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梯弗利斯審查我的案件時，沒有把史達林同
史達林時代的謎案
作者:安?弗?安東洛夫-奧弗申柯
這是一部寫得極爲真實、深刻而生動的史達林傳記，不僅披露了大量鮮爲人知的材料，而且還披露了大量不爲人知的事實:史達林曾是沙皇暗探局的暗探和奸細，他用什麽手段登上總書記權力寶座的，他是怎樣組織殺害基洛夫的，他是怎樣殺害自己的第一個妻子的，貝利亞又是怎樣加害史達林的，等等。同時，本書還對史達林多方面的性格作了詳細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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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揭示。(彭卓吾 譯)
第一章
?本書的主要目的——揭露史達林的本質並對史達林時代作出評價
?馬爾托夫對史達林因進行剝奪而被開除出黨一事的揭露及史達林爲洗刷自己歷史上這一污點所使用的種種手法
?史達林在南方戰線的惡劣行爲
?史達林得以掌握政權的種種原因
?列寧不相信史達林。史達林反對列寧，損害病中列寧的健康
?在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上，史達林對限制列寧的《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一文的發表並貶低其意義方面所玩弄的手腕和詭計
?史達林製造“蘇丹—加利耶夫案件”的起因及所使用的手段
?史達林反對列寧的《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一文的惡劣表現?
關於史達林，人們寫了很多書。把這些書放在一起，簡直可以成立一個圖書館。但是，人們對史達林及其所作所爲的興趣並未減弱。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爲人們想看一看:他們被人企圖將其推入的那個可怕的深淵的最底層到底是一種什麽情況。
有人在研究世界戰爭史，有人在把革命的經驗運用於自己的實際活動。而我則認爲，研究反革命的歷史更爲重要。因爲史達林所進行的反革命，其經驗是很有教育意義的。
史達林時代，是整整一個時代(不應當談什麽史達林主義，而應當談史達林時代)，是充滿卑鄙的血腥暴行的時代，是把政治上的強盜行爲變成國家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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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代。從倫理的觀點來看，這是一種非人性的現象。如何對待這種現象,是進行譴責，還是保持沈默,也許該加以接受,這裏存在著一個善惡之間的分水嶺。
民主準則的恢復和廣開言路時期的開始，喚起了我們的回憶和社會的覺悟。廣開言路使千百萬公民紛紛投入到革命復興的過程中來。但是在今天，誠實地、公正地談論過去，可能是廣開言路的最重要成就。在過去的歲月中悲慘的事件實在太多了，因此在打開這方面的話題之後，要想再加以阻止是永遠不可能的。不，我們應當強烈地再感受一下這些悲慘的事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完全健康地向前邁進。
在史達林時代，極力滅絕種族和使人道德敗壞，在理論上宣揚暴力和在實踐上施行暴力，因此史達林時代就其後果來講，其毀滅性超過了歷次世界戰爭。史達林在短短的歷史時期內剝奪了農民的土地、工人的工廠和知識份子的獨立創作權利;他使各族人民失去了任何自由，甚至是遷徙自由;他竊取了支配人們生命的權力。同時，他可以決定一切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以及消滅千百萬公民的問題。
在梯弗利斯審查我的案件時，沒有把史達林同志的這封信出示給我看，因此我沒有可能及時瞭解信的內容，並對向我進行控告所提出的說法作出反應。在今年4月1日舉行的黨委會全體會議上，我已在口頭上對這一點提出了抗議。現在，在把這一點告知您時，我請求您命令對我指出的事實進行調查。”
自然沒有人去聽取伊萬尼亞恩的論據，而對他的案件所作出的一切毫無法律根據的決定依然有效。因爲這時候總書記已把党的監察機關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是外高加索駐莫斯科代表機關的代表捷爾一加布裏耶良卻收到了如下一封信:
“我們這一批人，從前曾經流放在沃洛格達，現在有些人住在莫斯科，有些人則是坐火車從外地來到這裏的，我們要報告如下一些情況。我們已經知道，在1910—1913年間同我們一起流放的我們的伊萬尼亞恩同志受到了控告，說他在這個期間曾把別人的70個盧布據爲己有。根據這一控告，伊萬尼亞恩同志已被開除出黨。
我們認爲指出以下情況是我們在道義上的責任。
首先，我們這些在這封信上簽名的人，同伊萬尼亞恩同志非常接近，非常友好。經常的見面和共同的生活使我們有可能近距離地對他進行觀察，並確認他具有一個愛交際的、有文化修養的、關心人的和富有同情心的同志所具有的那些品質，是這些品質在整個流放期間把我們吸引到了他的身邊，他的這些品質至今我們還記憶猶新。雖然由於時間關係，我們中一些人後來未能和他相見，但是他在流放地的生活情況我們卻是知道得相當詳細的。
他作爲一個數學教員取得了異乎尋常的成就，他很容易地從各方面得到了教課的機會，教課使他得到了一大筆收入。他把整天的時間幾乎全都用在了教課上，從而使他得到很可觀的收入，但他絕毫也沒有脫離流放生活。
我們知道，他對政治性的紅十字會進行了廣泛的幫助，這種幫助並不屬於交納會費的範圍。我們知道，他曾以如下的方式幫助自己的同志，這就是爲他們找到教課的機會，或者是把自己教的課轉讓給他們。有些流放犯(如塔塔裏諾夫、阿納尼耶夫、季霍米羅夫)從他那裏直接得到了幫助。他的生活方式和所有其他流放犯們的生活方式一樣，也是極其簡樸的。他是流放犯中開展各種體育活動的發起者和組織者。據我們所知，流放犯們對他的態度是非常好的，是一種親近的、同志式的態度。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爲，他是絕對不可能於出把別人的70個盧布據爲己有的事的。我們認爲，這無論從道德方面來看，或者從物質方面來看，都是不可能的:就道德方面來看，由於他具有公益心以及他對流放犯們所採取的高尚態度;就物質方面來看，由於這筆款額微不足道，按他每月收支的情況來看，這麽一點錢是不能夠引起他的興趣的。
我們確信，伊萬尼亞恩同志與這一舞弊行爲或者說與由70個盧布所産生的誤會，是毫不相干的。”
在信上簽名的有:H(塔塔裏諾夫、B(文格羅夫、A(阿納尼耶夫、帕拉莫諾夫?阿列克謝?伊萬諾維奇(1902年入黨的黨員)、洛巴諾夫?維克托?亞曆山德羅維奇(1907年入黨的黨員)、巴爾斯基?鮑裏斯?葉夫根耶維奇(1918年入黨的黨員)、H(H(阿斯塔菲耶夫、M(H(南措夫。
這些老黨員們集體寫的這封信沒有能夠幫助伊萬尼亞恩恢復公道，這正如亞美尼亞黨中央對中央監察委員會偵查員菲什金提出的詢問所作的下述官方答復一樣:
“伊萬尼亞恩同志在整個工作期間表現出了一個優秀工作者所具有的品質。卓越的組織才能使他躋身於亞美尼亞最積極的經濟工作者之列。領導同志們對他的態度是很好的
他在亞美尼亞期間沒有受過任何黨的處分„„他在亞美尼亞工作兩年之後，被提升去擔任外高加索範圍的工作，即被任命爲蘇聯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全權代表。我們無論在亞美尼亞或者在梯弗利斯關於他所聽到的，尤其是從米亞斯尼科夫那裏關於他所聽到的，全是好的評論。
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人民委員阿米爾汗諾夫
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馬爾季克亞恩
亞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財政人民委員波戈相
亞美尼亞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巴良
亞美尼亞共產黨(布)中央書記約安尼相”
最後，我們再引用一個證明文件。1936年7月7日，伊萬尼亞恩給史達林寫了一封信，信中談了自己在流放地的社會活動並列舉了同志們提供的許多證據。他不記得在沃洛格達同史達林見過面，但是，既然塔塔裏諾夫夫婦記得他們見過面，那他也不懷疑有過這種事。信中寫道:
“雖然令人痛苦的、折磨人的歲月已經過去了10年，但是我和過去一樣，仍然堅決地斷言:彙給您的那70個盧布我沒有見到過，沒有收到過，更沒有據爲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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