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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初期的《首都計畫》.pdf

3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初期的《首都計畫》

hhbyr
2009-05-08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3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初期的《首都計畫》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

新史學十五卷一期二○○四年三月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初期的《首都計畫》*王俊雄、孫全文、謝宏昌**本文試圖探討國民政府制訂的《首都計畫》中隱含的「知識權力」關係並說明近代中國引進西方「都市計畫」的獨特歷史過程。本文的研究發現如下:首先源於歐美的都市計畫是在國民政府建國的需求下被當成一種可以鞏固國民政府威權統治的先進知識而引進。不過由於價值目的之根本差異《首都計畫》內中所包攝的除了承襲自歐美的科學主義外還發展出一套具現於空間上的民族論述使得《首都計畫》最終成為一種既「現代」又「民族」的都市計畫。其次《首都計畫》的規劃論述亦有建構個人權力的作用因為時當兩股政治勢力爭奪首都城市規劃權規劃者以上的論述策略正可提高其在權力競逐時的優勢。最後《首都計畫》中規劃建立的都市計畫制度也可以強化國民政府的統治深度與廣度同時也可讓掌握《首都計畫》論述的規劃師獲得專業權威和相關經濟社會利益。透過《首都計畫》這個個案分析本文除期望能對近代中國之所以產生「都市計畫」的特定歷史條件有所釐清外並試圖證示都市計畫隨後成為國民政府威權統治一部份的原因。關鍵詞:《首都計畫》南京都市計畫建國規劃論述知識權力*感謝吳光庭先生最早提供的《首都計畫》影本開啟了作者研究的興趣同時感謝南京東南大學王建國、李海清和南京大學趙辰三位先生提供的協助。也感謝《新史學》匿名評審惠賜的寶貴意見。亦感謝國科會對本文研究的支持。**淡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教授、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副教授王俊雄、孫全文、謝宏昌新史學十五卷一期一、前言本文嘗試探討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初期時制訂的《首都計畫》中隱含的「知識權力」關係並說明近代中國初次引進西方「都市計畫」的獨特歷史過程。年月完成北伐後國民政府開始著手推展廣及各層面的國家建設運動首都南京的城市空間改造也被國民政府舉為最重要的國家政策之一。同年月日國民政府便在其下正式設置了一個直屬的專責機構「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由孫科()領導進行首都南京的城市規劃。約一年後年底一本名為《首都計畫》的都市計畫報告書制訂完成。從近代中國城市規劃發展的角度來看這部《首都計畫》的制訂似乎別具意義。因為它是近代中國第一部引進西方「都市計畫」理論與方法制訂出來的都市計畫今日臺灣廣泛採行的都市計畫體制似乎此為源頭之一。除此之外對於興趣於研究都市計畫中所包攝的「知識權力」關係的人們而言《首都計畫》似乎也提供了一項極佳的素材值供深入探索與分析並在今日都市計畫已成為國家常規制度的情況下反思究竟什麼是都市計畫?以及都市計畫專業者應作些什麼?筆者認為所謂的都市計畫並非如規劃師所宣稱的、或一般人所認知的那樣是在「科學理性」原理指導下所進行的中立無私的城市規劃反而是一種充滿了傅柯(MichelFoucault,)所稱的知比如英國著名城市規劃史家AnthonySutcliffe便認為都市計畫指的是一種涵蓋全市為範圍的空間使用綜合計畫。通常由公共權威(public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初期的《首都計畫》識與權力間交互建構的過程。因此在分析架構上本文試圖藉著將《首都計畫》視為一種「論述」(adiscourse)是發話者為了要支配聽話者依其意志行事所進行的一種具有中心思想和前後內容統一的知識建構行動來探討在《首都計畫》中到底塑造了哪些「規劃論述」?以及透過它們又有哪些權力被佈設起來?在寫作的安排上本文除前言外分為相關文獻討論、《首都計畫》制訂的歷史背景、《首都計畫》的論述分析、《首都計畫》的解體和結論等五部分來回答這兩個問題。authority)根據科學理性的功能主義原則負責計畫制訂與執行好避免因私人個別利益而產生相互矛盾的空間使用導致經濟生產無效率、社會衝突和景觀混亂。他也指出這樣的都市計畫思維和技術雖然十九世紀已在歐美某些地方發展但完整的理論、方法和工具都是在年之後才常規化並逐漸成為二十世紀城市規劃的主流論述。以上參見“Introduction”收錄在該氏主編之TheRiseofModernUrbanPlanning(London:MansellPublishing,),pp「論述」在傅柯的著述裡指的是人類社會中所有有關「知識」如何被從發話者傳遞給聽話者的各種過程。論述的主要特徵之一為具有高度的「統一性」:是發話者為了說服聽話者而發出的一套具有完整的開頭與結語、有中心思想的言說組合過程如此才能使聽話者接受進而使聽話者能依說話者的意志行事。論述因此即是一種發話者為取得支配聽話者行為舉事的特殊權力過程。傅柯的許多著作即是以「論述」這個觀念、透過對「論述」的組織、策略、觀念、和目的的拆解來揭示知識與權力之間的交互形構關係。參見該氏TheArcheologyofKnowledge,tranAMSheridanSmith(NewYork:Pantheon,)同時傅柯亦認為空間乃論述轉化成實質權力關係的重要處所因此建築與都市計畫是他剖析權力運作的主要對象之一。參見PaulRabinow,“Space,Knowledge,andPower,Interview:MichelFoucault,”Skyline(March,),pp王俊雄、孫全文、謝宏昌新史學十五卷一期二、相關文獻討論(一)首都規劃與國家近年來在學者有關首都規劃的研究裡其與國家(thestate)之間的密切關係經常成為關注的焦點拉普普(AmosRapoport)的觀點似可為其中之代表。拉普普指出人類社會之所以會將首都分殊為一種獨特的空間類型並賦予它有別於「城市」的專屬稱謂主要是因為國家統治的出現。在國家統治實踐的過程中除了需要佔有一個空間作為權力行使的中心外也需要扶植首都成為國家的具體象徵建構出首都的領袖性格(charisma)如此國家的統治才能有效進行。因此首都其實就是國家的一部「統治機器」(arulingmachine)是居上位者向子民傳輸社會、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統治權力的工具。菲爾(LawrenceJVale,)的研究則集中於探討近代首都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他認為運用首都城市規劃來呈現國家權力是近代民族國家建國重要的工具之一。首都的城市規劃被用來協助建構民族好強化國民對國家的認同因此經常成為居上位者推動民族主義的媒介與體現。菲爾也指出正因為營建首都空間形式尤其是核心區(thecapitol)可以表彰國家建立的合法性基礎所以掌權者之AmosRapoport,“OntheNatureofCapitalsandTheirPhysicalExpressions,”JohnTayor,JeanGLengelléandCarolineAndreweds,CapitalCities:InternationalPerspectives(Ottawa:CarletonUniversityPress,),ppLawrenceJVale,Architecture,Power,andNaionalIdentity(NewHaven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初期的《首都計畫》間經常為了爭奪國家的領導權而對首都的城市規劃爭論不休。民族國家的首都城市規劃過程因此也經常就是一部派系權力鬥爭的歷史:首都之所以居於某個特定的地點和呈現出某種獨特的空間形貌經常是在某個特定的時間內黨派或個人權力競爭後的結果。首都的地點和其實質空間形式並不是恆常不動的反而是一個隨著政治變遷有權者不斷進行詮釋的動態轉變過程。在這個意義上菲爾認為民族國家首都更像是個爭論中心(thecenterofcontroversy)而非凝聚全國共識的中心。菲爾提出的這些觀點似乎也可從最近被廣泛探討過有關「民族權力」交互建構的關係來理解。首先近年來研究民族史學者大多同意民族乃是一群人主觀認同下加以人為「建構」的結果不完全是因為具有相同的體質、語言、文化、宗教等客觀條件演化形成的。而民族之所以產生就如霍布斯邦(EricHobsbawn,)指出的是民族主義者為了要建立國家才建立的一種論述民族是民族國家建立的工具而非一般人所以為是先有民族後才據此創建了國家。其次在民族國家建構的過程中民族主義者往往透過選擇喚起某些難以追憶的「過去」再加以重新詮釋等來創造這一群人共同的「集體記憶」讓他們相信他們之間確實具有相同的歷史文化傳統才能在情感上根本地聯繫起來牢固地凝聚成一民族。因此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才會宣稱民族是「想像的」(imaged)。霍布斯邦等人也說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頁。在NationsandNationalismsince一書中他說:「並不是民族創造了國家和民族主義而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引自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臺北:麥田出版社)頁。BenedictAnderson,ImaginedCommunities:ReflectionsontheOriginand王俊雄、孫全文、謝宏昌新史學十五卷一期傳統是被「發明出來的」(invented)。最後正因民族是被人為創造的同時又被視為民族國家建立的唯一合法基礎在建國的過程中不同的黨派或個人自然要對民族進行不同的詮釋證示自己是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保護者才有獲得掌權的機會而當國家建立之後掌權者也需要時時維護其民族論述才能保有政權的正當性抗拒他人對其權力的挑戰。比如沈松僑()和朱浤源()等人的研究便曾以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為對象具體地分析其中包攝的權力關係。而在這樣「民族權力」的交互建構過程中首都空間形式的塑造經常充滿了菲爾所指出的權力競逐者間利益不斷衝突的痕跡。他說:對大多數地方而言首都營造的大膽冒險毋寧是統治菁英階層試圖鞏固民族統一和在面對多種、散佈於其它都市中心的敵對團體的競爭局面中教化出民族認同的一種方式。假使美國是第一個新國家以設計和建造新首都來回應聯邦體制中的派系主義那麼它當然不是最後一個。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已有許多成功的民族解放運動在獨立之後試圖運用建築、都市設計和城市規劃來強化其〔統治〕地位。SpreadofNationalism(London:Verso,)EricHobsbawnandTerenceRangereds,TheInventionofTradi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詳見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頁朱浤源〈孫中山民族主義與二十一世紀華人〉收錄在《第二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父紀念館印行)頁。LawrenceJVale,Architecture,Power,andNaionalIdentity,p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初期的《首都計畫》(二)都市計畫的制度化和國家在都市計畫制度建構過程中國家似乎也同樣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波以爾(ChristianMBoyer)對美國「都市計畫」制度化過程的歷史研究便指出了這一點。她認為美國都市計畫制度在年代的建構其實與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工業資本主義(industrialcapitalism)的急速發展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美國資本主義的不均勻發展不但造成快速的都市化擴大城鄉差距而導致社會經濟衝突不斷而且城市中處處爆發的「都市問題」──其實就是資本與勞動間不斷矛盾下衍生的「社會問題」降低了資本累積的效率甚至使得資本主義體制本身瀕臨瓦解。為挽救這個危機某些企業主、工程師、建築師和律師等從年代開始就已開始發動某種程度的城市改造運動年代時「都市計畫」意識萌芽並開始被廣泛討論與宣傳。美國政府則大約在年代為了維繫資本主義體制好迴護自己的統治逐漸介入到都市空間的變遷過程。並在年代藉由各地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制度建立作為干預的手段和工具促使資本主義得到進一步的擴張。同時相關專業者冀求的都市計畫專業化也得到確立並獲得之前所無的權力。因此所謂的「都市計畫」其基本性質不外是一種傅柯所說的「論述」藉由宣稱它具有「科學理性」的原理與方法國家和專業的權力都得到了大幅伸張。金恩(AnthonyKing)和宏恩(RobertHome)等人所關注的殖民地都市計畫史研究似乎更能具體說明國家與都市計畫制度化之間的密切關ChristianMBoyer,DreamingtheRationalCity:TheMythofAmericanCityPlanning(Cambridge:TheMITPress,)王俊雄、孫全文、謝宏昌新史學十五卷一期係。金恩認為所謂的都市計畫不外就是政治與經濟權力的分配和社會與文化價值支配的實踐過程而這種過程在殖民地中顯現地最為清晰。宏恩對於英國殖民地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的城市規劃史研究則更具體地以各種史實的鋪陳敘述了殖民國家如何透過城市規劃包括年之後都市計畫的發明建構和制度化來掌控被殖民者社會的政治經濟體系甚至被殖民者的日常生活和思維。黃世孟()等人對日據時期臺灣都市計畫的研究也指出臺灣都市計畫體制的建立基礎為由臺灣總督所代表的國家絕對權力。為了完成對臺灣的經濟榨取和將培植臺灣作為其帝國主義擴展至東南亞的「南進基地」殖民政府必須開發臺灣的經濟資源並對臺灣人民進行社會控制和意識型態改造。而年之前在全臺推動的「市區改正」計畫和之後推動的「都市計畫」制度化正是殖民國家建立和鞏固其統治體制與遂行這些殖民目的時主要使用的手段之一如此都市計畫專業才在臺灣開始出現。(三)首都城市規劃與都市計畫專業論述的建構就如拉森(MagaliSLarson)所指出的某種專業的建構除了需要國家透過各種相關制度的建制從外部加以支持外也需要專業者同時在其內部構築出一套標準化的專業能力才能真正完成。她研究過建AnthonyKing,Urbanism,ColonialismandtheWorldEconomy(London:Routledge,)RobertHome,OfPlantingandPlanning:TheMakingofBritishColonialCities(London:EFNSpon,)國立臺灣大學土木研究所都市計畫研究室《日據時期臺灣都市計畫範型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土木研究所都市計畫研究室)。MagaliSLarson,TheRiseofProfessionalism:ASociologicalAnalysis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初期的《首都計畫》築專業的建構過程後指出專業能力標準化最重要途徑之一是透過將某些案例塑造為典範以它們為中心將某種特定的專業認知與方法傳播出去好讓專業者在工作時有一齊整的規範可以遵循。這些案例通常是那些本身被社會普遍認為具有文化上重要意義的建築如政府建築和博物館等。而專業工作機構、團體、學校、媒體與舉辦相關展覽的美術館、甚至史學家寫作的建築史都是這些特定專業論述傳播過程中的橋樑。因為正是在這些機構中這些特定的建築案例被不斷地展示和討論而且經常是正面觀點的從而使得這些案例的典範性格被鑄造出來同時特定專業論述也在此過程中浮現出來。其實不只在建築領域城市規劃專業的建構也是如此。而且從某些研究裡也可發現首都的城市規劃經常在城市規劃專業建構過程中扮演的典範案例角色。比如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推動的「市區改正」首先於年時在殖民地首都臺北推動隨後才擴展到其它城市和鄉鎮因此臺北的市區改正計畫可說是近代臺灣城市規劃最早的「範型」深刻地影響日據時期前三十年間規劃專業的發展。霍爾(ThomasHall)也指出主要因為工業化造成的都市人口急速成長和推動經濟現代化的需要歐洲才普遍發生國家介入城市空間的再構過程。而這項國家干預過程經常以首都為實驗場在首都推行成功之後才以此為一種城市現代化的「模式」(model)拓展到其它城市或地區。同時也在這些首都中紛紛進行的各種新型城市規劃的(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MagaliSLarson,BehindthePostmodernFaçade:ArchitecturalChangeinLateTwentiethCenturyAmeric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pp國立臺灣大學土木研究所都市計畫研究室《日據時期臺灣都市計畫範型之研究》。王俊雄、孫全文、謝宏昌新史學十五卷一期實驗如新市區拓展、鐵路交通的引進、街道拓寬、上下水道鋪設、貧民窟改造、公園設置、甚至包括土地分區使用制度的建立等被成功推行之後才促成了「都市計畫」理論與方法在二十世紀初成熟。綜合上述本文試著整理出關於首都城市規劃的三點假設性看法以便作為接下來討論南京《首都計畫》時的基礎:首都的重要性乃在於它作為國家的具現符號之一。不僅首都本身的出現即反映了國家統治的實存同時統治者也會主動透過首都空間形式的營造來向屬民表述其為全國的中樞。而首都的城市規劃既為統治者控制首都空間形式生產的主要手段之一必然也呈現了規劃時國家權力的行使方式。比如維繫近代國家統治賴以存在的合法性說詞如民族論述常會具現在首都的城市規劃之中。由於在國家統治權力的佈設過程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首都城市規劃常會成為掌權者之間不斷進行的領導地位爭奪的一部份。首都城市規劃的過程因此也常反映了上位者間的權力競逐尤其集中反映在核心區該如何規劃的爭論之上。由於都市計畫的專業化原就需要國家之助才能完成同時統治者所欲進行首都城市規劃也必須藉由規劃專家的服務才能完成。因此首都城市規劃經常扮演了一種特殊的場域讓國家悟識到規劃專業可以在建國過程發揮的積極角色從而願意建制規劃專業為國家體制的一部份。同時掌握都市計畫論述的專業者也因此獲得了權威和相關的經濟社會利益。此外首都本身的重要性也經常使得首都城市規劃成為規劃專業論述建構時的典範案例從而形塑了專業論述的部分內容。ThomasHall,PlanningEurope’sCapitalCities:AspectsofNineteenthCenturyUrbanDevelopment(London:EFNSpon,)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初期的《首都計畫》三、《首都計畫》制訂的歷史背景(一)「首都建設」的提倡制訂《首都計畫》的主體機關為國民政府年月日設置的「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以下簡稱「國都處」)。到年底被令裁撤為止「國都處」共存在一年又一個月的時間《首都計畫》也在該處結束時完成。「國都處」之組織包括簡任處長一人下設「總務」、「測繪」二科。測繪科即基層規劃單位科長為薦任技正下轄技士、科員八至九人。至於實際進行規劃的主要人員包括當時出任鐵道部長等要職的孫科為最高領導人其下屬為任國都處長的林逸民()和擔任顧問的美籍建築師墨菲(HenryKMurphy,)與工程師古力治(ErnestPGoodrich,)。至於「國都處」設置的緣由似乎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與北伐後國民政府高層提倡「首都建設」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孫科個人意志有關。從較大的歷史背景來看北伐後國民政府統治地位的未能穩固似乎正是其高層想要推動南京首都建設的主因。此時國民政府名義上雖為中央但實際上直接能掌控的地區只有江蘇等五省和山東一部大部分其餘地區還在地方實力軍人如閻錫山()等的控制之〈呈送擬定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組織規程〉(年月日到)《營建事業法令》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檔號頁。Minch’ienTukZungTyau,“PlanningtheNewChineseNationalCapital,”TheChineseSocialandPoliticalScienceReviewXIV(July,),pp同時該篇文章亦指出實際規劃工作主要由墨菲和古力治二人主導《首都計畫》最早也由英文寫作而成後再翻譯成中文。王俊雄、孫全文、謝宏昌新史學十五卷一期下甚至北方軍人還有定都北京之議因為那裡國民政府的勢力最小。而列強雖承認國民政府但因憂懼國民政府地位不穩和在華特權可能被其被取消等因素不願正面支持國民政府。各國使館之藉口南京缺乏現代化城市設施長期滯留北京不願南遷即為其中顯著事例。同時國民政府內部亦因個人恩怨和派系權力糾葛等因素瀕於分裂邊緣。比如國民黨領導人之一的汪兆銘()即未加入新重組的國民政府。(圖)圖《首都計畫》時的南京可見城廂地區人口集中在城南其餘區域人口稀少。地圖中西北斜直轉南、經舊市區轉東出東邊中山門之道路為年中興建完成的中山路城東房舍稀少處為明故宮區。資料來源: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編《中國民國新地圖》(上海:申報館)。安嘉芳〈政治都市的發展──抗戰前南京〉(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博士論文)頁。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初期的《首都計畫》在此內憂外患形勢中國民政府亟欲藉由首都的大規模建設計畫來鞏固其作為國家中心的領導地位似乎不難以理解。何況十五年前孫中山()即在南京就職民國首任總統國民政府此時推動南京首都計畫似乎更可以凸顯其為中國革命正統。其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在北伐完成後不到一個月首次赴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柩前致祭時所說的一番話即將此意圖表達地非常清楚他說:溯自辛亥革命我總理即主張南京為國都永絕封建勢力之根株以立民國萬年之基礎因袁逆為梗未能實現我同志永念遺志爰於北伐戰爭堪定東南之日即遷國民政府于南京而建中華民國之國都今北平舊都已更名號舊時建置悉予接收新京確立更無疑義凡我同志誓當擁護總理夙昔之主張努力於新都精神物質之建設徹底掃除數千年封建之惡習以為更新國運之始基。蔣介石透過這番言詞提倡的「首都建設」似乎頗能得到當時國民政府內部的普遍支持。因為從當年月之後至年底不過短短幾個月間各方共提過四種關於首都規劃專責機構設置的提議。(表)表首都計畫規劃機關提議一覽表()機關名稱規劃首都圖案委員會建設首都委員會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首都建設委員會提議時間年月年月年月年月提議人南京市長何民魂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主席為張靜江)胡漢民、戴季陶張靜江、蔡元培〈蔣中正祭孫總理文〉原載於天津《大公報》年月日版。本文引自安嘉芳〈政治都市的發展──抗戰前南京〉頁。事實上孫中山辛亥革命前後主張之國都地點並非僅只南京一處其它還包括武漢、西安、開封等甚至還曾主張過新疆的伊犁或疏勒蔣介石之言並非史實。參見安嘉芳〈政治都市的發展──抗戰前南京〉頁。王俊雄、孫全文、謝宏昌新史學十五卷一期機關位階直屬南京市府直屬建設委員會直屬國民政府直屬國民政府機關主持人士南京市政府主席:蔣介石常務委員:張靜江、吳敬恆、劉紀文、李宗黃、李宗侃、薛篤弼負責人:孫科處長:林逸民顧問:墨菲、古力治主席:蔣介石秘書長:劉紀文常務委員:孔祥熙、宋子文、趙戴文、孫科籌設結果無疾而終在國民政府「暫准備案」下成立後轉為「首都建設委員會」國民政府同意成立正式組織運作國民政府公布《首都建設委員會組織條例》正式開始運作資料來源:〈政治都市的發展──抗戰前的南京〉頁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建設首都委員會組織法令案》檔號、《國都設計技術委員會設置》檔號《抗戰前國家建設史料──首都建設(一)》頁、。然而其中似乎也隱藏了某些微妙的權力佈屬策略。最早提議設置首都規劃機構者為南京市政府。年月當時市長何民魂曾提議設置「規劃首都圖案委員會」由市政府來負責首都城市規劃事宜。而根據國民政府年月日公布的《南京特別市暫行條例》市政府確實應對南京市「土地分配及使用之取締事項」等城市規劃相關事宜負責。然而隨著何民魂在不久後去職由蔣介石系人馬劉紀文()在月中旬出任南京市長之後此計畫即不再推動。安嘉芳〈政治都市的發展──抗戰前南京〉頁。該暫行條例第七條規定。暫行條例全文詳見秦孝儀主編《抗戰前國家建設史料──首都建設(一)》(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頁。劉紀文為廣東東莞人曾擔任孫中山陣營中總務和財務管理工作孫科第一次出任廣州市長時劉紀文任審計處長。年間被派往歐洲考察曾於倫敦經濟學院與劍橋大學研究並考察市政。回國後在北伐時出任蔣介石之總司令部軍需處長隨後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時劉紀文出任南京第一任市長。據說當時劉紀文之任命雖有蔣介石力保但仍遭時任國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初期的《首都計畫》同時國民政府直屬的建設委員會亦在月中旬呈文國民政府備案說明已在其下組織一名為「建設首都委員會」的機構來專責「關於首都之建設事宜」而其依據不過是建設委員會組織法第七條規定該會「得設附屬機關」而已。國民政府月日暫准「建設首都委員會」設置後南京的城市規劃權即轉由中央政府所掌控。而根據建設委員會提出的「建設首都委員會」人事安排來看蔣介石即為南京首都規劃的最高決策者。民政府主席胡漢民的反對而幾乎流產後經粵籍大老古應芬協調才得以順利出任。蔣介石年月下野赴日時劉紀文亦離開南京市長職務隨行。北伐完成後透過蔣介石的積極安排劉紀文於年月重任南京市長直到年月去職時蔣介石還透過財政部安排他出任國民政府財政收入支柱之一的上海江海關監督。二人關係一直到年初因蔣介石軟禁胡漢民之「湯山事件」發生後才告破裂。有關劉紀文生平參閱〈民國人物小傳〉《傳記文學》:(臺北)頁。蔣介石安排劉紀文重任南京市長經過之公文詳見《抗戰前國家建設史料──首都建設(一)》頁。〈依照該會組織法設立建設首都委員會檢呈組織大綱〉(年月日到)《建設首都委員會組織法令案》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檔號頁。〈審核建設首都委員會組織大綱尚屬妥善擬暫予備案至應否設立局所專任執行一層函請轉陳鑒核〉(年月日發)《建設首都委員會組織法令案》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檔號頁。至於為何是「暫准備案」則與法制局意見有關。法制局雖大體同意但認為建設首都委員會最好只扮演首都規劃和執行時監督之角色因為該會委員及常委「多係兼職人員且不盡皆常川駐京之人」因此建議另立機關負責執行。證諸日後該會成立後從未召開會議的情形法制局的意見其實已經一語道破建設首都委員會之徒有機關但一事無成的結果。當時國民政府主席尚為譚延闓法制局長為王正廷。根據該會組織大綱委員包括國民黨中常委、國民政府常委、建設委員會常委、各院部會主管、各省主席、各特別市長等幾乎包括了國民政府的所有統治菁英可謂組織浩大但當時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並不在常務委王俊雄、孫全文、謝宏昌新史學十五卷一期(二)孫科與「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的成立孫科在年月的重返國民政府成為高層要員之一並運作想要主導南京城市規劃使得蔣介石想要透過「建設首都委員會」的設置來掌控首都規劃的計畫發生變化。該年月日胡漢民()與戴季陶()聯名在第一六三次中央政治會議中提議設置一名為「國都設計技術委員會」的機構直屬於國民政府來專門從事首都「詳備精密之設計」並具體建議由孫科以國府委員名義出任該會主席。理由是他「對於都市建設素具專長前辦廣州市政成績卓著為中外所共許」。不過戴胡二人之提案在該次會中遭到陳果夫()等人士的群起反對因為他們認為此舉將與之前已成立的「建設首都委員會」功能重疊。而從孫科在該次會議中幾次獨排眾議地發言支持來看似乎顯示他正是此提案背後的真正推手。員名單中。委員名單詳見〈審核建設首都委員會組織大綱尚屬妥善擬暫予備案至應否設立局所專任執行一層函請轉陳鑒核〉(年月日到)《建設首都委員會組織法令案》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檔號頁。〈戴傳賢等提議設立國都設計技術委員會〉(年月日到)《國都設計技術委員會設置》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檔號頁。提案中建議的委員名單除主席孫科外還包括南京市長、工務局長、和鄧召蔭、吳尚鷹、林逸民、范文照等六人比起建設首都委員會的組織浩大精簡許多。然而委員中以孫系人馬居多數因為鄧、吳、林等人都是孫科廣州市長任內舊識其中吳尚鷹更是當時眾所皆知的孫系人士。建築師范文照當時正接受孫科委託設計鐵道部新廈。當日會議中對此案發言者包括孫科、戴季陶、陳果夫、褚民誼、王正廷、李濟深、吳鐵城、王伯群等人。當中除孫科外其餘諸人均表反對或贊成將「國都設計技術委員會」置於「建設首都委員會」之下比如王正廷曾直言批評此舉將造成「屋上架屋之弊」。在眾人一片反對聲中下孫科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初期的《首都計畫》隨後國民政府在第七次國務會議中決定該委員會改以「設置事務所由孫委員科督同組織」方式設立。該「事務所」因此在月日成立隨後孫科呈文國民政府將該事務所更名為「國都處」。之前與他素有淵源的林逸民、墨菲與古力治等人才得以順利出任「國都處」要職。回顧孫科之前的經歷和當時身處的政治處境可以發現似乎有某些因素支持了他想要從蔣介石手中搶奪首都規劃權。首先孫科似乎是國民政府高層中少數瞭解都市計畫與具有城市規劃經驗的人士。早在年時孫科便曾發表過一篇名為〈都市規劃論〉之文章。文章中孫科認為「都市規劃」(cityplanning)為當時最新進之「都市改良」之術語其目的在於利用科學知識規劃新都市和改良舊市區使其成為便利、衛生、效率、壯麗美觀之都市。他最推崇十九世紀好斯門(BaronHaussmann)之巴黎改造與維也納之「環街」(Ringstrasse)計畫認為巴黎計畫「偉大與透徹」「城之大部當毀則毀之昔甚至說出「本席亦為首都建設委員會委員之一但因出國未曾與會而該會亦未嘗開會也凡技術工作無一天可停。若俟美工程師來時無人接洽則月費萬餘又將如何?果有其它機關負責本案自可緩議」其亟欲插手首都建設溢於言表。以上參見〈戴傳賢等提議設立國都設計技術委員會〉頁。〈戴傳賢等提議設立國都設計技術委員會決議由孫科督同組織〉(年月日發)《國都設計技術委員會設置》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檔號頁。〈孫科提議設置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請林逸民為處長〉(年月日到)《國都設計技術委員會設置》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檔號頁和〈孫科提議設置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請林逸民為處長照准〉(年月日發)《國都設計技術委員會設置》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檔號頁。秦孝儀主編《孫科文集》(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頁。王俊雄、孫全文、謝宏昌新史學十五卷一期日之小街陋巷乃一變而為康莊大道」。而維也納之環街是「世界壯麗無匹之街道」尤其該街道之築成費用取自原城牆拆除後之公地出售所得政府不必另外出資。孫科認為此法甚為理想「苟吾國各省都會亦能仿行是法則新都市之實現似非難事也」。至於現代都市規劃孫科認為德國是最早也是最進步者。他說德國各都市在市政府內皆設有專門規劃部門可預測百年間城市之擴張程度據以配置街道等公共設施。也將全市劃為不同分區(zonesystem)進行不同之樓高、間距、建築使用等規定並依此進行建築取締。市中心則置「市政中心」(civiccenter)內有公園、市政廳、圖書館等各主要街道交會處則建有教堂、戲院等雄偉建築「以壯觀瞻」。對於都市規劃進行的程序孫科認為可分為兩個階段:先是以所謂「科學」方式著手各種周密的調查與測量隨後根據調查結果對都市未來發展方向進行預測擬定各種實施內容與問題解決之先後順序規劃內容中尤以交通、衛生、娛樂三項為最重要。孫科寫作此文除了與他個人的留美背景有關外也有配合當時孫中山發出的「建設」論述之意。此外這篇文章似乎對於孫科仕途發展也甚有幫助比如賴澤涵()便認為此文為孫科得以順利出任廣州市長原因之一。在擔任市長後除了續行之前「拆城築路」為主的市政建設外可能為了進一步推進他腦中將廣州改造成有如巴秦孝儀主編《孫科文集》頁。秦孝儀主編《孫科文集》頁。孫科曾說他在美國就學時即對歐美都市計畫產生興趣並加以研究參見〈廣州市政憶述〉頁。而其〈都市規劃論〉發表於《建設雜誌》第卷號。該雜誌即是孫中山為了推行其建設理念而命朱執信和戴季陶在上海創辦的。賴澤涵《孫科與廣州市的近代化()》(臺北:史料研究中心)頁。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初期的《首都計畫》黎、維也納等便利且壯麗的現代城市孫科在年時開始籌畫廣州的城市規劃這也是國民政府首次進行的全面性城市規劃。孫科在年春天與美籍建築師墨菲接觸想要請他負責廣州的都市規劃。但就在此時陳炯明()叛變使得孫科去職廣州的都市計劃制訂工作暫時停下。然而墨菲與孫科當時一意崇尚西方城市路線略有不同。墨菲對中國古代建築頗有好感曾推崇北京紫禁城為「世界最良美之建築群」甚至認為其成就超過被西方建築史家譽為經墨菲出生於康乃迪克州為馬車製造商之子年畢業於耶魯大學主修藝術。年間進入法籍建築師EmmanualLMasqueray在紐約開設之著名布雜(BeauxArts)建築工作室(atelier)中學習建築。年在紐約開業年因接受中國雅禮教會(YaleinChina)之邀規劃設計長沙雅禮大學而開始進入中國工作。他在中國共規劃設計過超過個案例其中尤因在某些教會大學中採用中國風格而著名比如南京金陵女大和北京燕京大學。除了親身實踐外墨菲當時亦以建構和宣傳「中國建築文藝復興」著稱。他主張中國建築的現代化必須以鋼筋混凝土等現代建築技術、布雜建築手法加上外觀上的中國風格來完成。其對國民政府官方建築意識型態的影響主要是透過孫科來完成。除了擔任國都處顧問外年間他也在蔣介石的委託下完成南京紫金山麓上之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墨菲的影響力還旁及中國第一代建築師呂彥直、李錦沛、莊俊等曾在其事務所中工作范文照、趙深、董大酉等與之相當熟識可能還受過他在中國風格設計上之指導。日後中國建築師學會之主張以中國風格來表現救國強國之民族情緒墨菲之啟發亦是原因之一。關於墨菲在中國經過與影響參見JeffreyWCody,“HenryKMurphy,anAmericanArchitectinChina,,”PhDdissertation,CornellUniversity()孫科此議曾遭當時工務局長程天固反對。程天固除了認為墨菲(書中為麼霏)要求規劃費用過高達十萬美金外也不贊同墨菲的規劃構想認為其過於激進。參見程天固《程天固回憶錄》(臺北:龍文出版社)頁。HenryKMurphy,“AnArchitecturalRenaissanceinChina:TheUtilizationinModernPublicBuildingsoftheGreatStylesofthePast,”Asia,(),pp,王俊雄、孫全文、謝宏昌新史學十五卷一期典的羅馬聖彼得教堂和哥德大教堂。而墨菲當日也正以在教會大學校舍上以鋼筋混凝土構造來再現中國宮殿建築風格著稱此種作法他隨後將之稱為「中國建築文藝復興」並自豪因此曾獲得「中國建築文藝復興之父」美譽。孫科年在主持中山陵興建時曾規定競圖者「採用中國古式」建築風格可能亦是年孫墨接觸之結果之一。根據年月紐約時報的報導墨菲制訂的廣州計畫最終於孫科第三次出任廣州市長時通過。該報記者認為廣州計畫最主要的特色在於既能體現當時國民政府的推動國家現代化路線同時又能保存固有的中國城市風格。計畫中墨菲提出在市中心興建一座具有中國傳統建築風格的市政中心其位置在觀音山腳下、由舊官衙改建的中央公園之中。報導中如此描述墨菲規劃的市政中心:墨菲先生的廣州藍圖將與其它已被西方影響的中國城市形成有趣的對比。它將具有某些北平動人的美。就如北平一般整座城市集中於一群壯麗的建築物這些建築物環繞著一個方整HenryKMurphy,“AnArchitecturalRenaissanceinChina:TheUtilizationinModernPublicBuildingsoftheGreatStylesofthePast,”pp,HenryKMurphy,“Architecture,”inHFMacNaired,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pp由孫科親自擬訂「陵墓建築懸獎徵求圖案條例」第條規定「祭堂圖案須採用中國古式」「或根據中國建築精神特創新格亦可」。第條規定「祭堂雖採中國式惟為永久計一切建築均用堅固石材與鐵筋三合土不可用磚木之類」。最後選出呂彥直案為首獎興建了中山陵。以上參見江蘇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孫中山奉安大典》(北京:華文出版社)頁。該篇報導名為“Cantonadoptsnew‘cityplan’,”NewYorkTimes(March,),xx,由於相關資料的散失該篇報導是目前僅能找到的較完整當日文獻而此城市規劃最後是否正式公布也還有疑問。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初期的《首都計畫》的中國式院子並有著上翹的莊嚴斜屋頂和支持用的附壁柱與花窗。這群建築物即是市政中心。根據以上的說法墨菲顯然是以北京的紫禁城比附廣州計畫中的市政中心。但如何造成市政中心在廣州城市結構中的中心地位墨菲提出的方式卻與北京的城市結構方式大異其趣。他計畫以新築的市政中心為輻射中心分朝東北、西北、南、西南四個方向開闢四條林蔭大道深入市郊區域以便將市中心與市郊聯繫起來。其中南向的林蔭大道為全市最重要的大道被比附為北京的中軸線除了必須在路寬上最大、並在路上連續佈署數個拱門外還要沿著此中軸興建一座橋樑以便跨越珠江將珠江南岸的河南與市中心連上。(圖)同時為了珠江的整治和黃埔深水港的開闢計畫墨菲請美籍工程師古力治協助而當時擔任廣州工務局長的林逸民亦是廣州計畫要角之一。“Cantonadoptsnew‘cityplan’”,xx,古力治年畢業於密西根大學獲土木工程學士。他除了以設計港口著稱外也是美國年前後都市計畫運動的先驅者之一。在泰勒(FredericWTaylor)的「科學管理」主義影響下古力治曾與建築師GeorgeBFord合作以「科學」、「功能」的都市計畫方法來規劃紐海文(NewHaven)、紐沃克(Newark)、澤西市(JerseyCity)等並發展出一套美國都市計畫史上最早之一的城市調查步驟主要內容為如何以統計資料為基礎用「數字」進行都市計畫和管理。他也是年成立的美國都市計畫協會的創始會員之一並曾為紐約區域計畫顧問和辛辛那提(Cincinn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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