侔。慶元出於上戶之申請，則公 家固所樂聞；嘉定始於台府之奏陳，則民情不無疑懼。以所疑 懼之民，一切之政，魚爛禽駭，不潰則逸。10 可見，嘉定創縣是由官府打破地方的舊秩序、建立新秩序的過程，這 一新秩序必須要能統合地方的各種力量。 二、統會之地──1218-1276 嘉定縣學在縣治之南，首任知縣高衍孫創建，嘉定十四年完工 8［宋］沈璞，〈嘉定縣學記〉，收入［清］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 (《宋代石刻文獻全編》，第 1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卷 119，頁 557。 9〈請創縣省劄〉，頁 552。 10［宋］高衍孫，〈嘉定創縣記〉，收入［明］錢穀編，《吳都文粹續集》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9，頁 36-37。 「慶元之事」指創處州慶元縣，亦以年號為名。 6 方誠峰 新史學十六卷三期 (1221)。11最初的三百多畝學田也是他「請於府，從崑山庠分到」；12對 縣學中的生員，還「有庾廩以充其食」。13依當時之制，知縣高衍孫 帶有「管勾學事」之銜，是縣學的主持者，14因此他「奉天子命以作 新於茲邑，固職也」。15但是，縣學並非高衍孫獨力所能建立的，在 建學之前，高衍孫的計畫得到了地方社會的極大支援，「士民翕然」； 且在建學的過程中， 相其役者二士，曰陳一鳴、何夢龍，皆力問學、厲操行，方以 身為邑士倡，凡程工度材，實尸其勞。16 是則在縣學的修建中，具體主持縣學工程的，是像陳一鳴、何夢龍這 樣「力問學、厲操行」的地方社會士人領袖，他們也帶動著當地整個 「邑士」群體對縣學的關注。 這些士人並不是創縣之後突然出現的，必然是創縣前就一直存在 於地方的。但在創縣之前的歷史中，豪民的活躍掩蓋了他們在地方事 務中的身影，而今他們之所以能活躍於修學的事務中，乃是創縣後官 方成功整合地方勢力的結果。高衍孫自述創縣之後的施政時說： 戊寅五月，衍孫稟來此，一意奉行，敲撲不敢以輕施，吏胥不 容苛擾。意向所在，民輒先信，舉欣欣然而相告曰：「官府寬 恤如此，我輩何其幸歟！毋怙頑、毋作慝、毋狃前以絕自新之 11［宋］沈璞，〈嘉定縣學記〉，頁 557。 12［宋］唐夢祥，〈嘉定縣學田租記〉，收入［清］陸增祥，《八瓊室金石 補正》，卷 121，頁 588。 13［宋］沈璞，〈嘉定縣學記〉，頁 557。 14景定三年(1262)之前，縣學無專職教官，令佐兼之。參見袁征，《宋代教 育》，頁 230。 15［宋］沈璞，〈嘉定縣學記〉，頁 557。 16［宋］沈璞，〈嘉定縣學記〉，頁 557。 統會之地 7 路。」民聽既孚，始欲興作。17 從他的敍述看來，似乎並不存在所謂的「豪民」，都是順從向化之 「民」，創縣前對官府抵制最大的「豪民」似乎「消失」了。而與其 說是「消失」，不如說他們的角色轉換了；原先的「豪民」轉而成為 高衍孫所說的「民」，對官府的態度從抵制轉向合作。包括縣學在內 的一切「興作」，都是在這一前提下展開的。地方士人乘著這一機會， 響應官府的興學舉措，參與其中，凸顯他們在地方事務中的角色。18 理宗紹定二年(1229)，時知嘉定縣的沈璞將高衍孫興學的事蹟記 錄、刻石，是為〈嘉定縣學記〉，乃嘉定創縣以來的第一碑文；為該 碑題額的是縣尉史寀。該〈記〉的寫成，是因「學成迄今十有一載而 未有記，邑士以為請」。19而立石者，乃是當時的直學潘剛中；縣學 直學的功能與太學的直學相同，掌管學生名冊和負責考勤；南宋的縣 學直學通常是聘請本地人擔任的；20因此，這位潘剛中，十之八九也 是當地士人。故從該〈記〉看來，欲刻石而傳之久遠的舉動，是由「邑 士」發起、知縣沈璞與縣尉史寀回應的。邑士發起記事、刻石之舉， 力圖將這一集體記憶傳之恒久。與約十年前高衍孫時期相比，地方士 人的角色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們由響應轉而主動發起，對自身參 與其事表現出更多的榮譽感。 又過了十多年，約理宗淳祐六年(1246)，王遂撰寫了〈嘉定重修縣 ［學］碑並銘〉，記載淳祐三年(1243)嘉定知縣王選重修縣學的事。他 所能列出的「邑士」名單，比高衍孫時期長了許多： 17［宋］高衍孫，〈嘉定創縣記〉，頁 37。 18也許有些士人本身就是之前的豪民，就人群而言，他們可能無法嚴格區 分，但作為兩種角色，豪民與士人的區別是非常明顯的。 19［宋］沈璞，〈嘉定縣學記〉，頁 558。 20袁征，《宋代教育》，頁 227、229。 8 方誠峰 新史學十六卷三期 時講堂更創鼎新，寓公周君次皋首助其費，邱君斌、龍君廷 瑞、薛君埴、王君子昭、孫君繼周、吳君炎，共相其成，如 其家事。21 在嘉定縣學興修中，明顯形成了一種官方主導、士人參與的機制，而 且這種機制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士人參與其中。 創縣是所有這些變化的起點，它帶來了官方對地方事務的主導， 豪民轉而成為順從之民；士人乘著豪民的退縮參與興學，並主動發起 學記的撰寫、刻石，而且參與縣學興修的士人越來越多。顯然，自創 縣至王選擔任知縣期間，當時的豪民、士人(也許還有普通民眾)，都經歷 著一個官方主導下的「角色轉換」過程。這一「角色轉換」，使縣學 成為官府與地方士人合作的場所，一種官民和諧融洽相處的氣氛被渲 染、建構出來。日本學者前村加幸對南宋的新創縣有專門的研究，他 特別強調地方民眾對縣政的參與，特別是當地士人以及被稱為父老的 地方有力、有識階層的強烈願望，及其合作態度在創縣過程中所起的 關鍵作用。22但是，如前所述，嘉定創縣之前的地方事務其實就是在 地方豪民的主導之下的，而過分強調地方民眾的決定作用，無疑會忽 視建縣前後的秩序變動，忽視創縣給地方事務運作機制帶來的轉變。 王遂所撰的〈嘉定重修縣［學］碑並銘〉記事從鄭霖嘉熙四年(1240) 左右任知縣，23到淳祐六年(1246)湯仕龍知嘉定縣，其間淳祐三年(1243) 21［宋］王遂，〈嘉定重修縣［學］碑並銘〉，收入［清］陸增祥，《八瓊 室金石補正》，卷 119，頁 564。 22前村加幸，〈南宋における新県の成立──江西、江浙、広東を中心とし て〉，《史林》，83：3(京都，2000.5)，頁 112。 23［明］林世遠、［明］王鏊編，《正德姑蘇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 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卷 23〈官署下〉，頁 18a：「嘉定 縣舊治」條云：「縣樓，宋嘉熙四年(1240)七月圯於風。閏月，鄭霖重建。」 統會之地 9 知嘉定縣的是王選；該碑銘的題額者是黃自然。首先值得注意的是， 與〈嘉定縣學記〉不同，〈嘉定重修縣［學］碑並銘〉的作者與題額 者不再是嘉定縣的知縣與縣尉了，在縣學這一「場域」中活動的人群 擴大了，而這一點是不是意味著秩序格局的某些變化呢？ 據王遂在〈嘉定重修縣［學］碑並銘〉中的自述，他是知縣王選 的胞兄。而且，他還是朱熹(1130-1200)的再傳弟子： ［王遂］昔與漫塘劉公俱從黃公直卿遊。至是，思為師門扶墜 緒，首詣考亭拜文公祠，又款謁建安書院延見諸生，闡揚訓詁， 作孔子燕居堂以明宗指。24 黃公直卿即黃榦，是朱熹的女婿和他最重要的弟子。嘉熙年間 (1237-1240)，王遂曾知平江府，25其間努力推動理學在蘇州地區的傳播： 差知平江……遂至郡，即以崇學校、寬民力、抑豪強、正風俗 為務。會兩倅、大(六)縣令賦詩勉勵，時詣學為諸生講說，吳 中理學愈盛。26 王遂作〈嘉定重修縣［學］碑並銘〉，乃是應知縣湯仕龍的請求。湯 仕龍是王選的繼任，與王氏兄弟都是鎮江金壇人。 〈嘉定重修縣［學］碑並銘〉的題額者黃自然，「字元輔，建寧 府浦城人，嘉定十年(1217)吳潛榜進士出身，治《易》」。27他自陳： 24［宋］不著傳人，《京口耆舊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51冊，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7〈王彥融傳附孫遂傳〉，頁 11a-b。 25［宋］王遂，〈通判西廳記〉，收入［明］錢穀編，《吳都文粹續集》， 卷 8，作於嘉熙元年知平江府任上。［宋］王敄，〈宋故提幹王公壙記〉， 收入［明］錢穀編，《吳都文粹續集》，卷 40，有「嘉熙四年郡侯王遂 立祠於學」云云。 26［明］林世遠、［明］王鏊編，《正德姑蘇志》，卷 40〈宦績．王遂〉， 頁 8a。 27［宋］佚名撰，張富祥點校，《南宋館閣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8)， 10 方誠峰 新史學十六卷三期 自然于真公為友，而知公最詳，無若王遂。28 真公即真德秀(1178-1235)，是朱熹之後朱學最傑出的領袖。在《西山先 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八有〈送陳端父宰武義序〉，29事在寳慶二 年(1226)冬。〈序〉後有黃自然的跋文，落款是「丙戌臘月望後二日黃 自然拜手敬書」，丙戌即寳慶二年，則跋文是在〈序〉寫成後不久所 作的。又〈跋〉稱「陳君端父之宰武義也，貳卿眞先生序以寵其行， 自然不肖，亦辱惠教」，可見，真德秀同時將自己寫成的〈序〉給了 黃自然看。此事説明了真、黃二人交往密切，正好印證了黃自然所說 的「自然于真公為友」。而且，真德秀是建寧府浦城人，30如果《南 宋館閣續錄》所說無誤的話，他與黃自然還是同鄉。 南宋建康府學〈文忠祠堂記〉，是淳祐元年(1241)王遂記、書，黃 自然題額的。31看來王遂與黃自然二人的合作由來已久。建立該祠堂 的徐鹿卿(1170-1249)，在王選知嘉定縣的時候，正知平江府，他以田四 十七畝給縣學。32徐鹿卿曾任南安軍學教授，追慕張九成(1092-1159)、 卷 9〈官聯三．正字．端平以後七人〉，頁 349。參見：［清］李清馥， 《閩中理學淵源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60 冊，臺北：台灣 商務印書館，1983)，卷 25〈侍郎黃元輔先生自然〉。 28［宋］王遂，〈參政文忠真公祠堂記〉，收入［宋］周應合，《景定建康 志》(《宋元方志叢刊》，第 2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 31〈儒學 志〉，頁 1861。 29［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 上海書店，1989據上海涵芬樓借景江南圖書館藏明正德刊本重印)，卷 28 〈送陳端父宰武義序〉，頁 2b-4b。 30［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437〈真德秀傳〉， 頁 12957。 31［宋］王遂，收入［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 31〈儒學志〉，頁 1862。 32［宋］王遂，〈嘉定重修縣［學］碑並銘〉，頁 564。 統會之地 11 周敦頤(1017-1073)、程氏兄弟的為人與學問，「申其教，由是理義之學 復明」；真德秀於他有獎知之恩，且以「道同志合」見許；33〈文忠 祠堂記〉也是他遺書黃自然、王遂請寫的。徐鹿卿既是理學的追慕者， 而且與黃自然、王遂都有交情，這三人又皆與真德秀過從甚密。 王遂在〈嘉定重修(縣)學碑並銘〉中，還提到王選對縣學的講學 有所改進，「得池元堅開講，周夢虎主之，陳必大申之」。池元堅、 周夢虎、陳必大，是何許人？王選如何「得」之？池元堅事蹟不詳， 淳祐十一年(1251)太學生池元堅上書劾宦官盧允升、董宋臣，34或即其 人。周夢虎，史不載其人，也無從考知。惟有陳必大，其事蹟雖不詳， 然據乾隆《福建通志》卷三十五〈選舉三．宋科目〉，知黃自然、陳 必大，同系甌寧人，嘉定十年吳潛榜特奏名。35可見無論是池元堅還 是陳必大，皆非本地士人，本與嘉定縣學無關。而陳必大之所以講學 於嘉定縣學，多是因其同鄉、同年黃自然之故。 看來，圍繞著王選、湯仕龍時期的嘉定縣學，有一組頗為龐大、 複雜的人際網路：王遂與王選是兄弟，王遂曾知平江府，嘉定乃其屬 縣；湯仕龍與王氏兄弟是同鄉；王遂與黃自然是故交；作為平江知府， 徐鹿卿與黃自然、王遂都有交往；王遂、黃自然、徐鹿卿又都與真德 秀過從甚密；陳必大與黃自然既同鄉又同年。王遂、徐鹿卿、黃自然、 池元堅、周夢虎、陳必大，這些人本與嘉定縣學無直接關係或者根本 沒有關係，但通過各種各樣的人際關係，得以參與嘉定縣興學的事業 中。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見，在王選的經營下，縣學之「外」的這些人 33［元］脫脫等，《宋史》，卷 424〈徐鹿卿傳〉，頁 12648-12649。 34［元］脫脫等，《宋史》，卷 417〈謝方叔傳〉，頁 12511。 35前引《南宋館閣續錄》記黃自然為建寧浦城人，此則云甌寧人，無法確證。 然甌寧亦屬建寧府，故不影響黃自然與陳必大之同鄉關係。 12 方誠峰 新史學十六卷三期 被統合到縣學之「内」，這些人之間的關係，不僅是「官──民」連 線，更多地是同僚、友人、同鄉、同年、同學、親情等交錯而成，環 環相扣的網絡：一面寬廣的、多元的人際網絡帶動了縣學的實際運作。 這一人際網絡還給縣學注入了新的精神理念。該學記的題目雖被 冠以「重修」之名，但顯然並不僅僅是重建學舍、恢復學田而已。如 高衍孫建學時，講堂曰化成，齋曰博文、敦行、立忠、履信；王選改 講堂曰「明倫」，齋曰「正心、博學、篤行、明德」。36王遂記其事 云： 自殿及門廊屋三十三間，間以朱文公舊刊金壇縣學者刻于門， 講堂則以袁蒙齋所書明倫堂扁示，其齋取建寧學宮所以命諸齋 者名之。 朱文公即朱熹，袁蒙齋即袁甫，袁甫乃陸派的代表人物。可見講堂和 諸齋的改名，是為了契合理學的精神而進行的。 在理學影響下的嘉定縣學，對自身有了重新的定位。紹定二年 (1229)年時，沈璞說： 異時來學之士，將有躡魁躔、躋顯仕，以光耀其里閈者，豈若 鄭鄉校徒議其執政而已哉！37 在沈璞看來，縣學是為科舉而設的。但在淳祐十一年(1251)年，時知嘉 定縣的林應炎談到縣學時說： 佔畢，跡也；雕篆，技也；科級，外物也。士于學宮猶家，然 身家是孰若心家是？心無他法，自主敬始，常惺惺其持養，活 潑潑其形著。是心茍存，則學宮今之沂泗。……道豈茫茫無下 36［明］盧熊輯，《蘇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 1983，據洪武十二年抄本影印)，卷 12〈學校．嘉定縣學〉，頁 485。然 繫其時於「紹定二年」，誤。 37［宋］沈璞，〈嘉定縣學記〉，頁 558。 統會之地 13 手處哉？38 學記中提到的「身與心」、「道」等等，明顯瀰漫著理學的精神；而 且，視科級為外物的看法，與沈璞時對縣學的期待有了明顯的不同。 提倡「道」學，反對科舉利祿，使人聯想到同一時代的書院。而南宋 的「書院復興運動」，其目的被認為是反對科舉利祿之學，提供一個 可以研習「道」學、講論義理的教育場所。39但嘉定縣學的情況説明， 理學家推動的這一「官學改善」運動，對於州縣學本身也發生著深遠 的影響。陳雯怡通過對書院的考察也指出，大體在寧宗朝以後，書院 教育的理念逐漸傳佈開來，轉而影響到官學教育的實施。40嘉定縣學 的情形正可與此相互印證。 但林應炎在闡發理學理想的同時也說： 而衡泌有弦誦聲，捷貢版，鳴圜橋，邇歲層見，何文也。…… 學宮其令問政、士議政，一大統會之地歟？41 是則縣學並沒有放棄「捷貢版」的科舉目標。作為國家主持的官學， 是官方政治文化的組成部分，受制於培育官僚後備隊伍、推行教化的 基本宗旨，因此，理學家在改善官學、伸張理學理念之時，不但要考 慮到這一點，還要考慮到地方士人進入仕途的要求。他們需要在各種 利益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這大概是理學在地方成功傳播的原因之 一。 38［宋］林應炎，〈嘉定縣修學記〉，收入［清］陸增祥編，《八瓊室金石 補正》，卷 119，頁 569。 39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 頁 43。 40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 頁 187-188。 41［宋］林應炎，〈嘉定縣修學記〉，頁 569。 14 方誠峰 新史學十六卷三期 正如林應炎所說的，縣學是「一大統會之地」，但不僅僅是「令」 與「士」的「統會之地」；如前所述，它還統會了各種角色的人參與 其中。而且，原本作為培養官員的官學制度，結合了理學家和地方士 人養育人才的理念。因此，縣學這一場域不僅是不同人物的「統會之 地」，也是制度與理念的「統會之地」。 嘉定在 1218 年之前，豪民是地方秩序的主導者，排斥官府與其 他民眾的參與。創縣之後，豪民與士人階層都經歷了官府主導下的角 色轉換，縣學成為官民合作新機制的象徵性場所。而在十三世紀五○ 年代前後，在縣學中不僅可以看到官民關係的繼續深化，還有一面廣 闊的人際網絡吸納了眾多嘉定縣外人士的參與，使其成為一個不同力 量、不同理念會聚的「場域」。可見，創縣之後，在圍繞著縣學的秩 序格局中，主導者換成了官府，他們是整個關係網的樞紐，但參與卻 是多元的；而且，這個官方主導、多元參與「場域」的邊界是不確定 的，它的能量通過人際網絡向外輻射，反過來也為縣學帶來理學理 念、講授人員等新的資源。這就是縣學被稱為「統會之地」的意義所 在。 三、邑士的身影──1276-1330 十三世紀五○年代前後，圍繞嘉定縣學所構成的秩序格局的主導 者是官府，前述整個人際網絡的樞紐是嘉定的知縣。正如范成大 (1126-1193)在整個蘇州所觀察到的情況：「五縣皆有學，然其盛衰，則繫 令之賢否。」42而南宋理宗到度宗時期作為宋代教育的鼎盛時期，43使 42［宋］范成大，《吳郡志》，卷 4〈縣學記〉，頁 37。五縣云云，因其時 嘉定縣尚未分創。 43袁征，《宋代教育》，頁 310。 統會之地 15 得興學的熱情與行動都能保證。但是，在 1275 年 12 月，伯顏軍至平 江，宋守臣開門迎降。44隨後，臨安悲劇性地陷落。馳騁的騎士征服 了江南文質彬彬之地。 元滅南宋的戰爭對江南的地方經濟影響不大，嘉定縣的戶口持續 增加，並於元貞二年(1296)以戶口例升中州。但一直到了元武宗至大三 年(1310)，嘉定州學的明倫堂才得以重建，45而嘉定州廟學的全面重 建，則是至順元年(1330)的事。46考慮到元代實行尊孔崇儒，到元成宗 时期 (1294-1307)才真正開始，47而正式恢復科舉考試，則是元仁宗 (1313-1320)時期的事，因此，嘉定州學宮的重建到十四世紀第二個十年 才開始，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毋庸置疑，在 1276 到 1330 年間，嘉定縣(州)學經歷著官方對儒學 的漠視。問題在於，地方士人在這期間扮演了什麽樣的角色？ 據萬曆《嘉定縣志》，其〈官師表〉所列元成宗大德(1297-1307) 年間的學正依次是王子昭、吳炎、薛直、孫繼周、周次皋，直學為潘 剛中、徐伯巖；48而南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協助知縣王選重修縣學 的士人有寓周次皋、邱斌、龍廷瑞、薛埴、王子昭、孫繼周、吳炎等 人。49是則元初的嘉定學官，似乎正是在南宋晚期活躍於縣學興修中 的「邑士」，但〈官師表〉所列，有嚴重的錯誤：王子昭在至元二十 44洪武《蘇州府志》，卷 46〈考證〉引《平宋錄》，頁 1888。 45［宋］牟巘，〈嘉定州重建明倫堂記〉，《吳都文粹續集》，卷 7，頁 8。 46［元］智玉成，〈嘉定州重建廟學記〉，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 1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頁 9993。 47參見陳高華，〈金元二代的衍聖公〉，《文史》，27(北京，中華書局， 1986)，頁 139。 48［明］韓浚等修，《嘉定縣志》，(《中國方志叢刊》，臺北：成文出版 社，1983，據明萬曆三十三年刻本影印)，卷 8，頁 614-615。 49［宋］王遂，〈嘉定重修縣［學］碑並銘〉，頁 564。 16 方誠峰 新史學十六卷三期 五年(1288)就去世了，潘剛中則是理宗紹定二年(1229)的直學，不太可 能活到大德時期。50而且，元朝在至元十九年(1282)，將「各縣學正、 學錄職名，並行格去」，51大德時期不應該還設有縣學學正。因此， 並不能據萬曆《嘉定縣志》就斷定，南宋末年活躍在縣學興修中的士 人在入元後成為嘉定縣的學官。 不過這些人中，王子昭確實在元代初年還活動於嘉定縣學中，〈故 宋東祁王先生歸田興學記〉說他最終將自己的田產捐給了縣學： 邑士東祁王先生子昭懼鄉校廢弛，無以作育善類，遂將已田二 十七頃六十七畝有奇，歲收租米一千一百一十餘碩，擬創義塾 以教鄉閭子弟，志未遂而病作，臨終乃囑其弟子潤以是田歸於 學，時至元二十五年(1288)也。由是學廩充，主講席者歲不乏人， 迨今成材者眾。鄉人感思先生之德而不能忘也。52 〈興學記〉也沒有提到王子昭曾在入元後任嘉定縣學的學正。很有可 能在入元之後，嘉定縣學曾一度廢弛，無人理會，限於史料，已無法 説明。不過，至少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王子昭捐田的時候，嘉定縣學 肯定是在運作著。而就在王子昭捐田的前一年，即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桑哥派人到江南，「理算各路贍學錢糧，盡數起解……所差人等， 苦害儒生，南方學校極弊大壞」。53因此，王子昭向縣學捐田的時候， 正是縣學最困難的時候，這對縣學的維持來說，無疑是極為關鍵的。 50參見［清］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卷 19〈嘉定州儒學教授題名 記〉，收入：《嘉定錢大昕全集》，第 6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頁 517。 51佚名，《廟學典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卷 1〈郡縣學院職 員數〉，頁 1 52［元］薛元德，〈故宋東祁王先生歸田興學記〉，收入《石刻史料新編》， 第 13冊，頁 10028；缺字據《吳都文粹續集》卷 7〈興學記〉補。 53佚名，《廟學典禮》，卷 4〈廟學田地錢糧分付與秀才每為主〉，頁 73。 統會之地 17 但從〈故宋東祁王先生歸田興學記〉看來，王子昭因「懼鄉校廢 弛，無以作育善類」而做出的第一選擇是「擬創義塾」。「義塾」作 為基層教育的重要方式，在南宋即由理學家推動。王子昭「擬創義塾」 的舉動，事實上是繼承了南宋以來的教育向基層普及的傳統。而元代 前期，在嘉定縣創辦義塾的尚有他人。同縣依仁鄉大場鎮的東陽義 塾，是由邑人沈文煇在延祐二年(1315)建的：54 沈氏居是州之依仁鄉，家乘肇自五季，以儒聞。今忠翊(按即沈 文煇)之父，仕宋尉安豐之霍丘，欲仿古為家塾，以訓鄉之子弟， 賷庶甿俗尚有勸也。不幸 志以歿，則囑其子武略曰：「爾兄弟 勿忘吾所欲為者。」武略(按名沈雷奮)又卒，忠翊纘成其父若兄 之遺意。55 可見，沈家是自南宋以來就長期生活於嘉定的一個地方士人家族，以 儒傳家。雖不清楚沈文煇之父(沈躍龍)欲創義塾時是否已經入元，但沈 家兄弟對義塾的傾心投入是元代的事情。而且，沈文煇不僅是東陽義 塾的創立者，也是延祐六、七年(1319-1320)間平江路學建尊經閣時的主 持者。56顯然，在他心中，官學與私學都是自己所關注的對象。 坐落於嘉定縣治西的蒼林義塾，是元代至治年間(1321-1323)邑人林 疇所建。57林疇的父親林懋是南宋的太學進士，在度宗時曾向縣學「舍 田二頃二畝，歲收米九十石有奇，給凡繕修之費」。58林疇曾任元世 54萬曆《嘉定縣志》，卷 3〈營建考上．小學．東陽義塾〉，頁 215。 55［元］鄧文原，〈東陽義塾記〉，收入萬曆《嘉定縣志》，卷 3〈營建考 上．小學．東陽義塾〉，頁 216。 56［元］楊載，〈尊經閣記〉，《吳都文粹續集》，卷 3，頁 13。 57萬曆《嘉定縣志》，卷 3〈營建考上．小學．蒼林義塾〉，頁 218。 58［元］楊載，〈局田記〉，《吳都文粹續集》，卷 7，頁 5。 18 方誠峰 新史學十六卷三期 祖時期的嘉定縣學教諭。59又在延祐六年(1319)任嘉定州學的主學，主 持恢復學田的工作。60在至順元年(1330)重修嘉定州廟學的時候，林疇 的五個兒子又助錢六千五百緡。61林家祖孫三代的行為，也意味基層 教育與縣學在他們心中都佔據著重要地位。 萬曆《嘉定縣志》所記載的五所義塾中，元代的蒼林義塾與東陽 義塾是最早的兩所，如果不是王子昭病故的話，應該至少會有三所元 代義塾出現在嘉定縣(州)。又在至順元年(1330)，瞿元輔受父親瞿懋之 托，為重修廟學捐田、中統鈔。「懋明经，善誨人」，62可見也是以 儒傳家的士人。他生前「教授鄉閭弟子員，悅從者眾」，63似乎以鄉 先生為生計，萬曆《嘉定縣志》將其歸入「隱德」類，並云「元至順 中以章句教授里中」。64顯然，他一生都在基層從事教學，未曾涉足 縣學，但晚年的時候卻「囑子元輔俟為營學計」。65 因此，在入元之後，王子昭這些士人，不但依舊支持縣學，而且 還將南宋以來基層教育的傳統繼續推進。可見，在入元之後，基層教 育與縣學共同成為「邑士」的關注對象。 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可以追溯到異民族統治這一背景。蒙元 的征服，首先是個民族問題，但對士人而言，同時也是文化問題。如 59［元］楊載，〈局田記〉裏說他是「前學教諭」，另參考：［明］韓浚等 修，萬曆《嘉定縣志》，卷 8，頁 614。 60［元］楊載，〈局田記〉，《吳都文粹續集》，卷 7，，頁 4。 61［元］智玉成，〈嘉定州重建廟學記〉，頁 9993。 62［元］智玉成，〈嘉定州重建廟學記〉，頁 9993。 63［元］薛元德，〈梅岩瞿先生作興鄉校記〉，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 13冊，頁 10032。 64萬曆《嘉定縣志》，卷 12〈人物考中．隱德．瞿懋〉，頁 837。「至順中」 時間有誤，瞿懋在至順元年縣學尚未修成就去世了。 65［元］智玉成，〈嘉定州重建廟學記〉，頁 9993。 統會之地 19 王應麟國亡後杜門不出，意味著對蒙元征服的一種抵制，但在東南學 者看來，他這一舉動的主要意義在於「宋三百年文獻所存」，因此「莫 不翕然宗之。」66「抵制征服」與「文獻所存」，其實是同一個問題 的兩種表述，在士人眼中，文化的傳承即是種族的延續。在這種背景 下，部分地方士人對縣學有「作育善類」的期待，其實就是對文化傳 承的強烈願望。因此，元初的「邑士」依舊投入很大的精力，努力維 持之。 但是，地方士人對縣學與基層教育的關注，恐怕更主要地是因 為，在儒戶制度下，江南士大夫多錄入儒籍，在享有不少特權的同時， 唯一之義務為就學，其生活遂不以宦壇而以社區學校為中心。67這樣 的話，縣學與義塾不但是士人進行文化傳承的載體，也是維繫自身身 份的載體，因此，地方士人的雙重選擇，也有迫於形勢的無可奈何之 處。不過，學校雖然為士人生活的中心，而在整個地方事務中的地位 卻大大下降了。如王子昭雖然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就向縣學捐田，但 〈故宋東祁王先生歸田興學記〉卻是到了至正九年(1349)才由「群士」 請州儒學教授薛元德撰。從 1288 年到 1349 年六十一年間無文記其事 蹟，其遭遇與宋朝時有雲泥之別。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宋亡後約半個 世紀中，縣學在地方秩序格局中地位的衰落。 因此，宋末元初的學校其實是文化的孤島，它失去了原先廣泛的 社會聯繫。邑士的身影在元代嘉定縣學(州)學中出現，一方面意味著 宋元鼎革之際地方社會在人員、生活方式與文化上的延續性，但由此 66［元］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書店， 1989，據上海涵芬樓借景常熟瞿氏上元宗氏日本岩崎氏藏元刊本重印)， 卷 31〈前承務郎王公墓誌銘〉，頁 19b。 67蕭啟慶，〈元朝科舉與江南士大夫之延續〉，收入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 史論叢》，7(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頁 13。 20 方誠峰 新史學十六卷三期 推斷江南社會在宋元之際沒有發生斷裂則是一種誤解。南宋晚期建立 起來的官方主導、多元參與的秩序格局無疑是崩潰了；元代縣(州)學 的存廢固然也是繫於官方的態度，但縣學作為人際關係、制度與理念 的「統會之地」的意義已經不存在了。其意義一方面在於維繫文化， 另一方面也是維繫地方士人自身。 四、餘論 從 1218 到 1330 年這一個多世紀中，縣學本身的運作機制在變 化、地位在沉浮，而縣學在這一個世紀中的變化沉浮，是和活動在縣 學中的人物──主要是官員、理學家與邑士三種人──的活動緊緊聯 繫在一起的。 南宋嘉定縣學所呈現的秩序格局，其實是高衍孫、王選、湯仕龍、 林應炎這些知縣主導下的地方事務運作機制所造就的各種人物角色 的相互關係。在這一格局中，知縣們是各種關係的樞紐。豪民、士人、 普通民眾的角色轉化都是在他們的主導下發生的；縣學内、外交互的 關節點也是他們。 王遂、黃自然、徐鹿卿等一群在嘉定縣學活動的準理學家，基本 都是朱熹門人的弟子，他們可能在理學思想方面沒有多少創造，但縣 學在他們的手中成為官學制度與私學理念的統會之地，理學家所發起 的書院復興運動，通過他們對官學產生深遠的影響。 文中不斷提到的「邑士」，作為地方社會的精英，身份介於官府 與普通民眾之間，他們是宋末元初地方社會最具延續性的勢力，在宋 末元初，雖然儒學的地位整體上大大下降，但「邑士」的命運反而更 加緊密地與縣學聯繫在一起。 通過他們在縣學中的表現可見，這些人的角色在 1218 到 1330 年 統會之地 21 間始終處在變化中；與之相伴隨的是，縣學從作為人際關係、制度與 理念的「統會之地」轉而成為文化的孤島；這些又是與創縣、理學擴 張、元朝征服等重大事件聯繫在一起的。在縣學這一場域中，可以看 到政治、文化變動這些宏大場景下地方社會運作的實態。特別是宋元 江南在文化、經濟上看上去是如此平靜地延續，而本文從縣學切入秩 序問題，卻可以看到在延續背後一波三折的轉變。在一百餘年間，嘉 定縣的秩序格局就經歷了重塑、改造、崩潰等等明顯的多次轉變。這 無疑提醒學者，在唐──宋或者宋──明這樣的長時段變革之外，在 相對短時期之内，地方社會有許多豐富的變化，不應被簡化、忽視， 因為這些變化對生活於其中的人來説也許是至關重要的。這些反思與 嘗試，也許就是本文的意義所在吧。 (本文於 2005年 5月 17日通過刊登) 22 方誠峰 新史學十六卷三期 A Place of Integration: The County School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Jiading County from Late Song to Early Yuan Cheng-feng Fang Graduate Student,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How should the social order be defined, especially in terms of local society? In my opinion, the roots of the social order lay in the operation of local affairs. Different people played different roles in local affairs. Accordingly, the social order can be examined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operation of local affairs. In particular, various groups of people in local society were concerned with the County School ( 縣 學 ), including magistrates, philosophers, local literati, and commoners. In this sense, the school can be regarded as a stage on which such people played their different roles. The variety and the comparative positions of these roles reflec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ocal social order over time. From 1218, when Jiading County was created, to 1330, when the Jiading Prefecture School was rebuilt, the meaning of the county or prefecture school was transformed several times, which reflecte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local social order. Keywords: county school, late Song and early Yuan, Jiading, local society, social 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