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是这种形态的民间融资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

当前,民间信用市场十分活跃,其中高利贷信用是主流。无论其借贷范围,还是借贷规模,都有所扩展。怎样看待民间信用中高利贷的新变化,如何摆正其地位,这是高利贷能否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活跃民间资金市场,启动民间沉淀资金,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的关键。近年来,民间高利贷现象有所抬头。高利贷由来已久,从中除了能看出黄、赌、毒等社会毒瘤发展的端倪外,它也让人们不得不反思脆弱松散的民间金融以及社会信用危机。有资料统计,近年来我国民间高利贷已经高达8000亿至1.4万亿元,仅浙东南地区就有3000多亿元。 但问题是这种形态的民间融资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江苏泗洪县不过是个后来者，前面还有温州、福州之类的地方，早就在这方面形成了规模效益，并且具有相当完备的系统。福州的地下钱庄生意比官方的“世界汇”都快捷，国内这边说打款，国外那边马上就可以先代付，比银行转账都方便。 　　其中的道理有两方面。其一，在目前的状态下，民间的资金要寻求安全与回报。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在高通胀与货币超发的状态下，如果放在银行基本就等于是看着它贬值，放在股市那就是大鳄嘴里的小鱼，去炒房子没有那么多资本，要是去做生意——生意不是谁想做就做的。在以钱生钱的方式里，比高利贷方便的不多。所以，民间的资金会在中间人的拨弄下聚沙成塔，然后形成民间的另类金融体系。而这种民间金融所聚集的资金越高，也就越不容易倒掉，普通人的收益就有了保障。 　　其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这个不是新鲜事儿了，每当信贷紧缩的时候，中小企业就会被贷款这件事勒紧脖子，遇到暂时的资金周转问题，想要从银行得到帮助相当困难，也就只好求助于高利贷了。而过高的利息使得中小企业即使撑过了某个关口，也会丧失一部分发展的实力，使得他们的发展更为缓慢。 　　这是一直以来的信贷倾斜政策造成的后果，国企贷款相对容易，而民营经济体对于银行来说，从来算不上必须扶植的客户。虽然中央多次强调要对中小企业在信贷上进行帮助，但实际上从来就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尤其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民间的拆借在这部分早就取代了大机构的作用。 　　有这两个条件，民间的这种高利贷就会迅猛发展，尤其在目前这种货币超发，但信贷又要缩减的状态下。一般来说，中国人习惯于勤俭治家，很少会用高利贷来进行消费、赌博等事项，形成高利贷屡禁不止的环境就是民间的资金没有合理增值保值的出口，而中小企业没有合理的融资渠道、贷款渠道。按照市场经济的说法，这就等于这边有需求、那边有货源，生意想不做都不行。 所以，真的想制止这种畸形的民间金融形态，最重要的就是把这条民间的生意链条用正常的方式做一个替代，比如说让民间的吸储与小额借贷合法化，提高他们短期的借贷利率，但不超过一个额度，同时由正规机构进行监管。或者降低银行的贷款门槛，提供更多的短期周转贷款给中小企业。这种事温州等地早就有试点，只是试到现在都还没有形成足够的气候。如果不能尽快做到替代，民间的高利贷风潮一定会像传染病一样风起云涌。 民间金融是市场化的金融体系，通过民间资金的规范有效运作，使中小企业与民间资金匹配。从2010、2011年的情况看，民间金融几乎完全陷入高利贷泥潭，高利贷俨然成为民间金融代名词，这是天大的误解。按照这一套路，中国的金融改革会被带到暗沟里去。 目前高利贷泛滥，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面原因是资金紧张，导致资金溢价过高。但资金溢价不是事情的本质，高利贷泛滥的本质是中国金融业没有风险定价体系，一味青睐大企业、大项目。 　　利率是资金风险指标，当高利贷月息高达四分、五分，超出绝大部分企业的承受能力，说明借贷者认为在资金紧缩周期，所有企业风险全都不可控，只能以提高借贷利率的方式控制风险、潜藏含义是让借贷者以全部身家、所有信用作为抵押物。这是自杀式的恶性的金融生态，出借者都是黄世仁，而借贷者都是杨白劳。 　　关键问题浮出水面，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要遭受高利贷之害，借贷者就没有办法遴选出风险程度不同的企业？ 　　即使在资金紧缩之时，不同的企业抗压能力、市场前景、信用表现也都不同，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一个正常的金融体系可以做到筛选出高风险企业，对有发展潜力的低风险企业给予大力支持。如果说大型银行因为成本、因为政府项目出纳员的身份、因为坏账考核机制的不同，不得不倾向于大型项目，那么深接地气的民间金融以及地方小型金融机构，却无法建成完备的风险筛选与控制体系，只能说明，中国的民间金融与地方小型金融机构已经偏离了正确的航道。 　　体制的缺失导致民间借贷行为短期化，来不及培育出具有起码风险意识的金融专业人士。 　　从吴英案倒推，许多有心人观察到，中国的民间金融一直在草根中无法自拔，资金掮客的面目大同小异:没有受到多么高深的教育，拥有一定的草根信用认可度，如能说会道、“吃得开”、在当地大企业或者金融机构等公家人中拥有一定的关系网等。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民间金融发展30年，居然没有培育出哪怕一个金融家，就说明了问题。 　　1986年，温州民间“抬会”崩盘，一个名叫郑乐芬的33岁女子成为“首犯”，她因吸纳6200万元，1991年9月被执行死刑，立即执行。2008年3月，绰号“小姑娘”的杜益敏被一审判处死刑。公诉方计算，“小姑娘”从2003年到2006年7月，非法集资额高达7亿元。 　　上述悲剧显示出民间金融的生存状况，法律风险高，刀口舐血，比民国前期银行家的处境还要困难。从业者只能追求短期效应，以赚快钱为主，素质难以有较大提高，没有人疯狂到想把民间金融做成长久基业。建立风险控制体系的可能性被连根拔除。 　　另一方面，数年来的国进民退以及近些年外贸制造红利的消失，使民营制造企业出现大规模的利润下降、关停并转，企业主自杀、逃亡、人间蒸发时有发生。此时，以往地方村镇银行、地方小微商业银行行之有效的基于人情社会的风险控制系统，失去了作用。人们只能假设，所有的企业都有可能倒闭。 　　正因为风险失去控制，围绕高利贷出现了不被认可的地下秩序维持者，比如豢养家丁、雇佣打手、借助公安、司法等公权力为我所用，高利贷从灰到黑的演变过程中，性质发生巨大变化。高利贷不是民间金融，更遑论建立风险定价体系，而是企业向某一特定人群缴纳的买路钱，进入这样的体系，就不是民间借贷而是分赃行为。在数个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是公务员在危机爆发之前率先收回本利。 　　民间金融在上述背景下走向高利贷，而高利贷败坏了民间金融，每次都成为严打的目标，由此丧失了发展的空间。此次改革，需立本建信，确定给予民间金融发展空间，建立风险定价体系，方能铲除高利贷之源，防止有人将一盆高利贷的脏水，泼到民间金融的身上。中小企业的融资饥渴已经不是“急症”，由此导致的民间借贷持续活跃，作为其副产品的高利贷现象更是层出不穷。江浙一带地下钱庄从事高利贷早已不是新鲜事，而最近又有媒体曝光，在2009年以来的宽松货币政策下，甚至出现了银行低息贷款流向了高利贷金融公司，从中谋取非法收益，而导致高利贷融资的中小民营企业陷入绝境。 　　一个困局由来已久，一方面大部分民营中小企业仍然借钱无门，另一方面民间资本大量闲置，并且在高门槛的制约下，合法地进入金融领域阻力重重。据统计，广东省民间资本约超过1万亿元，在浙江，仅温州一地就有7500亿民间资本。 　　近期，《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主旨在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这对于民间资本来说是一个大利好，然而需要思考的是，如果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继续受阻，这一政策很可能依然会缺乏现实的落脚点。 　　民间借贷利率攀高 　　《英才》：从最近一些发生的事件来看，高利贷现象又有所凸显，与前些年相比，目前这一状况呈现怎样的特点？ 　　周德文：几年前，大家对实业比较有兴趣时，企业借高利贷相对比较容易发生，而与往年不同是，现在实业不景气，利润越来越薄，中小企业经过前几轮的折腾，借高利贷越来越慎重。作为民间借贷的主体，担保公司和其他一些贷款的团体也很慎重，因为贷款的风险越来越大，很多企业借了都不能偿还，结果造成很多社会问题，现在正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时期。 　　《英才》：目前有一种高利贷现象被媒体曝光，揭示自2009年执行宽松货币以来，一部分低息的银行资金被放成高利贷，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朱大鸣：我不能肯定绝对有这种现象，但我知道一些上市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募集的资金来放高利贷，像一些个别的营销代理企业，从资本市场获得很多资金，在其他企业困难的时候出借，以押保证金的形式放高利贷。 　　郭田勇：现在的货币政策是注重数量型的，主要是缩量，并没有缩价格，银行没有加息，利率水平不高。因此，正规金融机构的钱就有钻到民间领域去寻求高收益的需求。 　　《英才》：实际上，在金融危机之后，政府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出台和实施了不少政策和措施，包括批准建立小额贷款公司、鼓励大中型银行机构向中小型企业放贷等措施，但这一问题没有实质的改变，那么核心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周德文：现在小额贷款公司还处于试点阶段，设立的公司非常少，像在温州民间资本这么活跃的地方，只有16个指标，每个县基本只有一家，按每家公司注册资本2个亿算，合起来也就只有32亿。这32亿对于36万家民营中小企业来讲，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很多小额贷款公司因为没有资金都难以为继，所以实施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银行给中小企业充血，这种讲法事实上是没有依据的，中央曾经三令五申要银行给中小企业增加贷款，银行也说给中小企业支持了，其实这个概念是混淆的。我们讲的中小企业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规模，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其实目前存在的更大部分是量大面广的微小企业。如果按老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实际上中型企业都是比较大的企业，那么银行更多地把资金贷给这些企业，所以小企业融资难依然是个严峻的问题。 　　郭田勇：其实小额贷款贷公司也是良莠不齐，有些地方的小额贷款公司，贷的都是大额贷款。1、2个亿的资本金，贷了两三笔就贷完了，因为他们也觉得给大企业贷风险小，这说明大企业还有很多资金需求，小的贷款公司都挤到里面贷，我们的金融供给还不充分。 　　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存在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因为借了款是要还的，所以，一定要对接受贷款人的风险进行充分考证。中小企业不能说想从银行借钱，就能借到钱。我们也做过一个中小企业融资调查。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得到的满足率是比较低的，可能更难一些。因为我们大的商业银行不愿意去做这个，关键的一点就是，这钱反正有其他地方可以贷，因为我们大的企业还比较多。 　　小型金融机构发展慢 　　《英才》：最近国家出台政策，要大力加强民营资本的投资力度，那么无论是从金融企业准入上，还是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上，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周德文：国家要加大民间投资的力度，政策已喊了几年，但这些政策更主要的是贯彻实施，不能仅停留在政策层面上。为什么政策执行不了？主要是各个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源于自身的利益层层设置障碍，使得民间资本没办法对外健康投资。 　　融资问题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应该加大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力度，其次是加大金融对内开放的力度，允许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入到金融领域，设立社区银行，乡镇银行等等。只有民间建立的金融机构才会真正给小企业贷款。就像门当户对一样，现有的银行设置本身就是针对大中企业来信贷的。此外，民间集资实际上涉及到投融资改革，现在也不规范，比如什么样的集资是属于合理合法的，什么样的属于非法的，这都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还要有相应的监管部门来介入。 　　郭田勇：现在为什么说小型的金融机构发展速度慢，我觉得跟监管层、管理层对民间资本的态度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乡镇银行，规定必须要由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才能成立。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情况，几个朋友有一笔钱要成立乡镇银行，但找不到发起银行就不能受理了。其实，民间资本反而对做这个事作用非常大，他们可能寻找客户的能力比银行还强，但现在必须找到一个“婆婆”管着他们才行。管理层当然有一些风险和监管方面的担心，但另一方面，对民间资本这块，我们还是要减少偏见，不要总戴着有色眼镜。 　　《英才》：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把高利贷行为阳光化，合法化，吸引更多社会资金进入后，利率反而会下降，然后会转化为正常的借贷行为，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周德文：温州大约有7500亿的民间资本，现在进入民间借贷的大概有750亿左右，这么大的规模，如果你不让它阳光化、合法化，客观上还是存在的，这样既造成国家税收的损失，又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甚至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如果把它合法化，一是国家可以纳税，二是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阳光化以后，借贷的利率会科学核定。 　　朱大鸣：现在有一个条例《放贷人条例》正在酝酿，规定自然人都可以放贷，但全民道德准则还没有到达一个高度，我们盲目出台这种条例，是对金融市场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历来高利贷都是比较大的金融杀手，破坏社会的稳定。 我国的民间信用由来已久,近年来发展很快。据有关方面估计,1994年全国至少有500亿元,1995年保守估计已增至800—1000亿元。目前对民间借贷的作用,看法不一。本文着重对民间信用的利弊以及国家应如何引导其健康发展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目前民间信用的主要形式 民间信用最早主要是用来解决生活困难的,后来又逐渐用于婚丧嫁娶、购买生活资料的临时性需求。近几年来,由于农村商品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民间信用在我国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何为民间信用，如何从理论上阐析我国目前的民间信用，以及如何制定合理的政策，对这些问题我国目前理论界及政府部门都存在明显的分歧。本文拟就若干主要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并提出政策建议。铲除高利贷生存土壤，发挥民间金融功能，中国正在推进的金融改革才有能收获实效。 民间金融是市场化的金融体系，通过民间资金的规范有效运作，使中小企业与民间资金匹配。从2010、2011年的情况看，民间金融几乎完全陷入高利贷泥潭，高利贷俨然成为民间金融代名词，这是天大的误解。按照这一套路，中国的金融改革会被带到暗沟里去。 目前高利贷泛滥，表面原因是资金紧张，导致资金溢价过高。但资金溢价不是事情的本质，高利贷泛滥的本质是中国金融业没有风险定价体系，一味青睐大企业、大项目，惟上是从的官方金融机构没有，民间金融同样没有。 利率是资金风险指标，当高利贷月息高达四分、五分，超出绝大部分企业的承受能力，说明借贷者认为在资金紧缩周期，所有企业风险全都不可控，只能以提高借贷利率的方式控制风险、潜藏含义是让借贷者以全部身家、所有信用作为抵押物。这是自杀式的恶性的金融生态，出借者都是黄世仁，而借贷者都是杨白劳。 关键问题浮出水面，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要遭受高利贷之害，借贷者就没有办法遴选出风险程度不同的企业？ 即使在资金紧缩之时，不同的企业抗压能力、市场前景、信用表现也都不同，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一个正常的金融体系可以做到筛选出高风险企业，对有发展潜力的低风险企业给予大力支持。如果说大型银行因为成本、因为政府项目出纳员的身份、因为坏帐考核机制的不同，不得不倾向于大型项目，那么深接地气的民间金融以及地方小型金融机构，却无法建成完备的风险筛选与控制体系，只能说明，中国的民间金融与地方小型金融机构已经偏离了正确的航道。 体制的缺失导致民间借贷行为短期化，来不及培育出具有起码风险意识的金融专业人士。 从吴英案倒推，许多有心人观察到，中国的民间金融一直在草根中无法自拔，资金掮客的面目大同小异：没有受到多么高深的教育，拥有一定的草根信用认可度，如能说会道，如“吃得开”，如在当地大企业或者金融机构等公家人中拥有一定的关系网。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民间金融发展三十年，居然没有培育出哪怕一个金融家，就说明了问题。 2008年3月，绰号“小姑娘”杜益敏被一审判处死刑。公诉方计算，“小姑娘”从2003年起从事地下融资生意，到2006年7月，非法集资额高达7亿元。1986年，温州民间“抬会”崩盘，一个名叫郑乐芬的33岁女子成为“首犯”，她因吸纳6200万元，被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1年9月被执行死刑，立即执行。 上述女性悲剧显示出民间金融的生存状况，法律风险高，所谓在刀口上舔血，比民国前期银行家的处境还要困难。从业者只能追求短期效应，以赚快钱为主，素质难以有较大提高，没有人疯狂到想到民间金融做成长久基业。建立风险控制体系的可能性被连根拔除。 另一方面，数年来的国进民退以及近些年外贸制造红利的消失，使民营制造企业出现大规模的利润下降，出现大规模的关停并转、企业主自杀、逃亡、人间蒸发等现象，此时，以往地方村镇银行、地方小微商业银行行之有效的基于人情社会的风险控制系统，失去了作用。人们只能假设，所有的企业都有可能倒闭。 正因为风险失去控制，围绕高利贷出现了不被认可的地下秩序维持者，比如豢养家丁、雇佣打手、借助公安、司法等公权力为我所用，高利贷从灰到黑的演变过程中，性质发生巨大变化，高利贷不是民间金融，更遑论建立风险定价体系，而是企业向某一特定人群缴纳的买路钱，进入这样的体系，就不是民间借贷而是分赃行为。并不奇怪，在数个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是公务员在危机爆发之前率先收回本利。 民间金融在上述背景下走向高利贷，而高利贷败坏了民间金融，每次都成为严打的目标，由此丧失了发展的空间。此次改革，需立本建信，确定给予民间金融发展空间，建立风险定价体系，方能铲除高利贷之源，防止有人将一盆高利贷的脏水，泼到民间金融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