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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批評與回應《文化研究》第八期(2009年春季):152-156
儒家的現代性?
Confucian Modernity?
楊儒賓
Rur-Bin Yang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張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先生1958年聯名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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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
化與世界宣言〉,文章由唐先生起稿,個別的論點不會一致,徐先生
對形上學的興趣不高,可想見的,他對宣言當中觸及形上學的內容會
有較多的保留,但基本的論點可代表四人共同的想法。此宣言發布已
逾半世紀,它是當代中國思想史的重要文獻,其論點不時會被提到,
在眾多的研究文章中,本文(跨文化批判與中國現代性之哲學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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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挑戰性最高、也最具現代性意義的一篇,其論點或許還不夠周
全,爾後的發展是否可以印證本文的基本論點,其中的變數也還多,
但這無礙於本文引發議題的爆發力。問題和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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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重要,重要的提
問和重要的論述是相連而起的。
本文對〈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下的判斷,最重要也最易引發爭
議的論點,乃是作者認為此宣言的現代性很強,其實質內涵比當代西
方最具批判性的法蘭克福學派還強。作者的斷言不可能不引發爭議,
眾所共知,發表宣言的四位在現代的學派分類中,通常劃歸為文化保
守主義。他們對西方文化的了解也有很大的限制,一般認為他們了解
的西洋文化大概局限於德國理想主義一系,對德國哲學以外的廣大西
洋文化版圖,他們的了解恐怕相當有限。本文作者何先生對當代新儒
家有相當的了解,上述的既定印象有其合理性,何先生對新儒家的限
制不會不知道。但他從「跨文化哲學」的立場出發,主張新儒家〈宣
言〉的現代性,我認為值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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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要從「誰的現代性」或「什麼樣的現代性」談起。現代性是
近代的、而且是世界性的議題,近代世界的各個文明無從選擇的,全
部都要捲入由歐洲文明引發的近代性歷程。在相當的程度內,近代的
世界已沒有傳統的社會,所有的文明都是被西歐的近代性所滲透的文
明。對歐洲而言,世界越來越同質化,「他者」越來越少。然而,如
果現代性只有歐洲型一種,其他世界全扁平化了,那麼,這樣的趨勢
會帶來如下的問題:歐洲會缺少一塊足以對照、反省的參照者,它無
法校正它自己的現代性之盲點或流弊。無疑地,主流的現代性是歐洲
內部內發的因素,但它遍佈到世界各地區之後,真的西風壓倒東風,
只有一種複製的現代性嗎?我看:問題未必如此。
這樣的問題意識引發了「間文化」的論述,于連可為代表。于連
作為當代歐洲一位代表性的漢學家,他作的工作乃是立足在當代歐洲
思想的基礎上,拿中國思想,尤其是古代中國作為一種對照的他者,
藉以凸顯歐洲本身的特色與限制。在「間文化」論述下的中國哲學乃
是作為對照者而出現的,它並不在歐洲的以及世界性的現代性的範圍
內。于連的自我定位似乎是歐洲的,他理解的中國是古典中國,古典
中國是歐洲的外部因素。它基本上是封閉自足的,是永恆的宋元陶
瓷,處在傳教士與商人東來之前的時代。
何文不取「間文化」而取「跨文化」的論述,「間文化」總會
帶些本質論的影子,其論述是在兩種文化間的關係中產生的。嚴格說
來,「跨文化」既然要跨不同之文化,它不可能不承認不同類型的文
化之存在。「跨文化」與「間文化」的差異在於後者採取從異文化所
面臨的共同問題入手,在共同性的問題意識當中,不同的文化的體現
可以形成相互的對照點。何文將〈宣言〉放在「跨文化」的視野下定
位,貌似特別實而不怪異,筆者認為有很深的理論趣味。何文將新儒
家和批判哲學作一比較,認為新儒家之了解西方,遠勝批判哲學之了
解中國。何文此一判斷恐怕不易反駁,歐陸近現代第一流的學者,從
黑格爾到韋伯,其中國圖像都不慊人意。相對之下,新儒家了解西
方,不管他們的理解有多少的限制,他們在學習態度上之謙卑以及吸
納知識上之開放,應該都超越他們的歐美同道,這樣的現象大概是很
儒家的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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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反駁的。此一現象不必是東西方學者的知識心態問題,而是有體制
性的因素,本文作者在另外的文章中提到「當代漢語」扮演很重要的
角色。因為至少從19世紀以來,中國學界很自覺的大量吸收外國思
想,翻譯之,闡釋之,其規模之大之深,遠非歐美學人之消化東方思
想者可比。
作者的意思可能是說:由於現代漢語已非傳統漢語,它事實上已
融化了近現代的歐洲意識於其中,因此,當代有原創性的中國哲學家
在反省現代性的問題時,應該比他們的歐美同道有力道,而新儒家正
是近現代中國學派中,最有創造力的一支。他們立足在混雜的漢語語
境上面,因此,有可能提供更周延的洞見。語言和工業生產類似,往
往有後發者的優勢問題,後發者先至。
關於作為「現代性」的載體之語言問題,筆者想對現代漢語扮
演的角色再下一注解。子安宣邦先生在訪台的一次演講中,提及當代
日文的「倫理」一詞其實有來自日本固有的皇國史觀與西洋e th i c的
源頭,因此,論及「倫理」一詞時,兩者的內涵時常鉸鏈在一起。筆
者認為子安先生此一觀察很有意思,但「倫理」不是孤例,日本也不
是唯一碰到一字二源頭的地區。從一個更徹底的意思來說,使用漢字
的地區都會碰到這樣的窘境。漢字是使用了幾千年不斷的語種,它的
每個字都負載了傳統的重量,即使連認知義都最稀薄的感嘆詞都不可
能淳潔如白紙。當代中文是漢字落在當代世界所用的語文,筆者認為
漢字的重要學術術語都有兩個源頭,一個是漢字本身所繼承的文化傳
統,一個是從19世紀末整體學術設計(從學制到分類到術語)所承
襲過來的近代西方學術架構。新造的學術術語如哲學、知識論、形上
學、現象學等固然如此,即使最老的學科術語如文字、歷史、宗教、
理性等,也一樣是「兩頭蛇」,同具中西的語義流變史。我們現在的
理解自然而然地與上世紀初的學人大異,不管使用者願意不願意,我
們已用一種新的語言形式在思考,這個語言形式因為繼承了傳統的語
義史又添進了新的概念架構,因此,學者使用這種語言,很自然而然
地就參考了一種非東非西的現代性之論述活動。
現代中文不見得能使得使用現代中文的學者變得更有統合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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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能力,但這種「語義雜交」的語言由於具備了複聲歧義的功能,
它的「互文性」可以更強。晚近中國學者反省中國近現代的文化時,
常提及「失語症」或「反向格義」的問題,這樣的問題確實很值得留
意。「失語症」與「反向格義」的現象顯示古典漢語與現代文明的交
涉,乃是其語義內涵不斷被扭曲挖空以待填補,也就是它陷入被重新
定義的窘境。但知病就是藥,一旦我們覺察到當代中文的「反向格
義」之面相時,我們同時也了解「反向」不是唯一的方向,當代中文
應該具備了「兩義互格」的作用。這種「兩義互格」不古不今,亦古
亦今;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它的作用是結構性的,新儒家的工作可
以說就是作這種「互格」的工作。
新儒家對現代性的回應如要有貢獻,不可能只建立在「漢字」
此載體上。它明顯的立場是建立在儒家原有的基礎上的一種回應,新
儒家學者用的語彙是「返本開新」。「本」是個隱喻,由本而有末,
由本而有枝幹花葉的展現,這種隱喻很容易將儒家體系本體化,至少
是相當程度的固定化。新儒家論中國現代化的兩大指標:民主與科
學,都是從「返本開新」的思維模式展開的。民主與科學被視為內在
於儒家的基本需求,唐君毅先生重新論「格物致知」,牟宗三先生論
「民主開出說」,兩人的言論背後都意味著儒家的發展「原本」即有
意開出「民主」與「科學」。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黃宗羲、王船
山被視為尋找儒家現代化的先驅,他們之所以失敗,並非在思想的本
質上有何欠缺,他們欠缺的只是找不到恰當的形式,以及恰當的時機
而已。民國新儒家要重新作這個工作,他們的「新」其實已潛藏在儒
家原有的思想基因當中—牟宗三先生一直討厭「新儒家」的「新」
字,可從此點得到線索。
民國新儒家的「開出說」在哲學論證以及現實狀況的解釋上,都
引發了相當多的爭議。由於民國新儒家學者所長不在社會史,因此,
其解釋常帶有濃厚的思辯哲學的味道,說服力也相對減弱。然而,新
儒家這樣的解釋其實在內在理路與歷史現實的發展上,都可以有一套
論述的。一個有趣的平行例子是日本同行學者對同一種現象的解釋,
中國的現代化是個複雜的例子,日本同行的解釋當然不可能只有一種
儒家的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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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然而,至少從島田虔次到溝口雄三先生,他們發現儒學在東亞
(主要中、日兩國)的發展顯示出一條清楚的紅線:一種注重個體自
由、合議的協商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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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精神等等現代性的因素,從晚明時期即已
存在。就大方向而言,日本這些儒家思想史名家的解釋與民國新儒家
的理解相去不遠。雖然他們的理論著眼點不一定一致,日本學者對泰
州學派等所謂的左派王學也有更高的評價,但兩方學者同樣看出儒家
思想內部具有相當充沛的現代性因素。
〈宣言〉中強烈的「返本開新」說不只代表聯名者的共同立場,
民國新儒家學者的論點恐怕都不出其右。梁漱溟晚年一直強調中國共
產黨優於蘇共者,在於中國文化的滲透力量,其說亦緣此理路而來。
〈宣言〉不接受唯一的現代性,而主張儒家的現代性。這種立場可以
視為儒家的立場,但如果只是儒家的立場,它的意義就不那麼大。然
而,理論先於現實,現實反過來可以印證理論。〈宣言〉發表當年所
面臨的最大障礙,乃是共產中國的發展無意於儒家現代性的論述。這
是赤裸裸的現實,赤裸到可以視為對新儒家的嘲諷。但當時的新儒家
學者深信中共如要發展,或有意義的發展,它需要回歸到中國文化的
內部脈動裡來。沒想到事實的發展居然如此,原本反傳統最力,也可
以說是反傳統思潮結晶的中共在半世紀後,竟適時的提供了支援。中
共在中國的60年執政經驗顯示中國需要一種建立在儒家傳統上的現代
性,中共的用語叫「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現代性如果
具有楷模的意義,它無疑地要提出迥異於近代西方所帶來的模式,而
儒家傳統是最可能提供較恰當的發展模型的思潮。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凡現代性項目加上「中國」或「東
方」的名詞,往往是負面的意義。「東方式的民主」、「中國式的科
學」、「儒家式的性別」等,大概都是嘲諷的意味居多。這樣的現象
可以給我們一些警惕:傳達另類的現代性時,需要注意民族主義的陰
影,避免違反其普世意義的價值。但隨著多元的現代性越來越可被接
受,我們更有理由堅持一種有機的、非複製性的模式才可能在此塊土
地上茁壯,而世界需要我們的也是一種可以更豐富「現代性」內涵的
因子,而不是一種無意義的拷貝。新儒家的〈宣言〉所以貌似保守,
而實含激進,其故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