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缘情绮靡”到“且须放荡”

从“缘情绮靡”到“且须放荡” 从“缘情绮靡”到“且须放荡” 从“缘情绮靡”到“且须放荡” 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自觉促使诗学思想异常活跃。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使诗冲破儒家礼义的束缚，朝着敢于抒情、文辞华美的方向发展。萧梁一代，萧纲继承并发展了陆机的诗学理论，以“文章且须放荡”为旗号，引导诗文创作继续吟咏情性。但由于萧纲个人生活的局限，受文学发展的制约，“缘情”最终走向艳情，“绮靡”最终变为浮靡。“放荡”文学客观上为宫体诗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缘情;绮靡;放荡;宫体诗 作者简介:杜颜璞(1989-)，男，河南新蔡人，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6-0-02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思想活跃，个人情性得以尽情释放。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不仅道出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自觉”下重视情感的理论特点，也点出了诗歌辞采华美的美学特征。从陆机起，诗开始冲破儒家教义的束缚，朝着抒发情性的方向发展。萧梁一代，文学全面冲破儒家诗学禁锢，走上了不拘礼义的“放荡”之路，在“放荡”文学观的指引下，宫体诗的创作达到了全盛时期。作为宫体诗领袖的萧纲，他的创作实践和诗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受了陆机的影响。 一 陆机开一代风气之先，“诗缘情”是冲破封建道义束缚后自由抒发感情的第一声呐喊，“绮靡”则强调了诗的美学特性，指出诗应该是文辞华美的“精妙之言”。自陆机提出这一“缘情绮靡”的观点后，后人对其借鉴吸收乃至批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缘情”本指指诗歌创作因情而发，是随着诗歌情感的逐渐宣泄，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儒家礼义下的释放。只因“缘情”后紧跟“绮靡”二字，这一“情” 字经过后代萧纲的吸收和发挥以后，转而发展为被后人所诟病的“艳情”、“闲情”。 作为太康文学的代表，文藻绮丽是陆机作品的一个突出特征。结合当时文风及时代特征来看，西晋士人缺乏建安文人那种激昂慷慨的进取精神，又没有正始诗人深沉悲慨的忧患意识，诗坛上大兴拟古之风，繁缛雕饰成为诗歌主流。陆机“绮靡”说的提出，不仅在当时被人过度放大，为诗歌繁复缛丽找寻依托，也被后世的萧纲所借鉴吸收，转而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了切入点。所以人们批评六朝的采丽竞繁时常常追溯其源，认为它肇始于陆机也是基于此。 如果说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提出只是不经意间“滥”情，那么萧纲的“文章且须放荡”则是刻意为之了。尽管已有不少学者替陆机辩解，认为其无意于引领宫体诗的写作，但从萧纲当时的文学观念及文学活动来看，他受到了陆机的影响，确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且须放荡”在一定意义上是源于萧纲对其所理解的“缘情绮靡”说的继承、发展。 梁简文帝萧纲，自幼爱好文学，因其特殊的身份，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以他的幕僚为主的、主张鲜明的文学集团。南朝时期，对于诗歌吟咏情性、摒弃利义的认识继“缘情绮靡”后继续发展，理性精神的弱化铸成了相对宽松的道德氛围。简文帝萧纲和他的文学集团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推动下反叛儒家传统道德，其不拘礼义的言说方式和创作姿态形成了毁誉参半的“放荡”文学观。 萧纲这一观点的提出与他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也有很大的联系。萧纲不同于一般的贵族少年，因为是帝王之子，从幼年出阁时期开始，他的生活和文学趣味就与幕僚联系在一起。“生自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萧纲，六岁能著文且“辞采华美”，“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徐?因文学俱长而出任晋安王萧纲侍读，但其诗文创作却是“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在他的影响下，萧纲作文也慢慢流于轻艳，为君子所不取。据《南史》载，初“帝闻之，怒。召徐?将诮责”。又见?能“应对明敏，辞以可观，乃意释。”接着武帝“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记，末论释教。?商较纵横，应答如响。”结果“帝甚加叹异，更加亲狎，宠遇日隆”。显然从这一富 有戏剧性的一幕中，梁武帝也是在无形中默认了“立身”与“为文”不相为一的观点。进而推断，这种文身殊途的观点，在当时应该是普遍存在的。这位政治上力行儒教的皇帝似乎也有其子萧纲那种文归文、行归行的态度，对道德和文章的看法远无后世那样捆绑对待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看，文与行的区别其实是一种写作手法上的创新，只有这样去认识才能在文学史上给宫体诗人一个地位，才能正确看待“文章且须放荡”这个观点。 由此可知，萧纲“文章且须放荡”最初反映的是不主故常，不拘成法的文学取向，并非意味着与儒家思想的彻底决裂。正如沈玉成所论:“这里所‘放荡’，指的是不受拘检，任性而行的意思，同于萧道成对谢灵运‘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位’中的‘放荡’，而和‘形式主义’、‘色情’等等了不相涉。”?如果不是如此认识，将大谬不然。 二 萧纲认为，文学的基本特点就是吟咏情性，这与陆机“诗缘情”的观点一脉相承。他说:“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这里萧纲指出文学创作与哲学著作之间有本质区别。文学要吟咏情性，这无疑是继陆机之后对缘情的再次发声，具有重要意义。 六朝时期，文学虽已进入自觉时代，但是创作以六经为旨归的思想却时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为冲破情感抒发的限制，改变这种“朱蓝共妍，不相祖述”?的局面，萧纲努力为情性说张目。“短歌虽可裁，缘情非雾?”，这是萧纲在《登城》诗中结尾处表达的文学观点。萧纲袭用“缘情”一词，说明了他对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这一观点的继承。萧纲对陆机的诗作持肯定态度，他就曾评价陆机“气含珠璧，情蕴云雾”?。“雾?”一词来自杨雄《法言?吾子》。杨雄从文学的讽刺作用出发，把那些“雾?之组丽”?，即抛弃内容仅追求形式的作品，概括为“女工之蠹”?因此，“雾?”正是杨雄反对的。但萧纲的态度则与之相反，他从“缘情”出发，抛弃讽谏说的内核，偏偏认为“雾?”应该加以提倡。这不仅是为他理解的“情性”说寻找理 由，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萧纲作为宫体诗创作的一员主将，又因其得天独厚的贵族身份，更是将大部分精力倾注于?词艳语的描绘之中。萧纲曾令徐?编《玉台新咏》，广收汉魏以来艳诗，为宫体诗“以大其体”。入主东宫后，写文章对当时京师文体进行了批判，认为其“儒钝舒常，竞学浮疏，竞为阐缓”，指责这些”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旗帜鲜明地为自己表明了立场。他还积极提倡并写作宫体诗，这些作品多以女性体貌、日常生活为描绘对象，绮?靡丽的词藻已被萧纲玩弄的淋漓尽致，这是继陆机“绮靡”之后萧纲对诗歌语言的“放荡”宣泄。 三 在南朝文学风气的转变过程中，萧纲起了关键的作用。在萧纲之前，齐梁诗以山水羁游、赠别咏怀为主要内容，虽然徐?等人已有一部分专门的咏物和吟咏女性的诗文出现，但是还没有到这种“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的地步。从萧纲起提倡并写作宫体诗，这些作品多以女性的体貌、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荡漾着轻靡绮艳的气氛和风流轻佻的情调。自此南朝文学走入了?艳放荡的形式主义。 萧纲的“放荡”理论是在宫体诗的创作已经积累了相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并非是为宫体诗的崛起而吹响的号角。语言华美、词藻?丽是宫体诗文的重要追求，纤细工巧的笔法、明艳夸饰的语言，正是萧纲继陆机之后对诗的美学价值的审视。吟风月、狎池苑、咏美人，描服饰等绮碎刻画背离了陆机提倡的文辞华美的初衷，转而走向了浓词艳语的放荡之路。“破粉”、“细腰”、“好面”、“娇靥”等极富画面感和视觉冲击力的词藻堆砌成篇，在满足了读者猎艳心理的背后，也造成了朝野上下，竞相学习的局面，削弱了诗歌反映现实的能力，使诗歌沦为了淫文艳语。 不消说，萧纲后期“文章放荡”的消极影响是世显而易见的，尽管他在最初并未有意提倡色情文学，但在《玉台新咏》的创作实践和“文章且须放荡”的理论指导下，“放荡”文学在以宫体诗的主流引导下逐渐涉及过多色情。“吟咏情性“是萧纲对文学言情特征的自觉 认识，他的诗作冲破了传统思想束缚，但是他的理解却比较肤浅。当他把无聊之情、放荡艳情融入进创作领域之时，就促使他走上了放荡之路，“缘情”便独沽一味地成为了艳情甚至是色情。时隔多年后入主东宫，萧纲多作艳诗，则完全是因情随境迁的缘故，这也是“且须放荡”之使然和“诗缘情”的继续和蜕变。最终缘情”变成了艳情，“绮靡”变为了浮靡，“放荡”文学观发展到最后被宫体诗引入了一条绮靡轻艳的“不归路”。客观上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指责陆机的口实。 吟咏情性的文学观念挣脱了传统诗教的思想束缚，“文的自觉”促进诗的美学意义的发现，从“诗缘情绮靡”到“文章且须放荡”，诗学创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萧纲继承并发展了陆机的诗学理论，把诗的抒情特征及唯美特征进一步强化。由于特定的时代特征，皇室成员的独特身份及幕僚创作的推动，“放荡”文学虽然最终成为了宫体诗的理论支撑，但它对诗文创作的推动，对吟咏情性的继续提倡，仍然在文学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注释: 1.(梁)萧绎著 陈伉，张恩科译疏:《金言》，呼和浩特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8页。 2.(唐)姚思廉撰:《梁书》，北京市:中华书局，1974年，第73页。 3.(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20页。 4.曹道衡 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50页。 5.(明) 张溥编 (清) 吴汝纶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2页。 6.(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08页。 7.(明)张溥编 (清)吴汝纶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7页。 8.(汉)扬雄撰 韩敬注:《法言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第25页。 9.(汉)扬雄撰 韩敬注:《法言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5页。 参考文献: [1](唐)姚思廉撰:《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吴宏一、叶庆炳编辑，国立编译馆主编:《清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湾:成文出版社，1979年。 [3](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4]曹道衡 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5](明)张溥编 (清)吴汝纶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6](梁)萧绎著 陈伉 张恩科译疏:《金言》，呼和浩特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7](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 [8](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 》第4卷，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 [9]穆克宏，郭丹编著:《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南京市: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 [10]陈宏天主编:《昭明文选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