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韵公学者本色公仆情

尹韵公：学者本色公仆情 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22114/37734/39161/2905750.html 采访者：王永亮　傅宁 　　尹韵公：1956年生于重庆。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寒窗十载，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职，从事政策分析研究工作，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全国记协常务理事、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新闻学科组评审委员。已在报刊上发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250余篇文章，其中《赤壁之战辨》和《范长江与红军长征》等几篇论文，曾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1987年秋，以人民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和全国学联研究生部副部长身份，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日本。已出版的专著有《西北采访万里行》、《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孙权传》、《尹韵公纵论三国》等。还先后出国访问、讲学近20次。 　　尹韵公老师为人低调，不事张扬，采访的事情说了多次他一直推托，最后我急中生智说：“这套书缺了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就少了品位，谁能代表呢？”他笑着说：“你可真是公关高手，我同意了”。　　 　　尹韵公老师的敞亮客厅古朴典雅，白色的地板一尘不染，书架上的各类著述相映成趣，一直延展到书房。落地窗外两只绒球式的小猫在嬉戏，身上的颜色和整个客厅都非常搭配。就在这个客厅里，做过3年地质队员，10年穿行于人大校园，又经过9年在中南海的历练，就任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6年的博士生导师尹韵公，面对两个博士生，推心置腹地谈起自己的“三个文明”建设，谈起为学治史的宝贵经验，谈起在朝为官的切身感悟。谈笑间，我们共同见证了一名学人多姿多韵的人生历程，体会到一位公仆博大宽广的真挚情怀。 　史学　史料　史味 　　记者：今年是您进京25年，我们想听听您二十五年史的心得。 　　尹韵公：我于1978年上大学，1982年读硕士，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整整十年都是在人大度过的，人大给了我激情和梦想，奠定了事业的基础。中南海9年，我搞懂了一个词：国家意识。这段经历对我现在搞研究很有帮助，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越是了解现实，就越是能够理解历史；要看透历史，就必须弄清现实。6年的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更让我在新闻、历史与政治的结合点上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为党和政府出谋划策，倾心尽力服务人民。 　　记者：方汉奇先生曾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您三年博士生活：1987年以人民大学研究生会主席身份出访日本；写出了出色的博士论文《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找到了终生伴侣，可谓是“三个文明”建设实现了多赢结局。 　　尹韵公：对，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都要抓，“三手”都要硬。 　　先说我的“政治文明”：我可是人民大学第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研究生会主席。记得竞选那天晚上，我说我不去了，当时我和我爱人、当时还是我的女朋友吃了饭，我正在洗碗，她说还有五分钟，要不你还是去吧，我来洗碗，我这才去了，结果就选上了。选上就选上，我还是一如既往。有一天，我女朋友说，前届的主席每天在学校广播里讲话，你怎么一次也没有。我说，我实在不喜欢那样做啊。我当了一年半研究生会主席，大家还要让我接着干，我坚决不答应，最后改选。我一直是一个低调的人。我觉得，一个人一生当中，比如一个小说家写了一辈子，可真正拿的出手的，也就仅仅几篇，就很不错了。 　　再说“精神文明”：我读博士时的女朋友现在是我爱人，也是一个低调的人。我女儿，就是那个精神文明的结晶，今年已经上高一了。 　　记者：物质文明是基础，还是着重谈谈您的博士论文吧。 　　尹韵公：当时，方老师让我写明清史，我想明史267年，清史276年，加起来500多年，有人搞了一辈子都没搞出明堂来，现在给我三年的时间，我一听就害怕了。我搞三国史，才56年，56年我搞了这么多年，都不敢说我搞清楚过。后来我就跟方老师说，要么搞明史，要么搞清史，二选一。 　　记者：您觉得这篇论文成功在什么地方？ 　　尹韵公：创新！在博士论文的申报材料上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当时就写了好几页。因为研究明朝传媒史的论述当时实在是太少了，考证出来的东西，都是旁人少有提及的。比如对于邸报和朝报的区别，我当时就按照我的材料作了界定，我认为北京内的官方报纸就是朝报，而地方的官方报纸就是邸报，但是对于二者的区别到目前还没有界定得很清楚，我也在进一步的考证之中。 　　记者：我也是新闻史专业方向的博士生，怎样才能写出好的论文来呢？ 　　尹韵公：搞史，第一位就要占有资料。明代新闻史的资料，除了台湾学者写的两三篇文章外，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史料。所有的史料你都得自己去淘，我搞过三国史，我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只有下笨功夫，一本一本读史书，人大图书馆，有关明代的那几架书，我几乎是全看过了，有上千种吧，卡片做了一大盒，书里用的史料只用了我所做卡片的三分之一。搞史是没有捷径走的，开始我也找明史专家咨询，想走捷径，通过他们的提示找到史料。但他们没有搞这个方向的，所以也没有格外留心，这一点我很理解。比如，我搞政治史的，我就对明代政治史感兴趣；我搞经济史的，就对明代经济史感兴趣；我搞军事史的，就对明代军事史感兴趣，其他的根本不感兴趣，所以他们根本不会从传媒或新闻的角度审视史料，结果一无所获，逼得没办法，只好坐下来看。 　　记者：记得您在《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前言里说，有时千辛万苦啃完了一本，结果大失所望。 　　尹韵公：经常这样。可又不敢心存侥幸。必须一本一本读，还得认真读。搞史，就得坐得住冷板凳，要有耐心，还要有兴趣，注意力高度集中，才能发现史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史料没有可读性，史书看久了烦不胜烦，看不下去也得看，硬着头皮看，在你的烦躁当中，想快翻几页吧，可能有用的史料就这么翻过去了。 　　记者：翻过去也不知道，有些史料就是在后人的翻阅中推翻了前人的结论。 　　尹韵公：是这样。比如《急选报》是很厚的一本，是我国一个著名的明史专家写的，我看了一遍，没发现对我有用的东西，就放在一边。毕业后又看了一遍，觉得这里面有个史料有问题。我就赶快按书里的提示去北京图书馆找原件，他们说只能看缩微件，我说不行，我一定得看原件。有个图书管理员知道我在国务院工作，就跟我提 要求 对教师党员的评价套管和固井爆破片与爆破装置仓库管理基本要求三甲医院都需要复审吗 ，逼得没办法，只得先答应下来，我说我一定帮你的，你先让我看看原件吧，他真的给我看了。后来我就写了那篇文章《急选报的发现》，《急选报》就是我国最早的明代邸报的实物原件。后来我跟方老师说起这事，方老师说，小尹啊，那本书我也看过，我怎么就没发现。我说，方老师，我看第一遍时，也没发现啊。 　　记者：史料没有可读性，可是对事实最有贡献！ 　　尹韵公：你说的对！史学界有一句话，一条史料就等于一个发现。我认为，言必有证，论必史出，不要有主观臆测，所有的结论都基于史料。《走向共和》里面谈到康有为的衣带诏，当时所有的人都说是真的，就是人民大学孔祥吉教授发现是假的。因为他是去翻故宫档案发现的。我国著名的戊戌史专家当时的研究都是按康有为说的衣带诏是真的为前提来论述这段历史的，孔祥吉的这一条史料等于把这本书打了个半死，当时书已经出了，只好在后记里加了一条说明。那没办法，你必须尊重历史。写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挖掘史料，尹韵公（左）在做学术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写本身不难，难的是发现史料。史料出来你什么都可以写，但史料在哪里？不知道。没人告诉你，你得自己去发现。有一位国内院士讲他的院士怎么得来的呢，就是凭三条史料。20世纪50年代，美国天文望远镜发现有个超行星爆炸，他们推算可能是900多年前，当时应该是宋代，当时天文学的资料，只有中国才有。50年代中美关系是很紧张的，最后美国科学院找苏联科学院，苏联科学院再找中国科学院，拐了一个弯儿。副院长竺可桢就把这个工作交给了现在的这位院士。这个工作很艰苦，把宋史方面的书翻了几遍，最后找出三条史料，两条是中国古籍记载的，一条是从日文资料翻译过来的中国史。这三条史料确实证明了900年前有一次超行星爆炸。 　　记者：要是说到史料的重要性，使我想起您写的《“喉舌”追考——从〈文心雕龙〉谈起》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后来被《新华文摘》转载，方汉奇老师说“这是新闻史的论文第一次被《新华文摘》转载”。可以谈谈您是如何运用史料追考“喉舌”的吗？ 　　尹韵公：我先介绍一下学界对“喉舌”的一般认识。据查实，迄今为止，最早用功能和作用来表述“喉舌”概念的，大致有两个来源： 　　一是国外来源。马克思曾经在19世纪40年代形象地把报刊的使命之一比喻成“喉舌”，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报刊按其使用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所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 　　二是国内来源。近代著名报刊活动家、政论家梁启超曾在1896年《时务报》上发表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其云：“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力，犹比邻也；齐州之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其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此后，“喉舌”这一比喻或概念，逐渐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新闻类的专著和报刊上。新中国成立后，除港澳台地区，中国大陆的人们已经逐渐地习惯了这样的提法：媒体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 　　归纳以上说法，“喉舌”观念具有这样几层意思：（1）它具有说即发表看法的功能；（2）它是代表一定阶级，或一定社会集团，或一定社会势力，或一定社会群体，或一定社会组织，或一定政党，或一国政府机构等对社会诸问题的反映；（3）它是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4）它应当具有相当或一定的权威度和公信力；（5）它是意见领袖的承担者；（6）它是社会各阶层各种意见的吸收者。 　　记者：那么，您从《文心雕龙》中挖掘了哪些宝贵史料？ 　　尹韵公：刘勰《文心雕龙·诏策篇》“虞重纳言，周贵喉舌”这句话，主要显露出这样几个亮点： 　　第一，它表明，“喉舌”这一概念诞生在先秦时代的夏虞和姬周。《尚书·舜典》曰：“帝曰：‘龙……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龙，乃人名；纳言，乃官名，掌出纳王命。可以看出，在遥远的尧舜时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从事新闻信息发布的专职官员。 　　第二，“喉舌”的主要功能是充当帝王的新闻信息发言人。“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这句话，将“喉舌”的使命再明白不过地表达出来了，它要求帝王的新闻信息发言人必须及时、坚决、忠实地传达帝王的指示。“喉舌”只对帝王负责，故它很“贵重”。 　　第三，“喉舌”作为一种代言人体制，它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喉舌”的产生，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或国家形态的出现，二是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有了国家和城市，才会有社会舆论；而有了社会舆论，才会有统率、治理和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社会舆论的“喉舌”。 　　记者：正如您所说，“喉舌”观念出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诏策篇》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准确地表达出帝王与喉舌之间的隶属关系。您认为《诏策篇》对您的观点形成有何启示？ 　　尹韵公：我们从分析诏策入手，便能直接理出他们之间联系的方式。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讲，《诏策篇》实际上就是喉舌篇。 　　诏策是帝王的专用品，任何人不得染指。先秦时期，诏策一般称命即命令或政令，发布时偶有称诰。“秦并天下，改命为制”；两汉时，宫廷文书进一步改革，按品级等次分为策书、制书、诏书和敕书，由于诏策表达的是帝王的意思，所以它的分量很重。 　　诏策的书写者和传达者，便是“喉舌”。诏策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充当“喉舌”的臣属必须是近臣，又是重要之臣，还是能干之臣。故刘勰特别强调：“两汉诏诰，职在尚书。”这就明确指出：在两汉时代，“喉舌”的角色是由尚书充当的。刘勰的结论是正确的，但又是不完全的。蔡沈在《书经集传》注解中说：“喉舌”一职，乃“周之内史，汉之尚书，魏晋以来所谓中书、门下者”也。 　　应当说，蔡沈对“喉舌”在各朝各代变化的描述是最准确的，但同时又是粗线条的，实际上其中的变化差异还是相当大的。 　　魏晋以后，“喉舌”由尚书逐渐走向中书，从内廷逐渐走向外廷，从侍候皇帝个人逐渐扩展到侍候整个统治阶层，并最终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运用充足的史料，放出史学眼光，才能写出史味很足的文章，最终您得出了什么判断？ 　　尹韵公：依据《文心雕龙》的提示，我的文章上溯尧舜，下至朱明，对“喉舌”的起源、发生、形成及其形态变化进行了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粗略追考，得出这样几个判断： 　　一、“喉舌”最早出现在舜帝时代，也就是所谓的“纳言”，而明确记载的“喉舌”，则诞生在周代，有《诗经》为证。作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喉舌”观念，它成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是古代“喉舌”观念的创始人。 　　二、“喉舌”的产生是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随着国家形态的逐渐完备和国家机构的逐渐规范，“喉舌”的职能亦逐渐扩大，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信息大管家、具有政府权威的“意见领袖”、政治与社会状况的环境监测者。 　　三、“喉舌”的职能变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汉以前，“喉舌”基本上属于内官，服务和服从于皇帝本人；魏晋时期，“喉舌”由内廷走向外朝，成为国家机构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出的声音，既代表皇帝，也代表朝廷；明代以后，“喉舌”的职能进一步扩大，过去只强调对上负责，强调上情下达，而今还强调对下负责，强调下情上达；信息流通从上对下的单向渠道，改为既有上对下，也有下对上的双向渠道。 　　最后，对照现代“喉舌”观念，我发现它与古代“喉舌”观念确有不少近似之处，如它们都强调“喉舌”是一定阶级，一定社会集团，或一定社会势力的代言人，强调“喉舌”具有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功能等等。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尽管如此，现代的“喉舌”观念，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在外延方面，都大大超越了古代的“喉舌”观念，这是由于二者完全不同的传播环境所造成的。 　　记者：您的论述体现出历史研究文章的“史味”，请您具体谈谈什么是“史味”呢？ 　　尹韵公：我认为要按照中国优秀的历史学家们一贯的那种修史的写法，要用他们那种研究中国历史的角度和方法来研究我们中国的新闻史。我们搞新闻史的这些人，对中国历史的训练还有些不够，新闻史文章拿到传统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那里，他们会提出很多很多的意见，所以我在这篇文章中非常注意按照专业治史的方式来写，这样才会觉得有些把握。为了保证文章的水平，我请我国的几位有名的历史学家指正。有位明史专家，拿到论文后，翻看了论文后面的参考书目，当场考我，哪本书里有哪些内容？我一一回答，他又问资料看全了没有？我说，还有几本没看。他又提问这些材料的内容，我刚回答完，他就说你的文章过了。现在这个办法我也懂了，只要考察参考书目，就知道你花了多大心血，占有了多少史料，你论文的分量也就基本上摸清了。可见史料对于治史的绝对重要性，所以研究新闻史做到了这一点，“史味”就会渐浓了。 读史　治史　鉴史 　　记者：在您求学治史的道路上，您受到哪些前辈的点拨提携？他们的学识人品对您有何教益？ 　　尹韵公：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一位恩师，他就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仲荦先生。1980年，大学二年级时，我写出了《赤壁之战辨》和《从荆州争夺战看三国前期的外交斗争》两篇论文，斗胆寄给了著名历史学家王仲荦先生。两个月后，我收到了王先生的回信，他在信中写道：“二十多年来，未见此文，为之拍案不置。不但分析入理，而且文笔精练有力，是好文章！……不图暮年，见此英才。”1981年夏季，趁暑假旅游大连、烟台之机，我专程到济南山东大学拜访了倾慕已久的王先生。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在这位章太炎的“小门生”面前，我真正读懂了渺小的含义。在他身上，谆谆教诲、奖掖后辈的殷殷情、拳拳心对我影响至今。记得我临出门时，因为没有钱买回北京的车票而局促不安，王先生当即慷慨解囊。王先生希望我改行，考他的研究生。可惜我当时热心于当记者，不愿静心做学问。这一点，我有负师望，愧对现已作古17年的王先生。 　　还有一位恩师就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方汉奇。凡是方门弟子，只要提起在方老师身边学习的时光，无不充满留恋，自豪与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方汉奇老师爱学生，爱人才，在提拔学生、奖掖后学方面，可谓不遗余力。1985年，我当时在读新闻学硕士，只身沿着1935年范长江撰写《中国的西北角》时走过的路线进行了考察，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纠正了在新闻史学界长期形成的认为范长江的这次采访是为红军北上抗日做准备的错误说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在历史学方面的这点成就引起了方汉奇老师的注意，他热情鼓励我继续深造。在我即将毕业的时候，方老师三次前往我的宿舍动员我报考自己的博士生。当时我住在五楼，方老师已是年过半百，可还是一趟趟亲自到我住的地方来动员我继续深造。而当我在学习上有了一点成绩时，方老师总是热情鼓励。方老师还特别鼓励自己的学生提出与自己不同的学术观点来，方老师的这种宽容的精神，堪称楷模。 　　记者：显而易见，1988年您的博士论文《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是您人生的里程碑。让我们以此为时间断限，回顾展望一番：从1981年3月31日您在《光明日报》发表《赤壁之战辨》到2001年出版《尹韵公论三国》，前后整整20年，文如其人，书以明志，您对三国的人物研究可谓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请您谈谈研究肇端、艰难历程和斐然成果。 　　尹韵公：说到这个时候，我猛地想起了幼年看的第一本小人书《赤壁之战》，恍然觉得这件事跟我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书籍是否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呢？鲁迅说过：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莫非真有什么上苍的安排？ 　　小时候我特别偏爱历史题材类连环画，尤其注意搜集三国演义的连环画。费了仅次于比登月还难的功夫，几年下来，连购买带交换，居然凑齐了60本一套的三国演义。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觅书极不容易。这对一个初中生来说，简直是一次壮举！最让我得意的是，谈起三国的人物和故事，没有一个同学超过我，连许多大人对史实的清楚程度也不如我。 　　我真正进入三国史研究领域，还是在高中毕业、待业在家那阵儿。某日，偶翻郭沫若著《文史论集》。突然，一段大胆的议论吸引了我的目光：郭老竟然对历史上赤壁之战的真假提出了质疑？！吃惊之余，忽地又冒出灵感的火花：读《三国志》，查它个水落石出。就这样，我冒冒失失，不由自主地闯进了史学研究的学术殿堂。不久，我写出了论文《赤壁之战辨》，壮起胆子寄给了《历史研究》和《光明日报》，很快双双被退回，自信心严重受创。但我从中学会掌握了一些读书的方法技巧，也还算是值得的吧！ 　　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我幸运地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经过艰苦的检索和查找，我把自1900年以来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三国史论文，差不多通读了一遍，并作了30多万字的笔记。由于境界的升华和能力的提高，我推倒旧作，另起笔端，在新的学术氛围中以新的视角，重写了《赤壁之战辨》。我感到新作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论述上都达到了比较成熟的水平，字里行间蕴藏着一股不可遏止的突破力。果然，当1981年3月31日《光明日报》以半个多版的篇幅刊登了我的论文后，当即轰动了史学界，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大约有20多种学术期刊发表了指名商榷文章，《新华文摘》、《史学情报》、《报刊文摘》等10余家报刊都对拙文做了转载、摘要或观点介绍。尤其是不久报社编辑告诉我：有人打电话去编辑部，问我是何方人士，有无政治背景，为何搞翻案等等，更是让我惊出一身冷汗，哪里还敢得意！ 　　记者：读过您的《尹韵公纵论三国》，获益匪浅。一篇篇文章的题目很吸引人：“挟天子能令诸侯？”、“三国时代的新闻信息传播”、“刘备与诸葛亮‘捉迷藏’？”、“野心还是‘魏心’”、“毛泽东评街亭之战”等等，文章融合了生活磨砺和历史透视，散发着现实气息，可以谈谈您写作的心境吗？ 　　尹韵公：我博士毕业即“下海”。我下的不是商海，而是中南海。在国务院研究工作的闲时，我又拣起了《三国志》。经过几年的生活磨砺与积累，我感到自己的认识深度有了飞跃。我发现，《三国志》中有大量难以构成鸿篇巨制、但却又是值得品咂、发人深省的小事件和小典故，把它们写出来也是很有意思，可以给人启迪。于是，我有目的地挑选人和事，略发微言而彰显大义。没想到，《光明日报》刊登首篇后博得广泛赞誉，自此一发不可收笔。其实，我也深知，写这种两千字左右的史学短文，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且不说主题选择，光是谋篇布局，煮字烹文，每每要费神十天半月，甚至更长。《光明日报》要求很严，它是报纸，不是学术期刊，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各个层次读者的要求。光雅不行，受众人数太少；入俗也不行，缺乏学术品格；必须雅俗共赏，所有读者都能看得进去，这样才有市场，才有生命力。因此，我写作时力求做到：一要选好主题，二要文字简洁，三要精心剪裁，四要深入浅出，切忌深入深出或浅入深出或浅入浅出。 　　我觉得，与历史人物对话，是一种高级享受。如果真正做到了对某段历史的史料烂熟于胸，那么，每当你提笔撰文时，就会仿佛感到笔下的人物宛如活生生地坐在你的面前，同你面对面地进行亲切交谈，谈他的身世、业绩、家庭和家族、社会关系以及种种不幸际遇等等。确实，我太熟悉三国史的人物了，太了解他们了，甚至于能够猜出他们下一步的可能打算。作为历史学者，如果达到这种境界，那就真的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近鉴毫端，远察天际”了。我真的达到了这种境界了吗？ 　　记者：王国维曾说：“有境界者，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在学界，您是公认的范长江研究专家：20年前您读硕士开始就曾沿着当年范长江西北采访的路线做过细致入微的考察，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后来，您在珍贵史料中爬梳剔抉，探骊得珠，写成《范长江前的七位西北采访者》，用凿凿史实推翻了所谓的“范长江是第一位进入西北角进行考察的记者”的说法；如今，我看到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资料》上著文《为什么不是范长江？》，论证了为什么范长江不是“第一个公开如实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可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分析邃密，令人信服。 　　尹韵公：你过奖了。研究范长江必须研读他的《中国的西北角》。我第一次阅读此书是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本。后来我无意借阅到一本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的西北角》，仔细一看，发现这两个版本略微不同，有些未在前者出现的文字却在后者出现了。在获悉前者是删节本后，我决心一定要找到原版《中国的西北角》阅读。藏书丰富的人民大学图书馆为我提供了便利，我先后在馆中发现了解放前出版的四个不同版本，但内容完全一样。当我将新华社版本同解放前版本进行逐字逐句的校对后，我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删节本，因为不删的话，肯定会破坏范长江的形象；因为那些删去的话，确实严重地损害了党和红军在当地群众中的印象。 　　说到最新发表的这篇论文《为什么不是范长江？》，我是以《大公报》和《中国的西北角》的原始资料为基础，从纵横比较的历史角度，把这一事件放到时代背景的大框架内考量，最终得出了为什么范长江不是“第一个公开如实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的结论。 　　首先，我仅以1935年7月的《大公报》为例，进行个案分析。据查，《大公报》在1935年7月的31天中，有24天发表了关于红军的报道，另有7天空白。该报关于红军的报道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报道手法也富于变化。既有消息，又有通讯；既有访谈，也有评论；既有平面，又有深度。而范长江是1935年7月14日离开成都北上的，他写的所谓“最早公开报道红军长征的篇章”是发表于1935年9月13日、14日《大公报》上的。 　　其次，从横向比较看，对范长江的红军长征报道，我们实在没有必要抬得过高。通过翻检《大公报》和《中国的西北角》，我发现，第一，国民党官方经常攻击红军杀人放火，抢劫粮食，范长江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第二，国民党官方关注红军动态，经常分析和预测红军走向，范长江不甘示弱，紧随其后；第三，国民党官方对红军作了大量诬蔑性报道，范长江也作了一些不利于我党、我军形象的报道，甚至是不实报道。 　　最后，归纳起来讲，世界观、思想认识和采访作风等这三方面的失误，是造成西北采访期间范长江红军报道失实、失公的根本原因。 　　记者：您刚才提到的《走向共和》电视连续剧正在热播，由此我想到了您潜心研究的范长江，还有我们这些新闻史博士生穷经皓首、致力于剖析的新闻史人物，从中能得到哪些启示呢？ 　　尹韵公：剧中的一些著名人物李鸿章、袁世凯、慈禧太后、孙中山等表现出与以往书本评价中完全不同的言行，而据一些评家和史家说，恰恰正是这些言行，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正是在这时，我方才大悟了范长江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我三十年前写的东西，有很多是不成熟的，有些甚至有严重的错误。……解放以后，不少人主张我重新出版过去的几本小册子，我都加以拒绝了。有人说可以修改出版，我说修改出版就不是原来的面貌，也不合乎历史的真实性。错了就错了，不要乔装打扮，借以骗人。”倒是令人费解的是，某些论者竟然不顾“历史的真实性”，煞费苦心地为范长江当年可以理解和可以原谅的过错进行“乔装打扮”的掩饰，表面上似乎是维护了范长江的形象，实际上是玷污了历史，违反了实事求是的人类精神。 　为官　为人　为学 　　记者：治史须静，为官多动，动手、动脑、动情，您是先静后动又静，夹在中间的中南海9年，对您的治史生涯是促进还是“促退”？ 　　尹韵公：当然是促进了。越认清了现实，越能看清历史。治史和做官员相同的是都必须锋芒内敛，气沉丹田。不同的是做官员，没有专业兴趣，只有国家需要。 　　记者：中南海9年这段经历对您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何影响呢？ 　　尹韵公：我在中南海工作了9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大局意识、国家意识。无论考虑什么问题，都得从大局出发，从国家出发，以此作为我们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我当然也情不自禁地把这种意识带到科研工作中来。搞科研时，我们一定要从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出发，一定从国家的大局出发，从国家的大局考虑问题。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名利意识。我在中南海，名利意识淡薄了。中南海有一批写作高手，都在那里默默无闻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如果他们不写那些政策、文件、讲话，而是写自己的东西，名声也会很大。我原来一口气10年读到博士，名利思想很重。后来进了中南海以后，这方面的名利观念淡薄了，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利看得太重——今天在这儿发一篇，明天在那儿发一篇，老是希望自己的东西变成铅字，那该多风光呀！直到现在，我把名利看得很淡很淡。我的原则是，要写就写有价值的东西，写有意义的东西。过去别人约稿时，巴不得赶紧写出来，现在写东西比较谨慎，不像以前那样随随便便就写。 　　记者：能谈谈您为官9年的主要政绩吗？ 　　尹韵公：机关工作和学校有些不同，治学是一个人做一个事情，机关是很多人做一件事情。如果说这9年中还有值得一提的事情，那就是我在1995年主持起草了世界妇女大会的《国家报告》。用了一年的时间，是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收到的第一份《国家报告》。后来我为此专程去了一次纽约，使馆的同志转述联合国的意见说，这是最好的一份报告。当然这其中也经历了好多次讨论和争执。比如《国家报告》的条例要求含有家庭暴力的问题，很多同志反对写入报告，觉得有损国家形象。我认为应该写，这是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的问题，发达国家也有，我们也不是没有。我们有优点，也有缺点，有缺点我们不回避，我们写清楚改进的办法。我们也有我们的特色，五好家庭、巾帼英雄就是我们的特色，我们有，别人没有，有的国家觉得好，还专门到我们这儿学习。这一条还是有人反对，讨论的时候，20多个部委的有关人员都不发言，我就非说不可了。因为经过讨论的东西，一旦通过，就再也没有纠正的机会了。我坚持，就这样写了，结果反响很好。 　　记者：“读史使人明智”、“以史为鉴知兴衰”。从《毛泽东年谱》中获知：在三大战役最为紧张而繁忙的时刻，毛泽东唯一阅读的书就是一本历史书，即吴晗著《朱元璋传》。您刚才提到，您大学三年级就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赤壁之战辨》，在学术界引起不小轰动；您博士读的是新闻史，博士论文是《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您的很多文章中充溢着以史为鉴的学术张力。您能谈谈读史对于为官者的重要性吗？ 　　尹韵公：中华民族善于修史的热情和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治国兴邦的基本理念。这个思想突出地烙印在宋代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上。宋神宗读毕这部煌煌历史巨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宋以后的历代统治阶层大力倡导读《资治通鉴》，也就是看中了这部书蕴含的巨大价值：“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修史，主要是为了利于后人“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而后人为了治理天下，谋身不至辱先，做事足以垂后，就必须读史。可见，从史书中获取前朝前代的执政经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在我看来，肩负着更大职责的为官者读史，至少有两大好处： 　　其一，有助于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最近几年来，面临着国内外大量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党中央多次提出领导干部要提高执政水平与执政能力，以应付和驾驭复杂纷繁的局面。而要提高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最重要和最方便的途径，就是读史。读史，不仅使我们可以学习历史智慧，而且还可以运用历史经验。正如江泽民同志曾经深刻指出的：“一个领导干部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其二，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通过读史，领导干部可以从前贤的嘉言懿行中获得精神鼓舞，不断地升华思想境界，开阔视野，锤炼操守，净化杂念，磨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从政和修身更好地融为一体，从而更牢固地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不然的话，“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记者：现在让我们把话题从历史转向眼前，从为官、为人转向为学。国际互联网已成为思想宣传阵地和国际舆论斗争的新领域，一方面，互联网具有传播速度快、信息容量大、覆盖范围广和直接落地、交互性强等优势。利用这些优势，可以扩大自己的声音，直接落地于国际社会，有助于和有利于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舆论垄断。另一方面，敌对势力也在千方百计地运用这些优势，对我进行负面宣传和敌意性渗透。您认为怎样克服这些不利影响呢？ 　　尹韵公：在国际舆论实力的对比中，“西强我弱”的战略态势短时期内恐怕难以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所作为或无法作为。中外历史证明，战略上处于守势的一方，只要策略和战术运用得当，完全可以为自己赢得最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动力，并且还可以为扭转不利态势积累能量。我认为有两点需要特别留意： 　　一是加强主动性和进取心。互联网赋予信息传播的穿透力达到空前的厉害，基本上无国界可言，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任何重大事件，在越变越小的地球村面前瞬息可达。面对这样迅速的传播条件，更要求我们必须争取主动性，避免在国际舆论斗争中陷于被动。尽管战略态势是“西强我弱”，但是，通过主观努力，我们是可以做到战术态势的“我强西弱”。战略弱势也是可以当“庄家”的。 　　二是加强策略性和技巧性。讲究策略和技巧是改变不利态势的重要手段。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技巧，常常可以化解和抵挡西方和敌对势力对我的攻击。今年年初，我们对网络媒体实施了一些新的管理办法，一些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借此大做文章，诋毁我国国际形象。后来，这些国家的国际犯罪急剧上升，危害甚大，他们也开始抓紧立法、加强管理，对我再也不说三道四了。据报道，仅美国就准备制订2000个与互联网有关的法案。对西方国家的互联网法律，我们一定要全面了解，该借鉴的还得借鉴，该参考的还得参考，以便将来发生这方面摩擦和麻烦时，可以与之论道摆理。 　　记者：中国加入WTO后，明确规定不许外国资本进入媒体，但是，外国资本会不会正面攻不进就从侧面攻，利用政策或钻政策空档，绕道而上，运用军事上的间接路线，达到或左右或控制或影响媒体的目的呢？ 　　尹韵公：我认为，不是没有可能。譬如，我们既然承诺开放广告领域，那么，他们的资本就可以利用广告这个敞开的渠道，堂而皇之地进入媒体，以求达到操纵和控制的目的。 　　在美国，广告大户历来是左右媒体倾向和媒体宗旨的一股重要势力，甚至是决定性因素。每个媒体都依赖于一批广告大户的资金提供而获得生存与发展，否则媒体很难运转。美国媒体的广告收入占相当大的比重，电视台几乎是百分之百，报纸是75%左右，广播和期刊是50%左右。正因为离开了广告大户，媒体几乎活不下去，所以，美国媒体的许多总编室被认为是广告部的“啦啦队”，即只要广告部主任一张纸条发到总编室，总编辑就得按广告部主任的命令行事，说登在第几版就是第几版，不敢有半点差池。有的美国学者说，美国媒体是为广告商服务，不是为读者服务。这话不无道理。一般小广告户，美国媒体还是得罪得起的，但每年提供几百万、几千万广告的大户，美国媒体是从来不敢轻易得罪的。不仅如此，一旦有敌对势力侵害媒体或广告大户的利益，他们双方还会联手抗敌，置对方于死地。 　　记者：美国媒体的这种“啦啦队”现象，实际上在我国已经开始渐露端倪。用目前流行的一句话说，就是美国媒体的“啦啦队”已部分成功地在中国“克隆”。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尹韵公：我曾到南方一家著名报纸考察，当我了解到房地产商提供的广告费用占该报广告收入的30%以上后，便直言问报社老总：假如现在有读者来信批评某房地产商修建的商品楼，而这位房地产商恰好又是贵报的广告大户，你们怎么办？你们敢对它进行舆论监督吗？对方几位健谈的老总顿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过了好一会儿，一位副老总才半吞半吐地说：“我们可以反面文章正面做。”我明白，他们最终还是不敢得罪广告大户。笔者还碰到过南方一家都市报的老总，笔者问他：假如有人批评你的广告大户，你敢不敢捅？这位老总坦率地说：我肯定不干，即使是真的，我也不会干。得罪了广告大户，报社的发展、报社职工的收入和福利待遇，谁给我解决？！ 　　可以肯定，入世以后，外国广告资本势必大量涌进，从过去的家电业、汽车业、医药业等有限领域，到全行业、全领域、全方位地准入。从世界各国情况看，媒体从来都是广告业大展身手的重要阵地。这就是说，入世以后，外国广告资本肯定会把进军的重要目标瞄准媒体。一方面，利用中国的各种媒体为他们的商品打开市场销路；另一方面，利用中国的各种媒体普遍存在的“贪财心理”，诱使媒体吞下他们提供的巨额广告费用，尝到甜头后，让媒体离不开他们，最终乖乖地服从他们，成为他们在中国培养的“啦啦队”，或者逼使中国媒体彻底改变宗旨，成为外国广告资本的附庸。 　　目前，我国传媒界普遍担心的是外国媒体资本雄厚，实力强大，一旦进入，我们肯定不是对手，故不少学者呼吁中国媒体要重新组建，实行强强联合，做大做强，并且还拿出一大堆数据证明外国媒体是如何强大，我们又是如何渺小等等。且不说我们还没有承诺开放传媒业，单论一些学者的担心，笔者认为一半是多余，一半是炒作。不错，美国媒体确实大、确实强，仅广告收入一项，年均就在1700亿美元左右，占世界广告收入的50%多，但大和强是不是就意味着主宰一切呢？是不是别的国家媒体就没法活了呢？其实未必见得。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既不大，更不强，但现在全世界都迫切地收看它的节目，因为它有独具的特点。可见，只要我们的媒体有中国的真正特点，实实在在地做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我们就能很好地活下去，就不怕别人竞争，别人也休想挤垮我们。其他国家的媒体不也是这样吗？ 　　记者：借助WTO有关条例，外国媒体会不会利用“国民待遇”原则在我国国内办报或申办其他媒体？ 　　尹韵公：我认为不会。首先，“国民待遇”原则虽然是WTO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原则，但这个原则是经济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限的。WTO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即政策透明度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任何国家的政策必须是透明的，不得针对某一具体国家。美国的国家政策是允许私人办报，而我国的国家政策则是不允许私人办报，仅此而言，我国和美国都是政策透明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美国的政策在美国办报，但是，美国却不能在我国国内办报。有的同志误解了“国民待遇”原则，似乎在别国能做的一切，都可以在中国做。事实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把“国民待遇”原则无限扩张。譬如，美国公民在美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中国就没有，入世前没有，入世后也仍然没有，即使依据“国民待遇”原则也没用，因为这条原则与政治无关。反之亦然。 　　记者：按照WTO的划分，传媒业还应当包括电视、电影、音像和娱乐等。于是，许多人忧虑：不健康的电影、电视涌入怎么办？有害的剧情腐蚀青少年又怎么办？外国制作公司和策划公司利用频道、栏目、版面等渠道，散布和传播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又怎么防范？ 　　尹韵公：这些都是我们遇到的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要遵守入世原则，另一方面又要学习和借鉴先我入世的一些国家的好办法、好经验。例如，加拿大为了对付美国的“文化侵略”，政府规定：黄金时间一定要加拿大的节目占主导；电视剧的播出时间，美国电视剧不得超过总长度的三分之一；电视台的主要频道和主要栏目主持人，不得聘用美国人，而必须是加拿大人等等。据笔者所知，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如新加坡、法国、埃及等国家，都出台了一系列既不违反WTO原则，又能保护本国文化、防止别国“文化侵略”的政策措施。在这方面，我国已有所动作。譬如，电视电影领域，已针对性地出台了“十条戒令”，包括不得攻击我国体制、不得煽动民族仇恨等等。我个人觉得，还可以效仿法国的一些做法，如针对喜欢宣传色情和暴力的好莱坞影片，征收特别电影电视税。 　　对我国传媒业来说，入世所带来的冲击，大部分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有的弊端虽然一时显现不出来，但从长远看，还是比较厉害，或者相当厉害的。既然“狼”已来到跟前，那么我们只能琢磨一套高明的技巧和姿势来“与狼共舞”。既要生存和共处，又不能被“狼”吃掉。从以往历史看，应付艰难困苦的局面，中华民族从来都是不乏智慧的。 　　记者：请您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的高度，分析一下当前新闻与传播学界哪些理论问题最值得研究？ 　　尹韵公：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我们推动实践创新的根本指针，又是我们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我们要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大胆实践，勇于探索。比如，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政治家办报？如何在发挥宣传功能的同时又发挥好媒体的服务功能与娱乐功能？如何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同开展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如何科学地界定知情权，最大限度地为群众提供所需信息？如何整合和利用好各个不同媒体集团的新闻信息资源等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又是我们未来征途的行动指南。我们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争取不断地有所创造和有所前进。 　　记者：能说说您的治学格言和人生信条吗？ 　　尹韵公：我读书时有一句格言：“向命运屈服，向真理下跪。”这是我自己的话。治学格言是：“最重要的就是严谨。”我理解，不论是治学还是为人，讲话一定要有根据，没有根据的话绝对不说。 （2003年6月采访于尹韵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