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动物保护诏令中的政治文化意蕴_以_宋大诏令集_为考察中心_孙方圆

　　　　　　史　学　月　刊　　　　　　　　　　　 ２０１２年　　第 ６ 期 北宋前期动物保护诏令中的政治文化意蕴 ———以《宋大诏令集》为考察中心 孙 方 圆 ［关键词］北宋前三朝；动物保护；诏令；新君即位；田猎；封禅 ［摘　要］在《宋大诏令集》中，收录了宋太祖、太宗、真宗先后颁布的１０条具有动物保护性质的诏令。 综合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这批诏令的文字内容和颁布背景，可以发现北宋统治集团是如何在新君即位、田猎兴废以及泰山 封禅等政治事件中，通过禁猎、放生等法令来灵活地宣扬帝系正统、回护君主决策乃至强调君权神授，并最 终在“德泽禽兽”的表象下因事制宜地加强皇权。 一　引　　言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商汤“网开三面”的 事迹一直被视为君主心怀仁爱的典范而受到颂 扬，“德泽禽兽”也就成为一些后世帝王效法先 圣、自我标榜的手段。如曹魏明帝时号称“猎法 甚峻”①；北魏孝文帝“至十五，便不复杀生，射猎 之事悉止。性俭素，常服浣濯之衣，鞍勒铁木而 已”，史臣赞之曰，“帝之雅志，皆此类也”②；唐文 宗亦曾下《禁弋猎敕》，“保兹怀生，下遂物性”③。 特别是自南北朝开始，一些皇帝还人为地修建或 者划定“放生池”，以此彰显自己的“好生之德”。 此举至唐宋时代已蔚然成风，反映了佛教教义中 的“戒杀”信条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顺时取物” 观念的碰撞和交融④。总而言之，帝王们似乎乐 于通过施恩于动物的种种手法来树立自己仁爱、 恭俭的形象。 近来笔者在翻检《宋大诏令集》（以下简称 《诏令集》）时注意到：北宋前期（太祖、太宗、真宗 时期）集中颁布了一批具有动物保护性质的诏 令，以发布年代为序，列表简示如下： 年　　代 诏　　令 出　　处 建隆二年（９６１ 年）二月 《禁采捕诏》 卷一九八《政事五十一· 禁约上》，第７２９页 太平兴国三年 （９７８年）四月 《二月至九月禁捕 猎诏》 卷一九八《政事五十一· 禁约上》，第７３１页 端拱元年（９８８ 年）十月 《罢畋游放五坊鹰 犬禁诸州不得献鹰 犬诏》 卷一四五《典礼三十·弋 猎》，第５３２页 大中祥符元年 （１００８年）八月 《封禅禁屠宰诏》 卷一一七《典礼二·封禅 下》，第３９６页 大中祥符二年 （１００９年）六月 《纵鹰鹘诏》 卷一四五《典礼三十·弋 猎》，第５３２页 大中祥符二年 十一月 《令粘竿弹弓等不 得携入宫 观 寺 院 诏》 卷一九九《政事五十二· 禁约下》，第７３５页 大中祥符三年 （１０１０年）二月 《禁粘竿弹弓罝网 猎捕之物诏》 卷一九九《政事五十二· 禁约下》，第７３５页 大中祥符九年 （１０１６年）八月 《禁屠牛诏》 卷一九九《政事五十二· 禁约下》，第７３６页 天禧元年（１０１７ 年）四月 《放鹰犬诏》 卷一四五《典礼三十·弋 猎》，第５３２页 天禧三年（１０１９ 年）二月 《禁采捕山鹧诏》 卷一九九《政事五十二· 禁约下》，第７３６页 在近六十年的时间里，太祖、太宗、真宗三帝下达 了十条涉及动物保护的诏令，其中第一条颁于太 祖朝，第二、三条颁于太宗朝，后七条皆颁于真宗 朝。其内容大致可划分为纵、禁两种：前者主要 是下令释放皇室用于围猎的鹰犬，后者主要是限 时禁猎、因事禁屠。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是为何在六十年间颁布了如此多的主题相近 但内容迥异的诏令，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二是 此类诏令为何如此地集中于真宗一朝？在综合 考察这些诏令的文字内容与颁布背景之后，笔者 认为此类诏令的立意不仅在于宣扬天子的品性 操守，更是要在新君即位、田猎兴废以及泰山封 禅等不同的政治事件中，通过颁布禁猎、放生之 ·６２· ① ② ③ ④ 《三国志·魏书·高柔传》，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６８６ 页。 《北史·魏高祖孝文帝本纪》，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 １２１页。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弋猎·禁弋猎敕》，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６２页。 相关问题可参见李华瑞《宋代放生池考》（北京大学中 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集》，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第６８２～６９８页）一文。 类的法令，因事制宜地宣扬帝系正统、回护君主 决策乃至强调君权神授。于是笔者不揣浅陋，草 成此文，讹误不足之处，还望方家指正①。 二　新君继位后的禁猎诏令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注重人对自然生物的尊 崇与爱护：“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 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 巢。”②随着“天人感应”理论的不断强化，“草木 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③的观念更是从礼仪 规范演变成衡量天子心性品德的重要标准。特 别是在王朝建立之初、百废待举之时，颁布彰显 天子顺时取物、敬天恤民的“禁屠／捕”之令就具 有更加重要的象征意义。 １．太祖之《禁采捕诏》 即便是在战火纷飞的五代，很多统治者也没 有忽视这个议题。梁太祖朱温称帝后就曾于开 平二年（９０８年）和三年④以及乾化二年（９１２年） 的四月和五月⑤数次颁旨“禁断屠宰”，尽管史载 开平三年颁旨是因为“寝殿栋折”⑥、乾化二年四 月是因为“星辰违度”⑦，但面对混乱的政局和未 知的灾变，朱温试图通过“禁屠／捕”的手段上邀 天眷、下定人心才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我们以乾 化二年五月的诏令为例略加分析。诏令中云： “倘肆意于刲屠，岂推恩于长养，俾无殄暴，以助 发生。宜令两京及诸州府，夏季内禁断屠宰及采 捕……所在鳏寡孤独、废疾不济者，委长吏量加 赈恤……应兵戈之地，有暴露骸骨，委所在长吏 差人专功收瘗……凡有疫之处，委长吏检寻医 方，于要路晓示。如有家无骨肉兼困穷不济者， 即仰长吏差医给药救疗之。”⑧在这里，“禁断屠 宰及采捕”与赈恤“鳏寡孤独”、收瘗“暴露骸骨”、 救疗“困穷不济”等德政并列而书，极具代表性地 凸显了这一措施在传统政治文化中所蕴涵的象 征意义。又如，后唐庄宗曾于同光元年（９２３年） 十二月下诏“禁屠牛马”⑨；明宗曾于长兴三年 （９３２年）五月“诏禁网罗、弹射、弋猎”瑏瑠；后汉隐 帝也曾在乾祐元年（９４８年）七月因“　鹆食蝗” 而“禁捕　鹆”瑏瑡。几代帝王都没有忽略“禁屠／ 捕”所具有的宣传作用和可能产生的功效。更加 特别的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天福六年（９４１年） 二月，他诏告“天下郡县，不得以天和节禁屠 宰”瑏瑢，乍看之下似乎是“不得禁屠”，但实际上是 将天子对牲畜的“眷顾”转移到了百姓身上，间接 地利用同一手法宣扬了自己的恤民与恭俭，这比 之于单纯的“禁屠”似乎更富于政治智慧。 取代了后周的赵匡胤同样面临着宣扬自身 正统与神圣的任务，一切可以服务于这一目的传 统程序与做法相信都会受到重视，宣布“禁屠／ 捕”也就成为题中之义。建隆二年（９６１年）二 月，宋太祖下诏：“令民二月至九月无得采捕虫 鱼，弹射飞鸟，有司岁申明之。”瑏瑣收录于《诏令 集》中的太祖之《禁采捕诏》文字如下： 　　王者稽古临民，顺时布政，属阳春在候，品汇咸 亨。鸟兽虫鱼，俾各安于物性，罝罘罗网，宜不出于 国门，庶无胎卵之伤，用助阴阳之气。其禁民无得 采捕虫鱼、弹射飞鸟，仍永为定式。每岁有司具申 明之瑏瑤。 本诏开篇的“王者稽古临民，顺时布政”，直接表 达了宋太祖的“法古”之心；阳春之际令鸟兽虫鱼 “各安于物性”，不加“采捕”、“弹射”，也符合“孟 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 飞鸟，毋麛毋卵”瑏瑥的要求；“永为定式”和“每岁 有司具申明之”则体现了赵姓子孙将继续执行此 法、君临天下的决心。这份诏令在字里行间都显 露着宋太祖对新王朝的定位：既然自古以来泽及 禽兽的“仁德圣政”本朝奉行不悖，那么本朝自然 ·７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目前学界已有多篇论文涉及宋代的动物保护问题，主 要有刘华《宋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安徽师大学 报》１９９６年第１期）、张全明《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 （《史学月刊》２０００年第６期）、魏华仙《试论宋代对野 生动物的捕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等。但上述文章多注重这一问题的经济或生态意义， 与本文立论的着眼点不同。 丁鼎：《礼记解读·王制第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８３页。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曾子大孝第五十二》，中华书 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８５页。 ⑥　《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四》，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版， 第６３、７１，７１页。 ⑦⑧ 　 《旧 五 代 史 · 梁 太 祖 本 纪 七》，第 １０６、１０７， 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８页。 《旧五代史·唐庄宗本纪四》，第４２１页。 《旧五代史·唐明宗本纪九》，第５９１页。 《新五代史·汉隐帝本纪》，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０４ 页。 《旧五代史·晋高祖本纪五》，第１０４５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二月己卯，中 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０页。 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政事五十一·禁约上》，中 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７２９页。 丁鼎：《礼记解读·月令第六》，第２１５页。 是尊奉、继承古之王道的正统王朝，必当蒙受眷 顾、国祚久长。这种宣示，对于历经五代政权更 替的民众特别是谙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士大夫而 言，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２．太宗之《二月至九月禁捕猎诏》 太宗即位后于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年）四月 颁布了《二月至九月禁捕猎诏》，其文字如下： 　　方春阳和之时，鸟兽孳育，民或捕取以食，甚伤 生理而逆时令。自宜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 持竿挟弹，探巢摘卵，州县吏严饬里胥，伺察擒捕， 重寘其罪。仍令州县于要害处粉壁，揭诏书示 之①。 太宗的这一诏令不论是用语还是禁猎时段，基本 上与太祖之诏相仿，且直接点明，“方春阳和之 时”民众捕食鸟兽之不当有二：“伤生理”，“逆时 令”。而“令州县于要害处粉壁，揭诏书示之”的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可以保证更有效地传达法令。与太祖之诏 相比，此诏最主要的区别是违者“重寘其罪”②， 对于这一现象应当如何解释呢？ 《宋史·太宗本纪》中所谓“太祖之崩不逾年 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 不成丧”③的记载， 说明 关于失联党员情况说明岗位说明总经理岗位说明书会计岗位说明书行政主管岗位说明书 太宗即位饱受诟病。为 稳定局面，其在登基之初即采取了诸多措施，如 通过任命潜邸亲随人员在军队中建立“忠诚派” 力量④；“以弟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 先帝子德昭为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 王；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兴元尹、同平章事 ……命太祖子及齐王廷美子并称皇子，女并称皇 女”⑤，稳定皇室内部。又于太平兴国元年（９７６ 年）十一月，“命权知高丽国事王伷为高丽国王”， 并于之后半年间先后接受契丹、吴越、占城、大食 等国“遣使来贺即位及正旦”⑥，在周边国家中制 造正统声势等等。但是，仅仅得到统治集团高层 和周边各国的肯定，还不能令太宗高枕无忧，在 巩固自身权位的过程中，任何环节的缺失都可能 加重其篡弑的嫌疑。在笔者看来，太宗继位在某 种程度上不啻是另一种形式的改朝换代，因此颁 布晓谕天下、彰显新君“奉天承运”、“顺时爱物” 的诏令就成了太宗自我标榜的必要手段之一。 这与太祖当年下《禁采捕诏》时的动机并没有本 质上的区别。至于“重寘其罪”的规定，可以说是 太宗借“好生”之名行“立威”之实，通过制定更加 严格的禁猎法令来塑造自己“尊天法古”的形象， 进而树立起正统帝王所必须的德望与威名。 三　皇帝田猎活动兴废之诏令 “田猎有礼，故戎事闲”⑦，“季秋之月……天 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⑧，帝王按照时令狩猎 是国家注重军备、武德不懈的重要表现。特别是 在战火频仍的五代时期，大规模的围猎恰好可以 在合于礼制的名义下相对廉价而有效地保持军 队的高昂斗志和作战能力。乾化元年（９１１年）， 朱温“诏诸王与河南尹、左右金吾、六统军等较猎 于近苑”⑨。而李克用则在经略之初便通过大规 模的围猎为兴兵扩张制造声势，大顺二年（８９１ 年）“八月……大蒐于晋阳，遂南巡泽、潞，略地 怀、孟 …… 九月，蒐于邢州。十月 …… 拔临 城”瑏瑠。 顺时田猎除了具有整训军备的含义外，更有 昭示帝王尊天敬祖之心的意义。五代诸帝以 “腊”出猎的事例屡见不鲜，入宋以后田猎在礼仪 方面的意义与功用更加凸显。据《宋史·礼志》 记载：“有司言：‘周木德，木生火，宜以火德王，色 尚赤。’遂以戌日为腊……和岘奏曰：‘按蜡始于 伊耆，后历三代及汉，其名虽改而其实一也。汉 火行，用戌腊，腊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猎禽兽以 享百神，报终成之功也。王者因之，上享宗庙，旁 及五祀，展其孝心，尽物示恭也。’”瑏瑡由此可知， 赵宋天子在腊祭之日出猎并将所获猎物奉献宗 庙，其基本动机即在于“王火德”、“报成功”、“展 孝心”。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悠久传统、具有军 事与礼制双重象征意义的重要活动，却从太宗朝 开始不断消解，至仁宗朝彻底废除，其原因何在？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政事五十一·禁约上》，第 ７３１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丙 辰，第４２６页。 《宋史·太宗本纪二》，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０１页。 相关问题可参见陈峰《北宋潜邸出身将领述论》（陈峰： 《宋代军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一 文。 ⑥　《宋史·太宗本纪一》，第５４、５５页。 丁鼎：《礼记解读·仲尼燕居第二十八》，第４９７页。 丁鼎：《礼记解读·月令第六》，第２４６页。 《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六》，第１００页。 《旧五代史·唐武皇本纪上》，第３４５页。 《宋史·礼志六·蜡》，第２５１９～２５２０页。 １．太宗关于田猎的诏令 宋太祖于“建隆二年，始校猎于近郊”①，且 在其后多数年份中都会于九月到十二月间外出 狩猎。太祖驾崩后，太宗继承的不仅是皇位，更 有一统天下的豪情。特别是太平兴国四年（９７９ 年）首次北伐失利后，雪耻心切的太宗不仅抛开 反对再次仓促用兵的中书，“独与枢密院计 议”②，更是通过亲自狩猎表达了御驾亲征的决 心。雍熙二年（９８５年）十一月，借宗正寺“送兔 十头充享太庙”之机，太宗下诏：“夫顺时蒐狩，礼 有旧章，非乐畋游，将荐宗庙，久隳前制，阙孰甚 焉。爰遵时令，暂狩近郊，既躬获禽，用以荐俎。 其今月十一日畋猎，亲射所获田禽，并付所司，以 备太庙四时荐享，著为令。”③据载，“太宗将北 征，因阅武猎近郊……猎西郊，亲射走兔五。诏 以古者蒐狩，以所获之禽荐享宗庙，而其礼久废， 今可复之。遂为定式”④。点明是因“将北征”而 “阅武猎近郊”。“非乐畋游，将荐宗庙”、“久隳前 制，阙孰甚焉”则强调要恢复久废的祭礼，表达了 太宗对求得祖宗护佑的挚诚。 然而仅仅三年之后，端拱元年（９８８年）十 月，太宗却颁布了与这一诏令相异的另一道诏 书———《罢畋游放五坊鹰犬禁诸州不得献鹰犬 诏》。诏书云： 　　蒐狩之礼，先王所以顺时令而讲武事也，逮夫 失道，遂成禽荒。故五子有洛汭之歌，长卿陈上林 之讽，明鉴不远，余风未惩。朕惟怀永图，思革前 弊，庶协好生之德，用孚解网之仁。起自今后，除有 司顺时行礼外，朕非时更不于近郊畋游，其五坊鹰 犬并放之。仍令诸州更不得以鹰犬来献⑤。 原本旨在“顺时令而讲武事”的“蒐狩之礼”，由于 后世帝王的“失道”而堕成“禽荒”。“五子有洛汭 之歌”指的是太康长年狩猎不归，终为后羿所逐， 其弟五人漂泊至洛河边，作《五子之歌》哀悼告 诫。“长卿陈上林之讽”则是指司马相如眼见武 帝乐于畋游，便作《上林赋》，在赞颂上林苑宏大 壮观、汉家军队严整威猛之同时，讽谏武帝不要 沉溺于狩猎而劳民伤财、荒废国政。田猎的存 废、利弊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贤明之士的关注，帝 王本人更要在这一问题上做出表态和选择。如 唐玄宗曾于开元三年（７１５年）十月颁《放围兵 敕》⑥，申明“讲师习武，夸功耀武，故王者狩必以 时”，但“每巡狩郊畿，不出百里，且爱力而节用， 非盘游而好乐”，最后念及天气寒冷撤去围场周 边的卫戍士兵；唐穆宗亦下令“放五坊鹰隼及供 猎狐兔”⑦；唐懿宗也曾“纵神策、五坊、飞龙鹰 鹞”⑧。北宋开宝八年（９７５年），太祖在一次狩猎 中“马蹶坠地，因引佩刀刺马杀之。既而悔之， 曰：‘吾为天下主，轻事畋猎，又何罪马哉！’自是 遂不复猎”⑨。尽管这中间都有自我标榜的成 分，但唐玄宗和宋太祖的决定更多地是出于爱惜 民力、戒奢自律；而唐穆宗和唐懿宗则是在其“不 豫”之际为之，盖有以此祈求积德延寿之意。 史载，太宗于颁布此诏之日言于侍臣曰：“朕 每念古人禽荒之戒，自今除有司顺时行礼之外， 更不于近甸游猎。五坊鹰犬，悉解放之，庶表好 生之意。”瑏瑠从这一记载看，似乎是太宗担心自己 沉溺于狩猎活动而懈怠政务，决心以史为鉴革除 弊政，同时发扬“好生之德”，废除必要礼仪之外 的狩猎，释放驯养的鹰犬，明令“诸州更不得以鹰 犬来献”，颇有一种超然的意味。然而结合当时 之政局，是诏的颁布似乎另有隐情。雍熙三年 （９８６年）的北伐再度大败，引发朝野“罔能救于 沦胥，乃自致于狼狈”瑏瑡的抨击，太宗承受的压力 之大可想而知。精于筹划的赵普适时上言“兵久 则变生”，并为之搭好了一个“无为之功最大”瑏瑢 的台阶，此时已厌兵畏战的太宗由此转变政策， 一方面复书赵普，以“念彼燕民陷于边夷，将救焚 而拯溺，匪黩武以佳兵”瑏瑣为自己开脱，另一方面 实施收缩政策，鼓励文教，口不言兵，提倡“无 为”。这种转向可说是太宗“对自己自继位以来 欲有所为而不能为的一种反动”瑏瑤。在如此氛围 下，端拱元年的诏令也就成为相关“配套工程”的 一部分应运而生了，“解网之仁”不过是“战不能 ·９２· ① ② ③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瑢 瑏瑤 ④　《宋史·礼志二十四·军礼·田猎》，第２８４０页。 瑏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雍熙三年六月戊 戌，第６１８页。 《宋史·礼志十一·吉礼·荐薪》，第２６０２页。 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典礼三十·弋猎》，第５３２ 页。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弋猎·放围兵敕》，第４６１页。 《新唐书·穆宗本纪》，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２２６页。 《新唐书·懿宗本纪》，第２６０页。 《宋史·太祖本纪三》，第４５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端拱元年冬十月癸 未，第６５７页。 瑏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雍熙三年五月丙 子，第６１５、６１７页。 李华瑞：《论宋初的统治思想》，《宋史论集》，河北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页。 胜”的遁辞而已。《宋史》谈及此处，仅以“帝雅不 好弋猎”①一笔带过，似是出于“为尊者讳”的无 奈。 ２．真宗、仁宗时期涉及田猎存废的诏令 太宗之后，北宋皇帝的田猎活动并未停止， 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真宗“自景德 四年以来，不复出猎”；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年） 六月颁《纵鹰鹘诏》，“诏五坊鹰鹘，量留十数，以 备诸王从时展礼，余悉纵之”②；天禧元年（１０１７ 年）四月又颁《放鹰犬诏》，才将宫廷用于围猎的 鹰犬全部释放。 首先来看《纵鹰鹘诏》。诏中云： 　　三驱之礼，足表于好生，四时之田，宁务于多 杀。且鹰隼为用，羽猎所资，爰自先朝，已颁明诏。 释兹猛鸷，靡事畋游，岂止开三面之罗，盖尽废五坊 之职。仍以夙驾载燧，无失诸侯之旧章；以时给鲜， 止备戚藩之讲事。鸟兽以之咸若，麛卵由是不伤， 而有司奉行，未得周悉，搏击之类，学习尚存。朕躬 荷庆辉，志崇清净，思申明于皇训，庶虔守于圣谟。 其教骏所养鹰鹘，除量留十余，以备诸王从时展礼 外，自余并去其羁绁，纵之山林，无得更有蓄养③。 “三驱之礼”典出《周易·比卦》“王用三驱，失前 禽”，后人多用来歌颂君主“圣德”。颜师古在《汉 书》中的解释是：“古射猎之等也。一为笾豆，二 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也。”④至于“三驱”的具体 形式，现代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如李镜池认为， “王和侍卫队一同去打猎，侍卫队从左右后三面 把野兽赶到中央让王射猎，留下前面一路给野兽 逃跑”⑤。而在金景芳和吕绍纲合著的《周易全 解》中，则解释成“古代田猎，划一范围，一面置旃 以为门，三面刈草以为长围。猎者自门驱而入， 禽兽面向猎者而从门跑掉的，就任其跑掉，不予 射杀”⑥。不论是哪一种形式，“三驱之礼”体现 了王者在狩猎中对动物的怜悯之心，与商汤的 “网开三面”异曲同工。至于“四时之田”，强调的 也是顺时行猎。此诏开篇即援引这样两个典故， 就是要突出真宗法古先圣、顺时爱物的仁德。继 续分析这份诏令的文字，还可以发现其中说明了 颁布此诏的目的与隐情： 其一，太宗“已颁明诏”，“尽废五坊之职”，但 “有司奉行，未得周悉”；真宗要彰显自己继承先 皇“释兹猛鸷，靡事畋游”的勤政之风，故而再做 强调。其二，与大中祥符元年（１００８年）开始的 各种神秘主义活动有关，诏书中“朕躬荷庆辉，志 崇清净，思申明于皇训，庶虔守于圣谟”的表述也 许可以说明：真宗不仅继承了太宗的“靡事畋 游”，更继承了其父的“清静无为”。特别是随着 真宗“崇道”热情的高涨，打造“志崇清净”的形象 不仅是现实政治上的需要，更有宗教精神上的需 要（关于这一点的具体表现和分析，下文将进一 步提到）。其三，颁布此诏与当时的国防形势关 系紧密。“澶渊之盟”签订以后，具有整饬武备含 义的狩猎活动不仅不再必要，更有可能成为契丹 诘责宋廷“寻衅生事”的借口，这无疑是真宗君臣 需要极力避免的。因而颁布这一诏令对于契丹 人而言，应该具有比较明显的“示和”意义。但总 体而言，不论是真宗主观上的政治筹划，还是宋 廷客观上的礼法规范，这一阶段彻底废除田猎、 放逐鹰犬的条件尚不成熟，因此仍旧有限度地做 出了保留：“其教骏所养鹰鹘”，“量留十余，以备 诸王从时展礼”。 接下来再看《放鹰犬诏》： 　　朕自膺瑞命，即绝畋游，蒐狩之郊，咸恣其耕 垦，羽毛之族，尽罢于絷维。其或诏跸时巡，官司景 从，罝罘弋猎，禁止甚严，动植昆跂，毫芒靡犯，庶乎 品汇，普恰至和。但以每岁殊邻，常用鸷禽充赆，执 而将命，诚叶礼文，悯彼见羁，深违物性，释其笼槛， 俾遂飞翔。其所养鹰鹘猎犬五十三头，宜令入内内 侍省因投龙简使臣，赍放名山高僻之所⑦。 到了天禧元年（１０１７年），真宗终于迈出了下一 步，彻底释放了所余全部鹰犬。此诏开篇“蒐狩 之郊，咸恣其耕垦”之言，并非空穴来风。史载， 真宗确实将“禁围草地，许民耕牧”⑧。该诏令中 也强调朝廷对于“罝罘弋猎，禁止甚严”；对于“动 植昆跂，毫芒靡犯”，甚至是仅存的“备诸王从时 展礼”的５３头鹰犬，也因“深违物性”而“释其笼 槛”，命入内内侍省派员将之全部投放于“名山高 僻之所”，任其奔走飞翔。应该说到了天禧元年 （１０１７年），恪守太平而又崇奉道教的真宗，已经 没有必要再豢养一群鹰犬在宫廷里，它们对于天 ·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⑧　《宋史·礼志二十四·军礼·田猎》，第２８４０、２８４１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六月辛 丑，第１６１６页。 ⑦　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典礼三十·弋猎》，第 ５３２页。 《汉书·扬雄传上》，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３５４２页。 李镜池：《周易通义》，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１页。 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版，第９１页。 子和帝国最后的价值，就在于“放生”所起到的宣 传作用了。 值得注意的是，宋仁宗即位后曾一度恢复畋 猎，《宋史》对这轮狩猎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行狩 期间不仅礼仪完备、军容盛大，皇帝本人亦“按辔 中道，亲挟弓矢，屡获禽焉”。时任宰相的贾昌朝 还举出了再度“顺时田猎”的“四美”：“取鲜杀而 登庙俎，所以昭孝德也；即高原而阅军实，所以讲 武事也；问耆老而秩饫，所以养老也；劳田夫而赐 惠，所以劝农也。”除了“昭孝德”、“讲武事”，更增 加了具有“恤民”意味的“养老”和“劝农”。狩猎 结束后，“帝谓田猎以训武事，非专所获也，悉纵 之。免围内民田一岁租，仍召父老劳问”。然而 时间不长，刚刚恢复的田猎就“以谏者多，罢猎近 甸。自是，终靖康不复讲”①。由此，北宋朝廷彻 底废弃了天子狩猎的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笔者认为：恢复狩猎 可能是由于此前宋军长期对西夏作战不力，仁宗 有意借此整饬军备。但“澶渊之盟”签订以后，宋 朝君臣迷信“赎买和平”，特别是庆历四年（１０４４ 年）宋廷再次以赎买的方式实现宋夏议和后，宋 朝的国防压力进一步减缓，文官主导下的朝廷和 舆论便不太可能继续支持尚武色彩浓厚的田猎 行为，此举只得无疾而终。由此可见，发端于太 宗、成熟于真宗的收缩政策和右文风气，至仁宗 时已发展到了何等缺乏弹性的程度。 四　封禅前后的禁屠、禁捕诏令 １．直接为封禅服务的诏令 根据前文所列表格可知，真宗在位期间先后 下达了７条具有动物保护性质的诏令，其中的２ 条上面已做了介绍。余下的５条诏令，有３条颁 布于大中祥符元年至三年（１００８～１０１０年），这 就不得不令人联想到这一时期宋廷最为重要的 政治事件———天书降临与泰山封禅。封禅对于 皇帝和王朝的意义不言而喻，制定并执行详细而 庄严的礼仪则是体现其重要性的最好方式。但 在汉唐时代，封禅的帝王似乎并未刻意下达过面 向全国的禁猎法令；汉武帝虽曾于封禅之后在泰 山上“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 礼”②，但其用意可能主要还是在于营造祥和的 氛围。那么，宋真宗又为何要如此大张旗鼓地晓 谕天下禁猎呢？ 首先来看大中祥符元年八月颁布的《封禅禁 屠宰诏》： 　　朕爰以良月，有事介邱，答穹昊之眷怀，为苍黔 而祈福。属在告虔之际，宜施育物之恩，冀洽好生， 式崇昭报。应天下并禁屠宰一月，以十月一日为 始③。 此诏作为“有事介邱”的组成部分，在封禅前两个 月晓谕天下，宣称为“告虔”而“施育物之恩”，从 十月一日起“天下并禁屠宰一月”，安排周全。但 在笔者看来，诏书中最有玄机的还是“答穹昊之 眷怀，为苍黔而祈福”一句。秦始皇、汉武帝、唐 玄宗等都是在统一全国、收服外邦的情况下，通 过封禅报谢天地、昭告功绩。宋真宗以赎买的方 式取得和平，怎么说也无法与前代封禅之君的功 业相媲美，唯有另辟蹊径，通过“瑞异”实现封禅。 实际上，早在景德四年（１００７年）十月，朝廷 就曾下诏：“自今祠祭牺牲，令有司择纯白养豢， 在涤无得捶扑，并如故事。其中小祠加用一羊。 常严饰坛 。玉帛、豆笾之数，未及古礼者，议增 之。置监祭使二员，以监察御史充，月给钱十千， 免其出使。”④这很可能就是在为封禅的祭礼做 准备，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为日后的“天书降临” 做准备。为了不致太过突兀，无数祥芝异草、珍 禽奇兽纷至沓来，共同预示着天子缔造的和平即 将迎来繁荣。齐桓公未能封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就是“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⑤么？现在祥 瑞齐现，封禅表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为了表达 对上天降福赐和的感恩戴德，发布彰显好生爱物 的禁屠法令便是顺理成章。不论是“天书降”还 是封禅，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突出“澶渊之盟”的正 确，凸显皇帝“屈己议和”的英明。将“来之不易” 的和平局面归功于“穹昊之眷怀”，或许还真能 “引天命以自重”，达到“戎狄闻之，庶几不敢轻中 国”⑥的目的。当然，这一切在表面上还是要以 “为苍黔而祈福”为名义的。宣布封禅期间禁屠， 也许是朝廷希望借此让百姓通过亲身参与，产生 切实的神圣感，进而强化宣扬皇权神授的效果。 次年十一月，宋廷又颁布了《令粘竿弹弓等 ·１３· ① ② ③ ④ ⑥ 《宋史·礼志二十四·军礼·田猎》，第２８４１页。 ⑤　《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３９８、１３６１ 页。 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典礼二·封禅下》，第３９６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景德四年十月乙巳， 第１４９７页。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六《符瑞事始于王钦若成于杜 镐》，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２０页。 不得携入宫观寺院诏》： 　　朕承天育物，礼道临人，宗上圣之无为，期有生 之咸若，况列真秘宇，大觉仁祠，式示钦崇，岂宜亵 渎！自今应伤生鸷禽之类，粘竿弹弓等物，不得携 入宫观寺院，及有屠宰，违者论如法。又令开封府 条约民间，无使广有采捕①。 该诏的特别之处在于其专门针对“宫观寺院”而 发布。史载，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朝廷规定“以 正月三日为天庆节”，庆天书降临。次年十月，又 “诏天下置天庆观”②，此后仅一个月便又下达了 这样一份诏书，且“违者论如法”。这一针对教产 的规定虽非直接干涉宗教内部结构或运行，但却 是为皇家政策服务的，体现了世俗政权对宗教的 一种利用方式。对比上面提到的亦颁于大中祥 符二年的《纵鹰鹘诏》中的“志崇清净”，此诏中的 “列真秘宇，大觉仁祠，式示钦崇，岂宜亵渎”，同 样刻画了真宗的“礼道临人”。 大中祥符三年二月，朝廷再颁《禁粘竿弹弓 罝网猎捕之物诏》： 　　方春阳和，庶物茂遂，爰申邦禁，以顺天时，俾 无伤夭之忧，以助发生之气，诸州粘竿弹弓罝网猎 捕之物，于春夏月悉禁断之。犯者委长吏严行决 罚③。 此诏的内容并无甚独特之处，颇有老生常谈之 感，发布的时机倒是值得一议。史载，当月“丁谓 请承天节禁屠宰刑罚，从之”④。“承天节”是真 宗“圣诞”之日，宣布禁屠自然有“积德”之意。也 许是为了进一步彰显竭诚，几天之后朝廷便又下 达此诏，重申禁猎之法。此外，大中祥符三年祭 祀汾阴后土开始之际，宋廷亦曾下诏，“汾阴路禁 弋猎……如东封之制”⑤，此诏禁弋猎的范围仅 限于当地，当是为了体现“西祀”规格低于“东 封”，然诏旨的立场、动机与上述诸诏并无二致。 上述施恩于动物的诏令，成为北宋朝廷容 纳、利用宗教力量的一个连接点，这是非常有意 思的现象。为顺利上演这一闹剧，真宗竟不惜贿 赂宰相王旦以换取其三缄其口；而当孙奭、王曾、 张齐贤等针对“东封”、“西祀”、营建玉清宫等劳 民伤财之举交章规谏时，真宗也并未苛责惩罚。 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表明真宗其实是 有所顾忌的，不愿在史书上落下一个因为“佞道” 而“斥逐忠臣”的骂名。但随着神秘主义活动的 泛滥，号称“英晤之主”的真宗愈发难以自拔，大 肆兴作之下，使整个朝廷陷入“如病狂然”⑥的境 地，也着实是可悲可叹。 ２．真宗后期的相关诏令 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大中祥符九年 （１０１６年）八月，宋廷又下达了一份《禁屠牛诏》： 　　薮牧之畜，农耕所资，盗杀之禁素严，阜蕃之期 是望，或罹宰割，深可悯伤。自今屠耕牛及盗杀牛、 罪不至死者，并系狱以闻，当从重断⑦。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牛既是重要的生产资 料，也 是 体 现 祭 祀 礼 仪 等 级 的 重 要 标 志。 《礼记·王制》中有“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 皆少牢，大夫士宗庙之祭……诸侯无故不杀 牛”⑧之语，而后世三令五申保护耕牛，更有发展 生产、富国保民的现实考虑。后唐庄宗、明宗统 治期间，曾于同光元年（９２３年）四月⑨、同光二年 二月瑏瑠、同光四年正月瑏瑡、天成二年（９２７年）十 月瑏瑢、长兴元年（９３０年）二月瑏瑣五次大赦天下，但 “屠牛”与十恶五逆、杀人放火、合造毒药等罪皆 不在赦免之列，由此可见其重视程度之高；而明 宗朝向来被认为是五代经济有所恢复的阶段，这 与此期大力保护耕牛应有直接的关系。时过境 迁，真宗朝重新强调对“屠耕牛及盗杀牛”的罪行 施以“重断”，导因于“中使郑志诚使洛回，言道见 鬻牛者甚众，虑不逞辈因缘屠杀”瑏瑤。暂时消弭 了外患的北宋自然会将注意力重新转回国内，着 力恢复生产。除了强调“农耕所资”之外，更有时 代特点的或许是“或罹宰割，深可悯伤”一句，悲 天悯物之情溢于言表。 在真宗晚年的天禧三年（１０１９年）二月，颁 布了《诏令集》中收录的最后一份具有动物保护 色彩的诏令《禁采捕山鹧诏》： 　　山薮之广，羽族实繁，眷彼微禽，本乎善斗，致 婴羁绁之患，以为玩好之资，悦目则多，违性斯甚。 载念有生之类，务敦咸若之仁，属以阳春戒时，动植 ·２３· ① ②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③　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政事五十二·禁约下》， 第７３５页。 ④⑤　《宋史·真宗本纪二》，第１３９、１４２，１４２，１４４页。 《宋史·真宗本纪三》，第１７２页。 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政事五十二·禁约下》，第 ７３６页。 丁鼎：《礼记解读·王制第五》，第１８８页。 《旧五代史·唐庄宗本纪三》，第４０３页。 《旧五代史·唐庄宗本纪五》，第４２８页。 《旧五代史·唐庄宗本纪八》，第４６７页。 《旧五代史·唐明宗本纪四》，第５２９页。 《旧五代史·唐明宗本纪七》，第５６０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七，大中祥符九年八月癸 卯，第２００５页。 叶序，特申科禁，俾遂熙宁。自今诸色人，不得采捕 山鹧，所在长吏，常加禁察①。 此诏延续了真宗一贯的“悲悯”风格：只因此“微 禽”“善斗”便“致婴羁绁之患”，徒为“玩好之资”， “违性斯甚”，因“载念有生之类，务敦咸若之仁”， 故“特申科禁”。笔者认为，这一诏令的颁布也有 现实层面的考虑：飞鹰逗狗很可能造成城市的治 安隐患，王安石所断少年为夺“斗鹑”而踢死其友 的事件②即是著名案例，禁止斗禽应当有利于整 肃社会秩序。总而言之，《禁屠牛诏》和《禁采捕 山鹧诏》虽然于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悲天悯物 之情，但其出发点主要还是在社会经济和治安管 理方面，比之于大中祥符年间的同类诏令，似乎 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因素。 五　余　　论 北宋前期集中颁布了一批具有动物保护性 质的诏令，这一现象本身应该引起重视。由上文 的分析可以发现：太祖、太宗登基不久颁布的“禁 采”诏，与五代惯例一脉相承，旨在强调自身统治 的合法性。不过，太祖宣告的是“开创”和“正 统”，太宗隐喻的却是“继承”与“超越”。皇帝的 狩猎活动具有传统的国防与礼仪意义，存废与否 与现实的军事、政治需求息息相关，国防压力的 持续缓解是北宋帝王罢废田猎的重要原因。至 于真宗封禅前后颁布的禁猎诏令，则是其烘托神 圣气氛、修补帝王威信的手段之一。由此可见， 所有这些“德泽禽兽”之类的诏令，根本目的都在 于服务现实政治、维护皇权威严，只是在不同的 条件下因事制宜地变通处理罢了。随着太宗帝 系的稳固、国防压力的缓解、真宗去世后神秘主 义活动的减少以及北宋国内社会矛盾的不断激 化，“变法”问题逐渐成为仁宗中期以降北宋君臣 关注的焦点，在动物身上做文章的政治标榜对于 解决现实问题已难有所建树，此类诏令也就最终 失去了继续出现的动力。 尽管几乎所有诏书都会提及与“顺时取物” 内容相关或精神相通的典故、辞句，但应当明确 的是：“顺时取物”的核心要求在于人要克制自己 的欲望，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中 国传统文化并不强调佛教教义中的那种绝对化 的“禁杀”。文中所列的这些法令虽然没有现代 “动物保护法”中“为动物保护而保护动物”的含 义，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彰显着人类文明不断进 步的足迹。程民生在其《宋代老虎的地理分布》 一文中指出，“宋代尤其是北宋时期，老虎相当众 多”，“按北宋中期的地方行政一级区划１８路１ 京计，除了京师开封府以外，其余各路都分布有 老虎”③。虎是食物链中的顶级掠食动物，在这 一时期的广泛分布，从侧面证明当时北宋境内生 态环境的完好和动物种类的丰富，这与相关诏令 的颁布或许有一定的内在关系。 （这篇论文从选题到定稿，四度修改，我的导 师李华瑞教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仅以寥 寥数语表达对李老师的由衷感谢！）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１—１０—０６ 作者孙方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 生。北京，１０００４８。 【责任编辑　惟　正】 ·３３· ① ② ③ 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政事五十二·禁约下》，第 ７３６页。 司马光：《涑水记闻》附录三《王安石纠察在京刑狱》，第 ３８７页。 程民生：《宋代老虎的地理分布》，《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０ 年第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