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盖蒂尔问题的反思
知识与信念和辩护的联系问题是当代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在对“知识”的每一个传统说明中，信念与辩护都是构成知识的最为重要的要素。对信念与辩护的重视有其深刻的怀疑论背景。至少，“知识”不能是独断的:我们不能因为声称具有某个知识就确实地具有了那个知识。最基本的要求首先是这个事件必须是真的。一个为假的事件似乎并不具有成为知识的资格。其次，说我们具有某个知识同时也必须意味着我们持有对它的信念，即相信它必定为真。“我知道P”与“我不相信P”显然是矛盾的。但是，仅仅具有一个对阵的知识的信念还不能说我确实地知道它，这个信念还必须得到辩护，即必须有充足的证据支持这个信念。比如我说“我知道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但是却无法给出证明或提供其他辩护，就显然不能说我的确知道它，虽然它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我可能只是碰巧的猜测而已。所以，“具有关于某物的知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即成真条件、信念条件和辩护条件。其结构如下:
S知道P，当且仅当:
(1) P是真的;
2) S相信P; (
(3) S在相信P上恰当地得到了辩护。
这就是传统哲学对知识的标准分析。但是，这个分析在1963年受到了哲学家盖蒂尔的挑战。他提出的范例是人们认识到即使是“得到辩护的真的信念”也不一定就能构成我们的知识。对盖蒂尔问题的回应成了当代认识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回应可以看成是对传统知识观念的挽救。一些哲学家提出了“完备的辩护”的概念，而另外一些哲学家则提出了“不可挫败的辩护”的概念。显然，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标准分析”的第三条上，因为正是在这里盖蒂尔寻找到了反驳传统的突破口。但是，无论是“完备的辩护”还是“不可挫败的辩护”，事实上都面临着难以解决的理论困境。机智的反驳者总是可以找到反例来说明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完备或不可挫败的辩护。因此，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辩护上是不够的，我们应该重新反思一下“知识”的概念本身。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究竟是什么构成了我们所谓的知识,怀疑论的“缸中之脑”的论证对我们自认为具有的“知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如何得知我们经验到的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的事实,我知道我坐在窗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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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所不知道的是有个科学家正在对一个浸在溶液中的大脑做实验。他用导线将这个大脑与一台复杂的计算机连起来，于是这个大脑的意识中便产生了一个坐在窗前读书的“我”的信念。应该说，怀疑论的这种论证方式从根本上是无法反驳的。这是一个“如来佛的手掌心”式的论证。正如孙悟空永远无法跳出这个范围一样，我们也无法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在我们的经验不变的前提下，真实的世界是可能以无限多样的方式存在的。只要将我们所经验到的世界在逻辑上连贯地嵌入任何一种可能的存在状态中，那么作为在这个有限世界中的“我们”便对此无法反驳。由此而得出的一个极端的结论便是:一切知识的本质其实都是信念。“我知道它是那样”其实就是“我相信它是那样”，因为我无法绝对地证明“它不是另外一个(((
样”。将知识绝对地还原为信念当然是极其荒谬和难以接受的。这种反驳方式的伎俩是:肯定一个东西是极其困难的，然而悬搁一个东西却极其容易。由此得出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对经验知识的悬搁似乎是无法从根本上反驳的。那么先验的知识如何呢,难道“2+2=4”、“两点之间，线段最短”这样的数学知识也值得怀疑吗,笛卡尔的怀疑方式是值得重视的，即“骗人的上帝”或“骗人的恶魔”的论证。“我”的理性是可能存在缺陷的，或者理性的光明被一个威力巨大的魔鬼所蒙蔽了，以至于我不知道其实2+2=3或者可以用3米长的绳子连起相距4米的两个点来,这种论证与“缸中之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将理智引向认知主体的有限性之外的领域，以此来证明理智的无能。虽然它所带来的问题的确无法解决，但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种怀疑的方式是不能被接受的。即反驳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存在——在理性的能力之外来考察理性的能力，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显然，将知识绝对地信念化是令人难以接受的。那么，知识与信念的区别究竟在何处呢,什么使信念具有了“知识”这样荣耀的地位,我认为，在承认认知主体有限性的前提下，知识就是“经得起反思的信念”。反思是哲学的常用方法，笛卡尔就是通过反思来构建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认知主体的反思能力将对他是否具有知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必须承认任何认知主体的反思能力都是有限的，因为人是具有历史性的。根据解释学的观点，认知主体永远是向自己的过去开放的，亦即是要受到历史性的制约的。
我想如下问题是值得思考的:“地心说”算不算知识,“燃素说”又算不算知识,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它们当然算不上知识。不但算不上知识，还是人人公认的缪论。按照知识的标准分析，知识首先必须为真，因此结论似乎无可争议。但如此一来，我们又如何保证我们今天的科学命题是知识呢,事实上，“真的知识”只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非历史的断言。它无视认知主体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将知识置于一个空洞贫乏的所谓“真”的基础之上，实际上没有多少说服力。我认为，对于前拉瓦锡时代的人们来说，“燃素说”当然算是知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简单的知识)，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顶尖科学家观察实验后反思的结果，足以解释那个时代的经验现象。只有在拉瓦锡发现了这个体系所不能容纳的事实时，“燃素说”才成为谬论。而这种转变正是由新时代的科学家们历史性的转变所造成的。所以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认知主体的历史性的改变而改变的。如果要说知识一定必须首先是真的，那也只能是一种历史性的真，而非绝对的真。
在盖蒂尔的反驳所举出的例子中，似乎不能说史密斯知道自己的同事有一辆福特车。然而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总是现实地、历史地进行反思。对史密斯而言，他的反思已足以使他认为他的同事有一辆车，这足可以成为他的知识。就他自身的历史性而言，他是具有这个知识的，但这与事实“史密斯的另一个同事亚当的确有一辆福特车”之间毫无关系，即使史密斯没有任何同事真正拥有一辆福特车，他仍然是具有这个知识的。我们之所以会认为他不具有这个知识，是因为我们知道了事情不可思议的“真相”，这意味着我们所站的视角已经超越了史密斯自己的局限性。假使有一天史密斯自己也发现了某些事实，他也将修正自己的信念而否定原有的知识。那将是在他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发生改变的时候。
因此，要确定知识的标准，必须要将认知主体的有限性考虑在内。即，知识是相对于某人的知识，而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当认知主体对一事物作出判断、作出理解时，是一个主体再创造的过程，而非绝对地向一个完全客观的事实的努力。当人们认识世界的时候，所应该做的就是不断地反思以便更加积极地改变自己的历史性，而不是预先设定一个永恒不变的事实再去发现可能的认知错误。只有立足于自身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来反思自身的信念，才是对知识的有意义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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