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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

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

Jason
2008-04-30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pdf》,可适用于项目管理领域

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来自的调查报告RobynWexler徐莹NickYoung年月鸣谢首先要特别感谢香港乐施会和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对此项研究的慷慨资助他们的贡献保证了此项研究的顺利完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报告的观点并不代表上述两机构的任何立场。RobynWexler和徐莹博士是这项调查的总设计者两人合作完成了所有采访工作NickYoung负责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并起草了这份报告。我们还要感谢以下人士的支持和贡献是他们在项目准备阶段从百忙中抽出时间与我们见面就该项研究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并贡献了他们个人对于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和倡导行为的宝贵的意见。他们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博士、中国科学院康晓光教授(现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陶传进副教授、福特基金会中国办事处首席代表AndrewWatson、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代表处前管理项目负责人MalinSamuellson、中国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高级国际顾问雷朵丽女士、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公民社会项目中国代表处官员甄里和前PACT中国项目负责人WinonaDorschel女士。曾多次采访过中国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中国发展简报》中文版编辑也为我们的报告贡献了宝贵经验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非政府组织对倡导的理解。钱霄峰核对了所有采访笔录并翻译了其中的引用内容池汉江协助我们完成了在温州的调查采访。本报告的翻译者是任燕,在此我们也深表谢意。最后还要在此衷心感谢所有接受我们采访的组织代表在百忙之中配合我们的工作坦率而真诚地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的工作故事。中国发展简报年月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目录第一章主要发现的概述与摘要该项研究的背景、目标和范围国外常见的倡导策略在中国环境下的倡导策略主要发现:所有受访非政府组织都努力搭建同中国政府以及社会的建设性关系一部分非政府组织主动表示将“advocacy”视为其工作的一部分这些“自称进行倡导”的组织通常是有思想性的学术团体无论是官办非政府组织还是草根非政府组织其中大部分都将“全社会”作为其工作对象且很多组织将首要目标定为促进全社会道德进步和行为改变也有部分组织将影响政府决策纳入工作目标然而很少有被访者深入考虑过企业部门或者私营部门受访非政府组织重视项目受益人和全社会然而受益人很少能够参与项目制定过程受访非政府组织相当重视专家的肯定沟通策略各不相同但多数情况下都不能给出明确概念草根非政府组织对宣传的态度和方法有很大不同很多受访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的关系较从前有所好转但大多数依然重视自身的独立性大部分受访组织更加注重对道德复兴的促进而不是对政治变革的影响结论与建议第二章出发点方法论“以无畏的热情”全球倡导行为分类浅谈什么样的倡导策略适合中国?政策环境复杂而不清晰国际惯例VS本地惯例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倡导中国发展简报年月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国际同行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倡导:初露端倪语言问题与术语表第三章采访结果多少非政府组织主动谈到了他们工作中会涉及到倡导他们希望影响谁?为宣传其工作内容他们采取哪些方式?为什么?从组织成立以来组织目标是否改变过组织架构与组织发展组织的目标群体在组织形成中扮演何种角色?组织与政府关系如何?组织自身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进步”或者对“社会变革”作出多少贡献?第四章问卷调查结果参考书目附录I半结构性的调查主线附录II非政府组织的目标、方式以及自身与倡导的关系中国发展简报年月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第一章主要发现的概述与摘要该项研究的背景、目标和范围过去几年中当中国本土的非政府组织团体开始出现时很多国际观察家对这些团体有多少能力和潜力去进行“advocacy”(倡导)深表怀疑。大部分人视它为好事情一些对“非政府组织能力培养”充满兴趣的国际机构早就开始琢磨他们能否通过努力鼓励和支持中国非政府组织进行倡导?事实上有几家国际组织曾就这个设想寻求过《中国发展简报》的建议。此项研究的出发点是在采取所有类似的行动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对话了解他们的目的和行动方式了解他们如何定位自身在社会中的角色。首先这样的对话不仅能帮助我们寻找出对他们的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共同之处(当然也可能这种“共同之处”根本不存在)还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非政府组织与国际同行之间对于倡导观念的异同其次这样的对话还能帮助我们了解“他们的倡导是否具有中国特色”如果有那么这些特色体现在哪儿?第三我们还需要借对话了解中国非政府组织是否欢迎国际组织对他们提供帮助会不会认为那是一种强加的“外国议程安排”。这项研究采用了半结构性调查方法对家中国非政府组织进行了录音采访。绝大多数在年下半年完成。我们发现大部分的采访者都是直截了当、善于思考和坦率的。不过我们不排除调查结果受到了当时政治气候的一定影响因为在我们进行这项调查的同时恰逢中亚和东欧几国爆发“颜色革命”而非政府组织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并因此对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展开了一次调查特别是那些接受外国资金资助的组织。我们采访了个“官办”非政府组织(GONGO):均是由党政机关建立的公共福利机构负责筹集资金发展国内慈善事业、教育项目或者“提高公众各方面的意识”。之所以将这些组织纳入我们的调查范围是因为他们在中国新兴的非营利部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鉴于此我们不应该由于他们作为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并不确定而忽略他们。此外“官办非政府组织”在很多方面都与更加独立的一些组织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还采访了家工商业和专业人士协会他们同样由政府部门建立。不过由于政府政策的转变我们调查中的约一半组织已经越发独立。他们之所以能够入选此次调查是因为中国政府正慎重地尝试将这些机构培养成具有半独立性的中间人而这一模式不仅反映出了中国对非营利部门的态度无疑也将同时影响这种态度的发展。(例如中国民政部官员在召开有关非政府组织注册和管理的会议和公共论坛上经常会提到工商业协会的作用。)我们认为这类协会和“官办”非政府组该报告假定我们的读者基本上熟悉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过程。若需要了解更多的有关背景可参考报告附页中的参考数目中国发展简报年月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织一样和公民自发成立的组织形成了一定对比特别是在与媒体、政府关系方面两者大有不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还有家接受采访的组织我们将其普遍归类于中国的“草根”非政府组织:即由普通社会成员建立有各自不同的目标比如有学习困难症的儿童家长成立的自助团体、为民工子弟提供教育服务的机构以及致力于环境保护的机构。其中一些组织注册了工商许可证还有一些组织则以“社会团体”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身份在民政部门进行了注册还有一些至今尚未注册。我们遵循中国的一般叫法统称他们为“草根”组织。不过我们坚持认为实际上这些团体与他们所代表人群的联系以及他们所提供的服务之间差别很大。在一些调查中有个别组织的这种草根性并不明显。我们希望调查样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种代表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地理分布(我们的样本取自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省、湖北省、江苏、辽宁、陕西、青海、云南和浙江)管理层次这些官办非政府组织和草根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内容(详见第二章中的方法论)在与这家组织进行对话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刻意询问他们是否进行倡导、进行怎样的倡导、或者他们认为何种倡导策略适用于中国。我们感觉这样的问题有过于明显的引导性。我们会花费大量时间来统一对该词的理解以便对相关重点进行讨论也有可能让被采访者一味地对倡导“侃侃而谈”而忽略他们更应该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工作内容、如何开展工作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作。因此我们选择的问题都比较宽泛比如这个组织的方向、目标人群、行动策略、沟通策略、与目标人群和政府的关系以便让组织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他们的工作。在记录下他们的谈话内容的同时我们也讨论了他们所理解的倡导与国际倡导话语的异同。受被采访者嘱托我们不会在文中透露他们的姓名或他们所在组织的名称但可以引用他们的话(这一点得到了受访者的同意)。除了采访我们还让每位受访者填写了一份简短、不署名的调查问卷第四章中记录了完整的调查结果。国外常见的倡导策略为了对中国和国外的倡导现状之间进行系统的比较我们需要首先来了解和认识主要的国际倡导策略。第二章的。这部分阐述了倡导的基本观念和使用状况。我们发现实际上很难对倡导下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也很难形成某种全球性的共识或者普遍标准。不过与其他标准概念相类似的是众多使用者均认为倡导一词含义丰富但是在实践中对不同人而言有不同的解释。目前与社会运动相联系时倡导旨在促进社会公正的合理分配以及深远的社会经济变革与某一美国政府部门相联系时倡导的作用是帮助美国公司开拓海外市场。然而尽管该词的可塑性仍在不断增强倡导观念也越来越流行我们依然能够整理出非政府组织运用倡导的大概情况。这些情况在表格I中作出了总结。尽管我们所总结的这些“方法”各不相同但实际上很多非政府组织在工作中经常综合使用其中的部分方法。中国发展简报年月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表格I国外非政府组织主要advocacy(倡导)方式介绍法律倡导利用诉讼的方式促进法律和政策的调整提高议题的受关注程度。为特殊群体(比如移民残疾人)担任法律代理在保护他们合法权益的同时争取更多的(法律)权利。人权倡导通过监控、报告、提高人们对国际公约的关注度等方式促进人权领域的改革。设立以权利为基础的项目其促进发展的方法是以如何维护特殊群体(以及或普遍人群)利益为视角而不是诸如怎样满足这些群体的“需要”或为其争取社会、经济利益。政策研究倡导这种"专家型"倡导行为通常由某一特定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完成他们掌握大量事实信息并且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NGO经常利用他们的研究结果来帮助进行有关社会或者环境问题的项目。基于某一支持者群体的倡导代表某一特定群体(通常是弱势群体或者边缘化群体)发言或采取行动例如残疾人。一般是为了赋予特殊群体话语权。运动型倡导开展“单一议程运动”促使民众选择支持或反对的立场。环境保护组织经常使用这种策略但它也会被其他压力集团使用(比如反血汗工厂组织、反WTO组织等)。他们通常有明确的反对目标比如反对某个公司、某项政策或者政府决策等。运动型倡导的方法包括利用大众传媒、发动大规模的支持者写信、请愿、举行象征性抗议或者公众示威。社会运动倡导较大程度的改变现有权力关系有时是为了维护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特定阶级的利益有时则通过更加自由的方式为整个社会争取权利。采用多种方式发动社会大众对企图维持现状的权力机关施加压力。游说与直接交流努力为某一特定人群争取更大利益或者通过直接在政府、公司领导层安插自己人以达到某一目标。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确会采用这种方式:比如寻找机会直接同政府、公司领导面谈以达成组织目标(通常情况下这些组织必须得到广泛的支持或者公众的理解以便得到与政府、公司领导面谈的机会)。不过私人企业同样会采取这种游说技巧来为个人谋利。因此很多人不赞成进行游说认为这是一种不民主的做法。中国发展简报年月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在中国环境的倡导策略第二章中的部分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在中国实现这些倡导方式的基本观点。通过我们与中国学者的探讨以及对三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英国救助儿童会和绿色和平)在中国开展相关项目的介绍最终得出了这样一种基本观点。本节还对几个中国非政府组织已经涉及的倡导领域进行了介绍。他们所使用的倡导方式已经大体上与“国际”倡导方式相一致了。比如几家中国非政府组织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还有一些组织通过积极宣传在提高公众对女性遭遇暴力侵害、民工权益保障等社会事务关注意识的同时也在努力推进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很多环境组织也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并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大众传媒来让人们关注环保问题。这些例子证明倡导确实已经来到了中国这点我们无需再次重申。从表面上看一些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确在用与国际话语相一致的方式“进行着倡导”。然而第二章的却告诉我们非常有必要对这些表面现象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西方社会(以及许多非西方社会)的非政府组织倡导出现的大环境是:政治、法律和社会部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对抗的。政治党派需要通过竞选获得执政权法庭上的检举人和律师就对方提出的证据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在经济领域公司需要竞争来获得生存权有人成功就一定有人破产。因为这样的一种环境人们不难根据倡导所反对的某种活动对其进行定义:比如反对战争反对核武器反对剥削反对全球化等等。在发达国家中即使是宣传清洁、绿色、和谐和可持续世界的环境倡导也经常采用集体反对的方式来抗议某项政府的政策或某家公司的工程项目。然而这种相当有对抗性的方式如何适应中国截然不同的传统(无论是“政治传统”还是“文化传统”)我们依然不清楚。要知道中国是人类史上最成功、最具有忍耐精神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政府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它以一种强有力的姿态管理着如此庞大和复杂的社会保证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和“和谐”。同时在国际上(特别是西方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倡导行为与“提供服务”有着明显的区别。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国际发展组织都强调“我们并不是在提供服务”似乎这种活动比较低端不如权利倡导、政策影响等倡导行为更加堂皇。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由政府长期扮演“服务社会”角色的国家中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第一家国有孤儿院和其他社会扶助项目如果有某群人要发展出新的社会服务项目绝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不过如果我们轻易将这群人组成的团体划归“单纯的”服务提供者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世纪年代有人尝试建立诸如非营利性幼儿园或者帮助学习困难症的青少年的机构他们遭遇了旁观者和官僚政治双方面毫不掩饰的敌视这恰恰表明:此类活动在中国社会中具有“特别之处”与在那些非营利部门更加完善的国家内的“服务提供者”尽管表面相似但实际上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发展简报年月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这并不是说中国会固定在某种文化模式中一成不变。我们需要强调倾听中国非政府组织如何描述和理解他们所做的工作至关重要。这对我们更好的理解目前这一领域变化的性质大有益处。同样值得我们留心的是对于一些核心词汇的译法。第二章中的这一部分讨论了对“advocacy”一词最常见的几种中文译法并总结了几个与之相关的术语。这一部分最重要的发现是:中文对于“advocacy”一词最常见的译法(即倡导和提倡)实际上远不尽人意。因为这两个词在中文中都含有受到道德、政治和学术权威引导的意思。尽管我们承认随着非政府组织越来越频繁的使用该词这种翻译上的不尽如人意终将改变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advocacy在中英文上的差异反映了在当前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气候下普通中国人并不希望参与advocacy(姑且把它直译成“倡导”)的现实。主要发现以下所强调的要点选自第三章的到。这一部分内容对此次访问的主题进行了介绍和探讨。以下总结的要点中很多都是关于“草根”非政府组织的。第三章除了对草根组织有更为详细的总结之外还对官办非政府组织、工商业协会和专业协会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所有被访NGO都努力搭建同中国政府以及社会的建设性关系没有被访者对政府表现出反对、或“持有与政府向左的政见”。这容易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非政府组织不可能计划推翻政府。然而考虑到某些人担心非政府部门有可能暗藏危险和“不爱国”的异类分子仍然有必要在此强调通过我们的访问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这种顾虑。恰恰相反草根非政府组织(也就是受到这种怀疑最多的部门)无一例外的表达了他们希望与政府展开积极合作的愿望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合作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很多事实也证明草根非政府组织的工作直接减少了社会冲突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发展。一部分草根非政府组织明确表示与政府对峙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家受访组织表示:“我们总是通过正面渠道同政府进行沟通。即使同政府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也应该尽量正面沟通。游行之类的过激方式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政治传统。”其他一些被访者则直截了当地对中国政府在人权和发展上的立场表示了支持:“我多次在国外参加有关发展的培训。我感觉西方人所强调的所谓人权不大适用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我觉得我们现阶段应该关注的是生存权和发展权。”中国发展简报年月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代表一家环保组织接受我们采访的人士则强调关键并不是去一味指责政府而是要找到切实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不光是摇旗呐喊我们不光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们环保组织不仅仅要停留在这一块儿……我们还要身体力行的去去改变这个现状去建设性的身体力行的去做。”草根非政府组织大多倾向于借国家政策口号之力为他们的工作寻求合法性(尽管很多被访者也强调他们有着自己的工作方法、工作观念并试图将其推而广之)。一位受访者明确表示:“我们运用主流话语来表述和传达我们的理念。”很多人都引用了当前中国领导人的一个理念即“构建和谐社会”。一家组织的代表说他们正在计划修改任务说明将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内容加进去。他说:政府官员们一直强调构建和谐社会我们也有同样的目标:无论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都应该共同努力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如果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的努力方向不一致那就是白干如果政府和经济部门的努力方向不一致也是白干。因此我们需要一种互动。还有一些组织强调了他们作为中间人的角色特别是对于工商业协会而言这一角色的确非常重要。不过我们偶尔也会听到草根非政府组织这样描述自己的定位比如后者中就有一位受访者说道:“政府并不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所以当我们跟老百姓打交道就比较直接老百姓更能理解我们或者更愿意跟我们交流。所以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感受、想法和信息传达给政府。”部分非政府组织会主动表示将“advocacy”视为其工作的一部分在没有受到任何引导的情况下家草根非政府组织中的家以及一家省以下级官办非政府组织在介绍组织工作和组织目标时主动提到了“advocacy”(倡导、提倡或者在其中两个案例中被访者使用了英文“advocacy”)。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他们称为“自称进行倡导的组织”(以下简称SDA)。一家国家级官办非政府组织虽然在介绍自己的工作内容时没有使用这一词但当谈到整个非盈利部门发展的问题时他提到了“提倡”一词。我们采访的所有草根SDA都属于地方性组织(也就是省级、市级或者县级组织)并且没有一家设在北京或者上海。其中两家是环保组织还有两家则把关注焦点集中在某一环境问题上。(在我们的调查中共有五家草根环保组织这里提到的是“从NGO的作用来看我觉得应该大力提倡小政府大社会使得NGO能够进一步发挥自身作用”。中国发展简报年月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其中四家。)这些草根SDA中还有一家关注女性发展和性别问题的组织一家关注民工权益健康和安全的组织一家的工作范围比较宽泛在农村和城市中都有项目进行还有一家属于同性恋组织。总的来说地方性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减少农村贫困。我们请这些SDA描述一下他们所理解的advocacy一词其中一位受访者说:“把我们的理念传播出去这是我们的定义。提倡我们主张的这些基本的理念引导着社会的进步。”这个组织的代表说所谓倡导他们认为“并不是直接地去教育公众”也不等同于“提供意见”给政府参考。然而另一家组织的代表则这样理解advocacy:“有点象推广的意思。你去让大家知道了。不光是让大家知道了而是想引导这么一个趋势。‘advocacy’有点相当于‘publicawareness’或者‘publiceducation’这一方面。”另一家组织则利用商业公司来与自身做比较阐述了他们对于advocacy的理解:“作为我们我们在做理念就是一种宣传。无疑这就是倡导。倡导就象绿色消费或者绿色什么什么就是倡导。作为NGO我们主要的在做理念因为你不是企业。”我们的调查对象也涵盖了一些主要从事社会服务或者特定人群服务的非政府组织但是我们并没有把他们归在SDA之中。(不过同性恋SDA和发展型SDA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例外。)这一原则符合大多数的国际惯例将倡导与服务提供相区别。很显然我们所调查的这些中国非政府组织并没有随意使用Advocacy这个词。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我们的调查问卷显示接受采访的大多数组织无论属于何种类型都肯定advocacy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当被问及他们的组织主要是“运作型”或者“倡导型”还是“两者皆是”十家官办非政府组织中的家、家工商业和专业协会中的家以及家草根非政府组织中的家都选择了“两者皆是”。考虑到这种高度的一致性我们可以认为那些感觉自己“两者皆是”的组织属于运行不错的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作用。不过我们还可能作出其他两种推论:几乎所有被访者都认为他们的工作不仅是在为他们的直接受益人服务而是具有更加广泛的适用性、意义和价值。一部分组织不太习惯将非政府组织的advocacy概念同中文表达中的“公众教育”或者“道德领袖”相联系他们更愿意使用“倡导”这个词。中国发展简报年月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这些“自称进行倡导”的组织通常是有思想性的学术团体很多(但不是所有)SDA与国际同行的接触都非常深入他们通过参与各种会议和网上交流通过与国际同行建立国际基金合作关系和共同开展项目来加深这种接触。尽管我们的调查并没有打算考量这一接触程度但公平的说SDA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连接国际和国内的中间一环了(尽管他们并不是我们的调查对象中仅有的与各国同行保持密切关系的组织类型)。这似乎能够证明倡导的概念最早就是由这些草根非政府组织引入中国的。然而我们也可以由此得出相反的结论:对中国非政府组织而言他们会很自然的将自身置于全球的大环境中并强调他们在一个国际话语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实际上与中国政府和公司面对一个迅速“全球化”的世界所作的反应别无二致。不过我们认为这些SDA绝对不是效仿者或者外国组织的附属。在我们所采访的所有组织中他们应该是最有思想的:他们比其他类型的被访者更多地谈及他们所要影响的人群和原因他们使用更多不同类型的沟通技巧和方式。SDA也比其他组织更多的调整过他们工作责任也更多的尝试过采用不同类型的组织架构。然而我们需要重点强调一下很多其他类型组织的代表者也同样具有思想尽管其中有几位并没有直接提到advocacy但是他们的工作方式和追求的结果与SDA相当一致。无论是官办非政府组织还是草根非政府组织其中大部分都将“全社会”作为其工作对象工商业协会主要是在为他们的会员服务。就像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描述的那样:“我们反映会员的意愿会员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多官办非政府组织和民间非政府组织也同样将提供服务或者促进某一特殊群体的利益作为工作目标。不同的是他们同时也会用大同小异的词来表达他们为“全社会”或“公众”传递信息的功能。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直截了当甚至有点过于坦率地称:“我们当然要影响社会不影响社会要我们干吗”在采访期间所有官办非政府组织以及家草根非政府组织中的家都承认公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会通过信息教育和交流来影响他们。此外表格I表明所有组织在选择“您认为哪方面的社会进步在现阶段的中国是最重要的”这一问题时毫无例外地均选择了“提高公众意识”。即使是那些草根非政府组织也承认这比“改善政府政策”更为重要。中国发展简报年月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表格I(调查问卷第题):您认为哪方面的社会进步在现阶段的中国是最重要的国家级官办非政府组织()地方性官办非政府组织()工商业专业协会()草根非政府组织()提高目标群体的地位拓宽获得社会服务的渠道改善政府政策提高公众意识在一些案例中部分组织认为希望进一步靠近公众就不能避免要进行筹资。官办非政府组织尤其关注这一问题。草根非政府组织很少进行公开的筹资因此可能较少考虑这个问题但几家草根非政府组织的确提到他们希望通过接受某些机构特别是“富人”的捐赠来扩大知名度进而吸引基金会给与支持。两三家组织甚至谈到他们鼓励组织的受益人将获得的捐助在适当时候“返还”以加大资金的流动性。很多组织都希望提高某一特定议题和(或者)特定群体的公共形象。比如一家非政府组织相当自豪地表示年前很少有人了解在中国有那么多患有孤独症的儿童这恰恰是该组织关注的重点。还有一家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的组织表示他们将大量的精力放在教导公众如何获得法律援助上。这个组织的代表还补充说他们所提供的咨询服务能够帮助“缓解社会压力避免矛盾”。且很多组织将首要目标定为促进全社会道德进步和行为改变很多组织同时致力于通过教育和劝告让人们改变既有的态度和行为比如说从接受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到更多地去关心社会。通常我们会认为这种教导的方式可能更多的是出现在官办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中(事实的确如此我们从几家此类组织中都发现它们采用了这种方式)但很多草根非政府组织也频繁地使用这一方法。比如一家为残疾人服务的组织的代表就表示:“我觉得我们社会现在最需要的是一种广泛的志愿精神和爱心激励。甚至让我觉得吃惊的是在我们这个组织内部一些经济实力很强的家长在这方面也是欠缺的。”一个专门为民工子弟提供服务的草根非政府组织则介绍说:“我们共同关注农民工子弟因为他们也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渴望平等公正关爱。”中国发展简报年月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这个组织说发动大众的爱心是他们的工作之一。他还介绍了该组织是如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以及如何打动人的。前面提到的个SDA中的部分组织将他们自己形容成宣传“理念”的倡导者。还有两家将倡导的概念同“文明”联系在一起其中一家是同性恋组织。另一家表示他们致力于倡导“绿色文明绿色消费”即:“改变他们的一种想法包括改变他们的消费概念改变它的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因为从他们不懂得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改变了让他们更多的关注社会让他们对社会的一种责任这就不一样的。”另一家综合性环保组织(非SDA)说:“我们现在希望能超越生活方式介入到人民的生活价值和心灵层面。因为很多问题是由于在这个价值这个领域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想发起‘心灵环保’……这样你重新来认识自然重新来认识人人的心重新来认识我们的身体。当你重新认识这三个方面时你的行为会改变。”很多官办非政府组织和草根非政府组织包括那些提到倡导的组织都将道德劝导和传播越来越广泛的文明价值观念视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也有部分组织将影响政府决策纳入工作目标部分组织表示他们将全社会作为倡导的主要目标并不意味着将政府排除在倡导对象之外。就像一家环保非政府组织(也是一家SDA)说得那样:“倡导可持续发展或者科学发展针对得我想不只是老百姓也不仅是政府部门因为包括政府部门在政府里工作的个人以及老百姓和学者都是公众的一部分。”环保组织中的大多数实际上都声称他们的行动已经对政府政策构成了影响。总的来说这些各领域的SDA与我们谈论最多的是他们将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看作倡导的目标并用他们的调查结果和各种信息影响他们的决定。比如一家(SDA但不是环保组织)表示他们的公共教育对象主要是:“社会公众整个社会。当然我们肯定也希望慢慢地包括政府方面也能够听到我们的一些声音。”另外一家环保组织(同时也是SDA)说:“我们通过研究和实践提炼出相关的理论总结之后敦促……相关的各项立法即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中国发展简报年月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其他几家草根SDA也用差不多的话语形容了他们的倡导目标他们同样通过会议出版物和研究报告作为与政府沟通的工具。(详见。)他们无一例外地谈到他们并不是在一味的批评政府的政策而是寻找建设性的方法促进政策的改进。一部分官办非政府组织同样提到他们对政府施加的影响至少他们鼓励政府和党政机关给与他们所在的领域更多的关心(以及分配给他们更多的资源)。比如一家致力于促进当地举办更多慈善活动的省级官办非政府组织这样谈到:“现在我们要求介入政府的一些工作报告。把慈善事业作为政府的一些工作来布置。这是一个渠道到党系统也把慈善事业介入到建议。”很多工商业协会也谈到他们如何通过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来为会员谋取更多的福利受益者不仅是整个群体还包括具体的个人。与前面的组织相同这些工商业协会在提到这一问题时言辞都比较温和尽量不采取可能与政府相冲突的词语而是强调与政府的合作。不过一家内陆省份的协会却对政府政策提出了批评该组织认为如果政府能够采取更加“开放”和“西方式”的政策将大大促进当地工业的发展。另外一家协会则表示他们正在说服当地政府取消一项针对工业产品征收的环境税一项类似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近期通过的税收政策。第三家是一家水产业协会他们最近向政府提交了一份针对某一个湖区内可捕捞鱼量的调查报告。然而很少有被访者深入考虑过企业部门或者私营部门除了工商业协会很少有组织对在中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私营企业部门进行深入地思考。特别是一些官办非政府组织在谈到企业部门时都仅仅将其作为筹集资金的来源。但是有两家草根非政府组织同时也是“SDA”在谈到公司时曾将他们看作施加其他影响的一个重要部门。这两家组织都致力于宣传和影响政府政策。受访非政府组织重视项目受益人和全社会家工商业和专业协会认为自己能够认真对待会员的需求因为他们需要会员缴纳的会费来维持运转并为他们提供满意的服务不过也有家此类协会认为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如何将政府的信息和政策传达给会员。还有两家此类协会不能给与我们一个明确的判断。家国家级官办非政府组织中有家特别提到了“参与式方法”在很多项目中的重要地位(比如紧急救援、小额信贷、妇女发展、艾滋病防治)一家县级官办非政府组织表示他们通过“从收集社会各界各种寻求帮助的信息中”选取适合开展的项目。然而就地方性官办非政府组织整体而言他们对于“参与式话语”的熟悉程度并不高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的工作看作为百姓做善事。参与式话语在草根非政府组织内比较成熟。对其中一部分组织而言参与是规范的。我们发现家草根非政府组织中的家(其中有家SDA)非常认可“参与式中国发展简报年月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方法”其中一些组织不仅将“参与”看成一种方式更将其视为组织的一种终极目标。比如一家草根非政府组织(非SDA)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说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政府不爱讲但是我们还是很喜欢这个名词“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当中让更多的人关心。”另一家(非SDA)的草根组织告诉我们他们的主要工作和最终目的就是建立环境行动社区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像我们这样数量非常少又非常小的民间组织应该去培育社区教育社区去faceenvironmentproblem(面对环境问题)。我们不是作为民间组织解决多大的环境问题。很难但是你有能力去帮助社区发动社区去解决。”第三家草根组织(SDA)将“参与式方法”和“参与式的社区发展思想法”相比较认为后者“是一个基本的思想而不是一个方法”。这个组织的代表进一步解释说:“为什么不能提方法(而强调是一种思想)?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体是群众。甚至我们再引申一点我们历史发展的主体也是群众。这就是一个现代的民主思想对不对……我们都应该为整个社会来行动大家有共同的机会共同来分享社会的成果但要共同出面建设这个社会。我们要更强调的是参与式思想是大家是平等的。包括我们的关系也不是给予者和受益者。不是这样我们完全是平等的一起来共同的发展。”还有五家组织包括一家长期致力于为社会提供服务的组织谈到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举行分散的、定期的“项目”而较少谈到受益人的参与性。不过他们依然举例说明了在他们所提供的服务中存在咨询的方式。比如一家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组织说他们会“认真倾听周边老年人的建议并组织他们喜欢的活动”提供教育服务的组织们则利用有说服力的例子介绍自己是如何对所服务的社区需求给与回应的。(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和大多数工商业和专业协会类似也依靠会费来更好地为社区服务)。另一家组织为家长和学生建立了意见箱还在网上开辟了具有同样功能的网上意见箱。同时他们正计划扩充网上意见箱的功能建立一个邮件咨询服务系统让家长通过电子邮件与老师沟通老师则为他们及时解答教学和家庭问题。另外还有一家学校的女校长则回忆说很多家长反学校的名称让自己感到有点尴尬(因为校名中提到了“民工子弟”)。这些家长在告诉别人自己孩子的学校时都感觉很没面子。因此这位女校长便决定给学校改个名字一方面避免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能够促使社会更快接受这些民工子弟将他们视为“新移民”。中国发展简报年月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然而受益人很少能够参与项目制定过程然而尽管对于参与的概念大家普遍表示出乐观的态度但我们还是发现大部分案例中的组织都将其看作一种“理想状态”(并且大多时候是在“项目”和服务中使用)而真正的参与方式却很少出现在组织管理环节中。大部分草根非政府组织创办初期都是不太正规的规模也比较小经常只有一两个人是核心成员。不过很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活动范围和组织规模都迅速扩大。然而政策和规范框架让这些组织的发展异常艰难开展工作也并非一帆风顺。一家SDA负责人坦率地承认说:我们的发展总是超出我们的计划。因此大多数草根非政府组织的组织责任都是比较模糊的。组织结构都是公司社团形式的(即:组织由各个部门构成向一位主管或者主要负责人汇报工作)。当董事会存在的时候董事会将承担所有管理工作组织成员也可以向其他股东汇报但这似乎只是名义上的。更恰当的说这些组织首先要按照创建者的理念来进行工作而创建者在很多案例中依然是组织的负责人。在采访中我们还探讨了有关组织结构和组织发展的问题(见第三章。)。期间很多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其中很多是组织创建人都谈到了他们在招聘和维持队伍稳定性方面遇到的困难。一部分人还提到他们正努力让员工更加广泛的参与到行动策略设计过程中。比如一家SDA告诉我们他们正在试行一种“轮换负责人”计划另一家同为SDA的组织则提到他们正在组建一个工作效率更高的董事会。不过遗憾的是被采访者经常忽略他们的成员、会员或者受益者应该承担的责任。比如我们在采访中没有一家组织的负责人是通过竞选产生的。也没有一家组织提到他们的服务使用者、项目受益者或者目标群体的代表参与了管理层的意见。我们所采访的三家草根非政府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助”的性质。因此至少在表面上他们更具有以社团为基础的特点他们也是所有样本中最不正式的组织看起来他们没有确定的组织结构来保证社团所有权或者管理。在我们的采访中一家省以下级的青海非政府组织可能是最能代表这种以社区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的了。他们说:“我们有名左右的会员都是比较有威望同时热心公益事业而且有能力的当地人。他们也是当地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因为对目标群体的情况十分了解他们能够根据当地群众的基本需求进行项目策划和运作。”一些其他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则表示他们认为没有完全发挥出参与者的主动性。我们上面提到的组织代表都反对将参与视为一种“方式”但是我们也听到了(一家SDA组织负责人)支持积极参与的声音:中国发展简报年月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我们目前在做一个志愿者的计划志愿者的计划做出来以后我们应该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我也要求他们把目前工人被动的参与变成主动的参与变成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也有很多参与式的活动和培训他们帮着做但是我觉得没有把他们的主人公的意识调动起来。”以上这些案例表明至少有一部分草根非政府组织已经考虑过(或者在直觉上认为应该)以社区作为其根基的问题以及将参与性修辞引入组织实践中。然而大部分草根非政府组织依然在为他人服务反对组织由某一群受益人或者目标群体所拥有只是单纯的为他们服务就可以了。受访非政府组织相当重视专家的肯定因此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社会运动不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没有必要通过赢得选民的认可来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代表(以及具有合法性)。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更倾向于强调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具有道德价值(比如他们是有爱心的、有同情心的、在做善事)某些组织则强调了自己所掌握的特殊知识或者能够接触掌握这些特殊知识的专家。以下(有关沟通)的问题表明研究论文和其他类似的学术报告在部分组织影响政策的过程中办演了重要角色。一些SDA坦率的表示他们将学术权威和倡导联系在一起。比如一家组织的代表人简要的介绍了他们计划与学术研究者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他说:“专家学者或知识分子更多的能够参与我们的活动同时他们的理论水平会有利于我们的项目提高……这样在这个基础来做advocacy”有趣的是一家江苏的行业协会也有与研究机构建立联系的类似计划。他们希望借此让组织针对政策的研究和建议更加有效。一家综合性环保组织同样赞成他们需要学术方面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项目。在谈到与媒体的关系时这个代表说:媒体需要跟专家对话。然而尽管非政府组织对于道德和学术权威表现的非常尊重这与中国的传统相一致但广泛应用的参与性话语表明非政府组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也会听取普通人的意见毕竟他们对自己的情况最为熟悉。只有一位被采访者提到与学者之间建立联系存在着天然的困难。他认为:“专家学者虽然也能起到作用但他们很难真正了解底层民众的呼声。”中国发展简报年月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沟通策略各不相同但多数情况下都不能给出明确概念在同这些组织讨论他们如何宣传自己的工作以及为什么要宣传的时候我们用了几种不同的方法。不过如果有也是极少数组织能够清楚、仔细地向我们描述什么是沟通策略告诉我们他们希望沟通的是什么与谁沟通以及为什么。这些组织与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方式各有不同分别强调了公共教育(信息、教育与沟通)、与自己的群体沟通、提高知名度并筹款以及与政策和决策制定者进行接触不过就整体而言这些组织无法明确的区分以上提到的这些活动。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普遍使用的)宣传这个词在概念上有较大的模糊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它含有“propaganda”的意味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它又含有“publicity”的意思。事实上可以说中国的整个沟通和信息领域都处于动荡的状态就像旧式的propaganda技巧已经让位给现代广告业和品牌推广技巧一样。我们不清楚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准备减少它在国家发展话语中的垄断而同时信息技术领域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也难怪非政府组织想要在这样动荡和不确定的形势下找到自己的位置是相当困难的了。这些组织在介绍他们的宣传活动时提到了非常多的沟通途径:大众传媒的报道(家中的家)组织网站()组织定期出版物比如杂志、公司通讯()公共活动比如展览()会议或者论坛()人际宣传或者项目合作()调查报告或者政策研究()学校教育或者其他()。令我们感到最为惊讶的是几家草根非政府组织(特别是SDA)在谈到与宣传有关的手段时提到了会议、论坛、调查研究和政策研究而没有任何一家官办非政府组织或者工商业和专业协会提到以上这些沟通手段。同时也只有草根非政府组织倾向于将人际宣传或者项目合作看作是宣传的一部分。(一个详细的列表参见第三章中的表格III。)。这说明至少一部分草根组织比政府建立的非政府组织更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工作有能力影响政策和决策制定者。所有类型的组织都非常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将它看作宣传的一种主要手段。尽管他们在通过传媒想要传达什么内容以及为什么要传达这些内容上各有不同。有几家官办非政府组织由于有政府的背景而更容易接近媒体。他们认为媒体的报道对于开展筹资相当有帮助。也有几家认为媒体的报道是传播公共教育信息的主要途径。媒体与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的案例还包括非政府组织在报纸上开辟专栏以及配合电视记录片的部分拍摄工作。两家国家级官办非政府组织还提到会利用一些公开的展会等场合宣传他们的工作内容。一家还提到通过在学校建立教育基地以及其他非正规教学的项目来向青少年进行宣传。两家工商业和专业协会表示他们几乎未曾进行过宣传。其余的同类组织则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主要致力于宣传政府政策规章制度还有一类更加关心的是如何“推动工业的形象”。这只是表现这些协会在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态度行为中进行转换的一个方面。所有这些协会都有自己的定期刊物(大部份是电子版)阅读者主要锁定自己的会员。他们更多的将内部刊物而非大众传媒的报道视为宣传的主中国发展简报年月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要方式。然而几乎所有组织都和媒体保持一定的联系其中两三家还很积极其中一家向我们提到他们当地的工业曾经由于假冒伪劣产品出现在国际市场上而声誉受到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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