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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阶级意识 文字版.doc

历史与阶级意识 文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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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13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历史与阶级意识 文字版doc》,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

历史与阶级意识〔匈牙利〕卢卡奇·捷尔吉著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StudienübermarxistischeDialektik©HermannLuchterhandVerlagGmbHCoKGDarmstadtundNeuwiedAlleRechteVorbehalten:LuchterhandLiteraturverlagMuenchen录入者按:按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历史与阶级意识》年第次印刷版本进行录入与校订。原书有几处翻译和排版错误的地方均依照原文予以纠正。《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还参考了陈学明所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中对原译文的部分文字和标点的修订其他文章的部分文字按照现今通行用法予以修改例如“那末”修改为“那么”。部分译名依照现今通行译法予以修正。原书脚注均改为尾注。以原书“人名索引”为基础制作了“人名及书目索引”增加了尾注所涉及著作的索引并列于相关作者名下。目录中每篇文章的篇名后面均增加了写作时间。原书页码以及边码(也即相对的德文本的页码)均在文中予以保留相关标识为:TPx表示原书译序部分第x页Tx表示原书正文第x页MCx表示原书边码第x页。相关尾注在原书第x页均以TPx或Tx的形式标于注解末尾。因网页制作中着重号难以标注原书下标着重号的内容均以加粗形式标识(不含各篇标题)。目录译序新版序言()序言()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阶级意识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I物化现象II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III无产阶级的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合法性和非法性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批评意见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人名及书目索引原书纠错表译序《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匈牙利大思想家卢卡奇(LukácsGyörgy,)的所有哲学著作中影响最大、引起争论最多也许也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卢卡奇诞生在布达佩斯一个大银行家的家庭里。他的世界观是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初步形成的而这是一个思想极其混乱、旧的价值观念沦丧殆尽新的价值观念尚在痛苦求索中的时期。青年卢卡奇受到当时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影响其中既有新黑格尔主义、新康德主义也有西美尔的文化哲学、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中卢卡奇越来越倾向于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毁灭文化的异化社会要完全予以否定与之彻底决裂然而他丝毫看不到现实的出路。这是一种对世界抱有纯粹空想观念的浪漫的反资本主义情绪。战争爆发后卢卡奇从德国回到匈牙利开始参加反战运动。现实促使他去探寻一种能有助于改变世界的哲学。他的目光转向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卢卡奇在中学时代就接触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现在又开始对他们的著作进行细致的钻研。不过这时在他的思想中黑格尔还占有特殊的地位他是通过黑格尔的三棱镜来了解马克思的。像其他许多西欧知识分子一样卢卡奇热情欢迎十月革命把TPp它看作是能够把罪恶的资本主义世界扫荡干净的强大净化力量。当匈牙利在年月建立共产党时卢卡奇立即加入了它的队伍很快就成了党的中央委员而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后成了教育人民委员。当共和国遭到外来侵略时他曾作为红军的政治委员亲临前线。共和国失败以后卢卡奇被迫流亡到维也纳。他在那里积极参加匈牙利共产党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并作为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个时期用卢卡奇自己的话说是他在生活和思想上的一个“强化的学徒期”。他开始结合革命实践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也就是像他说的“设法掌握真正按共产党人意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他像那个时期几乎所有革命者那样确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很快取得胜利因而采取过激的立场拒绝一切不能立即取得胜利的策略但是整个说来他已基本上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用当时写的文章集结成书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就记载了卢卡奇在思想上向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基本转变。因此虽然这本书还有不少失误和不完全成熟的地方但它确实是卢卡奇在“走向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卢卡奇流亡维也纳期间于年圣诞节前夕完成的第二年春天在柏林马立克出版社(DerMalikVerlag)作为该社的“革命小丛书”第九种出版。这本书按其结构说来是一个论文集收集了作者在至年期间在党的工作岗位上为了对革命运动的理论问题和组织问题进行思考而写下的八TPp篇文章专门为这个集子而写的只有《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两篇。在这四年当中卢卡奇坚持结合革命实践深入钻研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特别是列宁在年出版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思想认识前后有了颇大的变化。因此在编这本集子时他对在年以前写的文章都作了一些改动而对《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这三篇则改动更大。例如《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实际上是从头到尾彻底改写了的不仅篇幅比原来发表的本子增加了两倍(从六千来字增到两万字)而且思想立场也变了不少。这些改动情况对研究卢卡奇的思想发展具有宝贵的意义。《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一部多层次的哲学著作或者说政治哲学著作。整部著作贯穿了必须恢复被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所遗忘和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哲学意义的思想。卢卡奇在其中深刻地论述了他对有关马克思主义及其辩证法本质的一系列极其重TPp要的哲学问题的理解提出了他对历史及其主体以及物化问题的解释阐明了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历史作用。卢卡奇在第一篇文章的一开头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方法。它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得出的各种结论。它不是对某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部“圣书”的注解。他甚至说即使现代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所有命题每个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也能够接受它并且仍然继续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种提法显得颇为极端不过通观卢卡奇的全书(引用马克思的话不下百处)他可能只是鉴于当时教条之风盛行想要过分强调一下这样一个思想: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能够现成地应用于一切场合的公式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不能根据一种陈规旧套的理论来预见。卢卡奇的这一思想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对自己学说的一贯看法对改革中的社会主义至今还有现实的意义。卢卡奇在这本书中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几个概念都不加区分对他说来它们指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具体的总体(DiekonkreteTotalität,DasGanze)的范畴。这个概念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的意思是:思维的最完善的形式是高度系统的不仅是内在连贯的而且是完全的和具体的也就是最高的思维形式导致这样一种体系在其中个体没有被抹煞而是被保存着。黑格尔把这个观点凝炼成《精神现象学》序言中的这样一句名言:“真理是整体”。卢卡奇认为这个概念被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拿来进行了唯物的改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它的意思就是要对人类的社会生活进行整体全面的理解不能以单纯的自然TPp因素来解释历史而是要将主体与客体的全部社会运动作为历史的基础突出人类物质存在活动的实践性、社会性。如果我们需要理解某一特别的历史事件或过程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它看作一个具体的整体的一个方面。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就是这样使用这个概念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援引了不少例子。例如马克思认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本质和联系归结为“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一切都被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制约着“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又例如马克思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这些例子是很具有说服力的。卢卡奇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指责是与恩格斯的表述不一致。的确恩格斯讲辩证法主要是讲它的几大规律而这些规律并不构成卢卡奇的理论的核心。不过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卢卡奇会拒绝恩格斯所说的任何一条辩证法规律因为在卢卡奇的书中也多次提到过这些规律。至于卢卡奇着重说明的具体的总体的范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章中说辩证法是把事物作为“广泛的总的联系”的一部分去把握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具体的总体实TPp际上是包含着这层意思的。似乎可以说卢卡奇与恩格斯在辩证法的理解上的差别主要是侧重点不同卢卡奇着重阐述了恩格斯涉及较少的总体范畴方面应该说是卢卡奇的功绩。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历史概念是他用来改造旧唯物主义的自然本体论、克服黑格尔作为实体和主体的“绝对观念”的唯心论的中心概念。卢卡奇认为历史的本质在于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历史是实体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客观历史过程历史又是主体是人类自己的能动创造。所谓历史不过是历时态的人类社会实践其本质是社会的、实践的。这样借助黑格尔的充满历史感的“绝对观念”卢卡奇依托历史概念彻底超越了盲目崇拜自然物质的旧唯物论。卢卡奇以其对历史概念的理解表明马克思以实践唯物主义重建的唯物主义基础不是自然而是历史。费尔巴哈至多使其哲学从天上回到人间(不是自然界)而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将“人间”重新自然化、抽象化的同时使其哲学返回了历史返回了社会返回了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从此社会历史作为“自然历史过程”只能被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实践过程而不是单纯的自然过程。社会历史犹如自然界的一般规律性说到底毕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而不是自然界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自然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历史关系以及处于实践关系(即社会历史)之中的人或自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和自然史之间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卢卡奇TPp把现实理解为我们的行为而我们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历史。”这样卢卡奇便以其天才的历史概念沿袭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科学线索坚决纠正了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本体论”倾向。卢卡奇以其历史概念向人们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然辩证法而是历史实践的辩证法。“物化”(Verdinglichung)也是贯穿《历史与阶级意识》全书的一个中心概念。它是指人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成了对他说来是客观的和对立的东西。这种对立既有客观的方面也有主观的方面。客观的方面是出现了一个事物及其关系(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它们的规律的确能被人们所认识和利用但是人们不能加以改变。主观的方面是人自己的活动、他的劳动成了与他对立的客体这个客体服从于支配社会的客观自然规律但是对人说来是异己的。卢卡奇是直接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出发得出这个概念的。他当时还不可能看到马克思的年手稿但是他关于“物化”所说的却与马克思在那部手稿中关于“异化”(Entfremdung)所说的某些东西极为相似。卢卡奇用物化概念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社会关系和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尽管此时卢卡奇还没能区别物化(对象化)和异化概念但是他在客观上是在异化的意义上使用物化概念并对资本主义进行认识的。他与马克思在异化理论上的共识表现了其非凡的理论思考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革命蓬勃发展的年代革命斗TPp争的结局首先取决于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性。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当时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也只有通过弄清一般阶级意识、特别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本质和作用才有可能解决。此外这些年代革命运动遭到的失败(匈牙利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垮台德国三月行动流产)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这个时期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们都普遍重视这个问题。试翻阅本世纪初列宁的一些著作就可以知道列宁当时对阶级意识问题是赋予何等重要的意义。卢卡奇的书也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从书名就可看出阶级意识问题在本书中所占的地位。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概念叫作“被赋予的阶级意识”(ZugerechnetesKlassenbewusstsein)他给它下的定义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或“人们在特定生活状况中如果对这种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能够联系到它们对直接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予以完全把握就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感情等等。”他还强调指出这种阶级意识“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到底就是由这一意识而不是由个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而且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可见在卢卡奇看来阶级意识是一种客观的可能性是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的合乎理性的表达它不是超验的东西而是阶级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实践的产物。卢卡奇揭示了阶级意识和阶级TPp行动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历史和阶级意识两者实际上是同一的。无产阶级是历史进程中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体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能达到对社会历史的总体认识。历史是实体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就是主体。除了阶级意识问题以外在那些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是无产阶级的组织问题。为此卢卡奇在准备《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书稿时特地写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一文在这里可以看到卢卡奇的党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他的阶级意识理论在政治上的发展与阶级意识理论是建立在同样的方法论前提之上的。卢卡奇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明确的历史形象是在组织上具体化了的最高的意识和行动阶段。他所说的“共产党”是指列宁建立的那种类型的党一个有严格纪律的革命者的团体其成员服从于集体意志把自己的一生全部交给党而且这是一个独立的、即独立于无产阶级群众的组织。在他看来这样一个党的发展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的确是同一个过程因此在日常实践中它们以最密切的方式相互制约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水平的差异必然造成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差距。但是真正共产党的组织实践必须建立在党和非组织群众的生动的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党的作用正是在于不断使阶级在尽可能更高的水平上达到统一。共产党不应该以宗派的方式代替无产阶级去行动而必须设法通过阶级的行动去推进群众的阶级意识的真正发展。而在共产党内部卢卡奇坚持认为党员的服从不是盲目的服从在党员的意志和党的领导人的意志之间必须有相互影响。这一切意味着当党在解决它领导无产阶级TPp革命的任务时它不是一个最后完成了的组织(即凝固的、封闭的组织)。正像卢卡奇在随后写的关于列宁的小册子中所表述的:“党并不存在党在生成”(Auchsieistnicht,sondernsiewird)。从上面简略介绍的这些基本范畴看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正如它的副标题(《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所提示的充满了辩证法的内容从倾向可以清楚地看出卢卡奇已经离开了他以前的唯心主义立场基本上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不过勿庸讳言这本书还不是一本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还存在不少黑格尔主义的痕迹出现某些颇为严重的理论上的偏颇与失误。然而瑕不掩瑜这些偏颇与失误与他在该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努力捍卫和天才发展相比实在微不足道根本无法遮掩其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像任何一部有影响的名著一样(包括马克思的著作在内)《历史与阶级意识》也免不了被人“各取所需”、“借题发挥”被人误解、曲解甚至有意歪曲。例如法兰克福学派、五十年代法国的存在主义和六十年代西方的“新左派”都曾极力按照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历史与阶级意识》歪曲利用其中的某些思想为他们的需要服务。他们把《历史与阶级意识》奉为自己的“圣书”把卢卡奇尊为自己的“祖师爷”其实他们的理论观点与卢卡奇是相去甚远的。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把写《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卢卡奇同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哲学家扯在一起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把“列宁主义”凝固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部著作TPp的水平上无视列宁的《哲学笔记》和大量政治著作的存在制造出《历史与阶级意识》与马列主义对立卢卡奇是反列宁主义者的神话这更是抱有明显政治目的的有意歪曲了。正像对一位伟人必然会发生的那样卢卡奇的支持者和他的反对者在他的周围编织了太多的神话。这要求我们必须进行细心的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我国的学术思想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也日益广泛而频繁。由于卢卡奇的思想遗产无论是对文学、美学还是对哲学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兴趣在最近十来年特别是在年纪念了卢卡奇诞辰一百周年以来正在不断增长。前几年还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研究高潮许多中央和地方的报刊都发表了有关卢卡奇思想研究的讨论文章。讨论的焦点是对卢卡奇早期思想、即《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基本内容的认识。这一讨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各大专院校哲学系和政教系师生的莫大关注。我们的认识在讨论中都有所提高但也迫切感到由于《历史与阶级意识》尚没有一个完全的、可信的译本讨论的深度受到很大的限制。正是在这情况下我和任立同志、燕宏远同志一起决心承担起翻译这本书的艰巨任务。我们想以我们的译本对我国目前方兴未艾的卢卡奇思想研究作出小小的贡献。我们是根据德国卢赫特汉特出版社〔LuchterhandVerlag〕的本TPp子进行翻译的其中《阶级意识》、《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的第二和第三部分由任立译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的第一部分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由燕宏远译出其余各篇都由我译出。我们在译校过程中对过去刊物上零星发表的一些译文凡是有参考价值的都找来参考过特向这些译文的译者周裕昶、张庆熊、安延明和陈赞周等同志致谢。我的译文请任立核对过全书译稿由我对照原文进行了校阅。《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那篇我在校阅时还参看了莫斯科《社会主义科学院通报》年第期上发表的、经过卢卡奇本人首肯的俄译文。这篇译文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奥伊泽尔曼〔ТИОйзерман〕特地从他珍藏的刊物上为我复印的上面留有他研究时所画的许多记号我要特别感谢他对我的支持尤其是他对我的信赖。此外我们在译校过程中还得到许多同行的支持和鼓励谨在此一并致谢。我们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杜章智年月于北京TPp新版序言()Vorwort〔zumzweitenGLWBand〕在过去一份提纲性的自传中()我将我的早期发展称MC为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收集在这一卷中的著作带有我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特征。在重印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献时我想要强调它们的试验性质而决不要使人认为它们对当前关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具有现实的意义。由于今天对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和持久的内容和永久性的方法还极不确定理智的诚实要求我明确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如果批判性地仔细考察这些著作以及当前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在今天的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尝试中仍将具有某种史料价值。因此这些著作并不仅仅说明我个人的思想发展阶段它们同时也表明一般精神发展的道路并且只要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对待它们对于了解今天的情况和以此为基础的继续前进是不会没MCT有意义的。当然不简短地提及我的早期思想发展我就不可能正确描述年前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正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份提纲性的自传中强调的那样还是在文科中学学习时我就已经阅读了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以后在年前后为了给我的关于现代戏剧的专著奠定一个社会学基础我研究了《资本论》。当时引起我兴趣的是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我通过在很大程度上由西美尔和马克斯·韦伯决定的方法论眼镜去观察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再次着手研究马克思不过这次已经是为我的一般哲学兴趣所驱使:主要不再是受当时的精神科学学者而是受黑格尔的影响。当然黑格尔的这种影响也同样是很矛盾的。因为一方面克尔凯郭尔对我的早期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就在战前几年我在海德堡的时候我甚至打算写一篇文章论述他对黑格尔的批判。另一方面我社会政治观中的矛盾使我在思想上与工团主义尤其是格·索列尔的哲学建立关系。我力图超出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但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特别是考茨基的解释)又使我厌恶。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内左翼反对派的精神领袖萨博·埃尔温使我注意到索列尔。大战期间我又了解了罗莎·卢森堡的著作。所有这些造成了一种高度矛盾的理论混合物它在大战期间和战后MC的头几年对我的思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认为如果我要把这一时期的显而易见的矛盾从“精神科学的角度”将其统一起来并构造一种有机的内在精神发展那就背T离了事实。如果我们允许浮士德的胸中藏有两个灵魂那为什么一个常人当他在一个世界性危机中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时就不能肯定他的内心不会泛起各种彼此冲突的思想潮流呢?至少我觉得就我能够追忆的那些岁月来说我的思想一直在这样的两端徘徊:一方面是吸收马克思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纯粹唯心主义的伦理成见不断增强。当我读到我在那个时期写的论文时我觉得这一点得到了证实。当我回想起当时写的数量不很多并且不很重要的文学性质的文章时我感到其中那种直言不讳、自相矛盾的唯心主义成分往往比我更早时期的作品还要多。然而同时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在飞快继续着。如果现在我把这种不和谐的两重性视为我那个时期的思想特征的话那么它决不包括对立分明的极端决没有黑白分明的画面仿佛革命的善在同恶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斗争中已经把这种对立的动力耗尽了。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直接与其敌对的阶级的转变是一个复杂得多的过程。现在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从黑格尔那里获得来的伦理唯心主义带有浪漫的反资本主义因素对我在这场危机后关于世界的看法还是起了革命积极的作用。当然要成为一个新的、首尾一贯的世界观的一部MC分它不得不失去自己至高无上的(甚至平等的)地位并从根本上得到改造。事实上或许应该在这里指出甚至我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熟悉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新的综合中的积极因素。我从来没有犯过那种我经常在许多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看到的错误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摆脱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敬畏。我从童年时代就开始的对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仇恨和蔑T视使我不至于走到这一步。思想上的混乱并非总意味着一片混沌。暂时地它可能加剧内在的矛盾但长远地看它将导致这些矛盾的解决。这样我的伦理观要求转向实践、行动从而转向政治。这反过来又使我转向经济学转向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和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所有这些发展都是缓慢的、不平稳的。然而我所选定的方向甚至在俄国革命爆发后的战争期间就已开始明朗起来。《小说理论》正如我在它的新版序言中描述的是我还处于一种普通绝望的状态时写的。因此毫不奇怪现存的一切在其中表现为费希特所说的那种绝对罪孽的状况任何希望和出路都带有纯粹海市蜃楼的空想性质。只有俄国革命才真正打开了通向未来的窗口沙皇的倒台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崩溃使我们见到曙光。当时我们关于这些事变本身以及它们的基本原理的知识不仅十分贫乏而且非常不可靠。尽管如此我们终于!终于!看到了MC人类摆脱战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当然即使在谈到这种激情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将过去美化。我本人我在这里只能谈我自己就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直到做出我的最终的、最终正确的选择之前我还在犹豫不决妄图用抽象和庸俗的论证来进行自我辩解。但是最后的决定是不可避免的。短文《策略和伦理》揭示了作出这种决定的内在人性的动机。我没有必要浪费许多笔墨去论述写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及其建立时期的那少数几篇论文。在思想上我们没有作好准备(我T可能比其他人更缺乏准备)去完成我们面临的伟大的任务。热情企图勉强地代替知识和经验。我只需提到一件而在这里是很重要的事实:我们对于列宁的革命理论以及他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领域内所取得的极其重要的进展几乎一无所知。当时只有少量论文和小册子被翻译过来并能读过而那些参加过俄国革命的人们有的(如萨穆埃里)没有什么理论才干有的(如库恩·贝拉)则在思想上受到俄国左翼反对派的强烈影响。我只有在维也纳流亡期间才有可能详尽研究列宁的理论。因此在我当时的思想中也包含着矛盾的二重性。这一部分是我对当时政治中的灾难性的机会主义错误例如关于农业问题的纯粹社会民主党式的解决方案未能采取原则上正确的立场。一部分是在文化政治领域中特殊的思潮使我走上了抽象的乌托邦主义的方向。今天在近半个世纪以后我发现我们当时在这个领域获得的成果相对说来不算少感到不胜惊奇。(在理论领域中我愿意指出《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这两篇论文的第一稿在这一MC时期就已写出。在收入《历史与阶级意识》时做了修改但基本方向仍旧是一样的。)流亡维也纳是一个学习时期的开始。首先这意味着进一步熟悉列宁的著作。不言而喻这种学习一刻也没有脱离革命活动。当务之急是要使匈牙利的歌名工人运动获得新的生命并使其继续下去:必须提出新的口号和政策以使这种运动在白色恐怖期间能够生存和发展。必须驳倒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诽谤无论它来自纯粹的反动派还是来自社会民主党人。同时必须开始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评。此外在维也纳我们被卷T进了国际革命运动的潮流之中。当时匈牙利流亡者可能是人数最多、分裂最严重的侨民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侨民。还有许多来自波兰和巴尔干国家的侨民或者临时、或者长期地住在这里。加之维也纳是一个国际中转站我们与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经常接触。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杂志应运而生是毫不足奇的。一段时期内这家杂志成了第三国际中各种极左思潮的主要机关报。波兰、匈牙利的侨民和奥地利共产主义者们构成了刊物的内部核心和经常撰稿人此外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同情者如意大利的极左分子波尔迪加、特拉契尼荷兰共产党人潘涅库克、罗兰霍尔斯特等等。在这种环境中上面谈到的我的发展倾向的二重性不仅达到了顶点而且凝聚成为一种奇特的新的实践和理论形式。作为《共MC产主义》杂志的核心成员我积极参与制订了一条“左的”政治和理论路线。它基于一种当时普遍流行的信念即伟大的革命浪潮将推动整个世界至少是欧洲一直到达社会主义它决没有因为芬兰、匈牙利和慕尼黑起义的失败而中断。像卡普暴动、意大利占领工厂、波苏战争、甚至三月行动这样的事件都加强了我们关于世界革命即将到来、整个文明世界必将被彻底改造的信念。当然在讨论二十年代前期的这种宗派主义时我们决不能认为它与在斯大林主义实践中所看到的宗派主义有任何相似之处。后者首先是要保护既定的权力关系使之不受任何改革的侵犯它的目的是保守的它的方法是官僚主义的。而二十年代的宗派主义则有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的抱负它的方法是与官僚主义尖锐对立的。这两股潮流只是名称相同骨子里却分别代表着两个彼此敌对的极端(当然T甚至在第三国际中季诺维也夫和他的门徒们就已经采用了官僚主义的方法同样列宁在其重病缠身的晚年就一直渴望解决如何能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克服苏维埃共和国日益增长的、自发产生的官僚主义化的问题。但即使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过去和现在的宗派主义的区别。我关于匈牙利党的组织问题的文章就是针对季诺维也夫的门徒库恩·贝拉的理论和实践的)。我们的杂志竭力通过在一切问题上都提出最激进的方法在MC任何领域都宣布同属于资产阶级世界的任何机构和生活方式等实行彻底决裂来宣传以救世主自居的宗派主义。在我们看来这将有助于在先锋队在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中培养起一种未被歪曲的阶级意识。我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论战文章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遭遇受到列宁的批评使我能够迈出脱离宗派主义的第一步。列宁指出了决定性的差别甚至是矛盾即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一种机构可能过时了例如苏维埃已经判定议会过时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出于某种策略的原因而参加它。我马上认识到这一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它迫使我对自己的历史观点做出修正使其更加灵活更少僵化以适应日常策略上的迫切需要。在这一意义上它是我的观点变化的开始。然而这种变化是发生在一种还基本上是宗派主义的世界观之中。这在一年以后就表现出来了当时尽管我也批评了三月行动的一些策略上的失误然而对整个三月行动却毫无批判地、以宗派主义的精神表示了赞同。正是在这里我的政治和哲学观点中的客观内在矛盾公开化了。在国际舞台上我可以无所顾忌地将自己的思想热情倾注于T革命的救世主义之中。但在匈牙利随着一个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逐渐萌生我发觉不得不由自己做出决定的问题越来越多。这些问题有的是全局性的有的只与个人有关有的涉及长远的目的有的则关系着我无法忽视的当下的结果这种结果同时构成了我的下一个决定的基础。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中我就已经处于这种境地。当时无论是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中还是在我MC负责政治领导的那个师中我都不得不经常撇开救世主义观点做出合乎实际的决定。这时面对现实、对探寻列宁所说的“下一个环节”的需要变得比我一生中以往任何时候都无可比拟地更加迫切和强烈。正是因为这些决定的内容似乎带有纯粹经验性质它对我的理论立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这种理论立场现在必须适应客观的情况和趋势。如果我希望做出一个原则上正确的决定那就决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直接事态的思考。我将不得不找出那些造成这种事态的、经常隐蔽着的中介物尤其是我将不得不对那些可能由这种事态造成并将决定未来实践的中介物做出预见。因此在这里生活本身迫使我采取了一种往往与我的革命救世主义的唯心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尖锐对立的思想立场。由于当时在匈牙利党的实际领导中站在对立方面的是一个现代官僚主义式的宗派主义集团即季诺维也夫的门徒库恩·贝拉的集团我的左右为难的处境变得更加尖锐。在纯粹理论上我本来可以把他的观点当作假左派的东西加以抛弃。但在实践上他的建议却只能用极其普通的日常生活的内容来加以批判这些生活联系着世界革命的伟大前景但又与这种前景有着相当的距离。像我一生中常常遇到的情况那样这时我又交了好运:反对库恩·T贝拉的斗争由兰德列尔·耶诺领导。这个人不仅具有渊博的、首先是实际的知识而且对理论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解力只要这些理论问题与革命实践有联系不论这种联系是多么间接。他深信不疑MC的观点是由他与群众生活的密切联系决定的。他在反对库恩·贝拉的官僚主义和冒险主义计划时提出的主张立刻使我信服因此在宗派斗争开始以后我总是站在他一边这里我们不可能对党内斗争的那些哪怕是最重要的细节加以论述尽管其中有些饶有理论趣味的事情。就我而言这些争论意味着我思想方法上的裂痕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裂:在重大的国际革命问题上我继续支持极左思潮而作为匈牙利党的领导成员我成了库恩·贝拉宗派主义的最激烈的敌人。年初这一点变得特别明显。在匈牙利方面我追随兰德列尔主张一种坚决的反宗派主义的路线而同时在国际方面我却从理论上支持了三月行动。因此我思想中对立倾向的冲突达到了顶点。随着匈牙利党的分歧日益深化随着匈牙利激进工人运动开始增长我的观点也越来越受到由此产生的理论思潮的影响。然而尽管列宁的批评动摇了我对于三月行动分析的根基但是在这一阶段这些思潮仍旧未能在我的思想中占得上风。《历史与阶级意识》诞生于这个转变时期的危机之中。它写作于年。它一部分是经过修改的早期文章除已提到的写于年的那两篇外还有年的论文《阶级意识》。两篇关于罗莎·卢森堡的论文以及《合法性与非法性》在新集子中未做重[MC]大改动。只有两篇文章也是最重要的两篇是全新的它们是《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后者是在《革T命运动的组织问题》一文的基础上写成的此文曾于年三月行动后不久发表在《国际》杂志上。)这样《历史与阶级意识》就是我从大战最后两年开始的发展时期的最后结算。自然这种结算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已包含有向更清晰状况转变的趋向尽管这些趋向不可能真正成熟起来。对立的思想派别之间的冲突并未结束我们也不容易将胜利者或失败者的标签贴在它们头上因此直到今天我们也仍旧难于对这本书做出首尾一贯的恰当评价。但是至少必须简略地强调一下占主导地位的论点。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与作者的主观意图相反它在客观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史内部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的所有各种表现形式不论它们的哲学根源和政治影响是如何极不相同也不论它们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的根基的。我指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社会的哲学因而忽视或者否认它同时也是一种关于自然的理论的倾向。甚至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像马克斯·阿德勒和卢那察尔斯基那样迥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共同维护过这类观点。在今天我发现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影响这类观点再次出现特别是在法国存在主义MC和它的思想圈子之中。我的书在这一问题上持有很明确的立场。书中许多地方主张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而全书的要旨就是要表明只有关于社会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知识才与哲学有关。这种倾向的众多代表人物的名字说明它决不是一个真正的流派。我本人当时只得悉卢那察尔斯基其名并且总是将马克斯·阿德勒当作康德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加以反对。尽管如此细加考察T就可以看出他们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一方面可以证明正是关于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造成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社会主义世界观之间真正彻底的区别。回避这一点就会模糊哲学上的争论例如就会妨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做出清晰的阐述。另一方面这样在方法论上对社会诸范畴做明显的抬高会歪曲它们真正的认识论功能。它们特有的马克思主义特征被削弱了它们真正高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东西常常被无意识地取消了。这里我自然只局限于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提出批评。但是这并不是说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背离在有着相似观点的其他作者中就少一点。在这部书中这种背离对我在那里提供的经济学观点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导致一系列根本性的混乱因为无可置疑在这里经济必须是核心。的确曾试图用经济基础来对所有意识形态现象作出解释但是尽管如此对经济还是做了过于狭隘的理解因为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作为社会与自然之间MC物质变换的中介的“劳动”被遗忘了。我的基本态度既然如此产生这种结果也是很自然的。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的现实支柱不见了从而这种以最激进的方式推断马克思主义根本革命内涵的尝试失去了真正的经济基础。不言而喻这意味着作为这种物质变换基础的自然的本体论客观性必须消失。这也意味着以真正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理解的劳动与劳动者的进化之间的互相作用必须消失。这样马克思的这一伟大思想“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外。资本主义剥削就失去了它的这种客观革命作用下述这种情况也T没有被理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结果我关于资本主义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论述都不自觉地带上了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上述错误也影响了我对书中的核心概念实践的理解它遭到歪曲并变得狭隘了。在这一问题上我同样想把马克思作为出发点企图把他的概念从后来所有的资产阶级歪曲中解放出来并使它们适应当前伟大革命高潮的需要。当时我首先确MC信的是:必须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纯粹直观性质。因此在这本书中革命的实践概念表现为一种夸张的高调与其说它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莫若讲它更接近当时流行于共产主义左派之中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我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是有足够理解的:我抨击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思潮它们极力推崇一种貌似客观实则完全脱离任何实践的认识方法我正确地反对过度夸张和过高估价直观的作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更加强了我的信心。然而我没有认识到如果不以真正的实践为基础不以作为其原始形式和模型的劳动为基础过度夸张实践概念可以走向其反面: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当时我想要勾画出正确的、真实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它与经验主义的“民意测验”(这个术语当时自然尚未流行)区别开来并赋予它一种无可争辩的实际客观性。然而我未能越出“被赋予的”T(zugerechnet)阶级意识这样一种观念。这里我是指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到的同一内容。他认为社会主义的阶级意识与自发产生的工团意识不同它是“从外面”也就是“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的。这样我主观上所想达到的东西以及列宁对社会总体内的实际运动进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所获得的东西在我的说明中却成了纯粹思想的产物从而成了某种直观的东西。所以这种“被赋予的”MC意识在我的表述中竟变为革命的实践从客观上来说只能使人感到不可思议。我那种本身是正确的愿望之所以会走向它的反面仍是由于刚才提到的那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这一点从我对恩格斯所作的又是并非完全错误的批评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恩格斯认为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而把实验和工业看作是证明这一点的典型事例。从那时起我逐渐认识到恩格斯的论点在理论上是不完全的因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实践的领域(在不改变其基本结构的情况下)在发展过程中已变得比单纯的劳动更加广泛更加复杂并以更多的过程为其中介。由于这个缘故单是生产一种对象的活动的确可以成为对一种理论假设作出直接地正确理解的基础。在这一限度内它也能够成为检验上述假设正确与否的标准。然而恩格斯想用直接实践来反驳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的任务却远未解决。因为劳动本身很可能仍旧是一种纯粹操作的过程自发或自觉地回避了“自在之物”的问T题并且全部或部分地忽略了它。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实例:在某些时候正确的行动却是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在恩格斯的意义上这些实例意味着未能把握自在之物。的确连康德的理论也丝毫不否认这类实验是客观的、并且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知识。他只是将它们归之于纯粹的现象领域在那里自在之物本身仍旧是未知的。现代新实证主义打算将所有关于现实(自在之物)的问题统统剔除于科学的范围之外它将所有关于自在之物的问题当作“非科学的”东西而加以排斥同时又承认技术和自然科学的所有结论。恩格斯想用实践来驳倒康德的“自在之物”这MC是正确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实践必须超越上述那种直接性并且在继续实践的同时发展成为一种内容广泛的实践。因此我当时对恩格斯的解决办法的反对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正因为如此我的论证也就更错误了。认为“实验是纯粹的直观”这是完全错误的。我自己的说明就驳斥了这一点。因为创造一种环境使自然力能够在观察下“纯粹地”即没有外来干扰和主体观察错误的影响下发挥作用这一点完全与劳动的情况相同劳动同样意味着创造一种有目的的系统当然是一种特殊的系统。所以在本质上实验是纯粹的实践。否认工业是一种实践认为它“在辩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仅仅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而不是其主体”同样是错误的。包含在这句话中的部分真理充其量也只是部分真理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总体。但是它与这样一个事实并不矛盾:在工业生产中每一单个的活动不仅代表着一种有目的的劳动行为的综合而且它本身就是这种综合中的一种有目的的即实践的行为。由于这种哲学错误《历史与阶级意T识》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不是以劳动而只是以发达商品经济的复杂结构作为出发点。这意味着从哲学上解决诸如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种决定性问题的前景从一开始就落空了。在这些以及与此类似的成问题的前提中我们看到了未能对黑格尔遗产进行彻底唯物主义改造从而在双重意义上MC予以扬弃的影响。我想再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毫无疑义《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Totalität)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当时我不知道列宁正沿着同一方向前进。(《历史与阶级意识》问世九年后《哲学笔记》方才出版。)然而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恢复了马克思的方法我的努力却导致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歪曲因为我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统治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由决定性的区别。”这种方法论上的谬误由于下述情况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总体被视为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思想体现。“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毋庸置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对以后思想界的影响中这种方法论上的谬误起了并非不重要的、而且在许多方面甚至是进步的作用。因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复活狠狠打击了修正主义的传统。伯恩施坦就曾希望以“科学”的名义把黑格尔辩证法的一切遗迹从T马克思主义中清除出去。而他的理论上的对手首先是考茨基也不过是要维护这种修正主义传统。对任何想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是一项迫切的义务。《历史MC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由于当时资产阶级哲学对黑格尔正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这一任务甚至变得更加重要。当然资产阶级哲学家们从未能一方面使黑格尔与康德在哲学上的决裂成为他们分析的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在狄尔泰的影响下企图在理论上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与现代非理性主义联结起来。《历史与阶级意识》问世不久克罗纳便将黑格尔描绘成一切时代中最大的非理性主义者而在洛维特稍后的研究中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又成了从黑格尔主义解体中出现的两种平行现象。只有与所有这些发展相对照我们才能看到《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提出的问题是多么迫切。从激进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因为普列汉诺夫等人过高估计了费尔巴哈作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中介的作用而这种观点在这里则被抛到了一边。当然只有在稍后的时候在关于莫泽斯·赫斯的论文中(比列宁后期哲学著作的发表早几年)我才明确提出了马克思直接衔接着黑格尔这一问题。然而事实上这一立场早已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许多论述的基础。在这个必须简短的总结中不可能对这本书所提出的全部问题做出具体的评判即指出它对黑格尔的解释哪些成了混乱的根源哪些具有指导意义。有能力进行批评的当代读者肯定能够找MC到说明两种类型的例子。在估价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以及今天可T能具有的意义时我们必须考虑一个比任何细节问题都更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异化问题。它在这本书中从马克思以来第一次被当作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批判的中心问题而且它的理论史的和方法论的根基被追溯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这个问题当时正在酝酿中。几年以后随着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问世它成了哲学争论的中心。甚至在今天主要是由于萨特及其追随者和反对者的影响它仍旧没有失去这种地位。吕西安·戈德曼把海德格尔的著作解释成在某种程度上是直接对我的回答(但没有明确地这样提)首先由他提出的语文学问题在此可以暂且放在一边。说异化问题在当时正在酝酿中这在今天是完全恰当的特别是因为不可能在这里深入讨论这种情况的原因以便阐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法国如此盛行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观念的混合这种提法显得更为恰当。在这里谁起头谁影响谁的问题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人的异化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并且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无论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右派还是左派思想家都看到和承认这一点。因此《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知道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正是被这一事实吸引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的。毫无疑问这一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问题是由一位共产党人重新提出的事实是这本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党派界限的原因之一。至于对这一问题的实际讨论方式那么今天不难看出它是用MC纯粹黑格尔的精神进行的。尤其是它的最终哲学基础是在历史过程中自我实现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当然在黑格尔那里它是以一种纯粹逻辑的和哲学的方式提出的:通过消除外化自我意识T向自身的返回并由此实现同一的主体客体绝对精神在哲学中达到了它的最高阶段。然而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这个过程表现为一种社会历史的过程当无产阶级在它的阶级意识中达到了这一阶段并因而成为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时上述过程也就达到了顶点。这看起来的确已经“使黑格尔以脚立地了”似乎《精神现象学》的逻辑形而上学结构已经在无产阶级的存在和意识中得到了真正的实现。这一点好像又反过来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并结束人类“史前史”的历史转折提供了哲学基础。然而这里的同一的主体客体能为自我认识(无论怎样充分怎样真正基于对社会的全面认识也就是无论怎样完美)所创造吗?只要我们精确地提出问题便会看出对此必须作出否定的回答。因为即使当认识的内容被归结为认识的主体时这样不意味着认识活动因此便摆脱了它的异在的本性。正是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正确地拒绝了在实现同一的主体客体问题上的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观念拒绝了谢林的“理智直观”而要求采取一种哲学的、理性主义的解决方式。他的健全的现实感使这一MC要求仅止于要求而已他的包罗万象的体系的确在这种实现的前景中达到了顶点但是他从未以具体的方式表明这一实现的要求怎样能够达到。因此将无产阶级看作真正人类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并不是一种克服唯心主义体系的唯物主义实现而是一种想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是大胆地凌驾于一切现实之上在客观上试图超越大师本身。黑格尔之所以这样小心谨慎是由于他的基本概念含糊不清。T因为在黑格尔那里异化问题第一次被看作是生存于世界并面对着世界的人的地位的根本问题。然而他在外化这一术语中却包括了任何一种形式的对象性。这样在逻辑上异化便最终与对象性合为一体。因此当同一的主体客体扬弃异化时它也必须同时扬弃对象性。但是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客体即物仅仅作为自我意识的外化物而存在使其返回主体将意味着客观现实即一切现实的终结。《历史与阶级意识》跟在黑格尔后面也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用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使用的术语)。这个根本的和严重的错误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成功肯定起了极大的作用。如上所说在哲学上对异化的揭示当时正在酝酿之中很快它就成了那种旨在探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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