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不重视校注《论衡》之原因

清人不重视校注《论衡》之原因 清人不重视校注《论衡》之原因时永乐，智延娜内容提要 王充与《论衡》在现代学者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不少清代学者对该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却非常冷漠，他们认为王充是一个毁祖誉己的小人与破坏名教的千古罪人;王充在《论衡》中“问孔”“刺孟”，被视为毁谤圣人的悖逆者;加之乾隆皇帝明确表态，将王充和《论衡》在政治上判了“死刑”，致使《论衡》在清代，既无善本，亦无一个完整的校注本。关键词 清人;论衡;不孝之子;问孔;刺孟 前几年笔者有《论衡词典》编撰之役，在选择底本，搜集资料过程中发现:第一，现当代学者眼中如此重要之书，在整个清代，几乎没有善本出现。正如著名文献学家王欣夫所说:“清代校勘之业大盛，诸子皆有新刊，而《论衡》独阙如，学者欲得一善本也难矣。”(6)1299故当今学者们均不得不选择错讹不少的明代通津草堂本作为校注、今译的底本。第二，校注成果寥寥。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史、子、集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大都经过了清代学者的校注整理，不少重要典籍甚至有多个校注本问世。《论衡》一书则几乎无人问津，没有一部新的校注本问世。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总结清代学者整理《论衡》的成果时说:“卢、王皆未校及。俞荫甫、孙仲容所校，约数十条。蒋生沐光煦从元刻本校补今本脱文三百余字。”(2)373著名学者黄晖在《论衡校释自序》中也说:“清儒，尤其是乾、嘉时代，校勘古书是一代的伟绩。但对于《论衡》，如卢文弨、王念孙等，都是手校群书二三十种的人，而没有一及此书。”(7)7清光绪初年浙江书局辑刊的《二十二子》，是一部颇受称道的子部丛书，以我们今人的眼光来看，一些在中国学术史上远不能和《论衡》相提并论的书籍，辑入其中，而却又偏偏无有《论衡》。笔者心中遂生一疑团:清代学者心目中的王充与《论衡》和今人一样吗,如果一样，那么他们为何对《论衡》如此冷漠,是偶尔疏忽还是另有原因, 一、毁祖誉己，不孝之至 在清代不少学者心目中，王充是一个不孝之子。王充的不孝，首先表现在自述父祖的劣迹。《后汉书?王充传》说:“充少孤，乡里称孝。”但通过考察《论衡?自纪篇》，这个说法很难让清代学者信服。王充在介绍自己的家世时说:“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汎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故举家徙处上虞。”(8)1669通过王充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王充的祖上，连续数辈，横行乡里，仗势欺人，时常犯有命案，结怨甚多，因担心仇家报复，不得不数度迁徙，可谓是违法乱纪的恶霸。以我们今人的眼光看来，王充的记载可以说是不避家丑、实事求是。但在“臣为君讳、子为父讳”的封建社会里，被视为是一种不孝之举，便不足为奇了。早在唐代，史学家刘知己在《史通?序传》中就已指出:“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到了清代，学者们则抨之更甚。著名学者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跋<论衡>》中批评王充的罪过之一，便是“《自纪》之作，訾毁先人”。清代另一学者杭世骏更是怒不可遏:“范史之传王充曰:‘充少孤，乡里以孝称。’杭子曰:夫孝者，己有善不敢以为善，己有能不敢以为能，曰:‘是吾先人之所遗留也，是吾祖若父之所培植而教诲也。’乡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谓孝已。’而吾所闻于充者有异焉。充细族孤门，世祖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祖父汎，贾贩为事，生子蒙及诵，任气滋甚， 在钱塘勇势凌人，诵即充父也。充作《论衡》，悉书不讳。„„唐刘子玄氏谓‘责以名教，斯三千年之罪人。’旨哉，言乎～吾取以实吾言矣。”(7)1264在十分注重孝道的封建社会里，后代在自己著作和日常的言谈中，先人有善言善行，则大力表彰之，没有，则付之阙如，不说也就罢了;自己做出了成绩，还要归功于父祖的教诲和培养。王充却把祖上不光彩的家底，和盘托出，怎能不受到后人的指责呢,王充之所以毫不忌讳地言其父祖的斑斑劣迹并不奇怪，因为从王充的思想深处来看，孝的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之所以会形成孝的观念，主要是出于对父母生育之恩的感激。在王充看来，父母生儿育女，完全是性欲冲动的结果。他在《论衡?物势篇》中说:“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虽然王充在这里所言有一定道理，但把父母生子完全看作是为了满足性欲的要求而非有意识的行为，便很难产生出孝的观念，因而其有历数祖上劣迹的言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问孔”“刺孟”，毁谤圣人 《论衡》中有《问孔》《刺孟》二篇，公开向孔子、孟子发难。王充认为，圣贤下笔作文，尽管经过认真思考，还不能完全符合事实，何况他们仓促之间所言(《论语》主要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孔子与弟子的言谈)，怎么能都对呢,“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8)500孔、孟的言论、文字，多自相矛盾之处。既然有诸多矛盾之处，“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8)503—504圣人所说的，也不见得句句是真理，既有不妥之处，我又有这方面的才能与学问，有什么不可批评的呢,讲得理直气壮。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在汉代尊崇儒术的背景下，王充对孔、孟的言论敢于怀疑，不盲目信从，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是，孔子在世时，就已被其弟子尊为圣人，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的地位已无与伦比，正如司马迁所言:“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10)1947因此，对孔子的话，只有认真学习、深刻理解和落实于日常言行的份儿，哪能批评、反驳呢,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人们对王充及《论衡》褒贬不一，但对其责难孔、孟的做法却几乎都提出了批评。南宋学者黄震、王应麟，明代学者胡应麟都对此表示了不满。到清代则批评更剧。《四库全书总目》:“《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人相轧，可谓悖矣。”(9)1032臧琳说:“《问孔》《刺孟》，语多有得罪名教者。”(7)1251黄式三说:“读其书，《问孔》《刺孟》，谬矣。”(7)1249梁玉绳亦言:“《论衡?问孔篇》最无忌惮，王充之为人，必傲愎不可近。”(7)1259怎样看待清学者对王充的批评呢,我们认为，一方面，学者们对孔、孟的言论过于迷信，不问是非，不管对错，皆以为是，甚至连圣人的话会错的想法也不许有，而王充竟敢毫无忌惮地百般挑剔，是可忍孰不可忍，故对王充群起而攻之，以捍卫孔、孟的尊严，反映了清代学者们思想凝固、保守的一面;另一方面，虽然王充不盲目崇拜圣人的精神是可嘉的，但到具体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上，往往“刺”得不准，“问”得无理，未能准确把握孔、孟的思想体系，有时失之片面，不能令人信服。依笔者之见，王充《问孔》之失主要有三，第一，责求孔子用同一模式回答问题。《论语》的主要内容为孔子与其弟子之间言谈的记录，在不同的场合，或针对弟子不同的具体情况，对同样或类似的问题，孔子回答问题的方法或内容也有差异，这正是孔子作为教育家和思想家的伟大处之一。但王充不懂得这一点，常常要求孔子既然对那个问题这样回答了，对这一个问题也应如此回答，不懂得因材施教，过于机械。第二，思想方法失之片面。针对孔子批评宰予昼寝:“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王充批评孔子是“责小过以大恶”(8)514，虽然有“对孔子‘发愤忘食’‘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为学精神及以此精神期望于门弟子的教育意义，全无理解”(11)365 的不足，还不能说全无道理，勉强还能说得过去，但最后却指责孔子“听其言而观其行”衡量人的原则为求全责备，得出了“论人之法，取其行则弃其言，取其言则弃其行”结论，则失于片面，不能令人信服。今人徐复观甚至对王充的理解力提出了质疑，批评王充对孔、孟的不少责难近乎胡闹。第三，求之过甚。清末学者孙德谦的《古书读法略例》有“读书不求甚解例”，批评“《论衡》之《问孔篇》，其中释解多有失之甚求者”(12)210。所谓“甚求”，即俗语所谓钻牛角尖也。如《论语?公冶长》:“孔子曰:‘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公冶长虽然身陷牢狱之中，但在孔子看来，他是冤枉的，并不因此而否定其为人，从而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这是对其品行与人格的最大肯定，也表明了孔子不受外界干扰，非同一般的人才观。道理本来非常明显，但王充却钻死理儿:“孔子妻公冶长者，何据见哉,据年三十可妻邪,见其行贤可妻也,如据其年三十，不宜称在缧绁;如见其行贤，亦不宜称在缧绁。„„恒人见枉，众多非一，必以非辜为孔子所妻，则是孔子不妻贤，妻冤也。案孔子之称公冶长，有非辜之言，无行能之文。实不贤，孔子妻之，非也;实贤，孔子称之不具，亦非也。”(8)510正如孙德谦所言，王充的这些话，“皆是求其甚解而烦冗无谓矣。彼不知谓为可妻者，即是许可之意，何尝不列其行，何尝称之不具,《论衡》此篇，其起而问难者，皆是自生枝节，遂致求解而不得”(12)211。总而言之，清代学者对王充及《论衡》的批评，既有学者们思想观念方面的原因，也有王充自身水平的问题。即便是对王充及《论衡》 评价 LEC评价法下载LEC评价法下载评价量规免费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 甚高的章太炎，也说“《问孔》《刺孟》等篇，有些过当之处”(1)36。总之，在清代学者眼里，王充是一个诋毁圣人的悖逆者，人们自然也就不愿意校注其著作了。 三、乾隆否定，学者避害 清代学者不在《论衡》上下功夫，更直接的原因，是乾隆皇帝明确表态，从政治上将王充和《论衡》判了“死刑”。《四库全书》本《论衡》的卷首，有乾隆的一篇《御制读王充论衡》: 向偶翻阅诸书，见有王充《论衡》，喜其识博而言辩，颇具出俗之识，其全书则未之览也。兹因校《四库全书》，始得其全卷而读之，乃知其为背经离道、好奇立异之人，而欲以言传者也。夫欲以言传者，不衷于圣贤，未有能传者也。孔、孟为千古圣贤，孟或可问而不可刺，充则刺孟而且问孔矣。此与明末李贽之邪说何异,夫时命坎坷，当悔其所以自致坎坷耳，不宜怨天尤人，诬及圣贤，为激语以自表则已已，犯非圣无法之诛。即有韪其言者，亦不过同其乱世惑民之流耳，君子必不为也。且其《死伪篇》以杜伯之鬼为无，而《言毒篇》又以杜伯之鬼为有，似此矛盾处，不可屈指数。予故辟而诃之。读《论衡》者，效其博辩、取其轶材则可，效其非圣灭道，以为正人笃论则不可。 从这篇不长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乾隆对王充及《论衡》的厌恶之情，把问题提到了何等的高度。乾隆批评《论衡》书中多有自相矛盾之处，确实存在，但这只还是学术问题，还不足以将其完全封杀。但王充公然向孔、孟二圣，特别是向孔子发难，这便犯了大忌，激怒了乾隆皇帝。他批评王充“非圣灭道”，为“背经离道、好奇立异之人”，《论衡》与明末李贽的著作一样，皆为歪理邪说，这就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王充及《论衡》的“死刑”，而且赞同王充观点的人，亦为“乱世惑民之流”，不得入于“君子”之列。众所周知，乾嘉之时，一方面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同时也是政治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清廷实行高压政策，屡兴文字狱，很多文人、学者因此丢了性命，甚或株连整个家族或师朋好友。乾隆既然如此态度鲜明地否定了王充和《论衡》，谁还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寻灾祸呢,再加上人们认为王充不孝，内心深处对孔、孟的尊崇以及王充所“问”所“刺”不能令人完全信 服，清代学者不校注《论衡》，也就容易理解了。 参考文献: (1) 章太炎.国学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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