樽奁考辨_刘芳芳

内容提要：：文献中，樽与奁这两种器物常常被混淆。 “奁”是主要用来存放与梳妆相关的器物， 战国时为单层，汉代的时候出现双层奁同时流行多子奁。奁以圆形为主，带盖，常集彩绘、嵌扣、贴金银 箔等多种工艺为一体。“樽”则为战国时期出现的日常实用酒器，分盆形和筒形两大类，胎骨多为铜胎 或木胎，分为有盖和无盖，底下常有三足。 关键词：樽 奁 考辨 中图分类号：K875.2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 2011-04-12 作者简介 刘芳芳（1979~），女，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战国秦汉考古。 樽奁考辨 刘芳芳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江苏南京 210093） 图一// 人物 故事 滥竽充数故事班主任管理故事5分钟二年级语文看图讲故事传统美德小故事50字120个国学经典故事ppt 纹漆奁 笔者在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漆奁时， 发现 “樽”与“奁”这两种器物在命名上有些混乱：“奁” 一般不会被误认为“樽”；而“樽”，尤其是带盖的筒 形樽却常常被误称为“奁”或“三足奁”。 如1985年 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出土的一件器物 （器物号K1：3），简报命名为“奁”，其实这件器物 应该称为“樽”。本文就这两种器物的形制、特征和 用途试作探讨，找出两者之间的差异，不足之处恳 请方家赐教。 一 “奁”字最早见于《说文解字·竹部》：“奁，镜奁 也。 从竹，敛声。 ”奁也称为“检”。 江陵凤凰山168 号汉墓出土的简一四中有“镜一，有检”，指的就是 一件针刻纹漆奁[1]。 因奁中经常放置铜镜，故奁也 被称作“镜奁”。《后汉书·光烈阴皇后纪》载：“（明） 帝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奁中物，感动悲涕，令 易脂泽装具。 ”李贤注曰：“奁，镜匣也，音廉。 ”[2] 从《说文解字》的释义以及凤凰山168号墓简 牍中不难看出，“奁” 最初是指一种 竹木的小型容器。 这类容器除少数 存放食物、帛书外，主要用来存放与 梳妆相关的器物，如镜、梳、篦及面 部化妆品。 漆奁至迟在战国时期就 已经产生并流行开来， 汉代漆奁在 楚式漆奁的基础上， 传承与开拓并 举，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关于 奁的演变，笔者另文叙述，此不赘言。 奁一般比较低矮，以圆形居多，其次为椭圆形 和长方形，偶见正方形。直壁，底多平底，由盖和器 身扣合而成， 器盖与器身的扣合方式可分为直口 和子母口两种。战国楚地漆奁都比较扁矮。例如包 山2号楚墓出土的两件奁：一件为直口奁，器盖套 合至器身底，直径26.4、通高14厘米；另一件人物 故事纹漆奁，子母口，直径27.9、通高10.8厘米（图 一）[3]。 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漆奁，盖与身子 母口套合，盖径13.1、盖高6、底高6.1、径12.75、盖 合后通高7.9厘米[4]。汉初的单层奁一般也较扁矮。 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一件针刻纹奁（168: 123），盖径17.7、通高11厘米，盖与器身相套合 [5]。 1998年在安徽无为县甘露村发掘了4座古墓，墓葬 年代为秦至西汉早期的M2中出土的一件漆奁。布 脱胎[6]，圆筒状，直壁，平底。 盖顶微隆，盖套于器 身的外部，盖径26.5、高8厘米，奁身直径26.1、高9 厘米[7]。 2001年，安徽六安市九里沟发掘了两座西 汉早期的墓葬。 编号为M177:35的 圆奁，木胎，平顶盖，盖与器身直口 套合[8]。 从简报中此奁的线图来看， 套合后， 奁的盖壁的下沿接近了奁 身的底部。从上述数例可以看出，漆 奁盖的侧壁与器身的扣合比例占整 体高度的比例较大，扣合后，盖的侧 壁要占整个器高的一半以上。 地域文明 71 樽奁考辨 汉代漆奁的高度比楚国漆奁有所增加。汉初， 除单层漆奁外，还出现了双层漆奁，并开始流行多 子奁。双层奁的通高相对战国楚奁高出许多，但每 一层还是比较浅的，一般单层内深不到10厘米。如 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双层九子奁，器身分为上、下 两层，连同器盖共三部分。 盖顶圜形，上层器身的 外形呈“凸”字形，上半部套入盖内，下半部套在下 层器身的上面。盖高10、上层器身高12.5、下层高7 厘米，三层套合后，通高20.8厘米[9]。汉代漆器的主 要产地，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有八个郡设 立工官，分别为河内、河南、颍川、南阳、济南、泰 山、广汉和蜀郡。 这些地区涉及今天的河南、山东 和四川等省，西汉中期到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蜀 郡、 广汉郡工官生产的乘舆漆器， 供宫廷贵族使 用，代表了当时漆器制作的最高水平[10]。 《汉书·贡 禹传》载：“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 三工 官官费五千万。”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地理志》河 内怀、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 者也。 ”师古曰：“如说非也，三工官，谓少府之属 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东园匠也。上已言蜀汉主 金银器，是不入三工之数也。 ”[11]在平壤、诺音乌 拉、 清镇发现的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的大多数漆 器， 都在铭文中记明它们是蜀郡和广汉郡工官的 产品，从而证实了上述史书的记载。漆器上多镶有 镀金或镀银的铜扣，正说明蜀郡、广汉郡的工官也 制作金银器[12]。在此背景下，必然伴随着金银器和 漆器技术上的互相促进以及艺术上的互相借鉴。 蜀郡工官造的酒樽， 其器身的纹饰一般是以中间 为界，分为上下两层装饰，纹饰多为龙凤、羽人、飞 禽、走兽以及一些几何纹等，与汉代漆奁的纹饰非 常相似。西汉中期以后到东汉，出土的许多非工官 产的漆器上都装有金属扣， 可见当时金属加工技 术已经非常娴熟，工匠们充分利用了金、银、铜的 延展性能，使漆器更加美观、结实。 就出土漆奁而 言，西汉中期以后，奁盖、口沿、器身上往往会镶嵌 多道金属带，两道金属带之间彩绘纹饰、贴金银箔 等，极尽华丽之能事。 正是“雕镂扣器，百伎千工”[13]。 目前尚未发现器身上明确表明产地的工官造乘舆 漆奁， 但在耳杯上常发现标明产地与生产工序的 大段铭文。 贵州清镇15号墓出土的漆耳杯上有铭 文：“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画木黄耳棓。 容一升十六侖。素工昌、髹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 工常、画工方、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 护工卒史 恽、守长音、丞冯、掾林、守令史谭主。 ”[14]一件漆耳 杯生产尚需经过八道工序和若干人的分工协作才 能完成，那么，制作一件包含彩绘、嵌扣、贴金银箔 等多种工艺为一体的漆奁，复杂程度可想而知。这 类漆奁在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 江苏泗阳陈墩汉 墓、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安徽天长三角圩战国西 汉墓、连云港孔望山吴窑汉墓、扬州汉墓、咸阳马 泉西汉墓等都有出土。 二 樽，盛酒器。 许慎《说文》中无“樽”字，字本作 “尊”。尊为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战国以后少见，现 今所称“尊”，约定俗成，乃沿用宋人的定名。尊的形 体可分为有肩大口尊、觚形尊、鸟兽尊等三类[15]。 樽 则为战国时期出现的日常实用酒器。在汉代，酒一 般藏在瓮、榼或壶中，饮宴时先将酒倒入樽中，再 用勺酌入耳杯奉客[16]。 汉代的樽有盆形和筒形两 大类。樽的胎骨多为铜胎或木胎，分为有盖和无盖 两种。 有盖的多以子母口扣合，盖顶衔环，腹部都 有两个对称的铺首衔环耳，底下常有三足。 文献中，常称有三足的樽为“奁”或“三足奁”。 将这类器物定名为“奁”，始于宋代的金石学。成书 于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吕大临的《考古图》收 录了两件器物，两件皆为圆筒状，平底，下有三足。 其中一件带提梁，上有盖，下有三个蹄形足；另外 一件盖顶上有一立鸟，腹中部饰一对衔环铺首，底有 三个熊形足。吕大临将这两件器物均命名为奁[17]。宋 徽宗敕撰、王黼编撰的《宣和博古图》中也收录了一 件器物，盖顶饰3个羊头形小钮，有四神为饰，中间 有一环纽，器身腹部有两个兽面衔环铺首，平底，下 面有三个熊形足。 书中将之命名为“四神奁”[18]。 关 于樽的起源，马承源先生说：“樽，容酒器，旧误称 为奁，初见于战国时期，盛行于汉晋。 战国的呈长 筒形，两侧有环耳，下承三犀为足。 汉樽形体亦作 圆筒形，直壁较短，上有盖，平底之下有三个兽蹄 足，外壁有铺首衔环耳一对。 ”[19]随着考古资料的 日益丰富，我们知道，马先生描述的樽是温酒樽， 并未提到承旋和另外一种盆形樽。樽始于战国，盛 行于汉晋，流传至中唐 [20]。 汉墓出土的铜尊与承 盘，在我国时有发现，但其定名、配套及使用有一 个认识过程。 1954年发掘的西安白鹿原M41是一座东汉 墓，出土的编号为41:10的器物，俞伟超先生在报 告中称为“奁形器”，灰陶质，高8.9、径16.9、底径 16.8厘米，无足[21]。 报告中说：“出土时有一陶勺放 在器内， 这种情况在汉画像中常见， 是为食器无 疑。过去名之为奁，疑不适。故暂名奁形器。 ”在俞 伟超先生看来，奁并非食器，而这种器物在器形上 72 《东南文化》2011 年第 4 期总第 222 期 图三// 山西右玉县出土 铜酒樽口部铭文 图二// 铜温酒樽 与奁有共同之处。 王振铎先生则把 这类器物直接定名为“樽”，认为是 酒器[22]。 1962年山西右玉县出土了 三件西汉铜樽， 其中两件形制相同 [23]。 这两件相同的樽为圆筒形，有 盖，平底三足。 盖顶中央有提环，周 围有三个凤形钮， 腹两侧各有一个 衔环铺首，底接三个熊形足。中腹部 一周宽弦纹带将腹隔为上下两区， 酒樽外壁装饰着生动的浮雕兽面人 身纹，以及虎、牛、羊、猴、龙、凤、鹿、骆驼等十余种 动物纹样。盖内还残存有彩绘鸟兽纹，上面有一层 朱漆。两器口沿及盖下的子唇外沿均刻有隶书铭文： “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 ”[24]这 件自名为“温酒樽”的器物，通高25、口径23、壁厚 0.4厘米（图二）。 同时出土了另一件铜酒樽，通高 34.5、口径64.5厘米，平唇、鼓腹、圜底、下有三虎形 足，腹有素宽带，中加弦纹一道。与带纹平行，分列 三个铺首衔环，通体鎏金，并加彩绘群兽。 画法是 用纤细的墨线双勾，再填白、红、黑等色。平唇上刻 铭文：“剧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 造。 ”（图三）带盖，筒状的称为“温酒樽”，容量较 小；而不带盖的盆状器称“酒樽”，容量较大。 唐兰先生说：“温就是‘醖’字……醖酒是反复 重酿多次的酒。 ”[25]孙机先生也认为“温”和“醖”两 字通假。 “温酒樽”是盛酒用的，并非温器。醖酒为 多次重酿之美酒，其色清澄，故亦称 “清酒”，而其盛器筒形酒樽亦称“清 樽”[26]。因而盛醖酒的筒状尊要比盛 一般酒的盆形尊级别要高些。 筒形 尊上置盖，既卫生又保美酒醇香，并 附有圆形三足托盘； 而盆形尊则往 往与他器杂置在案上或地上， 并无 专用的承旋，规格显然要低一些。饮 宴时，不同的樽盛放不同的酒，正如 汉乐府《陇西行》中所描述的：“清白 各异樽，酒上正华疏。 ”[27]由于酒樽 高雅， 常常出现在文人墨客的诗句 中，李白有“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 珍馐直万钱”之句[28]。 1972年河北省 邯郸市张庄桥发掘了两座砖拱多室 墓，M1和M2至少各随葬一套酒樽 [29]。 在M1中出土了一件带刻铭的铜 酒樽托盘和一件铜酒樽盖，在M2中 出土了一件鎏金银铜酒樽 （缺盖）。 酒樽为平底圆筒形， 腹部两侧透雕 蟠龙衔环铺首，三熊形足。外壁三周 素面宽带纹，间饰花纹带两周：上面 一周绘流云、飞鸟、怪兽、羽人、西王 母及左右侍神仙；下面一周绘流云、 禽兽等图案。 樽口径35、 高28.2厘 米。 樽盖隆起，三鸟形钮，中间提环 残缺，盖面上绘流云纹两周。承盘为 宽平沿，浅直壁，大平底，下置三熊 形足。 器物通体涂金，花纹地鎏银， 熊形足上镶嵌水晶、绿松石等，装饰华丽，工艺精 湛。盘口径47.5、通高8.5厘米。 托盘沿下刻有隶书 铭文：“建武廿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舆大爵酒樽。内 者室，铜工堂，金银涂章，文公循，造工茱。 护工卒 史恽，长汜，守丞汎，掾习，令史愔主。 ”[30]这件公元 47年出自蜀郡西工的乘舆大爵酒樽， 出现在汉代 邯郸贵族墓葬区， 是朝廷赏赐之物， 还是其他由 来，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铭文不是刻在樽上面， 而是刻在托盘上，可见，这件托盘当时是和樽配套 使用的。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蜀郡西工造鎏金铜酒 樽，下承盘。樽，圆筒形，通体鎏金。樽腹中腰饰凸 弦纹三道并附对称兽面衔环， 三熊状立足， 通高 41、径35.3厘米。 承盘较浅，也有三熊状足，径57.5 厘米。樽和托盘的熊形的足上镶嵌绿松石和水晶， 制作精致（图四）。盘上刻有铭文：“建武廿一年，蜀 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雕蹲熊足， 青碧闵瑰饰，铜承旋径二尺二寸。铜 涂工崇、雕工业、冻工康、造工业造。 护工卒史恽、长汜、丞萌、掾巡、令史郧 主。 ”[31]可见，这种与酒樽配套的托盘 当时称为“承旋”。 南昌市京家山汉 墓中出土类似配有承旋的樽[32]。樽为 圆筒形，博山炉式盖。樽直口，直腹， 平底。 盖上作层峦叠嶂， 有人兽出 没，中央山峰立一大鸟。这种樽盖的 出现可能是受两汉流行的博山炉的 影响。两侧壁中部各有一衔环铺首。 腹部以凸弦纹隔成上下两栏， 分别 刻有仙人、瑞兽和飞禽。 口径23.5、 高16.7、通高30厘米。 承旋破损，盘 口平弧外撇，浅腹，平底。 下有三熊 足。承旋底心为四出柿蒂纹，周围刻 有多道纹饰，盘径39.5、高6.8厘米。 樽始于战国，庄子《逍遥游》中 73 樽奁考辨 图七// 宴乐图 图六// 铜温酒樽图四// 建武廿一年铭镀金铜酒樽 图五// 错金银龙纹带盖铜樽 有：“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又 有“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33]。江陵望山2号 墓曾出土一件错金银龙纹带盖铜樽（图五）。 盖为 斜直壁平顶， 盖沿垂足并内折成子口以套合于器 口内，盖边有四个鸟形环纽。 腹为圆筒形，上大下 小，腹上部有两个铺首衔环，平底，下有三个兽面 矮蹄足[34]。此器上有为数众多的龙凤纹图案，反映 了楚国青铜器花纹技艺的精湛。 通高17.1、 口径 24.7厘米。 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两件铜樽。 弧盖平顶，中部有相背对称衔环铺首。通身饰金银 图案，饰多组龙纹。 内髹红漆。 标本2:167，出土时 内盛有动物骨骼。口径24.8、通高17.5厘米[35]。樽可 能除了用于盛酒外，也用于盛食物。 汉代，铜樽在上流社会是常见的酒器。我国南 方地区如广西、贵州、广州等都有出土。 广西贵港 市深钉岭汉墓出土两套附承旋的酒樽。 其中一件 （M1:10）全身刻满花纹，象首状扁足，直口，直腹， 平底，盖作凤鸟纽博山圆锥状。 口径18、通高25.6 厘米（图六）。 另一件M12:26，无纹饰图案，兽状扁 足。 子母口，直腹平底。 腹两侧有衔环铺首。 盖上 有桥形纽，内套一环，盖顶等距离分布三只羊。 口 径约20、通高21.5厘米。 樽内出有火烧痕的断柄木 勺[36]。樽的胎骨除铜胎外，还有木胎、布脱胎、陶胎 等。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一漆樽，木胎，内髹红 漆，外髹黑漆，无纹。器型扁矮，敞口，盖顶微隆起， 中部有一铜套环，斜直壁，腹部有两个对称的铜铺 首衔环，平底，三个铜蹄足较矮[37]。 满城刘胜墓中 出土一件樽，器身已朽。盖顶有铜质钮，钮座银质， 镂刻柿蒂形及动物花纹；盖缘及器身上下饰银扣。 腹部有银质镂空花纹带一周， 有对称兽面衔环铺 首， 三蹲熊足。 樽为布脱胎。 樽上有铭文：“御褚 □尊一，卅七年十月，赵献。 ”[38]洛阳烧沟汉墓中出 土了许多陶樽[39]。 有的里面有勺，有的有兽骨。 第 一型陶樽火候比较低，有三足。 有的无铺首，有的 筒腹中腰对称施二模印的铺首， 这类陶樽应为明 器。 从考古资料来看，樽常与勺、耳杯同出。 如江 苏邗江胡场M1出土漆樽，木胎，圆筒形，直口，腹 部两侧有衔环铺首，平底，下有三兽蹄形足。 器内 红色，器表酱红色。有盖的一件，通高21.5、口径23 厘米，盖呈球面形，顶嵌柿蒂形铜饰。 盖与器身都 有多道纹饰带，为漆奁上常见的流云纹、几何纹和 各种生动的鸟兽。 无盖的一件，通高19、口径23厘 米，内置一件漆勺[40]。江苏连云港海州西汉侍其繇 墓出土一件漆樽内放置7件漆杯[41]。汉代画像石和 画像砖还形象地展示了樽的使用场景， 如甘肃嘉 峪关东汉墓中的画像砖上有一件三足酒樽， 下有 三足承旋，樽内置一长勺 [42]。 河南密县打虎亭M1 的石刻画像中，其中一人正用勺从樽中舀酒[43]。山 东沂南汉画像中也发现樽多置于三足承旋之上， 内置有勺，时常出现在宾主宴席间[44]。 成都市郊一 宴乐图画像石（图七），所刻画的场面正如张衡《西 京赋》所描述的“振朱屣于盘樽，奋长袖之飒俪”[45]， 在此画像的中间有两几、一酒樽、一盂。 樽，平底、 有三足，内置勺[46]。 74 《东南文化》2011 年第 4 期总第 222 期 图八// 双层漆奁 三 樽为盛酒器，而奁为盛妆器，这两类器物因用 途不同，形制有很大的区别。 从胎骨来看，樽内部 盛放的酒有一定的重量， 会对樽底造成一定的压 力，因此常见的酒樽是铜胎的。奁用来盛放日常梳 妆用具，使用人群多为女性，以轻便为宜，其胎质 多为木胎与布脱胎，不见纯铜胎。 从附件来看，酒 樽由于比较重，为方便提携，故需要在器身上装上 铺首。器底下面接三足，可能是来自于商周时期青 铜容器常皆三足的传统做法。奁由于比较轻便，一 般无铺首与三足。从盖来看，樽分为有盖与无盖两 种，而奁都是带盖的。为了方便开启，有盖的樽，其 盖多作平缘形。盖顶附有立纽或环纽，盖沿垂足并 内折成子口以套合于器口内。 奁盖分为直口和子 母口两种:直口奁是器盖套合至器身外部;而子母 口奁，一般是器身口沿内折，上承器盖，器盖垂直 的边缘较宽。 从高度来看，有盖樽由于是盛酒器， 其高度相对奁来说要高些。有盖樽一般为圆筒形， 通高在25厘米左右，器高大于器身直径。奁多为扁 矮形，圆奁的高度不超过盖的直径，长方形（包括 方形）奁的高度小于其最长的边，椭圆形奁的高度 也小于其长径。单层奁通高一般在10厘米左右，双 层奁的高度在20厘米左右。 最后， 从出土实物来 看，樽内常伴出勺、杯，而奁内一般都是镜、梳、篦、 脂粉等梳妆用品。 古代器物在设计技术方面常常互相借鉴，常 出现异器同构的现象。西汉中期以后，嵌金属扣的 漆奁多有出土， 而战国与汉初极其少见， 笔者臆 猜，这种扣带是借鉴于铜樽上常见的宽弦纹，正如 有些樽盖借鉴了博山炉的造型。 樽上常见的盖顶 环纽在满城窦绾墓出土的五子奁（2:4113）的两个 子奁上附有银质环纽和柿蒂形钮座 [47]。 樽下接三 足的做法， 在荆州高台秦汉墓中出土的漆奁上也 能看到，只不过奁的三足极其矮小，不同于樽的立 足（图八）[48]。樽与奁都为人们日常生活器具，纹饰 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西汉以后，其装饰更多的是 以朴素、贴近生活的题材为主，如弦纹、柿蒂纹、动 物纹，以及体现人们求仙、企盼长生与富贵的神仙 瑞兽纹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文章成稿的过程中，得到了张学锋师的悉心 指导，特此表示感谢！ ） [1]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整理组：《湖北江陵凤凰山 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9期。 [2]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 407页。 [3]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第144页；图片采自《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 8·漆器》，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年，第 25 页。。 [4]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 社1985年，第79~80页。 [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考 古学报》1993年第4期。 [6]据洪石在其专著（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6年）中认为关于漆器的发掘简报和研究文章中，凡言 夹纻胎者其实皆为纻胎即布胎。 这种胎骨是没有木芯的。 笔者基本同意洪石的观点， 但是考虑到突出这种胎骨是 没有木芯，要经过“脱胎”这一工序，认为把这种胎骨称为 “布脱胎”比较妥当。 本文所使用的原始资料已根据实际 情况将这些概念转换过来。 [7]无为县文物管理所：《安徽无为县甘露村西汉墓的清理》，《考 古》2005年第5期。 [8]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六安市文物管理处：《安徽六安市 九里沟两座西汉墓》，《考古》2002年第2期。 [9]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 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88页。 [10]东汉邓太后于元兴元年（105年）“悉斥卖上林鹰犬，其蜀 汉扣器、九带佩刀，并不复调”。 见南朝宋·范晔撰、唐·李 贤注：《后汉书·皇后纪·和熹邓皇后》， 中华书局1965年， 第422页。 [11]汉·班固：《汉书·贡禹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070~3071 页。 [12]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第48、62 页。 [13]张震泽：《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8页。 [14]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1959年第1期。 [15][19]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98、 303页。 [16]孙机、杨泓：《文物丛谈》，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74页。 [17]宋·吕大临、赵九成撰：《考古图续考古图考古图释文》，中 华书局1987年，183~184页。 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5 樽奁考辨 The Differentiation of Zun and Lian LIU Fang-f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Abstract: Lian （toilet box） and Zun （vessel） are often confused in literatures. “Lian”, usually used as the dressing box, was featured with single layer in the Warring States and double layers in the mid-Han Dynasty, which widely used with submunition type. “Lian” was usually in round-based with cover, often decorated with painting, gold and silver foil. “Zun” was a wine vessel for daily use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hich included two types of sub-basin-shaped one and cylindrical one, copper boned or wood boned, covered or uncovered, and often with three legs at the base. Key words: Lian（toilet box); Zun (Vessel); differentiation 《考古图》、《续考古图》、《考古图释文》。 [18]宋·王黼：《宣和博古图》卷二十七，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 书》子部二十五谱录类，台湾商务出版社1986年。 [20]李匡乂：《资暇集》卷下，《注子偏提》条载：“元和初，酌酒 犹用樽勺。 ”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 [21]俞伟超：《西安白鹿原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 第3期。 [22]王振铎：《再论汉代酒樽》，《文物》1963年第11期。 [23]郭勇：《山西省右玉县出土的西汉铜器》，《文物》1963年第 11期。 [24]“河平”为汉成帝年号，河平三年即公元前26年。 [25]唐兰：《长沙马王堆汉轪侯妻辛追墓出土随葬遣策考释》， 《文史》第10辑，1980年。 [26]《诗·小雅·信南山》云：“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 见清·方云润撰：《诗经原始》卷第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 第434页。 盛清酒之樽称“清樽”。 唐·杜甫《严公厅宴同咏 蜀道画图得空字》中有“兴与烟霞会，清樽幸不空”，见《李 太白集杜工部集》卷十二，岳麓书社1989年，第207页。 [27]汉·无名氏：《陇西行》，见曹旭撰：《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 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1页。 [28]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集注》卷三《行路难三 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29]陈光唐、王昌兰：《邯郸历史与考古》，文津出版社1991年， 第94页。因这两座墓出土文物年代较杂，既有战国早期的 青铜鉴，又有东汉时期的铜器，还有魏晋时期的器物，故 学术界对这两墓的年代一直存在争议。 [30]邯郸市文物研究所：《邯郸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2005年， 第205页。 [31]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馆编：《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馆陈列 品图目》，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第 102 页，图 520。 [32]江西省文物工作队等：《南昌市京家山汉墓》，《考古》1989 年第8期。 [33]庄子：《逍遥游》。 见清·王先谦撰：《新编诸子集成（第一 辑）庄子集解》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第5、7页。 “何不虑 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司马彪云：“樽如酒器，缚之于身， 浮于江湖，可以自渡。 ”案:“所谓腰舟。 ” [34][3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文物 出版社1996年，第135页、图九WM2：T111，第87页。 [35]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第189页。 [36]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贵港市文物管理所：《广西 贵港深钉岭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38][47]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 出版社1980年，第146、300页。 [39]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第130~131页。 原文称为“奁”。 [40]扬州博物馆等：《扬州邗江县胡场汉墓》，《文物》1980年第 3期。 文中称出土两件“樽”为“三足奁”。 [41]南波：《江苏连云港海州西汉侍其繇墓》，《考古》1975年第 3期。 文中称“樽”为“食奁”。 [42]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嘉峪关汉画像砖墓》图三三，《文 物》1972年第12期。 [4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 1993年，第183页。 [44]华东文物工作队山东组：《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文物参 考资料》1954年第8期。 [45]汉·张衡：《西京赋》，见张震泽校注：《张衡诗文集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5页。 [46]《巴蜀汉代画像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版64。 [48]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高台秦汉墓：宜黄公路荆州段 田野考古报告之一》，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 M28 中出土了5件双层妆奁。 此式妆奁形制与花纹均基本相 同，奁壁、盖、底均较薄。整体作圆筒形，腹径略大于器高， 直口，直壁，弧顶，平底。盖顶和器底均风别装有三个对称 的乳凸状铜质圆纽，底部三纽当为三矮足，盖顶三纽则为 揭开奁盖后倒置奁盖的支撑。全器由奁盖、中层盒底层相 互套合而成，底层有五个分格。以M28:116为例，此奁通高 22.8、腹径25.2厘米。 （本文终校：王 霞） 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