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名相赵普说过一句名言:“半部《论语》治天下。”作为儒家经典,《论语》对传统中国的影响,大而国家,小则个人,治国安邦,修身齐家,无所不及;《论语》还传播到国外,对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16世纪以后,《论语》被介绍到法、英、德、俄等国,对欧洲启蒙运动以及近代化进程产生程度不同的作用,直到今天,西方仍然有不少学者致力于从《论语》中挖掘“东方的智慧”,诠释和阐发其现代意义与当下价值。《论语》是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也是儒家最原始和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孔子和他的门人的品格与思想,从东汉起,《论语》就被列入儒家经典。汉人赵岐说:“《论语》者,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也。”(《孟子题辞序》)唐人薛放也说:“《论语》者,六经之箐华。”(《旧唐书·儒林传》)到南宋经理学大师朱熹集注后,《论语》成为“四书”的一员,“圣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极,而后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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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语训蒙大义》),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子们必读的典籍之一,两千年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到历代统治集团的大力推崇。自汉代以来,历代都不乏研究者与注释者,很自然形成专门的学问,构成经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论语》学。在洋洋大观的经学研究中,《论语》学始终占据引人注目的显要地位。然而,迄今为止,国内仍没有一部比较详明且具有一定规模的断代或通史性质的《论语》学研究专著。唐明贵博士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出版了《〈论语〉的形成、发展与中衰———汉魏六朝隋唐〈论语〉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从学术史角度梳理清晰《论语》学发展脉络,不仅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而且提出不少有创造性的新观点。笔者认为,这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经学史著作。下面从三个方面略作评述。(一)扬榷是非,考证精详。作为经学的重要分支,《论语》学可谓源远流长,各种著述虽不如《周易》、《春秋》多,但也是林林总总,不胜阅读;另外研究者众,学说纷纭,要在前人积聚深厚的基础上有所发见,有所提高,不仅需要过人的毅力与恒心,付出超常的劳动,而且还要有过人的胆识与见识,洞察精微,明辨是非,独出心裁。唐明贵博士知难而进,对于《论语》学史上不少有争议的重要问题进行缜密的思考,条分缕析,梳理出有说服力的论点,颇见功力。关于《论语》的成书,前人作了很多研究,形成四种代表性的观点:孔子亲定说、孔子弟子编订说、孔子门人编纂说、文景博士编定说。该书对这些说法一一加以分析,指出了各自存在的不圆满之处,认为《论语》的编纂有一个过程,而不是短期成篇。孔子生前,弟子从游,各记所闻,这可以从《论语》中“子张书诸绅”的记载得知。孔子逝世后,微言已绝。弟子恐分离以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在给孔子守丧期间,便将各自所记所闻汇集在一起,编成了一个类似孔子文集的篇章。及至子思,又在此基础上,广搜博采,将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口耳相传的孔子话语收集起来,经过选择、分类、校勘、加工、整理,最后裁定而成《论语》。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验证《论语》最后成于子思之手这个结论,该书利用留存至今的各种历史文献和博采详辨,推陈出新———读《〈论语〉的形成、发展与中衰———汉魏六朝隋唐〈论语〉学研究》〔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E〔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2-0157-022007年第2期◎李庆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广东广州,510610)157郭店楚简中的出土文献,证明《论语》结集于曾子之门人。接着又从《大学》与《中庸》入手,论证了二书的作者曾子和子思具有师承关系。最后,又从《中庸》和《论语》思想的一致性上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证《论语》最终由子思裁定的结论。《论语》成书的过程和它的主要结集者在该书得到非常详实的阐述。两汉时期,《论语》学作为一门学问已经诞生,经过整理,《论语》文本初具规模,产生影响较大的改编本《张侯论》,特别是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术流派。由于张禹在《论语》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禹和《张侯论》问题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何晏、陆德明等人提出“本受《鲁论》,又受《齐论》”的说法。该书则提出新的观点,认为张禹本受《齐论》,后改治《鲁论》,且以《鲁论》名家。对于前人所说《张侯论》乃兼采《齐论》、《鲁论》而成的说法,作者也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张禹并未混合《齐论》、《鲁论》经文,而是以《鲁论》为本,兼采《齐论》家的解说而已。该书提出这些观点,有理有据,论证充分,翔实可靠,颇有新意。(二)别出心裁,创新体系。《论语》学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面很广,主要包括对《论语》名称的由来及含义的研究,对《论语》的编纂者、结集年代、文本变迁、篇章结构、海内外注本、海外传播、社会地位及影响的研究以及《论语》名物考释、文字训诂、篇章真伪、学派风气和《论语》学发展阶段的研究等,涉及哲学史、经学史、经济史、伦理史、文化史等多门学科,因而要廓清《论语》学的发展历程,殊非易事。该书从专题研究与断代研究入手,以汉魏六朝隋唐时期中国《论语》学兴起和发展的历程为研究对象,揭示其演变的丰富内容及其蕴藏的复杂政治文化意义,提出一系列有新意的论点,尤其是从学术史角度对历代学者《论语》注本的分析,把《论语》学划分为六大时期:形成期(两汉)、发展期(魏晋南北朝)、衰落期(隋唐)、复兴期(宋元明)、总结期(清)、新时期(民国至当代),对各个时期《论语》学进行综合分析与概括,突出特点,是该书的一大建树,贡献非小。(三)旁征博引,资料翔实。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挖掘史料与发现问题是学术研究之两大关键。作者在史料收集上用力甚勤,不仅精读各个时期史书的相关记载、有代表性的《论语》注本,而且阅读了近年来发掘的郭店楚简、河北定州汉墓竹简等与该书研究相关的出土史料,还参考和吸收了近人以及外国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十分难得的是,作者坚持实事求是学风,在分析论证自己的观点时,采取客观的分析态度,用史料说话,所议所论皆有充分的证据。如对于清儒刘台拱、段玉裁、丁晏、沈涛等人指陈孔安国《论语注》为伪书的说法,作者在驳斥此说时,先后引用了《礼记·乐记》正义、河北定州汉墓竹简、安徽阜阳双土堆汉墓简牍、《史记》三家注、《五经正义》、何晏《论语集解序》、《孔子家语后序》、《说文解字后叙》、梁启雄《论语注疏汇考》等材料,征引不可谓不广,资料不可谓不详。两千年的《论语》学史早已是一片枝繁叶茂的莽林,要尽窥其中奥秘,难度极大。该书亦难免存在一些有待商榷或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对先秦时期《论语》的流传情况,关注得不够。在先秦典籍《孟子》、《荀子》中都有与《论语》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出土的郭店楚简中也有关于《论语》流传的信息。该书以汉唐时期《论语》学史为研究范围,这是非常正确的。希望作者再接再励,继续宋以后的《论语》学研究,贯而通之,铸成一部完备的《〈论语〉学史》。责任编辑:郭秀文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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