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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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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者: 无敌腿
79次下载 0人收藏 暂无简介 简介 2013-06-12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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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名人传记康熙传编著康熙传1目录第一章少年皇帝智擒鳌拜002第二章缓和满汉民族矛盾015第三章平定“三藩”之乱026第四章统一台湾041第五章击退沙俄保卫东北053第六章亲征噶尔丹069第七章察吏安民088第八章治理河务103第九章重视发展农业生产113第十章博学多才的明君125第十一章晚年的欣慰与烦恼136康熙传2第一章少年皇帝智擒鳌拜公元1661年(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凌晨,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一位皇帝、年仅24岁的顺治帝福临,因患天花逝世于养心殿。正月初九日,顺治帝的第三个儿子,年仅8岁的玄烨即帝位,以次年为康熙元年。他就是此后统治中国61年的康熙皇帝。康熙姓爱新觉罗,名玄烨,1654年(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其父时年17,母亲时年15。母亲佟妃,是辽东汉人佟养真的孙女。因为母亲佟妃不得宠,玄烨从小也不受父亲重视。顺治帝借口幼小的皇三子未出痘,令其与保姆别居于紫禁城西的一座府第。顺治十四年十月,顺治帝宠爱的贵妃董鄂氏生了皇四子,顺治帝欣喜若狂,据说即将指定他为皇太子,但时隔三个多月,此子不幸夭折。玄烨还是十分幸运的,他一生下来就得到祖母孝庄皇太后的特别喜爱。孝庄皇太后是一位有政治头脑、贤良而卓识的妇女,她14岁嫁给皇太极为妃,27岁生顺治帝福临。皇太极逝世时,福临6岁,她32岁。孝庄皇太后深知汉军皇妃的重要,因而非常宠爱玄烨的母亲佟妃。佟氏怀孕后,皇太后以有“祥征”康熙传4为由,预言“异日生子,必膺大福”,预示玄烨将来可能继承帝位,所以,孝庄皇太后对玄烨备加爱护。康熙幼年五官端正,双目有神,口齿清晰,举止庄重。祖母认为孺子可教,特令自己的亲信侍女苏麻喇姑协助照看这位孙儿,她经常亲自教诲玄烨,按照帝王的标准严格训练孙子。如“俨然端座”这一项,是皇帝举止修养最基本的功夫,为了养成这种习惯,皇太后时刻告诫他。皇太后“望孙成龙”心切,经常使玄烨承受力不能及的学习负担,以致一度体弱多病,必须针灸治疗。皇太后的这种严格、认真的训练是十分有成效的。玄烨从小喜欢读书、学书法、留心典籍、习射、观看耕种,不喜欢饮酒,不看无聊的书籍。皇太后按既定目标培养玄烨。玄烨5岁时,就依清制,学着随众上朝,站班当差,入书房读书。玄烨读书十分认真,若有一字不明白,都要追根求源,直到弄明白为止。他经常向有经验的老年人请教,“问其以往经历之事而切记于心,决不自以为知,而不访于人也”。祖母经常给他讲述祖父当年披坚执锐、艰苦创业的故事,他听后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当像祖父一样的英杰。玄烨自幼聪明好学,立志做一个贤明的帝王。他6岁那一年,一天和哥哥福全、弟常宁去给皇父顺治帝请安。顺治把他们搂在怀里,问他们长大以后愿意康熙传4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福全说:“愿意做一个贤王”。玄烨说:“待长而效法皇父,黾勉尽力。”他小小年纪便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使顺治皇帝十分惊异。顺治皇帝在弥留之际,曾想立“年龄较长”的次子福全(长子牛纽两岁夭折)为帝,因福全未出过天花,没有免疫力,所以接受传教士汤若望等人的规劝,按母后的意图,传位给出过天花的皇三子玄烨。这时,曾有人根据宋代太后临朝称制的先例,请孝庄皇太后垂帘听政,但她一心辅佐皇孙,不想当女皇,所以断然拒绝了。正月初九日,玄烨在其祖母孝庄皇太后亲自主持下,“恪遵遗诏,俯徇舆情”,即皇帝位。玄烨亲御太和殿(俗称金銮殿),升宝座,鸣钟鼓(因父丧免奏乐),文武百官行礼毕,颁诏大赦,定顺治帝谥号曰章皇帝,庙号世祖,改次年为康熙元年。康熙一词,满文汉意是安定太平,表明清朝统治者在遭到人民长期抗击之后,渴望出现太平安定的局面。当时虽然先后消灭了东南和西南地区的南明政权,以及抗清农民军余部,初步实现统一,但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郑成功仍有相当势力,他驱逐荷兰殖民者,入据台湾,坚持反清;侵入黑龙江流域的沙俄势力有待于驱逐;漠西厄鲁特蒙古和漠北喀尔喀蒙古尚需进一步加强统治和管理。因此,要实现太平安定的理想,对于新即位的康熙传5康熙帝来说任重而道远。顺治皇帝临终前指定了皇太子,同时亲自从直属皇帝的上三旗中选定了四名亲信大臣辅助幼帝。四名辅臣是:内大臣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黄旗)、鳌拜(镶黄旗)。按传统旧制,皇帝年幼,国家政务应由宗室诸王摄理。但是宗室诸王摄政权势过大,容易擅权越位,不仅太后没有参政的机会,而且会侵犯皇帝的正当权益。顺治皇帝吸取历史的教训,没有沿用旧制,而是改由上三旗元老重臣共同辅助幼帝,这更加适合孝庄皇太后辅助幼帝登极的需要。四大辅臣中的三位两黄旗大臣——索尼、遏必隆、鳌拜,原系皇太极太宗的旧部,早年就跟随太宗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备受信任。太宗逝世后,他们拥立皇子福临即帝位。顺治初年,因为不肯追随摄理政务的睿亲王多尔衮而屡遭打击,直到顺治八年福临亲政才分别将他们召还复职。索尼晋升一等伯,擢升内大臣,总管内务府。遏必隆袭一等公,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鳌拜晋二等公,任议政大臣,擢领侍卫内大臣。苏克萨哈与索尼等有所不同,原系睿亲王多尔衮属下近侍,因为首先揭发多尔衮的问题得到顺治皇帝及太后的信任,被提升为镶白旗护军统领。正白旗归康熙传6属皇帝以后,苏克萨哈以功晋二等公,任领侍卫内大臣。因此,在顺治帝逝世之前,四位大臣在反对多尔衮的斗争中,坚定地站在顺治帝和孝庄皇太后一边,深得太后的赏识与信赖。他们被委任掌管宫廷宿卫和上三旗实权,经常守卫在皇帝和太后身边,参与议论军国大事。因此,顺治帝在弥留之际任命四人为辅政大臣是自然的事。四大臣辅政初期,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辅佐幼帝,相安无事了几年。后来,四大臣中渐渐出现了不安定因素,主要是鳌拜居功自傲,骄横跋扈。鳌拜是清初开国勋臣费英东之侄,因为骁勇善战,军功卓著,累升至内大臣,位至公爵,赐号巴图鲁(满语“英雄”的意思),成为后起诸将中的佼佼者。他居功自傲,盛气凌人,别人都惧怕之。他与居于四大辅臣之首的四朝元老索尼不敢相争;与遏必隆同属一旗,遏必隆遇事对其随声附和;惟有苏克萨哈是他打击的对象。他见苏克萨哈爵秩虽然低,班次竟居第二,仅次于索尼,一旦索尼归天,苏克萨哈有可能依次递补,代替索尼总揽启奏和批红大权。鳌拜对此耿耿于怀。加之黄旗与白旗之间的历史积怨较深,两人遇事争吵不休,积怨成仇。鳌拜便利用黄白旗之间的矛盾,在三旗内部挑起争端,打击苏克萨哈。鳌拜把许多年前圈占北京附近田地时,由于多尔康熙传7衮利用权势造成的黄白旗之间的矛盾重新挑起,要求重新圈换土地。这一计谋果然引起两黄旗大臣的共鸣,造成八旗纷纷要求重新圈换土地的形势,对太皇太后和年幼的皇帝施加压力。当户部一些白旗大臣从安定国计民生出发,反对圈换土地时,鳌拜便要将这些官员处死,强制推行圈换土地的政策。尽管康熙帝出面调解,不准鳌拜所奏,鳌拜还是捏造罪名,将一批反对圈换土地的官员处斩了。圈换土地事件造成的危害深远。再次加深了黄白旗之间的矛盾,在四大臣中打击了苏克萨哈,使过去四辅政大臣协商一致的原则打破了,为鳌拜结党营私、擅权乱政开了方便之门。此后,鳌拜便大肆地拉帮结伙,结党营私。他把自己的儿子和亲信安插在内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等重要位置上。国家大事多是先在家里商量好了,再拿到朝堂上宣布。康熙皇帝逐渐长大,也逐渐提高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对鳌拜开始有所戒备,并多次进行抵制和斗争。但鳌拜决定了的事,若是康熙帝不同意,鳌拜就终日在朝廷上吵闹,逼得康熙帝非点头不可。哪个大臣敢提出异议,他就寻找借口想方设法把他杀了。有一次,康熙皇帝想指定一个人当户部尚书,鳌拜却想安插他的一个亲信,但对皇帝亲自指定的人又不好驳回去,他就下命令让这两个人同时担任户部尚书。康熙传8自从鳌拜挑起圈地事件,朝廷百官人心惶惶,要求皇帝亲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百官的推动下,辅臣索尼等于康熙六年(1667)三月,“奏请皇上亲政”。六月,索尼去世。康熙见鳌拜更加骄横,四大臣辅政体制已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经祖母太皇太后同意,定于七月初七举行亲政大典。这天,康熙皇帝身着龙袍,头戴皇冠,御临太和殿,躬亲大政。康熙亲政,昭示着辅政大臣的权力下降了。可是鳌拜擅权的野心却进一步发展,想乘机越过苏克萨哈、遏必隆,代替已故的索尼,攫取启奏权和批理奏疏权,成为真正的宰相。他见自己的计谋不能实现时,又试图拉苏克萨哈一起干预朝政。苏克萨哈诚心归政于皇帝,不愿与鳌拜同流合污,并坚决抵制鳌拜的卑劣行径。当鳌拜的权力欲望得不到支持和满足时,便转而陷害苏克萨哈。苏克萨哈见鳌拜的权势很大,自己无法与之抗争,便产生了隐退的念头。他于皇帝亲政的第六天,以“身婴重疾”为由,上书要求“往守先皇帝陵寝”。苏克萨哈此举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表明由于鳌拜的专横,自己不得不隐退;二是试图以自己隐退的举动迫使鳌拜、遏必隆也一并辞职交权。但康熙皇帝毕竟年轻,对苏克萨哈的困难处境及其苦心并不十分了解。见他突然奏请守陵,“不解所谓”。鳌拜正要陷害苏克康熙传9萨哈,便借机大做文章。他于七月十七日排斥可能持不同意见的大学士,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颠倒黑白,给苏克萨哈编造了“不欲归政”等大罪二十四款,议定之后向皇帝奏报,称苏克萨哈“存蓄异心,论如大逆,应与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皆磔死”,其余子6人、孙1人、兄弟之子2人,无论已到年龄未到年龄,皆斩决籍没。族人前锋统领白尔赫图等,皆斩决。康熙皇帝这时才知道,鳌拜等怨恨苏克萨哈经常与其争论,积怨成仇,要置苏克萨哈于死地而后快。康熙“坚执不允所请”。但是鳌拜连日强奏,不达目的不肯罢休,最后康熙只把对苏克萨哈从分解肢体的酷刑改为处绞,其他都按其原议行刑。鳌拜专权作恶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鳌拜冤杀苏克萨哈之后,更加肆无忌惮。凡起坐班行,自动列于遏必隆之前。一切政事先在家里议定,然后施行,并将部院启奏官员私自带往家中商量。他拉帮结伙公然抗旨,严重威胁皇帝的权威。这是康熙帝不能容忍的。他不动声色地作铲除鳌拜的准备。康熙皇帝深知鳌拜长期掌握朝廷大权,树大根深,很难对付,如稍不谨慎,走漏风声,就会打草惊蛇。他为此动了一番脑筋。想了一个办法:按清朝的规矩,下令选了一部分满族权贵的子弟,在自己身边供差遣和充当贴身侍卫。这些侍卫都是跟皇帝年龄差不多、康熙传10体格健壮腿脚灵活的少年。康熙帝每天和他们做相扑游戏,练习摔跤。鳌拜进宫办事,康熙帝也装着不在意,照样玩得热热闹闹。鳌拜见了感到好笑,感到皇帝只知道打闹玩耍,便没有放在眼里。有道是欲擒故纵。康熙帝也采取了这一战略。他曾给鳌拜父子分别加过“一等公”、“二等公”的封号,以后又分别加了“太师”、“少师”封号,至此,鳌拜父子真的到了位极人臣的地步。康熙以此麻痹他们。内秘书院侍读熊赐履疏言“天下治乱系宰相”,点明鳌拜的危害。康熙帝以为时机尚未成熟,便斥他“妄行冒奏,以沽虚名”,声称要给予处分。康熙八年(1669)五月的一天,鳌拜假称有病不去上朝,还放出风声,说皇帝应该到他家去探望。康熙皇帝果然亲自来到了鳌拜家,刚走进鳌拜的卧室,见鳌拜神色十分紧张,双手按住床沿,一个御前卫士快步走上前去,揭开床席一看,原来下面藏着一把匕首。鳌拜见此情景十分紧张。康熙帝却出人意料地大笑道:“刀不离身是满人的故俗,不足为怪。”当场稳住了鳌拜。说罢,他详细地询问了鳌拜的病情,嘱咐他好好调养,又对左右侍候的人嘱咐了几句,起身回宫去了。康熙做好了铲除鳌拜的各项准备工作。他以各种名义将鳌拜的党羽先后派出去,削弱了他的势力。将康熙传11鳌拜的胞弟内大臣巴哈“差往审理察哈尔阿布奈之事”;将鳌拜亲侄侍卫苏尔马差往科尔沁,将鳌拜姻党理藩院左侍郎绰克托差往苏尼特编定扎萨克事务;将工部尚书都统济世差往福建“巡海”。一切安排就绪,康熙于8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亲自给那些每天跟他摔跤的少年侍卫做动员部署。他问:“你们是怕我还是怕鳌拜?”侍卫们齐声说:“我们只怕皇上。”康熙宣布了鳌拜的罪过,布置道:“等会儿鳌拜来了,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过了一会儿,鳌拜进来了,他像往日一样大摇大摆地走着,没等他站稳脚跟,康熙帝使了个眼色,那伙少年侍卫一哄而上,连拉带拽将他推倒在地。鳌拜本来是个身经百战、受过“巴图鲁”(满语“英雄”)封号的武将,开始以为是几个小孩子跟他闹着玩的,等他看清了小皇帝冷峻的面孔,才猛然醒悟过来,但这时已被捆住手脚不能动弹了。同时被抓的还有另一辅政大臣遏必隆和一等侍卫阿南达等人。当下,康熙帝召来了议政王和大臣,命令他们审讯鳌拜。议政王和大臣们平日都痛恨鳌拜的专横,一桩桩列举了鳌拜欺君枉上等三十条罪行,一致要求将他处以死刑,其亲子、兄弟一并处斩,妻子和孙子为奴,家产籍没。其族人有官职以及在护军者,均应革退,各鞭一百,披甲当差。其他如遏必隆等一批亲信康熙传12党羽分别判立绞、立斩、即行凌迟处死等。议政王和众大臣议定上奏皇上。康熙帝再次召见鳌拜等,当面审问。五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在历数了鳌拜结党专权、紊乱朝政等诸罪行之后,宣布:“情罪俱真,本当依议处分,但念鳌拜累朝效力年久,且皇考曾经倚任,朕不忍加诛,姑从宽免死,革职籍没,仍行拘禁。遏必隆无结党之事,免其重罪,削去太师及后加公爵,其原有一等公,仍准留与伊)子”擒拿鳌拜涉及权力更迭大事,人事关系十分复杂,但康熙帝仅用十天就全面宣布处理结果。从谕旨内容看,毫无报复之意,体现了极高的政策水平,做到了法外施仁,区别对待:鳌拜以功免死拘禁,其兄赵布太、子那摩佛也从宽免死拘禁;遏必隆免其重罪,数月之后又“特为宽宥,仍以公爵,宿卫内廷;罪不可赦的死党仅处死了9人,比原议大大减少;有的死党免罪还留原任;满汉文武官员中,因畏鳌拜权势趋炎附势者,均免以查处。康熙帝在铲除鳌拜集团时,表现了极其宽大仁政的胸怀,有效地防止株连,稳定了朝廷秩序。另外,凡受鳌拜迫害致死、革职、降级者,都一一给予平反昭雪。对已故苏克萨哈等,其爵位、世职,由其后人承袭。此案的处理深得人心,表明了年轻的康熙帝已日趋成熟。议处鳌拜,废除了辅政大臣,康熙帝收回了批红康熙传13大权。从此以后,各处奏折所批朱笔谕旨,全部出自皇帝之手,从不让人代书。即使康熙帝年老后,仍坚持这一习惯,右手患病不能写字,就用左手执笔批旨。康熙帝认真反思和吸取了鳌拜事件的教训。坚决反对官员怀挟私仇互相陷害,从这以后的三四十年间,无大臣互相攻击之事发生。康熙皇帝鉴于过去议政王大臣会议被鳌拜把持,会议之事还未确定,外面的人就已知道了,为此进行了整顿,规定诸王、贝勒、大臣务须缜密,不得泄漏秘密。针对鳌拜专权时形成的“交通在内近侍,使令人员妄行干求,或潜为援引,或畏威趋奉”等官场歪风,康熙帝规定“仍前干求趋奉者,定行从重治罪,决不饶恕”。16岁的康熙皇帝机智果敢地铲除了鳌拜集团,摆脱了当傀儡的烦恼,真正达到了亲政的目的,从此他兢兢业业勤于朝政。御门听政是康熙帝接见臣下、处理日常政务的主要形式。他除了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日在太和殿上朝外,其余时间都去乾清门听政。康熙帝御门听政风雨不误,做到每天“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春夏早晨六时、秋冬早晨七时,必须亲御乾清门听理朝政,从不肯懈怠。康熙皇帝通过御门听政,对辅政时期的政治作了重大改进,及时了解下情,直接处理并不断改进政务。康熙帝听政十分认真,坚持一一全览各部院呈送的本康熙传14章。有的人以为皇帝未必能通览所有的本章,因此书写经常疏忽,康熙帝一一通览,连其中的错字都能发现并改了出来。遇有战事时,每天本章多达三四百件,通常每天也不下四五十件。不论多少,康熙帝都“亲览无遗”。康熙帝通过御门听政,充分发挥群臣的智慧,集思广益,使国事决策尽量避免偏颇失当。政务处理迅速及时,成为康熙朝政务的一大特点。康熙传15第二章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粉碎了鳌拜集团,实现了大权归一,迎接年轻的康熙帝的是一个个棘手的内政外交难题。如何处理好满汉民族间的矛盾,就是一个十分费神的事情。满汉民族矛盾在顺治年间曾经十分尖锐,后来,随着大规模的群众性抗清斗争遭到镇压,南明朝最后一个桂王政权被消灭,明清之间的战争以清朝的胜利而告终,因此,汉族地主中的大多数人感到复辟明朝已不可能了,便转而支持清王朝。但是仍有少数人继续在经济和政治思想领域从事反清活动,有的抗纳税粮,有的印刷反清书籍等。康熙皇帝总结先人统一辽东和内蒙古的经验,深知单凭武力不能使统一局面持久,必须争取民心。康熙帝清楚地意识到,汉族地主阶级深受汉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利用《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以及精通这些经典的汉族士大夫可以帮助自己共同治理国家。康熙帝即位后就着手修改顺治年间一些明显压制汉族的法律与政策,通过停止圈占土地、修订《逃人法》,同时全面调整江南政策,照顾了南北汉族地主的利益和要求,为在新形势下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开创康熙传16了光明前景。康熙帝采取了许多实际有效的行动缓和了满汉矛盾,促进了民族团结。其中尊孔崇儒既是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的措施,也是其治理国家的需要。我国古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皇帝都尊崇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清代,除太祖努尔哈赤晚年一度执行诛儒政策外,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均执行尊孔崇儒政策。据历史记载:“世祖等好儒术,手不释卷”,并采纳给事中张文光的建议,按照明朝嘉靖十九年封号,称孔子为“至圣先师”。康熙帝大有乃父遗风,从治理国家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抱有强烈的欲望和浓厚的兴趣。从8岁登基,“即知黾勉学问”,因没有设经筵日讲,他就主动向太监张某、林某学习读经书、写汉字。张、林二人原是读书人,后成为宦官,他们不仅教康熙读书,还能讲说明朝典制及宫廷轶事,使康熙帝受益匪浅。乳母怕他过分劳累,把他所读的书藏起来,祖母也劝他不要过分勤苦,他不为所动,仍然勤学不辍。康熙八年(1669)四月十五日,擒拿鳌拜之前一个多月,康熙帝采纳汉官的建议,乘车亲自到太学庙祭祀孔子。他以极为虔诚的心情,于棂星门外下车,步行进大成门,到孔子位前行三跪六叩头礼。亲康熙传17自祭奠完毕,又听满汉学者讲《易经》、《书经》,并鼓励说:“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其勉之。”后来,康熙帝一直推崇孔子的道治,不断抬高孔子、孟子的地位和作用。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他第一次南巡返回途中经过山东曲阜,亲自到孔庙瞻仰,行三跪九叩头礼,特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大成殿中,并决定重修孔庙,建立孔子庙碑,亲自撰文书写。康熙帝尊孔崇儒的至诚态度令汉族士大夫备感亲切。康熙皇帝深知儒家思想十分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便认真学习,始终不渝。剪除鳌拜之后,他便立即着手举行经筵日讲。他于九年(1670)七月,召国史院学士熊赐履至瀛台试讲。十年(1671)二月十七日午时,他于保和殿举行经筵大典,十年四月初十首开日讲。日讲官都是皇帝从尚书、侍郎和翰林院官员中慎选的德才兼备、学问优长之士担任。一些日讲官兼皇帝的起居注官,与皇帝接触多,特别受信任,晋升快。这些人中,汉人占绝大多数。从康熙十年三月到二十三年九月他第一次南巡前,汉人任此职的共42人,其中江南(今江苏、安徽)18人,浙江10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和湖广(今湖南、湖北)五省共32人,占总数的75%以上。这说明康熙传18康熙帝早在南巡之前就对江南士大夫给予较多的关注,为日后江南人参政创造了有利条件。康熙帝对儒家学说学习十分认真。每天没有上朝理事之前,五更就起来诵读;晚上处理完政务稍有点闲暇,他就复习日讲内容仔细琢磨。他这样苦学,以致劳累过度,痰中带血,但从不放松。康熙帝在听讲过程中,经常向日讲官咨询时政,有疑必问。逢外出巡视,或去南苑围猎,也从不停止,必须让讲官随从。康熙皇帝还不断改进传统进讲方式。他于十六年(1677)三月十二日决定,今后讲官进讲完毕,他要适当进行复讲,以加深理解,巩固记忆。不久,他又从听后复讲改为听前先讲,他试讲后,讲官再针对皇帝的理解程度进讲,这样学得更深入。有时,他还于听讲之后谈体会。一部书学完之后,康熙帝还主动要求讲官抽考,考核学习成绩。后来,随着学识的增长,康熙帝已能对讲述的内容加以评论,并提出具体要求。康熙帝以儒学治国,于九年(1670)十月九日发布了著名的《圣谕十六条》。颁布全国,要求切实遵照执行。康熙皇帝倡导信奉儒家思想,有利于联络广大汉族官民的感情,缓和了满汉民族矛盾。康熙皇帝曾于内廷设立了南书房。入直南书房的官员多是才华出众的汉人,他们不仅辅导皇帝读书写康熙传19字、讲求学业、时备顾问,还代拟谕旨、编辑典籍,使南书房在交流民族文化、缓和民族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朝中央机构一般都是满汉复职制,惟有南书房基本都是汉人。康熙帝与入直南书房诸臣吟诗作画,钓鱼赏花,剖析经义,讨论时政,无异于同堂师友,感情极为融洽。康熙帝对这些好学能文、才智敏捷的江南汉人学者特别欣赏,以师友之情备加信任,不断提升任用。其中不少人提升极快,世代享受荣禄。有的四代五代都为讲官,入直南书房。他们中不少人刚入直南书房地位并不高,甚至很低,入直之后在皇帝的扶持下发展为汉族新权贵。入直南书房的官员中如有过失,康熙帝亦曲予保全,如大学士熊赐履,曾经因为票拟错误而诿咎他人被革职。康熙帝不忘他的才能和对自己事业的巨大贡献,第一次南巡至江宁(今南京),亲切召对,亲自御书经义斋匾额赐给他。康熙二十七年六月,皇帝又重新起用他为礼部尚书,后调吏部。康熙三十四年,其弟赐瓒因罪下狱,御史借机疏劾熊赐履,请求予以严惩。都察院议要降三级调用。康熙帝不仅不问罪,并赦免了其弟的罪,于三十八年授熊赐履为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担任《圣训》、《实录》、《方略》、《明史》等书的总裁官。康熙四十二年,赐履以年老请求休息,康熙帝准许减少他的事务,仍然康熙传20享受奉禄,留京备顾问。四十八年,赐履去世,康熙命礼部派遣官员视表,赐银千两,赠太子太保,谥文端。五十一年,康熙帝仍回忆熊赐履的才华和功绩,命令吏部重用他的儿子。因他的儿子当时年幼,令“俟年壮录用”。其他不少入直南书房的汉族士大夫,与一些案件有牵连过,康熙帝都极力保全,不肯加罪,一直到老甚至世代享受恩惠。康熙皇帝为了进一步笼络汉族士大夫,于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决定特开博学鸿儒科,选拔才华出众之士,开局纂修《明史》。“博学鸿儒科”是康熙帝总结我国古代科举制度新创立的特别科目。在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创博学宏词科,宋代继之,在进士及第者中选拔博学能文之士。因要求极高,考取很难,所以此科未能普及和推广。元明清时期,科举以进士科为主,并专以八股文取士。它对于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年轻士子比较适宜,但对于怀念明朝、拒绝与清廷合作的名节之士不适宜。所以,康熙皇帝一方面沿袭常规的科举旧制,网罗汉族士子;另一方面通过荐举办法,敦请名节之士出仕任职。康熙十五年五月以来,平叛战争形势发生巨大转机。陕西、福建、广东、江西等各个战场相继获胜,聚歼逆首吴三桂之势已成。明朝遗老复辟故国的最后康熙传21幻想已经破灭。康熙皇帝考虑到这种形势或许对那些“气节之士”有所触动,便借机再次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于康熙十七年正月宣布特开博学鸿儒科。博学鸿儒科与唐宋“博学宏词科”名称一致,目的是借用其名加重此科的地位,但做法比较灵活,基本采用两汉时的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将宏词改成鸿儒亦有其深意:“鸿儒”系硕学能文之大儒,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尊崇的称谓。康熙帝降谕宣称:“凡是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大学士李X等遵旨荐举了170余人。各地名流学者、怀才不遇之士,皆在被荐之列。因为病故等原因,陆续到京的有150人左右。康熙帝推迟了考试时间,每人每月给俸银三两、米三斗,保证他们专心研练词赋,无饥寒之忧。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初一,康熙皇帝于体仁阁,亲自组织考核由内外诸臣荐举的143名博学鸿儒。试题两道:《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考试完毕,吏部收卷,翰林院总封,进呈皇帝。第二天,康熙皇帝到霸州(今河北霸县),亲自阅卷,然后再交阅卷官大学士李、杜立德、冯溥和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公阅,并商议录取人选。康熙传22康熙帝经过精心考虑,凡在所必取之人,即使作诗出了韵,或者用语犯了忌讳,一律曲加通融,不作计较。浙江萧山毛奇龄卷中有“天倾于北,岂炼石之可补”语,康熙帝未挑剔其政治含意,仍予以录用。无锡布衣严绳孙,系明朝尚书严一鹏之孙,考试之日借口眼睛有毛病,仅作一诗。康熙帝平素知其姓名,特别招呼阅卷官:“史局不可无此人”,遂取为二等。这次考试最后取中了一等20名,二等30名,当时的名儒秀彦多于选用。入选的博学鸿儒,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决定从优俱以翰林用,根据其各自的情况,分别授以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职,命与卢琦等16人一起纂修《明史》。另外,康熙帝谕旨,在参加考试未中者中,选年高布衣处士,以及来京后因年老未能参加御试的太原傅山、定兴杜越,“俱着授内阁中书”。通过特开博学鸿儒科,让大臣荐举,使清廷掌握了当时名流学者的基本情况。有些学者虽然因故未能参加御试,朝廷仍想方设法聘请参与纂修《明史》。如当时著名史学家万斯同应聘至京,但他坚持不入史馆,不挂衔、不受俸禄,答应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因为他熟知明朝史事,所以史馆对他极为倚重和信任,请他复审所有书稿,历时19年,实际起了总裁作用。所以,康熙帝为网罗硕儒遗老,不拘形式,康熙传23不遗余力。通过博学鸿儒科试及《明史》开局,康熙帝与汉族士大夫,特别是江南士大夫的关系更加密切。据统计,在取中的50人中,江苏23人,浙江13人,直隶5人,安徽3人,江西2人,陕西、河南、山东、湖北均各为1人,其中南方各省共42人,占总数84%。有些在顺治年间被降职罢免的汉族士大夫,这次又通过博学鸿儒科被重新起用。如江苏长州(即苏州)人汪琬、无锡人秦松龄等就是这种情况。考取者不仅参与修史,而且其中汤斌、秦松龄、曹禾、朱彝尊、严绳孙、王顼龄、潘耒等,曾被选任日讲起居注官;陆、朱彝尊等,先后入直南书房。严绳孙担任日讲起居注官后,一改过去高傲态度,做到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力报康熙帝的知遇之恩。康熙帝与这些鸿儒学者不仅在任时交往密切,离任返乡后,仍保持友好关系。如汪琬,因修史时与别人意见不一致,入史馆仅60多天就告病返乡。时间虽短,康熙帝并没有忘怀,皇帝南巡时驻无锡,以其在翰林、居乡十分清正,特赐御书一轴,时人引为光荣。同乡尤侗,修史三年后告归,康熙南巡到苏州,主动献诗颂扬皇帝的恩德,康熙帝赐御书“鹤栖堂”匾额,迁侍讲,称之为“老名士”。另外,康熙南巡时,对返乡的朱彝尊、邰远平等均赐御书额幅。康熙传24康熙帝亲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满汉官员的待遇平等一致。清入关之初,满官的品级高于汉官二三级,甚至四五级。康熙剪除鳌拜后,认为:“满汉大小官员,职掌相同,品级有异,应行划一。”后来修成《品级考》,将满汉官员品级提升手续俱行划一。品级待遇是最敏感的问题,满汉官员品级划一,表明了朝廷对他们一视同仁,对争取汉族官员作用很大。后来,满汉官员的其他待遇也逐渐趋于平等。康熙十一年六月,康熙帝得知礼部汉人尚书龚鼎孳患病,因而让翰林院满族学士传达礼部:“满洲大臣患病,皆遣医疗治。今闻礼部尚书龚鼎孳患病,朕满汉一视,尔其同近侍侍卫吴海,率御医如文照,往龚鼎孳家诊视。”并叮嘱御医“用心调治”。后来,汉大臣家有丧事,康熙帝让满汉官员同等待遇,派大臣前往赐茶酒。康熙帝对清初强制汉人满化的政策有较大变革,转而尊重汉俗,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促使相互接近。如满族妇女向来不裹足,太宗皇太极开始,一再严禁汉人妇女裹足,以防止满族妇女逐渐染上汉俗。裹足不利于妇女的健康,妨碍生产劳动,予以禁止本无可非议,但这规定与汉族士大夫习俗不合,康熙为表示向汉族士大夫让步,特别允许废除裹足的禁令。康熙帝还特别优礼前代,对明皇陵、王墓一律加康熙传25以保护。十四年九月,他去汤泉,路过昌平,见明朝诸陵殿宇虽存,门户破损不堪,附近的树木也被摧残殆尽,深为痛惜,他谕礼部:“严加申饬守陵人户,令其小心护防;仍责令该地方官不时稽察,勿致仍前怠玩,以副朕优礼前代之意。”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二,康熙帝第一次南巡返回途中驾临金陵(今南京),亲自拜谒明太祖孝陵,行三跪九叩头礼,赏赍守陵内监及陵户人等。康熙帝这一举动对广大汉族官民心理影响极大,“父老从观者数万人皆感泣”,总督王新命刻石记事,认为这是“古今未有之盛举”。受康熙帝的影响,一些满族学者对儒家经典充满强烈兴趣,满大臣也逐渐以较为平等的态度对待汉大臣。康熙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满汉民族矛盾逐渐得到缓和,为平定“三藩”叛乱、统一边疆地区、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康熙传26第三章平定“三藩”之乱成功地平定“三藩”之乱,是康熙统治值得大书一笔的业绩。康熙帝亲政之后,以三藩、河务、漕运三大事书写悬挂在宫中的柱子上,夜思日想,其中,又将处理“三藩”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藩”是指封建王朝的属地。“三藩”是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驻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驻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后来由其子耿精忠袭爵)。他们原先是明朝镇守辽东的边将,后来相继投降清朝,充当引路人,领着清兵开进中原,攻打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招降汉族地主,一路打到云南、贵州、广东、广西。顺治皇帝封他们为王,给予优厚的待遇。后来,他们逐渐扩大了私人势力,各自拥兵在手,独霸一方,成为朝廷的威胁。三藩之中以吴三桂势力最强,地位最高。吴三桂“先世由徽州(今属安徽)至高邮州(今属江苏),流寓辽东”,遂入籍辽东。吴三桂自幼习武,20岁左右中武举,历任游击、参将、副将等职,崇祯十二年(1639)晋升宁远(今辽宁兴城)总兵官。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松锦会战结束,明朝1康熙传273万军队大部分死伤、瓦解,蓟辽总督洪承畴降清,吴三桂逃回,收集逃亡人员,兵力从3000增至三四万,力守宁远,为明朝廷所倚重。清军占领关外各城,惟有宁远未攻下。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初六,李自成农民军入山西,昌平兵变,京城部队戒严,崇祯皇帝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令其放弃宁远,火速率兵入援京师,并起用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吴三桂奉诏进京行动迟缓,每日只行数十里,二十日至丰润,得知农民军已于前一天入京,便率人返回山海关。清朝曾多次招降吴三桂,许诺“封以故土,晋爵藩王”。李自成也曾派人招降吴三桂,农民军“割富济贫”、“追赃助饷”政策使他不寒而栗,最终投靠了清朝。同年四月,山海关一战,清军与吴三桂联军大败李自成,多尔衮即日“承制进三桂爵平西王”。后来,吴三桂被封为“和硕”亲王、平西大将军,管辖着云南、贵州,是那里的土皇帝。那两个省的大小官吏由他任免,税收一律供他使用,朝廷每年还要从其他各省的税收中再拨给他白银2000万两,相当于国家总收入的一半还多。吴三桂把南明桂王的宫殿作为王府,又私自将明朝云南军阀黔国公的700顷庄田据为藩庄。为了巩固权力,他加紧操练军队,采买大批军械马匹,给手下将校的儿子和地方权贵们的子弟讲授兵法,培养年轻的军官。吴三桂是个老奸巨猾的人,他康熙传28怕朝廷对自己不放心,就经常在少数民族地区挑起战争,借以表示边疆多事,少不了他。他花重金从苏州买回40个15岁的歌童舞女,自己每天和文人墨客饮酒赋诗,观看歌舞,寻欢作乐。尚可喜在广东、耿精忠在福建也都专横跋扈,各自为政,只不过他们的地位和权势比不上吴三桂。三藩的存在,成为清朝实行中央集权的巨大障碍,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所以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便把“三藩”的问题时刻挂在心上。“三藩”的气焰一天比一天嚣张,要想长治久安,非撤藩不可。有一天,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内大臣去看望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吴应熊娶了皇太极的第十四个女儿为妻,作为额驸(即驸马)住在北京。谈话当中,内大臣开玩笑似地对吴应熊说:“当初朝廷赐给平西王大将军印信,是因为西南边疆有战事,现在全国平定了,怎么还不上缴大将军印呢?”吴应熊马上意识到,这一定是皇帝的意思,连夜派人前往昆明,告诉吴三桂。吴三桂没有办法,只好上缴了平西大将军印。不久,康熙皇帝又派人对吴三桂说:“您年纪大了,又有眼疾,不能过于操劳,云南、贵州事务让地方官去管理吧。”后来,朝廷又借口兵多饷少,裁减了“三藩”手下兵卒。吴三桂见朝廷一再限制他,满肚子不高兴,便做起了有朝一日反叛朝廷的准备。康熙传29撤藩的实施是从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告老还乡开始的。康熙十二年(1673)二月,平南王尚可喜年届70,因受不了其子尚之信的挟持,向朝廷提出要求告老还乡,并请求让其儿子尚之信接替他的封爵,继续镇守广东。19岁的康熙帝认为,这是撤藩的大好时机。他很快同意了尚可喜告老还乡的请求,但不准其儿子接替爵位,以广东已经底定,应将家属兵丁均行迁移为由,决定将其全藩撤离。准尚可喜全藩撤移的诏书,由钦差专程于五月初三日送到广州。尚可喜态度比较恭顺,“拜命之后,即缮书称谢,随陆续题报起程日期、家口马匹数目”。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在北京听到风声后,派人把消息送到昆明、福建。吴三桂马上与谋士们商量:“尚可喜提出撤藩,我不提就不好了,所以也准备请求撤藩,试探一下。”谋士刘玄初劝他说:“皇上一直想调开你,一直不好开口。现在你若早上提出撤藩,皇上晚上就巴不得把你调开。”吴三桂不听,并说:“我主动上疏撤藩,皇上肯定不敢把我调开。这样还可以消除他的疑虑。”这样,吴三桂、耿精忠很快分别于七月三日、九日将撤藩申请送往北京,意在试探朝廷的态度,解除朝廷对他们的怀疑。康熙帝接到奏疏后,立即降谕称赞二王“请撤安插,恭谨可嘉”。并以云南、福建“已经底定”,同康熙传30意将两藩撤离,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王大臣等对迁移耿藩意见一致,但是对是否迁移吴三桂却产生分歧。有些大臣替吴三桂说话:“平西王镇守云贵边远地区,地方平定,总无乱萌。一旦撤出,边疆空虚,不得不重新遣兵镇守。兵丁往返,定会骚扰百姓。还是不撤为好。”只有刑部尚书莫洛、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及苏拜、塞克德等人同意将吴三桂及所属官兵家口一起迁移,在山海关外酌量安插。康熙帝斟酌再三,坚持三藩并撤,降旨:“吴三桂请撤安插,所奏情词恳切,著王率领所属官兵家口,俱行搬移前来。”反对吴三桂撤藩者,主要是怕他造反。康熙对此已有所考虑:“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因此,他断然决定撤藩。康熙帝于十二年(1673)八月,分别派遣礼部右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去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吏部右侍郎陈一炳往福建,会同总督、巡抚、提督,“经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康熙深知云南之行多有风险,于折尔肯、傅达礼启程之日特遣侍卫各赐御用佩刀一把、良马两匹,以示关怀,并壮其势。吴三桂没有想到皇帝真会同意他的请求,像输了钱的赌徒,又急又恨,决定起兵对抗朝廷。他换上了康熙传31明朝孝服,把军队带到了永历帝(就是桂王)的墓前,当众跪下,一边拿酒浇地,一边磕头如捣蒜,嚎啕大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趴在地上怎么也不起来。他这一哭,把军士们的眼泪也引了出来,全军上下一片哀声。吴三桂过去亲自率兵绞杀了永历帝父子,现在却又来假惺惺地哭陵,实际是为了试探军心。他见军士们也跟着大哭,觉得人心是向着他的,不由得心中暗暗高兴。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集合藩下官兵,当场杀害拒绝从叛的云南巡抚朱国治等,扣留朝廷使臣折尔肯、傅达礼,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衣冠,以次年为周王元年,标榜兴复明室,起兵反清。吴三桂在《反清檄文》中编造了一个“寄命托孤”的故事,欺世盗名。其实吴三桂身旁从来就不曾有过明先皇的朱三太子,第二年元旦也未“恭登大宝”,他的所谓借兵复仇、兴复明室的谎言不攻自破。吴三桂依仗军事实力,于起兵前后致书平南、靖南二藩,台湾郑经及贵州、四川、湖广、陕西等地“官吏旧相识者,要约党附发兵”。于是,明朝降清的武将构成了这次叛乱的主力。据统计,参与叛乱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地方大员26名,其中明朝康熙传32降清的武将就达20名。另外,吴三桂煽动征集了云、贵各少数民族兵数万,加上清朝入关后忙于征战,某些地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比较尖锐,被叛乱者利用,也壮大了反清势力。因此,吴三桂发难之后,来势凶猛,驻守在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的汉族军阀纷纷攻城掠地,响应吴三桂。吴三桂一路顺风,没有经过多少战斗,就到达了湖南。只用了几个月的功夫,就轻而易举地占据了南方六省。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吴三桂反叛的详情奏疏到北京。消息传来,举朝震惊。尽管吴三桂的叛乱不是一时一事酿成的,但是撤藩是导火线,人们的视线不可避免地集中在对撤藩问题的争议上。一些过去反对撤藩的大臣对康熙帝说,先杀掉那些主张撤藩的大臣,才能使吴三桂息兵。康熙帝十分冷静,断然否决了这种意见,自己承担了全部责任。他坚决反对重蹈西汉初年景帝杀晁错的覆辙,保护主张撤藩者。诸臣对此“莫不感激涕零,心悦诚服”。康熙帝决定派兵征剿吴三桂,平定叛乱,但是在如何派兵平叛上存在意见分歧。有的担心军需浩繁,不胜负担,主张就近调兵御守,反对自京发兵。有的说不要劳师远征,待叛贼到来,再出兵反击,可以“以逸代劳”。户部尚书米思翰认为:“贼势猖獗,非绿旗兵所能制,宜以八旗劲旅会剿。军需内外协济,康熙传33足支十年,可无他虑。”康熙帝最后决定派遣八旗劲旅平定叛乱。当时,吴三桂叛军的主要进攻路线有两个方面,一是进攻长沙,掠湖广(今湖南、湖北)、江西各地,准备同其他二藩势力连通一气。二是进攻四川、陕西以威胁北京。康熙帝根据这种形势亲自调兵遣将,部署战斗。他力图将战事控制在云南、贵州、湖广三省之内。他针对荆州(今湖北江陵)是咽喉要地,关系最重,首先派前锋统领硕岱率军进驻荆州,以固军民之心,并进据常德(今湖南常德),以遏制叛军。接着命西安将军瓦尔喀悉领骑士,疾速开赴四川,坚守自滇入川险隘之地,待大军进剿云南时,与提督配合,相机进讨。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康熙及时下令停撤耿、尚二藩,召回梁清标和陈一炳。康熙帝考虑到大兵进征楚蜀,援兵从京发遣难以及时赶到,且致士马疲劳,以山东兖州地近江南、江西、湖广,山西太原地近陕西、四川,均属东西孔道,便命令副都统马哈达领兵驻兖州,扩尔坤领兵驻太原,“秣马以待,所在有警,便即时调遣”。后来又考虑到从兖州支援湖广路途遥远,又在河南府设立了新的中转站,命副都统塞格等率兵驻守。康熙帝为了及时了解前线军情,建立了一个直属自己领导、高效率的通讯系统,命兵部在原有的驿站康熙传34之外,每400里设一站,以快速邮传消息。甘肃西边5000余里,九日可到;荆州、西安五日可到;浙江四日可到,保证及时了解和掌握各路战况,尽快采取对策。吴三桂最初轻视康熙,以为年方幼稚,怎能理军?当他听说康熙驿报神速,机谋深远,仰天叹服说:“休矣,未可与争也。”军事部署稍就绪,康熙即于十二月二十七日颁发了一个政策性很强的诏书,声讨吴三桂背恩反叛罪行,宣布削其亲王爵位,表示以武力平定叛乱的决心。诏书训谕云、贵两省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各宜安分自保,无听诱胁。即或误从贼党,但能诲罪归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至尔等父兄子弟亲族人等,现在直隶各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谕旨,俱令各安职业,并不株连,尔等勿怀疑虑。其有能擒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以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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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者: 无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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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名人传记康熙传编著康熙传1目录第一章少年皇帝智擒鳌拜002第二章缓和满汉民族矛盾015第三章平定“三藩”之乱026第四章统一台湾041第五章击退沙俄保卫东北053第六章亲征噶尔丹069第七章察吏安民088第八章治理河务103第九章重视发展农业生产113第十章博学多才的明君125第十一章晚年的欣慰与烦恼136康熙传2第一章少年皇帝智擒鳌拜公元1661年(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凌晨,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一位皇帝、年仅24岁的顺治帝福临,因患天花逝世于养心殿。正月初九日,顺治帝的第三个儿子,年仅8岁的玄烨即帝位,以次年为康熙元年。他就是此后统治中国61年的康熙皇帝。康熙姓爱新觉罗,名玄烨,1654年(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其父时年17,母亲时年15。母亲佟妃,是辽东汉人佟养真的孙女。因为母亲佟妃不得宠,玄烨从小也不受父亲重视。顺治帝借口幼小的皇三子未出痘,令其与保姆别居于紫禁城西的一座府第。顺治十四年十月,顺治帝宠爱的贵妃董鄂氏生了皇四子,顺治帝欣喜若狂,据说即将指定他为皇太子,但时隔三个多月,此子不幸夭折。玄烨还是十分幸运的,他一生下来就得到祖母孝庄皇太后的特别喜爱。孝庄皇太后是一位有政治头脑、贤良而卓识的妇女,她14岁嫁给皇太极为妃,27岁生顺治帝福临。皇太极逝世时,福临6岁,她32岁。孝庄皇太后深知汉军皇妃的重要,因而非常宠爱玄烨的母亲佟妃。佟氏怀孕后,皇太后以有“祥征”康熙传4为由,预言“异日生子,必膺大福”,预示玄烨将来可能继承帝位,所以,孝庄皇太后对玄烨备加爱护。康熙幼年五官端正,双目有神,口齿清晰,举止庄重。祖母认为孺子可教,特令自己的亲信侍女苏麻喇姑协助照看这位孙儿,她经常亲自教诲玄烨,按照帝王的标准严格训练孙子。如“俨然端座”这一项,是皇帝举止修养最基本的功夫,为了养成这种习惯,皇太后时刻告诫他。皇太后“望孙成龙”心切,经常使玄烨承受力不能及的学习负担,以致一度体弱多病,必须针灸治疗。皇太后的这种严格、认真的训练是十分有成效的。玄烨从小喜欢读书、学书法、留心典籍、习射、观看耕种,不喜欢饮酒,不看无聊的书籍。皇太后按既定目标培养玄烨。玄烨5岁时,就依清制,学着随众上朝,站班当差,入书房读书。玄烨读书十分认真,若有一字不明白,都要追根求源,直到弄明白为止。他经常向有经验的老年人请教,“问其以往经历之事而切记于心,决不自以为知,而不访于人也”。祖母经常给他讲述祖父当年披坚执锐、艰苦创业的故事,他听后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当像祖父一样的英杰。玄烨自幼聪明好学,立志做一个贤明的帝王。他6岁那一年,一天和哥哥福全、弟常宁去给皇父顺治帝请安。顺治把他们搂在怀里,问他们长大以后愿意康熙传4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福全说:“愿意做一个贤王”。玄烨说:“待长而效法皇父,黾勉尽力。”他小小年纪便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使顺治皇帝十分惊异。顺治皇帝在弥留之际,曾想立“年龄较长”的次子福全(长子牛纽两岁夭折)为帝,因福全未出过天花,没有免疫力,所以接受传教士汤若望等人的规劝,按母后的意图,传位给出过天花的皇三子玄烨。这时,曾有人根据宋代太后临朝称制的先例,请孝庄皇太后垂帘听政,但她一心辅佐皇孙,不想当女皇,所以断然拒绝了。正月初九日,玄烨在其祖母孝庄皇太后亲自主持下,“恪遵遗诏,俯徇舆情”,即皇帝位。玄烨亲御太和殿(俗称金銮殿),升宝座,鸣钟鼓(因父丧免奏乐),文武百官行礼毕,颁诏大赦,定顺治帝谥号曰章皇帝,庙号世祖,改次年为康熙元年。康熙一词,满文汉意是安定太平,表明清朝统治者在遭到人民长期抗击之后,渴望出现太平安定的局面。当时虽然先后消灭了东南和西南地区的南明政权,以及抗清农民军余部,初步实现统一,但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郑成功仍有相当势力,他驱逐荷兰殖民者,入据台湾,坚持反清;侵入黑龙江流域的沙俄势力有待于驱逐;漠西厄鲁特蒙古和漠北喀尔喀蒙古尚需进一步加强统治和管理。因此,要实现太平安定的理想,对于新即位的康熙传5康熙帝来说任重而道远。顺治皇帝临终前指定了皇太子,同时亲自从直属皇帝的上三旗中选定了四名亲信大臣辅助幼帝。四名辅臣是:内大臣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黄旗)、鳌拜(镶黄旗)。按传统旧制,皇帝年幼,国家政务应由宗室诸王摄理。但是宗室诸王摄政权势过大,容易擅权越位,不仅太后没有参政的机会,而且会侵犯皇帝的正当权益。顺治皇帝吸取历史的教训,没有沿用旧制,而是改由上三旗元老重臣共同辅助幼帝,这更加适合孝庄皇太后辅助幼帝登极的需要。四大辅臣中的三位两黄旗大臣——索尼、遏必隆、鳌拜,原系皇太极太宗的旧部,早年就跟随太宗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备受信任。太宗逝世后,他们拥立皇子福临即帝位。顺治初年,因为不肯追随摄理政务的睿亲王多尔衮而屡遭打击,直到顺治八年福临亲政才分别将他们召还复职。索尼晋升一等伯,擢升内大臣,总管内务府。遏必隆袭一等公,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鳌拜晋二等公,任议政大臣,擢领侍卫内大臣。苏克萨哈与索尼等有所不同,原系睿亲王多尔衮属下近侍,因为首先揭发多尔衮的问题得到顺治皇帝及太后的信任,被提升为镶白旗护军统领。正白旗归康熙传6属皇帝以后,苏克萨哈以功晋二等公,任领侍卫内大臣。因此,在顺治帝逝世之前,四位大臣在反对多尔衮的斗争中,坚定地站在顺治帝和孝庄皇太后一边,深得太后的赏识与信赖。他们被委任掌管宫廷宿卫和上三旗实权,经常守卫在皇帝和太后身边,参与议论军国大事。因此,顺治帝在弥留之际任命四人为辅政大臣是自然的事。四大臣辅政初期,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辅佐幼帝,相安无事了几年。后来,四大臣中渐渐出现了不安定因素,主要是鳌拜居功自傲,骄横跋扈。鳌拜是清初开国勋臣费英东之侄,因为骁勇善战,军功卓著,累升至内大臣,位至公爵,赐号巴图鲁(满语“英雄”的意思),成为后起诸将中的佼佼者。他居功自傲,盛气凌人,别人都惧怕之。他与居于四大辅臣之首的四朝元老索尼不敢相争;与遏必隆同属一旗,遏必隆遇事对其随声附和;惟有苏克萨哈是他打击的对象。他见苏克萨哈爵秩虽然低,班次竟居第二,仅次于索尼,一旦索尼归天,苏克萨哈有可能依次递补,代替索尼总揽启奏和批红大权。鳌拜对此耿耿于怀。加之黄旗与白旗之间的历史积怨较深,两人遇事争吵不休,积怨成仇。鳌拜便利用黄白旗之间的矛盾,在三旗内部挑起争端,打击苏克萨哈。鳌拜把许多年前圈占北京附近田地时,由于多尔康熙传7衮利用权势造成的黄白旗之间的矛盾重新挑起,要求重新圈换土地。这一计谋果然引起两黄旗大臣的共鸣,造成八旗纷纷要求重新圈换土地的形势,对太皇太后和年幼的皇帝施加压力。当户部一些白旗大臣从安定国计民生出发,反对圈换土地时,鳌拜便要将这些官员处死,强制推行圈换土地的政策。尽管康熙帝出面调解,不准鳌拜所奏,鳌拜还是捏造罪名,将一批反对圈换土地的官员处斩了。圈换土地事件造成的危害深远。再次加深了黄白旗之间的矛盾,在四大臣中打击了苏克萨哈,使过去四辅政大臣协商一致的原则打破了,为鳌拜结党营私、擅权乱政开了方便之门。此后,鳌拜便大肆地拉帮结伙,结党营私。他把自己的儿子和亲信安插在内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等重要位置上。国家大事多是先在家里商量好了,再拿到朝堂上宣布。康熙皇帝逐渐长大,也逐渐提高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对鳌拜开始有所戒备,并多次进行抵制和斗争。但鳌拜决定了的事,若是康熙帝不同意,鳌拜就终日在朝廷上吵闹,逼得康熙帝非点头不可。哪个大臣敢提出异议,他就寻找借口想方设法把他杀了。有一次,康熙皇帝想指定一个人当户部尚书,鳌拜却想安插他的一个亲信,但对皇帝亲自指定的人又不好驳回去,他就下命令让这两个人同时担任户部尚书。康熙传8自从鳌拜挑起圈地事件,朝廷百官人心惶惶,要求皇帝亲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百官的推动下,辅臣索尼等于康熙六年(1667)三月,“奏请皇上亲政”。六月,索尼去世。康熙见鳌拜更加骄横,四大臣辅政体制已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经祖母太皇太后同意,定于七月初七举行亲政大典。这天,康熙皇帝身着龙袍,头戴皇冠,御临太和殿,躬亲大政。康熙亲政,昭示着辅政大臣的权力下降了。可是鳌拜擅权的野心却进一步发展,想乘机越过苏克萨哈、遏必隆,代替已故的索尼,攫取启奏权和批理奏疏权,成为真正的宰相。他见自己的计谋不能实现时,又试图拉苏克萨哈一起干预朝政。苏克萨哈诚心归政于皇帝,不愿与鳌拜同流合污,并坚决抵制鳌拜的卑劣行径。当鳌拜的权力欲望得不到支持和满足时,便转而陷害苏克萨哈。苏克萨哈见鳌拜的权势很大,自己无法与之抗争,便产生了隐退的念头。他于皇帝亲政的第六天,以“身婴重疾”为由,上书要求“往守先皇帝陵寝”。苏克萨哈此举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表明由于鳌拜的专横,自己不得不隐退;二是试图以自己隐退的举动迫使鳌拜、遏必隆也一并辞职交权。但康熙皇帝毕竟年轻,对苏克萨哈的困难处境及其苦心并不十分了解。见他突然奏请守陵,“不解所谓”。鳌拜正要陷害苏克康熙传9萨哈,便借机大做文章。他于七月十七日排斥可能持不同意见的大学士,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颠倒黑白,给苏克萨哈编造了“不欲归政”等大罪二十四款,议定之后向皇帝奏报,称苏克萨哈“存蓄异心,论如大逆,应与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皆磔死”,其余子6人、孙1人、兄弟之子2人,无论已到年龄未到年龄,皆斩决籍没。族人前锋统领白尔赫图等,皆斩决。康熙皇帝这时才知道,鳌拜等怨恨苏克萨哈经常与其争论,积怨成仇,要置苏克萨哈于死地而后快。康熙“坚执不允所请”。但是鳌拜连日强奏,不达目的不肯罢休,最后康熙只把对苏克萨哈从分解肢体的酷刑改为处绞,其他都按其原议行刑。鳌拜专权作恶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鳌拜冤杀苏克萨哈之后,更加肆无忌惮。凡起坐班行,自动列于遏必隆之前。一切政事先在家里议定,然后施行,并将部院启奏官员私自带往家中商量。他拉帮结伙公然抗旨,严重威胁皇帝的权威。这是康熙帝不能容忍的。他不动声色地作铲除鳌拜的准备。康熙皇帝深知鳌拜长期掌握朝廷大权,树大根深,很难对付,如稍不谨慎,走漏风声,就会打草惊蛇。他为此动了一番脑筋。想了一个办法:按清朝的规矩,下令选了一部分满族权贵的子弟,在自己身边供差遣和充当贴身侍卫。这些侍卫都是跟皇帝年龄差不多、康熙传10体格健壮腿脚灵活的少年。康熙帝每天和他们做相扑游戏,练习摔跤。鳌拜进宫办事,康熙帝也装着不在意,照样玩得热热闹闹。鳌拜见了感到好笑,感到皇帝只知道打闹玩耍,便没有放在眼里。有道是欲擒故纵。康熙帝也采取了这一战略。他曾给鳌拜父子分别加过“一等公”、“二等公”的封号,以后又分别加了“太师”、“少师”封号,至此,鳌拜父子真的到了位极人臣的地步。康熙以此麻痹他们。内秘书院侍读熊赐履疏言“天下治乱系宰相”,点明鳌拜的危害。康熙帝以为时机尚未成熟,便斥他“妄行冒奏,以沽虚名”,声称要给予处分。康熙八年(1669)五月的一天,鳌拜假称有病不去上朝,还放出风声,说皇帝应该到他家去探望。康熙皇帝果然亲自来到了鳌拜家,刚走进鳌拜的卧室,见鳌拜神色十分紧张,双手按住床沿,一个御前卫士快步走上前去,揭开床席一看,原来下面藏着一把匕首。鳌拜见此情景十分紧张。康熙帝却出人意料地大笑道:“刀不离身是满人的故俗,不足为怪。”当场稳住了鳌拜。说罢,他详细地询问了鳌拜的病情,嘱咐他好好调养,又对左右侍候的人嘱咐了几句,起身回宫去了。康熙做好了铲除鳌拜的各项准备工作。他以各种名义将鳌拜的党羽先后派出去,削弱了他的势力。将康熙传11鳌拜的胞弟内大臣巴哈“差往审理察哈尔阿布奈之事”;将鳌拜亲侄侍卫苏尔马差往科尔沁,将鳌拜姻党理藩院左侍郎绰克托差往苏尼特编定扎萨克事务;将工部尚书都统济世差往福建“巡海”。一切安排就绪,康熙于8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亲自给那些每天跟他摔跤的少年侍卫做动员部署。他问:“你们是怕我还是怕鳌拜?”侍卫们齐声说:“我们只怕皇上。”康熙宣布了鳌拜的罪过,布置道:“等会儿鳌拜来了,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过了一会儿,鳌拜进来了,他像往日一样大摇大摆地走着,没等他站稳脚跟,康熙帝使了个眼色,那伙少年侍卫一哄而上,连拉带拽将他推倒在地。鳌拜本来是个身经百战、受过“巴图鲁”(满语“英雄”)封号的武将,开始以为是几个小孩子跟他闹着玩的,等他看清了小皇帝冷峻的面孔,才猛然醒悟过来,但这时已被捆住手脚不能动弹了。同时被抓的还有另一辅政大臣遏必隆和一等侍卫阿南达等人。当下,康熙帝召来了议政王和大臣,命令他们审讯鳌拜。议政王和大臣们平日都痛恨鳌拜的专横,一桩桩列举了鳌拜欺君枉上等三十条罪行,一致要求将他处以死刑,其亲子、兄弟一并处斩,妻子和孙子为奴,家产籍没。其族人有官职以及在护军者,均应革退,各鞭一百,披甲当差。其他如遏必隆等一批亲信康熙传12党羽分别判立绞、立斩、即行凌迟处死等。议政王和众大臣议定上奏皇上。康熙帝再次召见鳌拜等,当面审问。五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在历数了鳌拜结党专权、紊乱朝政等诸罪行之后,宣布:“情罪俱真,本当依议处分,但念鳌拜累朝效力年久,且皇考曾经倚任,朕不忍加诛,姑从宽免死,革职籍没,仍行拘禁。遏必隆无结党之事,免其重罪,削去太师及后加公爵,其原有一等公,仍准留与伊)子”擒拿鳌拜涉及权力更迭大事,人事关系十分复杂,但康熙帝仅用十天就全面宣布处理结果。从谕旨内容看,毫无报复之意,体现了极高的政策水平,做到了法外施仁,区别对待:鳌拜以功免死拘禁,其兄赵布太、子那摩佛也从宽免死拘禁;遏必隆免其重罪,数月之后又“特为宽宥,仍以公爵,宿卫内廷;罪不可赦的死党仅处死了9人,比原议大大减少;有的死党免罪还留原任;满汉文武官员中,因畏鳌拜权势趋炎附势者,均免以查处。康熙帝在铲除鳌拜集团时,表现了极其宽大仁政的胸怀,有效地防止株连,稳定了朝廷秩序。另外,凡受鳌拜迫害致死、革职、降级者,都一一给予平反昭雪。对已故苏克萨哈等,其爵位、世职,由其后人承袭。此案的处理深得人心,表明了年轻的康熙帝已日趋成熟。议处鳌拜,废除了辅政大臣,康熙帝收回了批红康熙传13大权。从此以后,各处奏折所批朱笔谕旨,全部出自皇帝之手,从不让人代书。即使康熙帝年老后,仍坚持这一习惯,右手患病不能写字,就用左手执笔批旨。康熙帝认真反思和吸取了鳌拜事件的教训。坚决反对官员怀挟私仇互相陷害,从这以后的三四十年间,无大臣互相攻击之事发生。康熙皇帝鉴于过去议政王大臣会议被鳌拜把持,会议之事还未确定,外面的人就已知道了,为此进行了整顿,规定诸王、贝勒、大臣务须缜密,不得泄漏秘密。针对鳌拜专权时形成的“交通在内近侍,使令人员妄行干求,或潜为援引,或畏威趋奉”等官场歪风,康熙帝规定“仍前干求趋奉者,定行从重治罪,决不饶恕”。16岁的康熙皇帝机智果敢地铲除了鳌拜集团,摆脱了当傀儡的烦恼,真正达到了亲政的目的,从此他兢兢业业勤于朝政。御门听政是康熙帝接见臣下、处理日常政务的主要形式。他除了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日在太和殿上朝外,其余时间都去乾清门听政。康熙帝御门听政风雨不误,做到每天“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春夏早晨六时、秋冬早晨七时,必须亲御乾清门听理朝政,从不肯懈怠。康熙皇帝通过御门听政,对辅政时期的政治作了重大改进,及时了解下情,直接处理并不断改进政务。康熙帝听政十分认真,坚持一一全览各部院呈送的本康熙传14章。有的人以为皇帝未必能通览所有的本章,因此书写经常疏忽,康熙帝一一通览,连其中的错字都能发现并改了出来。遇有战事时,每天本章多达三四百件,通常每天也不下四五十件。不论多少,康熙帝都“亲览无遗”。康熙帝通过御门听政,充分发挥群臣的智慧,集思广益,使国事决策尽量避免偏颇失当。政务处理迅速及时,成为康熙朝政务的一大特点。康熙传15第二章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粉碎了鳌拜集团,实现了大权归一,迎接年轻的康熙帝的是一个个棘手的内政外交难题。如何处理好满汉民族间的矛盾,就是一个十分费神的事情。满汉民族矛盾在顺治年间曾经十分尖锐,后来,随着大规模的群众性抗清斗争遭到镇压,南明朝最后一个桂王政权被消灭,明清之间的战争以清朝的胜利而告终,因此,汉族地主中的大多数人感到复辟明朝已不可能了,便转而支持清王朝。但是仍有少数人继续在经济和政治思想领域从事反清活动,有的抗纳税粮,有的印刷反清书籍等。康熙皇帝总结先人统一辽东和内蒙古的经验,深知单凭武力不能使统一局面持久,必须争取民心。康熙帝清楚地意识到,汉族地主阶级深受汉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利用《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以及精通这些经典的汉族士大夫可以帮助自己共同治理国家。康熙帝即位后就着手修改顺治年间一些明显压制汉族的法律与政策,通过停止圈占土地、修订《逃人法》,同时全面调整江南政策,照顾了南北汉族地主的利益和要求,为在新形势下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开创康熙传16了光明前景。康熙帝采取了许多实际有效的行动缓和了满汉矛盾,促进了民族团结。其中尊孔崇儒既是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的措施,也是其治理国家的需要。我国古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皇帝都尊崇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清代,除太祖努尔哈赤晚年一度执行诛儒政策外,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均执行尊孔崇儒政策。据历史记载:“世祖等好儒术,手不释卷”,并采纳给事中张文光的建议,按照明朝嘉靖十九年封号,称孔子为“至圣先师”。康熙帝大有乃父遗风,从治理国家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抱有强烈的欲望和浓厚的兴趣。从8岁登基,“即知黾勉学问”,因没有设经筵日讲,他就主动向太监张某、林某学习读经书、写汉字。张、林二人原是读书人,后成为宦官,他们不仅教康熙读书,还能讲说明朝典制及宫廷轶事,使康熙帝受益匪浅。乳母怕他过分劳累,把他所读的书藏起来,祖母也劝他不要过分勤苦,他不为所动,仍然勤学不辍。康熙八年(1669)四月十五日,擒拿鳌拜之前一个多月,康熙帝采纳汉官的建议,乘车亲自到太学庙祭祀孔子。他以极为虔诚的心情,于棂星门外下车,步行进大成门,到孔子位前行三跪六叩头礼。亲康熙传17自祭奠完毕,又听满汉学者讲《易经》、《书经》,并鼓励说:“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其勉之。”后来,康熙帝一直推崇孔子的道治,不断抬高孔子、孟子的地位和作用。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他第一次南巡返回途中经过山东曲阜,亲自到孔庙瞻仰,行三跪九叩头礼,特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大成殿中,并决定重修孔庙,建立孔子庙碑,亲自撰文书写。康熙帝尊孔崇儒的至诚态度令汉族士大夫备感亲切。康熙皇帝深知儒家思想十分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便认真学习,始终不渝。剪除鳌拜之后,他便立即着手举行经筵日讲。他于九年(1670)七月,召国史院学士熊赐履至瀛台试讲。十年(1671)二月十七日午时,他于保和殿举行经筵大典,十年四月初十首开日讲。日讲官都是皇帝从尚书、侍郎和翰林院官员中慎选的德才兼备、学问优长之士担任。一些日讲官兼皇帝的起居注官,与皇帝接触多,特别受信任,晋升快。这些人中,汉人占绝大多数。从康熙十年三月到二十三年九月他第一次南巡前,汉人任此职的共42人,其中江南(今江苏、安徽)18人,浙江10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和湖广(今湖南、湖北)五省共32人,占总数的75%以上。这说明康熙传18康熙帝早在南巡之前就对江南士大夫给予较多的关注,为日后江南人参政创造了有利条件。康熙帝对儒家学说学习十分认真。每天没有上朝理事之前,五更就起来诵读;晚上处理完政务稍有点闲暇,他就复习日讲内容仔细琢磨。他这样苦学,以致劳累过度,痰中带血,但从不放松。康熙帝在听讲过程中,经常向日讲官咨询时政,有疑必问。逢外出巡视,或去南苑围猎,也从不停止,必须让讲官随从。康熙皇帝还不断改进传统进讲方式。他于十六年(1677)三月十二日决定,今后讲官进讲完毕,他要适当进行复讲,以加深理解,巩固记忆。不久,他又从听后复讲改为听前先讲,他试讲后,讲官再针对皇帝的理解程度进讲,这样学得更深入。有时,他还于听讲之后谈体会。一部书学完之后,康熙帝还主动要求讲官抽考,考核学习成绩。后来,随着学识的增长,康熙帝已能对讲述的内容加以评论,并提出具体要求。康熙帝以儒学治国,于九年(1670)十月九日发布了著名的《圣谕十六条》。颁布全国,要求切实遵照执行。康熙皇帝倡导信奉儒家思想,有利于联络广大汉族官民的感情,缓和了满汉民族矛盾。康熙皇帝曾于内廷设立了南书房。入直南书房的官员多是才华出众的汉人,他们不仅辅导皇帝读书写康熙传19字、讲求学业、时备顾问,还代拟谕旨、编辑典籍,使南书房在交流民族文化、缓和民族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朝中央机构一般都是满汉复职制,惟有南书房基本都是汉人。康熙帝与入直南书房诸臣吟诗作画,钓鱼赏花,剖析经义,讨论时政,无异于同堂师友,感情极为融洽。康熙帝对这些好学能文、才智敏捷的江南汉人学者特别欣赏,以师友之情备加信任,不断提升任用。其中不少人提升极快,世代享受荣禄。有的四代五代都为讲官,入直南书房。他们中不少人刚入直南书房地位并不高,甚至很低,入直之后在皇帝的扶持下发展为汉族新权贵。入直南书房的官员中如有过失,康熙帝亦曲予保全,如大学士熊赐履,曾经因为票拟错误而诿咎他人被革职。康熙帝不忘他的才能和对自己事业的巨大贡献,第一次南巡至江宁(今南京),亲切召对,亲自御书经义斋匾额赐给他。康熙二十七年六月,皇帝又重新起用他为礼部尚书,后调吏部。康熙三十四年,其弟赐瓒因罪下狱,御史借机疏劾熊赐履,请求予以严惩。都察院议要降三级调用。康熙帝不仅不问罪,并赦免了其弟的罪,于三十八年授熊赐履为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担任《圣训》、《实录》、《方略》、《明史》等书的总裁官。康熙四十二年,赐履以年老请求休息,康熙帝准许减少他的事务,仍然康熙传20享受奉禄,留京备顾问。四十八年,赐履去世,康熙命礼部派遣官员视表,赐银千两,赠太子太保,谥文端。五十一年,康熙帝仍回忆熊赐履的才华和功绩,命令吏部重用他的儿子。因他的儿子当时年幼,令“俟年壮录用”。其他不少入直南书房的汉族士大夫,与一些案件有牵连过,康熙帝都极力保全,不肯加罪,一直到老甚至世代享受恩惠。康熙皇帝为了进一步笼络汉族士大夫,于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决定特开博学鸿儒科,选拔才华出众之士,开局纂修《明史》。“博学鸿儒科”是康熙帝总结我国古代科举制度新创立的特别科目。在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创博学宏词科,宋代继之,在进士及第者中选拔博学能文之士。因要求极高,考取很难,所以此科未能普及和推广。元明清时期,科举以进士科为主,并专以八股文取士。它对于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年轻士子比较适宜,但对于怀念明朝、拒绝与清廷合作的名节之士不适宜。所以,康熙皇帝一方面沿袭常规的科举旧制,网罗汉族士子;另一方面通过荐举办法,敦请名节之士出仕任职。康熙十五年五月以来,平叛战争形势发生巨大转机。陕西、福建、广东、江西等各个战场相继获胜,聚歼逆首吴三桂之势已成。明朝遗老复辟故国的最后康熙传21幻想已经破灭。康熙皇帝考虑到这种形势或许对那些“气节之士”有所触动,便借机再次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于康熙十七年正月宣布特开博学鸿儒科。博学鸿儒科与唐宋“博学宏词科”名称一致,目的是借用其名加重此科的地位,但做法比较灵活,基本采用两汉时的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将宏词改成鸿儒亦有其深意:“鸿儒”系硕学能文之大儒,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尊崇的称谓。康熙帝降谕宣称:“凡是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大学士李X等遵旨荐举了170余人。各地名流学者、怀才不遇之士,皆在被荐之列。因为病故等原因,陆续到京的有150人左右。康熙帝推迟了考试时间,每人每月给俸银三两、米三斗,保证他们专心研练词赋,无饥寒之忧。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初一,康熙皇帝于体仁阁,亲自组织考核由内外诸臣荐举的143名博学鸿儒。试题两道:《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考试完毕,吏部收卷,翰林院总封,进呈皇帝。第二天,康熙皇帝到霸州(今河北霸县),亲自阅卷,然后再交阅卷官大学士李、杜立德、冯溥和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公阅,并商议录取人选。康熙传22康熙帝经过精心考虑,凡在所必取之人,即使作诗出了韵,或者用语犯了忌讳,一律曲加通融,不作计较。浙江萧山毛奇龄卷中有“天倾于北,岂炼石之可补”语,康熙帝未挑剔其政治含意,仍予以录用。无锡布衣严绳孙,系明朝尚书严一鹏之孙,考试之日借口眼睛有毛病,仅作一诗。康熙帝平素知其姓名,特别招呼阅卷官:“史局不可无此人”,遂取为二等。这次考试最后取中了一等20名,二等30名,当时的名儒秀彦多于选用。入选的博学鸿儒,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决定从优俱以翰林用,根据其各自的情况,分别授以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职,命与卢琦等16人一起纂修《明史》。另外,康熙帝谕旨,在参加考试未中者中,选年高布衣处士,以及来京后因年老未能参加御试的太原傅山、定兴杜越,“俱着授内阁中书”。通过特开博学鸿儒科,让大臣荐举,使清廷掌握了当时名流学者的基本情况。有些学者虽然因故未能参加御试,朝廷仍想方设法聘请参与纂修《明史》。如当时著名史学家万斯同应聘至京,但他坚持不入史馆,不挂衔、不受俸禄,答应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因为他熟知明朝史事,所以史馆对他极为倚重和信任,请他复审所有书稿,历时19年,实际起了总裁作用。所以,康熙帝为网罗硕儒遗老,不拘形式,康熙传23不遗余力。通过博学鸿儒科试及《明史》开局,康熙帝与汉族士大夫,特别是江南士大夫的关系更加密切。据统计,在取中的50人中,江苏23人,浙江13人,直隶5人,安徽3人,江西2人,陕西、河南、山东、湖北均各为1人,其中南方各省共42人,占总数84%。有些在顺治年间被降职罢免的汉族士大夫,这次又通过博学鸿儒科被重新起用。如江苏长州(即苏州)人汪琬、无锡人秦松龄等就是这种情况。考取者不仅参与修史,而且其中汤斌、秦松龄、曹禾、朱彝尊、严绳孙、王顼龄、潘耒等,曾被选任日讲起居注官;陆、朱彝尊等,先后入直南书房。严绳孙担任日讲起居注官后,一改过去高傲态度,做到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力报康熙帝的知遇之恩。康熙帝与这些鸿儒学者不仅在任时交往密切,离任返乡后,仍保持友好关系。如汪琬,因修史时与别人意见不一致,入史馆仅60多天就告病返乡。时间虽短,康熙帝并没有忘怀,皇帝南巡时驻无锡,以其在翰林、居乡十分清正,特赐御书一轴,时人引为光荣。同乡尤侗,修史三年后告归,康熙南巡到苏州,主动献诗颂扬皇帝的恩德,康熙帝赐御书“鹤栖堂”匾额,迁侍讲,称之为“老名士”。另外,康熙南巡时,对返乡的朱彝尊、邰远平等均赐御书额幅。康熙传24康熙帝亲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满汉官员的待遇平等一致。清入关之初,满官的品级高于汉官二三级,甚至四五级。康熙剪除鳌拜后,认为:“满汉大小官员,职掌相同,品级有异,应行划一。”后来修成《品级考》,将满汉官员品级提升手续俱行划一。品级待遇是最敏感的问题,满汉官员品级划一,表明了朝廷对他们一视同仁,对争取汉族官员作用很大。后来,满汉官员的其他待遇也逐渐趋于平等。康熙十一年六月,康熙帝得知礼部汉人尚书龚鼎孳患病,因而让翰林院满族学士传达礼部:“满洲大臣患病,皆遣医疗治。今闻礼部尚书龚鼎孳患病,朕满汉一视,尔其同近侍侍卫吴海,率御医如文照,往龚鼎孳家诊视。”并叮嘱御医“用心调治”。后来,汉大臣家有丧事,康熙帝让满汉官员同等待遇,派大臣前往赐茶酒。康熙帝对清初强制汉人满化的政策有较大变革,转而尊重汉俗,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促使相互接近。如满族妇女向来不裹足,太宗皇太极开始,一再严禁汉人妇女裹足,以防止满族妇女逐渐染上汉俗。裹足不利于妇女的健康,妨碍生产劳动,予以禁止本无可非议,但这规定与汉族士大夫习俗不合,康熙为表示向汉族士大夫让步,特别允许废除裹足的禁令。康熙帝还特别优礼前代,对明皇陵、王墓一律加康熙传25以保护。十四年九月,他去汤泉,路过昌平,见明朝诸陵殿宇虽存,门户破损不堪,附近的树木也被摧残殆尽,深为痛惜,他谕礼部:“严加申饬守陵人户,令其小心护防;仍责令该地方官不时稽察,勿致仍前怠玩,以副朕优礼前代之意。”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二,康熙帝第一次南巡返回途中驾临金陵(今南京),亲自拜谒明太祖孝陵,行三跪九叩头礼,赏赍守陵内监及陵户人等。康熙帝这一举动对广大汉族官民心理影响极大,“父老从观者数万人皆感泣”,总督王新命刻石记事,认为这是“古今未有之盛举”。受康熙帝的影响,一些满族学者对儒家经典充满强烈兴趣,满大臣也逐渐以较为平等的态度对待汉大臣。康熙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满汉民族矛盾逐渐得到缓和,为平定“三藩”叛乱、统一边疆地区、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康熙传26第三章平定“三藩”之乱成功地平定“三藩”之乱,是康熙统治值得大书一笔的业绩。康熙帝亲政之后,以三藩、河务、漕运三大事书写悬挂在宫中的柱子上,夜思日想,其中,又将处理“三藩”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藩”是指封建王朝的属地。“三藩”是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驻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驻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后来由其子耿精忠袭爵)。他们原先是明朝镇守辽东的边将,后来相继投降清朝,充当引路人,领着清兵开进中原,攻打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招降汉族地主,一路打到云南、贵州、广东、广西。顺治皇帝封他们为王,给予优厚的待遇。后来,他们逐渐扩大了私人势力,各自拥兵在手,独霸一方,成为朝廷的威胁。三藩之中以吴三桂势力最强,地位最高。吴三桂“先世由徽州(今属安徽)至高邮州(今属江苏),流寓辽东”,遂入籍辽东。吴三桂自幼习武,20岁左右中武举,历任游击、参将、副将等职,崇祯十二年(1639)晋升宁远(今辽宁兴城)总兵官。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松锦会战结束,明朝1康熙传273万军队大部分死伤、瓦解,蓟辽总督洪承畴降清,吴三桂逃回,收集逃亡人员,兵力从3000增至三四万,力守宁远,为明朝廷所倚重。清军占领关外各城,惟有宁远未攻下。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初六,李自成农民军入山西,昌平兵变,京城部队戒严,崇祯皇帝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令其放弃宁远,火速率兵入援京师,并起用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吴三桂奉诏进京行动迟缓,每日只行数十里,二十日至丰润,得知农民军已于前一天入京,便率人返回山海关。清朝曾多次招降吴三桂,许诺“封以故土,晋爵藩王”。李自成也曾派人招降吴三桂,农民军“割富济贫”、“追赃助饷”政策使他不寒而栗,最终投靠了清朝。同年四月,山海关一战,清军与吴三桂联军大败李自成,多尔衮即日“承制进三桂爵平西王”。后来,吴三桂被封为“和硕”亲王、平西大将军,管辖着云南、贵州,是那里的土皇帝。那两个省的大小官吏由他任免,税收一律供他使用,朝廷每年还要从其他各省的税收中再拨给他白银2000万两,相当于国家总收入的一半还多。吴三桂把南明桂王的宫殿作为王府,又私自将明朝云南军阀黔国公的700顷庄田据为藩庄。为了巩固权力,他加紧操练军队,采买大批军械马匹,给手下将校的儿子和地方权贵们的子弟讲授兵法,培养年轻的军官。吴三桂是个老奸巨猾的人,他康熙传28怕朝廷对自己不放心,就经常在少数民族地区挑起战争,借以表示边疆多事,少不了他。他花重金从苏州买回40个15岁的歌童舞女,自己每天和文人墨客饮酒赋诗,观看歌舞,寻欢作乐。尚可喜在广东、耿精忠在福建也都专横跋扈,各自为政,只不过他们的地位和权势比不上吴三桂。三藩的存在,成为清朝实行中央集权的巨大障碍,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所以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便把“三藩”的问题时刻挂在心上。“三藩”的气焰一天比一天嚣张,要想长治久安,非撤藩不可。有一天,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内大臣去看望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吴应熊娶了皇太极的第十四个女儿为妻,作为额驸(即驸马)住在北京。谈话当中,内大臣开玩笑似地对吴应熊说:“当初朝廷赐给平西王大将军印信,是因为西南边疆有战事,现在全国平定了,怎么还不上缴大将军印呢?”吴应熊马上意识到,这一定是皇帝的意思,连夜派人前往昆明,告诉吴三桂。吴三桂没有办法,只好上缴了平西大将军印。不久,康熙皇帝又派人对吴三桂说:“您年纪大了,又有眼疾,不能过于操劳,云南、贵州事务让地方官去管理吧。”后来,朝廷又借口兵多饷少,裁减了“三藩”手下兵卒。吴三桂见朝廷一再限制他,满肚子不高兴,便做起了有朝一日反叛朝廷的准备。康熙传29撤藩的实施是从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告老还乡开始的。康熙十二年(1673)二月,平南王尚可喜年届70,因受不了其子尚之信的挟持,向朝廷提出要求告老还乡,并请求让其儿子尚之信接替他的封爵,继续镇守广东。19岁的康熙帝认为,这是撤藩的大好时机。他很快同意了尚可喜告老还乡的请求,但不准其儿子接替爵位,以广东已经底定,应将家属兵丁均行迁移为由,决定将其全藩撤离。准尚可喜全藩撤移的诏书,由钦差专程于五月初三日送到广州。尚可喜态度比较恭顺,“拜命之后,即缮书称谢,随陆续题报起程日期、家口马匹数目”。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在北京听到风声后,派人把消息送到昆明、福建。吴三桂马上与谋士们商量:“尚可喜提出撤藩,我不提就不好了,所以也准备请求撤藩,试探一下。”谋士刘玄初劝他说:“皇上一直想调开你,一直不好开口。现在你若早上提出撤藩,皇上晚上就巴不得把你调开。”吴三桂不听,并说:“我主动上疏撤藩,皇上肯定不敢把我调开。这样还可以消除他的疑虑。”这样,吴三桂、耿精忠很快分别于七月三日、九日将撤藩申请送往北京,意在试探朝廷的态度,解除朝廷对他们的怀疑。康熙帝接到奏疏后,立即降谕称赞二王“请撤安插,恭谨可嘉”。并以云南、福建“已经底定”,同康熙传30意将两藩撤离,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王大臣等对迁移耿藩意见一致,但是对是否迁移吴三桂却产生分歧。有些大臣替吴三桂说话:“平西王镇守云贵边远地区,地方平定,总无乱萌。一旦撤出,边疆空虚,不得不重新遣兵镇守。兵丁往返,定会骚扰百姓。还是不撤为好。”只有刑部尚书莫洛、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及苏拜、塞克德等人同意将吴三桂及所属官兵家口一起迁移,在山海关外酌量安插。康熙帝斟酌再三,坚持三藩并撤,降旨:“吴三桂请撤安插,所奏情词恳切,著王率领所属官兵家口,俱行搬移前来。”反对吴三桂撤藩者,主要是怕他造反。康熙对此已有所考虑:“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因此,他断然决定撤藩。康熙帝于十二年(1673)八月,分别派遣礼部右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去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吏部右侍郎陈一炳往福建,会同总督、巡抚、提督,“经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康熙深知云南之行多有风险,于折尔肯、傅达礼启程之日特遣侍卫各赐御用佩刀一把、良马两匹,以示关怀,并壮其势。吴三桂没有想到皇帝真会同意他的请求,像输了钱的赌徒,又急又恨,决定起兵对抗朝廷。他换上了康熙传31明朝孝服,把军队带到了永历帝(就是桂王)的墓前,当众跪下,一边拿酒浇地,一边磕头如捣蒜,嚎啕大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趴在地上怎么也不起来。他这一哭,把军士们的眼泪也引了出来,全军上下一片哀声。吴三桂过去亲自率兵绞杀了永历帝父子,现在却又来假惺惺地哭陵,实际是为了试探军心。他见军士们也跟着大哭,觉得人心是向着他的,不由得心中暗暗高兴。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集合藩下官兵,当场杀害拒绝从叛的云南巡抚朱国治等,扣留朝廷使臣折尔肯、傅达礼,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衣冠,以次年为周王元年,标榜兴复明室,起兵反清。吴三桂在《反清檄文》中编造了一个“寄命托孤”的故事,欺世盗名。其实吴三桂身旁从来就不曾有过明先皇的朱三太子,第二年元旦也未“恭登大宝”,他的所谓借兵复仇、兴复明室的谎言不攻自破。吴三桂依仗军事实力,于起兵前后致书平南、靖南二藩,台湾郑经及贵州、四川、湖广、陕西等地“官吏旧相识者,要约党附发兵”。于是,明朝降清的武将构成了这次叛乱的主力。据统计,参与叛乱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地方大员26名,其中明朝康熙传32降清的武将就达20名。另外,吴三桂煽动征集了云、贵各少数民族兵数万,加上清朝入关后忙于征战,某些地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比较尖锐,被叛乱者利用,也壮大了反清势力。因此,吴三桂发难之后,来势凶猛,驻守在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的汉族军阀纷纷攻城掠地,响应吴三桂。吴三桂一路顺风,没有经过多少战斗,就到达了湖南。只用了几个月的功夫,就轻而易举地占据了南方六省。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吴三桂反叛的详情奏疏到北京。消息传来,举朝震惊。尽管吴三桂的叛乱不是一时一事酿成的,但是撤藩是导火线,人们的视线不可避免地集中在对撤藩问题的争议上。一些过去反对撤藩的大臣对康熙帝说,先杀掉那些主张撤藩的大臣,才能使吴三桂息兵。康熙帝十分冷静,断然否决了这种意见,自己承担了全部责任。他坚决反对重蹈西汉初年景帝杀晁错的覆辙,保护主张撤藩者。诸臣对此“莫不感激涕零,心悦诚服”。康熙帝决定派兵征剿吴三桂,平定叛乱,但是在如何派兵平叛上存在意见分歧。有的担心军需浩繁,不胜负担,主张就近调兵御守,反对自京发兵。有的说不要劳师远征,待叛贼到来,再出兵反击,可以“以逸代劳”。户部尚书米思翰认为:“贼势猖獗,非绿旗兵所能制,宜以八旗劲旅会剿。军需内外协济,康熙传33足支十年,可无他虑。”康熙帝最后决定派遣八旗劲旅平定叛乱。当时,吴三桂叛军的主要进攻路线有两个方面,一是进攻长沙,掠湖广(今湖南、湖北)、江西各地,准备同其他二藩势力连通一气。二是进攻四川、陕西以威胁北京。康熙帝根据这种形势亲自调兵遣将,部署战斗。他力图将战事控制在云南、贵州、湖广三省之内。他针对荆州(今湖北江陵)是咽喉要地,关系最重,首先派前锋统领硕岱率军进驻荆州,以固军民之心,并进据常德(今湖南常德),以遏制叛军。接着命西安将军瓦尔喀悉领骑士,疾速开赴四川,坚守自滇入川险隘之地,待大军进剿云南时,与提督配合,相机进讨。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康熙及时下令停撤耿、尚二藩,召回梁清标和陈一炳。康熙帝考虑到大兵进征楚蜀,援兵从京发遣难以及时赶到,且致士马疲劳,以山东兖州地近江南、江西、湖广,山西太原地近陕西、四川,均属东西孔道,便命令副都统马哈达领兵驻兖州,扩尔坤领兵驻太原,“秣马以待,所在有警,便即时调遣”。后来又考虑到从兖州支援湖广路途遥远,又在河南府设立了新的中转站,命副都统塞格等率兵驻守。康熙帝为了及时了解前线军情,建立了一个直属自己领导、高效率的通讯系统,命兵部在原有的驿站康熙传34之外,每400里设一站,以快速邮传消息。甘肃西边5000余里,九日可到;荆州、西安五日可到;浙江四日可到,保证及时了解和掌握各路战况,尽快采取对策。吴三桂最初轻视康熙,以为年方幼稚,怎能理军?当他听说康熙驿报神速,机谋深远,仰天叹服说:“休矣,未可与争也。”军事部署稍就绪,康熙即于十二月二十七日颁发了一个政策性很强的诏书,声讨吴三桂背恩反叛罪行,宣布削其亲王爵位,表示以武力平定叛乱的决心。诏书训谕云、贵两省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各宜安分自保,无听诱胁。即或误从贼党,但能诲罪归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至尔等父兄子弟亲族人等,现在直隶各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谕旨,俱令各安职业,并不株连,尔等勿怀疑虑。其有能擒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以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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