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

nullnull民主社会--- 民主的细节 null1.该选举谁 2.所谓“秘诀” 3.怎样保护弱势群体 4.从问题到议题 5.怎样悼念死者 6.朱莉的立场 7.民主与效率 null 如果我是美国人，很可能不会去给大大小小的选举投票。这倒不是说我这人政治冷漠，没有公民责任心，而是我觉得，在美国现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其实选谁都差不多。比如眼下我一直在跟踪观察的麻塞诸塞州的州长选举。每年的11 月7 号是美国的选举日。今年没有总统选举，但是有许多州要选州长，我所居住的麻省就是其中一个。 如果我是一个麻省公民，我选谁呢？最有力的竞争者有两个。一个是民主党的候选人德沃・帕崔克，黑人，曾在克林顿政府手下任助理司法部长。一个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凯丽・赫利，女性，是麻省现任付州长。如果我是一个麻省公民，当然有理由关心这场选举。对于一个普通美国人来说，州级选举对他们衣食住行的影响，其实比总统选举要大。因为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对于一个普通公民来说，消费税的税率是多少、高速高路上的时速多少、中小学教育质量如何、有多少警察在你家附近巡逻、能否申请有政府补助的医疗保险，这些与日常生活最休戚相关的事情，主要都是由州政府与州议会决定的，不关白宫和参众两院什么事。在很大意义上，对于老百姓而言，“国计民生”的真正含义，其实是“州计民生”。null 抱着关心“州计民生”的热切心情，我大量地读报、看电视、上网，努力发掘两个候选人的“本质”差异，最终得出的结论却还是：其实选谁都差不多。听来听去，我发现他俩在政见上，主要差异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要不要消减收入税；另一个是如何对待非法移民。 赫利坚决主张要消减收入税。每次电视辩论，她都把这个问题拿出来，气势汹汹地追问帕崔克同不同意减税。她说：“减了税，老百姓口袋里有了钱，经济发展才有力”。我想，减税是好事啊。我一共收入就那么点，还老是被挖去一大块税，我当然支持减税了。可是后来我上网一查，发现赫利所说的减税，无非是从5.3% 减到5% ，顿时觉得很没劲。才减个0.3 ％，却嗓门大到大西洋对岸都能听到。而且，帕崔克说的也有道理，他说：“不错，老百姓的钱是老百姓的钱，但是公路、公立学校，也都是老百姓的公路、公立学校，如果少交税的代价是公共服务的退步，老百姓欢不欢迎呢？”好像也有道理。 null 再看另一个分歧。帕崔克主张让在麻省公立大学上学的非法移民交相对低的“州内学费”，赫利反对。帕崔克说“要给那些学习合格的非法移民一个机会”。而赫利则说他是在“用合法居民的钱去奖励非法行为。”帕崔克主张给通过驾考的非法移民发驾照，说是出于“安全考虑”。赫利则坚决反对，说这让“控制非法移民更加困难。”双方似乎都有道理，但是说实话，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个可以“高高挂起”的问题。 当然，两个人还有一些其他分歧，比如同性恋结婚可不可以合法化、要不要支持干细胞实验……分析来分析去，我觉得所有这些“差异”都显得鸡毛蒜皮。0.3 ％的税收、给不给非法移民发驾照、同性恋能不能合法结婚，对我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对我来说，选谁都差不多。“选谁都差不多”可以被理解为一件坏事，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件好事。很多人把它理解成一件坏事。 null 每天，我都可以从报纸上读到无数这样的哀叹：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其实大同小异，一样堕落，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为什么要去投票？事实上，很多人把美国的投票率不高这个问题，归咎于美国政党“没有给选民提供一个真正的选择”。专制者更可以声称：既然在民主选举中“选谁都差不多”，那还要选举做什么？所谓选举，不过就是一群戏子做戏而已。 但是我不这么看。“选谁都差不多”这个现象的发生，其实恰恰是两党激烈竞争的结果。正是因为两个政党在竞争中都要争取大量的“中间选民”，所以它们的政见日渐“趋中”，最后，两党的政见往往稳定在最大多数选民比较赞同的位置上。而一个上台的政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这恰恰是民主的含义。null 中国的公款吃喝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了。据 《瞭望》报道说，中国04年的公款吃喝高达3700 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呢？04年中国公布的军费也就2117亿元，同年中央财政投入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才100 亿元。这还没说公车购置、出国考察、政绩工程、高干医疗呢。 一个国内的朋友问我：中国公款消费这么严重，不知道美国有没有可以什么借鉴的治理经验？我说，美国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又谈何“治理”？朋友又说：没有这个问题？看来美国官员真是清廉！ 其实，并不是美国官员不爱免费吃喝玩乐，但是钱袋子不由他们管，而由立法机关管，他们胳膊不够长而已。在中国，政府却是自己给自己开支票，人大不能提供真正有效的审查和监督，所以不消费白不消费，消费就要大大咧咧地消费。这是个制度问题，跟个人道德水准没有太大关系――就算你现在破口大骂公款吃喝，如果有人拿一张空白支票给你，让你随便给自己填，你肯定也会往上面填个天文数字。 null 所以，要说美国“治理”公款奢侈消费的“秘诀”，其实很简单：权力制衡。我们中国今天治理公款吃喝，一会儿制定“四菜一汤标准”，一会儿“公款吃喝公示制”，却全都治标不治本，甚至越治越病，因为治来治去都还是自己给自己开支票。立法机构真正与政府平起平坐，有效审查监督其开支，公款消费也就“断了炊”。司法机关真正与政府平起平坐，裁判越界的案例，公款消费就得提心吊胆。公众、媒体通过真正的言论自由对越界者“拳脚相加”，公款消费者就得道德破产。 所谓秘诀，不过就是这些个制衡而已.null 基本上美国所有的州对此都有法律规定，比如，康州的法律就规定，一个公职人员一年之内接受“政策游说者”的吃请不能超过50 美元。又比如，06 年国会通过法令，规定禁止“政策游说者”给议员提供免费旅行和吃喝。英国的政治文化也似乎与此遥相呼应，最近布莱尔去迈阿密旅行，因为住了朋友免费的豪宅，而该朋友又似乎有往英国推销唱片之嫌，好端端的一次旅行，愣是变成了一个丑闻。 最近看到网上流传的一张照片，内容是两会代表在会议上睡得东倒西歪。固然，领导讲话往往具有神奇的催眠效果，而且人民大会堂的椅子可能格外舒服，但在那个庄严的大厅里，顶着人民代表的头衔，睡得憨态可掬的代表们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比如，仔细聆听政府预算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的细节，并且在可疑的地方说不。null－－－－－－－－－－－－－－－ 山西黑窑事件曝光之后，关于弱势群体的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心。有人说黑窑事件反映了“原始资本主义的黑暗”，有人说它反映了人性的沉沦，有人说它是地方治理危机的表现……但是不管人们从黑窑事件中看到了什么，大家都异口同声认为，这个可以被成为国耻的事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制度的问题。在一个以社会主义立国的国家里出现奴工，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制度生病了。如何给制度治病？也许有人会说刹住市场改革的车轮，或者加强政府监管的力度，或者撤掉一批地方官员的职务……这些都不无道理，但是在我看来，保护弱势群体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增强弱势群体的“自组织”能力。 如果我们留心山西奴工获救的报道，我们读到的是“媒体曝光”、“惊动中央”、“领导指示”、“警察出动”、“网民愤慨”……唯一缺失的，反而是那些奴工自己的声音。但是仔细想来，当各级官员、地方警官、媒体记者、甚至普通网民都争先恐后地“代表”弱势群体时，难道能有谁比弱势群体更能代表它自己？null一个哈佛大学清洁工----- 去年九月我刚到哈佛时，路过学校的一栋楼，看到一堆人站在门口大呼小叫。凑近一看，原来是一个游行示威，抗议哈佛大学解雇一个清洁工。回家以后，我上网查了一下，原来是这么回事：06年6月底，哈佛大学一个叫桑特利・保尔的清洁工在工作时间晕倒在走廊的沙发上。7 月初，哈佛设施管理处以“上班睡觉”的名义解雇了他。事实上，保尔之前一段时间已经有晕厥的病史，在保尔向哈佛出具自己的病历之后，哈佛坚持解雇保尔。保尔这时候怎么办呢？他是一个标准的“弱势群体”：清洁工本来就是社会的最底层，何况他是一个连英语都不会说的海地移民，而且他所面临的对手是世界头号名校哈佛大学。保尔找到了他的“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地方分部。SEIU 立即对哈佛大学发出了抗议。null 在哈佛没有做出恰当回应之后，SEIU 一边将此案提交劳工仲裁，一边积极组织游行示威。我那天碰到的，恰好是最大的一次游行。值得指出的是，那场游行的参与者不仅仅是工会成员，还有不少哈佛的教授和学生。一个叫“学生劳工行动”的学生组织尤其配合SEIU，在校内动员学生并且给校报组织发稿。这个组织几年前也曾经为提高校内清洁工的工资而抗议示威过。出于好奇，后来我跟踪了相关报道。 在工会、学生的压力下，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市市政府也做出了反应。9月25 日，坎布里奇市议会全票通过决议，支持保尔先生的权利主张，呼吁哈佛大学重新雇佣保尔，并且补偿他的工资和医药费损失。有立法委员干脆直接批评哈佛大学“根本没有实践它在课堂上教育学生的道理。” null 哈佛大学迫于压力不得不跟SEIU 以及保尔本人展开谈判，谈判结果是：保尔10 月之后恢复上班，过去4 个月的工资以及医疗费用由哈佛补偿。可以说，在一个无权无势的海地清洁工PK 有钱有势的哈佛大学的案例中，清洁工保尔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保尔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几个“要素”：第一，独立工会的及时帮助――这里说的工会，不是高高在上的、与政府界限模糊的、工人门都找不着的工会，而是“外来民工”一个电话它就会开始行动的工会；第二，哈佛大学内部学生劳工组织的对外部工会的接应；以上两个条件都基于社会群体结社的自由。第三，集会的自由――SEIU组织的几次游行示威对于吸引公众关注、给哈佛施压起到了重大作用；第四，对劳工呼吁有灵敏反应的地方政府。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一个独立工会和它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可以说，不是政府，不是警察局，不是媒体，不是网民，而是SEIU这个独立工会，让保尔这“四两”拨动了哈佛这“千斤”。null 与山西黑窑里那数以百计的奴工相比，一个美国“民工”的被解雇几乎可以说是“鸡毛蒜皮”。既然“鸡毛蒜皮”都可以动员出如此强大的社会组织资源，一个有着强大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又怎么会对“现代奴隶”这样的滔天罪行坐视不管呢？其实并不需要等到“惊动党中央”，并不需要几百个绝望的父母苦苦哀求冷漠的公安人员，也并不需要因此否定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只需要“如果工人有自己的独立工会……”里的那个“如果”。对于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来说，最强大的资源就是莫过于自己的组织。弱者需要政府来保护他们，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政府允许他们保护自己。 null 可悲的是，很多时候社会的这种自组织能力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被阉割。民间劳工NGO受到打压、劳工活动带头人被捕、民间维权人士被说成是“外国势力操纵的黑手”、工厂独立选举的工会被破坏等等……当社会的自组织力被政治和资本的力量联手瓦解，今天出现这样的奴工场景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让一个自由人和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拔河，被绑的人摔得鼻青脸肿，难道有什么令人震惊？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社会各界”当初从来不曾为弱势群体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努力、甚至默许对这种努力的打压，今天我们是否真的有资格感到愤怒？也许我们更应该感到的是羞耻，而不是愤怒，因为当初的沉默已经使我们不知不觉成了这个罪行链条中的环节之一。null－－－－－－－－－－－－－ 一个社会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会成为政治家面前的议题。比如，中国的农业税赋问题、城市流民收容遣送问题就有幸成为了政治议题，从而得到解决，但是高考分数歧视制度、电信垄断、公款吃喝等等情况，虽然在很多人看来是问题，但是却似乎没有成为迫在眉睫的政治议题，因此近期也无望得到解决。 一个“问题”在众多“问题”中脱颖而出，上升为一个“议题”，背后往往有一个政治过程，在中国，这个过程常常依靠政治家的“慧眼”这样一些随机性的东西，但在美国，政治家如果没有这个“慧眼”，各种社会力量就逼你打开这只“慧眼”。最近“全球变暖”问题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一个例子。奥尔森有一本名著叫《集体行动的逻辑》，其中心思想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当一件事情受益者人数越多，由于“搭便车”心理，人们主动去做这件事情的动力就越弱。按照这个逻辑，“全球变暖”这样的问题，是最不可能变成政治议题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全球有60 多亿的“和尚”，谁也不愿意去主动“挑水”。 事实上，许多国家的确采取这种“和尚”态度。比如，虽然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的国家、并且据分析将在2010 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国，但为了保持经济发展的速度，中国一再重申二氧化碳减排主要应该是发达国家的义务，中国对此不做具体限排承诺。美国的布什政府也一直持这种推诿态度，在全球已经有169 个国家加入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之后，美国仍然拒绝加入，不对排污量进行强制性设限。但是最近，事情正在起变化。null 首先是布什自己在07年的国情咨文中第一次提到了全球变暖问题，并明确倡议美国在未来10 年之内减少汽油使用量20％，从而减少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次，国会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目前国会里与全球变暖相关的议案有十几个，其中要求对美国排污量强制性设限“气候监督与创新法案”最显眼。最后，参选08 年总统竞选的几位热门候选人希拉里、奥巴马、麦克凯等等也纷纷在全球变暖问题上表态，争先恐后表达自己解决该问题的决心。 虽然并不是每个议题都会带来问题的解决，但是从政治过程上来说，一个问题变成一个热门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那么，全球变暖在美国政治中从问题到议题，这中间有什么力量在推动？先看“问题”是什么。科学家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全球正在变暖，并且几乎可以肯定，这种变暖趋势是由于工业时代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增加造成的。据统计，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20个最热的年份，19个都是在1980 年之后。2006 年是美国记录上最热的一年。2007 年1月是记录上全球最热的1 月。科学家警告说，如果全球照此速度持续变暖，到2100 年，全球气温将升高3.2 到7.1 华氏度，融化的冰山将使海平面将上升7 到23 英寸。可以想象，照此发展，几百年后，农业生产将受到毁灭性影响，抬高的水位将淹没沿海城市，飓风海啸也将越来越频繁。总而言之，地球如果失去冬天，人类也就走向了毁灭。 null 这样严重的前景，如果政治家不去面对它，那么整个社会就要动员起来，“逼迫”他们去面对它。在这方面，美国社会近来最显眼的一个动作，就是去年的记录片《难以面对的真相》。这个记录片由前副总统戈尔参演，获两项奥斯卡提名，戈尔本人也因此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该电影将全球变暖从一个“隐隐约约”的问题，变成美国的一个“客厅话题”。电影放映之后，戈尔又发起了“气候工程”项目，训练了1000个志愿者在全国巡回讲演，提高社会的气候意识，这些讲演者（包括卡麦隆・迪亚兹这样的电影明星）保证一年要做10 个这样的演讲。虽然《真相》一片出尽风头，无数草根组织却一直在为此默默行动：美国30 多个青年组织发起了一个“校园气候挑战”的活动，目标就是首先在他们的校园里争取“清洁能源”；一群科学家开创了一个“气候变化博客”，专门向大众普及相关知识；老牌环保组织“捍卫环境”最近将“全球变暖”作为其核心活动内容；86 个基督教领袖发起了“基督教气候动议”，要求国会管制二氧化碳排放；一个民间组织正在筹划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气候示威”，预期在今年4月举行；新闻媒体相关报道层出不穷，仅《时代》杂志，2000年以来就有四期封面故事是关于全球变暖问题；null 甚至连那些排污主体，一些大公司，也在没有政府“胁迫”的情况下，主动加入相关行动－－比如，包括GE、BP美国分公司在内的十个知名企业发起了一个名叫“行动呼吁”的活动，主动给自己的企业排污设限，与此同时，沃马特商场开始安装风力发电机，汇丰银行开始往“绿色投资”方面倾斜等等。正是因为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行动，民意开始觉醒，06年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87％的民众认为政府应该鼓励或者规定二氧化碳减排，58％的民众认为政府做的太少了。 民意至此，政府已经无力违拗。虽然联邦政府仍然拒绝用法律的手段限排二氧化碳，但它已经开始通过科研投资、政策倾斜来引导控制排污，同时，鉴于美国联邦体制里的“上下分权”，美国已经有358 个市长签订“美国市长气候保护协定”，“我行我素”地在自己的城市适用《京都议定书》。 null 可以看出，全球变暖在美国从一个社会问题变成一个政治议题，并不是因为政治家“独具慧眼”，而是因为民间团体、新闻媒体、科学界、基层政府、企业、教会等等草根社会风起云涌的行动。一句话，因为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虽然中国是排污大国，对全球变暖“贡献”越来越大，我却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会有大学生组织自己的“校园气候挑战”、会有知名企业联合行动主动限排二氧化碳、会有无数媒体争相报道全球变暖主题，从而将这个社会问题变成我国的政治议题。“和尚们”可以永远互相推诿下去，但是当抬高的水位开始淹没城市时，它可不分太平洋东岸西岸。null 4 月16号，河南平顶山发生矿难，33 个工人死亡。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悼念规模：天安门降半旗5 天，胡锦涛总书记第二天前去慰问，中国所有的媒体连续跟踪报导，河南省长宣布第四天为全省悼念日，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调查煤矿责任，矿主举行声势浩大的烛光集会，并为全矿人员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死者生前投保的保险公司立刻启动赔偿机制……可惜，这33 个工人没有得到这么隆重的悼念，得到如此悼念的，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理工学院里同一天死去的32位师生。平顶山矿工的死，还没来得及在各大媒体中露上一脸，就很快沉没在“辽宁铁岭钢厂钢水包脱落32 人死亡”、“河北邯郸煤矿爆炸死亡11人”这样层出不穷的新闻里。 事实上，如果中国每发生一次大规模矿难就用上述那种规模来纪念，那么一年365 天中国的国旗根本没机会升起来，胡锦涛除了慰问矿工啥事也别想干，而媒体上也不可能有空间报道其它新闻。过多的死亡让每一次死亡的意义贬值，无论听上去多么残忍，这就是事实。那么难道我们就不悼念死者了，就当33个工人仅仅是一个数字、任其淹没其他那些数字里了？null 当然不能。如果我们不大可能用降国旗、用最高领导人慰问、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导来悼念死者，至少我们可以用制度改进来悼念他们，而且很可能，这也是最让他们死而瞑目的一种纪念。美国曾经也是矿难频繁的国家，但是每一次大的矿难，都转化成了相关制度改进的机会，致使矿难发生频率不断下降，从20世纪初年均2000多个人死亡到50 年代年均500 多人死亡，再到90 年代年均93 人。到现在，煤炭开采行业已经成为“本质安全行业”，劳动安全性甚至好于农业、建筑业和零售业。百万吨死亡率只有中国的百分之一。 我们来看看在美国“事故”如何推动制度改进。 1907 年，美国发生了其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矿难，西弗吉尼亚的一次爆炸夺走了362 个人的生命。当然，这只是当时频繁矿难中的一次。1910年美国矿务局的成立，很大程度上就是迫于当时的“民愤”，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发展科研、技术来提高采矿的安全系数。美国20 世纪上半期矿难频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矿务局资助的科研成果。1951 年，宜利诺伊州一个煤矿发生了23年来全美最严重的爆炸，119 人死亡，直接导致了1952年“联邦煤矿安全法案”的出台。该法案确立了煤矿年检制度，规定了煤矿的安全标准，同时联邦巡视员被赋予了下令违规煤矿停产的权力。1968 年的西弗吉尼亚矿难又是1951 年以来最大，78 个矿工死亡。这又导致了1969 年的一个重大立法：“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这个法案不断完善，1977 定型。其主要规定包括：每个煤矿一年必须有四次巡视员检查；除了常规检查，任何矿工都可以随时主动申请联邦巡视员下来检查，并且不能因此受到雇主威胁；安全标准进一步严格化，违规煤矿必须不同权力部门的“分家”，从而使弱势群体多几个安全阀。目前，中国生产全世界35％的煤，却占据了矿难死亡人数的80％，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甚至是印度的十倍。一年四、五千的亡灵里，平顶山的那33个工人只是小小一朵“浪花”。对他们真正的悼念是什么？也许不是降半旗，不是烛光集会，而是让他们活着的兄弟在立法机构、在政府、在法院面前，都有权利说话，从而通过制度的改进挽救无辜的生命。 null 假如有一天范冰冰宣布，如果中国不取消城乡户口差异，她就不结婚，你会怎么想？你也许会想，范冰冰？城乡户口？这是哪跟哪呀。 前一段，美国性感影星安吉里娜－朱莉和她的男朋友布拉得－皮特宣布，如果美国法律不允许同性恋结婚，他们就不结婚，以此抗议美国法律对同性恋的歧视。事实上，他们不是第一对做出这个决定的明星情侣。另一对好莱坞明星情侣莎莉－塞隆和男友，早在2004年就做出了同样的声明。当然人们会说：本来就不想结婚吧？只不过是打着同性恋权益的旗号而已。可是，既然这个旗号本来就可打可不打，他们为什么要打呢？要知道，美国的主流社会是反对同性恋结婚的，打出这个旗号，对他们作为演员的票房，很可能是弊大于利。有些在中国显得很奇怪的事情，在另一些地方却会显得平常。这些事情里面的一项，就是公民的政治意识。这里说的政治意识，不仅仅是在饭桌前或者出租车上发发牢骚，而是在这个体制面前，为了真正影响它、改变它做出积极的努力。也不仅仅是为了扫“自家的门前雪”，而且也是为了管“他人的瓦上霜”。null 安吉里娜－朱莉本来也可以象范冰冰们那样，演演电影，做做广告，丧心病狂地出写真集。实在闲得无聊了，还可以开始写博客，把自己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给兜出来，满足广大影迷的窥视欲。但是，她竟然闯到政治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事实上，安吉里娜－朱莉在公共领域的行动，不止于为同性恋呼吁。她从柬埔寨和埃塞俄比亚领养了两个孤儿，以此唤起人们对穷国孤儿的关注。作为联合国难民委员会的亲善大使，她已经出访过15 个不同战地的难民营，并且有时在难民营一住就是数月。她已经捐了数百万美元给各种慈善事业，并且宣布要捐出自己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作为一个公共领域的活动家，安吉里娜－朱莉在演艺界并不另类。 null…… …… 当一个人做出善行的时候，我们管她叫“好人”。而当一大群人做出善行的时候，我们管它叫“文化”。无论是政治还是慈善，一个公民关心公共事务，用我们中国的老话说，无非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惜，这么好的传统，竟然被美国鬼子给偷了去。这个传统在我们国家，反倒成了异类。假如范冰冰宣布，如果中国不取消户口，她就不结婚，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拍手叫好，又有很多人会跳出来说：有毛病吧？多管闲事吧？爱出风头吧？ 我们已经习惯于沉溺于私人生活，遗忘公共领域。我们习惯于说：我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哲学家柏克当年说，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据说，安吉里娜－朱莉从埃塞俄比亚领养了女儿扎哈拉之后，埃塞俄比亚儿童被领养的数量，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两倍是什么概念，不太清楚。几百人？几千人？但是可以肯定，成百上千的人，本来上不了学的，现在可以受到教育。本来也许要夭折的，现在可以长大成人。本来只能趴在孤儿院的角落里寂寞地眺望窗外的，现在有爸爸、妈妈可以等。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些“有毛病的”、“多管闲事的”、“爱出风头”的人。 集权制度的拥护者比较常见的一个论点是：权力集中可以提高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那么多叽叽喳喳的辩论和不同团体之间的牵制。这个观点不无道理，最直观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大跃进期间的“大炼钢铁”，短短几个月，上亿人给动员起来轰轰烈烈地炼钢。那个“效率”，令人瞠目结舌。然而，长远来看，集权制度真的促进效率吗？“高效”的炼钢运动生产出无数废铜烂铁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高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是20 年低效的农业生产。如果我们把非理性决策所带来的人力财力和资源浪费、机会成本、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损失计算进来，集权制度还真的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当权者都是非理性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是理性的，但是，民主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不同团体间的观念碰撞，使理性有更多的机会发出声音。 最近厦门PX化工项目引发抗议、神华集团煤变油项目将要停工这两个新闻，都再次说明了决策的“高效”未必是社会的福祉。不民主、不理性的“高效”决策，不过是通过把问题置后或者外部化来掩盖其社会成本而已，而社会成本在那里，“迟早都是要还的”。厦门政府未经与民众充分讨论就引进了环境风险较高的PX 项目，导致厦门人风起云涌的抗议，致使厦门政府不得不同意缓建该项目；而神华集团的煤变油项目，在投了100多亿之后，政府突然“顿悟”该项目耗水量太大，使许多人不禁感到奇怪，鄂尔多斯地区又不是今年才开始缺水，为什么在100多亿砸进去之后才想到这个问题？null 其实，公民参与决策过程并不见得会降低“效率”。它可能会降低“政策制定”的效率，但是它往往会因为切合民意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而且它可以通过提高决策的合理性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一个聪明的政府，应当欢迎民意。 欢迎民意的方法之一，就是就公共事务举行公众听证会。不是花瓶式的听证会，而是要通过辩论去粗取精地提炼民意。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我们不妨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小县城――马里兰州的蒙特哥莫利县――的县议会为例子，从一个小县城的听证会程序来看美国地方政府如何“吸收”民意。 根据该县法律，县议会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必须有公众听证。这个程序是这样展开的：首先，县议会要通过地方报纸以及网络提前将听证会的广告发布出去，任何想在听证会上发言的公民都可以打电话去预约发言。由于一次听证会能容纳的发言人有限，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发言时间，但是在具有重大争议性的问题上，必须保留所有发言申请人的名单。 听证会上，工作人员为了保证不同意见都能得到发表，事先会询问发言者的“立场”。然后根据其立场，把他们分成五到六人的小组，依次到前台发言。无论普通公民，还是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每人讲话3 分钟。发言者可以带自己的支持者来做听众，还可以要求他们在自己发言结束时站起来以显示他们的“声势”。当然，人数不应该是立法委员决策的唯一依据。null 众人发言完毕，立法委员开始提问，确保他们理解了民意。会后，所有听证会资料要备案保 留，并允许公众查询。 这些听证会都是什么议题呢？我随手查询了一下该县本周的听证会记录，一共六项：两项关 于土地规划，两项关于拨款，一项关于租房的规范，一项关于供水和排水系统。下周一共五 项：两项关于拨款，一项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一项关于交通安全，一项关于某项政府收费 条款。 除了听证会，不愿口头发言的人也可以提交书面声明，立法委员对这些书面材料需要一视同 仁地重视。为了检验议会是否“听进去了”民意，议会的决策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也必须公 开。每一天的工作日程都需提前公示；电视转播会议现场；公民可以电话收听会议；如果错 过现场，可以去网上查询录像资料。此外，政府有每周的工作报告供公众免费电邮订阅。总 而言之，力图确保公民对决策全过程的知情权。 如果去查询美国大大小小各级议会的工作程序，会发现它们大同小异，大多遵循这种信息公 开化、程序透明化、参与开放化的原则。我不知道这些保证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程序在多 大程度上降低了决策效率，但是我相信这些程序会使“人群密集区附近建化工厂”、“先砸100亿再考虑项目划不划算”之类现象出现的概率大大降低。“叽叽喳喳的辩论和团体之间的牵制” 或许不是一幅优美的画面，但它也许是在用“短痛”去避免“长痛”。如果当初厦门人可以拿起电话说：“喂，我想参加下周二的PX 项目听证会――”，也许后来就不会出现市民与市政府之间的对立僵持。null 中国由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非常设机构，主要政府决策落在行政部门，所以听证会主要也应由行政部门召开。目前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重视公众参与，许多政府部门开始在公共决策中加入听证程序。但是它还不够普及，而且许多听证会形式重于实质。某些地方听证会拒绝记者采访、发言代表的产生方式不透明、其联系方式也不能公开等等，甚至有些地方听证还要“彩排”。显然，这种神秘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与听证会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据说民主的实施需要民众具有“民主素质”，我不知道有什么比公开透明理性的参与本身更能训练民众的“民主素质”，就象我不能想象除了跳到水里学习游泳，还有什么别的学会游泳的方式。null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