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小说_零余者_形象管窥_泰戈尔_探宝_与郁达夫_零余者_对读

25 作家与作品 ZUO JIA YU ZUO PIN 中印小说“零余者”形象管窥 ———泰戈尔《探宝》与郁达夫《零余者》对读 王海峰 在文化上，中国与印度的渊源可谓由来已 久。 印度佛经的传入，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了 我国古典小说的文本内容和精神面貌。 《西游 记》、《聊斋志异》（部分篇目） 等便是颇有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性的受印度佛教思想影响的中国古典小说。 闻 一多先生说:“我们至少可以说, 是那充满故事 兴味的佛典翻译之宣讲, 唤醒了本土故事兴趣 的萌芽,而产生了我们的小说与戏剧。 ”[1]（P136）随 着季羡林、 陈寅恪等学者对于梵文研究的深 入，很多现代的印度文本被翻译成中文。 我们 不能轻易地说这些文本是否对于中国现代小 说乃至当代构成了影响。 但是，这个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并不 26 作家与作品 ZUO JIA YU ZUO PIN 妨碍我们将这两个国度和民族的文本进行有 意的对读，从而从中得出异同，也是一件促进 中印文学交流的美事。 我将泰戈尔的短篇小说《探宝》[2](P104-110)与中 国现代小说家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零余者》[3](P28- 36)对比阅读是出于偶然。 但仔细想一下个中因 由，怕也是必然的选择。 首先，泰戈尔是印度最 为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歌文本已经深深地印在 中国人民的心中， 加之徐志摩等人的大力推 介，使得泰戈尔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诗人。 泰 戈尔的诗歌成就掩盖了他小说的成就。 泰戈尔 一生写了 100 多篇小说， 其中 10 多部中长篇 小说，他的小说功力也非常深厚。 在 1891 年至 1900 年间，泰戈尔写了数十篇反映农村题材的 短篇小说，一些篇目很精彩。 《探宝》写于 1892 年。 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写主人公贝德亚纳特 的贫困生活和一次狼狈不堪的淘宝经历。 从表 面上看，发财似乎成了主人公贝德亚纳特生活 的唯一追求，但事实并非如此，后文我们将深 入分析。 对于贝德亚纳特的形象，其身份虽属 农民，但是，我们可以将其放入“零余者”之列。 郁达夫写于 1924 年的小说 《零余者》中 “我”的形象应该说是标准的“零余者”形象，即 身份的知识分子属性。 郁达夫在这篇小说中写 到了“我”的生活困窘、精神困顿、性或者情感 苦闷等等，这种生活状态的描摹与泰戈尔《探 宝》中的生活状态描摹迥然不同，但是在不同 的背后，我们却能够挖掘到一种相同气息和存 在属性。 一、生活境遇的异同 前面提到，泰戈尔笔下的贝德亚纳特是一 个农民。 他承继了父亲的已经被叔父骗得所剩 无几的遗产，并不为生计所忧虑。 他理所当然 地娶了女人，生了一双儿女，但是他的家庭生 活也同时陷入了困境。 这与众多农民的生活相 似， 不同之处在于贝德亚纳特没有生财之道。 而在郁达夫的小说中“我”是一个留学归来的 知识分子，却找不到理想的营生，靠母亲寄来 的生活费维持生活所需。 “我”也娶了妻，生了 子， 却对家庭与社会都是 “一个完全无用之 人”，因为“我”也全无生财之道。 两篇小说主人公的身份阶层迥然不同，而 所处的生活境遇却十分相似。 我们能够看到， 这里所说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具有知识， 而在于是否能够深入生活，潜心承担生活的重 量。 二者显然都浮在了生活的上方。 前者贝德 亚纳特承袭着父亲的财产不知所适，终日不操 农事；而后者“我”沉浸在迷茫的知识无以为用 的生活上空，五谷不分，终日牢骚苦闷。 二者都 处在一种飘浮的状态之中，缺乏脚踏实地的生 活体验和理性付出。 对于爱情、婚姻和家庭，二者的处理也是 被动的。 前者不花一分钱娶了一个“门当户对” 的贫穷人家的长女莫柯达，并在莫柯达的逼迫 下，极为被动地挑起了谋生赚钱的重担；后者 有了妻儿，一身贫困，却丧失了生活的目标，若 不是妻儿的负担， 也不会为了生计而四处奔 走。 爱情对二者来说，已经死亡，或者从来没有 诞生过。 婚姻变成了一桩顺应形势的过场。 随 着婚姻而来的家庭，成为了他们无法摆脱或者 无力摆脱的枷锁。 对于前者，仿佛没有家庭倒 能更加自在无忧地生活；对于后者，似乎没有 家庭便可以不必多虑许多生计上的琐事。 可见 二者这样的婚姻观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都属 于东方社会的婚姻观念和模式。 二、尴尬自娱的异同 贝德亚纳特的自娱方式是给孩子们（或者 有需要的人）制作手杖、风筝、钓竿、线轴之类 的玩具。 虽然，贝德亚纳特并不收取什么报酬， 但是，他只要一干上这些活，便总是兴致勃勃， 忘乎所以。 就如小说中写到的一样：“他是借此 来排遣压抑在心中的怨气呢！ ”直到他的妻子 莫柯达破坏了他的娱乐氛围，逼迫他出去买生 活用品，逼迫他去赚钱，他才放下手中的那些 无足轻重的活计。 在《零余者》中“我”是一个读书人，对诗歌 情有独钟，在苦闷彷徨时，总要吟诵几句诗歌， 表达自己的心怀。 仿佛在这个世界上，“我”只 剩下了感慨，感慨和舒愤成了“我”生活的一种 快慰。 这种“验伤”式的生存状态在郁达夫《沉 27 作家与作品 ZUO JIA YU ZUO PIN 沦》等篇目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这也可以 看做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娱”形态。 “我”虽然 不会像贝德亚纳特一样去削树枝做手杖，但是 我会“削剪”自己内心中的欲望的“树枝”去做 一种告慰，告诉世界，“我”已不在乎恋爱、金钱 ……然而，在“自娱”的酒醒之后，“我”还得面 对世界，面对金钱和其他…… 这种相似的尴尬，我们在鲁迅的一些小说 （比如《阿 Q正传》）中也能见到。阿 Q自有一些 能够自娱的“项目”，比如总喜欢到小尼姑的头 上摸一把，抓虱子，等等，这些“项目”明显地代 表着这个人的特征，也明显地表现出这个人所 代表的阶层的属性。 但是，不论这种属性如何， 它们的存在方式和生存环境都决定了它们是 尴尬的。 三、隐遁结局的异同 在《探宝》结尾处，泰戈尔写道：“清晨，人 们听到贝德亚纳特失踪的消息， 便到处找他， 但是始终没有找到。 可怜的贝德亚纳特大概将 永远地从这个地球上消逝了！ ”贝德亚纳特最 终选择了离开，不论这种“离开”是以何种形式 完成的， 小说的结局都告诉我们一种从生到 死，或者介于生死之间的形态，即隐遁，也可说 是脱逃。 这种处世方式在印度小说中较为常 见，比如在此之后的印度“新小说运动”代表作 家之一拉金德尔·亚德沃的小说 《泰姬陵的失 恋》等，其结局都呈现了一种隐遁、避世的气 息。 从根源上说，这不能不说与印度佛教宗教 文化思想相关。 在《零余者》的结尾处，郁达夫写道“没有 方法，我只能放大了脚步，向前同跑也似的急 进了几步。 这样的不知走了几分钟，我看见一 乘人力车跑上前来兜我的买卖。 我不问皂白， 跨上了车就坐定了。 车夫问我上什么地方去， 我用手向前指指，喉咙只是和被热铁封住的一 样，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人力车向前的跑去，我 只见许多灯火人类， 和许多不能类列的物体， 在我的两旁旋转。 //‘前进！ 前进！ 像这样的前 进罢！不要休止，不要停下来！ ’//我心里一边在 这样的希望，一边却在恨车夫跑得太慢。 ”表面 上看，“我”口中喊出的“前进”二字，有进取之 意，而其实它是另一种形式的逃避。 “我”的“前 进”没有明确的方向，只是想远离此地及此刻， 只是想让自己的喉咙发出声响，以解“燃眉之 急”。 但是，我们知道这种逃避是暂时的。 在这两篇小说中， 生死和速度的转变，时 间和空间的位移，虽然能够将主人公带出当时 当地的困境，但是他们的这种隐遁行为有如恐 惧下把头埋入土中的鸵鸟，于事无补，这种结 局无疑充满了无奈和悲凉。 四、结语 泰戈尔在小说中呼唤给予贝德亚纳特样 的人以亲人的同情；郁达夫小说中主人公虽有 亲人的同情，却无社会的帮扶。 这两种不同的 呼唤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 人只有在“被需要” 之时，才能显现出他的价值。 这种需要一方面 来自零余者自身的灵魂反省，另一方面来自零 余者所处时代和社会的援助。 而这两篇小说中 的隐遁的悲伤结局则可理解成是，别一种形式 的对社会和零余者本身的深情告诫。 泰戈尔第二次访华时，郁达夫曾跟徐志摩 同去迎接。 郁达夫在纪念徐志摩的散文《志摩 在回忆里》曾简短记录了这次会晤，透过他重 复徐志摩为泰戈尔感伤的话语，以及文末对于 两种作家的感慨，我们能够隐约感到一种惺惺 相惜的惆怅。 郁达夫与泰戈尔的相会虽然是短 暂的，虽然是在他们各自写出了这两篇小说之 后，但是，我们能够透过这两篇小说所表达的 思想感情，领会到中印两国作家的脉搏是相通 的。 参考文献： [1]闻一多.文艺的历史动向[A].闻一多诗文 选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2] （印）泰戈尔等著.胡光利主编.印度 20 世纪经典小说[M].哈尔滨出版社，2006. [3]郁达夫 .寒灰集 [M].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作者：黑龙江省绥化学院学报编辑部编 辑。责任编辑：汪晓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