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辟蹊径_自发型巢状市场与农村发展_叶敬忠

2012.10 - 4 - 独辟蹊径：自发型巢状市场与农村发展 叶敬忠 丁宝寅 王 雯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农村中自发出现的一种特定农产品生产和交易模式的描述和分析，阐述了巢 状市场出现的背景、概念和特点。作为对现有食品安全问题和农产品销售困境的回应，巢状市场绕 过“农超对接”等解决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通过一系列共享的价值和规范，将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起来，提供了 一种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和农产品销售困境的新途径。本文认为，这种由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发建立的 巢状市场可以看作对由“食品帝国”控制的主流农产品市场的批判和抵抗，它通过对公共池塘资源 的维护和利用，满足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的需求，并为农村发展提供了现有模式之外的另一种可 行的路径。 关键词：巢状市场 公共池塘资源 农村发展 一、 引言：食品安全与农产品销售困境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各类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充斥着 各大媒体的版面。每隔几天，就会有一种食品的质量安全问题被曝光，以至于人们发出“现在到底 还能吃什么”的感叹。在众多食品安全事件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农产品直接相关，例如“爆炸西瓜”、 “绝育黄瓜”、“红心鸭蛋”、“瘦肉精”⋯⋯在这样的背景下，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不 断提高，不仅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吃得健康，这已成为普通消费者对日常饮食的基本诉求。在 食品尤其是农产品的购买上，消费者更加谨慎，其关注的范围也从交易环节逐渐延伸到食品的生产、 加工、流通等领域。有机食品、绿色食品的快速发展反映了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需求。近年来还出 现了一种新型的生产—消费方式，即以“小毛驴”农场为代表的“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它具有健康、安全、环保的生产过程和本地化生产等特点，并要求消费者和生 产者之间建立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公平互信（例如定价、保证有机种植）的关系（程存旺等，2011）， 这充分体现了消费者对于生产环节的关注。尽管消费者有强大的诉求，并且有了一些尝试，但“社 区支持农业”终究是一种与社会化大生产相对立的小众化、小区域的农产品生产和销售模式（王宏 旺，2010），其主要推动者局限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石嫣等，2011），广大的普通消费者仍面临 着食品安全的问题。 在消费者感慨购买安全食品困难的同时，许多农产品的生产者却在为产品的销售发愁。一方面， 特定农产品的价格不稳定，往往上年价格很高而当年价格急剧下降；另一方面，农产品生产者在农 产品收获时难以找到销售商。“卖菜难”成为摆在许多蔬菜生产者面前的一个难题，“菜贱伤农” 独辟蹊径：自发型巢状市场与农村发展 - 5 - 的新闻也屡见不鲜。“山东白菜 2分钱 1斤无人收，菜农欲雇人扔菜”①以及“内蒙古马铃薯遭遇销 售难，价格较去年降一半”②等新闻，引起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众多媒体的关注。 消费者购买安全食品难，而农业生产者面临农产品销售困境，促使社会上各方行动者开始思考 如何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并且产生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其中，一种被称为“农超对接”③的新型农 产品流通方式，逐渐引起了各方的关注。2008年，商务部、农业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农超对接 试点工作的通知》，对“农超对接”试点工作进行部署。《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 政策措施的意见》也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农超对接”、“农校对接”、“农企对接”等农产品从 产地到销地的直接配送方式。姜增伟（2009）认为，“农超对接”能够“建立农民与零售商之间稳 定的购销关系，促进农产品销售”，并且“有利于对农产品生产进行全程监管，提高其质量和安全 水平”。刘阳（2011）认为，“农超对接”本质上是将现代物流方式引向广阔农村，将千家万户的 “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起来，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销一体化链条，实现商家、 农民、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共赢。 然而，尽管“农超对接”的设想非常好，但它在实施过程中仍然遇到了各种困难，这不得不令 人反思。“‘农超对接’仨月，仍难觅本地菜”④以及“‘农超对接’是降菜价灵丹妙药吗？”⑤这 类新闻报道显示了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农超对接”往往需要农民大量提供某一种农产品，因而 排斥小规模农业生产，小的供货商与超市之间也难以建立起平等、信任的关系。一些大型超市在其 中所起到的作用，正如“食品帝国”通过政治游说、经济控制和大规模的广告宣传来影响政府、市 场和消费者一样（参见恩道尔，2008）。正是这样的“食品帝国”决定着以什么价格从生产者那里 收购原料，再经过一番加工后，以什么价格卖给消费者；也决定着从生产者那里收购什么，在经过 相关的物流和分销后，消费者才能得到它们（帕特尔，2008）。 “农超对接”并没有改变企业与小规模农业生产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农民在生产中的自主性仍 然受到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权利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增加，他们仍然只能在摆在超市货架上的众多 商品之中做出有限的选择。而在全国大力推行“农超对接”模式的背景下，一些农产品生产者和消 费者却独辟蹊径，通过自己特殊的行动对现阶段普遍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和销售困境做出回应。 二、农产品生产与销售的创新实践 在河北省易县山区某村，手工红薯粉条是当地著名的土特产品。纯天然的原料、纯手工的制作 工艺使得品尝过的消费者都对这里生产的手工红薯粉条赞不绝口。每年冬季，一些村民会在家中生 产加工红薯粉条。春节前后，会有来自其他乡镇、县城甚至保定、北京的消费者前来购买。生产者 与消费者之间的友好关系也使得这里的手工红薯粉条供不应求。这里的手工红薯粉条不论其生产、 加工的过程还是交易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联系方式，都有所不同，这也成为当地红薯粉条生产和销 售的主要特色。 （一）特定的生产方式 ①《山东白菜 2分钱 1斤无人收 菜农欲雇人扔菜》，中国网（www.china.com.cn），2011年 4月 22日。 ②《内蒙古今秋马铃薯遭遇卖难》，中国广播网（www.cnr.cn），2011年 10月 5日。 ③“农超对接”指的是农户和商家签订意向性 协议 离婚协议模板下载合伙人协议 下载渠道分销协议免费下载敬业协议下载授课协议下载 书后，由农户向超市、菜市场和便民店直供农产品的流通方式。 ④李丹、韩莹华：《“农超对接”仨月，仍难觅本地菜》，《生活报》，2011年 8月 4日。 ⑤张毅：《人民时评：“农超对接”是降菜价灵丹妙药吗？》，人民网观点频道（opinion.people.com.cn），2010年 12月 6 日。 独辟蹊径：自发型巢状市场与农村发展 - 6 - 手工红薯粉条的加工制作是一个特殊的食品生产过程，它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建立在当地的种 植结构和文化传统、特殊的资源和技术以及特殊的社会网络之上。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手工红薯粉 条与市面上常见的通过机器加工生产的粉条在生产模式上的差异。 生产手工红薯粉条所用的红薯是当地传统的粮食作物之一，在当地具有长期的种植历史，曾经 也是当地农民的主食之一。在集体生产时期，当地干部从邻县请来技术人员传授手工红薯粉条的制 作工艺，制作红薯粉条的技术才在当地传播开来。当时生产红薯粉条需要 5～6人组成一个小组共同 协作，这种生产的组织结构一直沿用至今。 手工粉条的生产规模不同于机器生产，它不以进行大规模生产或扩大生产规模为追求。相反， 几个因素使得手工粉条的产量被控制在一个稳定的并且相对于机器生产而言较小的规模上。首先， 当地农民更倾向于一种小而全的种植结构（叶敬忠、安苗，2009），不会大规模地种植红薯专门用 于生产粉条。因此，这就从原材料上限制了粉条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其次，制作红薯粉条对于气 温的特殊要求也将生产时间限定在过年之前约一个月的时间内，无法全年生产，在既定的生产效率 下，其总产量也趋于稳定。此外，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现状也将手工红薯粉条的生产者限定在 没有外出务工的人员范围之内，在一部分农村劳动力需要进城务工来获取收入且农村年轻劳动力更 容易被城市生活所吸引的背景下，能够从事手工红薯粉条生产的劳动力的供给十分有限。所有这些 因素，使得红薯粉条的生产规模被控制在一个特定的水平上，与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一般市场区别 开来。 当地红薯粉条生产过程较少依赖外部的市场和环境，而是充分挖掘社区内部的资源基础，并且 在社区中形成封闭的循环。在种植红薯的过程中，当地农民从不使用化肥、农药，而是坚持使用农 家肥。据当地农民介绍，红薯较少发生病虫害，即使遭受病虫害，病虫害对产量的影响也不明显， 因而无需使用农药；相反，如果使用化肥，不但价钱贵、成本高，而且一旦施用不当还容易造成红 薯腐烂。当地农民施用农家肥来种植红薯，并将红薯制成粉条过程中产生的残渣用来喂猪，对资源 进行循环利用，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在制作粉条的过程中，生产者尽可能利用当地自有的资 源和环境。例如，使用冬天河中自然冻结的冰块来冷却粉条，而没有采用电冰箱；晾晒粉条用的木 杆多取材于当地山林，无需另行购买；制作粉条用的房间是临时占用某一生产者家中闲置的房屋， 也无需单独建造或租用；生产者充分利用自身的劳动力资源且发挥了生产小组的作用，不需要雇佣 劳动力。这样的生产模式，通过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的资源基础，摆脱了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提高 了生产的自主性。 粉条的生产过程与外部资源的联系不那么紧密，没有形成对外部资源和环境的依赖，这也就增 强了生产者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因此，当其他农业生产者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而利润空间 受到挤压时，手工红薯粉条的生产者仍然能够获得较高的利润和产品附加值。 （二）特定的产品 手工红薯粉条具有的一些特点，使其与通过机器生产的粉条区分开来。较高的质量是手工红薯 粉条最为显著的优势。从红薯的播种、收获，制作淀粉，到最后的粉条制作，可以看出，当地红薯 粉条的制作过程精细且复杂，与当前市场上通过机器生产的粉条有着很大的差异。 一般而言，纯红薯淀粉粘度大，生产工艺复杂，很难完全采用机器加工，只能采取手工制作的 方式。红薯粉条的整个制作过程很好地结合了乡村自然资源、乡土知识以及村民之间的互助合作精 神，所有这些合起来形成这一独特的“乡土味儿”。一方面，生产者以纯手工的方式生产，能够保 证所生产出来的粉条具有“绿色”、“纯天然”的特点，满足消费者对健康、安全食品的需求；另 独辟蹊径：自发型巢状市场与农村发展 - 7 - 一方面，采用纯手工方式制作的粉条具有良好的口感和韧性，“煮不烂，有嚼劲”，让消费者能够 有更好的味觉体验。 在一般的粉条生产过程中，生产者为了让加工出来的粉条颜色洁白、韧性好，往往向红薯淀粉 中加入玉米淀粉、绿豆淀粉、食品添加剂（参见刘娇，2003），甚至有生产者用硫磺进行熏制。而 当地红薯粉条的加工者可以保证所生产的粉条里面没有添加任何其他材料，是“纯手工、纯天然” 的红薯粉条。这样加工出来的粉条在外观上并不出众，没有光泽，往往发黄、发黑，在一些不了解 产品的消费者看来，甚至还有些“丑陋”。此外，尽管熟练的生产者生产出来的粉条能够在外形上 保证粗细和长短基本一致，但与机器加工的粉条相比，手工红薯粉条的粗细、长短还是没有那么均 匀。尽管如此，在与机器加工的粉条的竞争上，当地生产者还是充满信心。正是这种口感和外观上 的区别与差异，将手工红薯粉条与一般粉条区分开来，使其成为特定的产品。 （三）特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手工红薯粉条生产模式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其特定的生产者。在村中，有特定的一群人，每年都 在固定的时间生产红薯粉条，他们自身具有一些特点。首先，生产者必须要熟练掌握生产粉条的手 艺，才能够参加生产小组。由于红薯粉条的生产开始于生产队时期，而近年来外出务工者不断增多， 村里的年轻人往往并不掌握这项生产技艺，因此，现在的生产者多数是 40～5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 一方面，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学习到了生产红薯粉条的工艺并且将其传承了下来；另一方面，相对 于年长者，他们有更好的体力来完成这一耗时费力的工作。其次，这些生产者由于各种原因无法长 期外出务工，只能在家务农或短时间、近距离地外出务工。除此之外，对货币收入①的需求也是促使 他们从事红薯粉条生产的重要原因。 红薯粉条的消费者同样区别于一般市场上的消费者。他们往往是红薯粉条生产者的亲戚、朋友， 或者是这一网络的延伸。他们了解这种红薯粉条的品质，知道它的生产者是谁以及生产过程，并且 对食品安全有着特殊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和要求，愿意为自己所信任和看好的商品付出比一般市场上更高的价格。 这些消费者有的生活在农村，有的早已融入城市，但无一例外地具有对农村社会乡土性的认同，能 够认识到这种产品特有的价值。 （四）特定的流通模式 红薯粉条的流通也具有其特殊性。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并不是通过一般的农产品市场相联系， 而是越过了中间商直接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交易网络，并与一般市场区别开来。 这样一个交易网络的首要特点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并不是“匿名”的，生产者知道 自己的产品将要销售给谁，而消费者也清楚自己所购买的产品是由谁生产的。每个生产小组在生产 出来粉条之后，都会将粉条按照各个生产者提供红薯淀粉的数量在生产者之间分配，各生产者往往 与一些固定的消费者联系，很多时候在生产之前就确定了销售的对象、价格和数量。一般而言，一 个生产者每年生产的粉条在 500～800公斤之间，并且与 20个左右的消费者联系。有些时候，如果 某一生产者所生产的粉条不能满足其所联系的消费者的需求，他可以将消费者介绍给本组内的其他 生产者，创造出新的临时性的联系。无论是长久的联系还是临时的联系，交易双方都嵌入地方的社 会关系之中，并且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交易，这使得总的交易成本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由于 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系，产品的价格和产量相对于一般市场更加平稳，因此，这种网络所带来的 交易也更加稳定。同时，这一交易网络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能够在供需不平衡时产生出新的联系并 保持产品的高品质，并加强信息的交换。所以，这种交易网络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①该说法参见徐勇（2008）。 独辟蹊径：自发型巢状市场与农村发展 - 8 - 这一交易网络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具有层级结构，而是一个扁平的网络。在这个交易网络中， 没有一个控制的节点，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中间商或者大的生产者能够对交易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这与一般的市场有所不同。在一般的农产品市场尤其是被“食品帝国”所控制的全球市场中，农产 品流通往往被少数处在市场网络核心位置的组织所控制，并且在一个很大的空间范围内分配。而在 红薯粉条的交易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共同将自己对优质产品的理念融入产品之中，不受外界的 控制。在此交易网络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于产品质量的定义并不依靠外部的标准，即将自己“置 身于标签的陷阱里”（帕特尔，2008），而是采取了一种社会定义，即生产者和消费者采取的是一 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对产品质量的高低进行评判，这一评判是基于双方对产品质量的共同 理解和共享的价值观。例如，手工红薯粉条与市场上的普通粉条相比，粗细不均，长短不一，而且 色泽偏暗，但特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认识到这种产品的高品质特性。生产者和消费者对高品质 和健康食品的共同理解，保证了这些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无需掺假。这一网络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并 没有使用抽象的、外部强加的质量标准，没有把毫无生气的“绿色食品”、“有机认证”包装当成 质量的保证，而是在共识的基础上，追求更高质量的、能够满足自身需要的产品。 这种红薯粉条具有较高的附加值，而这种特定的流通模式保证了生产者在附加值分配中的主导 地位。在当地，红薯的出售价格一般不会超过每公斤 1元，按一亩产量 3000公斤计算，一亩红薯的 收入在 3000 元左右。而 3000 公斤红薯可以生产出约 400 公斤红薯粉条，按照红薯粉条每公斤 15 元左右的价格计算，将每亩地生产的红薯加工成粉条则会带来每亩约 6000元的收入。按照当地农户 种植红薯的面积和产量，制作粉条的农户此项毛收入平均都在 10000元左右，这对当地农户来说是 一笔不小的收入。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系，产品的高附加值能够由生产者获得，消费者也能 够以相对合理的价格买到高质量的产品。这种较高的附加值所带来的收入也促成生产者年复一年地 生产。 从上述描述可以看出，这种新型的交易模式是嵌入广阔的农村市场中的，是无限大市场中的一 个细分。与一般的市场交易不同，这种交易模式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产品的价格 水平、交易成本、附加值的分配等因素得到了重塑。而创造这个空间的，正是产品特定的生产方式、 独具特色的产品、特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特殊的交易网络。虽然嵌入广阔的农村市场中，但这 样一种生产和交易模式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排他性。 三、巢状市场的概念与框架 从上面这一案例可以看出，红薯粉条的销售所遵循的是一种与现有的农产品交易不同的逻辑。 沙宁（Shanin，1973）指出，“市场”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市场是人们在预先确定的时间通过 讨价还价进行交易的场所；另一方面，市场亦指“市场关系”，即通过供给、需求和商品价格之间 的相互作用来组织经济活动的系统。本文认为，手工红薯粉条市场与通常所指的市场有共同点，但 与普通农产品市场有所不同：一方面，手工红薯粉条交易的场所是在生产者家中；另一方面，这种 交易活动是通过特定的人际关系网络和规则来组织的，经济价值并没有成为影响这些活动的唯一因 素。因此，红薯粉条市场与当前存在的一般农产品市场区别开来，同样也与前面所提到的“农超对 接”区别开来。而这种新型市场关系的出现，恰恰与当今主流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如今， 主流市场不断被“食品帝国”所控制，不仅各大粮商不断加强对农产品生产、销售等环节的控制， 形成“沙漏状的食物体系”①，甚至作为“现代食物体系的最高殿堂”的各大超市也企图将自己的触 ①该体系指食物体系的两端分别是数量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是少数能够控制市场的企业。 独辟蹊径：自发型巢状市场与农村发展 - 9 - 角延伸到世界各地的农产品生产之中，准备“偷走整个市场”（帕特尔，2008）。在这一背景下， 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价格差距不断扩大，给新型市场关系的创立提供了空间。 这种新型市场具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新型市场嵌入现有的市场结构之中，它并不是一个匿 名的、独立的市场，而是有着自身关注的焦点，并与现存的社会运动、政策框架和目标相联系。在 国际上，许多诸如“慢食运动”（slow food movement）的民间运动，都针对当前主流农产品市场的 问题和危机，提出了自身的目标。红薯粉条市场将焦点放到了产品的高质量和生产者、消费者双方 相互信任的关系上。其次，这类市场常常与当地的资源相联系，并且将当地市场作为一个重要的销 路，这一特点通常会在这类市场所基于的特殊的资源基础（例如红薯粉条生产所基于的当地气候、 种植结构等因素）上反映出来。再次，这些市场往往是受政府有关部门支持的，并且与为了达到特 定目标的再分配政策相关。例如，政府对于“农家乐”等民俗旅游项目采取了诸如减税、发放补贴 等措施进行支持，从而促进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并且直接带动了从事民俗旅游活动的农 户收入的增加。最后，这类新型市场具有多功能性。例如，红薯粉条市场除了具有经济功能，即联 系生产和消费之外，还能够促进生产者与生产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即具有一定的社会 功能。除此之外，“农家乐”之类市场的兴起，还起到了维护农村自然和人文景观、保持农村良好 生态环境的作用。 在已有的研究中，这种新型市场被学者称作“巢状市场（nested market）”，它兴起于农村发 展的进程之中，以公共池塘资源为基础，通过特定生产者生产出来的高质量农产品与特定的消费者 直接联结。巢状市场的中间环节比较少，即使存在中间环节，也都是由农民掌控，或至少有农民的 参与，因而能够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因此，农产品生产者在巢状市场中能够获得比在一般市场中 更多的农产品附加值，之后生产者会将这一额外收入反过来投入农村公共池塘资源的维持以及乡村 性的重建，从而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叶敬忠、王雯，2011）。它作为主流市场的一个部分嵌入其 中，并同样受到主流市场的影响。但是，与主流市场相比，巢状市场具有以下一些特征：①不同质 量的产品价格不同，即优质产品与一般产品之间的价格分化更为明显；②附加值的分配模式不同， 即作为生产者的农民获得更高的附加值份额；③对利润的使用方式不同，即利润的使用由农民主导 并被用于扩大再生产，加强农业的多功能性及提高农户的生计水平；④资源基础不同，即生产者充 分利用和挖掘当地资源，对外部资源依赖较少；⑤流通方式不同，即交易过程的中间环节少，并且 能够被农民掌控，代表农民的利益；⑥农民的角色不同，即农民不仅仅是生产者和销售者，而且能 够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等等（van der Ploeg et al.，2012）。 巢状市场的出现一方面是对现有主流市场存在问题和危机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对主流市场的 批判和抗争。主流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嵌入现有的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框架以及特定的资源基础之中，嵌入受到 “食品帝国”统治的模式之中。在“食品帝国”主导的模式下，资本集团控制了农产品生产、加工、 分配和消费之间的联系，并以此塑造和重塑了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领域。同时，主流农产品市场通 过大量宣传“食品帝国”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供应的可持续性来建立其合法性。已有的市场被描 绘为由“看不见的手”所调节，并且由消费者的需求所驱动，因而能够符合消费者的偏好。与主流 农产品市场试图掩盖其嵌入“食品帝国”的体制框架中不同，巢状市场从出现之时起就明确其嵌入 现有框架之中的性质①，这正是巢状市场存在的理由和其优势所在。巢状市场的出现说明了市场并不 是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而存在，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结果。 ①例如，对食品质量的定义就嵌入生产者与消费者共享的标准之中。 独辟蹊径：自发型巢状市场与农村发展 - 10 -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能够更好地了解与巢状市场相联系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以及巢状市 场所基于的社会关系。伯恩斯坦（2011）将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社会关系用四大关键问题来概括， 即谁拥有什么，谁从事什么，谁得到了什么，他们用获得物做了什么。“谁拥有什么”，关系到生 产资料与再生产资料如何分配。在巢状市场的产品生产过程中，绝大部分生产资料与再生产资料并 不属于某一个人，而是由参与的生产者共同支配，甚至有些资源（例如对于产品质量的定义）由所 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共享。“谁从事什么”，涉及社会分工以及决定其分工的社会关系。从前面的 案例得知，在巢状市场产品的生产环节中，生产者之间并不存在等级关系，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是一 种平等的合作关系，所有的生产者必须参与劳动以获得产品。消费者也不仅仅是产品的无条件接受 者，而是能够通过与生产者联系，将自己的需求和意见反映到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因此，生产者和 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谁得到了什么”，关乎劳动成果的分配，通常为“收入” 的分配。巢状市场中由于没有中间商的控制，农产品的附加值能够由生产者所获得，而消费者在此 过程中也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到高质量的产品。生产者在获得农产品附加值后，其中一部分将用于生 产资料的再生产，其余部分则可以用作消费。正是这样的分配，使得生产资料得以再生产，这种团 结合作的生产关系得以维持，巢状市场得以持续存在。 四、巢状市场与公共池塘资源 从理论上讲，巢状市场出现在农村发展的背景下，其形成所依赖的社会—物质基础构成了各种 公共池塘资源。奥斯特罗姆（Ostrom，1990）认为，公共池塘资源是可再生资源，这种资源同时又 是相当稀缺的，而不是充足的，这种资源的使用具有竞争性，但又不具有排他性。鱼塘、灌溉用水、 公地等都可以被看作公共池塘资源。这些资源通常由一群特定的使用者所占有，这些资源的使用者 将资源系统变成一个个“资源单位”，并把资源转化为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这些资源的占有者以 一定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他们通过自我管理，创造出一种有效的制度来对资源进行治理，从而避免 出现“公地悲剧”，以实现共同利益。在农村发展的背景下，公共池塘资源作为对资本的替代，以 不同于资本的方式发挥作用，并且对资本进行抵抗。 在公共池塘资源理论中，土地、水、鱼塘等资产是不能与公共池塘资源划等号的。这些资产必 须经由共享的规则，才能作为公共池塘资源发挥作用，一系列涉及资源治理和管理的规则的存在是 这些资产转化为公共池塘资源的核心。这些规则不同于资本的逻辑，它们能够反映所涉及的生产者 的利益、生态循环以及诸如社会正义、团结等原则（Schwab and Ostrom，2008）。 将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应用于对巢状市场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巢状市场中，并不 是某一特定的商品或者服务构成了公共池塘资源。巢状市场中的公共池塘资源包含了一系列由生产 者和消费者共享的规范以及在此规范的基础上特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相互联系，同时还包括了特定 资源的使用和特定产品的交易。 产品交易过程中围绕着特定产品本身衍生出的一系列规则、产品特性和对产品的期望，使得这 种产品成为公共池塘资源的一个物质载体。之所以将这些规则、产品特性和对产品的期望看作一种 资源，是因为它们能够给生产者带来额外的好处，例如更高的价格、更多的销量、吸引特定的消费 者群体等，在没有这些资源的情况下，生产者是无法获得这些利益的。把这些规则、产品特性和对 产品的期望看作公共资源，是因为：一方面，它们不是被私人所有，而是被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所有，并且能够被更多潜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所获得；另一方面，它们能够带来生产者和消费者之 间的共同利益。 独辟蹊径：自发型巢状市场与农村发展 - 11 - 尽管公共池塘资源理论模型与巢状市场的运行模式之间存在若干相似的地方，例如，它们都有 一套共享的规则来规范资源使用者的具体行为，都能够给资源使用者带来共同利益等，但仍然要注 意到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以便更好地理解巢状市场。一方面，在公共池塘资源理论中，资源系统 被作为一个整体来共同使用，而资源单位或最终产品不能被共同使用；而在巢状市场中，资源单位 是由资源的使用者共同界定的。另一方面，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对于最终产品的市场没有任何影 响力，他们的行动对于公共池塘资源范围之外他人的生活境况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而在巢状市场 中，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试图在最终产品的市场中建立起有效的影响力，并且，他们的行动对于 在公共池塘资源范围之外他人的生活福利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van der Ploeg et al.，2012）。在上 述案例中，这种影响可以体现为给消费者提供了高质量、安全的产品。 巢状市场的优势就存在于公共池塘资源之中，这些资源形塑了产品的生产、加工、分配和消费 过程，并且与一般的农产品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巢状市场的发展反过来又强化了公共池塘资源 的基础，农民通过巢状市场获得的农产品附加值被用于这些资源的维护和再生产。通过公共池塘资 源对资本的替代，巢状市场的优势也得以显现出来，它不需要生产者利用资本来购买外部资源和服 务，因此，生产者不需要承受沉重的金融负担。另外，公共池塘资源的公共属性也决定了它不容易 被外界所控制。这些优势使得巢状市场可以抵抗“食品帝国”的统治，提高农产品生产的弹性，并 且将农村发展变为一个自我持续的过程。 五、结语：巢状市场与农村发展 巢状市场的构建与农村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在中国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经济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初期， 农村发展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促进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和支持城市建设，农村自身的发展尚未被 提上议事日程（Ye et al.，2010）。当今的政策明显不同，例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相关政策就 具有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多重涵义。这些政策的目标不只是促进农业增长，更重要的是重新 定义农业和农村在社会中的角色。除此之外，农业的可持续性也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些政策明显增 加并不断深化了农村发展的内涵。 在近期的粮食危机中，主要粮食价格不断上涨。van der Ploeg et al.（2010）认为，主流的农产 品市场无法使得将来的农产品生产得以持续。在这一背景下，许多来自基层民众的生产活动通常被 看作对农业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危机加速并深化而做出的积极回应。 在当下世界的不同地区，农民面临着来自农业生产中高额生产成本和相对较低的农产品价格所 造成的压力，被政府的话语建构为“失败者”，并且被认为应该采取“有效率”的农作方式（通常 指公司农业），这些因素使得农民有效的生产活动的开展受到阻碍（Borras，2008）。许多农民试 图对此做出回应：通过直接销售，将非农业活动整合到农业生产中；或者通过生态农业降低对外部 的依附。这些行动往往是个人行动，甚至行动者自身都没有意识到这些行动具有政治性（van der Ploeg，2008）。巢状市场对食品安全问题与农产品销售困境的回应，正是源于这样的一系列日常抗 争，所采取的“并不是组织起来或直接的对抗而更多的是一种平静的、普通的和细微的方式” （Kerkvliet，2009）。这些行动者通过建立新的联系，在已有的市场框架下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对主流市场批判和抵抗的巢状市场的建立，回应了普遍存在的食品安全问 题和农产品销售困境。通过由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发建立的巢状市场，特定的产品得以在这一规范性 的网络中交易，农民作为生产者解决了产品销售问题，并且获得了较高的附加值，而消费者则以较 低的价格获得了自己信赖的高质量产品。它的出现超越了“农超对接”或“超市革命”这一现有的 独辟蹊径：自发型巢状市场与农村发展 - 12 - 解决方案，通过绕过“食品帝国”寻找新的解决途径，并且获得了成功。从更深的层次上，巢状市 场的发展为农村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行的路径。它再一次证明，农民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和创新精神 （叶敬忠，2004），也说明农民才是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核心力量。 参考文献 1.Borras, S. M. Jr.: La Via Campesina and Its Global Campaign for Agrarian Reform,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8(2-3):种 258-289, 2008. 2.Kerkvliet, B.: Everyday Politics in Peasant Societies (and Ours),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6(1): 227-243, 2009. 3.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4.van der Ploeg, J. D.: The New Peasantries: Struggles for Autonomy and Sustainability in an Era of Empire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Earthscan, 2008. 5.van der Ploeg, J. D.; Ye, J. Z. and Schneider, S.: Rural Development Reconsidered: Building 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China, Brazil and the European Union, Rivista di Economia Agraria, 65(2): 163-190, 2010. 6.van der Ploeg, J. D.; Ye, J. Z. and Schneider, S.: 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Nested, Marke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China, Brazil and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9(1): 133-173, 2012. 7.Schwab, D. and Ostrom, E.: The Vital Role of Norms and Rules in Maintaining Open Public and Private Economie, in Zak, P. J. (ed.): Moral Markets: The Critical Role of Values in the Econom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8.Shanin, Teodor: The Nature and Logic of the Peasant Economy 1: A Generalisation,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1): 63-80, 1973. 9.Ye, J. Z.; Rao, J. and Wu, H. F.: 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s: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Rivista di Economia Agraria, 65(2): 261-294, 2010. 10.程存旺、周华东、石嫣、温铁军：《多元主体参与、生态农产品与信任——“小毛驴市民农园”参与式试验研究分 析报告》，《兰州学刊》2011年第 12期。 11.姜增伟：《农超对接：反哺农业的一种好形式》，《求是》2009年第 23期。 12.刘娇：《红薯粉条加工工艺》，《粮食流通技术》2003年第 5期。 13.刘阳：《“农超对接”流通模式的影响因素及策略探析》，《中州学刊》2011年第 4期。 14.石嫣、程存旺、雷鹏、朱艺、贾阳、温铁军：《生态型都市农业发展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兴起相关性分析——基于 “小毛驴市民农园”社区支持农业（CSA）运作的参与式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 2期。 15.王宏旺：《社区支持农业：你的世界，我不懂》，《南方农村报》，2010年 2月 9日。 16.徐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 3期。 17.叶敬忠：《创造变化的空间——农民发展创新的原动力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 4期。 18.叶敬忠、安苗：《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的社会学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 6期。 19.叶敬忠、王雯：《巢状市场的兴起：对无限市场和现代农业的抵抗》，《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 2期。 20.［英］亨利·伯恩斯坦：《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汪淳玉译，叶敬忠译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21.［英］拉吉·帕特尔：《粮食战争：市场、权力和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郭国玺、程剑峰译，东方出版社， 2008年。 22.［美］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运用粮食武器获取世界霸权》，赵刚、胡钰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黄慧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