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叙事学透视_田兆耀

第14卷第5期铁　道　师　院　学　报Vol.14No.51997年10月JournalofSuzhouRailwayTeachersCollegeOct.1997结构主义叙事学透视田兆耀　　结构主义叙事学是结构主义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分析叙事体共有的各种要素及其关系,发掘叙事体不变的深层结构,建立一套叙事学的普遍模式。面对各具特色的理论,本文试图抓住叙事学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论上的语言学特征,采用“故事”与“话语”的“二分法”,梳理叙事学的发展脉络,阐明叙事学的代表理论,在此基础上,力图全面、公正地评价其理论上的得失。一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直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罗夫斯基、艾亨鲍姆等人在探讨“文学性”的时候,发现了“故事”(fabula)与“情节”(syuzhet)之间的差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排列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在叙事文学中,“情节”的有效功能是造成“故事”与自身的形式差异。这种把“故事”与“情节”区分开来的“二分法”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基本观点——语言符号是“所指”与“能指”的结合——不谋而合。形式主义者“故事”与“情节”的区分直接导致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理论分野:前期,普罗普、斯特劳斯、格雷马斯等学者把古代初级叙事形态作为研究对象,致力于“故事”层中深层结构的探索;后期,罗兰·巴特、托多罗夫、热奈特等学者以现代文学叙事形态作为研究对象,他们虽然兼顾“故事”层的研究,但是,主要在“话语”层(情节属于此层)中探索叙事的普遍模式。无论是在素材中,还是在已经完成的作品中,“故事”总是最基本的方面。对于“故事”结构的探索,始于形式主义学者普罗普,他的《童话形态学》现在被公认为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发轫之作。普罗普用结构语言学方法打破了传统按人物和主题对童话进行分类的方法。在他看来,句子主语与“故事”中的人物(英雄)、谓语和“故事”中的行为是可以类比的,“故事”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行为功能”。普罗普特别关注童话故事中的不变成分,力图从中抽象出不变的模式。他认为童话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千奇百怪、五彩缤纷,另一方面,它如出一辙、千篇一律。普罗普的理论对斯特劳斯的神话学研究影响很大。斯特劳斯以神话中的基本故事作为分析对象,努力寻找神话中内在不变的因素和结构形式。他受到语言学上音素、词素等概念的启发,把神话中的最小单位叫“神话素”。“神话素”就象词素中的一些二元对立现象一样也是按照二元对立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我们会想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上的阴阳观),神话的意义就存在于这些“神话素”的组合之中。他认为,关于人类起源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人类起源于地球,一种认为人类起源于交媾,神话就源于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在神话中常常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低估了血缘关系(俄狄浦斯杀死父亲,厄忒俄克勒—32—斯杀死自己的兄弟),一种是把血缘关系看得太重(俄狄浦斯不该娶自己的母亲,安提戈涅非法地安葬哥哥)。跟普罗普相比,斯特劳斯明显迈进了一步。普罗普主要关注的是“故事”自身的要素及其上下组合关系(语言学上叫横组合),斯特劳斯则关注“神话素”的逻辑结构方式,即各种要素间的联想关系(语言学上叫纵组合)。斯特劳斯认为这些结构模式能体现原始人的思维逻辑。他还满怀信心地指出,运用语言学模式有助于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能推动人类学、文化学等所有学科的研究。格雷马斯高度评价了普罗普和斯特劳斯的理论成就,但是,他认为普罗普的理论局限于一种简单的文学类型,应该运用句子结构的语义分析法加以改进。为了提出一套普遍的叙事规则,他设想了三对二元对立的“行为身份”:主体与客体、发送者与接受者、助手与敌手。它们可能在所有的作品中出现。为了阐明多种多样的叙述顺序,格雷马斯还把普罗普的“行为功能”合并为三组结构:契约结构(建立和破坏关系)、执行结构(考验和斗争)、分离结构(离别和到达)。我们不难看出,格雷马斯是按照斯特劳斯二元对立的模式改组了普罗普的理论。络雷马斯的结构主义方法更为地道,他不仅关注“故事”的要素及其先后顺序,而且关注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把横组合与纵组合两种分析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早期三位结构主义者关于“故事”层的研究成果,大大刺激了后来学者对叙事文体结构分析的兴趣。六十年代中期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异常活跃的时期,在此期间,罗兰·巴特、托多罗夫、热奈特等理论家脱颖而出。1966年《交流》杂志第八期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标题发表专号宣告了叙事学的正式诞生。专号中最有影响的论文是罗兰·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它为以后的叙事学研究提出了纲领性的理论设想。在这篇两万余字的论文中,罗兰·巴特试图建立一套分析叙事作品的理想模式。他建议用三个层次来分析叙事作品的结构:一.功能层,研究基本的叙事单位及其相互关系;二.行动层,亦称人物层,研究人物的分类问题;三.叙述层,探讨叙述者的实质以及叙述者、作者和读者的相互关系。罗兰·巴特一方面将作品分成诸多层次来分析,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各层次间的相互关系。在他看来,虽然每个层次有自己的单位和相关成分,但是每个层次独自产生不了意义,某个层次的任何单位只有结合到高一级层次里才有意义。应该指出的是,罗兰·巴特虽然采用“三分法”(影响了后来学者的理论框架),但是他的“三分法”与“二分法”大同小异,他的“功能层”和“人物层”与普罗普、格雷马斯的“故事”层所指的含义基本一致,他的叙述层归属于“话语”层,“话语”层包括传递内容的所有手法。如果说,前三位结构主义学者主要研究“故事”层(文本的“所指”),那么,从罗兰·巴特起,结构主义者明确地把“话语”层(文本的“能指”)纳入了他们的理论视野。与罗兰·巴特不同,托多罗夫直接承袭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区分方法,“建议就两个可以细分的大层次研究:一.故事(内容),包括行动的逻辑和人物的句法,二.话语,包括叙事作品的时、体、式。”①托罗夫致力于两个领域的研究,他的理论可以看成是对前人理论的初步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在《〈十日谈〉语法》一书中,托多罗夫通过对卜伽丘的小说《十日谈》的细致分析,在句法层次上提出了一部叙述语法。他把叙述分成三个方面:语义、句法、词汇,接着,他把《十日谈》中的每个故事都简化为纯粹的句法结构,得出两个基本单位:“命题”和“序列”(类似句子与段)。“命题”是最基本的叙述单位,“序列”是由一连串命题组成的相对独立—33—的故事。“命题”由名词(人物)、动词(动作)、形容词(属性)构成。所有动词归结为“改变情境”、“犯错”、“惩罚”三类,形容词又分为表状态、性质、身份三类。托多罗夫还进行概括性的推论,认为所有“命题”必须是以下五种模式中的一种:指示性、强制性、祈使性、条件式、预言式。“命题”和“序列”的关系又表现为三种类型:时间关系、空间关系和逻辑关系,这些关系决定了“序列”的结构。每个“故事”至少有一个“序列”,“序列”可以采用嵌入、连贯、交替等多种方法组织成文本。用托多罗夫的方法来分析,文本《俄狄浦斯王》的一个“序列”是由五个“命题”构成的:一.俄狄浦斯是国王,二.俄狄浦斯与伊俄卡斯特结了婚,三.伊俄卡斯忒是俄狄浦斯的母亲,四.俄狄浦斯杀死了拉伊俄斯,五.拉伊俄斯是俄狄浦斯的父亲。其中,第二和第四个“命题”是类似谓语的“命题”,最具有能动性。显然,“命题”的排列顺序决定作品感染力。在这里,托多罗夫的方法虽然紧扣文本,突出文学中的语言学性质,却显得机械生硬、晦涩难懂。相比之下,他本人的叙事话语理论则显得简单明了。在《叙事作为话语》一文中,他用叙事时间、叙事体态、叙事语式三个范畴研究叙事话语。叙事时间问题的提出是因为“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存在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时间是一条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则是立体的。”②叙述体态涉及故事中人物和叙述者的关系。叙述语式涉及叙述者向人们传达“故事”的方式,它由“描写”和“叙述”两大语式组成。托多罗夫对叙事话语的研究成果,大多为热奈特所吸收。热奈特虽然也采用语言学方法研究叙事文学,借鉴了托多罗夫的一些理论观点,但是更注重研究叙述体的整体结构,并不把语言学的模式与叙事学的模式作机械的对应。他主张更细致更具体地接触作品的实际,认为最好的分析方法应该是从特殊到一般。他在《叙事话语》的引论中把叙事分为三层:1.故事,即被叙述的内容;2.叙事话语,即用于叙述故事的口头或笔头的话语,在文学中也就是读者所读到的文本;3.叙述行为,即产生话语的行为或过程。笔者认为在研究叙事文学时,叙事话语和叙述行为仍可划归“话语”层,因为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传达“故事”。《叙事话语》通过对普鲁斯特的长篇巨著《追忆逝水年华》的详细分析,发现了文学叙事的一些基本规律,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叙事话语”。在阐述的过程中,热奈特借用了动词的三个形态;时态、语式(谁感知)、语态(谁叙述)。叙事时态主要探讨了故事本身的时间与叙述故事所使用的时间两者之间的关系,叙事语式研究叙述者叙述故事所采用的各种形式以及叙述时与之保持的距离,叙事语态解决了叙述主体与叙述行为、叙述行为与所叙述故事因素之间的关系。热奈特的阐述过程虽然有点繁杂,但是许多理论观点却新颖独到。他在“叙事频率”中用“频率”这一概念轻而易举地道出了场景描写与概括性叙述的区别。他把叙事方式概括为三种:一.零聚焦,叙述者比人物知道的多,甚至无所不知;二.内聚焦,叙述和人物知道的一样多;三.外聚焦,叙述者比人物知道的少。他用语式(谁感知)和语态(谁叙述)两个概念澄清了自亨利·詹姆斯以来的争论热点——角度问题。对《追忆逝水年华》的时序分析更是洞幽烛微。在《新叙事话语》中,他用一条长链准确地概括了文本内容的传达过程:“作者(暗含作者)——叙述者——叙事——受述者(暗含读者)——读者。”③在《叙事的界限》中,热奈特建议用三对二元对立的概念来探讨叙述问题:一.叙述与模仿,二.叙述与描写,三.叙述与陈述。他首先复述前人关于每对概念的区别的认识,然后。一一加以分析、驳斥、取消。在他看来,前人说的模仿,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叙述,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描写,纯粹的不动情—34—叙述是不存在的,每对概念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热奈特这种自我设立和取消二元对立的方法,打开了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的大门。三以上分析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代表理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有三个基本特征:一.崇拜文本。整个结构主义的兴起,其动因同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语言学派、英美新批评的起因基本一致——反对自上个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学院派批评、本世纪之初的庸俗社会学批评、维多利亚时代道德批评的遗风。现代文论思潮从传统的社会历史研究法、传记研究法逐渐转向作品本体论。叙事学作为结构主义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秉承这一传统特征。罗兰·巴特1966年发表的《批评与真理》就是对以雷蒙·皮卡尔为代表的学院派批评的迎头痛击。罗兰·巴特指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在“逼真”基础上创立的“真实批评”,其实并没有达到“客观性”、“审美性”、“清晰性”的要求,新批评的任务就是要进行一场革命,把文学与批评的双重功能统一于语言文字——文本——之中。托多罗夫直言不讳地说:“这门科学所关注的不是实在的文学,而是可能的文学,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抽象属性,亦即文学性。”④崇拜文本对文学与批评反省自身的历史是有建设意义的。叙事学的目的不是分析具体的文本,而是把叙事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它清楚地告诉读者,文学研究的是文学本身特有的规律,揭示的是叙事文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如果在作品中去分析它表达了何种思想观点、抒发了什么人的感情、描绘了哪一历史朝代的生活面貌,那么,我们就把它当成了“历史文献”而不是当成“审美对象”。叙事学在取代传统学院派批评、分析文本不同的层次结构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术语、一套理论,推动了文学与批评的发展。“崇拜文本”给叙事学带来了无法避免的缺陷。叙事学打破了“作者的神话”,宣称“作者死了”。“为使写作有其未来,就必须把写作的神话翻倒过来: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⑤作家不再是解释作品的权威,作品一旦付梓,它就脱离了作者,作者也只能作为读者来阅读欣赏作品,作品的结构意义不是由作者决定的。应该说,发现作品的多重结构意义,无疑能活跃文学批评,可是用“作者的死亡”来换取这一成果,代价未免太惨重。我们知道文学批评是多元的、多角度的,“一切合乎情理的理论多少都要考虑到四个要素”,即“宇宙、作品、艺术家、观察者”。⑥崇拜文本、宣判“作者已死”,也就割裂了作品与宇宙(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割断作品与作者、作品与宇宙的关系不能不说是叙述学理论视点上的重大缺陷。说叙事学乃至整个结构主义潮流具有反历史主义、反人本主义的倾向是有一定道理的。二.运用语言学方法。本世纪以来,语言学研究盛极一时,几乎影响所有学科,而叙事学运用语言学方法尤为突出。叙事学上“故事”与“话语”的“二分法”明显地受到语言学上“所指”与“能指”两个概念的启发。普罗普把童话中的英雄与句子主语相类比,托多罗夫则断言人物是名词、情节是动词,了解这一点就能了解叙事。罗兰·巴特认为“叙事作品中`所发生的事’从(真正的)所指的角度来说是地地道道的子虚乌有,`所发生的’仅仅是语言,是语言的历险,语言的产生一直不断地受到热烈的欢迎。”⑦热奈特认为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句子——主要是动词的延伸。总之,每位叙事学大师在寻找叙事单位、建立叙事结构、创建叙事话语时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语言上音素、词素、横组合、纵组合等概念的启发。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生命。叙事学用语言学方法来研究文学无疑为文学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能解决前人苦苦探索—35—的问题,比如叙述角度问题。叙事学理论对文学创作与欣赏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五、六十年代活跃于法国文坛的“新小说”直接吸收了叙述学的研究成果,罗布-格里耶的《嫉妒》采用“内聚焦”的叙述方式。米歇尔·布托尔的《变》采用第二人称叙事都令读者耳目一新。叙事学对于读者提高阅读能力和欣赏水平同样大有裨益。了解了叙事学理论,再读《喧哗与骚动》,读者就会明白威廉·福克纳采用了四个不同的角度把康普生家族的“故事”讲了四遍,同一件事在不同人的心灵上的撞击差别是多么巨大。然而,文学毕竟不是语言学,把文艺学与语言学机械地对应是错误的。文学以语言为媒介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叙事的结构单位与语言的结构单位互相对等,也不意味着叙事的结构机制与语言的结构机制完全对应。语言学的结构模式也不是象斯特劳斯所说的那样是开启人类各门学科的万能钥匙。对语言学句法、语法等术语的套用明显地束缚了叙述学的手脚,对文本字句的细读、分割与整理,显得烦琐与杂乱。“如同语言学的研究到句子为止一样,叙事作品分析到话语为止,随即就要进入另一种符号学了。”⑧由此可见,对语言学的过分依赖阻碍了叙事学理论的深入探讨。三.研究抽象化的结构模式。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兴趣在于“重建一个客体,从而使客体产生功能(或许多功能)的规律显示出来”⑨。结构主义本身作为一种活动,“把作品的制作活动和作品本身看成单一的同一物”10,把读者引入功能意义的制造过程,挖掘了文本的多重结构意义,比如对《俄狄浦斯王》的分析,虽然不尽相同,却各具特色。叙事学把阅读和分析相结合,揭示了文学作品的多重意义。但是,叙事学的一些理论规则的普适性和可操作性是值得怀疑的。各位大师苦心营构出来的理论模式并不都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从认识方法上来看,这是不完全归纳法与演绎法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具有个性特征的“言语”和具有共性特征的“语言”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另一方面,用叙事学的理论模式去欣赏具体作品时,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作品不再是有血有肉的审美对象,只是干巴巴的几条筋,只是一些千篇一律的框架,这正好与他们探索“文学性”的初衷背道而驰。走向解构主义的罗兰·巴特在《SIZ》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据说,有些佛教徒经过苦心修行逐渐能在一粒蚕豆上看到整个大千世界。……在一个单一的结构中看见世界上所有的作品(天下作品知多少)。他们认为应当从每个故事里抽取出它的模型,以这些模式再建立一个巨大的叙述结构,然后(为了验证)又回到任何一部作品上去:这件任务使人精疲力竭,而且索然寡味,因为文本因此而失去了差异。”11巴特对叙述学探寻抽象结构的理论方法的反省是切中要害的。结构主义叙述学忽略了文本的差异性,为解构主义美学所取代势在必行。通过笔者的粗略分析,读者也许了解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来龙去脉、代表理论及其理论上的得失。叙事学在结构主义运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今它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在叙述理论方面的贡献,对于研究叙事文学、建立小说美学仍有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去挖掘和总结。①②⑦⑧⑨10《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伍蠡甫、胡经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下卷第478页、506页、504页、498页、466页、471页。③《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热奈尔·热奈特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75页。④《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胡经之、张首映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二卷第310页。⑤11《罗兰·巴特随笔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307页、153页。⑥《镜与灯》,M·H·艾布拉姆斯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0页。[责任编辑:政　]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