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

1下载券

加入VIP
  • 专属下载特权
  • 现金文档折扣购买
  • VIP免费专区
  • 千万文档免费下载

上传资料

关闭

关闭

关闭

封号提示

内容

首页 我国古代御史监察制度解读肃贪反腐史 附案例解析

我国古代御史监察制度解读肃贪反腐史 附案例解析.doc

我国古代御史监察制度解读肃贪反腐史 附案例解析

孙人俊
2017-09-01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我国古代御史监察制度解读肃贪反腐史 附案例解析doc》,可适用于职业岗位领域

我国古代御史监察制度解读肃贪反腐史附案例解析“巡视组”是当今热门名词中央每开展一轮巡视工作都有一批省部级高官落马。在河南还出现了当地官员在中央巡视组外“截访”的新闻可见民众和官员都认为巡视工作的效果非同寻常。官方媒体指出“建立巡视制度并开展巡视工作是实施党内监督的一项创举”网络舆论中更有人认为巡视组是现代版的监察御史视其为解决贪腐的灵丹妙药。古代御史制度高度依附于中央权力或者说皇帝的权力。但无论哪个朝代那些来自监察院被称为御史或者在戏剧里被称为八府巡按的监察官员都很难真正解决贪腐问题。御史制度是中国五千年反贪史的精华所在。孔子的“中国梦”是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社会“为人君”要“止于仁”“为人臣”要“止于敬”这样才不会“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但君臣相得只是理想状态更多时候皇帝只认为自己是仁君却不相信臣子都会爱岗敬业、清正廉洁。汉代选拔官员以“孝廉”为标准但乡间很快就有“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的民谣打孝廉的脸。朱元璋严刑治贪扬言“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官员贪污六十两就要剥皮实草还是未能刹住明王朝驶上腐化的快车道。历史学者吴晗曾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此话固然不假但是五千年的贪污史也是五千年的反贪史中国人还是发明了许多反腐惩贪的制度监察御史制度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明朝朱元璋反腐手段法制史学者张晋藩认为“御史”原本源于史官原本是从事记言记事、掌管法令图籍的秘书工作。从春秋时代开始御史的监督职能逐渐强化到战国时代已经成为各国普遍设置的监察官员。秦灭六国后更是建立起从中央的御史大夫到地方监郡御史全套监察系统。汉武帝时代为了监督各郡太守、诸侯国相等“二千石长吏”将京畿之外的各郡、国分为十三个州部设秩六百石的刺史来“周行郡国省察治状”并“刺举不法”。这种以低级官员巡视监督高级官员的做法两千多年来形式虽然多有变化但内核精神薪火相传成为中国监察制度的一大特色。御史监察制度在明清两代达到成熟明朝永乐元年(年)皇帝下令“遣御史分巡天下”监察御史在都察院任职时为内差外出巡视则称外差。以所巡事项命名的分为清军御史、提学御史、巡盐御史、巡关御史等类似今日的“专项巡视”。专门巡视地方官员者则称之为“巡按某处监察御史”约略等同今日的“常规巡视”。明代全国巡按御史的分派是:“北直隶二人南直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清朝制度沿袭明朝没有太大变化。周星驰在《九品芝麻官》里被封为八府巡按貌似威风八面实际上就是一省的巡按御史像广东这样有十个府的省御史还是“十府巡按”哩。但甭管巡多少个府御史官秩很低仅为七品跟知县同级可说将汉代刺史制度“以卑察尊”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御史固然能查办贪官但查谁、不查谁还得皇帝说了算。包公是市井百姓“青天大老爷”情结的现实折射在传说中他能智斩作歹国戚、刀铡负心郎君却从没反过贪。另一位以清廉著称的名人海瑞倒是做过右佥都御史这样的监察官员可惜反贪事迹依然乏善可陈。历史上是否真有敢于打老虎、办大案的监察御史,答案是肯定的清代的钱沣便是一位。钱沣的一生与乾隆一朝相始终。他生于乾隆五年(年)入仕于乾隆三十六年(年)死于乾隆六十年(年)亲眼目睹了这个时代的繁华极盛和隐藏在背后的腐败丛生。作为监察御史的钱沣出道第一案就弹劾了一位封疆大吏陕甘总督毕沅。这个案子的源头还要追溯到乾隆三十九年(年)钱沣刚刚从翰林院散馆(翰林院考试)的时候。那年三月时任陕甘总督勒尔谨上奏朝廷称甘肃前些年灾荒不断各地粮仓都缺少存粮近年粮食丰收民众家有余粮请求皇上准许该省实行“捐监”也就是买“监生”的学历。但勒尔谨提出这次甘肃捐监不用钱而是用粮食来换以充实粮仓备不时之需。乾隆觉得这个建议好很快准了。谁想开“捐监”不久甘肃又连年报告闹旱灾开仓放粮了。这样折腾了七年甘肃闹出民变了朝廷连忙派大臣和珅、阿桂赴甘肃镇压。结果两人汇报当地雨水连绵不断军队行动至为困难才让皇帝起了疑。派人一查发现勒尔谨等人一边实收捐纳粮一边虚放赈灾粮把粮款全都吞到自己的口袋里。皇帝大怒之下涉案官员自勒尔谨以下被处死刑者达人史称“甘肃捐监冒赈案”。就在案件将结之时新任监察御史钱沣挺身而出上疏弹劾现任陕甘总督毕沅指责他在任陕西巡抚时曾多次代理勒尔谨的总督之职且陕甘两省接壤对此事安能不知而七八年来竟然隐瞒不报实属欺君要求“比照议处”。毕沅虽百般辩解仍被处以降为三品顶戴和停俸的处罚。钱沣虽然一战成名其实只是捡了个尾巴。乾隆四十七年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一案才是他真正经手的大案。此案源于当年二月钱沣上疏弹劾国泰、于易简二人“贪纵营私遇有题升调补勒索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为开始。在乾隆皇帝准许立案之后钱沣会同和珅、刘墉等大臣前往山东查办。查案过程按部就班:讯问各级官员盘查核对钱沣掌握到证据的历城、益都、东平、章丘等州县的钱粮帐目确定全省亏缺达万两。而在民间传说中国泰乃是和珅的同伙钱沣查案中不仅要与涉案的山东官员斗智还要与一同查案的和珅斗勇甚至要微服出行亲手截住为和珅与国泰送信的仆人以掌握证据最后才堵住了和珅的嘴使国泰、于易简得以绳之于法双双送命。只是钱沣虽能连连查处封疆大吏却对朝廷的大老虎和珅无可奈何。毕竟上疏弹劾官员是御史的权利但是否查处、谁去查办又如何惩罚当事官员全都取决于皇帝本人。钱沣不仅对圣眷正隆的和珅无可奈何对曾被他弹劾过的毕沅很快被皇帝恢复了品级、俸禄也不敢多说一句。民间传说和珅因惧怕钱沣查到自己的头上借后者升为军机章京的机会屡以繁重公务相委派终于将其活活累死。而钱沣死后家人才发现他枕头底下藏有弹劾和珅的奏章草稿。这与其说是百姓对惩治贪官的期待不如说是对皇权之下御史对查处受宠贪官有心无力的同情。官员拉帮结派御史往往沦为党争工具。御史以“天子之耳目朝廷之腹心”自居原本该做的是“彰善瘅邪、整纲饬纪”的事要“私惠勿酬、私仇勿报”要“言出如山、心情似水”。但是在清末当传统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候御史也变了质。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作乱一批军功官僚因而崛起结成湘、淮等派系互相提携的集团。进士出身的御史言官阶层对没有正经功名却盘踞总督、巡抚高位的军功官僚自然心怀怨念。在这种环境下名为“清流”的御史言官群体逐渐形成壮大。这个团体以“李鸿藻为青牛头(青牛为清流谐音)张之洞、张佩纶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其余还有“四谏”、“十朋”等种种分类从同治到光绪年间薪火相传日益壮大。他们弹劾的范围上至军机大臣下至知府知县尤其认为“湘淮军帅、皆守重镇、政荒吏嬉民滋不安”特别予以“关照”。其中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淮系领袖李鸿章。光绪五年(年)清朝全权大臣崇厚与俄国擅自签订《里瓦基亚条约》丧权辱国李鸿章认为俄国实力远胜清国一旦废约势必变本加厉从而主张对该条约隐忍接受、徐图补救。此议一出就遭到清流的阻击。后任右副都御史的黄体芳弹劾李鸿章“将帅之臣恝国事如此怯强敌如此亦与白面书生何异”还不忘补上一句“李鸿章以汉臣拜首揆为五十年来所仅见”提醒满清皇族多加提防实乃诛心之语。六年之后中法战争以议和告终黄体芳继续攻击李鸿章“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乃至于“自办洋务以来造机器广招商置兵轮购枪炮由李鸿章奏办者几十年糜国帑以亿万计百弊丛生毫无成效”。光绪二十年(年)甲午战争爆发力主避战的李鸿章更成为清流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战事不利翰林院名翰林联名折参李鸿章说他“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要求予以罢免提出“故李鸿章一人之去留实于宗社安危民生休戚大有关系”后来的状元企业家张謇更是说“二十年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当战局无法支持清廷派人议和之时监察御史安维竣上奏折称“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北洋以自重……日夜望倭寇之来”直指李鸿章有叛国的野心甚至说他“若能反则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犹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知有皇太后”甚至说“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御史言官在履行职责甚至不只是派系斗争而是界限分明的站队表态了。甲午战争战局危急时清流领袖翁同龢跑去见李鸿章问以兵舰等事李鸿章怒目而视说翁师傅您总理财政平时我请求拨款买军舰总被您驳回这时候问军舰有什么用,翁同龢回答自己是尽本分而已事情这么急为什么不多请几次款,李鸿章答道:“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可见当御史但言无论的特权变成派系斗争的工具他们的目标已经不是惩腐治贪、整纲饬纪而是要治政敌于死地。天威难测伴君如伴虎皇权专断之下即使得宠权臣如李鸿章也对御史言官的交相弹奏心有余悸更不用提普通大臣了。监督他人的御史自己贪腐又能如何,御史作为皇帝反贪的防线在某些时候的确能起到作用但假如连御史都利用手中权力行贪腐之事谁又能钳制他们,明代对于御史出巡曾有明确的律法限制《出巡事宜》规定不得泄露机密、不得私自出界、不得擅自离职、不得买货物和铺张浪费、不得携带家属和枉道回家、不得因私受谒等等其中伙食标准是日廪五升一菜一鱼。交通工具先是骑驴宣宗朝开始方可骑马。御史与地方官员如何相见、如何对拜作揖等都有细文这些规定多为清朝所继承。尤其是《大明律》和《大清律》都规定风宪官贪赃比其余官加二等治罪并且受赃的类型十分广泛包括受财、索财、借贷人财物、买卖多取价利、受赠送等。但是你有你的严明律法我有我的鲸吞之术。天启年间著名的阉党崔呈秀巡按淮扬对大强盗“每名得贿三千金辄放”对地方大恶“得贿千金辄放”。“不肖有司应劾者反以贿得荐不应荐者多以贿荐。”他倒是明码实价但当地士民民怨鼎沸:“淮扬士民无不谓自来巡按御史未尝有呈秀之贪污者。”按明代规定巡抚与按察御史查获赃贿都贮放州县作为公费。但万历时都御史李采菲就打起了赃银的主意“预灭其籍”销毁起赃记录然后中饱私囊沈汝梁巡视下江“赃贿数万”祝大舟巡按江西“临行票取多赃”巡察云南御史苏酇也“贪肆赃盈巨万”。在这些被揭发的大案中犯案御史分别遣戍卫所或免为庶民处分远较嘉靖朝为重却已难挽御史贪污的狂澜。及至崇祯朝御史贪赃纳贿已登峰造极。御史史范最为彪悍巡按淮扬把库中赃罚银十余万两都装入私囊而后又兼摄巡盐课他利用这份肥差又把前任贮库的二十余万两赃银收入囊中。他还为吏部尚书田唯嘉受贿八千金从中居间自己向富人于承祖勒索万金。事发之后首辅薛国观极力庇护但证据确凿无合法来源财产太多实在说不清楚最后下狱“瘐死”(因伤病死于狱中)。史范的“瘐死”是不是看上去非常眼熟,到了清朝监察官员的贪腐更加严重。如乾隆十三年山东省遭受自然灾害出使查办赈务的御史及其家人、吏役等却不顾“民食艰难”借机勒索加重了灾民的负担。嘉庆年间御史广兴两次出使山东审案“擅作威福赃使累累声名狼藉”而与其一同前往的长官左都御史周延栋竟然听之任之其本人也是每日所费白银十余两。于是有民谣说:“周全天下事广聚世间财。”对于御史自身贪腐在帝制时代除了继续用锦衣卫、东厂之类的人层叠监视更无它妙法。同样的属于皇帝家奴的厂卫拥有权力后还是会向下伸手这便是死循环。中国古代反腐三大特例揭秘反腐非常之举反腐是古今中外都备受关注的话题。在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强调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贪小贪均不放过。古籍上记载的三大特例堪称古代反腐的“非常”之举反腐从官员选拔开始五代十国时期南汉皇帝刘鋹选官“阉然后用”。贪赃枉法受贿藏污的腐败行为是一种官场寄生现象。可以说从官场诞生那天起就出现了。西周穆王时编修的刑法《吕刑》中便指出要防止五种执法受贿行为即所谓“五过之疵”可见上古三代时官场腐败已成社会问题。针对官员腐败问题历代都曾采取不少措施和手段从用人角度来看首先是选出贤能的好官建立了一套官场“准入”制度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注重搞好干部队伍建设”古人称之为“吏治”。什么样才是算好官,古人的标准之一是有“德”且以德为本。“清”即廉洁是官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廉洁的官员被古代史家称为“循吏”。为了选到循吏这样高素质的官员在先秦时即出现了一种“察举”制度面向社会公开推荐官员。这种察举手段民间叫“举贤”到两汉时举贤已成为官员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察举”也有严格的法规先秦时的秦国规定如果所推荐的官员“不善”推荐人也要治罪在汉代则叫“连坐”。此后曹魏时期出现的“九品中正制”、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制”都是古代高层为了选拔到“好官”而采取的手段特别是科举制度最为成熟一直沿用至晚清。在这些常规选拔制度之外不少朝代还结合朝情推出一些“本朝特色”官员选拔手段。如在公元十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便出现了一种另类绝招“阉割”。此手段真可谓天下奇闻。实施这种另类选官制度是南汉地域在岭南今广东、广西一带。《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记载当时的南汉皇帝叫刘鋹(后主)相当荒淫政事全权委托当时的龚澄枢、陈延寿一班人处理。龚澄枢等人便根据刘鋹的意思规定拟用官员均须阉割此即史书中“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记载。如此选拔官员的理论依据何在,刘鋹有这样一番解释:“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没了生殖器的官员就不为子孙着想不贪忠心,显然是否定的。历史上宦官腐败一直是官场重灾区从秦二世时的宦官赵高到明武宗时的掌印太监刘瑾都以敛财弄权祸害朝政出名。据明王鏊《震泽长语杂论》所记刘瑾出事后从其家里抄出:“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其他大量财宝还未计算在内。所以史书上称刘鋹“尤愚”。但让官员“净身”后上岗也不能说对反腐没一点用处起码在防止官员生活腐化、乱搞两性关系方面还是有作用的。反腐鼓励民间参与汉武帝刘彻设立“刺史”提倡“打小报告”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是不论古代选拔官员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官场腐败仍层出不穷。于是古人在注重选拔高素质官员的同时也想到预防腐败这一招各朝都成立相当于今反贪局或监察部这样的中央监察机构。秦朝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建立完备监察机构的朝代此机构名叫“御史台”一把手叫“御史大夫”。御史大史是副丞相级别其下还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监郡御史地方郡县也都配备了相应的监察官员。汉代时御史大夫被提升到丞相同一行政级别。刘恒(汉文帝)当皇帝时鉴于当时御史监察不力的情况临时调派身边可信人员到下面核查此行为称为“刺”。刘恒孙子刘彻(汉武帝)当皇帝后觉得这做法好于元封五年(公元前年)正式设立“刺史”成为中国古代反贪史一种新型的“反腐办”。在常规监察机构反腐外古代还有非常手段。其中最有效的一招是动员民间参与反腐在“举贤”的同时鼓励民间积极“举报”。其具体操作办法是鼓励越级上访。刘彻在位时曾专门下诏保障吏民的言论自由即建立所谓“言事变”制度鼓励基层官员、民间人士越级上书、诣阙言事。这种在非正规渠道外反映情况的行为叫“言事变”其实就是俗话所说的“打小报告”。南北朝时的北魏也提倡“打小报告”。《北史魏本纪第一》记载拓跋嗣(魏明元帝)当皇帝时于神瑞元年(公元年)专门下诏鼓励民众举告贪官:“守宰不如法听百姓诣阙告之”。“打小报告”这种上书行为又叫“上奏折”。到了北宋如此“上奏言事”备受重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都曾给皇帝写过很多这样反腐奏折。《包孝肃公奏议》一书几乎全是揭露、举报官员腐败的全书篇有篇直接举报贪官污吏当时的贪官最怕被包拯奏上一本。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明太祖)更把“打小报告”推到了极致。朱元璋除了允许越级告状、鼓励实名举报外还支持民间进京上访。据朱元璋组织编撰的《大诰民陈有司贤否第三十六》不论大小官员只要发现“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老百姓可以联名写举报信到京城上访。老百姓甚至可以将贪官直接“绑缚赴京治罪”。《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中记载押贪官进京途中即使身上没有证明信官员也不得阻拦关卡要“即时放行毋得阻挡”。如果有人敢阻挡进京“其家族诛”。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官员一旦被查出是贪官是别想挪个地方做官的连其儿、孙都将被“株连”失去当官机会。反腐重在立法严惩明太祖朱元璋惩贪“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举贤”与“举报”虽然可以减少官员腐败现象但腐败仍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于是“制度反腐”成为一种探索。所谓“制度反腐”古人叫“治贪用重典”。中国反腐立法时间相当早在《吕刑》中便有“其罪惟均”的说法即官员贪赃枉法与犯人同罪。秦国有《置吏律》、《军爵律》、《内史律》等专门针对官员的立法严惩“不廉洁”的“恶吏”。特别是经济问题的犯罪决不手软:“通一钱黥城旦罪”意思是行贿一个钱都要被判处在脸上刺字再罚去修城的“黥城旦”之刑。汉代的量刑标准是:“赃二百五十钱以上”即免职主政官员“盗直十金”即判死刑“弃市”。钱在当时还买不到一件像样的衬衫可见处罚之重。隋唐时反腐的相关立法更为缜密、规范。《唐律疏议职制》“受人财而为请求者”条规定:一般官吏受贿“坐赃论加二等”“即一尺以上笞四十一匹加一等罪止流二千五百里”如果是握有实权大权的“监临势要”则加重处罚“一尺以上杖一百一匹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宋元两朝反腐也有特色。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宋太祖)于建隆三年(公元年)下诏官吏盗公物据为己有的与其他盗窃一样“赃满五贯文者处死”。五贯钱什么概念,当时的县令月俸料钱在至贯(千钱)侵吞不到半月的工资就要处死如此反腐令人生畏。即使在后来酷刑著称的《大明律》中官员枉法“赃至百二十贯者”仅“免绞充军”。但在事实上明朝惩治腐败比宋朝厉害多了因为明朝常设“法外之法”。据清赵冀《二十二史札记》“重惩贪吏”条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公元年)下诏“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一般贪官罚到京师“筑城”贪污银子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两银子在当时算是笔小财。据《明太祖实录》所记当时两银子可以买到石米也就是说两银子可以买石米这等于当时最低一个级别、从九品官的年薪(俸禄)。为了便于操作朱元璋下令在地方官府广场左边设立一座土地庙将腐败官员剥皮的刑场就放在这里民间因此称此庙为“皮场庙”。皮剥下来后用草填空制成“贪官标本”并悬挂起来“使之触目惊心”以此警示官员要廉洁自律。实际上朱元璋的反腐手段可谓无不用其极凌迟、枭首、弃市、族诛……当时仅“空印案”、“郭桓案”两案朱元璋就杀了万多贪官后来发现其中有不少是冤枉的。朱元璋如此反腐大概只有战国时的齐威王能与之相比。齐威王是狠君曾将腐败官员“一锅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了此事:齐威王“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比并烹之”。中国古代反腐:怎样把权力装进笼子里反腐关乎兴衰成败梳理了部分中国古代监督和反腐倡廉的做法。监察:异体监督大致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我国已形成立体监察机制。监察与行政分离设,,个部监察郡郡设督监察县县设廷掾监察乡。这时一个特殊的职业出现了刺史。他是专门巡视的监察官不受郡太守领导与行政官分署办公实行“六条问事”直接任命直接奏事。到了魏晋南北朝国家监察机构御史台出现第一部监察法规“六条察吏”实行。监察既纠违法又举荐人才既察政绩又察道德。隋唐时期御史台与刑部、大理寺联合组成三司共同审理案件弹劾出现。宋元明清时期监察御史制度大体延续。评价:听民情观得失自西周起就有重臣寻访各地“采诗”将道听途说记下来以考察政治得失。到了汉代地方声誉成为选拔官吏参考称为“乡举里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高官担任籍所在地的各级中正官考察所在地士人道德行为写评语定等级。名声不好的人只能离乡求职迫使其约束日常行为。风俗使在多个朝代出现职责是明察暗访、听取民情、观吏治得失。只有高薪未必养廉古代对官员的褒奖分为升迁、超迁、增秩、赐爵、赏金、画像、立祠、下诏书表扬、死后谥号评定、追赠荣誉官职、上朝特殊待遇等。官员的“工资”长期看来并不高东汉开国后提高过俸禄孝文帝太和八年(年)实行了班禄制度给各级官吏发放固定俸禄。清代延续明代官吏低俸禄雍正二年(年)推行“养廉银”远高于俸禄但贪贿之风仍盛行后财政亏空遭克扣。出差吃行严约束频繁受请要论罪历代对选举不实、欺上瞒下、泄露机密、失职渎职、结党营私都有严厉处罚。如秦汉将贪污受贿列入《盗律》贪污十金以上即处以死刑。《唐律》开始官吏犯罪有公罪和私罪之分私罪处理更重。在我国古代虽有赦免制度但对贪吏不仅不赦免而且连累其后人。对待“出差”等日常管理古人也有些规定。如汉律有《传食律》对官员出行消费明细都有记录。唐代《职制律》根据等级使用车马船不按规定线路而绕道甚至将驴换为马皆违法。元代官吏频繁接受宴请馈赠均要论罪。中国古代反腐三大手段中国古代牵制权力的制度要说简单一句话就能概括就是台谏制度。所谓“台”就是御史台“谏”就是谏官御史是监察百官的谏官是对皇帝进言的也可以说是对皇帝进行监督的。中国历史反腐败的经验,主要是说历史上怎么样进行权力牵制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权力对反腐败是很关键的老前辈吴晗先生在反对国民党的时候有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贪污史。有了贪污就必然有反贪污如果光有贪污没有反贪污中国也不可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西方的经验不能照搬所以就只有吸取中国古代反贪史的经验而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权力牵制。腐败成了臭豆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如今我们的外汇储备超过了万亿美元成绩举世瞩目。与此同时腐败问题依旧严重看报纸上说我们的反腐败取得了多少多少的成果但是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是腐败成了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且很多人都在吃。胡锦涛总书记说过如果我们不认真反腐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就会亡党亡国。什么是可以预见的未来,肯定不是年、年我的理解是年、年。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很悠久这个在世界上不是最长的但是也相当长。我们说有的王朝比如唐朝有将近三百年的天下明朝也一样清朝也一样我们执政难道还比不上他们,我们应当怎么样防止腐败,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好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能搬过来吗,自然不能。西方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我们国家能这样吗,所以非常现实的问题是我们要防止腐败、要限制腐败的产生需要从中国历史上吸取好的经验这应该是一个有效的做法。西方的经验不能照搬所以就只有吸取中国古代反贪史的经验而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权力牵制。六科给事中相当于现在的科长却可以监督尚书也就是现在部长一级的官员为的就是加强对权力的制约。明朝时期科长就能监督部长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经从重从快反贪污腐败可以说用了非法制的手段。这一方面有当时形势的需要元朝末年太腐败了有了这个教训朱元璋就用严刑苛法来惩治贪污腐败杀了不少贪官贪污腐败之风一时有所收敛。但这完全是离开法制轨道的是“法外之法”是不可取的太残暴了。现在有的史学家为朱元璋辩护那是毫无道理的。酷刑太可怕了。“剥皮楦草”把人皮剥下来把草填充进去然后挂在衙门口朱元璋确实干过这样的事。此外朱元璋还使用过“炮烙”、“钩肠”、“刖足”、“凌迟”等酷刑。“钩肠”就是把肠子钩出来“刖足”就是把脚筋挑断“凌迟”要割多刀如果规定的刀数还没有割够受刑人就死了的话刽子手就要反坐。这些做法简直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朱元璋还向全国颁布《大诰》实际就是他的语录要求官员照着去做。可笑的是他甚至组织全国各地的读书人和官员到南京来举行背《大诰》比赛看谁背得好。用《大诰》来代替法律就可以看出皇帝为所欲为。朱元璋的这些做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给人留下了非常严重的“精神恐惧症”。晚年朱元璋有所醒悟酷刑都废除了。他死后不久《大诰》也没人背了慢慢地也就没有用了正所谓人亡政息但明朝的腐败现象依旧没有得到有效整治。这段历史从反面告诉我们:反贪一定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进行离开法制轨道的反贪或许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但长远看终究会给历史留下一声长叹。其实中国古代很重视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很早就有监察系统、御史制度、弹劾制度。而且有些制度是很特殊的。明朝有三法司设六科六科给事中相当于现在的科长却可以监督尚书也就是现在部长一级的官员。为什么要给给事中这么大的权力,就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现在看来对历史上中国的监察制度研究虽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但仍然不够这里面一些好的经验应该加以总结。明堂、登闻鼓、华表都是古代监察用品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开始的原始人共同生产没有什么剩余产品。史料记载当年山顶洞人为了追赶一头猎物一直追到哪里,追到今天的北冰洋~这不是我胡说的我们今天到北京周口店遗址博物馆还可以看到记载这件事情的史料。这一方面说明原始人体力好另一方面说明当时物质缺乏。在物质缺乏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有私有的观念。但是到原始社会后期形成很多部落部落酋长开始有支配权他有可能利用这个权力把一部分东西据为己有。如何制止据为己有,相应的措施随之产生。比如明堂、登闻鼓和华表等。清代乾嘉学者写了很多的文章来考证明堂到底是什么。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认为明堂也就是原始部落酋长开会的一个会议厅在明堂里面可以议事哪一个酋长如果做了损公利己的事就可以对他提出批评到后来就在这个明堂里放一个鼓叫登闻鼓。古代还是原始的民主对哪一个酋长有意见认为哪一件事情处理得不公都可以到明堂里面去击鼓请大家来进行评议。登闻鼓发展到后来成了县衙门口的一个大鼓一直到明清这个登闻鼓还放在县衙的门口。在演变过程中随着腐败这鼓也失去它原有的作用了有的人击这个鼓却不让他进去为什么,大家知道一句话“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除了登闻鼓以外更值得我们回味的是华表。去过天安门的应该都有印象在天安门前有两个华表但好多人都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有年轻人曾经问我这是不是国家的象征,华表其实不是国家的象征。在世纪年代初我的一个好朋友牧惠中文系的同学可能知道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华表的沧桑》讲天安门前的华表的来龙去脉这篇文章后来还收入了初中语文课本。华表来历很早古代称为诽木、谤木。在众人议事的地方竖一块木头木头上面要放一块横的板这个样子有一点像中午的“午”所以又称为午木。那横板上有时候要装饰一点图案看上去像一朵花古代“花”跟“华”两个字是相通的所以演变到后来就变成了华表。在华表的横板上面是可以写字的:对某人有意见国家应该如何治理,实际上它最早是起监察作用的。但是到秦汉以后华表从议事的地方被搬到宫廷里去了这样它的作用就消失了慢慢变成了装饰物。到宋以后华表从宫廷里面又被搬到宫廷外面去一直沿袭到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安门前面的两个华表当初的意义完全丧失变成一种装饰品而且演变成一种权力的符号。御史官大部分都是没有超过七品的。正因为他们的官职小、俸禄少所以他们敢说就是丢了官损失也不大。台谏制度是中国牵制权力的有效手段中国古代牵制权力的制度要说简单一句话就能概括就是台谏制度。所谓“台”就是御史台“谏”就是谏官御史是监察百官的谏官是对皇帝进言的也可以说是对皇帝进行监督的。御史大夫从什么时候开始设立的,就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有正式的御史大夫纠察弹劾百官下面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等等这是中央。在地方上呢,县令既是地方行政的一把手但同时也行使监察权。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从秦朝来看监察权和行政权还是纠缠在一起的没有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御史制度得到加强。御史在汉代最高可以做到副丞相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有时候可以代皇帝起草诏书、命令等等所以地位相当特殊。汉代一度御史权力甚至超过丞相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从汉代监察制度比较好的经验来看主要一点是建立刺史制度。刺史跟一般的御史不一样他不干别的事就做单纯的监察官他的官俸比较少只有六百石但是他可以对二千石的郡守进行弹劾。中国历史上以小制大以内制外都是皇权制度下进行监察操作的很重要的原则。有人写文章曾经系统地研究过就是从秦汉到明清御史官大部分都是没有超过七品的。正因为他们的官职小、俸禄少所以他们敢说就是丢了官损失也不大。有很多御史就是不怕死甚至超过自己的权限不是监督郡官而是监督六部有少数御史越权对皇帝进行进谏这个情况也是从汉代开始的。武则天在许多人印象里是一个太狠毒的女人。但她有纳谏的气量我看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能超过她。包拯进谏唾沫喷了宋仁宗一脸谏官也称为言官职责是“讽议左右以匡君失”主要是对皇帝进行讽议。我认为在世界文明史上谏官制度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关于谏官历史上很早就有零星的记载但一直到秦始皇后才形成制度开始有谏大夫汉朝以后完备谏官制度东汉称为谏议大夫。明朝张居正编过《帝鉴图说》实际就起了一个谏官的作用以古讽今教育皇帝这本书现在还有。唐代的谏官制度最为完备出现好几位能够向皇帝进谏而且起到一定作用的著名谏官。大家都知道有一本书叫《贞观政要》就是唐太宗在贞观年间跟魏征和其他人的对话实际上也是进谏的一种记录。唐太宗用非常残忍的手段通过“玄武门之变”上台李世民后来为什么那样纳谏表现特别谦虚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上台时候不光彩有一种自卑心理在起作用。李世民确实把好多意见都听进去了而且表现得诚惶诚恐。他喜欢玩一种鸟有一次正在斗鸟玩鸟结果魏征来了他很害怕怕魏征滔滔不绝地给他进谏就把鸟放在袖笼里结果魏征跟他说东说西一两个小时过去了那只鸟就闷死在袖笼里。魏征走了以后李世民就很不高兴但他不发作这样的事情很多。现在我们看《贞观政要》以及《唐书》里面其他的记载好多好的建议李世民确实是吸取了比如说减轻农民的负担减少征伐不要随便就开战所以唐朝经济才能发展。到后来魏征死了没有人对他进谏唐太宗又有些膨胀了去打高丽结果损失很大造成国家严重的财政危机所以他退兵回来以后很感叹说魏征要是在世我怎会做这样的事~可见魏征这些人对他的进谏确实起了作用。武则天在许多人印象里是一个太狠毒的女人自己儿子、女儿都可以杀的。但是你不能小看她她有纳谏的器量我看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能超过武则天别说政治上的一些进谏有一些御史、大臣对她进谏的内容甚至都涉及她的隐私让她很丢面子武则天并没有动怒。大家都知道武则天有几个面首:薛怀义、张宗昌、张易之等。在唐朝大臣、御史们不能容忍这个事不断向她进谏。当时有一个宰相进宫门的时候碰到薛怀义上去就给他两耳光。你想打了武则天的情夫那还了得,薛怀义马上去报告给她武则天不但没有说这个宰相而且还说你以后别走东门你走北门就碰不上这个宰相不就没有这种事了吗,这要多大的雅量~还有人给她上书说你已经有好几个面首了怎么现在又想找别人呢,大臣朱敬则就上书说你已经有了几个情人怎么还这样搞,武则天不但没有怪罪他还说“非卿不闻此言”意思就是说不是你的话别人谁也不会说这个话还赐给他绸缎百匹作奖励。人是非常复杂的武则天有她很不好的方面但是她掌权年绝非等闲之辈她的政治雅量我看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宋代著名清官包拯先后做过御史、枢密副使等官常常起谏官的作用。宋仁宗有一项任命他不满意反反复复进谏说的时候和皇帝距离很近喷了宋仁宗一脸的唾沫星。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宋仁宗没有发脾气接纳了他的意见收回成命这很不容易。雒于仁的进谏在明朝的历史上甚至在古代监察史上也是很特别的。他给万历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奏疏内容现在保存了下来《明史》内有别的文献也有给万历皇帝扣了一个帽子说他这个人是好酒、色、财、气。这时是封建社会后期了皇帝君权至高无上被神化了所以明朝有的大臣上奏疏看到皇帝就非常害怕。而雒于仁居然敢说万历皇帝好酒、色、财、气历数他的罪状。万历皇帝这个人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皇帝但是雒于仁居然给他上这么道奏疏。万历要杀他好几个大臣到深宫里去给皇帝上奏疏说情。万历皇帝耍赖就是不看说我眼神不好。然后就发脾气说我肝不好最近调养刚好一点雒于仁居然上这个奏疏~这几个大臣就说雒于仁这个人如何忠心耿耿万历皇帝终于没有杀他而是把他赶回老家了。唐朝的封驳最有成效封驳不仅可以封诏书甚至可以涂改诏书在诏书上批示。“封驳”制度给事中敢让皇帝收回任命书更值得一提的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三省制。三省制是将国家政务机构分成三个部门一个是中书省一个是门下省一个是尚书省。它们有分工“中书主受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施行。”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封驳”制度这在世界监察史上都是很特别的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制度。皇帝下一个诏书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把它封驳也就是把皇帝下的命令挡回去。所以门下省看起来作用很大。历史上封驳到底起多大作用呢,确实有个别皇帝比较开明能够接受既然大臣说我的命令不合适那我就不施行了。唐朝的封驳最有成效在李世民、武则天执政时尤为成功。封驳不仅可以封诏书甚至可以涂改诏书在诏书上批示。这是唐朝社会开放、宽容、包容的时代特点的产物。唐宣宗时有个大将军叫李燧唐宣宗认为这个人很好德才兼备要任命他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岭南节度使。当时皇帝的诏书已经发下去了给事中萧放(给事中是官名一直至明清都有。职位是很低的到明清变成六科给事中也就是现在的处级干部最低的还有没达到七品的现在讲就是正科级的干部)说这个诏书不能下达。李燧有很多问题任命他到岭南去担当重任绝对是不合适的他在诏书上写了两个字“不妥”然后就去找皇帝并列举种种理由。皇帝这时正在听音乐宫女乐队正在演奏他正在欣赏。萧放的话他听进去了觉得这个任命确实不合适但是叫别人都来不及便赶紧当场叫一个伶人骑快马去把诏书追回来。宣宗初年李藩担任给事中发现诏书有不妥处即于诏书末端批上意见退还。类似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还能找到一些这就是封驳。这些都不是野史而是正史记载的。我在新华社的一次会议上说这些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确实如此现在如果高层领导发布了一个任命书一个处级干部认为不妥给退了回去可能吗,举这几个例子是用来说明古代的御史、谏官和封驳制度。虽然这些制度的实施最终取决于皇帝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和权力牵制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权力的牵制一个王朝可能很快就腐败了都成了短命王朝像走马灯似的那就天下老是乱来乱去社会怎么能安定呢,也就不可能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对历史的发展起过正面的积极的作用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而且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世界历史发展中也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历史纪录非常悠久譬如印度的历史比我们还早但他们的历史文献记载是断断续续的不像我们是连续的。所以我国古代监察史的遗产在世界监察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可以说御史、谏官和封驳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反腐败很有效的经验我们应该重视很好地研究它目前有些我们只是零星研究没有系统总结我认为应该系统总结加以利用。不管怎样我想像御史、谏官和封驳制度是被几千年封建社会证明是好的做法我们难道不应该加以借鉴吗,最难监督的是一把手皇帝古代的监察制度很大程度上是监察一把手皇帝的皇权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别人实际是不能过问的无论是御史也好谏官也好不可能对这些根本的东西进行监察这是最难的。现在对一把手的监督依旧是难点。但权力如果不受限制任由它发展权力制衡如果被打破肯定会出大乱子。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竟然编胡建学语录。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我们的监督机制都哪里去了,胡建学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你不知道做官做到我这个地步就没人监督了。因此在我给中纪委做的课题中就当下反腐败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派出若干名处长级人选进驻各省监督省委书记一级大员直接向党中央负责。这样的举措是否能够实现呢,不管怎样我想像御史、谏官和封驳制度是被几千年封建社会证明是好的做法我们难道不应该加以借鉴吗,中国古代反腐经验的启示腐败的发生不分地域,也不分时代,它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中,也是每一个政权都面临的问题古代的中国,在舆论上力倡重义轻利,目的无非是为了遏止人们自身的贪婪之性既然腐败与权力密不可分,“明主治吏不治民”便成为历代帝王奉行的治国原则古人释“贪”为“欲物也”“爱财”“探也探入他分”。即贪就是对物的占有欲望喜欢钱财以致忘乎所以探入别人囊中获取非分财物。当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探入他分”的时候公众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腐败便由此产生。因为腐败与人们的贪欲密切相关与权力相依相伴所以腐败的发生不分地域也不分时代它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中也是每一个政权都面临的问题。腐败是政权的腐蚀剂对政权的危害自不待言更为严重的是腐败损害社会的公正动摇人们的信念泯灭人们的良知使公众的道德产生危机。在社会生活中因为腐败的危害显而易见所以反腐败便常常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腐败与反腐败几乎充斥着每一个王朝的政治、社会生活。笔者发现中国古代社会对腐败的遏止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一是通过道德的教育遏止人们尤其是官吏的贪欲。这是一种营造环境、综合治理的方法。这种教育都是从家庭开始以清廉为荣、以贪墨为耻是中国古代家训的重要内容。广为流传了近千年的宋代清官包拯的家训唯一的内容就是决不允许为官的子孙贪赃枉法若有贪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将有贪赃行为的子孙永远开除家籍连死后都不得葬于祖坟这在家族关系发达的中国古代社会可谓是最严厉的家法了。此外社会教育的效果也不可小视。古代的中国在舆论上力倡重义轻利目的无非是为了遏止人们自身的贪婪之性。孔子所言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对“重义轻利”的最好注解。爱财固然发自人的本性但是财物的取得却必须合乎道义遵守规范。“探入他分”获取不义之财的人将会为舆论所不齿利用权力贪赃枉法的官吏更会遭到舆论的鞭挞成为后世为官者的惩戒。坚持不懈的道德教化有利于养成扬清激浊的社会风气也有利于官吏的见贤思齐自尊自律。中国古代遏止腐败的另一种方法是建立监督官吏的机构和制定严惩贪赃的法律。既然腐败与权力密不可分“明主治吏不治民”便成为历代帝王奉行的治国原则。掌“纠举百官肃正纲纪”的监察之职在中国古代格外重要。监察机构的首长御史大夫或都御史位副相之位对朝廷百官的不法或不当行为都可以进行弹劾同时御史台根据制度不断派出官员巡视地方以察举地方官员的非法之举。惩贪法律的制定在中国更是源远流长作于西周时期的刑书《吕刑》便告诫诸侯和官吏在审理案件时一定要公正廉明不要徇私舞弊不要贪财受贿不要敲诈勒索。若有此不端的行为将会受到五刑的严厉惩罚。闻名于世的《唐律》虽然只有五百零二条但是其中涉及到严惩官吏腐败的条款甚多。为防止权财交易《唐律》规定为人(或为自己)求情而破坏制度者处笞五十之刑如果主管官吏答应了请求与求情者同罪。如果收了别人的礼物而为人求情违法其罪将比“赃罪”更重最高刑可以判至流放两千五百里。如果收了礼物但并未枉法者则减等处罚。就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比较而言中国古人似乎更注重前者。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教化为重的“礼治”社会人们深信发自人们内心的道德的约束力远比制度的制约力强大、持久、深入。不能否认中国古人对道德的追求和信念对防止腐败有着明显的成效。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另一面即对道德的过分依赖使我们常常漠视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以致使一些制度成为“具文”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借鉴古代的经验既要充分发挥道德的教育作用又要重视制度的制约作用这样反腐倡廉才会卓有成效。

用户评价(0)

关闭

新课改视野下建构高中语文教学实验成果报告(32KB)

抱歉,积分不足下载失败,请稍后再试!

提示

试读已结束,如需要继续阅读或者下载,敬请购买!

文档小程序码

使用微信“扫一扫”扫码寻找文档

1

打开微信

2

扫描小程序码

3

发布寻找信息

4

等待寻找结果

我知道了
评分:

/30

我国古代御史监察制度解读肃贪反腐史 附案例解析

VIP

在线
客服

免费
邮箱

爱问共享资料服务号

扫描关注领取更多福利