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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论坛演讲稿)大同梦、强国梦与幸福梦.易中天.2010.pdf

(中国梦论坛演讲稿)大同梦、强国梦与幸福梦.易中天.2010

fengping6090
2013-06-30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中国梦论坛演讲稿)大同梦、强国梦与幸福梦.易中天.2010pdf》,可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

易中天:大同梦、强国梦与幸福梦毫无疑问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也只能走自己的路。这就既要植根于我们的传统又要跟得上世界的潮流。中国乃天下中心?刚刚学会与各国平等交往的“天朝国民”却在屈辱中开始了“中国梦”。有个问题想先问一下:世界上真有“中国梦”吗?如果有什么时候开始的?恐怕得在鸦片战争之后。因为之前国人的心目中只有“天下”没有“中国”。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在中国人这里是“天朝”中国人说的“中国”则或者指天下的地理中心比如“夏者中国之人也”(许慎《说文解字》)或者指天朝的政治中心比如“刘备与(孙)权并力共拒中国”(陈寿《三国志·鲁肃传》裴松之按语)。但无论哪一种都跟我们现在讲的“中国”不一个意思。显然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是国际社会之一员传统意义上的“天下”却是整个世界。天下的产权是天的治权则属于天子。天子是“天之元子”奉天承运因天的授权而统治天下臣民。这个治权是遍及海内的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东方和西方在理论上都是天子的“王土”华人和洋人在理论上也都是天子的“王臣”。既然如此又哪有什么中国和外国?也只有中央与地方、天朝与番邦。番邦就是“蛮夷之邦”。它的性质属于“邦国”地位低于“天朝”。所以其使节来华见了天朝的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皇帝说话的口气也像对待自己的臣僚和子民。比如年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文书便开口就是“咨尔国王远在重洋”以及“具见尔国恭顺之诚深为嘉许”云云。这些话在今天看来真是哪跟哪呀!但这就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中国观”。甚至就在年道光皇帝有关中英争端的上谕中使用的仍然是“剿”、“抚”之类的字眼就像当年大宋王朝之对待宋江、方腊。可是这种观念年以后就被西方列强的炮火炸得粉碎。《南京条约》规定以后大清与别国公文来往应该称为“照会”。意思很清楚国与国是平等的别老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说话也别老是把我们叫做“蛮夷”和“鬼子”。这真是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我们中国人竟然是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学会跟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然而接下来的却是屈辱。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样的事不能尽数。但有两件却不能不说一是甲午战争()二是巴黎和会()。前者导致了戊戌变法()后者导致了五四运动()。比较而言巴黎和会给国人的心理刺激似乎又更大。因为被“蕞尔岛夷”(日本)打败虽然耻辱却毕竟是败了不能不含着眼泪签那《马关条约》。可这回我们也是“战胜国”呀!当时与会国的代表名额分为三个等级:一等国五名二等国三名三等国两名。中国政府几乎想都没想就派出了五人组成的代表团。结果到了会上才知道我们是“三等国”只能派两名代表连后来争到“二等国”待遇的巴西、比利时和塞尔维亚都不如更不用说还可能要赔上一个山东。这真是奇耻大辱!没办法弱国无外交。惟一的出路就是自强。中国梦开始了。怎样的强国才是强国?只有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配称为“强国”也才能成为“强国”。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梦”主旋律无疑是“强国”。这几乎是全民的共识。问题是何为“强大的国家”我们又怎样才能“强大”?值得庆幸的是国人对此有不俗的认识。据秦晖教授《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年月日《南方周末》)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那些明白人比如徐继畲、郭嵩焘、薛福成、谭嗣同等都几乎一致认为所谓“强国”决不仅仅就是船坚炮利、财大气粗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文明、道德高尚。因为只有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配称为“强国”也只有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能成为“强国”。这无疑堪称“远见卓识”。由于这样的见识“中国梦”一开始就有了很高的起点。剩下的问题是“怎么办”。晚清这些有识之士的主张是“像西方人那样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以前是中国现在却是欧美。为什么?因为老祖宗创造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理念在秦汉以后被“败家子”们丢得精光却在西方开花结果大放异彩。比如虚君共和不就是“民贵君轻”吗?竞选制度不就是“选贤与(举)能”吗?国会议员不就是“为民请命”的乡绅吗?美国总统华盛顿不就是“禅让天下”的尧舜吗?所以说“三代”(夏商周)已经不在中国跑到欧美去了(仍请参看前引秦晖文)。哈看起来是很像但经不起推敲。比如郭嵩焘说英国因为“仁爱兼至”所以“环海归心”就未免“走火入魔”。谁不知道英国那些海外殖民地是他们抢来的、霸占的?又比如他们说西方人彬彬有礼西方社会井然有序都是“礼乐教化”的结果也是“自作多情”。西方人什么时候学过周公那一套?再说了所谓“讲礼让”人家是“女士优先”咱们是“领导先走”一样吗?何况还有不能“对号入座”的。三权分立相当于什么呢?三省六部?政党轮替相当于什么呢?改朝换代?还有宪法又相当于什么呢?总不能说“四书五经”就是。至于参众两院更是无可类比。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相反这些人在当时能有那样的见解已经非常了不起。他们是中国梦最早的践行者。我们在致敬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他们!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反思。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些先行者们在开始自己“中国梦”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三皇五帝、汤武孔孟?也只有一个原因──传统的力量。马克思早就说过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会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晚清的先贤们自然也不例外。实际上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梦是有“底色”的。这个“底色”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因此我们还要来回顾一下此前的中国人又曾经有过怎样的梦想。帝道、王道、霸道大同、小康、治世是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天下梦”。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做的是“天下梦”。天下梦与中国梦有什么不同?中国梦想的是“中国怎么样”天下梦想的是“人类怎么样”。前者是关于“国家”的愿景后者是关于“社会”的理想。那么怎样的社会最理想?首先是“大同”其次是“小康”。这两个概念是儒家的经典《礼记》提出来的在《礼运》篇。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大同”是“天下为公”“小康”是“天下为家”。表现为权力的交接政权的交替前者是“禅让”后者是“世袭”。显然大同比小康好。所以晚清很多人认为美国式的共和联邦制比君主立宪制好。君宪制当中英国式的“虚君立宪”又比日本式的“实君立宪”好。当然这不是统治者的想法。他们最希望的是一成不变。万不得已才学日本至少得有个“万世一系”。总之晚清时期是统治者选择实君维新派喜欢虚君革命党主张共和。因为只有共和才能真正走向“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然而历史上的所谓“大同之世”毕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康”。小康的特点是“家天下”。这当然比“公天下”差但也还能对付。至少在后世儒家眼里比秦汉到明清好。因为小康时代实行的是周公创立的制度包括宗法制、封建制和礼乐制。宗法制是社会制度封建制是政治制度礼乐制是文化制度。社会、政治、文化三位一体。一以贯之的则是这样一种政治思想: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这同样为儒家所推崇。不妨说在儒家眼里大同之世是无忧无虑小康之世是有德有序。所以孔子说实在不行能回到东周也不错(《论语·阳货》)。遗憾的是就连这个理想也都成为泡影。中国社会不可逆转地进入了帝国时代。如果说“大同之世”实行的是“帝道”“小康之世”实行的是“王道”那么帝国时代实行的就是“霸道”。霸道就是中央集权国家专政君主独裁。这是法家的那一套即谭嗣同他们恨之入骨的“秦政”和“荀学”(《仁学》之二十九)。这时“无忧无虑”是不可能了“有德有序”也指望不上。能过上安生日子就很不错。因此帝国时代中国人想要的是“治世”也就是风调雨顺、政通人和、国泰民安。谁能帮我们实现这理想?除了老天爷就是圣君、清官、侠客。最好能有好皇帝其次有清官也不错。两个都没有就只能寄希望于侠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如果连侠客也找不到便只能去读武侠小说。这其实是越来越没有指望难怪谭嗣同他们要痛心疾首了。这就是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天下梦:大同、小康、治世。它们寄托了理想也表现出无奈。因为谁也看得出来这三个梦是每况愈下一蟹不如一蟹。但这没办法。理想不能实现就只好打折扣。要想“不折不扣”就只能从这“梦境”中走出来。于是年以后中国人的梦就有了新的版本。只争朝夕世界大同人民公社的梦想在“大同”原则和构架却来自墨家。新版本的主题仍然是“大同”。实际上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天下为公”四个字何曾一日忘怀?只不过有一个如何实现的问题也有一个何时实现的问题。年后中国大陆进入和平而统一的时代毛泽东就觉得应该“只争朝夕”地做起来了。于是便有了“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即便不是按照“大同”模式打造的恐怕也有它挥之不去的影子。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这是财富“不必藏于己”(此处及以下引文均见《礼记·礼运》)社员参加集体生产这是劳动“不必为己”办食堂、学校、敬老院、幼儿园定“五保户”这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社员过着集体生活自然“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村与村、社与社之间当然都“讲信修睦”。至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就连“选贤与(举)能”也部分地做到了尽管只限于选生产队长。人民公社的样板是大寨。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大寨简直就是“人间天堂”:牛羊胖乎乎新房齐崭崭炕上花被窝囤里粮冒尖。农民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当然“梦里也笑声甜”。只不过我有点纳闷:这种“银光闪闪喜气多”的景象跟改革开放以后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什么两样呢?这里体现的究竟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也许小康与大同原本就息息相通、一脉相承吧!因此我猜想当毛泽东吟诵着“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或者大笔一挥写下“人民公社好”时他眼前浮现的便正是“大同之世”的美好图景。然而我们不能说毛泽东心目中的“大同”就是儒家那个“理想社会”。人民公社的原则和构架恐怕更多地来自墨家。墨家也是向往“大同之世”的。在墨家眼里那是一个“兼爱”而“尚同”的社会。它的分配原则是自食其力按劳取酬它的人事制度是各尽所能机会均等它的人际关系是相亲相爱互利互助。这就是“兼爱”。至于组织纪律则是个人服从团体下级服从上级。“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尚同》)。巨子(领袖)一声令下墨者(门徒)“赴火蹈刃死不还踵”(《淮南子·泰族训》)。这就是“尚同”。所有这些不都是“公社的原则”吗?甚至就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干部参加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等等在墨家那里都有。墨子自己粗茶淡饭草鞋布衣劳作不止。他的学生更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手脚长满老茧肌肉鼓鼓面黑如炭活像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所以我曾半开玩笑地说墨子恐怕是个“社会主义者”(拙著《我山之石》广西师大出版社)。至少他比孔孟、老庄、商韩都更“草根”。他的思想也更贴近下层人民和弱势群体。何况秦汉以后墨家还变成了“地下党”。农民出身又领导革命的毛泽东与之产生共鸣或者心照不宣一点都不奇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法家那一套既适用于“强国”又适用于“阶级斗争”。奇怪的是毛泽东自己并不这么说。他的说法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就是“社会主义加法家路线”。这就又与晚清诸人迥异。他们的主张可是“孔夫子加华盛顿”即“资本主义加儒家理想”。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法家对秦始皇恨得咬牙切齿。谭嗣同就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仁学》之二十九)他还认为就是这一套害得我们在世界各国眼里变成了“蛮夷”。长此以往还会变成猿猴、猪狗、蛤蟆、河蚌(《仁学》之三十五)。法家和秦政怎么要得?谭嗣同的这些话毛泽东不会不知道。何况先秦诸子中法家可是最现实、最功利、最没有梦想的。社会主义也好人民公社也好与法家何干呢?是不相干。但“强国梦”与法家相干。法家是主张强国的而且能够强国。当年秦国的崛起就是证明。实际上法家的那一套确实管用。它对内有利于巩固政权对外有利于国际竞争。这就很能打动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中国梦”包含着两个内容──天下为公的“大同梦”富国强兵的“强国梦”。前者考虑的是社会的命运后者考虑的是国家的前途。这两个问题都是他要考虑的。他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不会只考虑“中国怎么样”。他也不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因此又必须考虑“中国怎么样”。中国必须怎么样?强大。谁能让我们强大?儒家能吗?墨家能吗?道家能吗?不能。谁能?法家。何况法家的哲学还是“斗争的哲学”。先秦诸子墨家讲逻辑其他三家讲矛盾。但儒家讲矛盾的统一道家讲矛盾的转化。讲斗争的就是法家。而且法家讲的斗争还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很符合毛泽东的思想也很对他的脾气。他可是认为与天、与地、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哲学能够为“阶级斗争”的纲领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泽东认为这是“唯物史观”的精髓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既然如此无论强国还是大同都必须搞阶级斗争。“马克思”和“秦始皇”就这样走到了一起。毛泽东的这些想法在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结果则如众所周知强国梦没有实现国民经济反而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同梦也没有实现反倒是“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可真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人民公社破产了文化革命失败了。留下的是一堆问题。虽然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其中的教训难道不该反思吗?一个梦想各自表述没有个人没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就没有共产主义。表面上看人民公社和文化革命是两码事。但内在的联系却很清楚。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文化革命的口号之一是“破私立公”。一大二公破私立公天下为公一以贯之的不就是一个“公”字吗?当然也有差别。传统意义上的“天下为公”主要讲的是权力问题即“政权乃天下之公器”。毛泽东却似乎还要把财产和心灵都“归公”都“公有化”。这才有了城里的“公私合营”乡下的“集体所有”也才有了“文革”当中的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然而马恩却是重视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在《共产党宣言》里他们更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界定为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没有个人没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就没有共产主义。由此可见取消个人权利限制个体自由决非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法家的主张。法家甚至认为一个国家除了君主和官吏只能允许两种人存在这就是农民和战士。因为农民可以种田战士可以打仗。显然在他们眼里人民不是人是工具和武器。工具和武器又要什么权利讲什么自由?法家不讲的儒家也不在意。据金观涛先生检索民主、共和这些概念很早就进入了中国而个人、个性这些概念则要到五四以后才为国人知晓(请参看秦晖《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显然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毕竟中国文化是以“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请参看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所以儒墨两家的“大同”也好法家的“强国”也好都不讲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法家甚至还要剥夺。这就只能让人苦笑。前面说过从晚清的有识之士到后来的革命党人都认为美国的制度最好英国次之日本又再次。因为美国的制度最接近“大同”。但不知是否有人想过美国恰恰最“个人主义”。没有所谓“个人主义”就没有《独立宣言》也不会有《联邦宪法》更不会有“美利坚合众国”。个人是可以忽略的吗?幸亏还有道家。道家也讲“大同”但与儒墨两家有别。儒家的“大同”是领导海选、权力禅让的“尧舜之世”。墨家的“大同”是村长领着大家干活有意见逐级向上反映的“人民公社”。道家的“大同”却是不要领导或形同虚设。人民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想干嘛干嘛爱怎么过就怎么过。用庄子的话说就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天地》)。看来同样是“大同”道家是“个人主义”的墨家是“集体主义”的儒家则是“折衷主义”的(既要统一意志又要个人自由)。这可真是“一个梦想各自表述”。实现“中国梦”我们并非只有一种传统可以借鉴可以继承。只可惜道家的这个传统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能够选择敢于选择就是成功。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个故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社会上流行喇叭裤。某大学校方担心自己的学生受到“精神污染”便在醒目处贴出标语进行规劝:喇叭裤能吹响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吗?学生们则在标语下面贴了张纸条:请问什么裤吹得响?这事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听说的人也大多一笑了之。但十年以后却有了别样的意义。因为改革开放头十年胆子最大步子最快思想最解放成就最显著以至于全国人民争相学习仿效的地方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的地方。我们知道它的名字叫广东。作为“天高皇帝远”的南国省份广东历来就是一个“自由散漫”的地方也是一个“自作主张”的地方。“鸟语花香”的方言“生搬硬造”的文字“茹毛饮血”的饮食习惯“花里胡哨”的奇装异服所有这些都让“中国之人”把广东看作“化外之地”。然而正是这“教化不及政令难达”的地方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有着非凡的表现一次又一次地“敢为天下先”。这一回只不过再次表现出“食头箸”的精神而已。这当然不能归功于喇叭裤却应该归功于广东对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尊重。直到现在广东也仍然是舆论最新锐、环境最宽松的地方。这才有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广东经验”有了关注民生、自由言说的“南方视角”。事实证明尊重公民权利保护个性自由不是离“大同”更远而是离“大同”更近。君子和而不同。没有了个体的差异就不可能有“和谐”还说什么“大同”呢?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有“中国梦”我们又为什么要“强国”?国家富强是为了人民幸福而人民是由无数个“有生命的个人”组成的。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没有个人的幸福就没有人民的幸福。这就首先要让全体国民都成为“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人充分地享有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如果像法家主张的那样把这些“个人”都变成既没有“独立人格”又没有“自由意志”的齿轮和螺丝钉那么组装起来的将是一架没有人性的机器一架杀人的机器毁灭人类的机器。大同梦也好强国梦也好全都将背离自己的初衷走向自己的反面。实际上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公民获得了越来越多选择的自由。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工人可以下海经商大学生可以自主择业所有人都可以跳槽。当然这些选择未必都成功也未必都主动。但能够选择敢于选择就是成功。更何况无论五四以后“我的婚姻我做主”还是现在“我的职业我做主”体现的都是这样一个原则:我是公民是独立的个人。我的权利我主张我的事情我做主!这是何等伟大的解放啊!其实不过“同一首歌”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是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与此同时中国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根本的变化是我们不但可以有国家的梦想也可以有个人的梦想。比方说自己的公司可以发展自己的孩子可以出国自己的工作可以调换自己的户口可以迁移甚至不过是自己的冤屈可以有地方申诉。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必“集体做梦”也不必在同一个框架和范围内考虑“个人问题”。我们可以各想各的甚至“同床异梦”。其实从天下为公的“大同梦”到民富国强的“强国梦”再到自我实现的“幸福梦”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因为社会、国家、个人原本就是三位一体的。社会不稳定个人难发展国家不强大个人没前途。但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又归根结底是为了每个人的幸福为了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背离了这个目标则一切均无意义。天下梦中国梦个人梦岂非互为前提彼此成全?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经过了那么多的努力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大同梦和强国梦都未能很好地实现甚至适得其反?就因为过去这两个梦缺少了重要的一环──每个中国公民的“幸福梦”。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只要社会进步了国家富强了人民自然就幸福了谁知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只有把每个公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才真正成为可能。这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让我们意识到的。于是我们对“中国道路”也就有了新的认识。毫无疑问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也只能走自己的路。这就既要植根于我们的传统又要跟得上世界的潮流。事实上人类有共同的追求也有共同的价值比如真善美比如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一旦认识这些价值我们就会发现曾经被“各自表述”的“天下梦”其实不过“同一首歌”而看似矛盾的儒墨道法其实不难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关键是强国梦和幸福梦融为一体了吗?这就只能靠我们共同努力了。实际上中国道路从来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实现“中国梦”既要追求又要反思更要实践。只要有越来越多的践行者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我们就总有一天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也许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这个梦可以实现。这个梦应该实现。(年月日于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演讲录为“中国梦论坛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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