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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版本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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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02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古书版本鉴定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

古书版本鉴定李致忠著文物出版社封面设计:张希广责许晓东任编辑:古书版本鉴定李致忠著*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三河新艺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经销787 × 1092印张:11/16开21997年2月第一版1998年2月第二次印刷7ISB N-5010-0913-9/K·397定价:50.00元目次二、中国书籍的产生、初兴与发展三、书籍的生产材料与生产方法小引上:史证编一、书籍、书籍形态和书史的主要内容(一)书籍的生产材料.纸书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材料.纸书的出现与流行(二)书箱的生产方法.印制书籍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方法.印制书籍的出现与发展.活字排版印制书籍的出现与发展()泥活字印书法的发明与发展()木活字印书法的发明与发展()铜活字印书法的发明与发展.套版印制书籍的出现与发展四、书籍的装帧艺术(一)古代书籍的版面设计(二)古代书籍的插图版画中:版本编(三)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制.简策.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经折装.梵夹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毛装一、版本之称二、版本学之称三、版本学功用四、善本之称五、版本类型与版本称谓六、版本造伪与辨伪(一)以残书充全书(二)以丛书零种冒充单刻(三)伪改书名、作者以充罕见之书(四)增删刻书牌记以冒充珍本善本(五)增删刻书年款以冒充珍本善本(六)挖改序跋紧要处或改换序跋以充善本(七)伪造伪钤名家藏书印鉴以抬高版本身价(八)染纸造蛀以充古刻旧抄(九)以真带假版本杂拼(一○)装帧造伪以充古刻旧刊下:鉴定编一、一般刻本书的鉴定(一)依据风格特点初步鉴定版本.宋代刻书的特点.元代刻书的特点.明代刻书的特点.清代刻书的特点(二)依据原书序跋鉴定版本(三)依据书牌木记鉴定版本(四)依据后人题跋识语鉴定版本(五)依据原书刻工鉴定版本(六)依据书中讳字鉴定版本(七)依据地理建置沿革鉴定版本(八)依据机构职官变迁鉴定版本(九)依据衔名尊称谥号鉴定版本(一○)依据书名冠词称谓鉴定版(一一)依据卷端上下题名鉴定版(一二)依据卷数变迁鉴定版本(一三)依据藏书印记间接鉴定版本(一四)依据著录鉴定版本(一五)依据原书内容鉴定版本二、活字印本书的鉴定(一)依据序、跋、牌记鉴别(二)依据边栏界行衔接处的迹象鉴别(三)依据有无断版迹象鉴别(四)依据行字疏密、歪斜、横置、倒置鉴别(五)依据印纸墨色的浓淡是否均匀鉴别(一)依据书体的风格特点鉴定三、抄写本书的鉴定(二)依据题跋识语鉴定(三)依据室名斋号及稿纸特征鉴定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小引这本书自己命名为《古书版本鉴定》即首先是讲鉴定的。讲什么鉴定?讲古物鉴定还是讲书画鉴定?都不是是讲版本鉴定的。版本是书皆有版本问题。是讲新书版本还是讲外国书的版本?也都不是是专讲古书版本的。古书哪国都有是讲外国的还是讲中国的?当然是讲中国的。这样合起来此书的范围就界定了就是专谈中国古书版本鉴定的。鉴定是个过程是调动鉴定者各方面知识从各方面下手综合各方面依据最后做出判断的过程。因此在谈鉴定之前应该对书及书的版本等紧密相关的问题做个基本的交代。书既是社会的精神产品也是社会的物质产品。从精神产品的角度说它有意识形态从物质产品的角度说它又有物质形态。两种形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成了书籍。所以有人说书籍是物化了的思维凝固了的意识。人的思维、意识、知识、学问一经文字予以表达就有个着附材料的问题或者说就有个载体问题。而材料有自然的形态有加工过的形态这些形态又决定着版面形态。而若干版面形态有序地集合在一起装订在一起就又有了书籍的形态。所有这些关于书籍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虽属书籍发展史要讲解的问题与版本鉴定似无直接关系但版本鉴定所需要的许多知识特别是跟书籍自身有关的那些知识都是有来龙去脉的都是有发展演变过程的。对书籍本身的有关知识不预做交代鉴定时见到一些现象就会盲无所知就会使时代特征、考订证据失之交臂鉴定也会说不出根脉。所以本书一开头便讲书史好象是离题较远实际是从源头铺垫以利学海行舟故先有史证编。书史问题交代了接着来的就是版本问题。什么是“本”什么是版本什么是善本什么是版本学版本学功用等等都不是尽人皆知的。即或是知者由于所从事的专业不同志趣不同也未必洞晓。即或是洞晓者也未必对这当中的异同歧见、源流派脉有兴趣去深究。所以在史证编之后紧接着就列版本编旨在交代有关版本方面的知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期为版本鉴定做中流疏浚。鉴定编则是本书的主题也是古书版本鉴定的落脚点。这一编围绕中国古书的雕版印制、活字排版印制、抄写复制等不同生产方式以及由这些生产方式所赋予书籍的不同特点等展开叙述。这些叙述有前人的经验也有自己的体会和见解。虽窃意将自己所知全部奉献但绝不敢说已包罗殆尽。实际是知识越丰富鉴定越自如见书越多就越知其个性越知其个性就越容易归纳出共性。所以我那鉴定版本的十几条只是提示门径绝不可奉为圭臬。况且鉴定出版刻的人时地、抄写的人时地也只是版本鉴定的初步完成远未解决版本系统、版本源流、版刻优劣等更本质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综合数本丹黄手校潜心勘比才能分出源流系统和善本劣本。这些都应是版本鉴定中的内容岂是仅知版印人时地、抄写人时地所能包容!孟宪钧出于编辑人员的天职和自身的见地极力促我写一本关于古书版本鉴定的书以与其整体构想的书画鉴定、青铜器鉴定、瓷器鉴定等配套成一套鉴定丛书。我临事而惧屡屡坚辞而不获命故冒昧写下了这本书。拙稿若有瑕疵谬误责任当由我负。若获方家学者认同并有益于人事则吾之大幸。李致忠1994年8月21日于北京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上:史证编国有国史地有地志家有家乘学科有学科史书籍也有自己发展演变的轨迹。琢玉成器观古知今知前证后向为史家和学问家尊奉为必循的规律。书籍也称载籍、典籍其实细分这三者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好在本书的重点是要谈古籍的版本鉴定所以对典籍、载籍、书籍的确切含义也就无需详加考辨了。不过既是谈书籍的版本鉴定对书籍的有关知识、历史演变、承继关系、发展脉络等似乎也应有所了解。否则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版本鉴定也很难做到准确、科学和深入是为史证编。史证者从书史的角度鉴证版本也。一、书籍、书籍形态和书史的主要内容谈到典籍或书籍人们通常想到的多是现代书籍的内外形象顶多还能想到古籍的线装或包背装的内外形象再久远的书籍就难以想象了。其实现代人通常所能想象的书籍都还是正规书籍的概念。殊不知正规书籍的出现不但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到很晚以后的事情也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期很晚以后的事情。早期的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石刻文字等虽然算不上是正规书籍但它们却为正规书籍的产生做了各方面的准备或者说它们就是中国初期书籍的特定形态或者说它们就是中国的初期书籍。初期书籍多指档案性质的文字记录没有固定的外部形态没有向公众传播知识、阐扬思想的功能。正规书籍则不同所谓正规书籍是指以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扬主张等为目的经过有意的编制或创作用文字书写、刻、印在一定形式材料上的著作物。书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它既具有物质形态又具有意识形态。凡是书籍无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论是初期书籍还是正规书籍都是人的某种意识的反映。而人在无阶级的原始社会以氏族部落相划分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就以阶级、阶层相划分了。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及各个阶层的人不管他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其思想感情、意识形态、观察社会、理解人生以及解释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等都不可避免地要带上阶级的色彩。这种客观存在于人们头脑里的阶级意识反映在书籍中也就使书籍带上了阶级特色。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意识形态除了受阶级制约还要受时代制约。中国古代各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特色。夏、商、周是奴隶制时代固然与其后的封建制时代呈现着不同的时代特色同是封建制时代由于朝代的更迭也分为若干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统治者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不同也呈现出许多不同的时代特点。这些不同的时代特点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折射在书籍里也就使书籍带上了时代特色。当然同是一个阶级甚至是同一阶层又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们由于平生际遇的不同对世态炎凉的感受也不尽相同。甚至同是一位著作家由于前后地位的变化或是前后所从事的社会实践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不同的思想情绪。所有这些反映在作品里折射在书籍中也就使书籍带上了个人的特色。所以有人概括说书籍一经产生就会凭借其物质载体从人的主观意识中游离出来异化为一种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书籍是一种物化了的思维、凝固了的意识。这就决定了书籍的内容不管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美妙的还是丑恶的、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所包含的意识都具有独立的形态。这是书籍构成的一个方面即书籍的意识形态。人的意识传播的媒介不外两个方面一是靠说唱演讲传扬开去一是靠著书立说物化出来。所以当人们的某种意识无论是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只要物化成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就具备了相应的物质形态这是书籍构成的另一个方面。书籍构成的物质形态包括文字、文字载体、载体材料、材料形状及装帧形式等。文字是书籍构成最基本的条件任何情况下没有文字都不可能产生书籍。文字不但承担着意识形态的构成任务也影响着书籍物质形态的内外状况。如汉字方块字的特点就使得中国书籍既可从右向左直行竖写、竖雕、竖排、竖印并因此而形成中国书籍的右侧装订、书脊居右的特点也可以从左向右横写、横雕、横排、横印并因此而使中国书籍又具有可左侧装订、书脊居左的特点。而有些少数民族文字及英、法、俄、德等外国文字就只能是从左向右的横写、横排、横印因而也就只能左侧装订、书脊居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左而决不可能是竖写、竖排、竖印和右侧装订。这说明文字不但是书籍构成的前提条件还影响着书籍的版面形式和外部形态。文字除在人们的头脑里可以想象外只要在客观上显现出来就一定得有个着附材料的问题或者说就一定得有个载体的问题。而文字的载体实际就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世界上各个古老的民族在各自书籍(包括初期书籍和正规书籍)的发展进程中都曾经采用过不同的制作材料。外国人先后采用过纸草、树叶、树皮、砖刻、蜡版、铜叶、铅叶、金叶、亚麻布、羊皮、犊皮乃至于人皮中国人则先后采用过龟甲、兽骨、人的头盖骨、青铜器、石头、石片、玉片、摩崖、竹简、木牍、缣帛等。到人类普遍使用纸张来制作书籍那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由于文字的载体不同或者说书籍的制作材料不同影响到书籍的制作方法或者说是书籍的生产方法也不同。从刀刻、笔写、雕印、泥活字排印、木活字排印、金属活字排印直到全人类共同使用铅活字排版印书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在纸张成为书籍的制作材料以前不能想象书籍会用印刷的方法生产出来。同样在以甲骨、石片、玉片为书籍制作材料的情况下恐怕也只能用刀刻的方法来生产书籍而不能也无法采用印刷的办法。古印度及南亚、东南亚一带以贝多树叶为文字载体来制作书籍也只能用铁笔将文稿刻划在贝多树叶上也不可能用印刷的办法生产出贝叶材料的书籍。可见不同的书籍制作材料相应就有不同的书籍制作方法。由于书籍的制作材料、制作方法不同影响到书籍的形式或者说是书籍的外部形态也不同。片片不甚规则的甲骨其装订形式只能是中间钻孔串连片片有规则的竹木简便可以用绳子编连缣帛是丝织品柔软坚韧自身相连可卷可折可叠纸张兼具缣帛的柔软而更易成型因而先是效仿简策、缣帛的卷子装后又出现经折装、旋风装。待到书籍的制作方法发生巨大变革即由手写转换为雕印则影响到书籍的装帧形式彻底过渡到册叶式的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所有上述这些都是书籍构成的要素或者说是由它们综合起来构成了书籍的物质形态。研究书籍的意识形态、物质形态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揭示它们的内涵与外延总结它们发展演变的规律不但是中国书籍史要完成的任务也是古书版本鉴定不可或缺的知识。特别是其中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书籍的装帧艺术等则更是古籍版本鉴定必备的知识。知道竹木简书的编连装卷办法就很容易了解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演变依据知道竹木简书编绳形态与条简状态就很容易理解帛书、纸书栏线的模仿意念知道竹木简书赘简上标篇名下注书名的格局就很容易理解许多宋版书卷端题名为什么仍然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的历史渊源知道书籍制作材料的演变过程特别是知道书籍用纸的前后变化就很容易掌握从用纸特点上鉴定版本的门径知道什么时期盛行什么书籍装帧形式就会从装帧上另辟鉴定版本的蹊径知道中国书体源流及各时各地所宗所尚也能获得鉴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定写本、抄本、印本的佐证知道雕版印刷与活字版印刷的不同特点就很容易获得鉴别一书是雕版印制还是活版印制的技能知道中国书籍插图版画的插图形式、时代特点、地区风格也能获得由此区分版本的能力。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总之一句话关于中国书史的知识愈多鉴定版本也愈得心应手。这就是本书以“史证编”开篇的理由。二、中国书籍的产生、初兴与发展中国书籍究竟产生在我国历史上的什么时期呢?相传三皇五帝时期就有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恐怕靠不住。因为那时连文字都还没有怎么可能会有书籍产生呢。《尚书·多士篇》中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段话讲的意思是当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成功之后要把原殷的部分遗民西移至洛邑这些百姓故土难离不解其义牢骚满腹议论纷纷。于是周公出来训话讲解道理。他说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先人往世是有册书典籍的。那些册书典籍中记载阐述了殷革夏命的道理你们应当案省而知之。现在殷王朝已被推翻也是天命革殷同殷革夏命时的道理一样是天命所归。希望你们不要违抗天命服从迁徙。这段话作这种解释如果是对的则说明殷朝前期可能已经有了正规书籍。这可以说是我国正规书籍产生的历史上限。相传孔子曾经删述六艺证明在春秋末期以前中国的确产生了正规书籍。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曲阜(今山东曲阜)人。他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整个生活的时代恰是春秋末年。孔子一生除了行教之外就是整理古籍。所谓删述六艺就是他整理古籍的重要内容。六艺指的是《易》《、书》《、诗》《、仪礼》《、乐》《、春秋》。到西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六艺被尊为经典所以又称六经。《乐经》久已失传故又有五经之称。五经在西汉武帝时均立于学官由此便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既然说孔子删订六经顾名思义那就不是创作而是编次订定。既然是编次订定那就说明在孔子之前这些书籍早就有了基础并且久已流行了。否则孔子依什么为底本进行删汰订定呢?事实也正是如此。传说孔子晚年喜欢读《易》致令“韦编三绝”。韦者纬也。纬与经相对经为竖纬为横。“韦编”就是横编。古时以竹木简写书编简之绳相对于竖写文字的条条竹木简来讲恰是横编。故“韦编三绝”者乃因喜读经常翻阅致使编连《周易》竹简的横向编绳都烂断多次可见孔子是多么地喜欢《易经》。既然是孔子的喜读之书不是久已产生又作何解释呢?《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专著在该书中孔子多次征引《尚书》和《诗经》上的话作为论据阐述某种思想说明某种道理。表明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尚书》也早已成书行世否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则他又何从征引呢?周景王元年(前544年)吴季札曾经到鲁国观乐。鲁国为吴季札所歌的《诗》据《左传》记载其分类名目、先后次第等已和今本《诗经》差不多。而吴季札赴鲁国观乐的那一年孔子才只有8岁表明远在孔子之前《诗经》也早已成书流行了。至于《春秋》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孔子曾向许多诸侯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国主张都遭到拒绝不见重用且曾被困陈蔡。“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次就是编次既是编次就说明在孔子之前《春秋》也早已草创成书了否则孔子也就无所谓编次了。事实上鲁国早有国史名字就叫《春秋》孔子不过据此加以增删编次罢了。所有这些实例都能雄辩地说明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以前正规的册书典籍的确早已产生了。这可以谓之正规书籍产生的历史下限。至于产生在春秋末期以前的这些册书典籍究竟出自什么人之手虽然无法具体确定但也可以大体推知。殷商和周王朝的前期还属于“学在官府”的时代中央天子和王国诸侯的周围都有史官他们负责记言记行保管文献档案等。因此当时藏书、读书乃至于编书、著书的权利都只能属于这些史官及其所服务的少数统治阶级贵族。这些人以外的一般人是无权问津的。所以史官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既有知识又生活在贵族统治者周围掌握着丰富的文献档案材料这就给他们创造了极好的编书、著书的条件。孔子所删订的《六经》原著很有可能就出自这些史官之手。正规书籍的产生意味着人类文明与进步意味着知识更加广泛更加普遍的传播。所以到春秋后期便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过去那种少数人垄断知识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一种新的思想在社会内部孕育着、萌生着。待到孔子以教育家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便响亮地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表明知识已突破少数上层人物的桎梏向更广泛的士阶层传布。士阶层就是知识阶层。知识阶层的出现意味着书籍的初兴。孔子之后特别是进入战国时期以后奴隶制社会急剧向封建制社会转化。奴隶制的堤岸已被冲决但还没有全线崩溃新型的封建制社会已经萌生但还十分脆弱极不健全极不成熟。如何维护旧的堡垒使之苟延残喘或东山再起这是奴隶主阶级及其代言人终日思考和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培育新型封建社会这棵幼苗如何塑造这个社会的形象则是新兴地主阶级及其代言人终日思考和要解决的问题。两军对垒各自都想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于是在思想界便形成了一种非常活跃的局面。大家各抒己见、各申主张这就是所谓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其实质是不同阶级不同政治路线的论争是思想战线上不同哲学观点的论争。在论争中为了适应某一阶级或阶层的需要彼此之间都竭力宣传各自的观点和主张以便战胜对方弘扬自己争取掌权者的采纳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先秦诸子的这种活跃论争产生了大批的私人著作从而使我国书籍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书籍生产的第一个高潮。例如早期的儒家、道家、墨家都有著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作传世。战国中叶以后儒家又有孟子、荀子道家又有尹文子、慎子、庄子还有新生的法家商鞅、吴起、申不害、韩非子名家有公孙龙子、惠施阴阳家有邹衍、邹奭等等他们都有自己的著作。与此同时科技方面也出现了医书《内经》、药物书《本草》屈原的《离骚》。此外在天文、历法、农业、畜牧、文学方面则出现了不朽的名著历史、地理等方面也出现了专著。此为战国时期书籍的初兴。秦王朝来去匆匆且行“焚书坑儒”政策故书籍遭劫。秦朝自己的著作本来就少且未能流传下来所以秦代的书籍生产跌至低谷。汉初吸取秦朝迅速灭亡的前车之鉴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使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政策也比较开明一度曾遭受秦王朝严酷压制的几个重要思想流派如黄老学派、刑名学派以及儒家学派等都不同程度地得到过提倡出现了一批有见地的政治家和有成就的文学家。如贾谊、贾山、晁错、枚乘、邹阳、庄忌等都是此期有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们写下了不少政论文章和文学作品表明此期的书籍创作又趋于复苏。到了西汉武帝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汉武帝本人又是个文治武功都想大有作为的人这就与藩王出于政治目的而继续提倡汉初的黄老之学发生了矛盾。汉武帝则以自己所掌握的政权力量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战国以来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彻底结束。经过董仲舒改造和解释的儒家思想和儒家作品成了官方哲学和经典著作。从此以后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虽然也经受过各方面的挑战但始终处于统治地位。因此书籍的创作也受其钳制常常围绕经学打转转。经注、经疏、经解、释音、释名、释义、名物考证、地理考证、人物考证等有关经学的著作层出不穷历朝都有。这种经学的发展与经学书籍的迭兴都可以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中找到最初的源头。司马迁《史记》的问世开了我国后朝撰写前朝历史的先河纪传体亦成了我国正史的基本体裁。此后封建王朝更迭不断封建王朝的史书也赓续修撰直至清末竟有二十五史传世这是世界历史的奇迹。而紧跟历史的发展还有大批量的史著问世。封建社会为什么如此重视经、史呢?盖“经禀圣裁垂型万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见《四库全书总目》)。所以中国历史上正经正史向来产生得多传抄刻印得也多版本鉴定的任务也重。他如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文学书籍、医学传统与医药学著作、道家传统与道教书籍、天文学传统与天文历算著作、兵家传统与兵书著作、释家传统与释教书籍、农业传统与农家著述、小说家传统与古今小说著作等等真可谓浩如烟海多如丘山。这些多如丘山的书籍是几千年积累起》)发展到后来的经史子集来的。从最初仅有的六艺(即《六经四部犹如渊生细流、流成百川、百川汇海。这些浩繁的书籍再经过历代多次传抄刻印版本更为复杂。要想从这种纷纭复杂的书籍和书籍版本中理出源流系统得出正确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结论不知道一些学术发展的知识不知道一些中国书籍产生、初兴和发展的梗概那是难以办到的。特别是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因而中国书史也就更加灿烂辉煌。其间的创作思想、创作倾向、生产材料、生产方法、装帧形式等都有过极大的变化。不从源头说起流别就很难说清楚了。三、书籍的生产材料与生产方法(一)书籍的生产材料书籍实质上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它的意识形态一种是它的物质形态。而当意识形态要用文字加以表现时就有个着附材料的问题了。而文字的着附材料或者说是文字的载体从广义上说就是书籍的生产材料或者叫作书籍的制作材料。书籍的生产材料或者说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不是一开始就用纸张来书写或印刷的。纸书的出现在书籍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以纸书的出现划一界限分两段讲述书籍的生产材料。1.纸书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材料前边已经说过了书籍有自己特定的概念和构成要素不是所有的文字记录都可以称为书籍。但书籍是从最初的文字记录经过人的总结、规范、系统和逻辑加工逐渐演变而来的。所以要谈书籍的生产材料也还需要追根溯源地从最初的文字记录谈起。纸书出现以前书籍的生产材料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如此世界上一些文明较早的民族也是如此。我国最初的文字记录或者叫作初期的书籍是从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早期石刻文字算起的所以初期书籍的制作材料就是龟甲、兽骨、人的头盖骨、青铜器、玉、石质等材料。而随着内容的不断丰富文字记载或阐述的不断加长甲骨、青铜器或玉、石材料就难以承受或容纳了于是又出现了竹木简书。而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也用来制作书籍了。墨翟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人由后人整理墨家学派言论、著作而成的《墨子》中多处涉及中国早期书籍的制作材料问题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墨子·贵义篇》中说古圣贤王为了将他们的治世之道传遗后世子孙以便后世子孙有所遵循、有所效法就将他们的治世之道“书之竹帛镂之金石”。这里的所谓“书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之竹帛”就指的是书写在竹简或缣帛上所谓“镂之金石”指的就是雕刻在金属的器皿上或石质材料上。《墨子·尚贤篇》中说:“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之竹帛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于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这是说古者圣王既懂得礼贤下士的道理就把记载这种道理的书象先王之书、吕刑之书那样书写在竹简、缣帛上或者雕琢在盘盂上以便传给后世子孙遵法借鉴。《墨子·天志篇》中说:“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不止此而已镂之金石琢之盘盂。⋯⋯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罪者也。不止此而已又书其事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这是说古人将“爱人利人”的优秀品德及“憎人贼人”的恶劣品质都要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以供后世子孙弃恶扬善。《墨子·非命篇》中说:“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墨子·明鬼篇》中说:“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这是说古圣贤王是很敬信鬼神的对鬼神的侍奉祭祀是很丰厚的。恐怕后世子孙不懂这些道理所以要将这种事情书写在竹简、缣帛上以便传给后世子孙。又担心竹简、缣帛容易腐朽或被虫蛀而灭绝后世子孙无从知晓于是又将这些事镌刻在金属器具或石质材料上或是雕琢在盘盂器皿上以便传之久远。可见古人将什么事情书写在竹帛上什么事情雕刻在金、石、盘是轻重有别的。   先圣六王之亲行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墨子·兼爱篇》中说“:何知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这是墨翟谈自己的感受现身说法申明自己并未与先圣六王生在同时更未亲聆其声、亲见其颜但怎么会知道他们的贤德懿行呢?没有别的就是靠阅读他们那时书写在竹简、缣帛雕刻在金石盘盂上的文字记载所知道的。上述《墨子》书中的这些说法虽然是墨翟站在他所生活的时代追述以前、描绘当世但他这种深刻的总结亦未尝不是纸书出现以前书籍制作材料的高度概括。的确是在墨翟生活的春秋战国之际以前中国文字的载体中国书籍的制作材料曾经有过金、石、竹、帛并行的时期。而随着书籍的产生和发展竹、帛逐渐成了书籍生产的主要材料并流行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王充《论衡·量知篇》中说:“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这是说要把竹。”还说“:断木为椠子截为一段一段的圆筒再劈成若干竹片才能制成可以写字的竹简。木料也要截成段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开成板才能制成可以写字的版牍。新竹带有青皮不易着墨含有水分容易生虫朽蠹需要经过加工处理才能使用。西汉后期刘向曾在他所作的《别录》中说:“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可见古人在以竹木作为书籍制青亦曰汗简。”(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作材料时不但懂得整治刮削便利使用而且懂得如何防虫避蠹以利于书籍的保护。现在“简牍”已成为一个专用名词竹、木简也常是相提并论。但在实际上竹简之用于文字载体要早于木牍。或者说在竹简行用的启发下没有竹子或不便于用竹简的情况下木牍便以竹简替代物的身份充当书籍的制作材料并与竹简同时流行。这种情况我们不但从上述的文献中已经得到证明从历来出土的实物也可得以验证。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有人在汲郡(今河南省北部)盗发魏襄王墓发现了大批竹简共计16种。内容涉及史地、占卜、故事等。今传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就是这次盗发出来的竹简整理而成并流传了下来。可惜这次出土的竹简书籍其实物没能保存下来但却足以证明竹简确曾是中国书籍的制作材料。南朝刘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年)在今湖北襄阳附近的楚墓中也曾经出土过一批竹简书籍文字是蝌蚪文大约是公元前505年前278年之间的书籍遗存。可惜这批竹简书籍也没能流传下来。而现存的古简都是近年发掘出土的。1952年五里牌出土竹简37枚。1953年仰天湖出土公元前四世纪竹简43枚。1954。1972年至1973年长沙马年长沙杨家湾出土公元前三世纪竹简73枚王堆两座西汉墓先后出土竹简近千枚。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秦昭王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前306前2安徽阜阳县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17年)的竹简1100多枚1977年夏侯灶墓中出土了《仓颉篇》、《诗经表》《、大事记》《、作务员程》等》、周易》以《及《年十多种竹简北随县书战籍。1978年湖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竹简240多枚。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湾墓出土西汉初期竹1100多枚是西汉文帝至武帝时期遗籍。所有简上述这些出土的竹简都以实物的姿态证明竹简确曾是书籍普遍使用过的雄辩地制作材料。木牍的出土除中原外以西北地区为最多。1901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一次来中亚考察在和田境内的尼雅古址发现一批东汉时期的木牍大约40枚。19061908年斯坦因又先后两次来中亚考察在敦煌附近废墟及稍东的酒泉又得简牍千余枚约为公元前98年至公元153年之间的遗籍。内容涉及文学、数学、历书、占卜及天文等资料。1930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进行发掘得到大批的汉代简牍。先后来这一地区进行考察的还有帝俄时期地理学会的科兹洛夫及英国的斯坦因等。在破城子处发现木牍5200余枚在红城子等处发现木牍3500余枚约为公元前102年至公元30年之间的遗籍。1959年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郊区东汉墓中掘得385枚简牍其中大多数是云杉木牍。1972年武威旱滩坡东汉墓中又发现医药简牍92枚多是松木和杨木。1972至1976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年甘肃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地区又先后发现王莽新政时期的简牍近20000枚其中绝大多数是木牍。1978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西汉晚期墓中出土简牍400余枚大多数也是云杉木。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简牍1217枚是公元前65年至王莽新政时期的遗籍。此外在楼兰地区也先后出土过不少简牍。所有上述这些又说明在竹简用来制作书籍盛行的同时木牍也先后盛行而且主要是在我国的西北部地区。这是因为西北地区少竹而多木的缘故。而且多是松、杨、柽柳。这类木材生长在本地色白质松易于吸墨所以为中原及西北地区普遍采用。关于竹木简书籍的尺寸规制过去的说法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甚至是完全不相符。归纳起来过去大体有如下几种说法。经书:儒家经典用简长为2尺4寸。法律书:法律书用简长为3尺或者说是2尺4寸。原因是周代1尺相当于汉尺8寸。故古有“三尺法”之谓。诸子书:诸子尺书就是说诸子著作用简长1尺。其实这些说法都有些以偏概全以汉代书籍的用简规制概括为先汉书籍的通制。实际并不完全如此甚至是完全不如此。例如晋代汲冢出土的《穆天子传》简长约合汉尺2尺南齐时襄阳出土的《周礼·考工记》简长约合汉尺的2尺4寸定州西汉中期墓出土的《论语》简长则不足汉尺的1尺阜阳双古堆西汉早期汝阴侯墓出土的《诗经》其简长只有汉尺的9寸5分《仓颉篇》简长则是汉尺的1尺1寸。这些书都是后世所说的经部书其简长并不都是2尺4寸而是参差不一看不出一定的规制。近年出土的诸子书简长有2尺的有1尺2寸、1尺1寸甚至还有5寸的也不合“诸子尺书”之制。而银雀山西汉中期墓出土的《历谱》简长竟达汉尺的3尺。大通上孙家寨西汉中晚期墓出土的军规、军法简长度只有汉尺的1尺1寸。云梦出土的《秦律十八种》简长度也只有二十几厘米约合汉尺不过1尺。张家山出土汉简中的汉律简长度也只是1尺左右。这些情况表明无论周制、秦制还是汉制法律书用简都没有3尺的长度都不符合“三尺法”的古制。所有这些现象表明古人写书用简长度没有绝对的定制只是约定俗成。既是约定俗成就有很大的灵活性。特别是民间写书用简长短的弹性更大。所以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冒说哪一类的书一定用多长的简。大概古人写书用简的写长度也跟财力和崇尚有关。财力充裕又尊崇某家某书写时用简就长来字大行疏阅读历历在目。财力羞涩又非所崇之人和所崇之书只是写来实用则用简就短。雕版印书出现以后其开本版式、行格字数也只是约定俗成没有定式。宋代国子监官刻儒家经典多取8行16字的款式这已经是相当考究了。而南宋吴革刻朱熹《易传》则每半版取5行款式。这就是因为崇尚朱熹财力又充裕。直到今天书籍出版也还是这样内容重要作者地位又高出版社又有财力书出得开本就宏朗版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面就铺陈印纸就精良。反之就一般化了。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也用来制作书籍了这在我们前边所谈到的《墨子》书中已不止一次提到。《论语·卫灵公》中说“子张书诸绅”。这里的“绅”就是丝织品也就是子张将孔子的一些话书写在丝织品的大带上。《风俗通义》说:“汉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竹书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这里的“素”指的也是丝织品。就是说刘向校定中秘书籍去其重复校定异同撮其要旨之后先都要抄写在竹简上待进一步改易刊定之后才誊写在缣帛上以进呈。《后汉书》记载东汉末年董卓作乱国家图籍横遭破坏士兵将帛书拿来作帐篷、提囊。《隋书·经籍志》记载晋荀勖整理《中经簿》时谈到当时的书籍仍说是“盛以缥囊书用缃素”。所有这些记载都说明从春秋到东晋上千年的时间里缣帛和竹木简一样是书籍普遍采用的制作材料。这是文献方面的记载历年出土的实物也验证了这一事实。1908年英人斯坦因在中国敦煌发现2件帛书一件9厘米见方一件长15、宽6.5厘米。内容是内地与边疆的通信大约是公元1556年之间的遗籍。1942年长沙战国时代楚墓出土过帛画。1949年长沙另一座楚墓再度出土帛画。1973年在1942年发掘的楚墓遗址中再度出土人物帛画。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彩色帛画。1976年山东临沂金雀山西汉墓出土了长幅帛画。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了20多种帛书约10余万字。其中许多书的内容文字与现今通行本不同。如《老子》出土了两种帛书写本均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甲本卷后与乙本卷前均有四篇近30000字今本没有的佚文。《战国策》有12000多字大部分内容为今本所没有。《易经》比今本多出4000多字。《战国纵横家书》28篇11000多字是久已失传的遗籍。这批帛书的出土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帛书形象并以实物的形态进一步证明缣帛的确曾是中国书籍的制作材料之一。帛书的形象仍然是模仿竹木简书。用来制作书籍的缣帛一般都要在上面画出或织出行格称为界行或栏线。黑色的叫作“乌丝栏”红色的叫作“朱丝栏”。而两道栏线之间形成的条状行格则完全是条条竹木简形象的模仿和再现。《后汉书·襄楷传》记载汉顺帝时琅玡宫崇曾经到宫门呈献一部他师傅干吉在曲阳泉上得到的道家作品《太平清领书》共170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描绘的就是在洁白的缣帛上写着乌黑的文字在行行文字之间画着朱红的界行。卷首接着青色的绫子绫子上再用红笔写上划分段落的小标题。遥想当年这部帛书该是多么赏心悦目、朱墨灿然啊!可见中国古代的帛书其卷面设计已是相当精美了。但帛书出现之后并没能取代竹木简书而是和竹木简同时作为书籍的制作材料一并流行最后同为纸书所取代。而纸书的出现不仅是书籍制作材料的重大变革也使人类文明开始了新纪元。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2.纸书的出现与流行现代人关于纸的概念是指将植物纤维捣碎作成纸浆而后抄造的纸。用造纸技术的专门术语讲就是经过帚化过程的纸才是现代科学概念的纸。历年出土的实物证明早在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以前中国已有了这种植物纤维经帚化而造的纸。1957年西安霸桥砖瓦厂工地出土了西汉武帝时(前144前88年)的文物。其中有古纸碎片质地粗糙未写文字是当时用来包裹随葬的铜镜的。最初有人认为是经质纸后来用现代方法化验测定是用麻类纤维所造的纸。近年又有人化验、分析纸质纤维的化学分子结构认为不是纸而是麻织物经多年压平而形成的薄片。但前者不服又取样拿到国外进一步用现代科学手段再度进行化验结果仍证明是纸而绝非麻织物。1978年又发现了西汉宣帝(前73前49年)时期的古纸纸质粗糙未写文字也是麻类纤维所造。1933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罗布淖尔发现过一片残纸长10、宽4厘米白色质地粗糙。经用现代手段化验认定也是麻类纤维所造纸面尚存有未捣碎的麻筋。同墓出土的还有西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年)的木简因而被测定为公元前49年左右的遗物。1942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河附近发现了写有文字的纸团经化验测定也是植物纤维所造的纸。根据同时出土的东汉和帝永元年间的若干木简判断当是公元9398年左右的纸。1973年在甘肃旱滩坡工地又发现了东汉时代的古纸纸上写有隶体字。经化验证明也是麻类纤维所造的纸。纸的质地较霸桥纸要精细得多表明造纸技术在不断进步。上述实物证明中华民族早就造出了纸但最初造纸目的是否作为书籍的新型制作材料没有充分的证据加以肯定或否定。但经过200多年的实践到东汉蔡伦却从书籍制作材料的角度敏锐地发现了纸张的新用途及其广阔的前景因而在造纸原料及造纸技术上刻意加以改进于是造出了好纸并逐渐推广直到在全世界开花为人类带来进步。《后汉书·蔡伦传》谓“: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这是迄今为止完整描述造纸技术的最早记载。蔡伦所处的时代是东汉即公元一世纪的后半叶至二世纪的上半叶。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竹木简书与缣帛书并行的时代同时纸张特别是麻类纤维纸张也已产生了三四百年用纸来写字也有了实践和先例。这就给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从而逐渐扬弃笨重的竹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木简和贵重的缣帛以构思的基础。所以蔡伦明确指出自古书籍多用竹木缣帛制作的弊端因而才造意用树皮、麻头、破布(那时的布是麻织品)及旧鱼网(当时鱼网也用麻绳编织)等原料造纸以便取代竹简缣帛。这里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蔡伦除了沿用麻类纤维造纸还开辟了用树皮造纸的新原料和新技术这就是我国后世大量行用的皮纸。所以蔡伦造纸技术于元兴元年(105年)奏上之后深得皇帝赞赏天下莫不从用故咸称“蔡侯纸”。到东汉末年左伯再度改良造纸技术和工艺使纸的功用更前进了一步。左伯是东莱人东莱一带成了造好纸的地方。徐陵《玉台新咏序》称:“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当然从纸张出现到最后完全取代竹木简及缣帛而成为书籍主要或唯一的制作材料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公元二世纪应劭写的《风俗通义》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公元25年把首都从长安迁往洛阳。在迁都运物过程中搬运书籍的车据说是“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这里的素书指的是帛书简书指的是竹木简书纸书便是指用纸来书写制作的书籍了。古人曾把缣帛谓之纸但这里已把素、简、纸加以区分可见这里的纸绝不再指缣帛而是地地道道的纸了。我们知道东汉立朝就在公元25年因此这些运往洛阳的书都应该是在这一年以前产生的书籍。而这一年以前就是王莽新政时期即西汉时期。可见西汉或西汉后期已经懂得用纸来书写书籍了而且成为政府的正式藏书。与应劭同时代还有个叫刘珍的在他写的《东观汉纪·贾逵传》中曾记载汉章帝刘炟在公元76年命博士贾逵(29101年)给学生讲授《春秋左氏传》。为了使贾逵所用的教本有参照特赐给他“简、纸经传各一通”。汉章帝是东汉立朝之后的第三位皇帝在位12年(7687年)他赐给贾逵的简本《春秋经传》和纸本《春秋经传》也是有制作材料的区别的。可见东汉初期也用纸来书写书籍。晋人袁宏所撰《后汉纪·和帝纪》说邓贵妃于公元102年即皇后位下令禁止万国进贡珍丽之物只要求“岁时但贡纸墨而已”可见当时对纸张的渴求已胜过珍丽之物。待到蔡伦改进造纸技术特别是山东东莱左伯改进造纸工艺以后用纸来书写书籍就更日渐频繁了。《北堂书钞》卷一○四引崔瑗写给葛元甫的信说送给你《许子》10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崔瑗是贾逵的学生基本生活在同一时代。贾逵接受过皇帝赐给的纸写《春秋经传》他的学生送给葛元甫《许子》因家贫用不起缣帛只好用纸来书写。可见东汉时用纸来制作书籍已显出了它在价格上的优势。《后汉书·延笃传》注引《先贤行状》说延笃打算自己抄写一部《春秋左氏传》因为没有纸他的师傅唐溪典就送给他一些废笺记让他用这种纸的背面抄写。结果是这种纸的背面无法写字延笃只得向别人借一部来读。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汉末赵歧的《三辅决录》引证韦诞(179253年)奏言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尽径丈之势方寸千言。”韦诞是东汉末至三国中期的人他已将左伯纸、张芝笔和他自己造的墨相提并论成为早期的文房三宝了。当时的纸墨究竟好到什么程度五世纪时的萧子良在答王僧虔的信中曾说:“子邑(左伯)之纸研妙辉光仲将(韦诞)之墨一点如漆伯英(张芝)之笔穷神尽意。”这里的所谓“研妙辉光”无非是形容“左伯纸”造得洁白、精细、光滑宜于书写。可证造纸经左伯改进之后其质地已能笔走龙蛇穷神尽意了。《后汉书·蔡琰传》曾记载曹操欲使十吏就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写书文姬“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曹操、蔡邕以及他的女儿蔡文姬都是左伯的同时人曹操令十吏就蔡文姬写书之纸说不定也是这种“研妙辉光”的左伯纸。进入三国两晋造纸的原料进一步扩大造纸的地域进一步扩展造纸的设备进一步改进造纸的工艺进一步提高纸张的生产量也大幅度增加。晋代造的纸有的帚化程度达到70%几乎接近后世的机制纸了。由于纸质精美所以纸张也成了诗人骚客吟诗作赋的歌咏题材。如晋代傅咸就作有《纸赋》称颂纸张“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己新。揽之则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这段文字的前半部分显然是对当时纸张质量的一种描绘后半部分是说纸张可屈可伸能抒能卷具有缣帛同样的优点。南朝梁人萧绎专门写有《咏纸》诗形容当时的纸张“皎白如霜雪方正若布棋宣情且记事宁同鱼网时!”这显然是与蔡伦用麻头、鱼网等所造之纸比较而言的。“宁同鱼网时”是说此时造的纸其质量岂能和蔡伦时同日而语!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曾经用缣帛书写他自己的文学理论著作《《典论》和诗赋送给东吴的孙权又用纸张同样抄写一部送给大臣张昭。可见那时纸张已较普遍用来书写书籍并且显然要比缣帛便宜。进入晋代纸已逐渐成为支配地位的书写材料简牍、缣帛已处在被取代的前夜了。《太平御览》卷六○五引证《语林》中记载王羲之曾为会稽谢安请赐笺纸库中只剩下90000张结果都送给了他。《初学记》卷二一引述晋人虞预《请秘府纸表》说秘府中有纸30000多张请求400张给著作史用来撰写起居注。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纸的生产量已相当可观而用纸的数量也十分可观。从当时政府藏书数量上也可以看出这种趋势。三国时曹魏官府藏书只有4562卷西晋初年官府藏书就达到了29945卷到东晋孝武帝时官府藏书就多至36000卷。与此同时私人藏书也逐渐多了起来还出现了职业的抄书人员和抄书机构。日常公私文件也经常用纸来书写。到东晋末年豪族桓玄(369404年)掌握朝政大权。据《初学记》卷一一所引《桓公伪事》记载桓玄在辞世的那一年曾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道法令的意思是说古时候没有纸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所以文件书籍都用竹木简书写并不是对什么古圣先贤表示敬重。现在纸张盛行过去凡用竹木简所写的文件今后全都要以黄色纸张代替。这是政府第一次明令规定停止用简而代之以纸的记载。表明从公元404年起行用一两千年的竹木简宣告退出书籍制作材料的历史舞台而纸张在几百年渐用的过程中正式成为主要的或者说是唯一的书籍制作材料了。本世纪初从甘肃敦煌千佛洞莫高窟发现大批纸质遗书也以实物的身份证明了这一点。敦煌遗书中年代最早的是《陀罗尼神咒经》写于公元278年即西晋咸宁四年。南北朝至唐五代时期的遗籍最多而这一段时间即公元三世纪至十世纪正是我国手写纸书的鼎盛时期。进入北宋以后雕版印制的书籍大兴纸张更成了制作书籍的唯一材料了。当然纸张的品类、名目也很多但就纸的质料讲无非是麻纸、皮纸和竹纸等几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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