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专权的形成及其原因探析

明代宦官专权的形成及其原因探析 陈义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安徽芜湖2410003) 摘要:明代宦官之祸超过汉唐,明代宦官专权的形成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从明初太祖朱元璋禁止太监干预朝政,到成祖朱棣重用宦官,至宣宗朝秉笔太监当权,形成了宦官专权局面。明代宦官专权形成的原因,首先,是明代君主集权专制MATCH_ word word文档格式规范word作业纸小票打印word模板word简历模板免费word简历 _1713907133450_0发展的结果;其次,是宦官机构完备的结果;再次,是宦官对厂卫操纵的结果。总之,明代宦官专权是封建专制制度发展的必然产物。 关键词:宦官专权;形成;原因;专制制度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794(2008)05-0032-03 中国的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一直到清朝从未间断,其中“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1]V5,67,而更以明代宦官之祸为突出。明清之际的不少史家认为明是亡于宦官,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宦官之祸确实是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既然明代宦官之祸如此严重,对明代宦官专权的形成及其原因的探讨,就显得十分重要。通过 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对明代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研究。 一、明代宦官专权的形成 宦官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由于各个时代有所不同,其作用也有所不同。明代宦官专权的形成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明初,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为了防止太监干预朝政,不准他们识字,并且“不得兼内外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官服,官无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预外事,预者斩。’诸有司不得与文移往来。”[2]V304,7765 曾经有一个做镊工的老宦官,服侍了朱元璋几十年,偶然一次说话没注意,谈到了朝政,立即被朱元璋打发回老家种地了。太祖曾对吏部说:“内臣但备使令,毋多人。古来若辈擅权,可为鉴戒。驭之之道,当使之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则骄恣矣。”[2]V2,23宦官正式走上明朝政治舞台,是在“靖难之役”后。“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2]V95,2331所以,永乐朝对宦官很是优待,并开始重用宦官。如永乐元年(1403 年),派内宫监李兴奉敕出使暹罗(今泰国);永乐三年(1405 年),遣宦官郑和下西洋;永乐八年(1410 年),宦官王安等督军营,又命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趾;永乐十八年(1420 年),成祖又在锦衣卫之外增设东厂,由宦官掌握,“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2]V95,2331。诚如《明史》所言:“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 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2]V304,7766“太祖之制,成祖违之,贻子孙之患”[2]V95,2341-2342,拉开了明代宦官专权的序幕。只是成祖有文韬武略,勤于政事,还能维持局面。但成祖之后的皇帝就不一样了,他们极度腐朽,甚至数十年不上朝。而逐渐有“丞相之实”的内阁又不能为皇帝所容,致使宦官专权有了可能与条件。至宣宗朝,改太监不识字的祖制,“设内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 [2]V304,7766。从此以后明内宫宦官“始通文墨,司礼、掌印之下,则秉笔太监为重”3]V19, 803。秉笔太监按照内阁票拟字样用朱笔批文,减轻了宣宗本人每日批阅大量奏章的负担。虽然宣宗让宦官批阅文书,但自己亦每日亲笔批阅奏章,并对宦官的批文进行审查,所以秉笔太监未敢徇私。可是后来的皇帝们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享乐,有的干脆撒手不管,致使宦官们得逞其志。“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司法;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4].43。他们在皇帝的旗号下,矫发意旨,贪污勒索,违法越制,营私舞弊,陷害忠良,把手插向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几乎所有领域。 作者简介:陈义(178-),女,安徽滁州人,安徽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08-04-21 有明一代宦官专权第一人当为英宗朝的王振。英宗年幼即位,对王振言听计从,呼之为“先生”,让其入掌司礼监。王振依仗皇帝宠信,权高内阁,贿赂公行,卖官鬻爵,诛杀功臣,为了能象周公一样名垂千古,坚决要求英宗御驾亲征,最终酿成了“土木堡之变”。明武宗时更加宠信宦官,出现了所谓的“八虎”,而八虎之首的刘瑾即是世人所说的“立皇帝”。刘瑾利用掌管司礼监之机,侵夺内阁权利,甚至将奏折于私宅拟行,死后,其家产共计“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七百两,元宝五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 [1]V36,535。明熹宗时,魏忠贤独揽朝政,同朝内文武大臣结成阉党,党羽遍置朝廷要位,爪牙遍布全国各地,大臣群起附之,“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倪文焕,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号五彪。又尚书周应秋、卿寺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逆党”[1]V35,510,终于把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专权推向了颠峰。在当时,宦官之祸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危害之大,是一般的官僚集团所无法比拟的。 二、明代宦官专权形成的原因 要分析明代宦官专权形成的原因,必须从制度方面分析。 首先,是明代君主集权专制制度发展的结果。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到明清时期已发展到了鼎盛期。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要加强君权,必须削弱相权。明朝建立不久,朱元璋就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度,成为空前的独裁者,并将此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制度化,“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见《明太祖实录》卷239)君权加强了,相权削弱了,宦官就显示出作用了。第一,利用宦官处理政务,“废相”是导致明代宦官专权的一个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皇帝日理万机,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自然累得疲乏不堪。 于是,严禁宦官干政的明太祖在不知不觉中将宦官当作了助手,继而使之参与到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4]. 8。如洪武八年(1375年)派“内使赵成往河州,以绫绮帛市马”[5]V6,523。洪武十一年(1378 年),“遣内臣吴诚诣总兵官指挥杨仲名行营观方略”[5]V6,565。洪武十九年(1386 年),“行人刘敏、唐敬偕内巨赉磁赐真腊等国”[5]V8666。第二,利用宦官防范权贵大臣。明成祖即位后,皇位继承的合法性造成了他内心的虚弱,为了防范大臣,开始重用宦官,授予他们许多特权,并使其与内阁的权势相抗衡。此外还在锦衣卫之外,另设东厂,由亲信宦官统领,专事侦缉、搜捕、惩办所谓“妖人”、“叛逆”、“大奸恶”。明宣宗即位后,怕他的叔父朱高煦步明成祖的后尘夺位,对大臣的防范更严,对宦官的依赖也愈深。他不仅废除祖禁,在宫中设内书堂,更让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掌握了“批红”的权力,促使宦官权利愈演愈烈,并最终踉成大祸。特别是明朝中后期,在文官集团的权利依然非常强大的情况下,为了加强皇权,当朝皇帝只有依赖身边的宦官集团来和文官集团做斗争。于是宦官得到重用,并开始通过代批奏章来干预朝政。有些皇帝“除亲批数本,皆秉笔内官遵照阁中票拟字样,用朱笔批行”[3]V19,803。藉此,宦官掌握了任免官员这一重要权力。宦官得势时,所有文武大臣包括内阁首辅及六部尚书,他们都可以任意进退。第三,明代中后期皇帝疏于朝政,给宦官专权以可乘之机。后期的皇帝或无能,或荒淫,有数年、甚至数十年不上朝的现象,有野心的宦官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来狐假虎威,加强自己的权威。“人主不亲政事,故事权下移,长君在御,尚以票拟归内阁,至荒主日昏,则地近者权益专,而阁臣亦听命矣”[1]V33,483。如明武宗在豹房、宣府, 通过宦官传达圣意,管理朝政。至于明熹宗,更是历史上有名的“顽童”,他最大的爱好就 是做木匠,斗蟋蟀、戏水,走马,漆工,无所不能,就是不理朝政。于是,魏忠贤与熹 宗乳母客氏勾结,揽政祸民,以至世人“只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6],299。另外,那些帝王们为了能有充够的财物挥霍,也是想方设法地让宦官们帮助聚敛财富,因为他们“非士大夫,不知法纪,而可以尽搜刮之能事”[6],263-264,这又给了宦官们以可乘之机,于是负责采榷的监官遍布天下,矿监、税使、盐监、珠监等无奇不有,他们“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入公帑不及什一,而天下生灵涂炭”[6],263-264。其中尤以矿监最烈,国有矿之处无不停产倒闭,矿藏不仅没有给当地带来经济繁荣,反而带来了灾难。所以,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就提出,“奄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岂无法以制之与?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后世之君,视天下为娱乐之具,……不得不以奄寺守之,比相因之势也”[4],45,认为皇帝的穷奢极欲才是宦官专权的直接原因。其次,是宦官机构完备的结果。早在朱元璋尚为吴王时,宫中的宦官人数相对较少。随着宦官机构和有关职官设置的频繁变动,宦官的人数不断增加,相关机构也在逐步膨胀。明代的宦官机构是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的组织形式(二十四衙门即十二监、四司、八局)。在二十四衙门外,明代宦官还拥有其他相当多的组织机构。如内府供用库、司钥库、内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御酒房、御药房、御茶房……本来这些机构的职责只是为皇帝生活服务,之后他们的职责逐渐增加,不仅在内廷供职,还出外担任各种外差使职。这就使得他们不仅掌管了宫廷内的一切饮食起居,还掌握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例如司礼监是二十四衙门的首席,在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可称得上是“宦官之王”,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明代历代专权的宦官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均担任过司礼监太监。司礼监的职权有:一是批阅奏章,传递旨意。大学士的“票拟”要仰仗宦官转达并在皇帝面前作补充说明;皇帝所颁发的命令,批示,或口谕,也由宦官转达。这样,就给宦官专权提供了机会。“案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1]V33,483。这项职权是历史上宦官拥有的最大权力,也是明代司礼监权倾朝野的主要原因。此外司礼监的宦官们还兼领其他重要官职,如东厂提督、南京守备等,或由司礼监兼领,或为司礼监指派。通过以上论述可见,明代宦官的组织机构和职权都达到了最高点,职权已渗透到宫廷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再次,是宦官对厂卫的操纵。厂卫是东厂、西厂与锦衣卫的合称,为了加强皇权,监视官民动向,明代设立了特务机关。锦衣卫,设立于洪武十五年(1382 年),原是皇帝的贴身卫队,奉命查办各种案件,由皇帝直接指挥,只对皇帝负责,有专门的法庭和监狱。明世宗初年,锦衣卫职权缩小,改为“惟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2]V95,2336,即把矛头指向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和民间宗教团体。东厂,设置于永乐十八年(1420 年),是由宦官直接控制的特务机构。除侦查一切官民之外还可侦查锦衣卫,锦衣卫如果违背宦官的命令,也要被撤职或治罪。西厂,设于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 年),权力和人数都超过东厂,宦官汪直任西厂提督。汪直利用西厂数兴大狱,致使“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 [2]V176,4960。特务活动范围已不限于京城,“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2]V304,7779,民间斗鸡骂狗,也在缉拿之列。明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在东、西厂外,又设内厂,由他直接指挥,其残酷程度远甚于其他两厂,刘瑾被诛之后,内厂撤销。厂卫在组织上相互渗透,在行动上相互配合。锦衣卫的人虽非宦官,但其高级人员多半是宦官私人。如明熹宗时,魏忠贤自任东厂提督,锦衣卫的都督,则是他的干儿子田尔耕。此外,宦官操纵厂卫控制司法,不受法律及程序的约束,为其通过制造冤狱来打击政敌、冒功请赏提供了机会,一些廉洁不阿的正直士大夫因此遭到了宦官的残酷镇压。如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打击,当时朝野闻名的清流名臣杨涟、左光斗等,都是在锦衣卫的诏狱中未加定案便尽受酷刑最后被“锁头拉死”[2]V95,2338。宦官集团通过操纵厂卫来完成皇帝交给他们的任务的同时,也利用厂卫凌驾于三法司之上的侦查权、司法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可 以说,宦官是皇帝的虎狼,而厂卫则是宦官的爪牙。明代宦官操纵厂卫,建立起完备的机构组织,进而专权,完全是由于皇帝对外臣猜疑防范,迫使他们不得不依赖于宦官,这也是宦官得以专权的原因之一。通过对明代宦官专权形成及其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宦官专权,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是依附在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上的一个毒瘤。君主专制不消灭,宦官之祸就无法消除。梁启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宦官专权,“所发生之源,莫不在专制政体,专制政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国亡家之总根源也”。在君主专制制度的庇护下,明代的宦官专权逐渐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结局也必然是随着君权的消失而消失。 [参考文献] [1]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国书店,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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