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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城乡收入差距 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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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者: plzhubingqian 2013-04-30 评分 4.5 0 72 10 327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1102城乡收入差距 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pdf》,可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主题内容包含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章元刘时菁刘亮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后发现:首先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省内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符等。

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章元刘时菁刘亮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后发现:首先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省内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增加各省的犯罪率。其次中国犯罪率的上升和“第五次犯罪高峰”的产生与城市登记失业率有关:一方面它意味着民工失业率也可能在上升城市居民和民工失业的增加都会直接推动犯罪率上升而由于失业的民工缺乏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险他们会更加脆弱并更容易走向犯罪因此会更容易推动犯罪率的上升另一方面城市失业率的上升还会推动地方政府采取更加歧视民工的就业政策来保护城市居民的就业因而在犯罪率上升和犯罪高峰持续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的解释对于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制定降低犯罪率的公共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犯罪率上升城市失业率失业民工的脆弱性*章元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电子信箱:zhangyuanfdfudaneducn刘时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刘亮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感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年重大项目“中国反贫困战略的转变:贫困脆弱性的视角”(JJD)、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复旦大学中国国际竞争力研究基地项目和上海市年浦江人才项目“劳动力流动与中国第五次犯罪高峰的持续:理论、实证与对策研究”及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的支持。本文入选由《经济研究》编辑部等组织的“第九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以及石磊、陆铭、陈钊等教授和寇宗来、封进、王永钦、吴建峰、代谦、石知、陈硕等博士的宝贵建议感谢在浙江大学召开的YES学术研讨会上汪淼军、刘明兴、杜凤莲、施康等博士的有益讨论。图中年的数据缺失本文取年和年的平均值弥补。犯罪率在年显著跳跃是否是中国的“第五次”犯罪高峰在法学界还存在争论有的法学研究者认为它是中国的“第四次”犯罪高峰。本文撇开这个争论并暂且称它是中国的“第五次犯罪高峰”。一、引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经济取得了显著进步。然而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显著而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以各种统计指标度量的犯罪率却在持续上升。如图所示无论是侵财案件、刑事案件还是凶杀与伤害案件中国的犯罪率在世纪年代以来都保持着明显的增长趋势。从图中我们还可以明显看出每万人侵财案件数和每万人刑事案件数在年左右有一个极其明显的跳跃这一显著的上升被称为中国的“第五次犯罪高峰”。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年月至月全国公安机关所立各类刑事犯罪案件比年同期上升。全国个省市刑事案件立案数与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也就是说这一犯罪高峰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了将近年不但没有任何下降的趋势反而打破了年以来的稳态而继续增长。违法犯罪活动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历来受到政府、社会各界及研究者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这些年来刑事犯罪率的持续上升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更是互相冲突的所以这次犯罪高峰的产生更是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针对这一重大社会经济现象很多研究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解释。仅就社会学、法学和经济学领年第期域的研究而言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中国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很多法学研究和政府部门的报告也将民工进城导致的流动人口增加作为中国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目前国内关于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太多而且实证研究中可能存在不少值得改进的地方。本文利用年省级面板数据从经济学角度重新检验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否是导致各省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因素同时考察了犯罪率的其他影响因素。二、文献综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从理论上讲收入差距的扩大确实可能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及犯罪率的上升。我们把全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与每万人侵财案件数放在图中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两者所表现出来的波动模式很相似二者的相关系数也达到以上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是中国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图中国历年来各类案件的数量(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人类对于平等的追求和经济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对社会经济发展也会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它对于犯罪率的影响历来受到了各国研究者的关注引发了基于不同国家数据的大量研究。例如Kennedyetal()利用美国数据的研究表明:收入差距与枪支和暴力犯罪有着很强的相关性Kelly()的研究也发现收入差距对美国的侵财犯罪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暴力犯罪却有着强图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与犯罪率(年)稳健的影响并且弹性大于。Tsushima()基于日本的数据考察了贫困、收入差距和失业对谋杀、破门行窃、偷窃犯罪的影响发现收入差距和偷窃正相关而失业率与谋杀和破门行窃显著正相关贫困水平只与谋杀显著正相关但是当控制了失业率、年轻男子的比重以及工业化水平时这种相关关系就不存在了。Fajnzylberetal()使用UNWCS(UnitedNationsWorldCrimeSurveys)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蓄意谋杀和抢劫率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犯罪率的决定因素发现收入差距扩大显著增加了犯罪率。但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例如Brush()分别用美国各州的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收入差距对犯罪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二者在横截面数据分析中正相关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中却负相关。Demombynes&zler()检验了南非的收入差距对侵财犯罪和暴力犯罪的影响发现破门行窃案发率在最富裕的警察分管区要平均高出他们没有发现不同种族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增加冲突但是发现了种族的异质性与犯罪高度正相关。另外Soares()提供的文献综述表明在关于不同国家的份文献中至少份文献发现收入差距对于某些犯罪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章元等: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在现有的文献中有的用“收入差距”有的用“贫富差距”有的则混用而不加区别。大部分研究所强调的其实是收入差距财富差距与收入差距具有不同的含义并且准确度量财富差距的统计数据较难获得。本文用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度量城乡收入差距。在国内学术界人们也热衷于谈论收入差距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政府决策者也特别关心这个问题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利用中国数据对这一问题做出很有说服力的经验研究(李实)。这一状况在近年来有所改变例如胡联合等()的研究发现全国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都与违法犯罪活动的增加密切相关白雪梅和王少瑾()、黄少安和陈屹立()等的研究也得出了收入差距扩大会增加犯罪的结论陈春良和易君健()利用中国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也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因素。另外Edlundetal()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性别比失衡也构成了推动犯罪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陈硕()考察了政府的司法投入对于降低犯罪率的作用并认为不断增长的犯罪率更大程度上是转型期中国的多种社会经济特征所致。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大量进入城市。随着以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迅速增加流动人口犯罪也逐渐成为城市管理的一个难题。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城市犯罪分子中确实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的统计流动人口在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所占的比重在年为年上升到北京市的流动人口从年到年增长了倍而流动人口犯罪的数量增长了倍(王大中等)另外还有很多研究都对中国的流动人口犯罪给予了关注并将其归结为中国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许承余王大中等陈如和肖金军麻泽芝和丁泽芸王桂新和刘旖芸)。上述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收入差距扩大的危害性以及流动人口增加对于城市治安状况的压力有着重要意义。然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民工进城对于犯罪率的影响并不像我们看起来那么简单下一节将展开初步的理论分析并给出本文的经济解释。三、对现有理论的反思虽然国内的研究大多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民工进城导致的流动人口增加对中国犯罪率的上升具有显著影响但是本文认为如下几个问题仍有必要反复讨论。(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与犯罪率上升之间有因果关系吗从前文的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其实大多只是说明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犯罪率的上升具有相关关系并不一定能够证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导致犯罪率的上升。理由在于:第一如果这一理论成立那么一个自然的推论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使得处于收入阶梯下端的农民更多地走向犯罪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城乡之间的长期分割以及较低的社会流动性在城市倾向政策及现行的户籍制度下城市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更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农村居民可能认为这与他们完全无关对于那些偏远地区的农民而言他们甚至并不知道城市居民到底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什么必然更多地走向犯罪第二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存的事实是城乡居民的财富差距也在扩大特别是在城市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城市居民所拥有的财富会更加迅速地增长财富差距的扩大也同样可能促进犯罪而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之间又是高度相关的这导致收入差距在实证研究中往往具有内生性甚至在理论上我们无法区分是收入差距还是财富差距会推动犯罪或哪一个更明显地推动犯罪。第三即使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推动农村居民更多地走向犯罪这里也需要区分犯罪的类型。从理年第期民工和流动人口这两者有所区别目前在中国民工是流动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但是流动人口也包括其他部分例如旅游、探亲者等。本文对于这两者不做特别的区分。论上讲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使得低收入群体更多地走向侵财犯罪而未必更多地进行其他刑事犯罪。如果一定要在收入差距与暴力犯罪之间建立联系一个可能的机制就是低收入者的“仇富”心理但是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心理确实普遍存在并促使有这种心理的人更多地进行刑事犯罪。第四在中国当前经济背景下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而当更多的民工被吸引到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并得到更高的机会收益时他们的犯罪倾向可能因此下降而不是上升。实际上上述反思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探究引到了流动人口犯罪的问题上于是就产生了本文想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民工进城导致的流动人口增加是导致中国犯罪率上升和“第五次犯罪高峰”出现的重要原因吗(二)民工进城导致的流动人口增加会推动中国的犯罪率上升吗图中国民工规模的估计数据来源:《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蔡昉等)第页。根据逻辑关系如果说民工进城增加了犯罪率那么我们应该能够观察到民工数量与犯罪率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图直观地提供了过去若干年中的民工规模。我们把图和图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第一年前后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民工进城的高潮然而犯罪率在此时保持着非常平稳的趋势。第二从图中可以看出年和年的犯罪率有显著的跳升和下跌前面的跳跃是因为年公安机关纠正立案不实的现象这使得刑事立案陡增(魏平雄等)而后面的下跌是因为年公安部门提高了盗窃案的立案标准如果忽略两次调整导致的波动那么中国的犯罪率在世纪年代其实还是很平稳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民工数量已经由世纪年代初期的不足万人迅速增长到年人口普查时的亿人也就是说民工的规模在年前如此快速的膨胀并没有带来犯罪率的膨胀。第三关于民工进城导致犯罪率上升的理论还无法解释的一个重要事实是:通过图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的“第五次犯罪高峰”大致从年开始但是我们并没有观察到在年民工数量急剧跳升。同时在中国的“第五次犯罪高峰”出现和持续时民工的数量一直很稳定而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例如根据国务院研究室的调查年共有亿外出民工(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根据农村固定观察点的个省近万农户的监测数据年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达到万人(陈晓华等)而据国家统计局年月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为亿人(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这些事实表明犯罪率上升与民工进城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除了上述因素外我们还有其他理由质疑进城民工数量的增加会推动犯罪率上升的理论:绝章元等: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固然会使得流入城市从事非法活动的期望收益上升但是进入城市后从事合法活动的期望收益也同样会上升所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吸引民工进城后他们的犯罪倾向并不会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必定上升。实际上关于流动人口犯罪的研究目前也还不够深入。从理论上看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的高犯罪倾向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没有得到识别当我们直接观察案件时会发现先有犯罪行为后有犯罪分子的流动因为犯罪后逃离现场会降低被抓捕和被惩罚的概率。有一个因素可能会推动民工进城后的犯罪倾向上升那就是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但是所谓的农村“熟人社会”也是有范围的比如我们可以假设同村的人之间互相熟悉从而可能不会互相侵犯但是我们不能假设这个村的人和另一个村或乡镇的人都很熟悉而在农村地区跨越村或乡镇的范围作案是非常可能的此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熟人社会”其次在“熟人社会”中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较低反而有利于犯罪分子瞄准自己熟悉的人作案比如盗窃犯更清楚谁家更富裕这种信息会增加他们进行侵财犯罪的预期收益第三如果抛开侵财犯罪不谈我们更难以从理论上解释一个人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后进行其他刑事犯罪的倾向为什么会上升。大多数民工进城的目的是就业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他们就业后的收入比在农村的收入有较大的上升于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进城民工的合法收入水平比留在农村时得到了更大的提高他们的犯罪倾向会比在农村时更高吗根据Becker()的犯罪经济学理论我们可以推断:现代科技在城市的广泛应用(例如摄像头)会提高犯罪被发现的概率城市中的高楼及防盗门和防盗窗会增加盗窃犯罪的难度投入城市中的警力密度也相对高这些因素都会起到降低犯罪的作用其次即使我们假设某些民工在没有进入城市之前就已经是潜在的犯罪分子或者假设农村的潜在犯罪分子更容易流动到城市进入城市使得他们改变了犯罪地点他们的流动一方面会增加城市的犯罪率但是同时也会降低农村地区的犯罪率然而我们并不清楚他们进城对于总体犯罪率的净影响是正还是负。总之现有研究并没有证明民工进城规模的上升必然推动犯罪率的上升流动人口在城市犯罪分子中的比重较高只是一个静态的事实这并不能用来解释中国犯罪率随时间推移而上升的趋势。另外我们还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即使证明了民工会增加流入地城市的犯罪率我们是否就能够将民工的数量与犯罪率直接而简单地联系起来这中间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接受现有理论的解释那么为什么图中年前后出现的民工数量高速增长没有带来犯罪高峰而年后的民工进城却导致了“第五次犯罪高峰”(三)现有研究在方法上是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除了上述问题外现有的一些研究在方法上可能还存在某些局限性:第一在实证研究中很多文献都没有能够采取很好的策略来解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例如与收入差距密切相关的财富差距也可能是促进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而现有的大部分研究都没有控制财富差距。为了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利用工具变量。第二很多重要变量在现有的研究中没有控制例如公安部门曾于年和年分别实施了两次“严打”年对立案不实进行了调整年对盗窃立案标准进行了调整。第三现有大部分研究都是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而时间序列数据大多是小样本并且会存在时序自相关等问题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则更具优势。(四)什么是中国犯罪率上升及“第五次犯罪率高峰”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如果上述几个方面的质疑成立那么是什么因素推动了中国犯罪率的上升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第五次犯罪高峰”的出现本文认为它与世纪年代城市失业率的上升有关: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上升表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岗位的绝对或相对减少这意味着民工失业率可能也在同时上升这两类失业人员的增加会直接推动犯罪率的上升并且失业的民工由于缺乏各种社会保障和保险会比失业的城市居民更加脆弱从而具有更高的犯罪倾向于是会更加显著地推动犯罪率的上升在此过程中城市失业率的上升会推动城市地方政府对民工采取更加严厉的歧视性就业政策以保护城市居民的就业和再就业这被形象地称为“腾笼换鸟”(杨云彦、陈金永)而这种歧视性政策必然导致民工失业替代城市居民失业从而在中国犯罪率上升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述因素综合在一起推动了中国“第五次犯罪高峰”的出现与持续。图提供了城镇登记失业率与犯罪率的直观描述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下面我们从三个角度对上述机制进行更详细的阐述。城市失业者的增加会直接推动犯罪率上升世纪年代城市部门的民营化改革打破了城镇居民的“铁饭碗”并带来了较多的城镇失业这些改革使得部分城市居民的福利受到了损害社会矛盾激化我们有理由相信部分城市居民会因为失业而走向犯罪从而构成推动犯罪率上升的第一个直接力量。年第期而且根据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的统计发现各省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与各省的刑事犯罪率的相关系数依然为正()而各省的城乡收入之比与各省的刑事案件数的相关系数却为-。图中国城市失业率与每万人刑事案件数对比(年)城市失业率的上升意味着民工失业率也在上升并且失业民工更脆弱城市登记失业率的上升表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工作岗位的稀缺性增强所以我们推断此时民工失业率也会上升。而民工失业率的上升也同样会直接推动犯罪率的上升。同时本文还认为失业民工会比失业的城市居民更加脆弱从而具有更高的犯罪倾向脆弱的失业民工的增加是推动中国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力量。失业民工的脆弱性在于城市倾向的社会保障政策:为了减轻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催生的城市失业所导致的社会压力各地政府在各部委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逐步建立起了“再就业服务中心”下岗工人可以进入中心并领取一定的生活补贴同时各地政府也逐步建立了覆盖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再就业服务中心”取消后失业的城镇居民可以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然而这些社会保障政策从未覆盖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失业的农民工。由于这种歧视性的制度安排失业民工比失业的城镇居民必然更具有脆弱性。民工为了增加收入来到城市劳动力市场他们一旦失业不但得不到他们所期望的更高收入而且连原本在农村可以获得的低收入也无法获得还要支付在城市的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以及城市政府征收的各种管理费等。此外由于他们所拥有的社会网络主要在农村地区而非城市地区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失业时利用社会网络来对抗失业影响的能力非常有限。脆弱的失业民工的增加更容易直接推动中国犯罪率的上升。城市地方政府的歧视性就业政策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加剧了城乡二元社会的分割在这一背景下城市政府更加注重保护本地居民的就业。蔡昉()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城市政府为了解决城市居民失业问题而对民工就业采取各种限制政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实际上中央政府也希望城市政府优先解决城镇居民的失业问题。例如年月日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中第条的内容是:“只有在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用人单位才可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经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确属本地劳动力普遍短缺需跨省招用人员用人单位需招收人员的行业、工种属于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的在本地招足所需人员的行业和工种不属于上述情况但用人单位在规定的范围和期限内无法招到或招足所需人员。”从这一规定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央政府也希望或默许地方政府对于外来劳动力采取歧视性的就业政策。特别地城镇失业率在世纪末出现了一次跳升图提供了一个直观的描述:城镇登记失业率在整个世纪年代都保持着缓慢上升的趋势但是在年出现了一次非常明显的跳跃而在这个跳跃背后恰恰是城市政府从世纪末开始针对民工就业采取更加严厉的歧视性政策。例如北京市的劳动管理部门多年来都在制定和公布《本市允许和限制使用外地务工人员的行业工种》年限制民工进入的行业从年的个增加到个限制性工种从个增加到个袁志刚等()的研究也发现:由于本地就业压力加大上海市自年以来就加大了对外来劳动力清退与限制的力度并要求从年起需要新招用外来劳动力的单位先进入上海职业介绍网络招用本地劳动力在招不到的情况下才可招用外来劳动力招到外来劳动力后须由单位统一办理就业证。为了进一步限制企业对外来劳动力的使用还要求各单位按实际使用外地劳动力的人数缴纳务工管理费和管理基金以提高使用外来劳动力的成本降低对外地劳动力的需求。类似地南京市政府于年发布了《南京市外来劳动力劳动管理规定》要求“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控制使章元等: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用外来劳动力优先使用本市城镇劳动力。用人单位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招用外来劳动力”。另外也有城市于年出台了文件并规定金融、保险等个行业、个工种限制使用民工并规定“商业、旅游业以及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等第三产业招用下岗职工的人数不得低于使用外地务工人员人数的。其他各类企业招用下岗职工的人数不得低于使用外地务工人员人数的”。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各地政府特别是民工主要流入地东部地区城市的政府确实在世纪末开始采取对于民工更加严格的歧视性就业政策以更多地保护本地城镇居民的就业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城市失业增加时这种“腾笼换鸟”的歧视性就业政策使得民工失业替代了城镇居民失业。下面我们提供一些关于民工失业替代城市失业的证据。最近的一个证据来自于年发生的次贷危机。一个权威的调查表明年大约有万民工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失业并返乡。然而这个数字可能低估了民工的真实失业状况因为调查地是农村而不是城市抽样调查时必然还有一部分失业了但是并没有返回农村的民工没有被包括在样本内。而同期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仅从年的上升到年的即使是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仅仅上升到。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之一是出口导向型的并且出口主要由外商直接投资带动而外商直接投资雇佣的民工的比重并不高。根据由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组织的“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CHIPS)我们发现只有大约的民工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就业。按照这个比重我们可以推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雇佣的劳动力主要来自城镇那么外生的次贷危机带来的负面冲击理应体现为城镇居民失业的显著上升而不是民工失业的显著上升。但是实际结果却是民工更多地承受了失业。类似地中国从年到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也就是说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没有导致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在这两次金融危机中如果没有城市政府的歧视性就业政策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应该更高。由于数据约束目前我们还无法分别度量出失业率上升推动犯罪率上升的上述三个渠道但是可以提供一些数据支持。第一很多调查和研究发现在世纪之交中国东部城市的流动人口犯罪比重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例如广州市的流动人口犯罪占刑事案件总数的比重从年的上升至年的天津市的流动人口犯罪比重由年的上升到年的(丛梅)另外根据王志强()对天津市当年入狱罪犯的调查流动人口罪犯占当年入狱罪犯的比重从年的上升到年的。第二有调查发现世纪末以后城市流动人口犯罪分子大多是失业的流动人口并非一般的民工或流动人口。例如王大中等()对北京市的调查发现年上半年无业和职业不固定人员占犯罪流动人口的。在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显示这一现象更为突出流动人口中无业人员、无证(缺证)人员犯罪在整体城市犯罪中几乎占到而广州市的流动人口中无业人员、无证(缺证)人员犯罪占全市犯罪总量的比重为。陈如和肖金军()基于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犯罪的流动人口主要集中于收入较低的单位用工、建筑、搬运、经商服务、收旧拾荒者以及无业人员收旧拾荒与无业人员犯罪占流动人口犯罪的比重从年到年达到左右并有上升的趋势。上述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两方面的证据:第一流动人口犯罪在城市犯罪中的比重从世纪末以后保持着上升趋势特别是在民工主要流入地的东部地区城市尤为突出第二流动人口中的罪年第期参见南京市劳动局劳动监察处、南京市劳动监察大队颁布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手册》转引自殷京生的文章《城市流动人口:中国社会转型期亟待关注的弱势群体》详见wwwcssmgovcnviewphpid=。转引自朱海就和周颖()的文章。新华社:《两千万失业民工返乡之后川豫鲁皖四省调查》wwwgovcnjrzgcontenthtm(年月日)。犯在世纪末以后主要是失业或半失业的民工而不是普通的民工。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流动人口犯罪的增加并非是因为进城民工数量的增加而是因为民工失业的增加。总之本文认为中国犯罪率的上升与民工进城导致的流动人口增加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犯罪率上升和犯罪高峰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歧视性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政策背景下失业的民工更加脆弱从而更容易走向犯罪同时在城市地方政府实施更加严格的歧视性就业政策的情况下民工失业会替代城市居民失业这会对犯罪率上升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四、实证研究的数据及变量表实证分析中变量的定义变量变量的定义被解释变量逮捕率每万人中刑事犯罪的数量(对数形式)起诉率每万人中被刑事起诉的数量(对数形式)控制变量inequality本省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unemploy城镇登记失业率(单位:)urbanization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单位:)police公检法支出占全省财政支出的比重(单位:)avgdp人均GDP(单位:元)avland农村人口平均耕地面积(单位:亩)popdensity人口密度(单位:人平方公里)change年对立案不实的状况进行调整(年为)change年调整盗窃案立案标准虚拟变量(年以前为)attack年“严打”虚拟变量(年为)attack年“严打”虚拟变量(年为)city是否属于直辖市(=是=否)middle是否属于中部地区(=是=否)west是否属于西部地区(=是=否)minor是否属于少数民族省份(=是=否)timetrend时间趋势变量工具变量ruraltax农业特产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单位:)wage滞后年的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单位:元)为了检验本文的解释并同时考察犯罪率上升的其他影响因素我们利用年到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展开计量分析。下面先简要介绍数据来源及部分关键变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各省的犯罪率这里我们采用了各省当年每万人刑事犯罪的数量以及每万人被刑事起诉的数量来度量它们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检察年鉴》。本文所关心的第一个自变量是城乡收入差距我们直接用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来度量。本文所关心的第二个自变量为城镇登记失业率。另外本文的实证分析还将控制其他重要变量。第一我们用公检法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度量政府打击犯罪的投入力度此外考虑了年和年实施的两次“严打”以及年和年立案标准的调整。第二我们还同时控制了各省的人均GDP、城市化程度、农村人口平均耕地面积等变量用以反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第三我们控制了是否属于直辖市、少数民族省份、东部和中部地区等虚拟变量、时间趋势变量以及人口密度等变量。在本文中未明确交代章元等: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直接用实际发生的犯罪率和起诉率来度量可能面临着度量误差问题因为实际发生的案件可能要比报告给公安和检察机关的案件更多。但是在本文中这可能并不严重因为我们度量的是刑事犯罪率由于刑事犯罪的重大影响和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它的漏报率要远远低于其他民事或者治安案件的漏报率。表实证分析中连续变量的统计描述变量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逮捕率起诉率inequalityunemploypoliceurbanizationavlandavgdppopdensityruraltaxwage数据来源的变量都来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表提供了后文实证分析中相关变量的定义。另外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少数年份的某些指标会缺失本文采用了常用的数据弥补方法如果两个年份之间有缺失数据我们就用这两个年份的均值来代替缺失值。最后我们得到年除重庆外的省级面板数据。表提供了本文的连续变量的统计描述。为了直观起见其中报告了没有取对数的犯罪率的统计描述。五、实证检验首先为了便于对比我们不考虑变量的内生性而采用现有研究的普遍做法并控制现有大多研究所控制的自变量然后看能否得出与现有研究相似的结果。表报告了分别以逮捕率和起诉率为被解释变量的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对于逮捕率和起诉率的回归系数都至少在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现有研究的结果一致。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失业率对于逮捕率的回归系数竟然为负这在理论上是无法给出合理解释的。然而对于上述结果我们必须保持谨慎这是因为:第一固定效应只能解决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所以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根据上述结果判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必然显著增加犯罪率第二面板数据常常面临着时序相关性问题第三本文的数据只有个观察值这是一个小样本如果内生性和自相关问题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表中的回归结果将是有偏的。例如由于城乡收入差距会受到各种制度或环境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制度或环境可能直接影响犯罪率但是在本文中我们无法控制它们所以这些遗漏变量会导致内生性。本文下面通过工具变量来解决。本文为城乡收入差距找到了两个工具变量:第一个是农业特产税占全省税收的比重第二个是滞后年的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利用它们作为工具的理由在于:第一中国对于农村居民的税收主要包括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前者主要针对粮食生产征税后者主要针对经济作物征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倾向政策的逐步转变这些税收到年不再征收。大量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的贫困和低收入农户的收入来源大多是粮食而并非经济作物政府征收的农业特产税增加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因为贫困农户经济作物种植较少(这是因为从事经济作物生产大多需要一定或较大规模的投资和相对复杂的生产加工技术而贫困农户往往无力进行这样的投资)所以农业特产税不会显著加剧农村贫困。比如我们利用中国各省年、年和年的贫困发生率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第一个工具变量对于各省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发生率的变化都没有显著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具变量只能通过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来影响犯罪率。第二本文使用的第二个工具变量是滞后年的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它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城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以及职工人数加权计算而来。首年第期为了节省篇幅这里没有报告这一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变量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逮捕率起诉率逮捕率起诉率inequalityunemploy--policeavgdpurbanization-*-*-*-changechangecityminor-attackattack观察值RWald或F检验P>χ=P>χ=P>F=P>F=注: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和的水平上显著为了节省篇幅所有回归系数对应的标准误差、地区虚拟变量、时间趋势变量和常数项都没有报告。以下同。先它是一个滞后了年的变量因而在本文的回归中具有较强的外生性并且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前的国有和集体经济对现在的大部分经济变量都不再产生直接影响其次由于工资水平具有刚性或粘性过去某个城市的工资水平会对现在的城镇居民的工资水平产生直接影响过去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越高现在的城镇居民的工资水平也可能越高。通过这一渠道这个变量可以对各省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直接影响。由于上述两个工具变量分别起到降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作用所以我们预期它们在一阶段回归中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报告了使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模型的回归结果。同时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可能存在自相关问题并且是小样本所以我们报告了对于任意自相关都稳健的、对于小样本也稳健的回归结果。首先我们从表最后四行看出对于工具变量的一系列检验结果:在一阶段回归中两个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本文使用的两个工具能够显著增加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果与理论预测一致弱工具变量检验所得出的CraggDonaldWaldF值都非常高这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是我们无法拒绝本文使用的两个工具变量是外生的这一原假设。同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首先城乡收入差距指标在所有的模型中都不显著这表明中国各省内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地增加各省的犯罪率第二我们所关心的自变量“unemploy”在所有的模型中都显著为正即使我们省略了“严打”和公安机关调整立案标准和公检法支出等变量结果也依然稳健。这表明城市失业率的上升确实显著地推动了犯罪率的上升这一结果也初步支持了本文关于失业率在世纪末的跳升推动了中国“第五次犯罪高峰”的解释。最后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在表中分别报告了进一步控制其他几个新变量和对部分宏观变量进行取舍情况下的回归结果从表可以看出当我们对影响犯罪率的变量进行取舍后城乡收入差距和失业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程度基本上都没发生变化这表明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章元等: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为了进一步检验本文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分别单独使用两个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失业率两个指标的回归结果都是稳健的并且工具变量在一阶段的回归结果中都显著都不是弱工具变量。对此以及对本文省略的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相关结果。表SLS模型回归结果变量逮捕率起诉率inequality---unemploy*policeavgdpurbanization-----change*changecityminor---attackattack观察值CenteredRF检验P=P=P=P=P=P=ruraltaxwage弱工具变量检验F=F=F=F=F=F=过度识别检验P=P=P=P=P=P=最后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没有民工数量、民工失业率和城市犯罪构成的数据本文无法明确地甄别城市失业率的增加分别对民工犯罪和城市居民犯罪的影响。我们的分析只是表明城市失业率的上升会直接和间接地推动失业者走向犯罪特别地在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没有覆盖失业民工的前提下他们比失业的城市居民更加脆弱而这种脆弱性构成了推动中国犯罪率上升和“第五次犯罪高峰”出现的重要力量在上述过程中城市地方政府采取的歧视性就业政策使得民工失业替代城市失业并对于犯罪率上升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到底有多大无法直接检验。六、总结、政策启示及展望本文利用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重新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失业率对犯罪率的影响。在同样面临着无法获得充分统计数据的约束下相对于现有的研究而言本文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首先我们并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支持省内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增加该省的犯罪率其次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民工进城导致的流动人口增加与犯罪率上升联系起来中国犯罪率上升与“第五次犯罪高峰”出现与中国在年左右出现的城市劳动力失业率跳升有关它一方面会直接推动失业者走向犯罪特别地由于地方政府的各种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社会保险没有覆盖民工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失业后会更加脆弱并因此而具有更高的犯罪倾向。在上述过程中城市地方政府在劳动力市场上对民工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歧视性政策加剧了民工失业对城市居民失业的替代而由于失业的民工更加脆弱。所以城市地方政府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在中国犯罪率上升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本文的结论也表明了中国的“第五次犯罪高峰”与民工进城有关但是它与现有文献关于流动人口犯罪的论断有着本质的区别。本文认为:如果不出现城市失业率的上升如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失业后也能得到社会救助则“第五次犯罪高峰”未必出现和持续。因此本文的政年第期表SLS模型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变量逮捕率起诉率inequality-----unemploypoliceavgdpurbanization----avland----popdensity----------change**change--cityminor------*-*---*at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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